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自序

    一


    本书是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写的。这种体裁，是我对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经过长期探索，再三改变而成的一种史书体裁。


    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a>《史记</a>》。东汉班固</a>继承《史记》体裁断代为史，撰成《汉书</a>》。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晋书</a>》、《梁书</a>》、《陈书</a>》、《隋书</a>》、《北齐书</a>》、《周书</a>》、《南史</a>》、《北史</a>》八部前朝史，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史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 [1] ，在实际应用上和社会影响上，后起的纪传体已经超过编年体之上。


    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班固把记王侯封国的世家，归并列传内，又把书改称为志，分为本纪、表、志、列传四部分，遂成为纪传体的定型。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迹，用表驾驭复杂繁赜的史事 [2] ，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帝王统治，宣扬将相功勋。历代封建王朝所修史书都用这种体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封建主义服务。


    纪传体的方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类别区分” [3] 四个字。它具有三项优点：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网罗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从类别区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a>。刘知几</a>所论“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4] ，便是指这两项优点说的。第三，寻求方便，章学诚</a>所论“类即事有适从，而寻求便易” [5] ，便是指这项优点说的。至于它的缺点，却有两项：第一，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纲领，章学诚说：“大纲要领，观者茫然。” [6] 第二，纪事重复互见，刘知几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7] 章学诚说：“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见，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 [8] 从方法来论，也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


    二


    我青壮年时，受资产阶级鄙视历史遗产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撰史就应该用西方新体裁，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旧酒囊装不了新酒，特别是对斥为帝王将相家谱的纪传体更持否定态度，从来不曾有用来撰著太平天国史的打算。


    我用纪传体写太平天国史出自偶然的机缘。1944年，前广西通志</a>馆要我写一部《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完成这个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国知名人物大半是广西人，把那些非广西籍的补上去，再添写《天王本纪》和《幼天王本纪》，那岂不就成为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a>》，陈寿</a>《三国志</a>》的体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照这个想法增添上去。再过两年，我请长假回家乡疗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两部分，那岂不就成为一部用纪传体写的史书了吗？于是我又这样做，便写成了那部后来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出来。所以那部《史稿》是凭一时的兴会陆续添补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纪传体写的 [9] ，因此，我对它的优缺点远没有做过研究。


    《史稿》于1951年1月出版，5月再版。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许立群同志。他对我说，他过去认为纪传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到他写武训批判时，要找宋景诗事迹，翻了许多部中国近代史</a>书都找不到，后来在我那部《史稿》的《会党起义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纪传体也还是有用的。许立群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句话出自他的亲身体会，使我吃了一惊。


    在《史稿》出版后的几年里，我因为到各地去协助举办太平天国纪念展览，调查太平天国遗迹，搜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等等，接触到各方面的人们，了解到其中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曾在这部《史稿》里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视我那部《史稿》，然后才开始对纪传体这种体裁进行探索。


    三


    当我写《史稿》时，我是否定纪传体的。到这时候，我已经学习到毛泽东同志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教导，对纪传体应该如何去对待得到了正确的认识。但是，怎样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10] ，“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11] 呢？却还在艰苦探索中。


    我从我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和章学诚对纪传体的评论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a>的优缺点。到1954年春，中华书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时，如何去改变纪传体的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针对着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缺点去探索，认为可用“叙论”的体裁，写一卷综合的论述，加于卷端，既不打乱原来体系的完整，又可以达到补救缺点的目的。因此，我写了卷《叙论》，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等，作综合的论述，使读者开卷即对太平天国史大纲</a>要领，整然在目，得到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这是我对纪传体所作的第一次改变。只因顾虑到这种传了两千年的史书体裁，一旦改变，加上一卷《叙论》，恐怕会犯画蛇添足的错误，所以临发排时抽了出来，没有刊出。


    1957年5月，中华书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气，把那篇《叙论》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叙论、本纪、表、志、列传五部分组合而成。我在《重印题记》里，对这个改变，特地请求读者教正。


    《史稿》增订本，于1957年12月出版，我送请范文澜</a>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给我，对我这一种加叙论来改变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缺点的做法，给以高度的评价说：“可以不朽矣。”范文澜同志的鼓励，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进一步的探索。


    随着不断的学习，我对纪传体缺点的认识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1958年夏我开始撰写本书时，认识到本纪的体裁专记帝王一人的统治，其目的是要体现出封建君主制的统摄万方、纲纪后代的特征，具有浓重的封建性 [12] 。我又认识到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偏于记述人物，突出了个人，就会掩蔽人民群众，使读者发生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觉，在全书各部分的比重上，必须大改变。


    我对这两个问题苦思了经年，想不到下手处。有一天，分别多年的老朋友梁方仲同志深夜路过南京，来家匆匆一见，我把我的困难告他。他说：“问题从洪秀全</a>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就要从洪秀全下手去解决问题。”他一句话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下的庭院徘徊，一边思考。我想：将洪秀全、洪天贵的事迹移入列传，把本纪取消，不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清除了吗？但再想，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本纪记帝王统摄万方，宣扬封建主义，但其中却包含国家大事的内容，取消了本纪，国家大事从何而见呢？刘知几论本纪说：“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13] 它具有编年和尊君的两面作用。尊君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须剔除，撰史首重时间，编年这一面却如何处理呢？我立刻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番，起来在书架上抽了几部书来查，最后想通了，决定取消本纪，改为专记大事的编年，采用中国古史</a>的称谓，称为“纪年” [14] 。这样，取消了本纪，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记人物的本纪、列传占了全书四分之二部分，表、志只居于从属的地位。现在，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列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分，也就把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性质改变了。苦思经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得到朋友指点，一旦解决了。这是我第二次对纪传体的改变。这次改变，可说是对纪传体性质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为着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本书还在叙论开头特立《开宗明义的说明》第一章，用太平天国的历史事实来阐明这个真理。


    到1977年秋，对这种体裁又再加推敲。看到本纪编年用的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春秋</a>》的体例，按日纪事，不具首尾，不相联属，绝无组识，读起来实是一堆“断烂朝报” [15] ，或有类一本“村店所用之流水账簿” [16] ，不易记忆。应改用纲目体，将流水账似的记事，综合为几项，以大字提要做纲，小字叙事做目。纲目体也是编年体的一种，虽然仍受以年纪事的原则所限，但在它所限制的范围内，却得对史事进行有组织的叙述，使大事易明易记。我又考明“列传”本是和“本纪”对称的，“天子称本纪” [17] ，而“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 [18] 。现在既取消了“本纪”，把洪秀全、洪天贵归入“列传”内记叙，“列传”的涵义已从“叙列人臣事迹”，变而为记叙人物，则“列传”名称也应该改，所以把“列传”改为“传”。这是我对纪传体所作的第三次改变。


    我对纪传体这三次改变，是从1951年到1977年经过长期探索进行的，并且是边改边用，边用边改的。它用“叙论”概括全书，用“纪年”记大事，用“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用“志”记典章制度，用“传”记人物。“叙论”用综合概括的体裁。“纪年”用纲目体裁。“表”用表格体裁。“志”用专题研究体裁。“传”用传记文学体裁。它与纪传体有三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增加“叙论”，概括全书，不仅改变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


    第二，取消“本纪”，将洪秀全、洪天贵事迹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重封建性。另立“纪年”专记大事。


    第三，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本纪、列传占全书四分之二部分，以人物为本位，表、志居于从属地位，故称为纪传体。现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各有独立的任务，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分，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作了根本的改变。


    从上面三点不同总起来看，现在改变而成的体裁，与纪传体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个体裁，五部分各有不同的体裁，各担负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结合而成为一整体，应该定名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应用这种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撰著的史书往往陷于有骨无肉干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a>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


    我长期探索改变纪传体取得来这个史书体裁，多年来未能认识，并且还错误地仍称为纪传体，认为不能担负撰著具有理论性的史书任务 [19] 。直到去年我读了瞿林东同志《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 [20] 说，“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实质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认为他的提法很好，但对纪传体形式上可以这样说，实质上是以本纪、列传为主体，却不能这样说，名为纪传体，才是名实相符。现在，我把“本纪”取消，改为“纪年”，将洪秀全、洪天贵事迹移归“传”内，又增加了“叙论”，根本改变了纪传体的性质，成为一种史书新体裁，才能称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对瞿林东同志的提法虽有这点分歧，但我是从他的提法得到启发，然后有所认识的，我对这种体裁采取的名称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


    由于这是一种个人从探索得来的初次试用的体裁，有必要向读者交代清楚，所以详述于上，以求指教。


    四


    历史科学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青年时，受资产阶级教育，中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大毒，错误地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为历史而历史。解放后，经过改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思想通了，实践时还是不懂得怎样去达到目的的。到1957年12月，范文澜同志看了《史稿》增订本后，写信叫我“可补一《叛人传》，列举其逆迹，使革命叛徒无所隐匿，在忠奸对比下，此辈奸人将永远遭到蔑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启示，我从此才懂得如何从叙一事、立一传的具体安排上去贯彻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并扩大了视野，增进了认识，使本书对旧著史稿换了面目。我今天对范文澜同志的教导，道不尽的感激！


    中国古代就有以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孔子</a>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就是把《春秋》作为斗争的武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清代史家王鸣盛很推崇范晔</a>《后汉书</a>》“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 [21] 的紧抓历史作为教育工具的做法。本书在《妇女传》里面，不给那个称为天父第六女杨宣娇和曾做东王杨秀清</a>内簿书后来逃走的傅善祥立传，而给那两个可以代表千千万万妇女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无限信心与深挚的感情的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把结婚证书和爱人奖功执照密藏在尼姑庵的墙壁内以等待爱人胜利归来的柴大妹、祝大妹立传，以及给那些有一节一行可以风示后来的人物如蒋老水手、陕北老翁等立传，便是采自前人可取的做法。


    史以纪实，撰史须要有丰富的史料，文献无征，就不可能撰述。从前陈寿撰《三国志》，《魏书</a>》、《吴书》因有魏、吴两国官修史，据以勒成删定，内容称充实，而蜀汉无官修史，陈寿虽蜀汉人，父为马谡参军，本人又仕蜀汉为观阁令史，所撰《蜀书》，竟不能不简略缺失。史料对史书的限制如此。而况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文献被中外反革命毁灭殆尽，我们在百年后撰太平天国史，其困难何止千百倍于陈寿的撰《蜀书》。所以今天写成这部《太平天国史》，空疏缺漏，所在都是，惟望他日新史料陆续发现，庶有以增补而已。


    本书于1958年夏开始撰述，连它的雏形《太平天国史稿》于1944年撰述合计，历时41年，时间不为不长了，而几经修改，总是感到不满，现在要拿去付排了，心情十分沉重。从前程颐</a>不出《易传</a>》，说是身后之书。顾炎武</a>自述所著《音学五书》纂辑三十多年，共改了五次，亲手抄了三次 [22] ，是“一生独得”的著作 [23] ，已经刻成了，而只经他的学生张弨的改正，就“约有一二百处”，使他不愿刷印 [24] ，而感叹到“著书之难而成之不易如此” [25] 。著者今天方在初学马克思主义，还远远谈不到掌握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记叙包罗万象，复杂多端的历史，其中工作之难，成之不易，更何待说。其中问题每每需要长期的钻研，例如洪大全问题于献俘的时候即起争论，直到本世纪60年代发现档案才能作最后的定案。又如当年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国侵略者对正军师杨秀清执掌太平天国政权指为“专擅”、“僭取”，直到最近才考出这原来是太平天国的政体——军师负责制。一部太平天国史，诸如此类问题，安得一一发现，一一解决，更安得一一解决而无误，沉重之感，曷其有已！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里说：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26]


    今天重温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箴言，对科学研究的艰巨性的认识，弥感亲切，得到了鼓舞，得到了鞭策。我要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无涯的知。我竭诚地恳求读者对我这一束荒芜的草稿，匡其不逮，指其纰缪，大力帮助我前进！


    现在要把这部稿送去付印了，使我想到青壮年时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挣扎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往事，感慨万千。到新中国</a>成立后，党教育我，栽培我，给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以最适合的环境和最好的条件，使我得尽我所能，做我力所能做的工作。党给我的恩德，是终生感戴不尽的。三十多年来，我的工作得到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与关注，我的研究得到同志们的指教与启发，这部拙著汲取了许多单位和专家的调查研究成果，都使我永志不忘，今天在这里，一并致其感激的谢忱！


    1985年国庆日罗尔纲</a>谨志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


    * * *


    [1] 胡三省</a>：《新注资治通鉴</a>序》。


    [2] 《史记·三代世表》第四《索隐》对表的体例说：“应劭</a>云：‘表者，录其事而见之。’案《礼》有《表记》，而郑玄</a>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索隐》说表的作用是表明微而不著的事，其实，大事用表驾驭也使读者一目了然。这个说法是片面的。梁启超</a>极推崇表的功用说：“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中国历史研究法</a>》第六章）他又自述作《先秦学术年表》耗时用力甚大，“然因此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梁启超的话是博览我国古来史家所造的表和他个人的经验作出的，他的说法，可以纠正《史记索隐</a>》的偏颇。


    [3] 章学诚：《文史通</a>义》卷一《书教》下。


    [4] 刘知几：《史通》卷二《内篇二体》第二。


    [5]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史篇别录例议》。


    [6] 同上。


    [7] 刘知几：《史通》卷二《内篇二体》第二。


    [8]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史篇别录例议》。


    [9] 我在《太平天国史稿》初版《自序》中说</a>过，在中国正史系统中应该有一部用纪传体写的太平天国史，那是我写那篇《自序》的时候，一时间错误地把农民起义纳入封建皇朝史里面去的谬误说法，而不是我撰写的动机。就是在那篇自序里面，我也曾有“初不拟以纪传体撰述”的声明。


    [1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


    [1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2]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索隐》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又纪，理也，丝缕有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正义》说：“天子称本纪。……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曰纪。”这都是把司马迁创立本纪体裁的目的性作了说明。


    [13] 刘知几：《史通》卷三《内篇本纪》第四。


    [14] 案李德林</a>《答魏收</a>书》说：“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a>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史又有无事而书年者，是重年验也。”（《隋书》卷四十二，列传第七《李德林传》）除李德林举的例子外，古史《竹书纪年</a>》也叫做《纪年》。所以，本书剔除了“本纪”尊君浓重封建性的一面，吸收了编年这一面，采取古史这一个名称，把它改为“纪年”。


    [15] “断烂朝报”，是王安石</a>批评《春秋》的话，见《宋史</a>·王安石传</a>》。


    [16] “村店所用之流水账簿”，是梁启超批评《春秋》的话，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17]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张守节</a>《史记正义</a>》对本纪的解释引裴松之《史目》。


    [18]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司马贞</a>《史记索隐》对列传的解释。


    [19] 这种错误的认识，见我于1981年在《中华学术论文集》发表的《我对纪传体的批判与继承》一文内。今天十分惭愧自己愚昧无知，特向读者声明错误，并致歉意。


    [20] 发表于《安徽史学》1984年第四期。


    [2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范蔚宗以谋反诛》条论《后汉书》语。


    [22] 据《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


    [23] 据《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


    [24] 据《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


    [25] 据《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