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汉代统治人民的方式

    统治者的阶级压迫


    刘邦建立汉政权时，能够审量形势，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他不走六国分裂的回头道路，而坚持统一，以法制来约束人民。他入关之初，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者抵罪。”汉初不是像以前战国时代，随便可以杀奴隶，人身有了比较平等的待遇和保障。对于人民的搜刮，在田地租税上，是用重农政策和轻税制度的所谓“轻田租，十五而税一”。到景帝时，“三十而税一”。至于没有田地的贫雇农，“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就是收下籽粒来，农民与地主对半分成。这样劳动人民自己有了一定量的收入，要比在奴隶主奴役下，生命不能自保，除了枷锁而外一无所有，死了还要殉葬，要好得多了。因之在汉初，由于农民得以耕种自己的土地，从事劳动有一定兴趣，因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手工业产品的制造也精益求精，向前推进。《汉书</a>·食货志》记载：


    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失行谊而黜愧辱焉。


    《汉书·食货志》是据《史记</a>·平准书》转抄下来的。这种说法，未免有许多夸张之辞，而且一般史书把这种政绩都归功于“文景之治”，不过也反映了汉初经济确是比较繁荣的。汉初生产发展的原因，已如前述，主要的原因是劳动人民有了自耕的田地，经过辛勤的劳动，生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贪婪的地主阶级也和奴隶主的本质都一样，随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而更为加倍克扣和压榨。他们对于劳动人民除了物质上的剥削和勒索而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利和秩序，制定了一套精神上的枷锁。


    称谓的不同


    在封建社会内阶级的构成，统治者有帝王将相、地主豪绅、士大夫们，而被统治者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实际是被髡钳的工徒）、军士、奴婢等。当时的被统治者称呼统治者为大人、先生、夫人、公子等，还要加以官衔和爵位。而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农民，男的则叫作男子，女子则叫作妇人。对于手工业工人叫作工徒，对于军士则叫作田卒和戍卒，比戍卒身份较高的叫作良家子。当时砍柴斫薪的叫作厮（后来对于使用的小孩子叫作小厮），做饭司烹调的叫作养（就是后来的炊事员）。凡是参加劳动的成员，统治者都给以鄙贱的称呼。在封建社会内，尤其是封建社会初期，把奴隶置诸广柳车中，还能大量地买卖，因之对于奴婢，男的叫作大男，女的叫作大婢。[1]至于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客”，自己称作贱子。如《汉书·楼护传》说：“时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待遇的不平等了。


    赋役剥削


    在汉代出生的小孩叫作黄口小儿。只要生子到三岁，就要出口赋（人头税）了。汉武帝时，因为“征伐四夷，重赋于民”[2]，所以，每年逢八月，就要清查户口（算人），弄得人民困苦不堪。后来改为“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就是“民年七岁至十五岁，年出二十三钱”，叫作口赋。“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年出百二十钱”，叫作算赋。各王国、侯国的算赋，要以其中百分之六十五献于天子，叫作献赋。


    汉代赋役制度，大概可分为三种，除口赋而外，就是田赋和徭役。田赋即三十税一的制度。徭役就是人民出劳役，通称为“更”。充劳役的人叫作更卒。每年任劳役一月叫作正卒。至于充当“山地材官，北边骑士，水居楼船”的，叫作屯戍之卒。戍卫官廷的叫作卫士，把守于边防的叫作戍卒。人民当了一年的戍卒，任务完毕以后叫作过更，花钱雇人为戍卒的叫作践更。[3]


    人民贫富的区别是什么？怎样算贫，怎样才算富呢？关于人民所有财产的基数，在汉代成文法上</a>有这样的规定，通常的农民一家五口，耕田五亩，岁收粟一百五十石（每石合近代三斗三升三合），除了十分之一的租税而外，五口之家仅足温饱。人民的财产是以“衣履釜甑（蒸食物的器具）”来计算的。釜甑多了恐怕统治者抽调劳役，就把它卖掉，“以避科税，而豪富之家，乘贱买之，故得其利”。[4]一甑之价，值钱多少？尚未见于记载，不得而知。可是据《汉书·成帝纪》记载：“不满千钱，为极贫之产”，“鸿嘉四年诏民资不满三万无出租赋”。这就规定了贫富的限度。


    对于地主官僚占有的田地和使用的奴婢，也有限制。在汉哀帝时，孔光条奏：“限名田、奴婢，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皆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虽然有这种政令，其实是等于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实行过。汉代宫廷中诸官奴婢十余万人，岁费五六百臣万。[5]在民间，巴蜀的卓氏至富，家僮八百人。汉哀、平间，皇亲王氏封为五侯，家僮千人，宾客满门。[6]哀帝给幸臣董贤赐田千余顷，破坏了分封土地的制度。均田之制，早已不存在了。


    贫富两极分化


    早在西汉初年，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新兴的官僚地主、皇亲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将军灌夫家累数千万，宗族宾客众多，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广阔，权利横于颍川。[7]失意的贵族杨恽，因为拥有厚资，大治田园宅第，“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8]这都说明了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大地主庄园的经营。还有郑当时在长安京城的郊区置有庄园和别墅，每逢休沐之暇，就请客到他的别墅里饮酒宴会，当时称为“郑庄（当时的别号）好客”。汉武帝时的董仲舒</a>已经看到这种贫富悬殊情况，为了维护汉朝政府的统治，不得不慷慨地说道：“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无）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9]董氏所说的“奸邪不可胜”就是反映了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农民不得不起义反抗。


    从汉初到哀、平，不过二百多年之间，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之下，贫富不均，农民逐渐失去土地，不是起来造反，就是沦为任人鞭挞的刑徒，和充当奴隶，过着悲惨的日子。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就下令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又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10]王莽只看见豪民霸占田地的不均，就要开倒车，行复古的制度，回到奴隶制时代，实行王田的道路上去，所以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到了东汉，土地兼并和养奴蓄婢的风气，一点也没有改变。仲长统</a>《昌言</a>理乱篇》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千；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11]聚敛之多和奢靡之风，更超过了前汉。


    汉光武帝为平抑民愤所采取的措施


    汉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挽救其危机局势，便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打击豪强、丈量田地、释放奴婢等三项措施和政策，来平抑民愤。尤其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不像王莽那样要恢复井田制度，徒尚空言，而是有具体的措施，在剔除统治者压榨侵吞的积弊上，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因而，东汉在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方面也有所进展，但是执行得终究是不彻底，也是不可能彻底施行的。


    我们先从东汉以前各地方富户豪强势力谈起。汉朝统治者为了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吞并，注意打击豪强，主要是战国末期遗留下来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和豪强地主。据《汉书·贾捐之传》说：“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于是《高帝纪》记载：“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就是指东方诸侯奴隶领主的残余势力而言的。《后汉书</a>·郑弘传》注说：“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其突出的大姓如《汉书·严延年传》说的“涿人……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又“颍水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这可见到西汉宣帝年间，奴隶主的残余势力，犹且猖狂如此。至于《汉书·王尊传》所说：“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汉书·田延年传》说：“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这可能指庶族（没有官爵身份的）地主兼营商业的市侩而言的。在汉代的奴隶主的残余势力虽然受到打击，可是兼营商业的仍然在社会上是一种潜伏的势力，一直到三国时依然存在。如三国时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12]，就是一个例子。此外新兴的有身份的官僚地主阶级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了东汉光武以后，从龙附凤的外戚权臣，猖狂得更甚。


    新兴的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也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皇帝是最大的地主阶级。汉高祖刘邦问他得到的财产，“孰与仲多”，显出了天下是他一家的天下，他的王子皇孙封国称王，不但拥有土地，还有开采盐铁的特殊权力，说明他就是最大的地主。第二是从龙的功臣，尤其是外戚。只要是功臣，自然可以攀龙附凤，当上皇亲国戚，占领大量的田宅。如汉武帝时的田蚡、窦婴，无不大治宅第，拥有膏腴田园，形成了大庄园主。汉哀帝时的外戚王商等，一日同封五侯，也是大起宅第，宾客满门，横暴一时，“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13]。功臣如安昌侯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14]一直到后汉功臣而兼外戚的马家，马援之后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洛阳）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15]自西汉到东汉以来，如前汉的田、窦，后汉的马、郭、殷、王，形成地主贵族世家。第三是宦官。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招权纳贿，无恶不作。如宦官侯览，“夺人田地至百一十八顷，大起第宅十有六区”，皆穷极壮丽。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16]第四是中小官吏和书佐所形成的中小地主阶级。他们的官职虽卑，可是拥有出纳政令、运送国家财富的实权，所以如史籍记载，上计吏到一个地方，在亭传上累积堆放着运送的货物。[17]生极其养，死了还营葬高大的坟墓。例如，近来四川发现的王晖墓中雕画的石椁和山西左元异墓碣，石刻壁画皆穷极华丽，非殷实之户不能办到。其生前贪婪的情况，可想而知。第五是没有身份的庶族地主。他们与官僚地主互相勾结又互相斗争。如《汉书·陈汤传》说：“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可是庶族地主如三国时的张既“世单家（富），为人有容仪。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予，以是见识焉”。[18]以此来勾结官僚地主阶级。自东汉以来，察举孝廉方正和秀才，统治者所察举的全是有钱有势的地主阶级中的人物，也有庶族地主阶级因缘攀进的人物。这就成为庶族地主阶级进身之阶了。


    依附于地主阶级的游手好闲的知识分子，据荀悦</a>《汉纪》中所说，有“三游”，就是游侠和游客，以及游行（亦即游行四方的说客一类）。


    所谓游侠，即《汉书·游侠传》所说：“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观其温良泛爱，赈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张衡</a>《西京赋》说：“都邑游侠，张赵之伦……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他们为了杀富济贫，随手立致千金，随手亦可散去，声势显赫一时。在汉代前期，著名游侠有朱家、郭解，成帝之时又有楼护、陈遵，都以依附豪势，行侠好义，闻名于时。[19]到了东汉还有戴良</a>，尚侠气，食客尝三四百人，当时称为“关东大侠戴子高”。既至三国以后，这种风气就较为罕见。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游客，就是宾客。食客又可以谓之奴客，它的身份，由诸侯的上宾逐渐下降为与奴仆几乎相等的奴客。这是由于阶级分化，有的贫寒知识分子猎取功名，上升在地主阶级的行列，当然毕竟是在少数；而多数逐渐下降为奴客。这种逐渐向两极分化的情况，是有迹象可寻的。


    这里要谈的什么是宾客？《汉书·周昌传》说：“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官名），其从兄周苛为客。”客为“帐下宾客，不掌官也”，就是不受官爵，待以客礼的叫作宾客。在汉代初年，首先是分封的同姓诸王，都要延揽宾客，为之出谋划策，以期取得最高的权力和地位。像淮南王刘安</a>，就延揽了很多的宾客，给以优厚的待遇，甚至“鸡犬都可以升天”。梁孝王建</a></a>筑梁园，广收宾客，延请了如枚乘</a>等人，“为上国大宾，与英俊并依，得其所好”[20]。到东汉光武之时，楚元王刘英也好交结宾客，“以谋得逞”。这时的宾客，真成了天之骄子。其次是地主豪势之家，如前汉的公孙贺，“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又“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护作平陵方上（陵工）。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甚至颍川大姓原褚，宗族横姿，宾客犯为盗贼”[21]。还有一些缙绅士大夫，虽然没有多少钱，也要请一两位门客，来撑面子。于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都想当上官僚地主的宾客。当时作宾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自贬身价，甘处于为人当雇工，如佣作奴仆的地位。如《后汉书·桓荣传》说：“（桓荣）家贫无资，常客佣自给。”托名汉刘向</a>撰的《列仙传</a>》说：“宋璜，广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丘，丘怜之。璜曰：‘病愈当为君作客三年，不致自还。’”而当时的官吏为了撑面子，也要雇一二人为客。崔寔</a>《政论</a>》说：“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佣一月千钱。”三国时的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从此由诸侯的宾客沦落而为奴客的地位了。沿及晋代，奴客称客户，有的与雇农、佃客地位同等。《三国志</a>·吴书·潘璋传》：“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晋书</a>·食货志》说：“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奴客也可称为佃客了。


    为此，东汉初年采取了一些打击豪强地主的措施：


    （1）仗量田地。汉初在关中开辟土地，兴治沟渠，发展生产，来拱卫京师长安。由于膏腴满野，故称“陆海”。及至光武建都洛阳，政治中心乃由长安移到洛阳。南阳为光武故乡，因此特别注意于洛阳以东的地区开垦田地，提高生产。兴修鸿陂渠，灌溉田亩数千顷。汝阳一带尤为殷富，“鱼稻之饶，流衍他郡”[22]。光武帝时特别注意度田（丈量田地），而且行之甚力，度田不实者，多因之致罪。光武帝度田的目的是专为着充实帝室，中饱统治者的私囊；而限制官吏的名田，尚在其次；至于富人的土地侵吞，害及贫民，就不在帝王的心目中了。就是这种清丈田地，也是有偏倚，仗量不均，清查不实的。《后汉书·刘隆传》说：


    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光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显宗（明帝）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


    所以仗量田地清查田亩，在光武帝时就根本实行不通。到了明帝、章帝以后，宦官外戚专权，土地的兼并、奢侈风气，更超出于前汉，人民的痛苦更形增加了。


    （2）释放奴婢。在汉代存留着奴隶制的残余，地主每家蓄养奴婢和虐待奴婢是社会上一个严重问题。王莽时规定了“民田奴婢，不得买卖”。就是有奴婢之家，自“上公以下，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23]，以此来限制大地主官僚蓄养奴婢的数量。光武帝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利和地位，使奴隶不至于和农民在一起起来反抗，因之对于释放奴婢和改善奴婢的待遇，确有明文规定。如建武七年五月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一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者为庶民。”又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十三年冬十二月诏：“益州自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24]在光武时不止一次地颁布释放奴婢的命令，并规定奴婢不得买卖，改善对奴婢的待遇，被解放的奴婢称为庶民。


    在法律上规定不得乱杀奴婢，使其人身得到保障，实际执行了没有，执行得如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当时可能表面上执行过，而骨子里仍是阳奉阴违。如《后汉书·郑兴列传》说，兴以“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当时，奴婢不但买卖，还可以互相赠送。《后汉书·李恂传》说：“贾胡数（李）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而买卖奴婢还是普遍的，如《三国志·魏书</a>·杨俊传》说：“宗族知故为人所掠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那么因为无钱被掠作奴仆而不能赎的，不知要多少家了。所以在光武颁布明令不久，外戚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折象家僮八百人，资财二亿。大官僚梁冀“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25]。这可见到东汉末年，贵族家庭蓄养的奴婢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奴婢受着鞭挞凌辱、目不忍睹的不平等待遇，生活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前汉王褒曾著过一篇《僮约》。“僮约”就是一个买卖奴婢的契约，也叫作券文。券文上说：“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褒的别字）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蕙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奴名），决资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截竿凿斗，锄园斫陌……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褒所写的“僮约”虽然是戏言，然可以反映出汉代地主豪强虐待奴婢的惨况。那时贫民一做了奴婢，正如王褒所说“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凿额”[26]了 。


    当然也有地主豪门的豪奴恶仆仗势欺人这类事经常发生。如前汉霍光的家奴与御史魏相的家奴争道，“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霍氏的家奴头子监奴冯子都和王子方等人，狐假虎威，不可一世，“视丞相亡（蔑）如也”[27]。汉辛延年的《羽林郎》诗句说：“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其猖狂傲慢的情况可想而知。这种倚势凌人的豪奴恶仆，他们早已失去其阶级的本性，欺压良民，作恶多端，已经不齿于人类。这种败类是少数，而受着苦难和不平等待遇的贫苦奴隶总在多数，而且是大多数。


    （3）允许刑徒自赎。在汉代建筑宫殿陵苑，修治沟渠道路，开采盐铁等项大工程，以及纺织、陶冶、铸铜、髹漆等官营手工业生产的精美物品，皆是由大量的刑徒惨淡经营和制造出来的。刑徒是创造社会财富、发扬祖国文化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可是刑徒的身份和待遇，尚不能与奴婢相比，他们受到的肉体责罚和桎梏，生活的痛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在山东诸城县发现了刑徒被髠钳的一张石刻汉画，可以略见一斑。汉代修建工程所使用的刑徒动以十万计算。《汉书·陈汤传》说，修昌陵时，“卒徒工庸以臣万数，至然（燃）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价，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这样数字庞大、夜以继日的劳作的刑徒的来源如何呢？一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有些大臣官吏得罪了当权执政者，因之被罪而罚作为刑徒。这在刑徒中实占少数。二是贫苦大众，主要是农民。他们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稍有不遂，就被横加以罪名，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充当了刑徒，这在各类工种中占绝对的多数。定刑徒的罪名也有等级和年限的区别。据《汉书音义》说：“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刑已上为耐。”耐是“轻刑之名”，犯耐罪而私自逃跑的就叫作亡命。又《汉旧仪》说：“髠钳为五岁刑，完城旦舂为四岁刑，鬼薪（也写作新）白粲为三岁刑，司寇为二岁刑，罚作（名复作）为一岁刑。”凡是犯罪的刑徒，官吏则收容在都城中名叫“若卢”的监狱里，至于一般农民刑徒则在普通的监狱里。表现好而刑期未满者，不戴刑具，要比刑徒身份略高，叫作弛刑。这些弛刑徒可拨到边疆上充当卒徒。在服刑期内调配到工地上充劳役的，有技能者叫作五任；没有技能者只充当小工，还须戴上刑具工作，叫作无任。[28]尽管刑罚这样严重，待遇又区别得这样酷苛；可是只要有势力有钱财，就可以赎罪。如大官僚李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安平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擢河南尹”。又如文学家蔡邕</a>以得罪权势，髠钳为徒，不久就以钱财来赎罪，得免于徒刑。《后汉书·明帝纪》载：建武中元二年建武十二月甲寅诏“……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髠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至于女徒，《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1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出）顾山钱月三百。”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若是无钱的贫苦劳动人民，就只有长期作刑徒了。


    武梁祠画像中的刑徒罪人


    刑徒墓砖刻文


    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所在地，在洛阳四周围营造的工程是众多的，无疑是使用了大量的刑徒。最近在洛阳附近偃师县佃庄附近发现了汉代刑徒野葬墓地。这些刑徒的尸首，似乎用薄薄的棺材浮葬在野地里，身边还有手铐和脚镣，身上只放两三枚五铢钱，最多的也不过九个五铢钱和一个盛水的瓦罐子，身后的惨状如此，则其生前的痛苦生活可知。身旁还有一块墓砖，上面刻着刑徒的籍贯、姓名、罪行、死期和所作的任务，如有一块砖刻着“五任汝南南顿鬼新黄柏元初六年闰二月死”。又一块墓砖刻着“无任南阳武阴完城旦捐祖永初元年七月九日物故死在此下”。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悲惨的情况，而五任和无任的区别，也可以弄明白了。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写的《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这篇报告说，这些刑徒多来自幽、兖、豫、荆、青、徐、冀、并八州之地。考察这些刑徒的骨骼，多半是中年受残酷的虐待，未能到刑满之期而中途死亡，墓葬的年代多半是从汉永元四年（92年）到延光四年（125年）时期。工徒的待遇，既然这样，农民的生活的凄惨状况，更可想而知，因之为时不到四十年就激起了黄巾农民军大起义，八州之人，因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响应，“襁负归之”。农民起来反抗统治者如火如荼的情况，就形成轩然大波了。


    统治者刚柔并济的两面政策


    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压榨、剥削劳动人民时，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拿着“仁者爱人”的经典，惯耍两面派手法。统治者在横征暴敛和高压之时，有时摆出慈善姿态，要豁免租况，减轻徭役，优待刑徒；有时露出狰狞凶险的面孔。在荒旱年间，甚至开仓赈济，其实并不都是实心爱民。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所设置的常平仓的情况。《后汉书·刘般传》中刘般说：“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而“贵戚椒房之家，数用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29]汉朝政府的朘削暴敛，卖官鬻爵，压榨百姓，已经是罪恶昭彰，人所周知。


    地主阶级为了饱填其欲壑，达到其巧取豪夺、兼并侵吞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平时也惯用伪善和欺压两手。我们再就地主豪强的侵吞兼并和其经营的方式，来做比较具体的分析，其穷凶极恶的面貌就可以略见一斑。


    第一是巧用人力。在汉初出现了大批失业的社会廉价劳动力，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方设法利用这些廉价劳力发展生产。《汉书·货殖传》说：“齐俗贱奴虏，而刁间（人名）独爱贵之……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刁家遂以之而殷富。《汉书·赵敬肃王彭祖传》：“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又《汉书·张汤子安世传》：“（张汤子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前汉的王丹“哀、平时仕州郡……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堕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30]地主阶级伪善假慈悲，实在是欺骗人民，是好把钱搁在自己腰包里的虚伪卑劣手段。


    第二是兼营家庭手工业。地主豪家因利用奴仆人力的轻贱，乃兼营家庭手工业。如霍光家利用家僮制造纺织机，以数十人之力，两个月的时间，织出了一匹精美的葡萄锦。又后汉时外戚郭况富极一时，当时郭家被称为“琼厨金穴”。王子年《拾遗记</a>》说：“况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土冶之声，震于巷内。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可见地主豪强家庭手工业之盛。


    第三是放高利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在汉代，地主豪家征取子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第四是欺压贫雇农，勒索租额。在汉代，贫雇农耕富人的田地，见税什五，就是对半批租，其实勒索的情况不止此。《汉书·匡衡传》说：“衡专地盗土……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所谓善于说《诗经</a>》的匡衡，乃是一个巧取豪夺、欺压农民的能手。


    四川出土的汉代砖刻画贷粮图


    第五是巧取豪夺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地主豪家不择手段得来的田地，还要用巧取豪夺式经营，如后汉樊宏无孔不入地经营田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汉书·樊宏传》说：


    （宏父）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可见地主阶级费尽心思地经营，大量积累财富的一斑。


    束缚人民的“契约”


    地主阶级无论是用伪善的面貌出现，还是用狰狞的面貌勒索豪夺，或是把得来的田地在那里处心积虑经营；尽管花样多端，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封建社会内要攫取农民更多的田地，把地主阶级的权力巩固起来，把农民苦心劳力耕种的田地据为己有。他们不但夺取了田地，而且要从文字上把属于谁的名义确定下来，于是古来埋葬死人的卖山券演变而为卖地券，恐怕一纸空文不足为凭，还要请中人作保。作保的中人在汉朝叫作知券者，就是证人。其买卖僮奴人口，写定契约，也是如此。买卖人口的契约，前面已举了王褒的《僮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故不另举。现在我们不妨把东汉徐胜的卖地券的形式抄写在下面：


    建武中元元年丙辰四月甲午朔，廿八日，广阳太守官大奴徐胜，从武邑男子高纪成卖所名黑石滩郭罗佰田一町，贾钱二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北比皇甫忠，南比孙仲倍，西比张准，北比大道，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徐姓。田中若有尸死，男即为奴，女即为婢，皆当徐姓给使。时旁人姜同许义，皆知券约，沽酒各半。


    这券中所说的大奴徐胜，可能是广阳太守的奴仆头子，倚势凌人侵夺了男子（农民）高纪成的田地。有此一契，这块贫民的田地就可以霸占，永为势家所有了。既然规定了主仆的名分，和土地隶属所有制的权利，那么地主老爷们就可以高坐堂上，呼奴唤婢，大摆人肉宴席，还要叫贫雇农民们来交租纳税。假若交粮较迟，或借贷还钱稍缓，地主们就派豪奴恶仆向贫雇农民坐摧索债。在河南费县打虎桥发现汉代的石刻画像，有地主索债图。其他汉石刻画像还有农民向地主交租图。[31]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倒到地主的仓廪中去，一方面显出地主气势的蛮横和阔气，一方面刻画出贫农受地主压迫的惨痛情况。农民在地主的剥削鲸吞之下，逐渐失去了自耕的一小块土地，甚至卖儿卖女，充当地主的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一遇到荒年，斗米千钱，甚至“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贫苦农民只有起来造反，揭竿而起了。1935年同蒲铁路开工时发现一个朱书的陶罐，上面写道：


    汉画像中的收租图（描摹）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眉须以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束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32]


    在这个张叔敬陶罐上所写的辞句，主要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现出农民的大公无私。劳动大众受统治者压迫，困苦而死，“欲令后世无有死者”。另一个是贫苦农民生前受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死后还要受到鬼神的剥削，所以拿黄豆瓜子叫死人持着缴地下的赋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束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说得何等悲惨沉痛呀！


    统治者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秩序


    汉代有这种传说，就是劳动人民生来要受苦，死了还要受苦，这是由神灵在那里监管着；人死了魂归泰山，而且是天命所注定的。官僚地主是高贵的，农民是贫贱的。因之，在人的伦序上不是拿法律来制裁，而是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抽象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从意识形态上来约束人民的思想，使劳动人民不至于暴动起来，进行造反。这就是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外，汉朝统治者用三条钢绳和五个铁箍来钳制人民的思想，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用这种办法的人，始作俑者，就是汉武帝时主张罢黜百家、崇尚六经的董仲舒。


    在封建社会初期，秦始皇</a>为了改革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阻碍生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以吏为师”，来建立封建社会制度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后来弄得繁文缛节，桎梏重重，民不堪命。汉初在久经大乱之后，注意到人民的生活，发展生产，需要休养生息，只是与民约法三章。经过文、景两代，因为皇太后都喜欢道家的学说，都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根本没有提到法家。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已经形成，并壮大起来，继承高祖刘邦的伟业，保卫祖国的边疆，整饬国家的内政，发展盐铁生产和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他为了平抑各家不同的思想，用儒家礼</a>教这一套方法来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由于孔子</a>总结了自上古尧舜禹汤奴隶社会的经验，保存下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门人所辑的《论语</a>》，辑录了祖国古代人民遗留下来的优良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至今还在应用，如何评价，这里姑不具论。但是过于尊尚儒术已失去孔子本意的董仲舒建议用的“罢黜百家、崇尚六经”定于一尊的办法，以期更容易于统治。在汉武帝时，虽然建立了太学，建元六年（前135年）建立了五经</a>博士，可是把儒家的孔子奉为教主（见章炳麟</a>《訄书</a>》），并未真正实行，比如汉宣帝就不是专信儒教的。自元帝以后，政权渐衰，为了愚蒙人民，儒教才被推广起来，所以汉代石刻上才有孔子见老子</a>的画像和孔门之学，师弟相传的优生授经图</a>等。东汉的石刻画像中，此类故事更日渐众多，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所以说，董氏是针对当时统治者剥削压迫的情况，所谓“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及要求统治者“省刑罚，薄税敛”以宽民力的一套措施。他认识到，对于人民不能专用刑法来压制，还是要用礼教来感化；认为这可以为劳动人民接受，可能博得人民的同情。当然，其目的是暂时地安定人民，而实际是专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说教的。他进一步论述，法律的制裁是有一定限度的，唯有礼教才能把社会上的秩序安定下来。因之就宣传天尊地卑、贫富贵贱自来就有差等，制定了“三纲五常”，钳制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手脚的大道理。董仲舒说：“有政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说，历代的制度虽然有时改变，而约束人民的“三纲五常”始终是不能改变的，是受命于天的。为什么把最高统治者帝王叫天子呢？就是受命于天。从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于天也”。他更引申而为人的行动全是受命于天，从而形成了他的天人相应的荒谬的学说，即天的变动和降灾都影响到人民，而君主以及人民的行动都可以上应于天。他把劳动人民由劳动中察觉出来的天气的变化，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不违农时”的自然界现象，朴素的唯物论，却歪曲为天主宰事物，天的意志高于一切，编造了劳动人民生来就该受压迫、服从于统治者的一套主观唯心论的荒谬理论，来愚蒙人民。其实，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他所说的话的实质和他所玩弄的玄虚。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者王充</a>就认识到天是宇宙间自然界的现象，天哪能像人一样有口和耳目。所以《论衡</a>》自然篇说：“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今（以）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那么，怎能“天人相应”呢！至于说天道不变，可是天也有四时运转、风雨晦明的现象，哪能说是不变；若说到人类社会上，则“千里不同风，万里不同俗”，时事正在往前演进，安能法先王而不法后王，是古而非今？正如前汉杜周所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33]与王充同时，有桓谭</a>和王符</a>。桓谭主张社会是不断演变的，他说：“前圣后圣，未必相袭。”[34]王符著有《潜夫论</a>》，主张法治，“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故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而施行法令，在于使用得人，所以说：“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


    董仲舒对于历朝的制度，也承认是未尝不变的。不过，他说制度虽然可以改变，但统治者“三纲五常”的道理是不变的，就和天道是永恒不变的一样。他曾引证“五经”中的《春秋</a>》来立论。宋代王安石</a>就说《春秋》是“断烂朝报”。而经学中的今文学家董仲舒（经学中的古文是用古代篆字来写的；今文是用汉代隶字译为今文的，当时就叫作今文学家）把《春秋》所记载的从隐、桓到定、哀十二公，分为三个时期。他所谓“张三世”就是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其目的是“新周、故宋、王鲁”。他说时代虽变，可是统治不变，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不变。“贵有常家，尊在一人”[35]。因之，他说的“王鲁”就是借着鲁来吹捧汉朝天子。他把孔子称为“素王”。所以称为“素王”，是孔子有一个预见，即制礼作乐，“为汉制作”。把孔子一抬就变为教主了。


    董仲舒之后，有些人说孔子为预言家，认为他有许多“微言大义”和“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没有写在六经里面，而是“口授”别记在谶纬里面。谶就是一种“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纬原来是指天象，后来才附会人事。说六经是经，纬书是扶翼六经而行的。当时的一些谶纬家说什么孔子的“微言大义”中有汉当代秦而兴，乃至刘秀中兴。如有的谣言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36]， 卯金即是刘字。又如“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也记载在谶纬书里。这些谶纬的荒诞无稽之谈，难道还不是捧汉代皇帝作为进身之阶的人搞的吗？汉朝统治者企图说明自己注定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使人民不致异动，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政权。他们愚弄老百姓，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来笼络人心，欺骗人民。《汉书·元帝纪》中有一段说得很精彩：


    孝元皇帝……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就是说在汉宣帝时，尊崇儒家，起用儒生，不过是一个建议，到汉元帝时，才真正实行，而汉朝政府就从此中衰了。其实汉代的推行儒家政策，大都为欺骗群众，实际像元帝这样优柔寡断，即使不用儒家，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就是东汉光武帝的中兴，表面上虽然推崇儒家，而实际上是用暴力来平定中原；对他稍有反对的，必须把它镇压下去，最后乃战败了据守四川的公孙述，终于四海如一，心中乃安。本来他是用的霸道来“平定天下”，而反说是“吾以柔道行之”[37]， 纯粹是欺人之谈。


    董仲舒所主张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8]，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地主阶级的子孙们，好传宗接代，作为统治者的羽翼。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代的举贤良茂材的选举制度，并不是真正选拔人才，而是从地主阶级中挑选出贵族子弟，加上“孝廉方正”，或博士、议郎清贵的荣名，来巩固地主阶级的地位，形成了地主世袭，贵者常贵、贱者常贱的门阀制度。这种贵族子弟，席丰履厚，哪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过是拿学习五经，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再爬上士大夫贵族的地位。当时就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班固</a>就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来研究经术是为着利禄荣名，来夸耀自己。当时的尚书</a>博士夏侯胜就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后汉的博士桓荣，官做到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39]凡是地主阶级得到青紫的就是贵族，得不到青紫者，就是庶族。而这种青紫往往是由夤缘攀附、不择手段而得来的。于是形成了社会上的人民两极分化。《后汉书·黄琬传》说：“时权富子，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所谓清贵之地，遂为利禄之场。当时察举孝廉方正，必须有人保荐，保荐的人自然是亲戚故旧才能够同声相应，同类相求。当时两家联姻，也必须门当户对，贫户决不能与富家联姻，即是庶族地主，也难与贵族地主攀附。像东汉的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重”。王符也因家世寒薄，穿缝掖之衣，为人所轻。又如王粲</a>，本来是世家子弟，因为没有外家，浮沉下僚，幸亏有皇甫规、蔡邕等为之提拔援引，他所写的文章才名闻于时。还有三国时的文学家吴质，也是出身于寒门，当时并非有名，因为为曹丕</a>所欣赏，才成为建安时曹氏幕客中的风流人物。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地位和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压制人民的门阀之风，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了。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从来就存在意见的分歧。由分歧而到对立的统一，形势也随之向前发展。自从董仲舒提倡天人相应的学说，就有王充反对天人相应，提出天无口目的学说：有尊孔，就有反对孔子的“问孔”文章。汉光武以谶纬来愚弄人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使桓谭来整理有关谶纬的书籍；桓谭以“臣不读谶”[40]拒绝了皇帝的答问。桓谭说：“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a>，误之甚也。”[41]在皇帝的严威之下，而能正直不阿，说出这样的话，他的正义精神可见是惊人的。仲长统看见当时“选士而论族姓门阀，交游（专）趋于富贵之门”，诵读五经弄得乌烟瘴气，甚至有“行赂改定兰台漆书经</a>字，以合其私文者”，不禁慷慨激昂地作诗以见志。仲长统的诗说：“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42]可以看出他对于奔竞仕途、斯文扫地的愤慨。“高门无下品”，攀亲也必依附高门，发展到了魏晋，遂制定了“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成为“官人”的框框，用以培养贵族门阀，来欺压人民，使人民难以翻身。


    董仲舒“推明孔氏”制定了“三纲五常”，作为桎梏人民精神的枷锁。统治者对于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只有条文而没有细目。对于女性“男尊女卑”还不满意，还要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于是班固的胞妹班昭</a>连忙编写了《女诫</a>》七条：第一卑弱，第二夫妇，第三敬慎，第四妇行，第五专心，第六曲从，第七叔妹。其主要的意旨是“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必须“忍辱含垢，常若畏惧，卑弱下人”，又必须曲从姑舅之言，“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是谓曲从”。因之就说：“生男如狼，犹恐其尫；生女如鼠，犹恐其虎。”[43]把支撑半边天的女性，教成遵守夫权的驯服的工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旧中国）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4]汉代统治者满以为制定了“三纲五常”以及尊崇夫权的《女诫》就可以约束人民不致异动了。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尤其是在前汉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山东海曲（今山东日照）就有女英雄吕母起兵反抗。须知支撑半边天的女子们不是好惹的。


    山东吕母崮遗址


    汉朝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激起农民不断起义，就震撼动摇汉朝的政局了。在前汉末年爆发了赤眉、铜马等农民军的起义，光武帝刘秀借着农民军起义的力量，统一了中原，经过休养生息，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民户达四百二十七万户，人口在一千六百三十四至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到桓帝之初（永寿二年），民户增加到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十，人口增加到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由和帝、顺帝而后，特别是桓灵之世，宦官当权，外戚专政，再加上灵帝的贪污腐化，卖官鬻爵，大捕党人，横征暴敛，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终于激起了青、冀、兖、豫等八州人民以黄巾为标记的农民军大起义。人民群起响应，“襁负归之”。人民群众腾欢之时，就是统治阶级难受之日。于是，统治政权中的军阀官僚们也不得不暂时放下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征讨“黄巾”为名，而成群结队地起来镇压农民军，随后又为着自己争夺地盘，借着所招抚的农民军的力量，互相混战，再加上由战争而带来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岂止是斗米千钱，乃至“黄金一镒，买来一斛”，又加上天灾流行，死亡过多，无人收拾而带来瘟疫，人口骤然下降。正如王粲《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45]其惨痛的情况可以概见。因此，八州之民，不及桓帝时一州的数量。当魏文帝</a>曹丕当了皇帝之时，据统计，魏与蜀的民户只有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即是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然挣扎起来，在宛、洛的废墟上恢复了生产。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到三国时期魏、蜀、吴之所以能够鼎立，尤其是曹操</a>能够巩固北方的边疆，平定中原，就是由于他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屠杀农民军，而是团结青州的农民军的势力来巩固其政权，注意到民生，恢复了生产，人民逐渐安定下来。宛洛之间，农桑遍野，形成了中原得以安稳、经济和文化得以繁荣的局势。至于像袁绍、袁术之流，因为只顾抢夺地盘，纵然是“四世三公”，也不过成了招致灭亡的条件，所以就迅速地垮台了。在这兵荒马乱之中，天灾瘟疫流行之际，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而出现了治疗瘟疫的医学家张仲景</a>，著有《伤寒论</a>》；出现了对于科学技术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马钧等人。人民群众以及无数无名英雄，与统治者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生产和科学技术都逐渐地发展起来。这是值得称道的。


    * * *


    [1]. 参考《居延汉简考释》，新发现《汉男子张</a>景碑》，《汉书·贾谊</a>传》韦昭</a>注及［东汉］刘熙</a>著《释名</a>》。


    [2]. 《汉书·武帝纪》。


    [3]. 《汉书·食货志》，并参考《居延汉简考释》。


    [4]. 《汉书·食货志》及《后汉书·殇帝纪》。


    [5]. 《资治通鉴</a>补·汉纪》。


    [6]. 《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元后传》。


    [7].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8]. 《汉书·杨恽传》。


    [9]. 《汉书·董仲舒传》。


    [10]. 《汉书·王莽传》。


    [11].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2]. 《三国志·蜀书·糜竺传》。


    [13]. 《汉书·蔡茂传》。


    [14]. 《汉书·张禹传》。


    [15]. 《后汉书·马援列传》。


    [16]. 《后汉书·侯览传》。


    [17]. 《资治通鉴补·汉纪》。


    [18].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9]. 《汉书·游侠传》。


    [20]. 《汉书·梁孝王传》。


    [21]. 《资治通鉴补·汉纪》。


    [22]. 《后汉书·邓晨传》。


    [23]. 《汉书·王莽传》。


    [24].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5]. 《后汉书·梁统列传》。


    [26]. 《全上古汉魏六朝文》辑王褒《僮约》、崔寔《政论》。


    [27]. 《汉书·霍光传》。


    [2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


    [29]. 《后汉书·王符传》。


    [30]. 《后汉书·王丹传》。


    [31]. 见四川汉画像砖拓片。


    [32]. 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汉张叔敬陶罐朱书题字。


    [33]. 《汉书·杜周传》。


    [34]. ［东汉］桓谭：《新论</a>·正经》。


    [35]. 《后汉书·仲长统传》。


    [36].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3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38]. 《汉书·董仲舒传》。


    [39]. 《后汉书·桓荣传》。


    [40]. 《后汉书·桓谭传》。


    [41]. 《新论·启寤》。


    [42]. 《丹铅总录·诗话类》。


    [43]. 《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辑班昭文》。


    [4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集》（第一卷）。


    [45]. 沈德潜</a>：《古诗源</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