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廷黻先生二三事

    毛子水


    廷黻先生逝世，已过五旬了。有几件事情常在笔者的记忆中，很可以表明廷黻先生的性情的。所以笔者愿意把它们简单地写出来。


    笔者初次听廷黻先生的讲演，是三十年前在北平文化界人士假欧美同学会开会欢送英国公使蓝普森归国的时候。他在欢送词里将蓝普森公使许多年在华的行动如数家珍地述出，使蓝普森公使自己亦十分赞美他搜集史料能力的足以惊人。因为那一件事情的经验，后来他的任驻俄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以及“驻美大使”，笔者都为国家得人庆。这非特因为他的学识足以不负使命，亦因为他平日治事谨饬勤敏的习惯足以使他所接受的任务达到高度成就的缘故。


    廷黻先生于一九五四年从美回台时，曾和笔者谈到台湾高等教育的问题。他以为台湾大学</a>应该在设备上竭力增加，必须使教授和学生有研究的方便。经费问题，他以为必要时似可动用“中美文化基金会”的“基金”。笔者当时虽然觉得这件事无论在法律上和利弊上都不见得可以做，但觉得廷黻先生能够重视学术和教育的问题，知道在艰难的时候所应有的变通。（这当然是十年前他想到便说的话；设使那时经济状况像现在，笔者知道他亦绝不会有这个想法的！）


    廷黻先生对于学术文化的热心，值得我们的崇敬！


    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六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