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居洛

3个月前 作者: 孙毓修
    公归洛,绝口不谈时事。宋以洛阳为西京,熙宁(神宗初即位时年号)中,以清德硕望,为朝野所重,而退居于洛者,大臣曰富郑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封郑国公,谥文忠)、韩魏公,侍从曰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德星翕聚,园林相属。至以洛阳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乱。今公复归之,里中后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公尝为端明殿学士)、邵先生知。邵先生者,康节也。时新法行,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何益耶?”救民之心与公同而异其迹者也。


    公于洛阳尊贤坊北买田二十亩,辟以为园,名之曰独乐,自伤不得与众同也。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诸胜,自号迂叟。


    洛俗,春日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一日,园子吕直纳公钱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顾曰:“只端明不爱钱耶?”后十余日,吕直创一井亭。问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公之化及仆隶者如此。


    洛下新第初迁入,一日步行,见墙外暗埋竹签数十。问之,则曰:


    “此非人行之地,将以防盗也。”公曰:“吾箧中所有几何,且盗亦人也,岂可以此为防?”命亟去之。会穷乏,令老兵卖所乘马,语云:“此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语之。”老兵窃笑其拙。公之至诚,其见于小事者如此。公有兄曰旦,字伯康,居夏县。公居洛多暇,岁一往省。伯康年将八十,公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每食,少顷则问曰:“得无饥乎?”天少冷,则拊其背曰:“衣得无薄乎?”


    公以志不得伸,退休洛下,然天下事未尝一日忘也。熙宁七年三月,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四月,乃复上疏曰:


    “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领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监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


    寻有诏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动。公自是闭口不言时事者,十有一年。时文潞公(名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封潞国公,谥忠烈)以太尉留守西都,慕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公乡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暮故事,请入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


    【批评】


    政事之枢机在于朝,而士夫之清议在于野,必野有贤人而清议重于朝旨,朝与野隐然立于对待之地位。执政者,即欲凭权藉势以蠹国病民,而有所不敢也。神宗时之洛阳,为贤士大夫之渊薮,犹之明季之东林然。东林虽盛,既无救于国之危亡,而一时名士亦罗党锢之祸。其淑身淑世之道,不及洛下诸贤多矣。公独乐园中,藏书五千卷,比诸当时王原叔、宋宣献、毕文简、钱穆</a>父诸家,皆藏至数万卷者,公之所有,诚不足道。然书贵能读,不贵多藏。赵普以半部《论语</a>》治天下,善读书者当如此。


    独乐园之园丁,不爱十千钱,所谓有其主自有其仆。《辍耕录</a>》(元陶宗仪</a>著)又载公家一仆三十年,只称君实秀才。苏子瞻学士来谒,闻而教之,明日改称大参相公。公惊问,以实告。公曰:“好一个仆被东坡教坏了。”


    司马光</a>到了洛阳,闭口不谈论朝廷的事情。宋朝把洛阳当作西京,熙宁(宋神宗刚即位时年号)年间,这里有一些德高望重,曾经被朝廷重用而现在退居到洛阳的人,朝中大臣中有富郑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被封为郑国公,谥号为文忠)、韩魏公,做侍从的有吕申公。士大夫中做到卿监一职的,并因为品德高洁而辞官的有十几个人。爱好学习,乐于助人,行侠仗义的人将近有二十人。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在了这里,园林相互连接着。这就可以通过洛阳的兴盛和衰落,来卜算天下的太平和混乱。现在司马光又回到了这里,乡里中的年轻人都知道敬畏廉操和懂得耻辱,想要做一件事情,一定会说不好的事不做,因为他们担心被司马光(司马光曾经做过端明殿学士,因此他又叫司马端明)和邵先生知道。邵先生也就是康节先生邵雍</a>。当时新法正在推行,情况十分紧迫,一些不想推行新法的官员,就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开。邵雍说:“这正是贤人应该竭尽全力的时候,新法固然很严,但在推行的过程中能够宽松一点,那么百姓就能获得一点的恩赐,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有什么用处呢?”他拯救百姓的爱心和司马光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罢了。


    司马光在洛阳尊贤坊的北面买了二十亩的土地,把它开辟成一个园子,给它取名叫独乐园,感伤自己不能够和众人一样。这个园子里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景点,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迂叟。


    洛阳习俗,春天开放园林的时候,看管园林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小费,要与主人平分。一天,看管园林的吕直要向司马光缴纳十千钱的平分钱,司马光让他都拿走,他再三地想把钱留下。司马光发火了,他才把钱拿走,想想便说:“只有司马光不爱钱吗?”过了十几天,吕直修建了一个井亭。司马光问他,原来这是前些天自己没有接受的那十千钱,司马光的思想竟然都感化到了奴仆的身上。


    司马光刚刚迁居到洛阳的新房子里,一天外出散步,看见墙外掩埋着十几根竹签,便问仆人。仆人说:“没有人从这里走路,这里是用来防盗的。”司马光说:“我家中箱子里能有多少钱,况且盗贼也是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设防呢?”便让人立刻把设防的东西都拆除了。一次,司马光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就让老兵去把自己骑的马卖了,并说:“这匹马夏天的时候有肺病,卖的时候要先和买主讲清楚。”老兵暗地里笑他太蠢了。司马光的诚实,在这些小事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司马光有个哥哥叫司马旦,字伯康,住在夏县。司马光住在洛阳的时候有很多空闲时间,每一年都会去看望他的哥哥。司马旦都快八十了,司马光对他就像侍奉父亲一样,保护他就像保护婴儿一样。每天吃晚饭,过了一会儿便问:“饿了吗?”天气稍微转凉,便摸着他的背部说:“衣服薄吗?”


    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辞官住在了洛阳,然而却没有一天会忘记天下大事。熙宁七年三月,朝廷因为旱灾和蝗灾,下旨征求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司马光读完诏书眼泪就下来了,想要默不作声却忍不住。四月的时候,他便给朝廷写了奏折说:


    “现在朝廷有缺陷的政治措施,大概有六个。一是大量地散发青苗钱,使得百姓欠官府的债越来越多,而官府却一点收入都没有;二是免除富裕人家的劳役,领去贫穷人家的钱财,去养活那些不务正业的人;三是设置市易司一职,和老百姓争夺利益,而实际上消耗了官府的财物;四是自己国家还没有治理好,还去侵略邻国,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却很多;五是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和保甲制度,让人们练习打仗,导致百姓都十分疲惫不堪;六是信任狂妄狡诈的人,胡乱地兴修水利工程,既使百姓劳苦,又浪费钱财。至于其他的一些琐碎事情,就都不值得讲给皇上听了。”


    过了一段时间,皇上批复说新法已经推行,一定不能再变动了。司马光从此闭口不再谈论朝廷的事情了,这一直延续了十一年。当时文潞公(名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被封为潞国公,谥号为忠烈)留守西都洛阳做太尉,仰慕白居易</a>他们组织的九老会,于是便集合了洛阳城中的读书人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组织了耆英会。司马光当时年纪还没到七十,潞公向来都很看重他,便用唐代狄兼暮未满七十而加入九老会的先例,让司马光入会。洛阳有很多的著名的园林和古老的寺庙,有溪水、竹林、亭台等景色,各位老者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穿着打扮十分有气势,每次举行宴会时都有人跟着围观。


    【评论】


    管理政事的机构设在朝廷,而士大夫们对时政的议论则在民间,民间一定会有贤人而且对时政的议论也要比朝廷的旨意还好,那么朝廷的旨意与民间的议论慢慢就形成了对立的位置。这样的话,当官的人即使想要凭借权势来危害国家残害百姓,他们也不敢这么做。宋神宗在位的时候,辞官去洛阳,成了贤人和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就好像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一样。东林党人虽然很多,但他们不但没有挽救国家危亡,而且一些贤人还遭受了党争的祸害。他们陶冶身心和治理国家的方法,远远不如洛阳的各位贤人。司马光的独乐园中,藏了五千卷书,和当时的王原叔、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他们都藏了几万卷相比,司马光的藏书确实不值得称道。然而藏书最重要的是能够阅读,而不在于藏了多少书。赵普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善于读书的人就应该这样。


    独乐园中管理园林的人,不贪恋十千钱,这就是所说的有什么样的主人自然会有这样的仆人。《辍耕录》(元代陶宗仪著)又记载说司马光家有一个干了三十年的仆人,只知道司马光是个秀才。苏轼</a>来拜访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便告诉他真实的情况,第二天这个仆人便改称司马光为参政宰相。司马光惊奇地问他,他便把来龙去脉告诉司马光。司马光(开玩笑地)说:“好好的一个仆人都被苏东坡</a>给教坏了。”


    第八章 撰写《资治通鉴</a>》


    司马迁</a>创修《史记</a>》,上始五帝,下讫天汉(汉武帝年号)。班固</a>以来之书,皆仿其体,惟各自断代为书耳。纪、传、表、志,文字繁多,士人常有毕生未曾阅览一过者,况人主乎?而《史记》以前,先有《春秋</a>》,《春秋》编年之体,年经事纬,首尾联贯,实史家不刊之良规。自司马迁之书行,编年之史,皆不敢续,而史学便少此一种书。


    孔子</a>笔削之后,成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编年史,后世不敢增损其一字,史家遵其成规。与正史并行,其事实始自公,今所传之《资治通鉴》是也。


    公在京,六任冗官,无以表见。英宗三年,上命公编历代君臣事迹。公言不如续《春秋》作编年史,于是发凡起例。刘恕</a>(字道原</a>,筠州人)、赵君锡(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刘攽</a>代之)助之,后又辟范祖禹</a>(景仁从孙)为助。初名通志</a>,书未脱稿,神宗已重之,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元丰(神宗年)七年,书成,表上之,神宗为易名《资治通鉴》,亲制序文以赐。又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a>《汉纪》远矣。”迁公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


    《资治通鉴》之体裁与公藉往事以规时政之意,悉具于进书表中。其文如左: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爰诏下臣,俾之编集。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应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赐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甚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详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牴牾,不敢自保。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愿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间之燕,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当公修史时,得自选属,官置局于崇文院,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崇文、龙图、天章,皆宋藏书之处)。内府时颁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朝,王安石</a>用事。公数上书斥新法之扰民,小人欲中伤之,而公行义无可訾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以此议公几同儿戏,亦见小人之害君子无所不至有如此者。


    公进读《资治通鉴》至汉贾山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公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a>,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又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因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人君苟以为然,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公盖指之也。


    【批评】


    王安石用事时,温公居洛,修《资治通鉴》。神宗许以书局自随,其宠任之不可谓不至,独不能退王安石而用公。《通鉴》成,公年六十六岁矣,晚景无多,君恩未报,一腔忠爱,既悉寄于书中。遇进读之时,又复借古鉴今,随事进规。千载之下,其心如见。温公修通鉴未成时,谗言朋兴,公于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表云:“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于渊海,其间牴牾,不敢自保。”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通鉴》一书,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朱文公之《纲目》,虽因温公之书,无所增益,而义例谨严,犹能成一家言。若明人薛方山之《续通鉴》,于宋、辽、金、元四史,尚未能寻其要领,况在正史之外乎?温公之书,多采格言,使人易忆,非徒以记闻为博也。后之作史者既无温公之学,乏三馆之书,又不得刘恕、范祖禹助其讨论,而欲成一代之良史,岂不难哉?


    《考异》、目录,各自为书。《资治通鉴》初有史炤释文,今通行胡三省</a>注本。胡氏《通鉴》分修诸子考,谓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宋则范祖禹。今读温公与醇夫帖子,始知胡氏之言不然。帖曰:“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史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以备剪黏。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则此等事迹,尽成遗弃也。”观于是言,则贡父所修,盖自汉至隋,而道原任五代也。公平日最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之商榷。


    司马迁编写《史记》,上起五帝时期,下至天汉年间(汉武帝年号)。班固《汉书</a>》以来的史书,都模仿《史记》体例格式,只是这些史书都是按朝代来编写的。这些史书包括纪、传、表、志,文字非常繁多,读书人常常用一生的精力都不能把这些史书读一遍,何况是皇上呢?在《史记》之前,先有《春秋》,《春秋》是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线,以事情为纬线,前后联贯一致,实在是史书不容改动的好体例。自从司马迁的《史记》流行之后,编年体的史书,都不敢再编写了,而史书编写中又少了一种书写体例。


    孔子对《春秋》删改订正之后,完成了1362年的编年体史书,后世之人不敢对这本书再增减一个字,史学家都遵守这种规定。编年体史书和官修纪传体史书一起通行,这其实开始于司马光,现在流传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


    司马光在京城,六次担任无专门职务而备执行临时使命的官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英宗三年的时候,皇上让司马光编写各个朝代君王和大臣的事迹。司马光说不如续写《春秋》编写一部编年体史书,于是便规定了全书的主旨和体例。刘恕(字道原,筠州人)、赵君锡(君锡因为父亲亡故,没有去,太常博士刘攽代替了他)作为助手,后来又任命范祖禹(范景仁的从孙)为助手。开始这部书叫《通志》,书稿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宋神宗已经很重视了,数次催促尽快完成,赐了颍邸的旧书2400卷。元丰(神宗年号)七年时,书上表稿完成了,献了给皇上,宋神宗把它改名叫《资治通鉴》,亲自赐写了序文,又下旨给宰相说:“前代没有这种书,超出荀悦的《汉纪》很多啊。”司马光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下旨进行褒奖。


    《资治通鉴》的体例格式和司马光凭借往事来劝谏朝政的想法,都写在了给皇上进献此书的文书中了。他写的文章如下:


    “我深知自己资质愚钝,学问浅薄,做各种事情也都不如别人。只是对以前的历史考究还算尽力,从小到老都喜欢而不厌倦。我常担心司马迁、班固之后的史书,文字太过繁多,不能够全部理解,想要删减冗长之处,摘选主要内容,专门选取一些关乎国家兴衰、百姓命运,好的可以效法、恶的应该警戒的事迹,把它们按年代编成一本书,使内容有先后次序,大事和小事不会混杂在一起。我一个人力量很小,没办法完成。幸好遇到了宋英宗皇帝,想要凭借卓越见识,实现清明的政治,通过遍读天下史书来扩大文明教化,于是下旨给臣,命臣编写这部著作。书还没有编好的时候,先皇便丢下我等而去。皇上(指宋神宗)继承了皇位,继承先帝的遗志,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并赐给这部书一个美好的名字。每次宫中讲习,常命我进读。我虽愚笨,在两朝都受到优待,而且如此的丰厚,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足以报答。只有尽心尽力,奉献自己所有精力,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读遍所有史书,同时采纳一些古代小说的内容。大量的简册文书,像云烟火海一样多,摘取一些重要而不易被发现的事迹,考订和校对细微的内容。这些书上从战国开始,下至五代结束,共1362年,编了294卷。又概要地列举了纲目,以年代为经线,以国家为纬线,为了查检的方便,又编了30卷目录。还参考了其他书籍,以评定事迹的异同情况,使内容一致,编了30卷《考异》内容,共计354卷。从治平年间开始,一直到现在才编成,用的时间太长了,书中前后内容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确保没有错误。再想想我离开朝廷已经有15年了,虽然身在外面,然而真诚的心,无论是在早上还是晚上,是睡着还是醒着,心什么时候不在皇上的身边呢?只是禀性顽劣,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不称心,因此就专心负责编写这部书,以此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希望能够竭尽全力,为天下大事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这部书上,希望皇上能够宽恕我胡乱编写的罪过,考察我编写这部书的忠心。在清闲的时候,常常能够读一读这部书,借鉴前代的兴盛和衰败,考察现在政事的得失,奖励善良的人,怜悯有过错的人,采取对的事情,舍弃错的事情,那么,即使我死了也心满意足了。”


    在司马光编修史书时,他能够自己选聘助手,在崇文院内设立书局,朝廷允许他借调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及秘阁的书籍(崇文、龙图、天章都是宋代藏书的地方)。皇宫仓库经常提供笔、墨、缯帛并用皇上专用的钱来给编修史书人员提供水果和糕点。宋神宗在位时期,王安石执掌朝政。司马光多次写奏折批评新法扰乱百姓,一些奸人想要诬陷他,但是司马光的言行没有一点值得怀疑的地方。于是便散布谣言,说这部书之所以这么久都没编成,那是因为书局里的人想享用皇上专用的笔、墨、绢帛以及皇上专用的水果、糕点、金钱这些赏赐。用这种方法来攻击司马光就如同儿童游戏一样轻率,也可以看出奸人想祸害君子竟然如此地不择手段啊。


    司马光为皇上进读《资治通鉴》到汉代贾山的奏疏时,顺便向皇上讲解了听从劝谏的美德,不听从劝谏的危害。皇上说:“王安石不看重官职,俸禄也只能养活自己,可以说是一个贤人。”司马光说:“王安石确实很贤能,只是有些不明白事理而且固执,这是他的短处。他还不应该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奸诈小人,他是为王安石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因此天下人把王安石也一起认作是奸诈小人了。”司马光又读到张释之论说农夫能说善辩的故事,便说:“孔子讨厌那些在朝廷上能说善辩但会导致国家灭亡的人,能说善辩怎么会导致国家灭亡呢?因为他们能够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君王如果认同了他们,那么国家灭亡有什么难的呢。”当时吕惠卿也在那里,司马光大概就是指他的。


    【评论】


    王安石执掌朝政时,司马光住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宋神宗允许司马光在书局里任意行事,对他的宠爱不能说不多,唯独没有罢免王安石而任用他。《资治通鉴》编完之后,司马光已经66岁了,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但皇上的恩情还未报答,于是他把忠爱之心,全都寄托在了《资治通鉴》这本书中。碰到为皇上诵读《资治通鉴》时,他便借古鉴今,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相应劝谏。千百年来,他的忠心依稀可见。《资治通鉴》还没编完时,诽谤或挑拨离间的话兴起,司马光于是加快了进程,精简人员,催促大家加紧编书。他在奏折中说</a>:“白天时间不够,便晚上继续,读过的书简册章,就像云烟火海一样多。书中前后内容有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确保没有错误。”现在读了这本书,从唐代一直到五代时期,内容详略得当,其中也许会有些许错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资治通鉴》这本书,内容选取除了大多来自官修史书之外,还能对比其他史书的异同情况来评定和更正一些内容。过去人们所说的做事情要提前考虑周密</a>,写文章要多参考前人作品,这句话只有《资治通鉴》才可以当得起。朱熹</a>的《资治通鉴纲目</a>》,虽然是借助司马光这本书,内容也没有什么增加扩充,但它的体例非常严谨,仍然能够成为自成一家的学说。然而明朝人薛方山的《续资治通鉴</a>》,对于宋、辽、金、元这四个朝代的史书,尚且还没有了解它们的主旨,更何况这些正史之外的史书呢?司马光的这本书,很多都是采用格言的形式,让人能很容易记住,并不只是记载的内容广博这一个特色。后来编写史书的人既没有司马光的才学,也缺乏三馆这么充足的书籍,更没有刘恕、范祖禹这样的助手帮忙一起讨论,而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优秀的史学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资治通鉴》的考异和目录内容,各自编成一本书。《资治通鉴》一开始有史炤作的解释,现在流行的是胡三省的注解版本。胡三省在注解的《资治通鉴》各部分编写人员考证中,指出汉代内容是刘攽负责的,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是刘恕负责的,宋代的内容则是范祖禹负责的。现在读了司马光给胡宗回的帖子,才知道胡三省的说法是不对的。帖子中说:“从唐高祖起兵的时间为起点开始搜集资料,按次排列,一直向上到汉哀帝退位为止。唐高祖起兵以前和汉哀帝退位以后的事情,在最近看的书中出现的这些内容,让负责文书的人员另外用草纸抄录出来。每件事之间,空出来一行多的距离,留用来粘贴一些字条。隋朝以前的内容由刘攽负责,梁代以后的内容由刘恕负责,各自搜集资料,按次排列。因为他们二人更难承担这些内容,如果您只搜集唐高祖以后的内容,那么剩下的这些内容,都要被丢弃了。”通过这些话,那么便可以看出刘攽搜集的内容,大概是从汉代到隋代,而刘恕则负责五代时期的内容。司马光平时最佩服刘恕,这本书的体例,很多都是和他商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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