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3个月前 作者: 熊十力
    印顺


    一、引言


    熊十力</a>先生的《新唯识论》,属于玄学的唯心论。发挥即寂即仁的体用无碍说,诱导学者去反求自证,识自本心:在玄学的领域里,自有他的独到处!辨理相当精细、融通;特别是文章的宛转,如走马灯,如万花筒,不惜絮絮的重说。满纸的恳到语、激发语、自称自赞语,确乎是“苦心所寄”!


    《新论</a>》(《新唯识论》简称)的“融佛之空以入《易》之神”,虽未能确当,但有两点是值得同情的。一、“行业”与“空寂”,为佛法两大论题;依行业而有流转与杂染,依空寂而有解脱与清净。在近代学者的著述中,能尊重此义,极为难得!二、关于儒佛,《新论》不说三教同源,不说儒</a>佛合参,不说“真儒学即真佛学”;关于空有,不说空有无诤,不说“龙树</a>无著</a>两圣一宗”。虽仍不免附会,但自有常人所不及处。


    《新论》自以为“以真理为归,不拘家派”;“游乎佛与儒之间,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其实,“融佛之空以入《易》之神”;“《大易》其至矣哉!是《新论》所取正也”。本意在援佛入儒,扬儒抑佛,不出理学者的成见。却偏要说:“本书于‘佛家’,元属造作”;“《新论》实从佛学演变出来,如谓吾为‘新的佛家’,亦无不可耳”!这种故弄玄虚,难怪佛门弟子要一再评破了。老僧长夏无事,也不妨来评点一番。


    二、佛法与玄学


    《新论》以“即用显体”为宗;以为“万变不穷的宇宙,自有他的本体。不承认他有本体,那么,这个万变的宇宙,是如何而有的”?“宇宙如何显现,是需要说明的。我们于此,正要找得万化的根源,才给宇宙以说明。否则,不能餍足吾人求知的愿欲。”《新论》“体用说”的根本假定,根源于满足求知者的愿欲,为了给宇宙以说明。然而,释迦说法,不是为了如何说明宇宙,如何满足求知者的愿欲;相反的,遇到这样的玄学者,照例是默然不答——“无记”,让他反躬自省去!


    释迦见到了众生的自相残杀,人生的困恼苦迫,于是乎出家,成佛,说法。佛法的动机,不外乎为己的“出离心”,为他的“悲愍心”。所以,释迦的教化,不是为了少数玄学者的玄谈,而是普为一切众生的依怙。依佛法,此现实的苦迫,惟有从察果明因中,正见苦迫的原因何在,而后给予改善,才能得到苏息。所以佛法的中心论题,不是本体论,而是因果相关的缘起论。不仅世间的因果如此,就是无为涅槃,也是从依彼而有必依彼而无的法则,指出“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即大乘极唱的本性空寂,也从缘起极无自性中深悟得来。依缘起而现为缘生,明事相与事行;依缘起而体见寂灭,即显实相与理证。佛教的缘起论,不落有无、常断等边见;彻上彻下的,即俗即真的,极广极深的;不拘于事相,不蔽于理性,被称为“处中之说”。


    佛法说涅槃、说空寂,不是以此为宇宙本体,以满足玄学者的求知欲,是深入缘起本性而自证的。释迦对须深说:“不问汝知不知,要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不依缘起因果的法住智,是不能悟入空寂的。所以,“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佛法的根本体系,即依缘起因果以明现象,也依之以开显实相;依之以成立世间的增进行,也依之以成立出世的正觉行。如离此缘起中道的教说,即难免与神学同化。然《新论》并不知此,离开了因果缘起,说本体、说势用、说转变、说生灭,以为“不可以常途的因果观念,应用于玄学中”。一般经验中的见地,是不曾离去根本的自性妄执,不能悟入法性。然而,离却现实人生经</a>验的一切,如何能方便诱化,使之因俗而契入真性?又如何能契真而不违反世俗?《新论》只是神学式的,从超越时空数量的“神化”,说体、说用、说变、说心;用“至神至怪”、“玄之又玄”等动人的词句去摹拟他,使人于“恍恍惚惚”中迷头认影。《新论》虽相信佛教古德确能体见法性空寂而不是情见的。但不知佛门的体证空寂,不是玄学式的,恰是《新论》所反对的——从缘起(因果)的相依相反,观缘起本空而离见自证的。《中论</a>》说:“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离开缘起论,即违反世俗;离却世俗的胜义,不外乎情见的猜度!神化的玄学者,对于缘起论为中心的佛法,不能了解,缺乏同情,原来并不希奇!


    无本体论者批评本体论说:“本体,只是观念论者好弄玄虚,而妄构一个神秘的东西来作宇宙的因素!”《新论》说:一般玄学者,“总不免把本体当做外在的事物来推求。……立论皆出于猜度,要非本于自证,与吾侪所见自是天渊”!《新论》的本体,自以为不是猜度的,是“反求实证相应的”;与一般玄学者,“只其介然之明,不胜其情见之蔽,终自组成一套戏论”,大有不同。自以为“具眼的人,自当承认我这种看法是没有错误的”。但依佛法看来,作为万化根源而能给宇宙以说明的本体,不管是向内的,向外的,一切都是情见戏论的产物——神之变形。


    玄学者,为什么要找到万化的根源来给宇宙以说明?为什么会“妄构一个神秘的东西来作宇宙的因素”?这并不从玄学的神悟得来,而是根据于现实经验及其错乱。凡是现实的存在者——即缘起的存在,必然的现有时间的延续相,即前后相。由于不悟时相前后的如幻,因而执取时相,设想宇宙的原始,而有找到万化根源的愿欲。原来,众生与世间,有着根本的缺陷性、错乱性,即在众生——人类的认识中,有一种强烈的实在感,虽明知其为不真确的,如水中月、如旋火轮,但总还觉得是如此如此的。这种强烈而朴素的实在感,即乱想的根本——自性见。依此自性的实在感,成为意识的内容时,如从时间的延续去看,即是不变的:不是永恒的常住,即是前后各别——各住自性而不变——的中断。如从空间的扩展去看时,即是不待他而自成的:不是其小无内的小一——即成种种,便是其大无外的大全。由于实在感而含摄得不变与独存,即自性的三相。在知识愚蒙的,索性把一切都看为真实、不变、独存的,也无所谓神学与玄学。由于知识经验的进展,虽逐渐的发现到现实的虚伪性、变化性、彼此依存性,但由于自性惑乱的习以成性,很自然的会想到超越于现象——虚伪、变化、依待——之上的,含藏于现象之中的,有“这个”(本体等)存在,是真实、是常住、是独体;依“这个”而有此宇宙的现象。


    由于不觉时间的幻惑性,所以有寻求宇宙根源的愿欲。明明是人类自己在那里创造宇宙,构划宇宙,却照着自己的样子,想像有真实的、常在的、绝对的——独一自在的神,说神是如何如何创造宇宙。等到思想进步,拟人的神造说,不能取得人的信仰;但是万化根源的要求,还是存在,这才玄学者起来,负起上帝没有完成的工作,担当创造宇宙的设计者。玄学者,不像科学家的安分守己,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却是猜度而臆想的。或在执见与定境交织的神秘经验中,描写“这个”是超越现象之上的,或是深藏于现象之中的。凭“这个”本体,构想宇宙的根源,这不但玄学者的知识欲满足了,神学者也得救了!


    佛法,确认此现实的存在是缘起的、是无自性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缘起法现有前后、彼此、因果等等,世间即是如此如此的;但不能作为实在性去理解,实性是不可得的。如时间,现有前后相,但加以推究,如前而又前,落于无穷的前前中;无穷,即否定了最初的根源。反之,如前而又前,到达前之边沿,但这还是否定了时间,因为时间是永远向前伸展的,没有以前,即不成为时间,也即不成其为存在了。时间如幻,而众生为自性见所乱,不能不要求万化的根源。《新论》的“神化”,虽说不能以时空的观念去理解,但这“至神至怪”的“神化”,一翕一,于是乎“始凝而兆乎有”。“推原万物之始,其初凝也,亦不外流行猛疾所致”。宇宙是这样的从至无而始有,何尝离得了时间的情见?真的超越时空,还谈甚么万物之原始?佛法确见此时间的惑乱而不可究诘实在性,所以只把握此现实身心的事实,如何去改善他、革新他。用不落玄谈的态度,说“众生本际不可得”,截断一切的葛藤络索。至于找求万化的根源,那是戏论者的闲家具,让神学者与玄学者去创造、说明。


    三、入世与出世


    《新论》不满于佛家的出世人生观,以为“佛家毕竟是出世的人生观,所以于此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乃但见为空寂而已”。“佛家语性体,绝不涉及生化”;“只是欲逆遏生化以实现其出世的理想”。《新论》虽以为佛家确是有所证见的,但终于说:“佛家原期断尽一切情见,然彼于无意中,始终有一情见存在,即出世的观念。”


    佛家的空寂,确乎与出世有关;如不能出世,那里会发明非一般玄学所及的空寂!出世或者恋世,这由于时代、环境、个性不同,本是不能强同的。恋世,也许有他的长处;出世,也未必如《新论》所见的“根本差谬”。


    儒家的文化,代表庸众的人生观,缺乏出世思想,局限于平凡的浅近的现实。代表庸众心境的儒家,于天地间的生生不已,虽也感到“天地不与圣人同忧”,虽然终究是不了了之——未济,但到底倾向于生之爱好,觉得宇宙间充满了生之和谐,一片生机!因此推想到拟人——有意的——的天或天地,于人有莫大的恩德,歌颂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有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物种的“仁”,即被解说为道德的根源,即生生之机了。


    老子</a>的观点即不如此。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的产生又灭亡,存在又毁坏,一切在如此的过程中;假定天地有心,那确乎未免残酷!老子不满现实,即有些出世思想,所以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由于不满现实而来的出世倾向,也并不稀奇,孔子</a>在心境不顺时,也会想到“乘桴浮于海”的。


    从法尔如是的缘起法界看:儒与道,可说各有所见。儒者欣赏那生生不已的生机,所以说“仁”;老子领略到灭灭不已的杀机——《阴符经</a>》说:“天发杀机”——,所以说“不仁”。这都是经验于现实不同观感。现实即是如此:有生也有灭,有爱也有恨,有和平也有战争。歌颂生生不已而以仁为本体的理学者,可以说:有所见而有所不见。


    依《阿含》来谈谈佛法:在如实的自证中,世间与出世,都是闲话。在一般心境,安于现实的世间,不满现实的出世,都是情见。爱着世间是“有爱”,厌毁世间是“无有爱”。佛家从出世的情见——涅槃见——中,开发出“空相应缘起”的智见。真能有所契合,应该不但是出世,而更是入世——不是恋世——的。佛家说“缘起”、“缘生”,并不歌颂生生不息的至德;生与灭是平等观的。由于从无限时空——流转不已去观察,觉得世界是成而又毁,毁而又成;众生是生生灭灭、哭哭笑笑、忽进忽退、相爱相杀,如此这般的“恒转”下去,真是莫名其妙的大悲哀!于此有彻底的觉悟,所以生出离心,生悲愍心。这可以说:天地虽不妨无心而成化,圣人却不能不与众人同忧!


    论到出离,佛家从“生者必灭”而“灭不必生”的定律,确信苦痛有彻底解脱的可能。所以说了“此生故彼生”,即反过来说“此灭故彼灭”。对于苦迫的世间,称此解脱为出世。佛家的出世,不是出家,多少在家的佛弟子,有家庭、有职业,凡有所证会的,不一样就是出世吗?也不是到天国,乘桴浮于海,解脱的圣者,还是在这人间的。也不是死后,是“现身作证”的。所以,出世并不如《新论》所想像的。是以信、戒为基,正觉甚深缘起,不但通达因果的秩然有序——法住智,而且悟入缘起的性自寂灭。由于正觉现前,情见与业习的治灭,开拓出明净心地,不为世法——苦乐等——所惑乱。有此正觉,行于世间,才能释迦那样的如莲华而不染,迦叶那样的如虚空而不著。如此的出世,似乎不可以呵毁;否则,《新论》所标揭的“自证相应”先该自动取消!不是这番出世的人生观,《新论》从那里去发见空空寂寂的穷于赞叹!儒家能有此一著吗?至于无余涅槃,是“离欲、灭、息没已,有亦不应说,无亦不应说,有无亦不应说,非有非无亦不应说”;“生亦不然,不生亦不然”;但说“甚深广大无量无数皆悉寂灭”。这是迥绝思议的,《阿含经》从不说个什么,如此如彼。龙树《中观论</a>》,抉择得最为了当。《新论》解说为“入无余涅槃时,以惑尽故,得出离人间世或生死海;而个体的生命,乃与寂然真体契合为一”。这样的无余涅槃,不过是自以为然。涅槃是什么?还有世间可出离的;还有什么生命去与涅槃冥合的?这些,出佛道之外,到有点与神教的“神我离系独存”,或“小我与大梵合一”相像。这可能是“新的佛家”!《新论》在论到天地毁坏时说:“染污不得为碍,戏论于兹永熄。”这虽然意许不同,而说明的方便,倒有点与涅槃近似。


    佛家的毁訾生死,是觑破这生生不已的“恒转”,有解脱可能而不知解脱,醉生梦死的扮演着愚昧的悲剧。佛家要起来揭穿他,否则将永久的迷醉于现实。这如见到社会困苦、政治昏愦,即不能不起来揭破,否则是不会革命、不会改善的。生生不已的根源,即是爱:“顾恋过去,耽着现在,希乐未来”,或是我,或是我所,深深的系缚着。这些,本是庸常的心境,平常不过,又切实不过,因为是一般“人同此心”的。佛家见到这流转不已的悲哀,即生出离心与悲愍心。如未能出世的,教他信三宝,知因果,行布施,持戒,修慈(悲喜舍)定——以慈悲心而入定,类于儒家的“三月不违仁”——,即是人天法,与儒家的精神相近。有出世倾向的,如以“己利”——即自证得解脱——为先的,即声闻法。如悲心增上,“未能自度先度人”的,以无限悲愿、无限精进,不急求自证而行利他的难行,即是菩萨。等到福智具足,悲智相应而妙觉圆证,即是佛。大乘精神,类于儒家而不同儒家,《新论》也有所见。如说:“大乘不舍众生,似有接近儒家的人生观之可能;然毕竟未离出世思想的根荄,终与儒家异辙。”《新论》以“出世”为错谬,而不知大乘的不同儒家,即以出世的空慧,扫尽世欲仁爱的情见,而使之化为不碍真智的大悲。《新论》也知道“谈生生真几,恶知其不以惑取势力为生命耶”?但自以为儒家的“仁”即是空空寂寂的,无需乎出世空慧的融冶;其实,儒家何处说仁是空寂的?赞美空寂而怕说出世,即是《新论》的根本情见!空寂,在《新论》中不过是点缀儒门,庄严玄学,何曾理会空寂来!


    如依《新论》一二三的方式来说:庸众的爱乐的人生观,是一——正。生死的毁訾,否定我爱根源的生生不已,是二——反。出世,不但是否定、破坏,而更是革新、完成。行于世间而不染,既利己更利他,精进不已,是三——合。这即是出世的真义,真出世即是入世的。出世,不仅是否定,而富于肯定的建设性。除身心修养不谈,除大乘不谈,在原始教团的生活中,也充分的表现出来。家庭,可说人伦的根本,也可说罪恶的渊薮。因家庭的私爱而出现的私产制,佛家否定他,建设起十方僧——群众——物的“利和同均”。因血统偏爱而此起的种族不平等,佛家反对他,唱道四姓平等。不仅是种族的平等,也即是职业层——教化、军政、农(商)、工人——的平等。佛教僧团中,没有特权者,没有统治者,以僧和合的羯磨——会议,推行一切。佛教的出家,不是隐士式的,是过着集体的、精严的生活,平等的、自由的生活。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中,只能做到如此,但不是等待“大道之行”于将来,而是当下去建设自己的。时代的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传统文明保护者;老庄出世,仅是清谈、玄学的个人主义;释迦是婆罗门教——传统的——的反对者,宣言自觉自证的宗教革命者,集团生活的实行者。儒与道的文化,自有他的价值;佛家的出世人生观,也别有他彻天彻地的辉光!


    四、融会与附会


    我以为,《新论》原期融会儒佛,然彼于——有意——无意中,始终有一情见存在,即扬儒抑佛的观念。这大概是生长在理学传统的情见中,不免耳濡目染,视为当然。


    由于理学传统的积习深厚,不能虚心理解完整的佛法,而只是片面的,见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即如大乘精神,《新论》以为:“虽复广大,超出劣机,然终以度尽一切众生令离生死为蕲向,但不忍独趣涅槃耳。”这意思说:结果是一切入涅槃,空空寂寂的,大乘还是出世的。不知佛家的入涅槃,本与《新论》所说不同。何况大乘——甚至声闻——不但是涅槃,而且是正觉。大乘涅槃,毕竟寂灭而悲智宛然;令一切众生成佛,即令一切众生积集无边福智资粮,利乐众生。然而,《新论》决不会见到这些,问题在胸中横梗着情见。


    我们读《新论》,觉得他于般若及唯识,有所取,有所破;在修持上,还相对的同情禅宗;而即体即用以及种种圆理,是他自悟而取正于《大易》的独到处,一一从自己的心中流露出来。有人问到台、贤,他以为“至其支流,可置勿论”。而且,“天台、华严等,其渊源所自,能外于大空大有乎”?这似乎说:台、贤不出于大空大有,所以无须再说。然而,《新论》是不会误认台、贤为同于大空大有的,《新论》是有所取于台、贤的,轻轻的避开去,不是掠美,便是藏拙!


    以本体的生起来说:《起信论》以众生心为本体,说“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华严家据《华严经</a>》的性起品,说“性起”。性起品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即如来藏说。佛家的如来藏说,除少数极端的神我化而外,大抵以如来藏为心性本净与称性功德——智慧德相——不二,为一切净法的根源;杂染,由于无始来的客尘所染,隐覆真心而幻现的。天台家说“性具”:真性具足一切法而泯然无别;即性具而现为“事造”,理事不二。禅宗六祖在悟道时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台、贤、禅所说性体——或心体——的能生、能起、能现,大有接近《新论》处,与《新论》所说的大有大空,那里会无所外呢?又如《新论》即体即用的玄学,虽或依据理学者的成说,但这种思想,从何得来!我们知道:《新论》所说的“举体为用,即用为体”;“称体起用,即用显体”;“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小大无碍”;“主伴互融”;“一多相涉”等;以及“海沤”、“冰水”、“药丸”等比喻,在台、贤学者,甚至北朝地论学者,早已成为公式了。《新论》果真无所取于台、贤吗?台、贤果真不出大空大有吗?真常唯心论,在印度与婆罗门教合化的,在中国与儒道混融的,我从佛家本义的立场,是不能完全赞同;然而,这在印度是久已有之,在中国的台、贤更发挥到顶点。《新论》近于此系,也大量的融摄,然而不但默然的不加说明,还故意的抹煞,似乎有所不可!


    《新论》继承理学的传统,以“寂然不动”,“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神无方而易无体”,说明儒家知道寂然的真体。此空此寂,即是佛家所见的,于是乎会通般若与禅宗。其实,佛家明空寂,彼此间也还有差别,浅深偏圆不等,那里能凭此依稀仿佛的片言只句,作为儒佛见(寂)体同一的确证!且如“寂然不动”,《系辞》原意在“以卜筮者尚其占”。不过说蓍龟是无思的、无为的、寂然不动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诚则灵”,“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如可以以此融会佛法的“无为”,那西洋学者谈本体、谈唯心,也许就是《新论》的本体与唯心了。儒家与道家,自有一番修养与体验,然修养与体验,为宗教所共有的,尤其是印度的外道,其中邪正、浅深不等,这必须从方法、成效,以及证验者的摹写如何而推定,不能即以此为彼。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学是可以解说为“觉”的,但此觉是否“反求自证相应”的仁体?《论语</a>》中的学字还多着呢!“五十而知天命”,《新论》解说为证知本体的流行。理学家似乎太忽略墨家等批评儒者“知命”的天命了。“天命靡常”、“天之明命”、“受命于天”等,从天说,天命即是神的意志,神的赐予,从人(物)说,即是受之于神的分定,局限性——天命之为性。充其量,也只是受于自然的分定。“赐不受命”,岂不是不甘淡泊而去经商吗?玄学者以“本体”的眼光去看时,固然无往而不是本体;但古人未必如此。而且,佛家所契证的,即悟入一切法、一切众生心的本性,是众生——其实是一切法——所同的。而儒家,无论说仁、说良知,都是人类异于禽兽的人的特性。所以,史玉池反对饥来吃饭困来眠,以为“若饥食困眠,禽兽都是这等的,以此为当下,便同于禽兽”。禅者是不像儒者缴绕于伦常圈子里的,理学家那里理会得!不过凭着会佛同儒的成见,到处以为会通而已!儒者到佛门里来,仿佛得点知见,而夷夏不可不辨,于是乎反求六经而得之——未透过佛门,为什么不知此事——。于是乎援佛入儒,又扬儒抑佛。恰好,佛教是不事学问的禅宗世界,无力分辨,这才千百年来,造成不儒不佛的思想大混沌!《新论》虽然不同情儱侗、附会,可是并没有离开这套作风。我时常想:这个时代,儒者还预备混沌一辈子吗?


    掠取佛教皮毛,作为自家的创见;附会到儒家的古典里。然而,如《新论》所会通的般若空寂,破除情见等,到底是儒家没有什么说明的。《新论》即以“莫须有”的辩论法来掩饰。关于仁体的空寂,《新论》说:“虽复谈到空寂,却‘不愿’在此处多所发挥;‘或者’是预防耽空滞寂的流弊,亦未可知。”“儒者在此,只是‘引而未发’。”“孔子于此方面,只是‘引而未发’,‘大概’恐人作光景玩弄。”“孔子于门弟子问仁者……不曾克就仁体上形容是如何如何——《新论》还知道如此——:一则此非言说所及;二则强形容,亦恐人作光景玩弄。孔子苦心处,后人固不识也。”关于毁訾生死,《新论》以为“孔子‘不肯’从这方面说,佛家偏要揭穿”。关于破除情见,《新论》说:“孔子境界高,‘不肯’向这方面说,应有佛家说。”《新论》的“莫须有”论法,真是妙绝千古!似是而非的片言只句,称之为“引而未发”,推想为“大概”、“或者”、“亦未可知”。毫无文证的,如以仁为体等,解说为“不肯说”、“不愿说”。玄学家的会通,妙哉!妙哉!不过,“大概”、“或者”,仅是《新论》的推想,古人何尝如此?《新论》何以知道境界高而不肯说,恐人玩弄光景而不愿说,不是在情见中头出头没,境界低而不会说,不发明此事而不知道说?老实说:不说就是不说,就是没有说过,让孔老夫子没有说过吧!莫替死人作主!《新论》说:“孔子苦心处,后人固不识也。”但《新论》这番“苦心”,总算被老僧一眼觑破了!这也许是真的!


    五、空宗与有宗


    “万变无穷,元是一真绝待,一真绝待,元是万变无穷。《新论》全部只是发明此意;平章空有,也在在引归此意。”《新论》既然平章空有,对于空有的是否了解,了解到什么程度,佛门弟子是有权加以检讨的,总不能谈空说有而不知空有是何事!


    论到空宗,《新论》是“赞成空宗遮诠的方式”。曾一再说到:“破相显性的说法,我是甚为赞同”;“一言以蔽之曰:破相显性”。然而,我敢说:“破相显性”,不是空宗的空,决非《般若经》与龙树《论》的空义;反而是空宗的敌者——有宗。


    《新论》以空宗是“破相”的,以为“空宗是要遮拨一切法”;“空宗荡除一切法相,即是遮拨现象”。遮拨现象,这那里是空宗面目!这是破坏因果的恶取空者!空宗的精义,即“不坏假名——不破现象——而说实相”。如《智论》说:“空即五众,以是故不坏五众。”依空宗说:空,不但不破一切法,反而是成立一切,这是空宗独到的深义。如《中论》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观四谛品》即明确的说明了此一论题。隋唐的三论</a>学者,也不以“空假名论”为然。《新论》根本没有懂得空宗,以为空宗即破一切法相,于是乎想入非非,以为“缘生是遮诠而不是表诠”;“龙树之学不立依他。(《中论》破四缘)”龙树是否破四缘,《新论》慢作主张!请听龙树所说!《智论》三十二论到四缘说:“但以少智之人,著于四缘而生邪论,为破著故说言诸法空。”“般若波罗密中,但除邪见不破四缘。”凡《中论》、《智论》破荡一切,都应作如此解。《新论》以空宗为破相,可说全盘误解。所以虽赞成空宗遮诠的方式,空宗却不愿接受这番歪曲的同情。


    《新论》以空宗为“破相显性”,即“遮拨现象以显实体”。说“般若无量言说,只是发明生灭如幻本空”;“岂可误会实体亦空”!“空宗的密意,本在显性”。然而,“不可误会”,即是《新论》的误会处;“密意”,即是《新论》的曲解处!试问《新论》:《般若经》何处说实性不空!《新论》以为“计法性亦空,则是空宗外道矣”,所以要误会、曲解,代为《般若经》辩护。但《般若经》自有非《新论》所知的独到体系,一再明确的说到:“为久学者说生灭不生灭——不但是生灭如幻——一切如化”;“真如非有性”;“涅槃亦复如幻如化”。《般若经》并非形而上的实在论,说一切法性空,并非误会,不需要《新论》代为曲解。《新论》虽照着自己的思想体系,误会他、曲解他,但到底误会不了、曲解不了,于是乎又说:“《般若》破相可也,乃并法性亦破,空荡何归?”“真如虽无相而实不空,云何非有性?焰梦并是空幻,都无所有,岂可以拟真如?《经》意虽主破执,而矫枉过直如此!”“夫胜义、无为,皆性体之别名也,涅槃亦性体之别名也,此可说为空,可说为如幻乎?”《新论》的前后矛盾如此!我敢套《新论》的成句说:“汝通《大般若经》大旨体会去!”如《新论》以为法性空是空见,那末《新论》有反对的自由。如误解《般若》,以空宗为破相,以空宗为有实性可显,莫名其妙的赞成一番,辩护一番,又反对一番,这是不可以的!“不知为不知”,《新论》还是莫谈《般若》好!


    《新论》以空宗为破相显性,不知这是空宗的敌者。大乘经中,尤其是《大般若经》,说一切法——生灭的、不生灭的,世间的、出世间的——如幻如化。如幻如化的一切,但有假名———假施设义——而自性毕竟空。如以一切法毕竟空为了义的、究竟的,这即是空宗。如以为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不究竟的,某些空而某些不空的,这即是有宗。大乘有宗,略有两种类型:一、虚妄(为本的)唯识论,如无著、世亲</a>学。此宗以虚妄生灭的依他起为本,此生灭的有为法,虽是妄有而不可以说是空的。假定说是空的,那即不能有杂染的生死,也就不能有清净的涅槃。惟有妄执的——实我实法实心实境——遍计所执性,才是空的。于因果生灭的依他起,由于空去遍计所执而显的真实性,即圆成实性。圆成实性不空,由于因空所显,所以也称为空性。本着这样的见解,所以说:《般若经》等说一切法性空,这是不了义的,是约空除一切法上遍计所执相而显实性说的。《新论》的破相显性,即从有宗处学来。二、真常(为本的)唯心论,如《胜鬘》、《涅槃》、《楞伽经》等。此宗以真常净心——净性——为不空的,有无量称性功德。这真性虽也可以称之为空性,那是说此真常净心从来不与杂染相应,不为杂染所染,不是说实体可空。《胜鬘》的如来藏空不空,《起信论》的真如空不空,都是如此。此真常净性,无始来为客尘所染,无始来即依真起妄,真性不失自性而随缘,有如幻如化的虚妄相现。此虚妄幻相,是可以说空的。所以,《圆觉经</a>》说:“诸幻尽灭,非幻不灭。”《楞伽经》说:“但业相灭而自体相实不灭。”依此实性不空而妄相可空的见解,所以说:《般若》说一切法性空,是不了义的,是“破相宗”,虽密意显性而还没有说明。《华严》、《涅槃》、《起信》等,才是“显性宗”。破相显性,岂非从此等处学来(《新论》近于此一系)?此二宗,都是有宗,都是“假必依实”的;“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异法是空,异法不空”的。但也有不同:妄心派,建立一切法,不在真性中说</a>,依于因果缘起的依他起说,是佛教本义的“缘起论”,所以说依他不可空。真心派,依于真常性而成立一切法,是融会梵教的本体论,所以说妄相可空。总之,这都是空宗的反对者。


    空宗即不然,空与有,是相成而不是相破的;空是无自性义,不是破坏缘起义。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缘起有的,即相依相待而存在的。凡是因待而有的,即是无自性的,无自性所以是空的。反之,无自性的、空的,所以没有“自有自成”的,一切都是缘起依待而有。缘起,所以是空的;空,所以是缘起有的。一切的一切,如幻如化。幻化,也不是都无所有,龟毛兔角才是无的;幻化是绝无自性而宛然现的,如龙树说:“幻相法尔,虽空而可闻可见。”所以,一切是相待的假名有,即一切是绝待的毕竟空。空宗的空,是自性空,当体即空,宛然显现处即毕竟空寂,毕竟空寂即是宛然显现。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宗的空,非《新论》遮拨现象的空;遮拨现象,即是破坏世俗,抹煞现实。也不是遮拨现象而显实性,遮拨现象所显的,即是神化、玄化的神之别名。《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即空即假的《中观》论者,与有宗大大的不同。空宗是缘起论的,说缘起即空——不是说没有——,所以与妄心派不同。依此即空的缘起,在相依相待的因果论中,能成立一切法,所以不幻想宇宙的实体,作为现象的根源,与真心派不同。空宗也说即空寂的缘起为现象,即缘起的空寂为本性;但本性不是万有实体,即此缘起的空性。《经》说:“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即是一切法之自性。”幻有二义:一、宛然现义;二、无自性义。真如、涅槃,非离缘起而别有实体,依相待施设(安立的)说,即具此幻的二义。依绝待离言(非安立)说,即具幻的无自性义。空与幻,不是《新论》所说的“都无所有”,所以说真如非有性,涅槃如梦幻,都是究竟了义。《新论》误解《般若》为“只是发明生灭如幻”,以为必须有一不空非幻的实体,这并非《新论》的体验超过了《般若》,这不过是众生无始以来的“有见根深”,浅尝初学。佛为根性钝劣者,也曾方便作如此说,如《般若经》说:“为初学者,说生灭如化(虚妄、空寂),不生不灭不如化(真实不空);为久学者,说生灭不生灭一切如化。”所以,《新论》如要论究般若空宗,还得请进一步!


    由于《新论》的不会空宗,所以解说《心经》,也似是而非:一、《新论》虽说“都无实自性故,即皆是空”,但说“析至极微,分析至邻虚”,仅是分破空,而不能真知自性空,故落于空是破相的妄执。二、经文的“色即是空”,虽解说为“此色法即是离相寂然之真相”;但对于“空即是色”,却不能反过来说“此真如即是幻相宛然之色法”,而增益为“离相寂然真理即是色法‘之实性’”。三、本着“真性不空”的成见,以为“《心经》空五蕴,即令一切法都尽;而不空无为,所以存性”。不能虚心接受批评,不惜借重有宗大师玄奘</a>来维护自己。不知《心经》明明的说:“无智亦无得。”无智即无能证得的现观,无得即无所证得的真如无为。二百六十字的《心经》,还要顾此失彼,“三藏十二部大意”,如何体会得!


    《新论》以为空宗能说“真如即是诸法实性,不能说真如显现为一切法”,所以说“空宗是否领会性德之全,尚难判定”;这留到下一章再说。


    论到有宗,《新论》确乎认识一点,不比对于空宗那样的根本不会;对于唯识有宗的评难,也有部分可以参考的。但从根本体系去说,《新论》的批评,并不正确!首先,我要指出:唯识宗是缘起论的,是以因果能所成立一切的。释迦从缘起的深彻体验中,彻底否定了神秘的梵我论(婆罗门教),这才宣说“无师自悟”,依缘起因果而“处中说法”,开示无常、无我、涅槃。唯识学者即使没有究竟了义,但始终严守此缘起论的立场,不迷恋于神秘的虚玄。如《新论》的玄学立场,从超越时空的“至神至怪”的“神化”中成立一切,是出于佛道之外的。神化的本体论者,似乎不应该以独断专横的姿态,一味照着自己的情见而责难别人。如唯识家的种子与现行,《新论》以为犯“两重世界”的过失。其实,《成唯识论</a>》说得明白:“此(种子)与本识及所生果,不一不异,体(指藏识)用、因果,理应尔故。”从种子与所依本识现行说,从种子与所生现行果事说,不一不异,唯识家是不承认为隔别对立的。在种子生现行时,“因果俱有”,《新论》即断为“种现对立”,这决非唯识的本意。经部师说种现前后,唯识家以为前后有中断的过失,所以修正为因果同时,却不想到有同时存在的对立嫌疑。这决非唯识者从两重世界的观点而成立种子与现行的。至于说:唯识家的种子与真如,犯“两重本体”的过失,那更为荒谬!种子,唯识家是作为“潜能”去理解的。此“潜能”与“现行”,是互为因果的,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是无始以来,种现法尔而有的,种子如何可以称为本体?“两重本体”,这是本体成见在作怪!欧阳竟无</a>居士,曾解说为两重体用,称一真法界为“体中之体”,种子为“用中之体”。《新论》见到真如不可说为生灭,没有说明真如与种子的关系,于是乎起来责难两重本体,这可见立义的不可不慎!


    《新论》凭着玄学的立场,以“臆见”、“戏论”等呵斥唯识。如说:“他们所谓种子,也就是根据俗所习见的物种,如稻种、豆种等等。因之推想宇宙的本体,乃建立种子为万物的能作因,这正是以情见猜测造化!”然而,《新论》也称生生不息的真机为“仁”;仁也即是从能生的桃仁、杏仁推想而来。这与种子有多大不同?这是否以情见猜测造化呢?老实说,一切的名言义理,都不外采用世俗共许的名言,加以多少修改,以申述所见的义理。也就因为如此,专在超时空的神化中打算,是神学路数,而不为释迦所采取的。玄学者不要过于向内了,学学释迦的“处中”说法吧!


    有宗学者的反驳,已经不少,这不过略论大义而已!


    六、性相与体用


    《新论》与佛法的根本不同处,据《新论》说,即佛法说性相而《新论》谈体用。《新论》说:“他们所谓法性,即我所云体;其所谓法相,我则直名为用而不欲以法相名之。”“本论不尽沿用实体和现象,或法性和法相等词,而特标体和用,这里却有深意。”深意是“即用显体”,是“用依体现,体待用存”,与佛法的“离用言体”不同。“因为,说个现象或法相与形下,就是指斥已成物象而名之;我人意想中计执有个成象的宇宙,即此便障碍真理。易言之,乃不能于万象而洞彻其即真理呈现,即不能扫万物以归真。”


    《新论》的分辨性相与体用,贬抑佛家,是非常错误的。不知性与相的对立说明——以相为现象,以性为本体——,在佛教经论中,不是一般的,惟有在“能所证知”——认识论中,才有“以相知性”,“泯相证性”的相对意义。在一般的“因果”、“体用”、“理事”、“真俗”中,或说性,或说相,二者可以互用,并无严格的差别。佛法本来不以性相为对立的根本论题,性相的对立深刻化、普遍化,成为众所周知的论题,实完成于中国佛学之手。如天台者以“法性宗”自居;贤首家判别法相、破相、法性三宗;窥基</a>的《唯识述记》,也科判为法相、法性、法位——《华严经》的法相、法性、法位,实即是真如的异名——;近人以唯识宗为法相,三论宗为法性;由于法相与法性宗徒的争辨不休,于是乎有“融会性相”,“性相通说”之类。所以,《新论》不满佛法的申明性相而别说体用,原则上即犯了严重的错误。


    《阿含经》中,佛称世间法为行(samakara),也称为有为(samakrita);行与有为的字根(kr)与(作)业(karma)及力用(kriya)相同,所以佛法的宇宙观,是看作流行的、力用的、即生即灭而流转不已的存在。说相说性与说体用,都依此根本而施设。佛以为诸行是“虚诳妄取相”的,不可执为实有,所以以幻化阳焰比喻他。佛并不以常识所知的现象为适如现象而实在的,是看作虚诳如幻而无常无我的。“诸行空”,为《阿含》的根本见地,大乘空义即从此开发而来。


    流转不已的诸行,观为无常无我而证得涅槃。说为不生不灭的无为。但说为生死与涅槃,有为与无为,世间与出世,不过为“初学者作差别说”,并非条然别体。大乘者指出:诸行性空即涅槃,有为实性即无为;即色即空,即空即色;即空即假即中。


    中观者依缘起而明自性空与假名有,缘即相依相待的关系性,待缘力而有一切。唯识者,也是从现行熏种、种生现行的自性缘起为本,此缘起即潜在与显现间的相互熏生。显现即依他幻相,依此执实或智证而说为三相;即法相。相,不但是相状与体相,有情执的遍计执相,有缘生的依他起相,有离言湛寂的圆成实相。佛法的“相”,依缘起的幻现说,约幻现的情执、智证说等,何曾“就是斥指已成物象而名之”?《新论》的不愿说“法相”而说用,不过是杯弓蛇影的庸人自扰!


    佛法所说体用的体,与《新论》的“自体”相近,佛法是没有以体为真如实性的,可考《般若》的真如十二名,《辨中边论》六名而知——以体用之体为真如实性,起于南北朝的中国佛学者。佛法以为存在的即流行的、力用的、关系的、生灭的。从存在的自性——有部主张有</a>恒住不变的自性,唯识者在种现熏生中有自类决定的自性,《中观》者仅认有相对特性的自性——说为体;从存在的关系业用说为用。体用是不一不异的,是如幻相现而本性空寂的。佛法以此不一不异的体用——如幻因果为本,确立实践的宗教,直从当前的因果入手,从杂染因果到清净因果,从缘起到空寂。所以,佛法于幻化的因果相,在世俗谛中承认他的相对真实性;在究竟实相中——第一义谛——,也是不容破坏的。佛法的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不坏世俗而显胜义,与《新论》不同。《新论》不知幻相宛然的不可遮拨,想像那“至神至怪”,称为“神化”的一一翕之用,大谈“即用显体”,不知道佛法不是玄学,不是遮拨现象而谈“即用显体”,是不拨现象的“即俗而真”。


    《新论》一再的评责佛法,以为“佛家语性体,绝不涉及生化之用”;“不识性体之全”;“万不可说空空寂寂的即是生生化化的”;“不肯道真如是无为而无不为,只说个无为”。


    《新论》那种玄学式的“用依体现,体待用存”,凡是纯正的佛家,是决不赞同的。因为此种“神化”之用,是离开“常途的因果观”的;不能随顺世俗,也不能开显胜义。离开相依相待的缘起观——《新论》不知一翕一,即缘起相待性的通相,因此冥想无物(相)之先的妙用——,是不能净息众生的爱见戏论而现觉的。即使有所证验,也不出无明坑,不外乎神的别名。超越的离用得体,内在的即用显体,在自性妄执中,并无多大差别。


    佛家中,大乘佛法,尤其是空宗,决不如《新论》所说的“离用言体”。推宗龙树的天台学者,认为证悟有见真谛及见中道二者:见真谛即见空寂而不了假有——并不是执为实有——;见中道是证真空</a>即达俗有,即空即假即中的。西藏所传的龙树《中观》见,也有二家:一主“绝无戏论”;一主“现(有)空双聚”。这可见离用契体(应说泯相证性),及即用显体(应说融相即性),在空宗学者间,是同时存在的。龙树解说“一切智一心中得”,有“顿得顿用”及“顿得渐用”二说。所以,论证得,决非离真有俗或离用有体的;论智用,由于根性不同,可以有顿渐差别。《中观》学者,必先以二谛无碍的正见为加行,即观缘起故性空,性空故缘起,一切法是毕竟空,毕竟空不碍(不破)一切法,即有即空,即空即有。而在实践的体证边,虽不是离用得体或体外有用,但一般的每不能不先契入真谛,不能不集中于生死关键,戏论根本——自性见的突破,而先得绝无戏论的空智。由此再从空出假,再进而渐入中道。《心经》的即色即空而结归于是故空中无色,《华严经》的“相与无相无差别,至于究竟终无相”,用意即在于此。佛家的解得空有无碍而先证空中无色,这不是口舌可争,而是事实所限。如祖师禅的顿悟,本无次第,而末流也不能不设三关以勘验学人。佛法为实证的宗教,重视于如何体证,不在乎侈谈玄理。所以,如中国佛学者的高谈圆融,每被人责为“高推圣境,拟议圆融,障自悟门”。这所以佛家多说泯相证性——决不是离用言体。


    经中说:“依无住本,立一切法”,“不动真际建立诸法”;论中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谁说佛家只能说生生化化即是空寂,而不能说空空寂寂的即是生化?《般若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中论》的“即空即假即中”;《回诤论</a>》的“我说空、缘起、中道为一义”;《智论》的“生灭与不生灭,其实无异”:谁又能说佛法是离用言体?《新论》以为“经论中每举虚空喻真如,只是有为法依托此世界而显现其中”;这忽略了比喻的只取少分相似,忽略了空性的不是比喻可及。《新论》虽责难读者不理解麻绳、水冰的比喻,以为“至理、言说不及,强以喻显。因明有言:凡喻,只取少分相似,不可求其与所喻之理全肖”;而自己对于“虚空”的比喻,同样的“不察”,解说为“依托”,岂非“怪事”!


    《新论》的根本谬误——以佛法的泯相证性为离用言体——即于佛法作道理会。不知自证的不可施设,说为无为空寂,不过于现前的有为生灭,指出他的错误而导会正觉。无为与空寂,当然可说为有为诸行的否定,但这不是自性的否定,当下含摄得否定之否定的。此否定之否定,从“寄诠离执”的引归自证说,即说“无常”而“非有无常”;说“无为”而更说“非无为”;说“空”而更说“空亦复空”;说“无生”而更说“无不生”,乃至五句都绝的。有纤毫自性可得,即不能实证,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切勿作“破相”解。同时,此否定之否定,从“离执寄诠”说,“不生灭与生灭无二”;“毕竟空中不碍一切”;“惟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实相即是“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等。换言之,“不可以言宣”而唯证方知的“寂灭相”,即是如实的缘起性相、体用、因果。所以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切勿作取相解。说真说俗,说性说相,说体说用,说离说即,一切是依言施设,如指月指。由于众生无始来的自性——实有——执为错乱根本,佛法对治此自性执,所以多明空寂;对治众生的“实体”执,所以多说法性如虚空。适应实际的需要,所以每先证入毕竟空性。这那里能解说为“离用言体”?那里可以说“真如只是有为法依托此世界而显现其中”?


    总之,佛法的“泯相契性”,决非“离用言体”;“融相即性”,也不应偏执为“即用显体”;此“用”,也并非《新论》的神化之“用”。


    七、心与物


    论到心与色,佛家的本义,《新论》原有大体不错的理解。如说:“释迦创教时,解析色心,只是平列而谈,并未以色摄属于心,其骨子里已近二元论。”佛法虽不是二元论,但就事论事</a>,心、色是相依互缘而各有特性的。“名色缘识,识缘名色”,心色平等的缘起论,与唯心论者确有不同。但《新论》倾向于神化的唯心论,所以忽略佛家的本义,舍本逐末说:“中国哲学思想,要不外儒佛两大流,而两派又同是唯心论。”如此而谈融会儒佛,纯正的佛家,即万难同意!


    《新论》自己说:“我之所谓唯心,只是着重心之方面的意思。”但从《新论》的全体思想看,不单是着重吧!如说:“一、克就法相而谈,心物俱在。二、摄相归体,即一真绝待,物相本空,心相亦泯。三、即相以显体,则说本心是体。”《新论》的主要思想,即在第三的以相(用)显体。依《新论》说:“翕,元是本体的显现,但翕则成物,故与其本体是相反的。,虽不即是本体,却是不物化的……是本体的自性的显现。”《新论》的本体显现说,虽一翕一而似心物二相,但物相是反本体的,虽从本体显现而几乎可以不称之为用的;唯有心,才是本体的自性显现,才真是本体的大用流行。这样,《新论》是从重心轻物,到达唯心非物的本体论。“故说物质宇宙本来是无,是如实说”,《新论》的玄学体系,岂但是着重心而已。


    从现象的重心轻物,到达本体的唯心非物,原是宗教及神学式的玄学的老调。如耶和华上帝创造一切——心与色,但“上帝是灵”,人类的灵性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如婆罗门教的梵我论,虽为万化的本原,显现一切;但“不可认识的认识者,即真我”,与大梵是同质,也有说是同量的。如笛卡儿在心物二元上有上帝,而心是更近于上帝的。类似的意义,多得很。《新论》的唯心论,实在庸俗得可以!与其说融会儒佛,倒不如说融会神学,更为恰当!


    《新论》说:“唯物论者……妄计有物质才有生化。殊不知如有物质,便成滞碍,何能生化!”《新论》批评以“功用流行为物”者,“与世间所云之物之本义不符”。但《新论》心目中的物质——假使有的话——,是质而非力的,静而非动的,是滞碍的死物!玄学者的“物”,也决不是世间所云之本义。依世间说:物有质也有力;物是存在的,也是活动的。依佛法说:色(物)即“变碍”义;色——四大,即任持、凝摄、熟变、轻动,为什么有色——物——即滞碍而不能生化?《新论》抹煞现实(破相),剥夺了物质的变化性,把他看作凝固的死物。同时,又漫无范围的扩大了心的意义,说什么“健而不可挠名心,神而不可测名心,纯而不染名心,生生而不容已名心,勇悍而不可坠堕名心”。“确是依着向上的,开发的,不肯物化的刚健的一种势用而说名为心。”《新论》的心,即神的别名,“与世间所云心之本义”是否相符,《新论》不妨反省看!


    色是变碍义,心是觉了义,佛法的说色说心,是现实的。依此现实而悟得性自空寂的实性;悟得缘起心色的绝无自性,但是相依相待而幻现有色心的相对待性。宇宙是心色而空寂,空寂而心色的。没有独立自性,所以不成为二元。心与色,惟有在缘起幻相边说;在空寂的自证中,是什么也不可安立的。然而,为自性妄执所诳惑的,不能不寻求什么万化的本源实体,他们仅凭想像,或似是而非的神秘经验,不知毕竟空寂——《新论》也没有例外——而妄执本体。其实,所谓本体,到底不过是在现象的心或色等中,给予神秘化、艺术化,称之为神、为本体,陶醉自己,自以为满足了!


    缘起心色,即宇宙的现实,而世学者不能如此。如唯物论者,以物质为实体,以精神为物质所派生的;但是,自然科学的物质,在哲学中,在认识论中,不得不修改为“心外的客观存在为物”,也即不能不承认心物的同在。如唯心论者,由于幻想物相从心体而现起的,所以以“向上的、开发的”等为心;但在认识论中,也不能否认心物俱在,仅能说“境必待心而始呈现,应说唯心,不说唯境”。唯心论者的对待心待境起,与唯物论者忽视与客观相待的主观一样。总之,由于心色的极无自性,即在缘起相对的心与色中,各有特性,谁也唯不了谁。唯物论者不能不承认意识的相对主动性;唯心论者也不能漠视心为物所限制——坎。依佛法来说:唯物是外向的俗化,唯心是内向的神化,过犹不及!


    真常唯心论者,在从心而物,从善而恶的解说中,包含有同一性质的难题。如论到心与物,《新论》以“本心即是实体”,强调心的自在,不失自性。但在现实世界中,极难同意。“心之能用物而资之以显发自己也,则唯在有机物或人体之构造臻于精密时始有可能耳!前乎此者,心唯固蔽于物。据此,则心之力用甚微,奚见其能宰物而言唯耶?”此难,是极为彻底的。这等于责难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一切是上帝造的,为什么世界一塌糟,甚至有人根本反对上帝,想取消教会,上帝也还是毫无办法!《新论》在这里,以坎、离来解说。坎陷与出离的现象,确乎是有的。然在坎陷的阶段,决不能忽略被陷者本身的缺陷,或外来力量强大而自身过于渺小。假使说心为物陷,这必是心的微弱渺小,心的本身不够健全,不能幻想此心为尽善的、自由的、能主宰物的!在坎陷阶段——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充满缺陷、不自由,不能抹煞事实而说他还是尽善的,自由主宰的!唯心论者,并不能答复此铁的事实。


    依佛法的缘起论说:坎陷,是依于缘起——种种因缘——而如此的。但缘起的缺陷相,不是自性的,不变的,坎陷必将被否定而到达出离的。依缘起性空义,指出坎陷有出离自在的可能;但并不在系缚的坎陷中,即幻想内在的自由与主宰。佛法的无我论,否定真心真我论,即是如此。


    《新论》的善恶说,是“吾人本性无染,只徇形骸之私,便成乎恶”。“惑非自性固有,乃缘形物而生。”“因本心之力用,流行于根门,而根假之以成为根之灵明,乃逐物而化于物,由此有染习生。”这样的将一切罪恶根源,推向物质、根身,归咎于根的逐物;反显心体的本净性。这等于国政荒乱,而归咎于人民,归咎于官吏,而圣王无罪。论理,心为本体的流行,形物不过似相,心体总是主宰而自由的。就以人类来说,也应该善多而恶少,“性智”显现者多而妄执者少。然而,除了“满街都是圣贤人”的幻觉而外,有眼有耳者是谁也不会赞同的。真心论者与神我论者,真是一丘之貉!假使依佛法的缘起论说:众生无始以来,有——有漏——善也有恶。恶,待因缘生,虽也与境相的诳惑,根身的逐物有关,而心识本身为无始来习以成性的贪、瞋、痴、慢所恼乱,知情意一切都不能得其正,决不能漠视。所以,佛法的修持,不是不受用——见闻等——外界,也不是自毁根身,是反省自心的缺陷而对治他、净化他,根本在深见缘起本相,以智化情而融治他。佛法确信众生“生得善恶”而可善可恶,所以止恶行善,圆满善行到成佛,都需要我们自己的精进不已!


    八、相似证与颠倒说


    《新论·明宗》章,首揭“令知一切物的本体……惟是反求实证相应”。自以为“自家深切体认,见得如此”。“游乎儒与佛之间,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只是吾而已矣。”这种气概,不但“生肇敛手”,“奘基挢舌”,怕释迦与孔丘</a>,也许要叹后生可畏!我愿意《新论》主确从真实体悟得来!虽然玄学者的本体要求,不过为了满足求知欲,但我是愿意把《新论》的玄学,作为体验的产物看。


    即使《新论》主“深切体认,见得如此”,但不能保证《新论》的正确性。因为,体认有邪正深浅,有幻境、定境、慧境。大概《新论》受过禅宗——理学者本来如此——的影响,于禅定极为推重。禅即静虑,是偏于静定的。佛法说三学——戒、定、慧;说六度——施、戒、忍、进、禅、慧;慧与禅定,显然的有所不同。或者以定为体而慧为用,或者以定为寂而慧为明,或者以定为无分别而慧有分别,或者以为有定即能发慧,这都是似是而非的。禅定与慧的本义,应求之于《阿含》、《毗昙》、《中观》、《瑜伽》。佛法对于一般宗教及玄学者的超常经验,判摄为定境,是有漏的,不能解脱。所以,佛法与外道的不共处,是治灭无明的明慧——般若,不是禅定;是如实正观,不是收摄凝聚。《新论》虽标揭“自家深切体认,见得如此”,高谈性智,然从实践的方法说,是重定而薄慧的——以定为善心所,病根即在于此。《新论》的深切体认,充其量,不过近似的定境!


    《新论》说:“如在凡位,不由静虑功夫,即无缘达到寂静境地……其第三法即曰涅槃寂静。”“佛家惟静虑之功造乎其极,故于空寂本体得以实证。”“定者,收摄凝聚,并力内注,助心反缘,不循诸惑滑熟路数,……是能引发内自本心,使诸惑染无可乘故。”这可见《新论》以佛家的见体——空寂、寂静,误与静虑的静相附合;以为由于静功的造乎其极,所以能证体;以为人类的习心是外放的,是“逐物而化于物”的,“不妨总名为惑”,惟有收摄凝聚,才能灭惑而显露本心。《新论》以静为见道的要着,极为明白。当然,《新论》也曾抉择体用,不能说毫无观慧。然而,他是“性智”本有论者,必然的重禅而轻慧。如说:“慧唯向外求理,故恃慧者恒外驰而迷失其固有之智。”以观察慧为外驰,为迷失固有,这惟有摄心向内了。如说:“诚能痛下一番静功(静之深义,深远难言。切近而谈,如收敛此心,不昏昧,不散乱,不麻木,如《礼经》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此即静之相也),庶几本心呈露。”《新论》即用见体的功夫,无疑的偏于定而略于观。假使,《新论》自以为此静功能实证,不妨让《新论》自以为见道去。但如以为佛家如此——如佛家如此,必是变质的,相似的——,即不能不加以纠正。释迦本教,不但不由静证体,而且还是不必深入的。如慧解脱阿罗汉,没有得到根本定,仅得未到定,甚至一刹间的电光喻定,即能证得涅槃;与深入禅定者的俱解脱罗汉,在息妄体真的解脱方面,毫无差别。从定发慧,不过说真慧要在不散乱心中成就,那里一定要“静虑之功造乎其极”?


    禅定,以离欲为目的,为情意——非理智——的修养。略有二类:一、消极的,渐舍渐微的,如四禅与四无色定。二、积极的,推己以及人的,如四无量——慈悲喜舍定。前者近于空慧,后者近于大悲。但佛法不认这些是能得实性的,因为没有彻见性空即无常无我无生的深慧。换言之,偏于调柔情意的禅定,不能证真;惟缘起正观,才能离无明而得解脱。所以,一般离性空慧而趋向离欲的四禅、四无量、四无色定者,虽在定中直觉(现量)到净、乐、明,以及空、识等超常经验,终究落于形上的实在论——神学或玄学。《杂阿含经</a>》本以空、无量、无所有三昧——定从观慧得名——为入道门。但一分学者,以无量但俗的,专以空、无相、无愿——无所有为解脱门,重慧而轻悲,以致造成醉三昧酒的焦芽败种。大乘学者深见佛陀本怀,以悲为本,要等到悲愿深切,定慧均等,这才能实证空性。如悲愿不切而急求自证,必要落入耽空滞寂的小乘;定强慧弱,那又落入定境而不能自拔了。如《新论》那样的一再赞美静功,忽略性空慧的观察,好在《新论》主并无深切的禅思,《新论》学者也没有“静虑之功造乎其极”,否则,《新论》所极力指斥的耽空滞寂,即会由《新论》学者实现出来!


    《新论》说:“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的觉悟……它是自明自觉,虚灵无碍,圆融无缺,虽寂寞无形而秩然众理已毕具,能为一切知识的根源。”《新论》的性智,即万化的根源,真我与本心。由于“本心之力用,流行于根门,而根假之以为根之灵明,乃逐物而化于物”,所以,非“下一番静功”,“常令此廓然离系”,即不能显发性智,契会本体。这显然与一般神学及玄学者,同一路数;如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末流——佛梵同化与儒佛一家者,大抵如此。


    这种思想及体验,大抵是唯心的、内向的、重静的,漠视一切而专于内求自我或真心的。这种经验的发现,总是在自我与心识中,一层层的深入进去。如婆罗门教的从食味所成身到妙乐所成身,从对境的认识而到达不可认识的认识者,即所谓绝对主观。如佛教的唯心论者,从相分、见分而到证自证分,从六识、七识到如来藏藏识,从事心、妄心到真心(基督徒所说的体治、魂治、灵治,也略同)。到达的究竟处,以为是真实的、常住的、清净的、遍在的、明觉的、本有的,具一切功德而无所欠失的,是即心即理的。这才自以为“返之即是,无待外索”;这才说“保任此本体,方名功夫”。以为这已经达到究竟,生命的本源,万化的本体。


    这种真常我的唯心论,有他的体验处,也有他的颠倒处。佛法说“理智一如”,“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这是指从依智显理,依理发智,从加行观的理、智相依相应,进入泯绝内外的证觉。此理智一如,即绝无戏论的如实觉,是没有纤毫名相可为我们拟议的;不能说此理此智,也不能说即如即智;不能说此内此外,也不能说即内即外;这惟是不可安立的如如(不可作理解)。如江河的东流入海,虽说江水与河水融即为一,实则到达大海,江水河水的差别相不可得,还说什么江水河水,说什么相即!虽然《新论》也在说“摄相归体,则一真绝待,物相本空,心相亦灭”,似乎与佛家相近。然而,这些学者,缺乏正观,偏于静虑,并没有摄相归体——应说泯相契性——的如实体验,所以不能如圣者那样的从二谛无碍而来的——从绝无戏论而方便智(般若用)现前,了达心色相依、理智相依的缘起如幻,不知即空空寂寂而心色宛然,即空空寂寂而理智宛然。因为没有如实的正觉,所以在相似的体验与推论中,落于摄色而归于心、摄智而归于理的偏执。解说为智即是理,性智即是本体,即是本体的作用;说色即是心,即心的似现。因为在一般的体验过程中,必反观自心,如不悟缘起的心境如幻,不悟缘起的毕竟空寂,为自性见所蒙惑,必直觉的引发理智同一的体认;特别是深入静定——定学即心学——心力增强而有自在无碍的经验,每不自觉的落于唯心论。唯心论的极端者,不但以心夺色,而且以理夺事。总之,《新论》典型的真心论,偏执“相即”,将心境理智搅成一团。不知“如实”的真意,以理去说智,以即理的智去说心,于是乎在众生的流转中,幻想真我与本心的“虚灵无碍,圆融无缺”。由此,在修持的体验上,只是破除障碍而使本心显现,只是保任此本心,不违此本心;不能正解闻思修慧的无边功德,于本有、始起的缘起正义毫无认识,而说“不断的创新,其实正是反本”。反本!反本!一切是本具的,反也本具,创也本具,一切都圆满无缺了,还反什么,创什么?劝《新论》者歇歇去!


    我愿意《新论》的玄学,确乎是体验的产物。有人嫌我过于奉承《新论》了;虽然如此,我总是希望《新论》者是向着体验而摸索前行的!


    《新论》者不仅是体验者,而且在内学院学过唯识,在大学</a>中讲过唯识,想成为“新的佛家”。大概《新论》者过于求于自己,所以对法界等流的佛法,常是错乱得可笑!有点新而忘本。这里不妨再举出几点不大不小的错误,结束我的批评。


    “因为没有实在性的,就没有引发感识的功用,这也是经部师所共同许可的。”错了!经部是承认可以“缘无生心”的。所以唯识家难他“是所缘非缘”。


    “印度佛家于物质的现象,不许有等无间缘。”不一定!经部师是主张有等无间缘的;《摄大乘论</a>》也承认有的。


    “此念,即是刹那之异名,所以刹那不可说是时间。”误会了!心念的一生一灭,为一念,依此安立为刹那;刹那即念的念,即一念,如何误会刹那为不是时间!


    “大乘空宗诸师……可以说他们只是站在认识论方面来说话。”你从何见得?


    “无著造《摄大乘论》,始建立功能,亦名为种子。”错了!种子功能的思想,小乘中早已有之!


    “至赖耶见分,有宗经典则说为极深细,则为吾人所不可知。”这只是说了一半。深细不可知,不但是赖耶见分,相分的根、器、种子,也是这样的。


    “世亲以后的唯识师,乃唱士用果义,即以因缘(种子)名为作者。”这不免望文生义。唯识者以为种现同时,例如小乘因缘中的“如俱有因得士用果”,不是前后因果的“如同类因得等流果”。重在“同时”,并非以种子为作者。


    “无著虽建立种子为一切法的因缘。……他所谓种子,应该是法尔本有的。”这却是大大的不应该!代表无著自家思想的《摄大乘论》,是“内种必由熏习”的新熏论。


    “安慧菩萨说‘根者最胜自在义’;此本非心亦复非物,却是介乎心和物之间的一种东西。”《新论》尽可自立根义,不必谬引妄证。“最胜自在”,只是说明“根”的胜用;根通二十二根,那里只是五根?


    “据大乘义:众生无始以来,只是赖耶为主人公。……无漏种子,从来不得现起。必至成佛,方断尽有漏种,始舍赖耶。其时,无漏种发现,即生第八净识,是名无垢。赖耶未舍以前,其前七识悉从有漏种生,自不待言。”《新论》主是曾在内院修学唯识;依这段文看,真不知学了些什么?连六七二识,地上能生无漏智都不知道!基本的事相都不会,难怪说空说有,说性说相,一切是缠夹廿三,莫名其妙!


    “其极悖谬无理者,众生无始以来,只是赖耶为主人公,自性涅槃与自性菩提,众生分上不可说有。而专恃后起与外铄之闻熏,此非无本之学哉!”唯识家虽不承认自性菩提,但自性涅槃,为四种涅槃之一,为什么不可说有?无漏种子,无始以来成就,那里是“专恃后起与外铄之闻熏”?关于无漏种现,《新论》是那样的胡说,也许是仅读半部《成唯识论》,即自觉大非昔比,急于援佛入儒而就中止了吧!


    (此文刊发于1948年,此据台北明文书局《现代儒佛之争》,1990年版)
关闭
最近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