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李大钊

    陈独秀</a>（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省怀宁县（今属安庆）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受过封建教育，17岁（1896）考中秀才。1902年去日本，在中国留学生中组织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不久被遣送回国，旋又两度赴日。1915年夏再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北京大学</a>校长蔡元培</a>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长），《新青年》也改在北京发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刊物；1920年又成为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机关刊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9月，在他主持下，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青年杂志》《新青年》和《向导》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权威的刊物。这三种刊物出现的次第，就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过程。


    在国民革命军</a>将近完全胜利、北洋军阀将被消灭之际，发生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有不同看法。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北洋军阀消灭以后，共产党应该让国民党单独执政，让它建设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一段过程，中国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广大党员想不通，认为这是于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取消革命。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陈独秀的思想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后又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


    共产党对于陈独秀的态度是严厉的，国民党对他不宽容，1932年，又在上海逮捕了他，并判处他十三年徒刑；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以共同抗战相号召，陈独秀被释放，但仍处于被监视之下。1942年，病殁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的思想，散见于发表在各刊物的论文中，三联书店出版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陈独秀著作选》等。


    第一节 陈独秀论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开宗明义的文章，题为《敬告青年》。在上章我们说过，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提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所说的正是这个内容。文章开头说：“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第73页）这里所说的“涉想”，就是人生态度；所谓“现象”，就是文化方面的表现，陈独秀说这是东西民族不同之一端。照这篇文章的下文看，陈独秀是要说：这是东西民族不同的主要原因。陈独秀没有用“主要原因”这四个字，而且用一种不十分肯定的口气把话说出来，这是他的谦虚。


    陈独秀提出六义，以为青年的指导。六义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73～78页）


    陈独秀这篇文章，对于每一义，都有大段说明。在最后一义的说明中，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又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78页）


    陈独秀所说的“六义”，就是根据新的人生态度而来的生活方式。在“六义”中，他指出近代西方之所以超过东方，其根本的原因是西方重视人权与科学。他指出人权与科学是相辅而行，互相为用，如车之两轮。这就是后来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不仅为《青年杂志》开宗明义，也为新文化运动开宗明义。因为在此以前，讨论东西文化的人们，还没有人能这样明确地点出问题之所在，而加以这样简明扼要的说明。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人生真义》。在文章中，他设了两个问题：“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个设问很扼要，第一个设问是关于人生态度的问题，第二个设问是关于生活方式的问题。他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宗教家的答案，予以批驳，最后他说：“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240页）这几句话所说的，正是西方近代人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陈独秀提出这几句话，开头用“我敢说道”四个字，并且在这几句话下面加上了“着重点”；他不用不很肯定的语气，而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并且称之为“人生真义”，他从理论上说明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


    第二节 陈独秀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奋斗目标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又一篇文章，题为《吾人最后之觉悟》。文章开头说：“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05页）下面又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05页）他从具体历史发展上，指出中国近代、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东西文化的交叉与矛盾。他指出，这个问题从明朝中叶已经开始了。其后，所牵涉到的范围越来越广，新旧的矛盾和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其过程，陈独秀分为六期。在六期中，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愈来愈深刻，中国人的觉悟，越来越提高；但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陈独秀说：“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把“最后之觉悟”分为两个方面——“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而尤着重于后者。他说：“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09页）


    当时进步的人们皆以孔丘</a>为封建道德的象征，而要“打倒孔家店”，这属于伦理的觉悟之类。《新青年》发表这一类的文章很多，使社会上守旧的人们也都以此而反对《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答辩书》，书中说</a>：“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17～318页）


    所谓“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就是民主与科学。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进步的人们，都知道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抵制西方。但什么是西方的长处，各派的见解不同，好像瞎子摸象，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才认识到西方的长处，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民主与科学。认识到底了，话也说到头了，这真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奋斗的主要目标。除此之外，新文化运动还有许多别的目标。陈独秀还写了一篇文章，纠正了人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误解，并且勾画出理想社会的全幅蓝图。在一篇题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中，他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真挚、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3页）人们见新文化运动注重科学，便以为新文化运动专注重知识。陈独秀纠正说，在新文化中，宗教、文学、美术，也都是很重要的。他说：“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底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3～514页）


    人们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便以为它全盘否定旧社会的道德传统。陈独秀纠正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当作‘由’）亲始，未免太滑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厉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4页）


    人们见新文化运动主张白话文，反对旧文学，便以为它不要文学。陈独秀纠正说：“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4页）


    第三节 陈独秀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文章开头说：“人类经</a>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62页）他指出中国当时的革命，并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国民革命。陈独秀说：“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62页）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列宁的特使所促成的。这一段理论，可能也是这位特使所带来的列宁的意思。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合作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全部党员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党，称为中国国民党。这个党所领导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所组织的政府，称为国民政府；所建立的军队，称为国民革命军。这几个名称，除了国民党是原有外，其余的“国民”二字都不是随意加的，而是以上面所说的理论为根据的。


    这个统一的党集中了中国当时的革命势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所向无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上海和武汉。国民革命军拟长驱北上，一举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正在这一紧急关头，蒋介石</a>叛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了，但蒋介石仍冒用国民革命旗帜，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彻底地消灭了北洋军阀，统一了全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是不真实的，正如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不真实的一样，但都标志着国民革命的两个段落。真实的革命仍然继续进行，但那是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了。


    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出现的政治势力。陈独秀认为新兴的政治势力，必须和其他政治势力合作，才能壮大起来；当时的资产阶级，也必须和无产阶级合作，才能战胜它的敌人。


    陈独秀说：“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它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地占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选编》中册，第256～257页）


    陈独秀不承认当时有人认为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看法，他对于资产阶级是有分析的。他的分析与毛泽东后来所作的分析一样，认为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依附于封建军阀的官僚资产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前二者是不革命而且是反革命的，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才是陈独秀所说的“真正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真正资产阶级”“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4～365页）


    陈独秀又指出，当时的包括知识分子和小工商业者的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他特别讲到知识分子，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市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有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5～366页）


    陈独秀承认中国的农民人数众多，应该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但他不认为当时的农民是革命的。他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6～367页）他也承认农民终究是要参加革命的。农民“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7页）。这就预示了后来毛泽东“工农联盟”的思想。


    陈独秀所理想的国民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骨干的、联合社会上各革命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国共合作。他认为，这是出于客观的必要，是有根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被破坏了，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合作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二次合作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正是国民革命的两个主要课题。是否还要出现一个第三次合作以走完国民革命的最后一步？这是有可能的。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有待于各方面的因素。


    第四节 陈独秀论国民革命后中国的前途


    陈独秀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2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71页）


    陈独秀的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认为：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由资产阶级独享，无产阶级如果幸运的话，也只能分享一小部分，喝一口资产阶级的残汤剩水。为什么如此呢？陈独秀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于是他就被认为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误解，越来越深，以致被开除党籍，并被加上了许多罪名，至今还未得到平反。


    深一点看，陈独秀的这一段话，接触到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继国民革命之后而发展的革命活动，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问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陈独秀的那一段话，在客观上含蓄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是说，继国民革命之后而起的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所以没有明确地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水平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家认识到东西文化的不同，是由于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这比以前大进了一步；但他们都没有从经济上说明所以有这些不同的物质根源。不但右翼没有这样的说明，左翼也没有。这说明这些理论家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还有“一间未达”，还隔了一层纸；如果戳穿了这层纸，那就可见东西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经济的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经济的不同。从自然经济的经济转到商品经济的经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以继国民革命而起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也是当时东欧各国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红军赶走了帝国主义的占领军，新成立的政权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呢？苏联的决策人以为不行。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应该实行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称为新民主主义。这就辩证地解决了陈独秀的那段话中出现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政权，也自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在其中，五种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并存。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都被没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不但不没收，而且加以扶植，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可是，行之不久，一些教条主义者、患“左”倾幼稚病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者，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代替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那就是社会主义了，就应该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就应该利用共产党所掌握的政权，用政治改变经济；只要共产党有决心，不仅社会主义可以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实现亦非难事。这就是极左思</a>潮了。随着极左思潮发展下去，中国便陷入了十年动乱的浩劫。


    第五节 李大钊</a>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出身于贫苦家庭。1907年，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李大钊跟随当时的革命者，参加了京津革命同盟会，参与策动第二十镇的新军，举行滦州起义。1913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此期间，继续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参加并组织留日学生的进步、爱国活动，曾先后组织了神州学会和经济学会，参加了留日学生为反对袁世凯</a>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举行的集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为了进一步开展讨袁活动，曾于1916年1月底暂回上海，两周后重返日本。1916年4、5月间，从日本回国，先后担任《晨钟报》和《甲寅》月刊的编辑。1918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由此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与陈独秀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底，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为北方区党委总负责人，和当时执政的军阀作直接的、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为军阀所害。


    李大钊的著作，散见于当时报刊，人民出版社编为《李大钊选集》。


    李大钊写了许多指导青年思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在许多地方，他都说到宇宙观和世界观的问题。宇宙观是人对于事物存在的看法，世界观是人由于某种看法而引起的人生态度。李大钊提出了他认为正确的宇宙观，他说：“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激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今”》，《选集》，第95页）这里所说的“大实在”就是一切的客观存在。这个大实在是无始无终的，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流行。个人的存在，也是这个“大流行”的一部分，随着“大流行”的流行而流行的，所以他说“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随着这种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就是要重视今日的“我”。


    李大钊回忆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文中所说“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1915年之青年，而自重其1916年之青年’”，并推广此意；而为他自己的这篇文章做结论说：“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今”》，《选集》，第96页）


    大实在的瀑流，永远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李大钊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新的！旧的！》，《选集》，第97页）李大钊的这段话，接近于辩证法。照辩证法的理论，事物发展，都由于其内部的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两个对立面，概括地说，就是新的和旧的，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新的，就没有旧的；没有旧的，也没有新的。所以，它们活动的方向虽然是相反的，但不是“分立的”，而是“合体的”，这就是辩证法所说的两个对立面的互相依存。虽然互相依存，但他们又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新的”永远要代替“旧的”，而这个代替“旧的”的“新的”，又永远为它的更新的对立面所代替。这就是辩证法所说的两个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事物内部中的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构成事物的发展，发展就是进化。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了，中国进步的人们大为惊喜。李大钊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a>。他说：“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新纪元》，《选集》，第122页）李大钊可能意识到，在事物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有些代谢可能使事物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称为“新纪元”。“新纪元”三个字，意味着辩证法所谓“突变”“飞跃”。李大钊未讲辩证法，所以不能这样明确地说；但这样的认识，他是有的。他的哲学思想已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


    第六节 李大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李大钊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题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号》（1919年第六卷第五、六号）。照题目，他是要讲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他着重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李大钊说：“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他指出：“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新纪元》，《选集》，第178～180页）


    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社会的表面构造”，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他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它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能改变经济基础。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的理论有许多部分是马克思以前别人已经说过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应该特别注意其“独特”之处。李大钊引证了日本的河上肇的大段的话，由自己引申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新纪元》，《选集》，第185～186页）李大钊所说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独特”之处，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不能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的那个原则的逻辑的结论。


    上边说过，陈独秀认为殖民地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李大钊的这一段话，就是陈独秀那个认识的理论基础。陈独秀在当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说明他的主张，李大钊的这一段话，又没有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结合起来。如果两个人能配合起来，陈独秀可能少受人们的误解。


    李大钊举了许多西方历史上的事实，以说明唯物史观的原则。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资本集中的理论，作了适当的阐述。最后，他对于所谓“资本集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力的结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下的工人，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新纪元》，《选集》，第209页）


    李大钊继续说明，拥有这种新意义的资本的人们，就是近代的资本家。资本家的特点就是集中生产工具，如工厂、机器之类，用收“使用费”的办法，剥削使用这些生产工具的人们。资本家中间“大鱼吃小鱼”，也是互相兼并的；兼并的结果，生产工具更加集中，没有生产工具的人也愈来愈多，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分化出两个最大的敌对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家的最大作用，就是集中。因为有他们的集中，所以一旦无产阶级觉悟了，就可以联合起来，把资本家所集中的东西，一举夺取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归全社会所有；到那时候，资本主义的社会就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了。李大钊用这些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实现，同时也说明资本集中的必要。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经济，都是散漫的自然经济，没有集中起来，所以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李大钊对于“资本集中论</a>”的申述，也是从实质上为陈独秀的殖民地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添了一个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