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部类说

    《诗经</a>》的部类凡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更分之则四：一曰国风，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三颂。此样之分别部居至迟在汉初已如是，所谓“四始”之论，即是凭借这个分部法而生的，无此分别即无“四始”说，是很显然的。然四始之说究竟古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见到的《毛诗</a>》四始说在诗序中，其说曰：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予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一说不是释四始，而是释四部之名义，显是后起的。今所见最早之四始说在《史记</a>·孔子</a>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此则四始之本说，非如《毛序》之窃义。据此说，知所谓四始者，乃将一部《诗经》三百余篇解释为一个整齐的系统。原始要终，一若《吕子》之有十二纪，《说文》之始一终亥者然，且与删诗之义，歌乐之用，皆有关系。作此说者，盖以为其终始如此谨严者，正是孔子有心之编制，为礼义，为弦歌，势所必然。


    现在如可证明诗之部类本不为四，则四始之说必非古义，而为战国末年说诗者受当时思想系统化之影响而创作者。现在依风、雅、颂之次序解释之。


    风


    所谓“风”一个名词起来甚后。这是宋人的旧说，现在用证据充实之。


    《左传</a>》襄二十九，吴季札观周乐于鲁，所歌诗之次序与今本《三百篇》大同。其文曰：“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而下……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此一次序与今见毛本（熹平石经本，据今已见残石推断，在此点上当亦不异于毛本）不合者，《周南》《召南》不分为二。《邶》《鄘》《卫》不分为三，此等处皆可见后代《诗经》本子之腐化。《周南》《召南》古皆并举，从无单举者，而《邶》《鄘》《卫》之不可分亦不待言。


    又襄二十九之次序中，《豳》《秦》二风提在《魏》《唐》之前，此虽似无多关系，然《雅》《颂》之外，《陈》《桧》《曹》诸国既在后，似《诗》之次序置大部类子前，小国于后者；如此，则《豳》《秦》在前，或较今见之次序为胜。


    最可注意者，即此一段记载中并无风字。《左传》一书引《诗》喻《诗》者歌百处，风之一词，仅见于隐三年周郑交质一节中：其词曰：“《风》有《采繁》《采》，《雅》有《行苇》《泂酌》。”此一段君子曰之文辞，全是空文敷衍，准以刘申叔分解之例，此当是后人增益的空话。除此以外，以《左传》《国语</a>》两部大书，竟无《国风》之风字出现，而雅颂两名词是屡见的，岂非风之一词成立本在后呢？


    《论语</a>》又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雅》《颂》是并举的，《周南》《召南》是并举的，说到“关雎之乱”，而并不曾说到“风之始”，风之一名词绝不曾出现过的。


    即《诗三百》之本文，也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小雅·鼓钟》篇，“以雅以南”，明是雅南为同列之名，非风雅为同列之名。《大雅·崧高》篇所谓“吉甫作诵……其风肆好”者，风非所谓国风之义。孟子</a>、荀子</a>、儒家之正宗。其引《诗》亦绝不提及风字。然则风之一词之为后起之义，更无可疑。其始但是《周南》《召南》一堆，《邶》《鄘》《卫》一堆，《王》一堆，《郑》一堆。……此皆对《小雅》《大雅》一堆而为平等者，虽大如“洋洋盈耳”之《周南》《召南》，小如“自桧而下无讥焉”之《曹》，大小虽别，其类一也。非《国风》分为如许部类，实如许部类本各自为别。更无风之一词以统之。必探《诗》之始，此乃《诗》之原始容貌。


    然则风之一词本义怎样，演变怎样，现在可得而疏证之。风者，本泛指歌词而言，入战国成一种诡辞之称，至汉初乃演化为枚马之体。现在分几段叙说这个流变。


    一、“风”“讽”乃一字，此类隶书上加偏旁的字每是汉儒所作的，本是一件通例，而“风”“讽”二字原为一字尤可证：


    《毛诗·序》：“所以风。”《经典释文</a>》：“如字。徐，福凤反，今不用。”按，福凤反即讽（去声）之音。又“风，凤也”。《释文》：“并如字。徐，上如字，下福凤反。崔灵恩集注本，下即作讽字。刘氏云：动物曰凤，托音曰‘讽’，崔云：‘用风感物则谓之讽。’”左氏昭五年注：“以此讽。”《释文》：“本亦作风。”又风读若讽者，《汉书</a>集注》中例甚多，《经籍籑诂》辑出者如下：《食货志》下；《艺文志》；《燕王怿传》；《齐悼惠王肥传》；《灌婴传》；《娄敬传》，《梁孝王武传》；《卫青传》；《霍去病传》；《司马相如</a>传》三见；《卜式传》；《严助传》；《王褒传》；《贾捐之传》；《朱云传》；《常惠传》；《鲍宜传》；《韦元成传》；《赵广汉传》三见；《冯野王传》；《孔光传》；《朱博传》；《何武传》；《扬雄</a>传》上，二见；《扬雄传》下，三见；《董贤传》；《匈奴传》上，三见；《匈奴传》下，二见；《西南夷传》，二见；《南粤王传》；《西域传》上；《元后传》，二见；《王莽传》上，二见，《王莽传》下；《叙传》上；《叙传》下，二见；又《后汉书</a>·崔琦传》注亦同。按由此风为名词，讽（福凤反）为动词，其义则一。


    二、风乃诗歌之泛称。


    《诗·大雅》：“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又《小雅》：“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郑笺以为“风犹放也”，未安，当谓出入歌诵，然后上与湛乐饮酒相配，下与靡事不为相反。《春秋</a>繁露》“‘文王受命，有此成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文王受命》在《大雅》）《论衡</a>》：“‘风’乎雩，风歌也。”按，如此解《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然后可通。何晏注，风凉也，揆之情理，浴后晒干高台之上，岂是孔子所能赞许的？


    据上引《诗》之辞为风；诵之则曰讽（动词），泛指诗歌，非但谓十五国。又以风名诗歌，西洋亦有成例如aria，伊大利语谓风，今在德语曰arie，在法语曰air，皆用为一种歌曲之名。以风名诗，固人情之常也。


    三、战国时一种之诡词承风之名。


    《史记·滑稽列传》：


    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状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鞠，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生，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


    此虽史公录原文，非复全章，然所录者尽是整语，又含韵词，此类文章，自诗体来，而是一种散文韵文之混合体，断然可知也。


    此处之讽乃名调，照前例应为风字。“以风谏焉”，犹云以诗（一种之诡词）谏焉，此可为战国时一种诡词承风之名之确证。至于求知这样的诡词之风是什么，还有些材料在《战国策</a>》及《史记》中。《战国策》八记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事，《史记》四十六记驺忌子以鼓琴说齐威王事，皆是此类文章之碎块遗留者。


    又《史记》七十四所记之淳于髡，正是说这样话的人，驺忌、淳于髡便是这样“出入风议”的入，他们的话便是这样诡词，而这样的诡词号风。到这时风已不是一种单纯韵文的诗体，而是一种混合散文韵文的诡词了。


    《荀子·成相》诡诗尚存全章，此等风词只剩了《战国策》《史记》所约省的，约省时已经把铺陈的话变做仿佛记事的话了。然今日试与枚马赋一比，其原来体制犹可想象得之。


    四、孔子已有“思无邪”与“授之以政”之诗论，孟子更把《诗》与《春秋》合为一个政治哲学系统，而同时上文所举之诡词一体，本是篇篇有寓意以当谏诤之用者。


    战国汉初，儒者见到这样的诡调之“风”，承袭儒家之政治伦理哲学，自然更要把刺诗的观念在解诗中大发达之，于是而“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于是而“《三百篇》当谏书”。《国语》云“瞽献曲，史献语”。


    一种的辞令，每含一种的寓意，如欧洲所谓moral者，由来必远，然周汉之间，《诗三百》之解释，至于那样子政治化者，恐也由于那时候的诡词既以风名，且又实是寓意之辞，儒者以今度古，以为《诗经》之作，本如诡诗。而孟子至三家之诗学，乃发展得很自然矣。


    五、由这看来，讽字之与风字，纵分写为二，亦不过一动一名，原始本无后人所谓“含讥带讽”之义，此义是因缘引申之义，而附加者。


    六、我疑“论”“议”等词最初亦皆是一种诡诗或诡文之体，其后乃变为长篇之散文。


    《庄子</a>·齐物论》：“六和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入议而不辨。”此处之论，谓理；议，谓谊；辨谓比。犹云六合外事，圣人存而不疏通之，六合内事，圣入疏通而不是非之，春秋有是非矣，而不当有词，以成偏言。这些都不是指文体之名称而言者，然此处虽存指文体，此若干名之源，也许是诡诗变为韵文者。《九辩</a>》之文还存在，而以辩名之文，《九辩》外尚有非者。


    至于论之称，在战国中期，田骈作《十二论》，今其《齐物》一篇犹在《庄子》，在战国晚年，荀卿、吕不韦</a>皆著论（见《史记》）。然此是后起之义，《论语》以论名，皆语之提要钩玄处。《晋书</a>·束皙传》：“太康二年……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左传》诸卜筮本是一时流行，至少在三晋流行之《周易</a>》，师为官，春为名，当即传书之人。《左传》卜筮皆韵文诡诗，或者这是论一词之最古用处吗？


    议一字见于《诗经》者，“或出入风议”，应是指出入歌咏而言，如此方对下文“靡事不为”。又《郑语》：“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韦昭</a>解，“百物草本鸟兽，议使各得其宜”，此真不通之解。上句谓伯夷能礼，下句当谓伯翳能乐，作诡诗以形容百物，而陈义理。如今见《荀子·赋篇》等。


    约上文言：春秋时诡诗一种之名，入战国变成散文一种之体。现在且立此假设，以传后来之证实或证虚。


    七、枚马赋体之由来。汉初年赋绝非一类，《汉志》分为四家，恐犹未足尽其辨别。此等赋体渊源有自，战国时各种杂诗之体，今存其名称者尚不少，此处不及比次而详论之，姑谈枚乘、司马相如赋体之由来。枚赋今存者，只《七发》为长篇，而司马之赋，以《子虚》为盛（《上林》实在《子虚》中，为人割裂出来），此等赋之体制可分为下列数事：


    （一）铺张侈辞。


    （二）并非诗体，只是散文，其中每有叶韵之句而已。


    （三）总有一个寓意（moral），无论陈设得如何侈靡，总要最后归于正道，与淳于髡饮酒，邹忌不如徐公美之辞，全然一样。


    我们若是拿这样赋体和《楚词》较，全然不是一类，和《宋玉</a>赋》校，词多同者，而体绝不同，若和齐人讽词校，则直接之统绪立见。枚、马之赋，固全是战国风气，取词由《宋玉赋》之一线，定体由《讽词》之一线，与《屈赋》毫不相干者也。淳于髡诸驺子之风必有些很有趣者，惜乎现在只能见两篇的大概。


    因风及讽，说了如许多，似去题太远。然求明了风一词非《诗三百》中之原有部类之名，似不得不原始要终，以解风字，于是愈说愈远矣。


    雅


    汉魏儒家释雅字今可见者几皆以为“雅者正也”（参看《经籍籑诂》所辑）。然雅字本谊经王伯申之考定而得其确诂。《荀子·荣辱篇》云：“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读书杂志》云：“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


    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辽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a>。杨注云：“正而有美德谓之雅，则与上二句不对矣。”斯年按，《荀子》中尚有可以佐此说之材料，《王制篇》云：“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又云：“使夷狄邪音不敢乱雅。”此皆足说明雅者中国之音之谓；所谓正者，纵有其义，亦是引申。执此以比《论语》所谓“子所雅言</a>，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尤觉阮元之说，以雅言为官话，《尔雅</a>》为言之近官话者，正平可易。且以字形考之，雅、夏二字之本字可借古文为证。


    三体石经未出现风雅之雅字，然《说文·疋（“疋”同“雅”，下同）下》云，“古文以为诗大疋字”，然则《三体》《石经》之古文雅字必作疋甚明。《三体》《石经》《春秋》中夏字之古文作是，从日从疋，是夏字之一体，正从疋声，加以日者，明其非为时序之字，准以形声字之通例，是之音训正当于疋字中求之也。


    雅既为夏，夏既为中国，然则《诗经》之《大雅》《小雅》皆是周王朝及其士民之时，与夏何涉？此情形乍看似可怪，详思之乃当然者。


    一、成周（洛邑）、宗周（镐京）本皆有夏地，夏代区域以所谓河东者为本土，南涉河及于洛水，西涉河及于渭水，故东西对称则曰夷夏，南北对称，则曰夏楚，春秋末季之秦公云：“事蛮夏。”无异谓秦先公周旋于楚晋之间，而《左传》称陈蔡卫诸国曰东夏（说详拙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然则夏本西土之宗，两周之京邑正在其中。


    二、周人自以为承夏之统者，在《诗》则曰：“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在《书》则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说详拙著《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三八四一五页〔文中印刷错误极多）。


    然则周室王朝之诗，自地理的及文化的统系言之，固宜曰夏声，朝代虽有废兴，而方域之名称不改。犹之《诗经》中邶鄘本非周之侯封，桧魏亦皆故国之名号，时移世异，音乐之源流依故国而不改。音乐本以地理为例，自古及今皆然者，《诗》之有《大雅》《小雅》正犹其有《周南》《召南》。所谓“以雅以南”，可如此观，此外无他胜谊也。


    颂


    颂之训为容，其诗为舞诗，阮元说至不可易。详拙著《周颂说》，今不复述。


    如上所解，则全部《诗经》之部类皆以地理为别，虽《颂》为舞诗，《雅》证王朝之政，亦皆以方土国家为部类者。有一现象颇不可忽略者，即除《周诗》以外，一国无两种之诗。鲁宋有《颂》，乃无《风》，其实鲁之必有《颂》外之诗，盖无可疑。即就《周诗》论，豳王异地，雅南异统，雅为夏声，乃中国之音，南为南方，乃南国之诗。当时江淮上之周人殖民地中两种音乐并用，故可曰“以雅以南”。今试为此四名各作一界说如下：


    《大雅》《小雅》　夏声


    《周南》《召南》　南音（南之意义详《周颂说》）


    王国　东周之民政


    豳诗　周本土人戍东方者之诗（说见后）


    所谓四方之音


    在后来所谓国风之杂乱一大堆中，颇有几个地理的头绪可寻。《吕氏春秋</a>·音初》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固不可当作信史看，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深知各方之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所谓国风中系统有若干符合，现在引《吕子》本文，加以比核。


    甲、南音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战国末人，必犹及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才可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不免用了他们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证明的。


    乙、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于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起兴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当即填词之初步，特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a>·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说者不一。


    丙、西音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据汉中，辛余靡振土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西河，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a>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或也在西音范围之内。


    丁、东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者，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字，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风》。疑《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之统治阶级用周旧词，采奄方土乐之诗（此说已在《周颂说》中论</a>及）。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固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固知其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a>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朔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或者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其他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重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都是南国的诗，并没有岐周的诗。


    南国者，自河而南，至于江汉之域，在西周下一半文化非常的高，周室在那里建设了好多国。在周邦之内者曰周南，在周畿外之诸侯统于方伯者曰召南。南国称召，以召伯虎之故。召伯虎是厉王时方伯，共和行政时之大臣，庇护宣王而立之之人，曾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日辟国百里”。这一带地方虽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当西周声教最盛时，竟成了文化中心点，宗周的诸侯，每在南国受封邑。其地的人文很优美，直到后来为荆蛮残灭之后，还保存些有学有文的风气。


    孔子称“南人有言”，又在陈蔡楚一带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观的人，《中庸</a>》上亦记载“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这些南国负荷宗周时代文化之最高点，本来那时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及崤函以东大的（宣王时周室还很盛，然渭北已是狁出没地，而渭南的人，与散地为邻者当不远于镐京，已称王了。不知在汉中有没有疆土，在巴蜀当然是没有的。若关东则北有河东，南涉江汉南北达二千余里）。


    我们尤感觉南国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国的一部本是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旧文化区域（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汉东），更缘边启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记拓土南服），自然发生一种卓异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周南》《召南》是这一带的诗，《大雅》《小雅》也是这一带的诗，至少也是由这一带传出，其较上层之诗为《雅》，其较下层之诗称《南》。


    南国盛于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诗多数属于夷厉宣幽，南国为荆楚剪灭于鲁桓庄之世，故《雅》《南》之诗不少一部分属于东周之始。已是周室丧乱后“哀以思”之音。


    二《南》有和其他《国风》绝然不同的一点：二《南》文采不艳，而颇涉礼乐：男女情诗多有节制（《野有死麕》一篇除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只在二《南》里适用，其他《国风》全与体乐无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动荡，一往无节制的。


    《周南》《召南》是一题，不应分为两事，犹之乎《邶》《鄘》《卫》之不可分，《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


    诗的阶级


    以地望之别成乐系之不同，以乐系之不同，成《诗三百》之分类，既如上所说，此外还有类分《诗三百》的标准吗？曰应该尚有几种标准，只是参证的材料遗留到现在的太少了，我们无从说确切的话。


    然有一事可指出者，即《颂》，《大雅》，《小雅》，二《南》，其他《国风》，各类中，在施用的场所上颇有一种不整齐的差异。《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人，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碍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言，其详未必尽合也。


    〔注〕《邶》《鄘》《卫》以下之《国风》中，只《定之方中》一篇类似《小雅），其余皆是民间歌词，与礼乐无涉（王柏删诗即将《定之方中》置于《雅》，以类别论，固可如此观，然不知《雅》乃周室南国之《雅》，非与《邶风》相配者）。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


    诗篇之次序


    今见《诗三百》之次叙是绝不可靠的，依四始之义，这次叙应该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但这是后来的系统哲学将一总集化成一个终始五德论的办法，是不近情理的。不过传经者既以诗之次序为不可移，乃有无数的错误，即如《大雅》内时代可指的若干诗中，因有一篇幽王时的诗在前，乃不得不将以后的诗都算在幽王身上了。这个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来，不待多所辩证，现在但论《大雅》中几篇时代的错误。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说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传说谓太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九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


    《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犹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科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之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


    《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伯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a>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序》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宜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不能是追记的。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义）的话，乃和平的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是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过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之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