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试同安

    宋世取士，亦行科举之法。文公以绍兴十七年，举建州乡贡。考官蔡兹谓人曰：“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明年春，登王佐</a>榜进士，列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剌赐同进士出身。二十一年春，诠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学人常不胜吏事，文公则不然。在同安时，莅职勤敏，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廨中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轩，以令甲所当为者大书楣间。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出入之簿，逐日点对签押，以免吏人作弊。


    同安有寇警，分守城之西北隅，循行所部，循勉慰饬，谕意吏士，士皆感奋为用。相城之隅，得隙地以为射圃，属其徒日射其间。其后盗虽溃去，而圃因不废，间往射如初。观此，则文公亦不忽武备。


    宋时，主簿兼学事。文公之在同安也，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有本县进士徐应中议论纯正、王宾操履坚确，请赴学，待以宾客之礼，俾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余人，行峻不苟，遂请为学识。又以为治而防以法制，而义理不足以悦其心，则亦无以使之知所趋而兴于行，乃增修讲问之法，使职事诸生，相与渐摩，理义有以博其内，规矩有以约其外，学者翕然从之。


    为同安诸生劝学文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爱日不倦，而兢兢尺寸之阴也。今闻诸生晨起入学，未及日中，各已散去，岂爱日之意哉？”宋时，县学多有藏书，以便学者借阅，即今图书馆之权舆矣。然往往虚行故事，敝刓残脱，官不知理。文公尝奉檄至帅府，愿橅（同摹，谓就版摹印也）府中所有书以归，俾学者得肄习焉。帅即日属官工橅以予，归建经史阁以藏之。盖宋时州郡，皆有书版，即便流通，校雠精审，又足正坊本之失，意甚善也。


    同安秩满，代者不至，申建宁府状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缺。”遂弃官归，以奉亲讲学为急。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立祠于学宫。


    【批评】


    科举以言取人，难得真才，前人论之详矣，今已废而不用。学校考试，虽以平日积分为主，而亦不能不弃文不论。盖文之所尚，惟在器识，搬演科学，即能及格，又何由知其所志乎？惟言心声，衡文巨眼，以此观人，百不失一，观蔡兹之取朱子，其可知也。


    绍兴十八年登科录，以朱子之故，其书留传至今。《粤雅堂丛书》中有刻本，亦犹宝佑四年登科录之以文文山见重也。


    学人不喜治事，身临民社，往往弹琴赋</a>诗以鸣高，搜奇躭异以为乐。誉之者且以为真名士，且以为非俗吏。吏以治民为务，既不治事，不知国家要此官何用。


    学非仅空言，必验之事而后见。既厌实事，则彼所孜孜矻矻，自以为学者，皆无用之学，程子所云玩物丧志而已。


    学校但讲形式，则学者亦以形式应之，形式果足以造就人才乎？必如朱子之言“理义有以博其内，规矩有以约其外”，而后能收作人之效也。


    宋代选拔官员，也是实行分科取士的办法。绍兴十七年，朱熹</a>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考官蔡兹对别人说：“我评卷时取中一名后生，三篇策论都是要为朝廷谋划大事，以后必然会成为不同寻常之人。”第二年春天，中了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诏书授予他同进士出身（不是进士但是按进士出身对待）。绍兴二十一年春天，朱熹再次参加选拔考试，获得中等，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掌管文书的佐吏。


    读书人多数不能胜任政事，但是朱熹则不这样。在同安县任职时，他在岗位工作上非常勤勉，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完成，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即使劳心费神也不退缩。朱熹办公的地方有一间休息的房间，他将其改名称作高士轩，把法令要求做的事用大字写在门楣上面。每次征收税赋，都要提前进行公示，收支的账本每天进行核对签字，避免差役从中做手脚。


    同安县有贼寇之患，他负责带人巡守城中的西北角，深入所管辖队伍，勉励慰问将士，整顿军机，士兵们都深受感动，乐为所用。他在城角找了一个地方，辟建了一小块地作为射箭场所，朱熹带着他的属下每天在其中练习射箭。在此之后盗贼虽然散去，但射箭场所却没有被废除，还是像往常一样操练士兵。根据这件事，可以知道朱熹也不忽视武备。


    宋朝的时候，主簿还兼任主管教育。朱熹在同安时，选拔城邑中有才华的百姓做学生弟子。同安县的进士徐应中评论事</a>物真诚公正，王宾操守品行坚定，朱熹就邀请他们入学，用对待宾客的礼仪对待他们，使这些学生能够有楷模标准可以学习。还有一位柯君翰，在家中讲解传授经教，经常有一百多人求学，他品行高尚，毫不马虎，于是朱熹请他过来担任老师。朱熹又觉得靠规矩制度管束他们，如果所学的义理不能够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么也没办法让他们知道学习的方向和自觉应用于日常行为，于是增加了修习讲问的教学方法，让这些学生相互探讨切磋，用义理来丰富他们的内心，用规矩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学习的人纷纷来跟他求学。


    朱熹又劝导同安的学生们要努力学习说：“学习知识就像追赶不上那样，追赶上了又像会担心失去一样，这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是君子勤奋学习不知疲倦、珍惜利用点滴的光阴的原因。现在听说你们早晨起来上学，还没有到中午就都各自离开了，这哪里是珍惜光阴的做法呢？”宋朝时，县里的学馆多数都有藏书，从而方便学习的人借阅，即是现在所谓的图书馆的萌芽。然而学馆往往没有按照规定落实，书籍磨损残缺脱页了，官吏也不知道整理修缮。朱熹曾经带着公文到帅府，请求复印（橅，同摹，刻版进行复印）帅府中所藏有的书籍并拿回去，使学生能够有书学习。帅官当天就让下属将印刷的模板交给了朱熹，他回去后建设了经史阁用来收藏这些书籍模板。因为宋朝时候的州郡都有各自的印刷书版，方便在民间流通，文本校勘核对也比较精确，还能够修正民间书</a>坊刻印书籍的谬误，这个主意非常好。


    朱熹在同安县任职期满，继任者没有来。他向建宁府提出请示说：“我在同安县任职已经四年，应当辞去官职回家。我因为母亲年迈生活困难，不能够等待递补官职。”于是放弃官职回家，把侍奉亲长，讲授学问视为第一要务。他离开后，同安的士子思</a>念他的教导，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共同在学宫为朱熹立祠。


    【评论】


    科举靠文章选拔人才，难以获得真正的人才，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科举已经废止不再实行。学校的考试，虽然以平时学习的积分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但也不能不完全放弃考察文章。因为文章所尊崇的是一个人的气度格局，演算科学算式即便能够及格，又从哪里能知道这个人的志向呢？只有文章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依靠锐利的鉴别能力来品评文章，借此观察一个人，一百次中无一次失误，从蔡兹录取朱熹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


    绍兴十八年科举的登科榜因为朱熹的缘故，榜文到现在还留存着，《粤雅堂丛书》存有翻刻的版本，这跟宝佑四年的登科录因为文天祥</a>状元及第而被重视的性质是一样的。


    学者不喜欢具体的政务，虽然在基层政府供职，但往往通过弹琴赋诗来自命清高，以搜索传说奇异的东西作乐，赞誉他们的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名士，而且觉得他们不是落入俗套的小吏。然而官吏的职责就是治理百姓，既然不理政务，不知道国家选拔任用这样的官员有什么用处。


    学习不仅仅是空谈大论，必须通过具体实践来检验才能见证所学。既然都厌恶具体事务，那么他们勤勉不倦地学习，自认为是已经学到了知识，实际上都是没用的学问，这就是程颢</a>所说的玩物丧志的表现。


    学校只是讲授知识的表象，而学习的人也只是用表面的东西来应对，这种靠形式来传授知识的方法真的能够造就人才吗？前提是必须像朱熹所说的“用义理来丰富他们的内心，用规矩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然后才能收到培养人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