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臣等谨案，《家礼</a>》五卷，旧本题宋朱子撰。案王懋竑</a>《白田杂著</a>》有《家礼考》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家礼》载子行状，其序载于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于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于《家礼附录》。自宋以来，遵而用之，其为朱子之书几无可疑者。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于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纪年月，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之语，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擕来，因得之。其录得擕来，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黄勉斋作行状，但云所辑《家礼》，世所遵用，其后多有损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于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家礼后》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错谬不可考据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a>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汪、吕书在壬辰、癸巳，张书不详其年，计亦其前后也。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陈安卿录云：‘向作祭仪祭说甚简而易晓，今已亡之矣。’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说，而非《家礼》也明矣。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a>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云：‘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裁订增减，举纲张目，以附其后。顾以衰病不能及，已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耋年，岂尽忘之，至是而乃为是语耶？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盖自附于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而于《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敬之但据所传，不加深考，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公晦从游在戊申后，其于早年固所不详，祗叙所闻以为谱，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余年，其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辞略而不尽。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为百世之遗恨，则其微意亦可见矣。后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刋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虽云尊用其书，实未有能行者，故于其中谬误亦不及察，徒口相传以熟文公《家礼》云尔。惟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于明邱仲深浚所刻《家礼》中。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多疎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编考年谱、行状及朱子文集、语录所载，俱附于后，而一一详注之。其应氏、邱氏语亦并附焉。其他所载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而余亦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 云云。其考证最明。又有《家礼后考》十七条，引诸说以相印证；《家礼考误》四十六条，引古礼以相辨难。其说并精核有据。懋竑之学笃信朱子，独于《易本义》九图及是书龂龂辨论，不肯附合，则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然自元明以来，流俗沿用，故仍录而存之，亦记所谓礼从宜，使从俗也。乾隆</a></a>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a>、臣陆锡熊</a>、臣孙士毅</a>。


    总校官臣陆费墀</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