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则有惠栋</a>之《周易</a>述》，张惠言</a>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a>集注音疏》，孙星衍</a>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a>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a>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其在《周官》，有孙诒让</a>之《周礼</a>正义》。其在《仪礼</a>》，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珙之《仪礼正义》。其在《左传</a>》，有刘文淇之《春秋</a>左氏传正义》。其在《公羊传</a>》，有孙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其在《论语</a>》，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其在《孝经</a>》，有皮锡瑞</a>之《孝经郑注疏》。其在《尔雅</a>》，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a>之《尔雅义疏》。其在《孟子</a>》，有焦循</a>之《孟子正义》。


    以上诸书，惟马、胡之于《诗》，非全释经传文，不能直谓之新疏。《易》诸家穿凿汉儒说，非训诂家言。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a>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絜净精微，但非新疏体例耳。《书》则段、王二家稍粗滥。《公羊》则孔著不通家法。自余则皆博通精粹，前无古人。尤有吾乡简朝亮，著《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a>补正述疏》，志在沟通汉宋，非正统派家法，然精核处极多。十三经</a>除《礼记</a>》、《谷梁》外，余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而《大戴礼记</a>》则有孔广森《补注》、王聘珍《解诂》焉。此诸新疏者，类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加以别择结撰，殆可谓集大成。其余为部分的研究之书，最著者则惠士奇</a>之《礼说</a>》，胡渭</a>之《禹贡锥指</a>》，惠栋之《易汉学</a>》、《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焦循之《周易郑氏义》、《荀氏</a>九家义》、《易义别录》，陈寿</a>祺之《三家诗遗说考》，江永</a>之《周礼疑义举要</a>》，戴震</a>之《考工记图》，段玉裁之《周礼仪礼汉读考》，张惠言之《仪礼图</a>》，凌廷堪</a>之《礼经释例》，金榜之《礼笺》，孔广森之《礼学卮言》，武亿之《三礼</a>义证》，金鹗之《求古录</a>礼说》，黄以周</a>之《礼书</a>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诂》，侯康之《谷梁礼证》，江永之《乡党图考</a>》，王引之之《经义述闻》，陈寿祺之《左海经辨》，程瑶田之《通艺录》，焦循之《群经宫室图》等，其精粹者不下数百种。


    清儒以小学</a>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其在《说文》，则有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a>之《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其在《说文》以外之古字书，则有戴震之《方言疏证》，江声之《释名</a>疏证》，宋翔凤</a>之《小尔雅</a>训纂》，胡承珙之《小尔雅义证》，王念孙之《广雅</a>疏证》，此与《尔雅》之邵、郝二疏略同体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书，差无疑滞矣。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念孙之《经传释词》，俞樾</a>之《古书疑义举例》最精凿。近世则章炳麟</a>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而马建忠</a>学之以著《文通》，严复</a>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学”之椎轮焉。而梁启超</a>著《国文语原解》，又往往以证社会学。


    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顾炎武</a>始著《音论</a>》、《古音表》、《唐韵正</a>》，而江永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a>》，戴震有《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系》，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a>有《说文声类》，陈澧有《切韵考》，而章炳麟《国故论衡</a>》中论</a>音韵诸篇，皆精绝。此学也，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刘献廷</a>著《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其动机起于治三《礼》，后遂泛滥益广。惠栋著《明堂大道录》，对于古制度专考一事，泐成专书者始此。徐乾学</a>编《读礼通考</a>》，秦蕙田</a>编《五礼通考</a>》，多出一时名人之手。其后则胡匡衷有《仪礼释官》，戴震有《考工记图》，沈彤</a>有《周官禄田考</a>》，王鸣盛有《周礼军赋说》，洪颐煊</a>有《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皆专注《礼》，而焦循有《群经宫室图》，程瑶田有《通艺录》，贯通诸经焉。晚清则有黄以周之《礼书通故》，最博赡精审，盖清代礼学之后劲矣。而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毛奇龄</a>始著《竟山乐录</a>》，项则江永著《律吕新论</a>》、《律吕阐微</a>》，江藩</a>著《乐县考》，凌廷堪著《燕乐考原</a>》，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为将来著中国音乐史</a>最好之资料也。焦循著《剧说</a>》，专考今乐沿革，尤为切近有用矣。


    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王夫之</a>长于史论，其《读通鉴论</a>》、《宋论</a>》皆有特识。而后之史学家不循斯轨。黄宗羲</a>、万斯同</a>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康熙</a>间，清廷方开《明史</a>》馆，欲藉以网罗遗逸。诸师既抱所学，且藉以寄故国之思，虽多不受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相与讨论体例，别择事实。古唐以后官修诸史，独《明史》称完善焉。乾隆</a></a>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a>最著。顾炎武治史，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然亦好为考证。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a>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a>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再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此其特长也。其专考证一史者，则有惠栋之《后汉书</a>补注》，梁玉绳之《史记</a>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昕之《汉书辨疑》、《后汉书</a>辨疑》、《续汉书辨疑》，梁章钜</a>之《三国志</a>旁证》，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杭世骏</a>之《三国志补注</a>》，其尤著也。自万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历代史表》，此后表志专书，可观者多。顾栋高</a>有《春秋大事表</a>》，钱大昕有《后汉书补表》，周嘉猷有《南北史</a>表》、《三国纪年表》、《五代纪年表》，洪饴孙有《三国职官表》，钱大昕有《元史</a>氏族表》，齐召南</a>有《历代帝王年表》。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种》，皆考证古史</a>，其中《战国纪年》、《孔孟年表》诸篇最精审，而官书亦有《历代职官表》。洪亮吉</a>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洪龆孙有《补梁疆域志》，钱仪吉</a>有《补晋兵志》，侯康有《补三国艺文志》，倪灿有《宋史</a>艺文志补》、《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顾櫰三有《补五代史艺文志》，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有《补宋书</a>刑法志食货志》，皆称善本焉。而对于古代别史杂史，亦多考证笺注，则有陈逢衡之《逸周书</a>补注》，朱右</a>曾之《周书集训校释》，丁宗洛</a>之《逸周书</a>管笺》，洪亮吉之《国语</a>注疏》，顾广圻之《国语札记》、《战国策</a>札记》，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经</a>笺疏》，陈逢衡之《竹书纪年</a>集证》。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为一时风尚，则有何秋涛</a>之《元圣武亲征录</a>校正》，李文田</a>之《元秘史注》。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a>之《文史通</a>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a>《史通》。


    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力著史，惟万斯同之《明史稿》，最称巨制。


    而魏源</a>亦独力改著《元史》。柯劭劭之《新元史</a>》，则近出之巨制也。源又有《圣武记》，记清一代大事，有条贯。而毕沅</a>《续资治通鉴</a>》亦称善本。黄宗羲始著《明儒学案</a>》，为学史之祖。其《宋元学案</a>》，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之。皆清代史学之光也。


    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a>》、《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则阮元</a>也；《广东通志》，则谢启昆也；《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其在府县志：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a>，《长沙志》出董祐诚，《遵义府</a>志》出郑珍、莫友芝</a>。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