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诸子

    孔子</a>之学派　荀子</a>一　荀子二　子思</a>非曾子</a>弟子　荀子书中之孟子</a>　辞赋家为古诗之流纵横家之别科　管子</a>入道家　老子</a>　老子非神仙长生家　杨朱与老庄　墨子</a>　杨朱与墨子　儒墨之辩　名墨之倍僪不同　阴阳家一　阴阳家二　阴阳家三　阴阳家四　阴阳家五　阴阳家六　阴阳家七　商君与韩非</a>　名家一　名家二　名家三　名家四　名家五　名家六　纵横家一　纵横家二　文章流别不同于诸子流别


    道与儒不相兼，道者明道，儒家隆礼。道之大原出于天，礼之所起施于人。天人之分，即儒、道之辨。近儒张尔田</a>尤有味乎其言之，以为：“道家宗旨，明天者也。故其言道也，则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法自然。’《老子》。儒者宗旨，明人者也。故其言道也，则曰：‘道者，非天人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荀子》。孔子儒而兼道，故明天人相与之际。道家纯任天道，孔子则修人道以希天。儒家务尽人道，孔子则本天道以律人。”语见所著《史微内篇》。修人道以希天者，《春秋</a>》教也。本天道以律人者，《易》学也。子所雅言</a>，《诗》、《书》执《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易》、《春秋》不与者，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其后子思、孟轲</a>衍其道统，则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a>》。“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是“道法自然”之意也。荀卿传其儒学，则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荀子·劝学篇</a>》。是《诗》、《书》执《礼》之教也。汉代经生，近承荀学。宋儒理学，上衍道统。


    荀子道性恶，故重师法，重师法，则不得不劝学。而学之所以有成功者，有二道焉，曰“专”，曰“积”。唯“专”乃能“积”渐，唯“积”斯以征“专”。“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虵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此“专”之说也。“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此“积”之说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为善不积耶，安有不闻者乎？”此荀子之所为“劝”，而学之所以有成功也。若论为学之次第，则甚致谨于“义”与“数”之辨。以为：“其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此“义”与“数”之别也。而“礼”则学“数”之终，道德之极。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此其大略云尔。


    《欧阳文忠集》有《郑荀改名序》，中谓：“荀卿子独用《诗》、《书》之言。”未为知荀子也。按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万章下》。《史记</a>·孟子列传》曰：“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通五经</a>，尤长于《诗》、《书》。”陈氏此《记》，历举孟子引《诗》者三十，论《诗》者四，引《书》者十八，论《书》者一，至于诸侯之礼，则曰“吾未之闻。”卷三《孟子篇》。则是独用《诗》、《书》之言者孟子，而非荀卿子也。至荀卿子著《儒效篇》，则以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为俗儒，隆礼义杀《诗》、《书》为雅儒。其《劝学篇》则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飱黍也，不可以得之。”以视孟子之龂龂于“颂《诗》读《书》”者，不可同年而语矣。然则隆礼贵义者，荀卿之学；而颂《诗》读《书》者，孟子之学也。


    阅阮元</a>《曾子章句》、《子思子</a>章句》而发所疑焉。窃按《汉书</a>·艺文志》部录诸子，必谨师承，如儒家《曾子》十八篇、《宓子》十六篇之系曰孔子弟子，《李克</a>》七篇之系曰子夏</a>弟子，《孟子》十一篇之系曰子思弟子，皆其例也。独世称子思为曾子弟子，而《子思》二十三篇，系之曰孔子孙，而不称曾子弟子，且以次《曾子》十八篇之前。细籀二子所著书，子思称《诗》、《书》而道尽性，肇启孟子，传道统；曾子善言礼而隆威仪，毗于荀卿，为儒宗。其功夫一虚一实，其文章一华一朴，故不同也。近儒章炳麟</a>为《征信论》曰：“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a>。寻《制言》、《天圆》诸篇，与子思所论述殊矣。《檀弓》记曾子呼伋。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征也。《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近世阮元为《子思子章句》，亦曰‘师曾迪孟’，孟轲之受业，则太史公著其事矣。师曾者，何征而道是耶？”见《太炎文录》。知言</a>哉。


    荀子之学，多与孟子违，然按荀子书，明称孟子者仅三篇，其中有非孟子之所学者，有引孟子之逸文者。如《非十二子篇》非思、孟之造五行，《性恶篇》驳孟子之道性善，此非孟子之所学者也。又《性恶篇》引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杨倞</a>注：“孟子言失本性，故恶也。”《大略篇》：“孟子三见宣王，不言，门人曰：‘曷为三遇宣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杨倞注：“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与言也。”皆为孟子《七篇》所不载，此引《孟子》之逸文者也。《韩诗外传</a>》取《荀子·非十二子篇》而删其非子思子之语，王应麟</a>《困学纪闻</a>》遂谓非子思、孟子者为韩非、李斯</a>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此欲为荀子回护耳。然按《扬子法言</a>·君子篇》：“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佹哉。’曰：‘吾于荀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唯圣人为不异。’”则雄所见《非十二子篇》盖有非子思、孟子之语矣。


    《诗》为儒者六艺之一，而赋者古诗之流。《汉志·诗赋略》区分五种，而专门名家以自树帜者，曰屈原</a>、陆贾</a>、孙卿。陆贾、孙卿即隶儒家，而陈氏亦谓屈原、宋玉</a>虽诗赋家，而推究其学，则出儒家。然则诗赋家者，儒家之支与流裔。子以四教，而文冠首。圣门四科，而文学其一。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颜渊称“博我以文”，而《韩非·显学》讥切“儒以文乱法”，然则文者儒之所颛以别异于诸子，而诗赋一略，揆之六艺，则三百篇之云仍；以衡十家，亦儒者之别材。扬子云鄙薄赋以“壮夫不为”，《法言·吾子篇》。而谢仪曹诗则又谓：“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虽辞指之轩轾有异，而歧文章以别出于儒，则一指而同归。不如杜子美诗“风流儒雅是吾师”之咏宋玉为得其通。而刘勰</a>《文心雕龙</a>》有《诠赋篇》，亦谓“赋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a>》”，亦衡文章流别者之所不可不知也。然而穷其渊源，尚未悉其流变。吾则见为辞赋家者流，盖原出诗人风雅之遗，而旁溢为战国纵横之说。纵横家者流，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家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赋者，古诗之流，而为纵横之继别。比兴讽谕，本于《诗》教。铺张扬厉，又出纵横。故曰：“赋者，铺也。”铺张扬厉，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故曰古诗之流。铺张扬厉，乃见纵横之意。余读太史公为《屈原列传》，叙原之作《离骚》，必先之曰：“娴于辞令。”又卒之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乐、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其后司马长卿之《子虚》、《上林》，与宋玉之《登徒》、《高唐》，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一脉相传。妙在疏古之气，寓于丽则，腴而奥，圆而劲，有纵横之意，无排比之迹。宋玉以女色为主，长卿以游畋为主，所以讽也。而见用意处，不在铺张扬厉，正在闲闲二冷语，此文章之体要，而辞赋之写志。然使一直说出，有何意味？后人无铺张之才，纯以议论见意，于是乖体物之本矣。


    《管子》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以入道家，其义盖本太史公。观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指，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而传管子之相齐，则曰：“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a>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岂非所谓“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者乎？其可征于管子书者曰：“无为之道，因也。心术者，无为而制窍。”《心术》上。亦与太史公之言相符，故《汉书·艺文志》以入道家也。自《隋唐·经籍志》始以入法家。陈氏之说误也。


    道法自然，老子之指，而究其用，卒陷于大不自然。侯官严复</a>又陵好以英哲家斯宾塞尔《群学》论衡</a>《老子》，以为：“质之趋文，纯之入杂，由乾坤而纯，至于未既济，亦自然之势也。老氏返淳还朴之义，犹驱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质而强之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质，老氏之术非也。何则？虽前后二者之为术不同，而其违自然，拂道纪，则一而已。故今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而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见熊氏刻《严复评老子》。正与陈氏引赵邠卿、崔寔</a>《政论</a>》之意相发。


    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然则长生修仙以蕲不死者，固非老子之所许矣。而方士之言神仙长生者多托老子，何也？《列子</a>·杨朱篇》载：“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乐苦，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然，速亡愈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朱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以，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此则道家之贵身任生，而一仍乎道法自然之指者也，岂长生修仙以蕲不死之谓哉？


    杨朱为老学之一支，其说具见《列子·杨朱篇》，而中亦有别。“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此贵身任生之指，岂非老子所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者耶？至云：“从心而动，从性而游。”“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行。”则轻身肆志之意尔。而要归本于老之道法自然。世言战国衰灭，杨与墨俱绝。然以观汉世所称道家杨王孙之伦，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王、何之徒，益务为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则一用杨朱之术之过，而老、庄不幸蒙其名。


    余观儒谨执礼，道任自然。章太炎</a>言：“执礼者质而有科条，行亦匡饬。礼过故矜，平之以玄。玄过故荡，持之以礼。礼与玄若循环，更起用事。”先秦而降，数千年间，汉初尚黄、老，汉武礼儒者，魏、晋谈老、庄，唐宋宗孔、孟，迭为王厌，唯孔与老，宁有墨学迥翔之余地者？而墨学中兴，不过晚近数十年间尔。自欧化之东渐，学者惭于见绌，反求诸己，而得一墨子焉。观其兼爱、非攻，本于天志，类基督之教义。而《经》、《经说》、《大取》、《小取》诸篇，可以征西来之天算重光诸学，又于逻辑之指有当。由是谈欧化者忻得植其基于国学焉。此晚近墨学之所为翘然特出，而代王于久厌之后者也。然皮傅欧化，何必墨氏。杨朱为我，夫岂不可。西人自由，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犹之杨氏为我，以侵物为贱乎？吾国古哲名理，何所不孕包，独鲰生不学，乃自轻其家丘耳。


    孟子以杨朱为我为充塞仁，而斥之曰无君；墨子兼爱为充塞义，而斥之曰无父。其毕生心事，在距杨、墨。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即其无君之罪案。君之为言群也，不必作君主解。然杨朱旨在存我，而以侵物为贱，以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为至人，语见《列子·杨朱篇》，则是为我，而非无君也，未尝充塞仁也。墨子兼爱，以兼相爱、交相利为言。利我之道，即存爱他。故必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语详《墨子·兼爱篇》，则是兼爱，而非无父也，未尝充塞义也。杨朱为我，而尊重个人之自由，有似法兰西之民主政治。墨子兼爱，而流为极端之干涉，颇类苏俄之劳农政治。


    《墨子》有《尚同篇》，庄生有《齐物论》，标题攸同，而归趣不一。庄生任不齐，以为大齐。墨子一众异，以统于同。一放任，一专制。


    《孟子·墨者夷之章》，本人情以立言。然观《墨子·节葬篇》，亦自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荀子·礼论篇》则曰：“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其大指归于称情而立文。大抵儒者顺人情，故久丧以为尽哀，厚葬以为饰终。墨者上功用，故久丧以为废事，厚葬以为伤财。此儒、墨之辨也。又不仅是。吾见墨氏尚同，儒者明分。尚同，斯贵兼以斥别。明分，故等衰之有差。《墨子·兼爱下》曰：“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别士之言若此。兼士不然，曰：‘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吾身，必为其友之亲若为吾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斯墨氏之上同也。儒者则不然。《孟子·尽心下》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子《集注》引杨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则是明爱之有差等而贵明分也。《荀子·富国篇》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群而无分则争。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故无分者，天下之大患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则是明礼之不可无等差而贵明分也，此儒、墨之辨也。


    自晋鲁胜</a>序《墨辨注》谓“墨子著书作《辨经》，以正名本。惠施</a>、公孙龙</a>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毕沅</a>云：“《经上下》、《说上下》四篇，有似坚白异同之辩。”《墨子》毕氏刻本孙星衍</a>附记此语。至近代梁启超</a>、胡适</a>盛衍其说。独章士钊明其不然，大指以为：“施、龙祖述墨学，说创鲁胜，前未有闻。《汉书·艺文志》名、墨流别，判然不同。施、龙之名，隶名而不隶墨。《荀子·解蔽篇》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a>蔽于辞而不知实。’墨、惠并举，而所蔽之性，适得其反。谓为师承所在，讵非谰言。今观惠、墨两家，同论一事，其义莫不相反。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凡注《墨》者率谓此即惠义，而不悟两义相对，一立一破，绝未可同年而语也。且以辞序征之，以惠为立而墨为破。何以言之？惠子之文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为无论何物，苟取量仅止于半，则虽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历万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谓所取之物，诚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决无万世取半之理。盖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明日吾于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计日而穷于取，奚言万世。何也？尺者，端之积也。端乃无序，而不可分。于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余两端而已，取其一而遗其余，余端凝然不动。不能，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此其所言果一义乎？抑二义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从来治墨学者未或道及。”因作《名墨訾应考》，著如上例若干条，以征名、墨两家倍僪，决非相为祖述，如鲁胜所云。然名、墨两家之倍僪不同，陈氏说已发其，以为：“墨子言‘白马，马也’，而公孙龙则云‘白马非马’。其说云：‘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曰白马非马。’墨子言：‘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而公孙龙则云：‘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视不得其所坚，拊不得其所白，见与不见离。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木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棰，是棰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皆较墨子之说更转而求深。”而要其两义相对，一立一破，岂不足以征名、墨两家之倍僪不同。所与章氏异者，特章氏言惠为立而墨为破，而征以陈氏之说，则又似墨为立而龙为破尔。要以陈氏之说近是。何者？盖墨氏作《辩经》以正名本，而名家玄异同以泯名相，此其秪也。


    《汉书·艺文志》：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邹子始终》五十六篇，其书皆亡。独太史公《孟子荀卿列传》著其学，谓：“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a>，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加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隐括其指，在明终始。始终者，终而复始，运之无垠也。要以推明时间无垠、空间无垠。时间无垠者，“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空间无垠者，“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曰天地之际者，地道之终，天运之始也。然时间无垠，空间无垠，而人生有垠。何以竟此有垠之人生？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而已矣。此驺衍之意也。驺衍之学，推大至于无垠，而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其即《大易》“知崇礼卑”，子思“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意也夫。


    驺衍之事，近本《诗》五际，而远出羲和。何以明其然？《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而羲和历象授时之学，详著《尚书</a>·尧典》。阴阳家《宋司星子韦》疑承其流。一衍而为《洪范》五行，再衍而为《齐诗》五际。《汉书·翼奉传》载奉治《齐诗》，奏封事曰：“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53]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孟康曰：“《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54]之政也。”云云。因历引《小雅·十月之交》、《大雅·文王》之诗，以明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无穷也。太史公称“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自来注家于《大雅》无解，疑即如翼奉封事所引《大雅·文王》之诗也。《文王》之二章曰：“亹亹文王，令闻不已。”四章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此所谓“整之于身”也。而卒章终之以“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所谓“施及黎庶”也。文王，则“有国”之“尚德”者也，然则阴阳五行之学，本于《诗》、《书》也。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征天人之与，故《诗》、《书》为所专长。赵岐《孟子题辞》。荀子著篇《天论》，以明天人之分，则《诗》、《书》在所必杀矣。《荀子·儒效篇》曰：“隆礼义而杀《诗》、《书》。”


    荀子之学，终于读礼，而深摈阴阳五行不言。然孔子言礼，未尝不推本阴阳五行。其著于《礼运》者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五行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本，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55]，人情以为田。”此驺衍之阴阳，所谓“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也。其征五行之动迭相竭，而称“五行四时十二，还相为本”云云，即驺子终始义也。


    言阴阳五行，而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古之人有行之者，言其可征。董仲舒</a>《春秋繁露</a>》有《五行对》、《五行之义》、《阳尊阴卑》、《王道通三》、《天辨在人》、《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天道无二》、《基义》、《四时之副》、《人副天数》诸篇。班固</a>《白虎通德论》有《五行》、《三纲》、《六纪》、《情性》诸篇。大抵以性情法阴阳，以视听言动喜怒哀乐法五行，配阴阳，立之名曰仁义，配五行立之名曰仁义礼智信。汉儒所谓“性与天道”者类如此。


    驺衍之五德转移，一衍而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再衍而为刘向</a>之《洪范五行传》，三衍而为邵雍</a>之《皇极经世</a>》。传荀卿之经学，而润色以驺衍之阴阳五行者，汉儒也。阐孟子之性学，而润色以驺衍之阴阳五行者，宋学也。源远流长如此，岂非显学也哉！


    太史公《孟子荀卿列传》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鄙儒小拘”之拘，法《汉书·艺文志》叙阴阳家者流，称“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拘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舍人事而任鬼”，即太史公所谓“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也。“鄙儒小拘”，盖即斥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邹衍之“五德转移”而言。


    驺衍谈天</a>，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云云。桓宽</a>《盐铁论</a>·论邹篇》、王充</a>《论衡·谈天篇》并讥其迂怪虚妄。至晚近世，吾邑薛福成</a>庸庵乃著《大九州解》，按诸地图，核实测算，语见《庸庵文集外编》，以为驺衍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驺子从而推阐之耶？《尚书·尧典》载羲和之官仲叔四子，历象日月星辰，分宅四裔。南交则今之安南也，朔方幽都则今之黑龙江之上原也。东西至日之所出入，则更远矣。而《汉志》以为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或者大九州之说所从衍乎？


    儒、墨谓天下之治，起于相爱，而韩商则以天下之治，起于相畏。韩非屡称管、商之法，《五蠹篇》。然管子不废礼义廉耻，《牧民篇》。商君务去孝弟仁，《靳令篇》。而韩非实汲商君之流，薄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特其推主道而言因循，言无为，则又同《管子·心术》、《白心》上下《内业》诸篇之指，而原道德之意。大抵韩非无教化而去仁爱，同于商君之任刑，而言因循以原道德，又似管子之心术，其大较然尔。


    儒家正名以齐礼，法家稽名以准法，而名家则玄名以历物。故曰：“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鬓，卵有毛，是说之说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a>能之。”《荀子·不苟篇》。饰词以相惇，巧譬以相移，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饰人之心，易人之意，然不然，可不可，与儒者之必正名、法家之言刑名参同者大异。顾宋王尧臣</a>奉敕撰《崇文总目</a>》称：“名家者流，所以辨核名实，流别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逾越。”此可以论儒、法之正名，而非所论于名家者流。墨子言“辨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则是所谓“作《辨经》以正名本”，而亦与名家者流异趋。古之言名家者，既以混于儒、法，班固《汉书·艺文志》、章学诚</a>《校雠通义</a>》。是也。今之言名家者，又不知以别墨，梁启超、胡适是也。


    《汉书·艺文志》著录名七家，就其可考者，邓析、尹文</a>为一派，不忘正名以施治，而推本于大道无称，则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指也。惠施、公孙龙为一派，专于玄名以历物，则老子“同出异名，玄之又玄”之意也。大抵名家为道家之支与流裔，犹之阴阳为儒家之支与流裔云尔。


    儒家《论语</a>》有《必有正名章》，《荀子》有《正名篇》，墨家《墨子》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杂家《吕氏春秋</a>》亦有《正名篇》，而不得为名家。名家玄名实之纽以破名，诸家谨名实之核以正名，故不同也。尹文原</a>道以言名，征名之本体。邓析正名以制法，显名之大用。而惠施、公孙龙则玄名以体道，见名之还原。


    惠施、公孙龙之玄名，由于历物之意，此所同也。惟惠施就人之所见为异者而籀其同，公孙龙就人之所见为同者而析其异。大一小一，毕同毕异，惠施同于不可同者也。白马非马，坚白石离，公孙龙离所不可离者也。然则惠施之历物以同，而公孙龙之历物于离。历物同，而所以历则异。


    《庄子</a>·天下篇》叙慎到</a>、田骈</a>，以为“常反人，不见观”，此亦名家之支与流裔。《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田骈，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老子“正言若反”，而慎到、田骈“常反人，不见观”，即学老子。所谓“常反人，不见观”者，以不见观见，以无名明名，以不可道道常道。常道之常，即“常反人，不见观”之常，皆以绝对不变之真常为言。《韩非子</a>·解老篇》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常道不可道，可名非常名，此之谓“正言若反”，亦此之谓“常反人，不见观”。佛法相宗非相，诸子名家无名。世儒纷纷以西洋形式逻辑为言，死著句下，那能明其理趣。


    晋鲁胜《墨辩注序》谓：“名者，所以列同异，明是非。”只限于儒者之正名，墨学之辩经，而非所论于名家之惠施、公孙龙日以其知与人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母子之属，论白马非马辨，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56]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邹子所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亦限于儒者之正名，墨学之辩经。“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则惠施、公孙龙之所以为辩，而与儒、墨不同者也。


    纵横家者流，亦名家之支与流裔，而同出于“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以此而阐之为学，则为惠施、公孙龙；以此而施之于用，则为苏秦、张仪。惠施、公孙龙，庄生称之为辩者。《天下篇》。而范睢、蔡泽，亦世所谓一切辩士。《史记·范蔡传》赞。大抵名家之出而用世也，出之以谨严，则为申、韩之刑名；流入于诡诞，则为苏、张之纵横。《汉书·艺文志》著录纵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书皆不见。世传《鬼谷》十二篇，曰《捭阖》、《反应》、《内揵》、《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而以《本经阴符》殿于后，或说即《苏秦书》。《史记·苏秦列传集解》引阮孝绪《七录》有《苏秦书》。乐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程子曰：“仪、秦学于鬼谷，其术先揣摩，然后捭阖。捭阖既动，然后用钩钳。”今观《鬼谷》之书，奇变诡伟，要与《战国策</a>》相表里始终，而其学则出于太公《阴符》，近人湘潭王闿运</a>壬秋《湘绮楼日记》有一条谓：“符者，行人所以为信也。符有阴阳，盖记所言于符阴，言山川物产形要之说，故其书以罗数国富、指陈形势为主。唐人伪造《阴符经</a>》，乃以为兵书，非也。”光绪六年八月十八日记。颇出臆说，而与《汉志》所称纵横家出行人之说有合。设诵《鬼谷》以籀其学，读《国策》以验诸用，而引苏、张之事，征鬼谷之书，依仿《韩非·喻老》、《韩诗外传》验之行事，深切著明之例，则于纵横家言思过半矣。


    《韩非》有《难言篇》、《说难篇》，《吕氏春秋》有《顺说篇》，皆本《鬼谷书》揣摩抵巇飞箝之法。当用《大戴记·夏小正</a>》、《管子·弟子职》裁篇别出之例，附于纵横家之末。


    诸子有流别，以宗旨分也。文章有家数，以体气分也。而欲以诸子之流别，论定文家之宗旨，其论则发于会稽章学诚实斋。其大指以为：“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而文集繁，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讥喻、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文史通</a>义·诗教上》。而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教，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汉书·艺文志》诗赋一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攸别，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至唐宋诗文之集，则浩如烟海矣。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a>之儒家，柳宗元</a>之名家，苏洵</a>之兵家，苏轼</a>之纵横家，王安石</a>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叙录之下。《校雠通义·宗刘第二》。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者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指，集亦不异于诸子也。《文史通义</a>·外篇·立言有本》。厥后仁和谭献</a>复堂好持其论，而未有阐发。独仪征刘师培</a>申叔《论文杂记》益推而衍之，以为：“古人学术，各有专门，故发为文章，亦复旨无旁出，成一家言，与诸子同。试即唐宋之文言之。韩愈李翱</a>之文，正谊明道，排斥异端。如韩愈《原道》、《原性》及《答李生书》等篇，而韩文之中，无一篇不言儒术者。欧欧阳修</a>曾巩</a>继之，以文载道。儒家之文也。南宋诸儒文集多阐发心性、讨论性天之作，亦儒家之文。子厚柳宗元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如永州、柳州诸游记，咸能类万物之情，穷形尽相，而形容宛肖，无异写真。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核刻深。如《桐叶封</a>弟辨》、《晋赵盾许世子义》、《晋命赵衰守原论》诸作，皆翻案之文也。宋儒论史多诛心之论，皆原于此。名家之文也。明允苏洵之文，最喜论兵，如《上韩枢密书》等篇皆是，而论古人之用兵者尤多。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苏轼之文，理多未确，惟工于博辩，层出不穷。运捭阖之词，而往复[57]卷舒，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陈同甫亮之文，亦以兵家兼纵横家者也。王介甫安石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为阴阳家，王伯厚应麟之徒为杂家，而叶水心适之徒，则以法家而兼兵家。近代以还，文儒辈出。望溪方苞</a>姬传姚鼐</a>，文祖韩、欧，阐明义理，趋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慎修江永</a>辅之金榜，综核礼制，章疑别微。近儒治《三礼</a>》者，如秦蕙田</a>、凌廷堪</a>、程瑶田之流，咸有文集，集中亦多论礼之作。考《汉志》[58]言名家出于礼官，则言礼学者必名家之支派也。若膺段玉裁</a>伯申王引之，考订六书，正名辨物，近儒喜治考据，分惠、戴两大派，皆从《尔雅</a>》、《说文》入手，而诸家文集亦以说经考字之作为多。古人以字为名，名家综合名实，必以正名析词为首，故考据之文亦出名家。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魏禧昆绳王源</a>，洞明兵法，推论古今之成败，叠陈九土之险夷，落笔千言，纵横奔肆，与老苏同</a>。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恽敬之文，奇峭崚悍，取法半山，亦喜论法制。安吴包世臣</a>之文，洞陈时弊，兵农刑政，酌古准今，不讳功利之谈，爰立后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侯方域</a>之文，词源</a>横溢。明末陈卧子等之文皆然。简斋袁枚</a>之作，逞博矜奇，若决江河，一泻千里。俞长城诸家之文亦然。此纵横家之支派也。若夫词章之家，亦侈陈事物[59]，娴于文词，亦当溯源于纵横家，所以仲瞿王昙稚威胡天游</a>，虽多偶文，亦属纵横家也。雍斋沈涛</a>于庭宋翔凤</a>之文，杂糅谶纬，靡丽瑰奇。凡治常州学派者，其文必杂以谶纬之词，故工于骈文，且以声色相矜。此阴阳家之支派也。若夫王锡阐</a>、梅文鼎</a>之集，亦多论天文历谱之文，然皆实用之学，与阴阳家不同。古人治历，所以授时也。王、梅之文，殆亦农家之支派欤？大绅汪缙台山罗有高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彭尺木绍升亦然。凡治佛学者，皆能发挥名理，而言语妙天下。此道家之支派也。维崧陈维崧</a>瓯北赵翼</a>之文，体杂俳优，涉笔成趣，凡文人之有小慧者类然。此小说家之支派也。旨归既别，夫岂强同，即古[60]人所谓文章流别也。惟诗亦然。子建曹植</a>之诗，温柔敦厚，近于儒家。渊明陶潜</a>之诗，澹雅冲泊，近于道家。陶潜虽喜老庄，然其诗则多出于《楚辞》。若嵇康</a>之诗，颇得道家之意。郭璞</a>之诗，亦有道家之意。太冲左思</a>之诗，雄健英奇，近于纵横家。鲍明远鲍照</a>之诗亦然。若杨素之诗，则近于法家。盖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讽咏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诗家专集，浩如渊海，然诗格既判，诗心亦殊。少陵杜甫</a>之诗，惓怀君父，许身稷、契。杜句云：“许身一[61]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为儒家之诗。杜句云：“法自儒家有。”此少陵诗文出于儒家之证。若夫朱紫阳之诗，亦儒家之诗也。太白李白</a>之诗，超然飞腾，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后世惟辛弃疾</a>、陈亮</a>之词慷慨激昂，近于纵横。襄阳孟浩然</a>之诗，逸韵大成。出于陶渊明</a>。子瞻之诗，清言霏屑。苏诗妙善玄言，得之老佛。是为道家之诗。储光羲</a>王维</a>之诗，备陈穑事，寄怀旷佚，是为农家之诗。山谷黄庭坚</a>之诗，出语深峻，开派西江。是为法家之诗。由是言之，辨章学术，诗与文同</a>矣。要而论之，西汉之时，治学之士，侈言灾异五行，故西汉之文，多阴阳家言。东汉之末，法学盛昌，故汉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汉之文无一不言及天象者，三国之文若钟繇</a>、陈群、诸葛亮</a>之作，咸多审正名法之言，与西汉殊。六朝之士，崇尚老庄，任性自然，其文多道家言。隋唐以来，诗赋取士，托物取譬，其文多小说家言。宋代之儒，正己正物，讲学相矜，其文多儒家言。明之亡也，士大夫感慨国变，多言经世，抵掌而谈，其文多纵横家言。及于近代，溺于笺注训诂，正名辨物，其文多名家言。虽集部之书，不克与诸子并列，然因集部之目录以推论其派别源流，知集部出于子部，则后儒有作，必有反集为子者。”发凡起例，推勘尽致，可谓章学诚之忠臣，斯文之钤辖。惟自我论之，诚窃以为章氏、刘氏之明文章流别，有不同于《汉志》刘《略》之《诗赋略》者。夫《汉志》刘《略》著录诗赋之明流别，固已，而明诗文流别之必以诸子为例，此则章氏之义，而非《汉志》刘《略》之例本尔。大抵《汉志》刘《略》辨章群言，不名一途。诸子九流，以宗旨分。诗赋三家，以体气分。其著录宋玉、贾谊</a>、司马相如</a>之隶屈原，朱建、严助、朱买臣、司马迁</a>、扬雄</a>之隶陆贾，广川惠王越赋以下二十二家之隶孙卿，不过如钟嵘</a>《诗品</a>》之品裁诗人，著其源出于某人，以为体气文格之近似，而非如诸子九流之论宗旨也。试以唐宋人集为例，设文以韩愈为一家，李翱、皇甫湜</a>、张籍</a>（唐）、欧阳修、苏洵、轼、辙、曾巩、王安石（宋）、元好问</a>（金）、姚燧</a>（元），文之出韩愈者附焉。以张说</a>为一家，萧颖士</a>、李华</a>、裴度、殷文昌、权德舆</a>、元稹</a>[62]、刘禹锡</a>（唐）、宋庠</a>、祁、胡宿</a>、苏颂</a>（宋）、张溥</a>（明）、吴伟业</a>、王士祯</a>（清），文之似张说者附焉。以欧阳修为一家，虞集</a>、柳贯</a>（元）、宋濂</a>、杨士奇</a>、归有光</a>（明）、汪琬</a>、方苞、姚鼐（清），文之出欧阳者隶焉。以李梦阳</a>为一家，何景明</a>、王世贞</a>、李攀龙</a>、陈子龙</a>（明）、胡天游（清），文之似何、李者附焉。以杜甫为一家，韩愈、孟郊</a>（唐）、黄庭坚、陈师道</a>（宋）、元好问（金），诗之出杜甫者隶焉。以白居易</a>为一家，温庭筠</a>、李商隐</a>（唐）、杨億、刘筠（宋）、杨维桢</a>（元），诗之宗香山者隶焉。其他词曲，胥本《汉志》刘《略》诗赋分家为例，不必如章氏之以子治集，刘氏之反集为子，而于声色格律之中，自得文章流别之意，使读之者举纲张目，穷原竟委，而得以疏通伦类，考镜家数，并知文章流别之不同于诸子流别。硁硁之愚，所为与章、刘有间者也。遂以附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