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所選韓愈作品篇數約爲其現存總數的七分之一。選注者希望這本書能有助於讀者對這位中國文化偉人和文壇宗匠取得較全面、準確的瞭解。下面就集中幾個問題，對韓愈簡略地加以介紹。


    歷史轉折期中的文化偉人


    韓愈（唐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唐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州市西）人；郡望昌黎，稱“韓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稱“韓吏部”；又諡曰“文”，稱“韓文公”。存《昌黎先生集》通行本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1]


    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看，唐代是經濟、政治、文化等層面發生重大轉折時期。在這三百年間，封建專制國家按等級名份分配土地的屯田、占田、均田制度被地主階級自由兼併、占有土地的制度所取代；漢代以來豪强、門閥、氏族的大地主貴族專政則被代之以地主階級各階層更廣泛的品級聯合統治。正是在實現這種變革的劇烈社會動蕩中，一批没有門第背景、依靠文才政能進身的文人進入統治階層，並形成爲整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諸領域的極其活躍的重要力量。韓愈所生活的中唐時期，朝廷頒行“兩税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户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的“賦於人”的制度，正標誌着中國古代土地制度改變的一個轉折點[2]。唐代“安史之亂”後動亂頻仍，社會矛盾叢生，統治階級内部連續不斷的藩鎮割據、朝官黨争、宦官專政等長期、劇烈的鬬争，實際上是地主階級各階層權利再分配、關係再調整的過程。韓愈就是作爲起身於地主官僚較低階層的文人的代表，被推到歷史矛盾的漩渦中來的。


    韓愈出生在“安史之亂”平定（唐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後五年。頒行“兩税法”的建中元年他十三歲；次年即爆發了歷時四年的“建中之亂”。他出仕於德宗末年，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劉（禹錫）、柳（宗元）爲代表的部份朝官爲推行後來失敗了的革新而與保守勢力激烈鬬争的時期。接着他又經歷了憲宗一朝十餘年間割據與削藩的反覆較量，並親身參與了平定淮西之役。到他逝世前，暫時的安定局面又被新的戰亂所破壞，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把唐王朝拖向衰敗與崩潰。這樣，他所涉身的德、順、憲、穆四朝，以所謂“元和中興”爲中心，是已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由振作走向衰敗的大轉變關頭。反映着社會一些階層對自身利益的維護或一些階層改造現實的理想，這也是唐代社會又一個思想、政治鬬争十分複雜、激烈的階段。韓愈一生基本上没有處在政治權力之争的關鍵位置上，但當時的社會動蕩和政治局勢却直接影響並決定着他的命運，他本人也以高度自覺和極大的熱忱參與了時代的鬬争。個人一身與現實重大矛盾緊密相聯繫，本是常常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的古代士大夫的性格特色，而這一點在韓愈身上表現得更十分鮮明與突出。


    韓愈三歲而孤，就養於長兄韓會和嫂夫人鄭氏。韓會能清言，善文章，有名聲；在朝依附權臣元載。大曆十二年（七七七），元載在朝廷政争中敗滅，韓會受累由起居舍人貶官嶺南，韓愈隨從南行。韓會不久染病殁於貶所，韓愈隨鄭氏夫人扶柩北歸河陽故里。十歲的韓愈首次體驗了流貶生活，這段艱辛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建中二年（七八一），韓愈十四歲，河北成德鎮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求繼襲，聯合魏博鎮田悦、淄青鎮李納等起兵反唐，大規模的割據戰争又起。戰亂繼續擴大，以至“五盜（除上述三人之外，另有成德鎮王武俊、淮西鎮李希烈）僭擬於天王，二朱（朱滔、朱泚）憑陵於宗社”（《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朝廷被迫逃亡至奉天（今陝西乾縣）、梁州（今陝西南鄭縣）。韓愈一家也爲避亂南下宣城（今安徽宣城市）。這又使他親歷戰亂逃亡之苦。時代使藩鎮動亂與他的一生結下了不解之緣。貞元十二年（七九六），他仕途不利，應董晉之辟到汴州（今河南開封市）任宣武軍觀察推官；十五年初董晉薨，愈護喪西歸，行四日汴軍即亂，家屬陷於汴州。他迎家屬暫居符離（今安徽宿縣），又應張建封之邀至徐州（今江蘇徐州市）任武寧軍節度推官。次年張建封死，徐州軍又亂。汴、徐二府處中原心腹之地，但已臲卼不安，變亂迭起。韓愈在短短的兩年中兩次險及於難，使他對割據之患與悍將驕兵的危害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元和九年（八一三）淮西（淮西節度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吴少誠反，在朝廷主戰與姑息兩派意見的争執中，他堅決站在主戰的裴度等人一邊；十二年，並以行軍司馬身份參與裴度幕府平定淮西。到他晚年的長慶二年（八二二），鎮州（今河北正定縣）兵亂，他受朝命親赴宣慰，順利復命。他在實際活動中一貫堅持維護統一、反對割據分裂的立場，同樣鮮明地表現在詩文之中。


    韓愈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大約在貞元二年（七八六）十九歲時，自宣州赴長安求貢舉。他的祖上本是北朝門閥：七世祖耆，爲後魏常山太守，諡武安成侯；六世祖茂，爲尚書令、征南大將軍，贈安定桓王。但在隋、唐時期階級關係變動中，這個家族的地位已大大下降。韓愈的祖父叡素，官至桂州都督府長史；父仲卿，任武昌、鄱陽令，秘書郎。到了韓愈，只能靠政能文才“求舉覓官”，尋找進身之路。他在長安生活相當困頓，“窮不能存”（《殿中少監馬君墓誌》[3]），不得不寄居在先世故交、中唐名將馬燧府上；仕進也不順利，經四次進士試，至貞元八年（七九二）才在陸贄門下及第，參加吏部科目試三次（貞元九、十、十一）均落榜，這即是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上宰相書》）。因而才不得不應方鎮徵辟去做幕僚。


    韓愈求舉以及後來仕途坎坷的原因很多。朝中没有有力的黨援是個直接原因：在吏部調選中有一次已上名中書省，却被黜落。他個性的狂傲不合流俗當然也是一個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當時統治集團腐敗，内部鬬争加劇，有理想、有抱負的新進之士已難於容身。德宗經過“建中之亂”，懼於强藩威勢，對外惟務因循，對内則心懷忌刻，“躬親庶政”（《舊唐書》卷一三五《韋渠牟傳》）。貞元後期行政所任用者，不是盧杞、竇參、裴延齡等奸佞貪暴之徒，就是盧邁、賈耽、趙憬等謹廉畏慎之輩。德宗更親小勞，侵衆官，貞元後期多年不任宰相，“仕進道塞，奏請難行”（錢易《南部新書》壬卷）。一些革新派朝官曾力圖扭轉頽勢，改革弊政，並在順宗朝短期掌權；但尋被貶斥，造成所謂“八司馬事件”。“八司馬”中如劉禹錫、柳宗元</a>都是韓愈好友。憲宗朝號稱“中興”，一時頗有振作氣象，並任用了裴垍、李絳、裴度等能臣，但朝中保守腐敗勢力仍然很大，朝官朋黨相争也日趨嚴重。韓愈在政壇上長期屈沉，旋進旋黜，主要是這種政治局勢造成的。


    貞元十七年（八〇一），韓愈三十四歲，始選授國子監四門博士。直到元和八年（八一三）四十六歲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在這十二年間，除貞元十九年短期任監察御史尋貶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河南令、尚書職方員外郎，基本上任學官。學官本是“冷曹”，其時又值政治衰敗，“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唐會要》卷六六《東都國子監》）。韓愈抱負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進學解》）的極困頓的境地。


    元和九年，韓愈四十七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始參與朝廷機要。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間，得機會積極參與朝政，但也一再經歷波折。元和十一年遷中書舍人，以贊成淮、蔡用兵，爲執政者所不喜，尋降爲太子右庶子；十二年，隨裴度平淮西，以贊助謀畫功，遷刑部侍郎；十三年，轉兵部侍郎；十四年初，以諫迎佛骨，觸怒憲宗，險及死，貶潮州刺史（今廣東潮州市），這已是他第三次到嶺南；年末，轉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十五年，被召回朝，拜國子祭酒；長慶元年（八二一），再爲兵侍；二年，宣慰鎮州（今河北正定縣，成德軍節度使駐節地）亂軍，回朝報命，轉吏部侍郎；三年，爲京兆尹、御史大夫，再爲吏侍；四年，卒。終年五十七歲。


    總觀韓愈曲折的、坎的生涯就會發現，他在政治上十分積極，富進取精神，但實際功業却十分有限。他從没能在一個職務上安定過一兩年的時間，貶降黜辱總伴隨着他，流放嶺南的長途他就走了三個來回。而正是這充滿動蕩與不幸的人生，鍛鍊了他的思想與才華，造就出他思想上、文學上的業蹟，使他成爲歷史轉折期中的文化偉人。


    一身二任———儒與官


    韓愈又是歷史上評價多有分歧的人物。對於他的儒學，有人稱頌他是張揚道統功過孟子</a>的“賢人之卓”（石介</a>《尊韓》，《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七），但也有人説他“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張耒《韓愈論》，《張右史文集》卷五六）；對於他的文章一般評價很高，但也多有批評，攻之者甚至説他“事理不辨，學理不精，發爲文章，已弗能達，况根柢淺薄，有文無質哉”（田北湖《與某生論韓文書》，《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一期；轉引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北京），斥爲“無稽”、“剿襲”、“諂佞”（陳登原《韓愈評》，《金陵學報》二卷二期）。近人反尊孔、反道統、反舊文化，往往集矢於韓愈，並有“韓鬼歐臺”之説。至於歷史上評價他的政治立場，特别集中到他與“永貞革新”的關係，更是聚訟紛紜。産生如此矛盾的現象，除了由於評論者本身各有不同的立場、觀點之外，更主要的是因爲韓愈性格中充滿了矛盾，表現在實踐活動中矛盾更爲突出。這其中決定他的人生與思想的一個重要矛盾就是：他是個堅信孔、孟“聖人之道”、努力以儒家大義律己行事的“儒”，又是熱衷利禄、積極進取、作爲統治集團一員的“官”。這本是古代士大夫身上普遍存在的矛盾，但在韓愈身上却表現得特别突出與尖鋭。


    韓愈一生追求仕進，走學優則仕的道路。早年求舉不利，致書友人表明心志説：


    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答崔立之書》）


    這裏反映韓愈思想上的一個特點：他不是如孟子所説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而是一貫地積極用世，窮通之際只是所取方式不同而已。後人常常責難他熱衷於功名，如指出其《示兒》詩所言皆利禄事，這也確是事實。因爲仕宦對於古代士大夫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出路。這樣，韓愈在董晉幕府攀附宦官監軍俱文珍（《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四門博士任上吹捧權臣京兆尹李實（《上李尚書書》），對貪濁的藩帥裴均、于頔、鄭權等也多有諛詞，貶潮州後又上表請封禪等等，就不奇怪了。這些多受人非議的行爲，顯示了韓愈作爲朝廷命官思想性格的庸俗方面。


    但他又絶不以一己的窮通作爲人生理想的全部。他還要做傳繼儒道的聖人之徒，也就是大儒。他自詡“平生企仁義，所學皆周、孔”（《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若世無孔子</a>，不當在弟子之列”（《答吕毉山人書》），聲稱要濟儒道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與孟尚書書》）。他在《原道》中，虚構了一個傳道統緒：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説行；由周公之下，下而爲臣，故其説長。


    這樣，他顯然暗示自己上承孔、孟正統，爲當世聖人。


    人們常常批評韓愈這種抱負誇誕不實，以及虚擬“道統”的妄誕。但他信仰並努力實踐儒道，確乎是他人生的原則之一。這就使他超越了僅爲維護自身及本階級利益的狹隘境界，立身行事有了更爲正大、積極的依據。特别是儒家思想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許多具有進步價值的内容，韓愈努力汲取並發揮了儒家傳統的這一方面，使他的思想與行動更富於積極意義。特别應指出的是，韓愈宗奉孔、孟聖人之道又有其特點，一方面他往往是着眼於解決當世現實矛盾，表現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並不拘守章句教條，並能吸取百家雜説以豐富、改造儒學傳統，如對於道、墨、法以至佛各家均有所取。他説孔子曾師老子</a>（《師説》），孔、墨相爲用（《讀墨子</a>》）；批評“羞言管、商”（《進士策問》）的偏頗；對於佛教禪宗的心性學説也有所借鑑，從而“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成了“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前啓後轉舊爲新關捩點之人物”（陳寅恪《論韓愈》，《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從一定意義上説，韓愈的儒學從總傾向看又是處在時代思潮發展的前列的。


    韓愈作爲庸俗官僚和積極的儒家思想家的兩重人格，表現在他一生活動的各方面，産生出積極的與消極的、進步的與保守的後果。


    首先看一看他在思想理論方面的成績。


    這方面他的主要貢獻是張揚儒道，批判佛、老。特别是他勇犯人主之怒，倡言闢佛，表現出無畏的膽識與勇氣，成爲中國文化史上興儒反佛的一面旗幟。但如具體分析其反佛内容，却集中在批評佛教所言業報無徵、蔑棄忠孝、不事生産、混淆華夷等等方面，這都是自南朝郭祖深、荀濟、唐初傅奕等人以來反佛的常言。實際他所側重的，是佛教危害社會的倫理政治方面。當他諫迎佛骨、觸怒憲宗時，裴度、崔羣等爲他緩頰説“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憲宗也承認“愈前所論，是大愛朕”（《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這表明他反佛是出於維護傳統社會秩序和統治階級利益的作爲“官”的立場的。


    但他主張的儒道又有着更爲廣泛深刻的内涵。他在《與孟尚書書》中引用孟子的話，説“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横，幾何其不爲禽獸也”；他更談到佛法傳入中國以後的情形：


    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在《論佛骨表》裏，他又强調佞佛“傷風敗俗”，“口不言先王之法言</a>，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韓愈的這種觀點，顯然是把漢代以來的社會動亂歸因於儒學的衰敗了。他不是從現實基礎去探究思想意識變化的原因，而是從意識的變化追索社會變動的原因，這當然是一種因果倒置的看法。但在他的這種觀點中包含着對於悖理害道、多行不義的現實社會的批判，也是很顯然的。而從他的正面主張看，他所提倡的“先王之道”是“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虚位”，是以“仁義”爲核心的。他在闡述思想綱領的文章《原道》裏，具體發揮了儒家的“博愛”之道，指出這是士、農、工、賈四民的“相生養之道”，禮、樂、刑、政的作用在調節社會各階層的關係，保證人類的生存發展。韓愈用這樣的“先王之道”反佛，不只具有批判宗教唯心主義思想的意義，更具有政治上的批判現實黑暗的意義。


    正如人們經常指出的，韓愈的反佛在理論上有很大局限，以至有人指出他是“攻其皮，嗜其髓”（袁宏</a>道《祇園寺碑文》，劉大杰編校《袁中郎全集</a>·碑文》）。但其批判又自有其强有力的方面。即是説，雖然他的闢佛在理論上未達到一定深度，他所攻駁的重點主要在佛教迷信的表面，然而宗教首先是羣衆的實際活動，其危害最明顯地表現在實踐方面，因此其批判在一定意義上又是正中要害的，這正如紀昀所説：


    抑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曰：“闢佛之説，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也，爲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也，爲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之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愚婦者多。使昌黎之説勝，則香積無烟，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枵腹露宿而説法哉！（紀昀《閲微草堂筆記》卷一八《姑妄聽之》）


    這就辯證地指出了韓愈闢佛的現實作用。在反佛上理論批判比較軟弱的韓愈却得到後人的高度評價，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看看韓愈的政治活動。


    韓愈文章中經常表達這樣的意思：“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主張二者“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與鳳翔邢尚書書》）。這就把“士”放到了“王公大人”的附庸的地位。他在《答劉秀才論史書》中表示不敢以史事爲褒貶，懼怕“不有人禍，則有天刑”，柳宗元批評他是“近密地，食奉養……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與韓愈論史官書》，《柳河東集》卷三一）。在《潮州刺史謝上表》裏他勸唐憲宗封禪，表示要“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佞媚之態可拘。也正是由於韓愈身上有着對權勢利禄企羨屈從的一面，才有前面提到的那些結納宦官、諂媚權奸的行爲。


    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更特别集中地反映在他對“永貞革新”的態度上。從出身背景、思想觀念等方面看，他與革新派代表人物如柳宗元、劉禹錫並没有什麽大的不同，他們之間私交也甚好。革新派實行的限制割據、打擊貪官、減免賦税等措施大體也符合韓愈的主張。革新派也是以儒家仁義之道爲推行改革的依據的。例如柳宗元主張的“以生人爲主”的“大中”之道（《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柳河東集》卷九）就與韓愈的“相生養之道”在精神上大體一致。但由於人事的、性格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上的原因，韓愈却站到了革新派的反面。按他的緩進的、比較保守的立場，革新派是“羣小用事”，竊奪國柄。他因此被革新派排斥並被流貶嶺南。在以後的詩文中他對改革派一再大張撻伐。這成了他一生活動中的消極方面。


    但韓愈又立志做“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答李翊書》）的“君子”。他的理想是“居官行道”。他早年寫《争臣論》，明確批判“禄仕”，主張堅持“官守”、“言責”：“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而他所堅持的又是“畏天命而閔人窮”（《争臣論》）的“仁義”之道。因此，他又常常對現實的腐敗黑暗取批判態度，十分關懷民生疾苦。他赴吏部調選不利，上宰相書，對科舉敗壞、人才被抑進行批評；在御史臺上疏諫天旱人飢，對統治者不恤民生也有所指斥；任都官員外郎時分判祠部，從中官功德使手中争回管理京城寺觀的權力，“禁譁衆以正浮屠”；任河南令，對魏、鄆、幽諸鎮在京留邸“貯潛卒以槖罪士”（皇甫湜</a>《韓文公神道碑》，《皇甫持正文集》卷六），加以揭發查禁；任中書舍人，又以贊同平定淮西而被貶；以至後來從征淮西、諫迎佛骨、宣慰鎮州等，都是堅持大義的行動。這又都反映了他政治活動的積極、進步方面。


    韓愈政治態度與社會活動中的矛盾，往往使他在實際活動中左右支絀。他不爲革新派所容，又爲保守派所不喜，結果是“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一生充滿波折坎坷。這是他的特殊處境與思想決定的人生悲劇。


    再次，簡略地看看韓愈的文學活動。


    韓愈是依附於統治集團的文人，因此如前所述他公開承認對統治階級歌功頌德是自己的職責。他寫了不少隱惡揚善的虚假不實之詞，以至受到“諛墓”[4]的譏評。典型例子如洪邁所指出：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洪邁《容齋續筆》卷四《鄭權》）


    這種批評確實也揭示了韓文的部分事實。


    但這又並不是韓文的全部。韓愈創作的主導思想是“文以明道”。這個提法最初出現於《争臣論》：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他又表示：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哀辭後》）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


    這樣，他把詩文寫作看作是發揚儒道的大事業的一部份。因此他又要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答李翊書》），自許要“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答崔立之書》）。也因此，他又能堅持儒家仁義道德的原則性，確立起對現實的批判態度，寫出許多具有深刻思想意義的作品。舉凡中唐時期的重大社會問題，諸如强藩跋扈、朝政腐敗、賦役繁重、佛道横流以至賢才被抑等等，在他的詩文中都有相當鮮明、深刻的表現。


    以上，從幾個側面簡單分析了韓愈在特定時代條件下一身而兼爲“官”與“儒”的矛盾，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作爲一個出身統治階級的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堅持經世濟民的理想和操守所做出的艱苦卓絶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裂文與道爲兩物


    在中國思想史上，韓愈是儒學由漢學向宋學轉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卓有建樹的思想家；而同時他又是中國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他作爲詩人與古文家的聲望往往蓋過了他儒學家的名聲。實際上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又成爲發揚他的儒學的最主要的手段。他以承繼儒道爲職志，而又能在文學上取得衆多創獲，與他對文、道關係的獨特的、較爲辯證的處理直接相關。


    主張文要以儒道爲内容，反對空洞浮靡的文風，不自韓愈始。這可以説是儒家文學觀念在邏輯上的應有之義。但韓愈倡導“文以明道”，却注意到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主張文要明道，因此就要反對形成爲“程式”的“繡繪雕琢”之文、“妖淫諛佞譸張之説”（《上宰相書》），韓愈把這些斥之爲“類於俳優者之辭”（《答崔立之書》）。另一方面則爲明道而重文，提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答尉遲生書》）。這樣，他的觀點就不同歷史上各種“文以載道”、“道勝言文”，以至“因文害道”等片面强調儒道的主張，而强調文的獨立價值和它對於道的特殊意義。因此招致理學家的朱熹</a>指責他“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朱熹《讀唐志》，《朱文公全集》卷七〇）。


    韓愈雖自負“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但在實際上他更熱心作個“文人”。王守仁</a>説：“退之，文人之雄耳。”（《傳習録》上，《王文成公全書》卷一）韓愈自叙説：


    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與鳳翔邢尚書書》）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上宰相書》）


    這表明，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作爲“文人”的生涯。他對文章又確有特嗜，他説：


    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上襄陽于相公書》）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沈潛乎義訓，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書》）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書》、《進學解》等更詳細記述了自己長期刻苦研習文章的體會。後來許多人的批評也集矢於韓愈對文的畸重。程頤説他“倒學”，是“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a>語録》卷一一《遺書伊川先生語》）。楊時説：


    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欲乎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與陳傳道序》，《楊龜山集》卷四）


    朱熹指出：韓、柳用力處“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滄州精舍諭學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這些是道學家的批評。如從强調儒道的角度看，韓愈確實流於過度重文的偏頗。後來人也有類似看法，如程廷祚</a>：


    退之以道自命，則當直接古聖賢之傳，三代可四、而六經可七矣。乃志在於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戛戛乎去陳言而造新語以自標置，其所操亦末矣。（《復家魚門論古文書》，《青溪集》卷十）


    陳衍：


    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自負見道，而於堯、舜、孔、孟之道，實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見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石遺室論文》卷四）


    這類相當普遍的批評，確也反映了韓愈的實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愈對古代文章廣取博采的繼承中，他又特别注重文學傳統，而不是儒學傳統。北齊高湝致楊遵彦書中説：“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隋書》卷四二《李德林</a>傳》）在唐人的觀念中，經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不同文章類型已區别得很清楚。但韓愈所重不在董仲舒</a>和晁、賈的經術政論文章，而在兩司馬、揚雄等文人創作。他説：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答劉正夫書》）


    在《送孟東野序》裏提到的歷代“善鳴”、“能鳴”者中，漢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馬遷、相如、揚雄；唐代則提出了陳子昂以下到張籍九位，都是文學家。他批評當世科舉之文：


    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a>、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答崔立之書》）


    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柳河東集》卷三四）近人陳衍則説：“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注意於相如、子雲，是其本旨。”（《石遺室論文》卷四）而且，韓愈對儒經也多注意其文學價值，並把它們與司馬相如等人文章相並列，如《進學解》談到學文：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a>》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進學解》）


    這顯然是從文學表現上表揚儒典的價值的。


    對於韓愈的這種傾向，後代人有各種評論。如王鏊</a>説：


    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仲舒、劉向不之及。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震澤長語》卷下）


    這是從風格論着眼的。方東樹説：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劉先生（大櫆）説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玄》，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書〈法言〉後》，《儀衛軒文集》卷六）


    這是從文之工拙着眼的。方孝孺</a>則批判説：


    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説也。（《答王秀才》，《遜志齋集》卷一一）


    這則是從更根本的儒學角度來批評韓愈重文的傾向的。


    這樣，韓愈在實踐中重視與發揚的主要不是古代著述的傳統，而是文學創作的傳統。他説：“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這表明他之所重在“奇辭奥旨”。他没有留下系統的創作理論，但詩文中的片言隻語却能反映他的文學創作觀念。例如他提倡文章“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要求“文麗而思深”（《與祠部陸給事書》），“海含地負，放恣横從”（《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主張“文章語言，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于相公書》）這些體會有得之言，涉及文章風格、語言、表現方法、聲韻等多方面，也透露出韓愈本人在創作藝術方面的努力。


    唐代當時人也特别肯定韓愈“文章”方面的成就。如李翺《行狀》説他“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李文公集</a>》卷一一）。李漢更稱贊他“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全唐文</a>》卷七四四）。到了明胡震亨</a>説得更爲絶對：


    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唐音</a>癸籤》卷二五）


    當然，韓愈實際上在儒學上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點已如上述，這裏祇從文學史的角度講，指出他文、道並重，爲明道而重文，促使他對文學創作做出多方面的巨大努力，從而取得詩文寫作的巨大成就，在文學史上建立起不朽的功業。


    起八代之衰與取八代之髓


    韓愈在散文上的主要貢獻，是倡導“古文”，從理論到實踐，全面地實現了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根本革新，造成了文學散文發展的又一個高峯。


    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認爲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東坡後集》卷一五）。這主要是指他以古文取代了東漢以來逐漸興盛起來的駢文。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a>認爲，所謂“古文”乃是“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肆也”（《古文約選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曾國藩則明確指出，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覆許仙屏》，《曾文正</a>公全集·書札》卷一四）。這都從對流行的駢文摧陷廓清之功上肯定了他在轉變文體與文壇風氣上的貢獻。


    關於韓愈的文體“復古”，涉及問題很多。這裏祇討論一點，即韓愈倡導與創作“古文”得以成功，不僅由於他善於繼承與發揚上古秦漢散文優秀傳統，並多方面學習古代各體文章的表現方法，也是他廣泛汲取東漢以來散文發展、包括駢體文發展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的結果。


    造成“古文運動”的興盛，本不是韓愈一個人的功勞。古文取代空洞浮豔、雕繡藻繪的駢文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文體與文學發展的歷史潮流。舊史説：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


    清人趙懷玉也指出：


    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斗，學者仰之。不知昌黎固出於安定（梁肅）之門，安定實受洛陽（獨孤及）之業。公則懸然天得，蔚爲文宗。大江千里，已濫觴於巴岷；黄河九曲，肇發源於星宿。（《獨孤憲公毘陵集序》，《毘陵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這都説明，大曆、貞元年間，倡導“古學”已形成風氣。而如追溯淵源，提倡文體復古早已始於北朝；至隋代南北文風融合，改革文體、文風的要求更漸趨强烈，代表者有李諤、王通</a>等人。入唐以後，批判六朝浮靡文風、提倡革正文體已是文壇一般主張。經陳子昂到開、天年間的李華、蕭穎士、元結等人的努力，到中唐時期“古文”已漸成聲勢。韓、柳等人不過是順應歷史潮流取得傑出成就的佼佼者而已。


    但應當承認，韓愈及其文壇盟友柳宗元在倡導與創作古文方面確實取得了遠遠度越前人與同時流輩的成就，而做到這一點又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點在於他們總結了散文發展的歷史經驗，不是形式主義地擬古（如北朝蘇綽仿《周書》作《大誥》，王通仿儒典作《元經》），更不是單純追求實用而反藻飾（如隋文帝楊堅反對文表華豔、要求“實録”），也不如李華等人片面强調文必宗經；而是更辯證地理解並遵循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對前人積累的藝術經驗去粗取精、融液搜澤，將其有價值的成果納入自己的創作實踐，從而實現了“復”中有“變”的創新與發展。而從文學發展歷史看，正是自魏晉以後進入了“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創作中藝術表現上的許多進步，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韓愈等人否定駢文，是實現了辯證的“揚棄”，即捨棄了它的僵化的形式，而繼承了它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葉適説：“若夫言語之縟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櫟齋藏書記》，《水心文集》卷一一）就説出了這個道理。


    阮元</a>論駢文，謂“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書梁昭明太子</a>〈文選〉序後》，《揅經室三集》卷二）。他作爲新“文筆論”的代表，爲駢文争正統，看法往往流於偏頗，但其見解又是有合理内容的。駢文文體發展中把中國散文中固有的排比對偶、聲韻詞藻、使典用事等表現方法絶對化、程式化了。但這種“别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章學誠《文史通</a>義》外篇卷三《雜説下》）的對偶用韻之文，確乎發展了中國散文的技巧，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因此後人謂“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袁枚</a>《胡稚威駢體文序》，《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一）。唐代作家大都嚴於指斥六朝文風，但唐代文學的偉大成就却又是在六朝文學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韓愈的“古文”成就也是如此。後來不少人指出了這一點，如袁中道</a>説：


    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内都無才人。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爲功多。（《解脱集序》，《珂雪齋文集》卷一）


    劉開説：


    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與阮芸臺宫保論文書》，《劉孟塗文集》卷四）


    劉熙載説：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藝概》卷一《文概》）


    蔣湘南説：


    淺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七經樓文鈔》卷四）


    如此等等。韓愈的創作正可印證這些看法。


    從行文體制上看。韓愈的“古文”已完全不同於先秦盛漢質樸無華的散行文體，在句式、聲韻、詞藻等方面都融入了駢體的技巧。他主張文章要“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宫商相宣，金石諧和”（《送權秀才書》），要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這都涉及駢體結句和聲韻等技法。他的有些文章如《進學解》、《送窮文》等，基本上用整句韻語；如《原毁》，則全篇以長排組成。他更把儷詞偶語融入行文，取其嚴整流暢，音調諧合；他還靈活使用意對語不對，語對意不對，散行中兼用四、六偶句等方法，把駢儷消化在散體的語氣文情之中。這樣，他調動了駢體修辭的各種功能，增强了文章的表現力。包世臣</a>曾指出：


    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至爲微妙。（《文譜》，《藝舟雙楫·論文》卷一）


    韓愈在發揮駢、偶兼行的功能上就是如此深入化境的。


    從文章體裁看。吴汝綸曾指出：先秦以來有集録之書，自著之言，前者出於《詩》、《書》，後者出於《易》、《春秋》，“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録之體”（《天演論序》，《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三）。而這種單篇集録的創作體制正是形成於魏、晉以來“四部分，文集立”之後。也正由於創作單篇集録的文章，才發展了不同於秦漢著述形式的各種散文文體。包世臣又指出：


    周、秦文體未備，是矣，魏、晉以後漸備，至唐、宋乃全。（《復李邁堂書》，《藝舟雙楫·論文》卷三）


    實際上，韓愈所運用與發展的散文體裁，基本是直承六朝的。劉開則指出：


    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制，至八代而乃全。（《與阮芸臺宫保論文書》，《劉孟塗文集》卷四）


    因此，没有六朝各體散文的創造，就不會有韓愈各體散文的成就。例如韓文中藝術成就很高的碑傳、記序、書信等體裁，都先後興盛、完善於六朝。而在韓愈創作中，比起另一類論説、表狀等文章，這些文體的作品顯示出更强的藝術創造特性，更能突現出他的散文藝術的高度水平。


    從表現方法看。韓愈散文的藝術獨創性表現得非常突出，重要一點是更强烈地發展了文學主觀創造的特性，在這方面大大超越了先秦盛漢的傳統。如袁宏道</a>就曾指出：


    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虚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别，有叙事；爲文者有辨説，有論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虚，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雪濤閣集序》，劉大杰編校《袁中郎全集·序文》）


    這裏涉及詩的問題不論；關於文的用“虚”而“不能實”，正是發揮作家主觀創造力的表現。朱宗洛在分析《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時説：


    如題是《送温處士》，便當贊美温生。然必實講温生之賢若何，便是呆筆。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從彼聯絡下來，想出“空”、“羣”二字，全用吞吐之筆，令讀者於言外得温生之賢，而烏公能得士意，亦於筆端帶出。此所謂避實擊虚法也。（《古文一隅》卷中）


    如這裏的“避實擊虚”，不只是黏題不黏題的構思問題，更重要的是發揮作者想像、聯想、虚構的能力，以實現藝術概括與創造的問題。韓愈善於架空虚説，别開生面，“文體均稱，翻出異樣，采繪照耀耳目”，“用意筆墨皆烟雲”（惲敬《答來卿》，《大雲山房言事》卷二）；批評他的人又説他的文章多“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朱熹《讀唐志》，《朱文公全集》卷七〇）。“諂諛”當然不足取，但“戲豫”追求趣味，“無實”有虚構成分，用之得當，乃是有藝術價值的寫作手法。在韓愈寫作中，這些都顯示出他有意識地從事藝術創新的努力。而在這方面，他也是發展了六朝的傳統的。六朝文的浮靡不實也是一種用“虚”，只是表現的内容多淺薄或頽唐而已。


    清人王鐵夫指出：


    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於東京、六朝沈博絶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韓、柳皆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掃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夐絶千餘年。（轉引淩揚藻《蠡勺編》卷三八《王鐵夫論韓柳》）


    這個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以文爲詩


    韓愈詩奇崛高古，獨創新境，“山立霆碎，自成一法”（蔡絛</a>《西清詩話》轉引胡仔</a>《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與孟郊</a>詩一起創中唐詩壇的韓孟詩派；而從詩歌史的發展看，“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錢鍾書《談藝録》第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補訂本，北京），則韓愈又是詩歌史上轉變風氣的、極富獨創性的關鍵人物。


    後人概括韓詩特點爲“以文爲詩”。這當初本是一種貶抑性的評語，據傳出於陳師道：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5]


    釋惠洪</a>有記載説：


    沈存中、吕惠卿</a>吉甫、王存</a>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決……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冷齋夜話》卷二）


    惠洪記述的評價是截然對立的，但諸人認爲韓愈“以文爲詩”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全面評論韓詩，用這一簡單的概括當然不够，但它確能反映韓詩藝術的主要特徵。而自宋人即開始的有關這一問題的争論，則又關係到對唐、宋詩不同藝術風格的看法。沈存中等人的辯論，表明由韓愈等開創、並由宋人發展的新詩風，當時尚未被人們普遍承認。


    唐詩重意興情韻，宋詩主筋骨思理；重意興情韻則多用興象，講究韻味深長；主筋骨思理則多用議論，講究思致細密。這樣，宋人“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概括起來就是“以文爲詩”，韓愈實開此風氣的先河。這應該説是對以前的詩的規範的突破，是詩歌藝術的創獲，是把中國古典詩歌發展推向了新階段。從這個意義上，是應當充分肯定韓詩的貢獻的。


    韓詩“以文爲詩”的直接表現是詩的“散文化”。趙秉文説他“以古文之渾灝，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與李孟英書》，《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九）。方東樹論七古説：“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昭昧詹言》卷一一）。這實際也是杜甫</a>“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元稹</a>《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元氏長慶集》卷五六）的技巧的發展。如韓愈早年的《此日足可惜》一詩，記述離亂經過，瑣細生動，仿佛杜甫《北征》；《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也同樣使用了散文的叙事、描摹技巧。陳沆又曾批評説：“《謝自然》，送靈、惠，則《原道》之支瀾；《薦孟郊》、《調張籍》，乃譚詩之標幟，以此屬詞，不如作論。”（《詩比興箋》卷四）實際如此以論爲詩，也是詩境的開拓。陳寅恪謂韓詩“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絶後”（《論韓愈》，見前）。就其善於把古文之法用之於詩一點而言，這一評價是相當準確的。


    韓愈“以文爲詩”，又使詩的内容也大爲擴大了，即把一般作爲文的内容納入到了詩裏。歐陽修説：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


    確實，韓詩容入許多奇特的、難以入詩的題材。例如《陸渾山火》寫野火，《叉魚》寫捕魚，都盡力鋪排描摹，把景象形容得淋漓盡致；《永貞行》寫政治事變，《寄盧仝》寫訟案，都鋪陳原委，叙事清晰；又如《石鼓歌》描寫石刻，《岣嶁山》叙説訪古，都是前人詩中不多見的内容。韓愈更把不是詩的内容納入詩，如鼾睡、落齒、瘧病等都被他寫成了詩。後人指出他是“以醜爲美”（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或評論他寫非詩之詩。這使他真正做到了“胸中牢籠萬象，筆下鎔鑄百家”（李重華《貞一齋詩説》）。


    韓詩“以文爲詩”的特點還表現在詩中多用“賦”。他改變了先秦以來詩歌多用比興的傳統，在創作中又不重掩抑收斂，少用省略含蓄，而且不避瑣細，極力鋪排。趙翼曾指出：


    自沈、宋創爲律詩後，詩格已無不備。至昌黎又斬新開闢，務爲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詩内，舖列春夏秋冬四時之景；《月蝕》詩内，舖列東西南北四方之神；《譴瘧鬼》詩内，歷數醫師灸師詛師符師是也。又如《南山詩》，連用數十“或”字；《雙鳥》詩，連用“不停兩鳥鳴”四句；《雜詩四首》内，一首連用五“鳴”字；《贈别元十八》詩，連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甌北詩話》卷三）


    多用舖陳則易於造成淺露冗長，使得詩的内在情韻不足。但韓愈却善於用表達的繁簡詳略、構思的移步换形、結構的波瀾起伏等等加以補救，造成强烈的藝術效果。例如有名的《南山詩》，大幅地舖排山間四時景致，瑣細地叙述自己遊山經過，特别是五十一個“或”字組成的排比形容，把賦的舖陳技法發揚到了極點，也確實寫出了南山的偉麗壯觀。另一首寫遊山的詩《山石》，篇幅比《南山詩》短得多，則一步步叙寫自己登山、入寺、進食、留宿直到清晨出山的過程，好像不施剪裁，寸步不遺；但由於其高超的描寫技巧，獨特的捕捉細節的本領以及内含的飽滿的情致，使這篇作品成爲意境鮮明、情致豐富的好詩。又如《洞庭湖阻風》寫湖上風浪，《陸渾山火》寫野火焚燒，由於極力舖張而造成了驚心動魄的效果。這種多用賦的技法，創造出與講究“味外味”、“韻外深致”的一類詩全然不同的風格。


    “以文爲詩”還體現在詩的句法聲韻上。中國古典詩發展到唐代，不但古、今各種詩體皆備，而且詩句的内部結構如對偶、音節、押韻的方式也已形成了規範。韓愈打破這些規範，採取與已定型的詩的格式不同的表達方式。這種突破也可以看作是把更爲自由的文的寫法活用於詩。在對偶方面，他往往自創新格，有的五言長古如《縣齋有懷》通首皆對；有的五律如《答張徹》則包括起結句句作對，且全用拗體，這都因難見巧，令人轉覺生峭；而在另一些詩中他又力避偶對，或在五言詩中用十字長句，以散漫形古奥。中國詩的節奏一般取兩個音節一個音步的形式，韓愈常常有意改變這種習慣的格式，例如五言句中使用“一四”、“三二”的意義節奏，以顯出一種生梗古樸的聲韻效果。他還精心推敲用韻，如歐陽修説：


    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螘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六一詩話》）


    韓愈如此突破定格，是尋求表達上的“自由”，但從一定意義上説又是有意造成“不自由”。突破定格並不是不要格式，而是在創造新格。“以文爲詩”不是把詩寫成散文，而是寫出融入散文技法的新型的詩。在格律方面的努力，正是爲達到這一目標。


    中國傳統詩還積累了一整套詩的語彙，形成了詩語的一般構造方式。韓愈在這方面也勇於突破。他好用奇字新語，如袁枚所説：


    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耳。（《隨園詩話》卷三）


    韓愈在詩語上往往是探幽索微，千錘百鍊，自鑄奇語；他還主張“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即把精心結撰的奇詞硬語平熨妥帖地運用於作品中。趙翼指出：


    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若徒撏摭奇字，詰曲其詞，務爲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實《石鼓歌》等傑作，何嘗有一語奥澁，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籠萬有。（《甌北詩話》卷三）


    又例如《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岳陽樓别竇司直》、《薦士》、《送無本師歸范陽》等名篇，遣詞造語都戛戛生新，詼詭奇崛，造成了獨特的藝術效果。韓愈也有時故意撏摭奇字以嘩衆駭俗，如《南山詩》的“突起莫閒簉”、“堛塞生怐愗”、“達枿壯復奏”，《陸渾山火》的“池波風肉陵屯”、“電光殲磹頳目暖”，《征蜀》詩的“投奅鬧”、“填隍傄”等等，眩耀奇字險語，務爲不可讀，則是大才欺人，不可爲法了。


    總之，可以概括爲“以文爲詩”的韓愈詩，富於矜創，成績卓卓，在盛唐李、杜等諸大家之後，發展了詩的藝術技巧，並給未來詩的發展開拓出一個新生面。但韓愈的詩有時刻意求奇，流於險怪，這前面已經指出；又往往用遊戲筆墨，矜其餖飣之巧；而更主要的是如沈德潛所説：“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因而韓詩雖然恢宏奥衍，却不足於李、杜那種自然精美、變化萬千的氣象。至於“以文爲詩”造成某些作品興象情韻之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實。但這已是中國詩史上風格論的應另行研究的課題了。


    學奇於韓愈


    對韓愈詩文風格的總評價，一般歸結爲“雄奇”、“奇偉”、“奇詭”等等，甚至説“奇者極於韓”（翁方綱《石州詩話》卷四録朱彝尊</a>語）。


    早自韓愈的同時代人已注意到他的這一風格特徵。王建</a></a>評論他：


    序述異篇經揔核，鞭驅險句物先投。（《寄上韓愈侍郎》，《文苑英華》卷二五四）


    柳宗元讀《毛穎傳》，説他“怪於文”，認爲其作品可救治“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柳河東集》卷二一）的疲軟雕琢文風。皇浦湜説他的作品“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韓文公墓銘》，《皇甫持正文集》卷六）。稍後李肇</a>指出：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唐國史補》卷下）


    司空圖論詩與創作實踐都是主藴藉含蓄的，但他這樣稱贊韓詩：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撑抉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題〈柳柳州集〉後》，《司空表聖文集》卷二）


    關於韓愈尚奇的原因，趙翼這樣解釋：


    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横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甌北詩話》卷三）


    這只是强調韓愈主觀上争奇鬬勝的一面。但還應看到客觀因素的一面，即韓愈“尚奇”風格的形成與他的遭遇、性格和思想變化直接相關。


    如果綜觀韓愈創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現，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並不顯著。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後才明顯起來的。而到了晚年，隨着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特别表現在詩作上，元和十年以後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藴藉的小詩。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於他的心境。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鬱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洩，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徵。


    這樣，韓愈詩文的奇，就不僅如前已指出的奇在字句等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這就與形式主義地在詞句上求險怪不同。他的詩給人感受最深的是奇情、奇境、其感受與表現現實的奇特角度與方式。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苦寒（《苦寒》）、酷暑（《鄭羣贈簟》），還有那如火傘的柿葉（《遊青龍寺》），如雪堆的李花（《李花二首》），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荒寂無人的古刹（《山石》），在如此不平凡的景象裏，在在都流露出詩人不平静的心聲。韓愈的文章也是一樣。如《伯夷頌》的開端：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


    這一雄肆磊落的長句，千迴百轉，自胸中鬱積而來，奇文正有奇情爲依托。如《進學解》、《送窮文》、《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廟碑》以及王適、張署、馬繼祖、柳宗元、張徹等人的墓誌銘等一系列奇文，都各有豐厚而獨特的思想積藴，奇突不凡的藝術表現正有相應的思想感情爲基礎。


    韓愈“尚奇”表現在藝術上又是豐富的、多樣化的，並不是單純的、偏枯的險怪。張耒説：“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明道雜志》）劉大櫆説：“文貴變……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字句變，惟昌黎能之。”（《論文偶記》）豐富多樣的奇變造成雄肆不羈的藝術風貌。例如寫山，有“孤橕有巉絶”、“巖巒雖嵂崒”（《南山詩》）的山；有“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熳”（《山石》）的山；又有“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送桂州嚴大夫》）的山，都同樣工於描畫，景象都很新奇，但寫法却很不相同。同是寫孟東野，《醉留東野》與《薦士》不同；《送孟東野序》與《貞曜先生墓誌銘》迥異。紀念柳宗元的三篇文章：墓誌銘、祭文、神廟碑，從取材到用語也絶不相襲。另外，他的不少詩文是專求艱奥硬澀的，但也有的文章如《祭十二郎文》瑣瑣如道家常，有的詩如《寄盧仝》、《瀧吏》則多用口語、方言。這種淺白實際也是出奇的一種途徑。


    韓愈詩文之奇還表現爲一種氣勢。他發展了傳統的養氣理論與文氣説，提出：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古代一些人論文氣談得多飄渺恍惚，而韓愈在這裏把它與文章的外在表現直接聯繫起來。對韓愈來説，養根才能竢實，本深才能末茂，具有對仁義之道的深切領會與堅定信心才能形成雄肆豪放之氣。這種氣質也正反映在他自己的詩文從構思立意到遣詞造語之中。他在《送無本師歸范陽》詩中説“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胆”，《東都遇春》詩中説“文章倚豪横”，這也正是他的自身寫照。有人作譬喻説，就像蓋房子，柳宗元先要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侵占别人田地；韓愈則惟意所適，横斜曲直，肆意而成，不問是誰的地方。這很生動地説明了韓愈的氣魄和他與柳宗元的不同。有了這種氣魄就會勇於打破常規，出奇而生新。因而，飽滿充溢、雄肆不凡的文氣是“尚奇”的基礎。韓愈有些文章論理並不那麽嚴正，邏輯也欠細密，但由於有一種“霸氣”，却也能造成强悍的藝術效果。


    以上，簡單地就韓愈思想與創作的幾個問題寫出選注者的粗淺看法。


    本選集的選篇力求兼顧作家思想、藝術的各方面，因此，既選了那些思想性、藝術性俱佳、長期被人們傳誦的名篇，也選了在内容上或表現方法上</a>有一定特色的作品（如《南山詩》、《平淮西碑》）；有些作品思想局限較大，但確實代表了作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如《永貞行》、《潮州刺史謝上表》）也被入選；又所輯諸家評論，亦兼採褒貶不同看法。選注者希望能够給讀者提供一部比較全面地瞭解韓愈全貌的選本。


    本選集全部選篇出自《昌黎先生集》正集四十卷之内。該集爲李漢原編。《順宗實録》作爲史書不選。《外集》未選，主要因爲無可選之作。對於《外集》，歷來多有人主張不可盡信。選注者認爲應具體分析論定。如《明水賦》、《通解》、《上考功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等已具見趙德《文録》，不必致疑；《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答劉秀才論史書》等，證之韓愈生平亦合。《與大顛書》三首，自宋以來，聚訟紛紜，特别有歐陽修、朱熹斷言不僞，增强了肯定意見的力量，值得慎重對待。但即使認爲出於僧徒附會，也不能動摇韓愈與大顛結交論道的事實及其意義。


    本選集按詩、文、賦三類，依寫作年代排列（寫作年代難於確考者，根據内容判斷置相應處），庶利於讀者認識韓愈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


    韓集版本多，異文多，校勘成果亦多。本選集以東雅堂本爲底本，參照諸本作了校勘。東雅堂本曾受譏評，但校訂文字在諸本中向稱精審，且最爲通行並被多數選家遵用，以此選爲底本。校勘時還使用了臺灣故宫博物院一九八二年影刊宋淳熙元年臨安本，該本大陸學者罕見利用，彌足珍貴。爲避免繁瑣，謹在注文中列出重要參校結果，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對底本作了校改的，在該校改文句注解解釋字句前先予注出；再一種是或異文可供參考、或可以兩存、或推想原文應有訛誤的，在有關文句注解後面注出。參校中較多汲取了方崧卿</a>（《韓集舉正》，簡稱“方《正》”）、朱熹（《韓文考異》，簡稱“朱《考》”）、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a>》，簡稱“魏《集》”）、陳景雲（《韓文點勘》，簡稱“陳《勘》”）、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簡稱“馬《校》”）、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簡稱“錢《釋》”）、童第德（《韓集校詮》，簡稱“童《詮》”）、陳邇冬（《韓愈詩選》，簡稱“陳《選》”）等人的成果，必要處一一注明，不敢掠美。


    本選集注釋包括作品寫作年代、背景的考證和詞語的注釋與文句的疏通。引證力求詳悉，並標明出處，以利讀者覆案。


    本選集於每篇之後附有評箋。所集録者不僅有正面的肯定意見，亦有批評意見，這是遵照章學誠箋注應“醇駁兼收，虚實互致”（《東雅堂校刻韓文書後》，《校讎通義·外篇》）的意思，讀者可比較參考。選注者也加有一些按語，往往是就某個問題的一得之愚，供讀者討論、批評。


    孫昌武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天津


    * * *


    [1]又存題韓愈、李翱</a>纂《論語筆解》二卷（有摘出韓愈論述的一卷本），歷代有關真僞意見莫衷一是，一般認爲是後人整理、寫定。


    [2]參閲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第一四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北京。


    [3]本文引用韓文，均據東雅堂本。僅在引文後標舉篇名，不出卷次。


    [4]李商隱《齊魯二生·劉乂》：“後以争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樊南文集詳注》卷八）


    [5]《後山詩話》。此書後人多疑其僞。參閲程千帆《韓愈以文爲詩説》，《程千帆詩論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