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生状况

    （1）田 赋


    （甲）宋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紬，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棉，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蒭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期……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陕，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宋史</a>》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按：宋制田税与丁税，本于唐之两税法，然两税已将“租庸调”包括在内。自唐中叶以至于宋，始有所谓“力役”者，是于庸之外复取庸；又有所谓杂变之赋者，是于调之外又额外征取之。故宋之赋税，较唐初为重也，其中最扰民者，莫过于“支移”与“折变”。


    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观此知折变既费无量，支移更须别出脚费，而担负重重矣。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其六百六十余万缗，号“经制”，盖吕元直在户部时复之；七百八十余万缗，号“总制”，盖孟富文秉</a>政时创之；四百余万缗，号“月桩钱”，盖朱藏一当国时取之。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宜民力之困矣。……景祐中，天下岁收，商税钱四百五十余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缗，盐课三百五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二百万匹。庆历中，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缗，酒课一千七百一十万余缗，盐课七百一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三百万匹。绍兴末，东南及四川酒课一千四百余万缗，盐课二千一百余缗万，折帛绢三百余万匹。（李心传</a>《建炎以来朝野杂记</a>》甲集卷一四。）


    据此，知南宋增赋，较正供不啻数倍，而南方富源尽辟，始能供此重敛，亦可互参焉。


    （乙）辽


    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圣宗太平七年宋仁宗天圣五年，西历一〇二七年，诏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纳租，此“在官间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即归之，此“头下军州赋”制也。其余若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又开远军民岁输税，向例斗粟折五钱，耶律穆济守郡时，表请折六钱，各随地异宜，当时称为利民之政焉。（《续通典</a>》卷九《食货志九》。）


    按：辽之田赋制度，史文简略，无从详知。


    （丙）金


    租赋，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金史</a>》卷四七《食货志二》。）


    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按：金之田赋制度，史亦不详。


    （丁）元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蒙古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西历一二三六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元史</a>》卷九三《食货志一》。）


    元初算赋之制，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马、牛、羊，至世祖定户籍之制。（《续通考》卷一三《户口考二》。）


    至元十七年西历一二八〇年，遂命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随路近仓输粟……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a>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输米三之一，余并入钞以折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元代税户简表


    （2）职 役


    宋初役法，扰民滋甚，王安石</a>变法，改为雇役，一时称便。及司马光</a>执政，复差役，旧党亦颇非之，最后议定折衷之法，但因施行滞碍，又屡有变更焉。


    （甲）宋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资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资产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资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然当时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余，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后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宋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自是所在推行浸广。……十一年，御史谢谔言：


    “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义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按：义役之利有三：（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一处役费，均摊之于众，既由人民自办，可得公平也。


    常平、苗、役之制，自熙宁始。建炎初遂罢之。其二年冬吕元直、叶少蕴、张达明、孙仲益，在从班奉诏讨论常平法。元直等以为此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当罢。上曰：“青苗敛散，永勿施行。”遂置诸路主管官，追还籴本。绍兴八年冬，李泰发参政复为上言：“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九年，遂复提举官使掌其政。然自军兴后，常平窠名，往往拨以赡军，无复如曩时之封桩矣。免役钱，自熙宁以来，已有宽剩之数。建炎元年，既增射士，议者恐费不给，明年二年夏，乃诏官户役钱勿复减半，而民户役钱概增三分。三年，复减之。其后命拨已增钱赴行在。绍兴二十九年，又用赵直阁议，诏品官子孙名田减父祖之半，余同编户差役，其诡名寄产皆并之。乾道二年，李侍郎复请令官户全纳役钱。上初不可，既而卒行。耆、户长雇钱者，旧以免役钱给之，建炎四年，广西漕司请罢户长，而用熙、丰法，每三十户逐料轮甲头催租。绍兴初，遂尽取其庸钱隶提刑司，既而言者以差甲头不便者五，乃不复行。而耆、户长雇钱，因不复给。五年，诏其钱分季起发赴行在。后遂为总制窠名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


    （乙）辽


    圣宗乾亨间，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辽史</a>》卷五九《食货志上》。）


    辽兴宗重熙初……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韩家奴对曰：“臣伏见比年以来……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a>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富者从军，贫者侦候。……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戍边兵亦然。……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辽史》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


    当时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辽史》卷一〇五《马人望传》。）


    按：《辽史》文不详，观上所举，知颇采差役制度。


    （丙）金


    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役户”。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天会十年宋高宗</a>绍兴二年，西历一一三二年正月……诏曰：“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金史》卷三《太宗纪》。）


    金之役法，于官地输租、私田输税之外，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续通考》卷一五《职役考一》。）


    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金史》卷


    四六《食货志序》。）


    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宋孝宗隆兴二年，西历一一六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遣……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多寡、富贵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宋孝宗淳熙二年，西历一一七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二十六人分路“推排”。（《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按：宋高宗以推排物力法，行于江南，金世宗从而效之。自大定以迄泰和，朝议纷纭，使车旁午，闾阎之劳扰滋甚。


    （丁）元


    科差之名有二，曰“丝料”，曰“包银”，其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丝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此系诸王、后妃、公主、功臣等之收入，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与，故曰输本位。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始定之。……汉民科纳包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详。中统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西历一二六〇年，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户”、“储也速 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户既不等，数亦不同。……然丝料、包银之外，又有俸钞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为等……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二年，复定科差之期，丝料限八月，包银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至元二十八年西历一二九一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诸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均科。诸夫役皆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其户之区别，与所纳丝银之数目，兹据《元史·食货志》卷九三所载，为元代科差户别表。


    元代科差户别简表


    （3）官卖品


    （甲）宋


    宋之官卖物品约五：盐、茶、酒、香、矾。盐：


    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鹼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鬻海为盐，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凡六路。其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皆无常数，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诸路盐场废置，皆视其利之厚薄，价之赢缩，亦未尝有一定之制。（《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源、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国朝盐策，旧有三路：解盐行于关中，东北盐行于东西畿甸，东南盐行于江、淮。东南盐者，通、泰煎盐也，旧为江、湖六路漕计。蔡京</a>为政，始行钞法，取其钱以赡中都。自是淮、浙之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许商人买钞算请。闽广盐则官买官卖，以助岁计。其后亦行钞法，然罢复不常。旧淮盐息钱岁八百余万缗，绍兴初才三十五万缗而已。以后朝廷益修其政，至绍兴末年，东南岁产盐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万斤。自福建外，每五十斤为一石，淮、浙盐六石为一袋，钞钱十有八千。绍兴四年正月，增三千。九月，以入纳迟，遂罢之。今六路二十二州，通收息钱约一千九百二十余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茶：


    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釆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东南茶，旧法官买官卖。天禧三年，合六榷货务、十三山场所收茶钱十三万缗，除买茶本钱外，止有息钱三万缗而已。天圣中，稍改其法，岁所得亦不过数十万缗，人多盗贩抵罪，上下苦之。嘉祐中，韩魏公当国，遂弛其禁，但收茶租净利钱三十三万八千余缗，时以为便。元丰复榷，辇致都下，即汴流为水磨，官自鬻之。政和初，蔡京欲尽笼天下钱，实中都，乃创引法，即汴京置都茶场，印卖茶引，许商人赴官算请，就园户市茶，赴所在合同场秤发，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建炎渡江，不改其法，至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岁产茶一千五百九十余万斤，收钞钱二百七十余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酒：


    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太宗……淳化五年西历九九四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其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资产，长吏及大姓共保之，后课不登则均偿。……渡江后，绌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建炎三年西历一一二九年……赵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实供给酒，即旧扑买初令民承办酿酒，更易时，令出价竞争谓之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四年，遍下其法于四路，岁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于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自赵开行隔槽法……然隔槽之法始行，听就务分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输，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仁宗天圣以后，北京售曲，如三京法，官售酒曲，亦画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矾：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五代以来，复创“务”，置官吏，宋因之。……设宫典领，有“镬户”鬻造入官市。……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矾，国朝旧制，晋州矾行于河东北、京畿，淮南矾行于东南九路，今独无为军昆山场为盛，岁额白矾六十万斤。韶州岑水场十万斤，信州铅山场青胆、黄矾无定额。其法自榷货务给引赴场，许客人算请，每百斤为一大引，输引钱十二千，头子、市利、雇人、工墨钱二百七十六，又许增二十斤勿算以优之。五十斤为中引，三十斤为小引，引钱及加货，以是为差。十四年，以商贩利薄，减为十千。十四年，又增一千。昆山矾则民间自煮，官置场买纳，岁收息钱四万缗有奇。铅山矾则官自煎，以十分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货务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香：


    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诏取赴榷货务，打套给卖，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榷货务都茶场者，旧东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扬州。明年三年，又置于江宁。绍兴三年，又置于镇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务，而行在务场随移临安，以都司提领。其始岁收茶、盐、香息钱六百九万余缗。六年九月，诏岁收及一千三百万缗，许推赏，时以为极盛矣。休兵寖久，岁课倍增。乾道三年三月，诏以二千四百万缗为额，建康千二百万缗，临安八百万缗，镇江四百万缗。于是淮东总领所实在镇江，因指榷货钱三十万缗，为赡军之用。淳熙中，三务场官吏互争课赏，始禁镇江务钞引，不得至临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


    官卖物品，与边防经费，多有关连，辄因弊生而变革之。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太宗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按：“入中”者，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至一定之地方，取一定之官卖品。“入刍粟”者，则商人纳刍粟于边塞，给以券，或至京师与其他积钱之地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


    真宗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首考茶法……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商人入当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仁宗庆历八年西历一〇四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说”之法。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至和二年西历一〇五五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仁宗嘉祐四年西历一〇五九年，弛茶禁，取租钱，谓之“嘉祐通商法”，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无甚改革。


    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岁输县官。……为损其半……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徽宗时，蔡京建议，重行禁榷之法。


    崇宁元年西历一一〇二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寖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寖失。谓宜……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诏悉听焉。……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政和二年西历一一一二年，大增损茶法。……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薄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仿蔡京都茶场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


    通交易。（《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蔡京于盐法，亦有改革。


    东南末盐钱，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池盐为陕西之备，其钱并积于京师，随所积多寡，给钞于三路。如河北粮草钞，至京并支见钱，号“飞钞法”；河东三路，至京半支见钱，半支银、紬、绢，陕西解盐钞，则支请解盐，或有“泛给钞”，亦以京师钱支给。为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郡。……边境仓廪，所在盈满。自熙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法既屡变，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大抵……欺夺民利……初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斛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而解盐通行地甚宽；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整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者甚众。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资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下四》。）


    （乙）辽


    辽制不详，官卖品盐、酒两项，尚可考见。


    盐：


    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酒：


    辽自神册以来，未有榷酤之法，自冯延休、韩绍勋建议，乃兴酒税。东辽之地，与南京诸路一例，然诸税皆纳于头下军州，唯酒税课纳上京。（《续通志</a></a>》卷一五五《食货略四》。）


    （丙）金


    金制多沿仿于宋，其榷货之目有十，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


    盐：


    海陵王贞元初，蔡松年</a>为户部尚书</a>，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西历一一八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引”，公据三者倶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于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宁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太宗天会三年宋徽宗</a>宣和七年，西历一一二五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承安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人，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泰和四年宋宁宗嘉泰四年，西历一二〇四年九月，省奏：“……宜依旧法，以八年通核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之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醋：


    醋税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西历一一九四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宋宁宗庆元四年，西历一一九八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茶：


    茶自宋人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为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丁）元


    元制，属于官卖者，约有盐、茶、酒、醋四种。


    盐：


    太宗庚寅年二年，宋理宗绍定三年，西历一二三〇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盐，所入尤广……凡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以其盐之半没官，半赏告者。（《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茶：


    世祖至元五年宋度宗咸淳四年，西历一二六八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釆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西历一二七六年，定“长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短引计茶九十斤……十七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而遂除长引，专用短引。……三十年……每茶商货茶，必令赍引，无引者，与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给卖零茶者。……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


    酒醋：


    元之有酒醋课，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额，为国赋之一焉……初太宗辛卯年三年，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仍以各州府司县长官充提点官，隶征收课税收，其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甲午年六年，颁酒曲醋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诏免农民醋课。是年二月，命随路酒课，依京师例，每石取一十两。三月，用右丞卢世荣等言，罢上都醋课，其酒课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户自具工本，官司拘卖，每石止输钞五两。（《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酒醋课》。）


    （4）杂 税


    （甲）宋


    宋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光宗、宁宗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而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检。……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所税之物品，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先后蠲免者，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果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农器”、“衣履”、“谷粟”、“油面”等等，殊近于苛敛。


    互市舶法……太祖开宝四年西历九七一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南海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哲宗元祐三年西历一〇八八年……置密州板桥市舶司。……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置于法；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送。”（《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孝宗隆兴二年西历一一六四年，臣僚言：“熙宁初立市舶，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输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迩来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以上国外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辽景宗保宁九年，西历九七七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熙宁九年辽道宗太康二年，西历一〇七六年，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河北四榷场，自英宗治平四年辽道宗咸雍三年，西历一〇六七年，其货物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计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西夏自真宗景德四年西历一〇〇七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仁宗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治平四年夏毅宗拱化五年，西历一〇六七年……乃复许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绍兴四年夏崇宗正德八年，西历一一三四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十二年，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金人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以上南北贸易。


    坑冶：


    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釆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宋初旧有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初隶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已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政和间，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地，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钦宗即位，诏悉罢之。（《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政和间，臣僚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于是户部言：“详度官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毋得私相贸易。”从之。（《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高宗建炎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a>县刘觉民，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江西运司相度、江州等处金银坑冶，亦乞依熙、丰法。”从之。（《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金银坑冶，湖、广、闽、浙皆有之。祖宗时，除沙石中所产黄金外，岁贡额银至一千八百六十余万两。渡江后，停闭金坑一百四十二，银坑八十四。绍兴七年，诏江、浙金银坑冶，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釆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然民间得不偿课，本州县多责取于民，以备上用。


    三十年，用提点官李植言，更不定额。饶州旧贡黄金千两，孝宗时诏损三之一。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蜀中银每法秤一两，用本钱六引，而行在左藏库折银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间之直，又不满三千。高宗尝谕辅臣，以非刘晏懋迁之术，欲更革之。户部以铁钱折半为词而止。其实吴、蜀钱币不能相通，舍银帛无以致远，故莫如之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牙契：


    税契始于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西历九六九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徽宗崇宁三年西历一一〇四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其收息不得过一倍。”（《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孝宗乾道七年西历一一七一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千贯，纳正税钱一贯……违限不纳，或于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间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后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和买：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紬、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太宗太平兴国中……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冬输绢于官。”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西历一〇一〇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初“预买”紬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寖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夏税紬绢……每匹折输钱二千以助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大中曰：“有产则有税，于税绢而科折帛，犹可言也，如和买折帛，则重为民害。盖自咸平马元方建言，于春预支本钱，济其乏绝，至夏秋使之输纳，则是先支钱而后输绢。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今又令纳折帛钱，以两缣折一缣之直，大失立法初意。”（《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传》。）


    和籴：


    和籴，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熙宁八年西历一〇七五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神宗元丰元年西历一〇七八年……其后……有司议，以岁和籴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毋更给钱；岁灾同秋税蠲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南渡，三边馈饷，籴事所不容已。绍兴间，于江、浙、湖南博籴，多者给官告，少者给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理宗绍定五年西历一二三二年，臣僚言：“若将民间合输缗钱，使输斛斗，免令贱粜输钱，在农人亦甚有利，此广籴之良法也。”从之。（《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按：“和买”与“和籴”，其初乃官与民交易，预给民钱，其后弊病丛生，强配勒取，人民遂加重一层担负。至南渡后，和买变为“折帛钱”，竟成为一种税制矣。此外南宋创兴之税，又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等，前于南宋兵费，略已论列，兹不复赘。


    （乙）辽


    辽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郡、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圣宗乾亨间，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易。又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为度首，不鬻于市。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多，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二十三年宋真宗</a>景德二年，西历一〇〇五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时北院天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开泰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西历一〇一二年，十二月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诏始征商。（《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坑冶：


    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又有曷朮部者多铁……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地亦多铁。东平县……产铁，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丙）金


    金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西历一一六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二十年宋孝宗淳熙七年，西历一一八〇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明昌元年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历一一九〇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处。（《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对宋夏高丽，皆置榷场，互通贸易。


    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熙宗皇统二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西历一一四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宋绍兴二十九年，西历一一五九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


    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


    兴定二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西历一二一八年四月……侍御史……完颜素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从之。（《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


    坑冶：


    金银之税，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禁铜，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釆银，承纳官课。（《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苛敛：


    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金季……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资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金史》卷四六《食货志序》。）


    海陵军兴，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金史》卷七三《宗尹传》。）


    世宗大定三年，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续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丁）元


    元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商贾之有税……太宗甲午年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始立征收课税所，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产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输纳。（《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太宗初立，楚材……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a>传》。）


    世祖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元时海外贸易，较宋为盛。


    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七处……时客舡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番货也，单抽者土货也。……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二十九年，命市舶验货抽分。……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漏舶物货，依例断没。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一条。（《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市舶》。）


    铁冶：


    世祖中统三年正月，诸王塔齐尔，请置高丽铁冶，从之。……四年正月，领部阿哈玛，特请兴河南等处铁冶，从之。四月，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成宗元贞元年西历一二九五年，又置河东、山西铁冶提举司。武宗至大元年西历一三〇八年，罢顺德、广平铁冶提举司，听民自便，有司税之如旧。后各路所设铁冶官，或归中政院，或仍以其事隶有司，或以年饥而免其课，皆因时制宜，无定制也。（《续通典</a>》卷一四《食货一四》。）


    此外有额外课，名目至多，大半皆为苛税。


    元有额外课。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课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额外课》。）


    （5）币 制


    宋、金、元皆亡于钞法，大约钱少始用钞，钞弊遂通用银矣。


    （甲）银


    《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西历一〇三五年，诏：福建、二广，岁输缗钱易</a>以银。此银为“岁赋征银”之始。绍熙中，臣僚言，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宋宁宗庆元六年，西历一二〇〇年，以旧例银每锭重五十两，―其直钱百贯，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官俸、军须，皆银、钞兼支。此“朝廷用银”之始。宣宗兴定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西历一二一九年，省臣奏，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作钱二贯。今受通宝赃钞也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实觉轻重悬殊，遂准犯时银论罪。此以银计赃之始。是时又诏除市易用</a>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其后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并钱钞亦废矣。元宪宗五年，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以半输银，半折丝绢等物。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必责以输银，有破产不能办者，乃诏民听输土物，不复征银。（赵翼</a>《陔馀丛考》卷三〇。）


    （乙）钱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熙宁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请以旧铜铅尽铸。诏听之。自是“折二”钱遂行于天下。……熙、丰间，铜铁钱常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寖轻。……蔡京当政……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铸“折十钱”……募私铸人一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崇宁四年，立钱纲验样法。……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蔡京主行“夹锡钱”……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圣宗……铸“太平钱”，新旧互用。……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寿隆”……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金初用辽、宋旧钱……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三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西历一一五八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a>用。……章宗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元之交钞、宝钞，虽皆以钱为文，而钱则弗之铸也。武宗至大三年西历一三一〇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其钱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明年，仁宗复下诏，以鼓铸弗给，新旧资用，其弊滋甚，与银钞皆废不行，所立院、监，亦皆罢革，而专用至元、中统钞云。（《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


    当时使用之钱数目，虚而不足。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丙）钞


    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a>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神宗熙宁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遂……罢之。四年，复行于陕西……未几竟罢。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大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崇宁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大凡旧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高宗绍兴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请桩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六年……罢交子务，令榷货务储见钱，印造关子。二十九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孝宗隆兴元年，诏……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宁宗嘉定二年西历一二〇九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收回也无策……诏封桩库拨金……度牒……官告陵纸、乳香……收易旧会，品搭入输。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理宗淳祐七年，以……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以上宋之钞法。


    海陵庶人贞元二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西历一一五四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大定二十九年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倶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搯、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西历一一九四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以至泰和三年宋宁宗嘉泰三年，西历一二〇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七年……七月……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濮王守纯……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二年宋宁宗嘉定三年，西历一二一〇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西历一二一四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三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寖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以上金之钞法。


    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


    至正十年西历一三五〇年十一月……更定钞法，诏曰：“爰自世祖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厥后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民用匮乏。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可颁示天下。”（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〇《顺帝纪》。）


    中书左丞叶公亦愚李，钱塘人，宋太学生。上书诋贾似道</a>公田关子不便，专权误国。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饰斋扁不法，令狱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个麻糊。”……遂遭黥，流岭南。……归附后入京，上书言时相，并献“至元钞样”。此样在宋时固尝进呈，请以代关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别改年号而复献之。世皇嘉纳，使用铸板。（陶宗仪</a>《辍耕录</a>》卷一九。）


    以上元之钞法。


    （6）江浙官田


    建炎元年西历一一二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诏见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开禧三年西历一二〇七年，韩侂冑既诛，金人讲解。明年嘉定元年，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冑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籍以给行人金、缯之费。……理宗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统四年，西历一二六三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有旨从其言。……丞相贾似道奏：“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有奉行不至者，提领刘良贵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缪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a>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贾似道行公田，为一代大政，世多加以非议，独周密</a>言其经制甚详，持论亦颇公允。


    景定二年壬寅，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是时刘良贵为都漕尹天府，吴势卿饷淮东，入为浙漕，遂交赞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绪，则诸路仿行之。于是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等合奏，谓限田之法，自昔有之。买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御笔批依，而买田之事起矣。时势卿已死，良贵独任提领之职，以太府丞陈訔为检阅官以副之。且乞内批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然上意终出勉强，内批云：“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则上意盖可见矣。贾相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圣旨云：“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贾相内引入札，力言其便，御笔遵依，转札侍从、台谏、给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谨</a>焉。贾相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嗣荣王继之，浙西师机赵孟奎，亦申省自陈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独礼书</a>夕郎徐经孙</a>一疏，力陈买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无和之者。先是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遂檄府丞陈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杰往常、润，任督催之职。六郡则又有专官：平江则知郡包恢，抚参成公策；嘉兴则知郡潘墀，抚干李补，寓公焦焕炎；安吉则知郡谢弈焘，寓公赵与訔，抚干王唐珪；临安察判马元演；常州则知郡洪穮，运属刘子</a>耕；镇江则知郡章坰，漕司准遣郑梦熊；江阴则知军杨珏，准遣谢司户黄伸。并俟竣事各转一官。选人减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衔。既而提领刘佐司，劾罢嘉兴宰段浚、宜兴宰叶悊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长洲宰何九龄，追毁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包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阴、平江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隶两浙漕司，常州、镇江隶总所。每岁秋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收数。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梦玉，嘉兴；董楷</a>，安吉；黄震</a>，镇江、常州、江阴三郡。初以选人为之，任满理为须入。州、县、乡、都，则分差庄官，以富饶者充应，两年一替。每乡创官庄一所，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间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害。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责换于田主，其害尤惨。时中书刘震孙与京尹魏克愚湖边倡和，词语偶犯时忌，则随命劾去之。甲子秋，彗见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叹不平于上，然至此业已成矣。贾相遂力辨人言，丐辞相位。御笔答云：“言


    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沦颇沮，而刘良贵以人言藉藉，遂陈“括田”之劳，乞从罢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罢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止令分司任责拘催。凡承佃之家，复以二分优之。且以既罢庄官，则分司恐难任责，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员，安吉、嘉兴各一员，常州二员，镇江、江阴共一员，从各分司奏辟。时提领官编修黄梦炎也。既而常、润分司刘子澄，力陈毗陵向来多买虚数之弊，遂下提领所，径将常州公租，拨隶淮东总领所催纳。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总所又可催乎？当是时，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锡以入奏而罢言职，教授谢枋得</a>以发策而遭贬斥，大社令杜渊、太常簿陆逵、国子簿谢章皆于轮对及之，或逐去，或补外。至乙亥春，贾既去国，北军已抵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祸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候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然则业主竟无与矣。只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况大于此者？然边遽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呜呼悲哉！昔隋凿汴渠以召民怨，乃为宋漕运之利。今宋夺民田以失人心，乃为大元饷军之利。古今害民兴利之事，于此亦可鉴矣，於戏悲哉！（周密《齐东野语</a>》卷一七。）


    此种官田，至元时颁赐之于臣下。


    江苏田粮之重……比他处独重……今检宋、元二《史》，究其由来。……元代所赐臣下之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庄田即贾似道创议所买之公田也。《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后理宗又诏华亭奉宸庄，亦助边费。景定四年，陈尧道……倡议买公田，贾似道主之。平江、江阴、安吉、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德祐元年，又以阎贵妃集庆寺田、贾贵妃演福寺田皆入安边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领于官。其赏赐臣下，则有如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又以王积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赐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亩。武宗赐雕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仁宗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百顷。英宗赐拜珠平江田万亩。文宗赐雅克特穆尔平江官地五百顷……又赐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三百顷。雅克特穆尔又奏：“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增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萨敦。”顺帝以完者铁木儿苏州田二百顷，赐郯王彻彻秃，又赐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顷。此皆见于《元史》本纪，及各本传者。……可见皆宋末官田，平宋后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赏赐。……元时，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财赋都总管府；又籍朱清、张瑄等田，以供中宫，曰江浙财赋府；又籍朱国珍、管明等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领所；又有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田，并白云宗僧田，皆不隶州县，此又元时所增官田也。（赵翼《廿二史劄记</a>》卷三〇《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


    天下官田……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赃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窜。（《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7）物 产


    （甲）农产最著者为茶与棉花


    茶：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惟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沣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棉：


    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推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线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琅邪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元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赵翼《陔馀丛考》卷三〇。）


    （乙）矿 产


    “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及汾州之灵石县，“绿矾”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铜陵县。（《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秦、陇、兴元三州……“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铁”产徐、兖、相三州……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晋、磁、凤、沣、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硃砂”产商、宜二州。（《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广西诸洞产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麦片，则名“麸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寻常金色，复加二等，此金之绝品也。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周密《癸辛杂识</a>续集下》。）


    铜铁铅锡坑冶者，闽、蜀、湖、广、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时，天下岁产铜七百五万斤，铁一百十六万斤，铅三百二十一万斤，锡七十六万斤，皆有奇。渡江后，其数日减，至绍兴末，江东西、福建、广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岁产铜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两。江东西、广西、湖南、福建二十州，产铁八十八万三百二斤十三两，而蜀中所产不与焉。江、湖、闽、广、浙东二十州，产铅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十三两。湖、广、四川，产锡二万五百四十八斤六两。视祖额，铁才及四分余，铅及六厘，铜及四厘，锡及三厘，皆弱。东南铁锡，输岑水、铅山、永兴、兴利四场，浸铜为泉司之用。惟川铁以铸钱云。旧婺州铜，融、福、峡州、南安军铅，赣、宜州、南安军锡坑皆废。胆铜者，盖以铁为片，浸之胆水中，后数十日即成铜。凡铜场十四，铁场三十八，铅场二十四，锡场五云。（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