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时西域之情势
3个月前 作者: 孙毓修
超在京师,佣书有年,郁不得伸。会显宗(明帝庙号)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东汉时设兰台令史六人,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后坐事免官。显宗十六年(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假司马,言权借使为司马之官,即暂署之意),将兵别击伊吾(今新疆之哈密)。战于蒲顿海(今天山路南之巴尔库勒),多斩首虏而还。此乃我国大冒险家,抛弃佣书之生涯,初发展其雄图之日也。
定远一生之功业,尽在西域。则欲叙其建功之历史,不可不先知两汉时西域之情势。
汉时西域,以今地释之,为新疆行省,中国西北一大部也。西倚葱岭,南凭昆仑,北负阿尔泰山,东界甘肃。山有天山、祁连之胜,川有伊犁、塔里木之大。其物产有哈密之瓜、和阗之玉;兽皮五金,尤充牣焉。昔雄才大略之汉武,慕其名马,思与之交通,而张博望乃冒万险以开拓之。博望当日,足迹所临,至远者,乃离长安一万二千余里,跋涉今之新疆、俄属土耳其斯坦、印度之北部。断匈奴之右臂,振汉族之威声,凿欧亚之孔道(当海道未通之时,欧州人之来中国者,皆自印度北行,经新疆者而入中国),辟万里之新陆。此即超佣笔时,日夜所崇拜之人也。以为大丈夫得志于时,此事非异人任矣。
汉武之时,匈奴寖衰。元成间,以五单于(单于读如善于,匈奴人犹言王也)争立,南向稽颡,求为我国之藩属以自庇。中国国威,震于域外,惟此时为盛。既而王莽篡立,轻蔑远夷,贬易侯王,匈奴及西域皆怨。匈奴东结乌桓鲜卑之众,西连西域诸国,频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急修内治,不遑驰域外之观也。因此匈奴益骄,烽火(古时交通不便,故于路上以泥作灶形,遇寇至,昼则在灶中出烟,夜则出火,以为告警呼救之记号。高丽未灭时,犹用烽火之法,西人称为火电信)时及山陕边鄙,为汉民患。未几,匈奴内乱,分为南北。南匈奴通款内附,如元成间故事(谓西汉元帝成帝时也)。而北匈奴方负,固不服,竭力联合西域,以重其势。汉之河西郡县,边警日至,城门昼闭。于时汉与西域使命不通者,已越六十五年。张博望、傅介子已成之功业,至此尽付之流水。
使今之白种人,处东汉中叶之境,则举国视为不可忍之事,而早已出发远征之队,收塞外之沙漠为殖民地矣。我国先民则有鉴于好大喜功之主,开疆拓土,专务虚荣,往往所得不偿所失,故恒以辟地为大戒。当窦宪秉国,筹议边事之日,袁安、任隗,皆上书切谏。其言曰:“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国之安也。”盖当时以母国之财,供殖民之用,大失开边之本义,宜庸庸者之难与图始耳。《张骞传》云:“骞之使乌孙(今之伊犁)也,天子使赍牛羊数万,金币值数千钜万,而后此求宛马者(大宛在今新疆极西,汉武帝闻其国产良马,使张骞往求之),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时。从此可知前汉以辟地之故,举文景两朝太仓之积聚而尽空之,益以桑孔心计,厚敛于民,犹且不足,卒致元元(谓百姓也)愁叹,海内骚然。倘使汉武得西域,移三辅之丁壮以实之,使之就新地以开发利源,邛杖蜀布,有无相通。人皆见辟地之利,则冒险之精神自生。而我先民,亦何让于条顿(Tenton)、拉丁(Latin)民族哉(今英德美诸国皆条顿民族,法意葡西诸国皆拉丁民族)?是皆为帝王一人之虚荣心所误,张骞、傅介子诸人,则何罪焉?
当班超之时,汉廷诸人,主张不通西域者,袁安、任隗二人;主张通西域者,宋由、丁鸿、耿秉等十人。天子乃从多数,可窦宪之议。宪既历试班超,以为可当一面也,乃遣从事郭恂,与超俱使西域。万里穷荒,汉使一出玉门关,则步步如履荆棘,而超欣然受命,视此行为登仙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批评】
汉时,匈奴数为中国患。汉高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且有白登之围。用陈平奇计,方能出险。至于文帝,匈奴之势,益复猖狂。而汉廷诸臣,常举高祖故事,以戒天子。盖恐其出师疲中国,用意非不善也,然未免太示人以弱。久之匈奴益骄,和亲无效。如非武帝主张用兵,破其庭而诛其君,则五胡之祸,已见于两汉之间矣。武帝末年,虽有轮台之悔,论其功业,洵不在禹下者也。匈奴既衰,其种族之一部分,曰麦迦(Magyar)者,乃游行至欧洲。里海之东,窝瓦(Volgs)河流域之间,本有亚刺尼(m)、各斯(Goth)诸小国,匈奴灭之,而有其地。寖至多瑙河(Danube)之平原,遂流连而不忍去,因建国其地,曰匈牙利,今为欧洲强国之一。
由此观之,汉武之攘匈奴,诚非得已,而其得计,则在先收伏西域诸国。当时,西域诸国,与汉则汉重,与匈奴则匈奴重。东汉时之情形亦然。班超窥此形势,故以通西域自任。非平日留心大局,临事安有把握。古时名人未得志以前之豫备,旧史家常不屑措意,即偶一书之,亦极疏略。是在善读史者,体会得到,则一室之中,能自得师矣。
我国民族之无远略,实坏于一二好大喜功之主。不以辟地为殖民之大计,而惟博重译来朝之虚名。用兵塞外,居者有重敛之苦,行者受舆尸之伤。至其究竟,则于民间一无所补,以是人皆恶闻边事。久之,乃成一视外国事与己绝不相干之观念。此种观念,虽在今日,犹未尽化除也。当宋元之间,有意大利人曰马可波罗(Marco Polo)者,从陆路冒险至中国,入仕元廷,到处考察我国风俗。数年之后,从海道归国,以其所见所闻,著一游记(此书有英文译本,名《Travels of Marco Polo》)。出版之后,人人争读。欧洲之人,乃倾其思想,谋来我国。数百年后,卒达其通商市利之愿望矣。回思我国之初至印度者,前有法显</a>(著《佛国记</a>》),后有玄奘</a>(著《大唐西域记</a>》),除得数卷之佛经外,于国民未尝有丝毫之影响。独明郑和游历南洋群岛,前后二十七年,闽粤之人,皆欣然随往。然其人皆为饥寒所迫,以个人之冒险,散而至于海外各国,既无团体之结合,亦无公家之保护,以视殖民政策,倜乎远矣。是皆为汉唐以来之君主所误也。今虽大好河山,已各有主,然机会何常,惟在我国民之有准备耳。拔赵帜而树汉帜,岂必无之事哉。
班超在洛阳做书记,做了好几年,他的壮志,一直郁郁不得伸。恰巧那时明帝问他的哥哥班固</a>道:“你的兄弟在什么地方?”班固回答说:“他为官家书写,赚钱养活母亲。”明帝便委任班超做兰台令史(东汉时设置了六位兰台令史,掌握朝廷往来公文、奏章以及印主文书),后来因事被罢免。显宗十六年(明帝年号,民国纪元前一九三三年),窦固奉命出发攻击匈奴,任命班超代理司马(假司马是说权且任命他为司马,就是暂署的意思),率领一支军队去攻击伊吾(今新疆的哈察),在蒲顿海(今天山南路的巴尔库勒)和敌人开战,大胜而回。这是我国大冒险家抛弃抄书生涯而发展雄图大业的开始。
班超一生的功业,都在西域,那么要叙述他建功立业的历史,便不能不先明了两汉时代西域的情形。
汉时的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是中国西北部的一大片土地。西面倚着葱岭,南面临近昆仑,北面是阿尔泰山,东面与甘肃相接。这里有天山和祁连等大山,有伊犁河和塔里木河等河流。物产则有哈密的瓜,和田的玉,以及兽皮五金等,产量都十分丰富。从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爱慕那里的名马,想和他们交换,于是张骞便冒着万险,努力开拓道路。他当时足迹所至,最远的竟离长安有一万二千多里,经过了现在的新疆、俄属土尔其斯坦和印度的北部。他切断了匈奴的右臂,振兴了汉族的声威,打通了欧亚的通道(当海上道路未通的时候,欧洲人到中国来,都是从印度北行经新疆省而入中国),开辟了万里新土地,真可谓劳苦功高了。这就是班超替人抄书的时候日夜崇拜的人物。他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就应当乘时建功立业,这不只是这些不凡之人的责任。
汉武帝时候,匈奴的势力已渐渐地衰弱了。到元帝、成帝之时,匈奴因为内部五位单于争位,纠纷不断,便向西汉投诚,自愿做西汉的藩属,西汉的国威远震于域外,以这时为最盛。后来王莽篡位,他轻视远夷,不注意外交,以致匈奴和西域都心生怨念。于是匈奴东结乌桓鲜卑(部落名),西连西域诸国,常常侵犯北塞。当时光武帝因为天下初定,急于修整内治,无暇顾及域外的事情,因此匈奴越发骄悍,烽火(古时交通不便,所以在路上以泥做成灶形,遇到军情的时候,白天便在灶中放出烟雾,夜晚就燃起大火,作为告警呼救的信号,西人称为火电信)的警号,常常在边境点燃,边地人民受害不浅。不久,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邦,南匈奴归附中国,和元帝、成帝时一样;北匈奴因为刚刚吃了败仗,因此不服,于是竭力联合西域,以增强自己的势力。汉朝河西一带边境的郡县,几乎天天都有警告,甚至白天也得关闭城门。这个时候,汉族和西域不通使命已经有六十五年,博望侯、义阳侯傅介子之前成就的功业,至此便尽付流水了!
假使现在的白种人,处于东汉中叶的境遇中,那么全国都会看作是不能忍耐的事情,早就会派出远征军队,收复塞外的沙漠,将其划为自己的疆土了。当时一般人的意见,认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开拓疆土,只讲求虚荣,往往得到的还不如损失的多,因此大家都不赞成开辟疆土。到窦宪主持国政的时候,筹议边事,袁安、任隗都上书切谏。他们说:“汉朝旧事,与南单于往来交流的花费,一年就有一亿零九十多万钱,跟西域则是七千四百八十万。现在北匈奴的王庭更远,花费也会加倍,这样倾尽天下之力,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为当时用本国的财力,来供给殖民地所用,就大大失去了开发殖民地的意义,平庸无为的人们很难开创大业,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张骞传》中说</a>:“张骞出使乌孙的时候,皇上派他带着几万头牛羊,价值几千万钱的金币。在这以后求取大宛马(大宛在今天新疆的最西边,汉武帝听说这个国家出产好马,派遣张骞去求取)的人,道路上随处可见。”求马的队伍中,多的有几百人,少的有一百多人,带的东西跟张骞大体相仿。由此可知西汉时期因为开通西域的缘故,使得整个文景两朝国家的积蓄消耗殆尽,加上桑弘羊、孔仅的经济措施,对人民征收重税,尚且不够,最后导致百姓们的愁叹、国内的动荡。倘若汉武帝得到西域,把京畿附近的壮丁迁移到这里来,让他们利用新地区的资源开拓发展,那么邛竹杖、蜀锦这些东西,就可以互相流通了。人们都看得到开辟新土地有利的方面,那么他们的冒险精神自然就被激发了。我国的先人,又怎么会落后于条顿(Tenton)、拉丁(Latin)这两个民族呢?这都是被帝王一个人的虚荣心耽误了,跟张骞、傅介子等人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当时在朝议事的群臣中,反对通西域的不过袁、任二人;
主张通西域的却有宋由、丁鸿、耿秉等十人。于是皇上便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认可了窦宪的提议。窦宪已经考验过班超,认为他可以独挡一面,便派了一个从事名叫郭恂与班超一同出使西域。像这种万里穷荒,汉使一出玉门关,便像走在荆棘丛中,艰苦万状,难以用言语形容,但是班超却欣然领命,好像这次的长征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他的意气是何等的壮盛!
【评论】
汉代的时候,匈奴多次成为中国的祸患。汉高祖的时候,朝中谋臣猛将很多,尚且发生了白登之围,高祖采用了陈平的计谋,才脱了险。到了文帝的时候,匈奴更加猖狂,但汉朝的各位大臣经常拿高祖的事情来告诫皇上。他们是怕贸然出兵会消耗国家实力,用意是好的,但未免太示弱于人了。这样时间长了匈奴气势更加骄慢,和亲收不到效果。如果不是汉武帝主张对匈奴出兵,攻破王庭,杀了单于,那么五胡乱华的祸患,就已经在两汉时期出现了。汉武帝末年的时候虽然下罪己诏忏悔自己开拓西域的过失,但论起他在位期间所建立的功业,实在不在大禹之下啊。匈奴衰落以后,他们民族中的一部分叫作麦迦的,迁到了欧洲。在里海东面,窝瓦河流域之间,本来有亚剌尼、各斯等小国,迁往欧洲的这些匈奴人来把这些小国灭了,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领地因此一直延伸到了多瑙河平原。于是他们停留在这再没有离开,并在这里建立国家,叫作匈牙利,现在是欧洲强国之一。
由此来看,汉武帝出兵匈奴是非常不得已的。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先拉拢了西域诸国。那个时候,西域诸国,亲近汉朝汉朝就厉害,亲近匈奴匈奴就强大,东汉时期的形势也差不多。班超看清了形势,所以把连通西域作为自己的责任。如果不是平时就对局势上心,事到临头哪会有把握?古代的名人没有发迹以前所做的准备,以往的史学家常常不屑去写,即使偶然间写上一笔,也是非常粗略的。这样对于善于读史书的人来说,自然能够体会得到,因此不出家门就可以自学了。
我国民族没有了长远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坏在一两个好大喜功的君主手中。他们不以开疆拓土作为势力扩张的重要大计和谋略,却只是注重万国来朝的虚名。至于在边塞用兵,会使人民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使来往的人们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到最后,兴兵对百姓没有一点好处,所以人们都不愿听到边塞传战事。时间长了,人们就形成了外国的事跟自己毫不相关的观念。这种观念,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消除。在宋元的时候,有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从陆路一路冒险来到中国,在元朝宫廷做官,到处考察我国的风土民情。几年后,他坐船回国,凭借自己的见闻,写成一部游记(这本书有英文译本,名为《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出版以后,人人争相阅读。欧洲人崇拜马可波罗书中的思想,都想着到中国来。几百年后,他们终于达成了通商的愿望。回想我国那些刚到印度的人,前有法显(著有《佛国记》),后有玄奘(著有《大唐西域记》),除了带回几卷佛经以外,对国人没有一点儿影响。只有明代郑和下西洋,前后二十七年,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都争相跟随。但这些人都是被生活所逼进行的个人冒险,并且行踪分散到海外各国,既没有团体结合,也没有国家的保护作后盾,这样的殖民政策,远远不如欧洲啊。这都是被汉唐以来的君主延误了啊。现在虽然大好河山已经各有主人,但机会变化多端,只要国民有所准备,拔旗易帜,又怎么一定会是不可能之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