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 1

    <em>1915年2月</em>


    <em>艾瑟尔给弟弟比利写信：“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也没人愿意要我，除了一个乏味的、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em>


    1915年2月


    “我去看了医生，”艾瑟尔旁边的女人说道，“我告诉他，‘我的屄发痒’。”


    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这是东伦敦靠近阿尔德盖特的一幢小楼的顶层。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两侧密匝匝摆着一排缝纫机，前面坐着二十位妇女。屋子里没有生火，唯一一扇窗子紧闭着，把2月的寒冷关在外面。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石灰粉刷的墙壁年深日久，已经开始掉皮，有几处甚至露出了下面的木板条。二十个女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屋子里十分憋闷，但就算这样也无法让人暖和起来，她们都穿着外套，头上戴着帽子。


    她们刚刚停下工作，准备休息片刻，脚底下的踏板短暂沉默下来。坐在艾瑟尔旁边的女人是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跟她年龄相仿，是个伦敦人。米尔德里德还是艾瑟尔的房客。若不是长着凸出的门牙，她原本算得上漂亮。她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下流笑话。现在她接着说：“医生对我说，‘你不应该说这个，这个字眼很粗俗’。”


    艾瑟尔笑了。米尔德里德总是不时弄出点乐子，让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稍稍好过一些。艾瑟尔从未听过这种笑话。泰-格温的员工举止言谈都斯文有礼，而这些伦敦妇女什么话都说。她们年龄有大有小，来自不同民族，有的只能勉强说几句英语，其中包括两个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的难民。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全都处境艰难，急需这份工作。


    “我就问他，‘那我该怎么说呢，大夫？’他对我说，‘你该说你的指头发痒了’。”


    她们在缝制英国军队的制服，为成千上万军人做束腰上衣和裤子。邻街的裁布厂日复一日送来一块块厚卡其布，大纸箱里装满袖子、后背和裤腿，由妇女们在这儿制作成衣，再把衣服送到另一个小工厂，打扣眼、缝上纽扣。她们是计件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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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说，‘你的指头是一直发痒，还是偶尔才痒？’”


    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会儿，女人们都不说话，等着听最关键的部分。


    “我说，‘不，大夫，只有用它撒尿的时候才发痒’。”


    女人们哄然笑了起来，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一个瘦小的十二岁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肩上担着一根长竿子，两头挂着水杯和啤酒杯，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个。她小心翼翼地把竿子放在工作台上。杯子里装着茶、热巧克力、清汤或淡得像白水的咖啡。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杯子。她们每天早晚各一次拿出一个或半个便士，让这个名叫艾莉的女孩去隔壁的咖啡馆装满这些杯子。


    女人们喝着自己的饮料，伸一伸胳膊和腿，揉揉眼睛。艾瑟尔想，这工作虽说不像挖煤那样辛苦，但也十分累人，你得在机器前弯着腰，眼睛紧盯着针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还不能出任何差错。上头的老板曼尼?利托要检查每一件成品，若是发现哪里缝得不对就不付报酬，但艾瑟尔怀疑那些有问题的服装也照样被他一并发走。


    五分钟后，曼尼走进操作间，拍了拍手说：“好啦，开始工作吧。”女人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完，又坐回长椅上。


    大家都说曼尼是苛刻的监工，但并不是最坏的。至少他没有揩姑娘们的油，占她们的便宜。他三十岁上下，长着黑眼睛、黑胡子。他父亲是个裁缝，从俄国老家来这儿，在米尔安德路上开了一家店铺，专门为银行职员和证券经纪人的跑腿缝制便宜的外套。曼尼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开始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


    这场战争给他带来大笔生意。从八月到圣诞节，数以百万的人自愿参军，这些人全都需要军装。曼尼雇用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缝纫女工。幸运的是艾瑟尔在泰-格温时就学会用缝纫机了。


    艾瑟尔需要找份工作。虽然她已经买了房子，还能从米尔德里德那里收到房租，但她必须攒些钱，以备生孩子的时候用。但找工作的遭遇让她既沮丧又愤怒。


    各种新工作都面向妇女，但艾瑟尔很快就看清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一份男人每周能赚三到四英镑的工作，女人只能拿到一英镑。即便如此，女人还不得不忍受敌意和迫害。男乘客会拒绝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男技师会往女技师的工具箱里倒机油，工厂大门边上的酒吧不允许女工进入。最让艾瑟尔愤恨的是，同样是这些男人，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的孩子穿戴破旧，就会说这女人懒惰无能。


    最后，她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在一向雇佣女性的行业里寻找机会，并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制度。


    她揉了揉后背。预产期就在一两周之内，所以她眼下这几天就该停止工作。挺着个大肚子踩缝纫机很不方便，但她发现那种要吞噬她的疲惫感才最难受。


    又有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手上缠着绷带。缝纫工经常被机针扎伤，或者在修剪工件时让锋利的剪刀割伤。


    艾瑟尔说：“你看，曼尼，你应该在这儿放个小药箱，里头放点儿绷带和碘酒，再用铁盒装些其他零碎。”


    曼尼说：“你以为我是造钱的？”每次他的工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这么回答。


    “但是每次我们有谁受伤了，你可就得赔钱了，”艾瑟尔好心好意地劝说道，“她们两个离开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就因为不得不跑药房去让药剂师看一眼伤口。”


    缠着绷带那个咧嘴一笑，说：“而且，我还得在‘小狗小鸭’酒吧待上一会儿，给自己压压惊。”


    曼尼没好气地对艾瑟尔说：“我看你还想让我在药箱里放一瓶杜松子酒吧。”


    艾瑟尔没理会他这句话：“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算算该花多少钱，然后你再作决定，行不行？”


    “我可没答应任何事情。”曼尼说，但他每次一说这句话，几乎就算是答应了。


    “那好吧。”艾瑟尔转过身，继续干手里的活。


    每次都是艾瑟尔向曼尼提出改进工作环境的要求，或是抗议曼尼作出对她们不利的决定，比如让她们自己支付磨剪子的钱。这一切并非刻意，但她似乎成了她父亲经常担当的那种角色。


    脏兮兮的窗户外面，短暂的午后时光匆匆过去，天色已经变暗。艾瑟尔觉得每天最后的三个小时最难熬。她后背酸疼，头顶的灯光照得她脑袋阵阵作痛。


    可是，到了七点钟的时候，她又不愿意回家了。一想到要独自熬过漫漫长夜，她就感到压抑。


    艾瑟尔初来伦敦的时候倒是受到几个年轻人的注意。她没有真正地喜欢哪一个，但她接受邀请，一道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晚上去酒吧坐坐，她也吻过其中一个，尽管算不上有多热情。然而，一旦她的身孕显形，他们就一个个打了退堂鼓。漂亮女孩令人爱慕，可怀了孩子的妇女就另当别论了。


    今晚还好，她要去参加一个工党举行的会议。艾瑟尔在买下房子不久就加入了独立工党的阿尔德盖特分部。她很想知道父亲要是知道了会有何感想。他会像上次那样从家里把她赶走，将她排斥在自己的政党之外，还是正好相反，他会暗暗高兴呢？这件事她可能永远都无从了解。


    今晚的演讲者是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她是一位女权运动领袖，为妇女参政奔走呼吁。眼前这场战争在著名的潘克赫斯特家族内部造成了分裂。母亲埃米琳表示要在战争期间放弃这项运动。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支持母亲，但另一个女儿西尔维亚跟她们分道扬镳，继续从事女权运动。艾瑟尔站在西尔维亚一边——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妇女都受到同样的压迫，她们若没有选举权就永远不会受到公平对待。


    她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跟其他女工说再见。煤气灯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有匆匆往家赶的工人，也有揽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者。“小狗小鸭”酒吧的门敞开着，里面逸出一股温热而兴奋的气息。艾瑟尔理解那些整晚都待在这种地方的女人。茶坊酒肆比大多数人的家舒服，能找到亲密的陪伴，就着廉价的杜松子酒一醉方休。


    酒吧旁边是一家名叫“李普曼”的杂货店，但现在已经关门了。一伙爱国者砸烂了这家店铺，只因为它取了个德国名字。铺子已经用木板条封了起来。讽刺的是，店主实际上是个来自格拉斯哥的犹太人，他的儿子正在高地轻步兵团服役。


    艾瑟尔赶上一辆公共汽车。尽管只有两站地，但她实在太累，不想步行。


    会议在卡尔瓦利福音馆举行，这也是茉黛女勋爵诊所的所在地。艾瑟尔之所以在阿尔德盖特安家，就因为这是她唯一听过的伦敦城区，茉黛曾多次提到这个名字。


    墙壁上的几个煤气炉架都点了火，让会堂显得欢快惬意，房间正中的煤炉驱散了寒气。一排排廉价的折叠椅早已摆好，面对着前面的一张桌子和诵经台。分部书记伯尼?莱克维兹跟艾瑟尔打了声招呼，这人勤奋好学，虽然有些迂腐，但十分热心。今天他显得有些不安。“我们的演讲人不来了。”他对艾瑟尔说。


    艾瑟尔有些失望。“那我们怎么办？”她问道，朝四下看了看，“你这儿已经来了五十多人了。”


    “他们另派了一个人代替，但她还没有赶到。我不知道这人能不能起作用。她连党员都不是。”


    “是谁？”


    “她的名字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伯尼不以为然地补充说，“据我推测，她出自某个拥有煤矿的家族。”


    艾瑟尔笑了。“真想不到！”她说，“我以前为她工作。”


    “她演说怎么样？”


    “我不知道。”


    艾瑟尔一时来了兴致。自从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二——茉黛与沃尔特?冯?乌尔里希结婚，英国向德国宣战——以后，她还没有见过茉黛。艾瑟尔还保存着沃尔特给她买的礼服，她把这件衣服小心翼翼地用纸巾裹起来，挂在衣柜里。那是一条粉色的丝绸薄纱连衣裙，也是她迄今拥有的最美丽的东西。当然，这衣服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再说，穿这种上好的衣服参加工党会议也不合适。当时戴的那顶帽子她也没丢，事后就放进了邦德街那家店铺的原包装盒里。


    艾瑟尔在位子上坐下，总算让不堪重负的双脚轻松了下来，然后等待会议开始。她永远不会忘记婚礼后跟沃尔特那位英俊的堂兄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去丽兹的经历。进餐厅时有一两个女人紧紧盯着她看，让她怀疑虽然自己穿的是昂贵的衣服，但一定是什么地方暴露出她来自工人阶级。不过她没怎么放在心上。罗伯特尖酸刻薄地对其他女人的衣着和首饰评头论足，听得她乐不可支，她跟他稍带提及威尔士采矿小镇上的生活，这些对他来说，新奇程度不亚于听人说起因纽特人。


    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呢？不用说，沃尔特和罗伯特两人都参加了战争，沃尔特跟随德国部队，罗伯特则加入奥地利军队，艾瑟尔无法得知他们是死是活。她再也没有听过菲茨的消息。她推测他跟随威尔士步枪团去了法国，但甚至连这一点她也无法确定。不过，她还是认真看了报纸上的阵亡名单，担惊受怕地寻找菲茨赫伯特的名字。她恨他那样狠心待她，但没发现他的名字还是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


    她本可以跟茉黛保持联系，只要周三去她的诊所就行了，但她该为自己的到访作何解释？除了七月闹了一次小小的恐慌——她发现内衣上有了一点点血迹，格林沃德医生安慰她说不必在意——她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不过，六个月过去了，茉黛却一点儿都没有变。她像以前一样精心装扮，引人注目。她戴着一顶大大的宽边帽子，别在帽带上的一支羽毛高高挺起，好似游船的桅杆。艾瑟尔一下子觉得自己身上的棕色旧外套寒酸至极。


    茉黛发现了她，朝这边走了过来。“你好啊，威廉姆斯！对不起，我该叫艾瑟尔。这真是意外的惊喜！”


    艾瑟尔握了握她的手。“我就不站起来了，你能原谅我吧，”她拍了拍胀鼓鼓的肚子，“刚才我还想呢，就是国王来了，我恐怕都站不起来。”


    “千万别在意。开完会，我们找个地方说说话行吗？”


    “那太好了。”


    茉黛走到桌边，伯尼便宣布会议开始。像伦敦东区的许多居民一样，伯尼是个俄裔犹太人。事实上东区很少有纯正的英国人，那儿有很多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战争之前还有很多德国人，而现在来了成千上万的比利时难民。东区是他们下船上岸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定居的落脚点。


    尽管今天请了一位特殊客人，伯尼还是坚持首先说明未到会者的缺席原因，总结前次会议的纪要等烦琐事项。他以前曾在地方议会的图书馆工作，做事十分注重细节。


    最后他才介绍茉黛。她谈吐自信，深知妇女所受的压迫。“女人跟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就应该获得相同的工资，但是，他们常常对我们说男人需要养家过日子。”


    台下几个男人使劲点着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一个要养家过日子的女人该怎么办呢？”


    这话赢得了女人们的低声附和。


    “上周我在阿克顿遇到了一个女孩，丈夫离开了她，她要用每周两英镑的收入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让他们吃饱穿好。她丈夫在托特纳姆制造船螺旋桨，每周能挣四镑十先令，但钱全花在小酒馆里！”


    “就是这样！”艾瑟尔身后的一个女人说。


    “最近我在伯蒙德跟一个女人谈过话，她丈夫在伊普尔战死了。她要抚养他的四个孩子，但只能拿女人拿的那点儿工资。”


    “真是可耻！”几个女人异口同声。


    “如果雇主为每一枚活塞销付给男工人一个先令，那也该付给女工人相同的工资。”


    男人们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