回忆梅月涵校长

    罗香林


    一


    师长对学生的教育，除了课堂上的讲授外，还有两种作用很大的促进方法。一种是经常对学生耳提面命，使学生知道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道理，而特别感到师长对他的亲切，而不能不努力向上，这是一种“有言”的方法。另外一种就是经常以和悦的态度与学生接触，使学生感到亲近师长就好像坐在“光风霁月”照临的草地上，非常舒服，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说得出的东西，但也觉得非常满足，慢慢地就把品性提高了，这是一种“无言”的方法。


    梅月涵师在清华，由担任教务长，以至做校长，除了在教室讲课，在大礼堂主持有关集会做报告或演讲外，所施的课外教育，大概是将“有言”和“无言”的方法一齐相机活用的，所以他能使所有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感觉满足而不永远景慕的。


    二


    我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考进清华大学</a>新制第二级的，那时梅先生已接任教务长，大概因我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考得稍好，所以梅先生对我很注意。有一天，我因为有点小事，要去报告教务长，临走，梅先生忽然问我：“你是读什么系的？”我说：“我原想读经济系，现在改读历史系。”梅先生听了，即说：“你入学考试的国文考得很好，为什么不读中国文学系呢？”我将我父亲提倡实业救国，叫我不要像他那样专习诗古文辞，又因为怕读物理学不能选读理科，只好违背父命，改读历史等等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就说：“学历史也好，只是要好好读。”接着，他又问我：“第一级的同学罗兴林，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罗兴林好像是安徽人，而我则是广东人。”“对啦，你们的口音不同。”梅先生听我说后，即自己补说。起初，一年级的同学多数都说梅教务长很少说话，但我深深觉得，梅先生对学生有时也是喜爱说话的。


    到了第二年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即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我自校内的医院病愈出来，接到了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年同伴到上海肄业的同学陈汉标君自上海的来信，说他本年考得清华大学新生的备取，至今没有得到学校的通知，不知能否补上，要我向学校商量。我即刻往见梅教务长，说陈君是我在中学里争考首名的同学，已在厦门大学攻读一年，再投考本校的一年级，无奈仅考得备取，现今仍留在上海，没有入别的大学，专等本校的消息，最好给他补上。梅先生说：“因为南北还有战事，恐怕交通滞阻，所以在上海考得备取的，都没有给他们通知递补。”我说：“不能补，也要早给他们通知，叫他们不要等候，可以改入别的大学。现在既未发通知，别的人我不知道，而陈君则一定会因此失学，非常可惜，可否准他来校？”梅先生想了一会儿，就说：“好罢，你即打电报给他，要他在双十节以前到达学校。”我很高兴地即给电报与陈君。到了十一月中，陈君才来到清华，我即领他去见梅先生。梅先生听说是我发电报催他来的，便说：“我不是要他双十节以前到校吗？现在开课已久，怎还好补呢？”我说：“这都是受时局的影响，人既来到，总得给他想法才对。”梅先生想了一会儿，终于准许陈君入学，但第一学年限他选读最少的学分。这可知梅先生是非常爱护学生的。


    陈君读的是心理学系，在清华属理科。照学校的规定，心理学系，除了心理学本身的课程外，第一、二年必须兼修大学一年级水准的自然科学四种，即物理、化学、数学与生物学。陈君长于数学，各种心理学和实验也修得很好，但很奇怪，他入学考试的物理学试卷竟成绩不够，只能先读补习物理，第二年才选修大学物理。教授吴有训先生说他考得不好，要他在三年级再为重修。到了一九三〇年七月，他大考完毕，我也考完了毕业试，准备入研究院。一天，忽然接到陈君自青岛寄来的信，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我通信了，今年大考，物理又不及格，言外含有不吉的意念。


    我读了陈君的信，不觉吓了一跳，生怕出了乱子，即刻拍一电报给他，说已与学校当局讲好，可以及格，请他在青岛安心度假。发电报后，我即去寻找吴有训教授，他答应给陈君补考。但陈君对物理，当时已考得怕了，要再补考，恐怕还是不妙。所以，我即刻又去找心理学系的主任叶麟教授，我建议最好将心理学系须选修四种自然科学的规定，改为至少须有三种及格。叶先生很为同情，并且一再称说陈君是心理学系很好的学生，关于心理学本身的课程，无一不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品德也好。最后他说：“待孙国华教授回校后，当即召开系务会议，提请学校，修改规程。”我向叶先生致谢告辞后，回到宿舍，即写信给陈君，请他于暑假完毕即回学校。后来陈君果然以最优的成绩于心理学系毕业，先在该系担任助教，再后又由于梅先生由留美学生监督而回任清华校长，知道陈君的学行，乃和心理学系的主任商量，派他赴美国埃奥华大学专攻变态心理学，得到最高的学位，成为中国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家。这更可以知道梅先生对专门人才的培植，是无微不至的。


    三


    我自一九三二年十月离别清华园，而返任广</a>州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室的秘书兼广东通志</a>馆的纂修。以后，即以连年忙碌，从未返过北平，再去清华谒见师长，但与诸师长常有通信。直至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大战，平津各大学首先迁移。清华与北大和南开大学，复自长沙迁至云南昆明，而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梅先生以常务委员的名义在校主持。而我亦于一九三六年冬，自南京中央大学的讲师和上海暨南大学的教授，而改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兼在中山大学授课。到了第三年冬，广州危急，我将图书馆的重要书籍运往广西桂平，而自己则先送内人到了重庆，依岳父朱逖先先生家居住。至一九三九年春，中山大学已迁至云南澂江，改聘我为史学系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我于三月底自重庆乘云南汽车公司客货混合车，经贵阳赴滇。于四月六日抵达昆明，住小东门圆通旅店，即赴花椒巷六号谒见梅先生，报告我在广州的住所被敌机所炸，幸好我未受伤，以及今后我将在中山大学专心教书等情形。梅先生听了，似很高兴，即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将去澂江的时候，梅先生亲自到旅店来看我，而且带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说要顺便去典当，因为联大最近的薪水还没有发领，只好先自典当周转。这更使我感动到几乎流泪。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还要以典当周转，这一方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一方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从此，我每次由江出昆明，都必谒见梅先生和其他的师友。联大的师友如闻一多</a>先生等也曾到过江，访问我们。我在澂江时，也曾将以前在清华研究院时收集的关于百越的资料写成《百越源流与文化》一书。我对研究题目的选择，虽然没有向梅先生请教，但在艰难的环境中还能从事撰作，这是深受梅先生所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的激励和影响的。


    一九四〇年的九月，中山大学奉命迁回广东的北部，我又和许多在昆明的师友相别。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我随罗慈威将军于九月中旬自重庆乘军用机回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政府的委员和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校长。第二年，西南联大亦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等校各自迁回原址。一天，忽然接到梅先生于五月五日寄给我的信，内说：


    香林仁棣大鉴：


    前闻荣任粤省政府委员，适当战后，人民望治情殷，抚辑更始，任务艰巨，谅诸君必可游刃有余也，曷胜企盼。兹有恳者：此间联大三校，奉命复员，本学期课业，已经结束。第一批复员员生，约九十人，定于本月七日，乘公路局车，约三辆，按救济总署运送义民还乡办法，随同东去，前往梧州，再行转往广州，分别返乡。预计本月二十日左右，可以到穗。以后每隔一日，即有一批到达。本月共有五六批，每批人数八九十人。彼等到穗后之暂时住宿问题，拟请吾棣，惠予协助，俾得解决。至一切接运奔走，及详细备办事项，已另函托李景羲弟代为偏劳。尚祈商嘱李君，以利进行。专此奉托，顺颂勋祺。


    梅贻琦敬启


    卅五年五月五日


    大概由于李景羲兄的善于接洽和交涉，在广州接待东返三校同学的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很顺利地达成了任务，我是因人成事罢了。从这封信分析，也可以知道梅先生对学生迁回原址复学安排的妥善。


    四


    复员后的清华大学，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日在清华园正式开课的，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共产党军队进围北平，梅先生于是月二十一日由国民政府所派专机接赴南京。这年恰值梅先生六十初度，清华同学会广州分会的会员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集会庆祝，分会会长杨兆焘兄要我撰作寿文，送呈梅校长作为纪念。我仓促撰作，并请河北王壮为先生书写寄呈，这寿序说：


    梅月涵校长六十寿辰序


    寿序权兴于元，而盛于明。归震川集，存者尤多。迂儒以为非古人所有而讥之，是不然也。寿序应为与否，以其词信否为之断。若其信也，赠之匹夫匹妇可也。非然者则其人虽通显，于吾词为不类，不作可也。岂能以非古人所有而限今人之必不为哉。今岁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月涵先生六十初度。同学会广州分会同人，使香林为之辞，以寿先生。《礼·中庸</a>》曰：为政在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故士君子出而置身廊庙，则必郅隆政化，处则教育人才，以培国家之本。先生年二十七，即任教清华，越数年，长教务，年四十二为校长，以至于今。笃实践履，规为甚远，引导研讨，有开必先。所由为国家发扬学术、教育人才者，可谓至矣。同人等昔肄业校中，每趋谒，则先生之语之也，必雍然蔼然，曲折而入于道术。离校后，又常闻先生奖借同人者甚厚，以知先生宅心独厚，教化周流，其荣寿无涯，可预期也。香林无似，学术日就荒落，今为此序，益觉有负先生昔日所以期许之者之至焉。清华同学会广州分会同人敬祝。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前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长受业罗香林敬撰。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


    这寿序，我自愧写得过于朴拙，然其中所道“笃实践履，规为甚远，引导研讨，有开必先”和“宅心独厚，教化周流”等，则确是梅校长伟大的所在。


    梅校长逝世，到今十年了。早想写篇纪念的文章，将梅先生的上代明太祖</a>时的驸马梅殷的史迹略做考证，并将一九四九年三月梅先生自南京到广州时和广州同学谈话的情况，以至我到台大医院谒见梅校长时，梅先生最后对我的谈话一并写出来，作为我师事梅校长的纪念文章。但因我近来特别忙碌，而几本有关的日记簿，又因几年前搬屋的关系，不知放在何处，迄未寻得，未能凭空追述，只好改写了这篇片段的回忆。


    罗香林于香港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一卷第六期（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