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修养

    克林威尔以事功显。然其事功，实发源于高尚纯洁之宗教心，与功名之士，苟图哗众取宠者不同，则少年时代之所养然也。其小学</a>教育，受于本市之文法学校。校长佩尔特（Beard）博士，为清教急进派，管理生徒甚严厉，尤喜用夏楚。说者谓克林威尔之性行，受其陶范者为多焉。


    年十七，入剑桥中学，逾年升入大学</a>。该大学亦清教徒集中地。克林威尔耳濡目染，其信仰根基，遂益巩固。


    克林威尔在大学，好数学及历史，尤精拉丁文。后此既秉国政，犹能以拉丁语与荷兰公使会谈。史家有议其目不识丁者，盖不根之谰言也。会其父劳白脱逝世，乃辍业归。旋又入伦敦林肯法学院，研究法律。时某巨商有女，亦名伊里查白，方旅居伦敦。克林威尔因与联姻，以一千六百二十年（明泰昌元年，民国前二百九十二年）行结婚礼。时年二十一岁也。


    克林威尔既成婚，闲居侍母者凡十年，先后生子女八人，萱闱日永，玉树枝繁。服先世之田畴，急地方之公益，盖一恬淡静穆之乡绅生活也。其所拳拳服膺、朝夕哦诵者，则为新、旧约《圣经》。而对于《圣经》之见解，尤高人一等。拉马丁（Lamartine）尝论之曰：


    “克林威尔之宗教观及政治观，皆由读《圣经》之创见而来。彼以为《圣经》中一字一句，罔非吾人安身立命克己复礼</a>之资，此与一般清教徒同者也。然据克林威尔之意，则人必以上帝之心为心，始能悟《圣经》之真理，而得切实受用。先贤之旧注，师友之提撕，无益也。盖克林威尔之为人，虽惟《圣经》之谟训是遵，然解释《圣经》之权利，则以为在我而不在人也。”


    克林威尔抱此见解，故虽信教綦笃，仍有独立不惧之精神。养晦待时，已负霖雨苍生之怀抱。每来复日，则集市民于礼拜堂，为说社会之腐败，家国之阽危。而以献身上帝拯救时艰为勖，立言恳挚，闻者咸感动。他日从其麾下，披坚执锐，以效命于疆场者，皆此时礼拜堂中听讲之市民也。至一千六百二十八年（明崇祯元年，民国前二百八十四年），选任国会议员。于是克林威尔之政治生涯，乃始发轫。


    【批评】


    人必有学养而后能有作为。伊尹</a>莘野躬耕，诸葛武侯隆中高卧，与克林威尔十年侍母，皆于学养功夫，讲求有素。是以出而问世，能举重若轻绰有余力。若学养未深而欲轻任天下事，则好爵之羁縻，足以丧其守；艰巨之猝集，足以焚其神，未有不贻折鼎覆餗之饥者。此孔子</a>所以举隐居求志于行义达道之先也。


    克林威尔谓解释《圣经》之权，在我而不在人，此佛学所谓“顿悟”，阳明学所谓“良知”也。以顿悟之所得，行良知之所信，则知行合一，当仁不让。六经皆我注脚，举世惟我独尊，自不至屈己徇人，进退失据。日本维新功臣，多禅宗及王学中人，即此理也。彼拘文牵义，死在句下者，虽学富五车，亦何从得一些受用来？


    曾文正</a>有言：“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观克林威尔居乡讲学，可以使敦朴之市民，成貔貅之劲旅，陶铸人材之效，亦大可见矣。吾国今日人心堕落，政纪陵夷，言救国者几于无从着手。惟讲学一事，犹为士大夫力之所及，可各随其地位而为之。虽于政治上未必能收速效，而化民成俗，起敝振衰，其间接裨益于国家者，亦非浅尠。有志之士曷兴乎来？


    克林威尔因为建立的功勋而出名。然而他建立的功勋，真正是发源于他高尚纯洁的宗教信仰，与那些追求功名的人，只贪图哗众取宠的人不同，这主要得益于他少年时代的教育和训练。他的小学教育，受教于本市的文法学校。校长佩尔特（Beard）博士，是清教的急进派，管理学生和教徒非常严厉，常用教鞭责罚他们。有人说，克林威尔的性格、品行受他的影响是最多的。十七岁时，克林威尔进入剑桥中学读书，一年后升入大学。这所大学也是清教徒的集中地。克林威尔耳濡目染，他信仰的根基也因此变得更加稳固。


    克林威尔在大学时，爱好数学和历史，尤其精通拉丁文。后来执掌国政后，他还能用拉丁语与荷兰公使进行会谈。有些史学家说他目不识丁，都是没有根据的诬陷。当时正遇上他的父亲劳白脱逝世，他于是辍学回家了。不久后，他又进入伦敦林肯法学院，研究法律学。当时一位大商人的女儿也叫伊里查白，正旅居伦敦。克林威尔与她联姻，在1620（明泰昌元年，民国前292年）时举行了结婚礼。当时克林威尔二十一岁。


    克林威尔成婚后，闲居在家，侍奉母亲共十年，先后生了子女八人，真可谓是“萱闱日永，玉树枝繁”。他辛勤地耕种先祖留下的田业，热心于地方的公益事务，可以说是过着恬淡静穆的乡绅生活。他所牢牢谨记，朝夕吟诵的，则是新、旧约《圣经》。而对于《圣经》的见解，他总是高人一等。拉马丁（Lamartine）曾这么评价他说：


    “克林威尔的宗教观及政治观，都是由读《圣经》后得到的创新和见解。他认为《圣经》中的一字一句，无不是我们安身立命、克己复礼的资本，这是与一般的清教徒相同的看法。然而根据克林威尔的理解，他认为人必须以上帝之心为心，才能够领悟《圣经》的真理，从而得到切实的受用。先贤们旧的注解，师友的提携，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克林威尔为人处事，虽然一切都是遵照《圣经》的教导，但是对《圣经》解释的权利，他认为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克林威尔持有这样的见解，所以他虽然信教虔诚，但仍有独立不惧的精神。他暂时的隐居，是在等待时机，他已有了泽被苍生的抱负。每到星期天，便在礼拜堂召集市民陈述</a>社会之腐败、家国岌岌可危的状况，而又以献身上帝、拯救时艰来勉励市民。他的发言诚恳真挚，听闻者没有不为之感动的。后来，投奔到他的麾下，为他披甲执矛、效命于疆场的，都是当时在礼拜堂中听他演讲的那些市民。至1628年（明崇祯元年，民国前二百八十四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于是克林威尔的政治生涯，便由此开始。


    【评论】


    人必须在有学问修养后，才能有所作为。伊尹躬耕于莘野，诸葛亮</a>隐居于隆中，与克林威尔十年侍奉母亲一样，都是学问修养，已非寻常。所以他们出山治世，能够举重若轻而有余力。如果是学问修养未深，却想要担任天下事，那么官位的牵绊，足以使人丧失操守；艰巨的任务突然来临，足以让人思绪焦虑不知所措，没有不因为能力不足难以胜任而不失败的人。这就是孔子之所以在依义贯彻自己的主张之前先隐居，以保全自己志向的原因。


    克林威尔说解释《圣经》的权力，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这正是佛教所说的“顿悟”、阳明学派所说的“良知”啊。以顿悟的认识来实践“良知”的信义，可以知行合一，当仁不让。如果六经都按照我的理解注释，全世界惟我独尊，就不会委屈自己来取悦他人，使得进退两难。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大多是学习禅宗和王阳明</a>学说的人，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拘泥于书本，不知灵活变通的人，即使是学富五车，又有何受益呢？


    曾国藩</a>在《原才》一文中说</a>：“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我们看克林威尔闲居在乡野讲学，使得敦厚朴实的市民成为如貔貅一样勇猛的劲旅，栽培人材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国家如今人心堕落，政治衰败，想要投身救国的人却无从着手。只有讲学这件事，是士大夫力所能及的，可按照他们的地位施行，虽然在政治上未必能立即见效，但是对移风易俗，提振疲敝的时局，间接使国家受益的好处也是不小的。这样有志之士，怎么会不多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