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热内编年小传

    1910～1915


    让·热内（Jean G）生于1910年12月19日，巴黎阿萨斯街89号公共救济院塔尔尼埃医院。母亲卡米耶·加布里埃尔·热内，时年22岁，单身，自称是“女管家”。当时父亲健在，但“不留姓名”。


    7个月后，即1911年7月18日，母亲将孩子抛弃在育婴堂，从此一去无消息，不曾回头看望亲生儿子。


    同年7月30日，让·热内被一家姓雷尼埃的乡村小工匠收养，家住莫尔旺山区的阿里尼村（Alligny-en-Morvan），后来，作家在小说《鲜花圣母》中提到这里。养父母承诺将他养到13岁。他有幸得到一位奶妈的看护，奶妈使他从小受到基督教的教育，并加入了阿里尼教堂的唱诗班。


    1916～1923


    1916年9月，让·热内进入地区学校读书，品学兼优，名列前茅。但有一次教学活动对他幼小的心灵打击很大。60年后，作家在一次会见中谈及此事。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是法国人，就不是村里人。我知道这事的方式简直幼稚之极，愚蠢之极。事情是这样的：老师要求写一篇小作文，每个同学都要描写他自己的住屋……根据老师的评价，我的描写最精彩。他大声向全班朗读了我的文章，但所有的同学都耻笑我，说：‘可这不是他的屋子，他是一个捡来的弃儿。’我顿时感到心被挖空了，蒙受了奇耻大辱……哦！话虽不太厉害，但我恨法国。岂是一个‘恨’字了得，应该比恨还要深，说法国令我作呕也不过分。”（见《公开宣布的敌人》）。


    从此，他就开始小偷小摸，他偷学校的尺子、铅笔，从养父母那里偷几个小钱买糖果点心让同学们分享。他在没有发表的一则“小偷日记”中写道：“10岁时，我就偷我所爱的人，我也知道他们都很穷。人家发现了，都管我叫小偷。我想，小偷这个字眼对我伤害很深。”


    1922年4月养母欧仁·雷尼埃去世，让·热内改由其女儿贝尔特抚养。1923年7月小学毕业，成绩全区第一。这是他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领到文凭，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学校教育。


    1924～1929


    1924年10月，他被送到巴黎地区一家学徒培训中心学印刷。但才过半个月，他就从中心逃跑，并给小伙伴留下话说，他要去埃及或美洲。中心主任在报告中已经注意到他像女孩子一般“娇柔”，“冒险小说读得太多，精神状态可疑”。


    不久有人在尼斯发现了他，他被重新送回公共救济院收容。此后两年，他像商品一样被频繁转手，在好几个作坊、农场干过活，受到非人的待遇，实在难以忍受，他一逃再进。他做梦都想逃离法国，警察不时在车站、列车、港口城市抓到他。他很快被遣送回巴黎。


    1925年4月，他被安排到盲人作曲家热内·德比克塞依家里学习诗歌艺术，但到了10月就被开除了，原因是他在一次集市上“挪用”并“挥霍”了一笔钱。


    16岁那年，即1926年3月，他第一次尝到被监禁的滋味，在小罗盖特监狱蹲了3个月的班房。6月被释放，7月又因无票乘车被拘留，送到莫城关押了45天。


    9月2日，法院委托都兰的梅特勒农村儿童教养所对他监督劳改，直到他成年。他在里面待了两年半。在他看来，这是一座“儿童苦役犯监狱”，他在里面染上了同性恋怪癖。在这间儿童地狱里，他感到“反常的幸福”，长篇小说《玫瑰的奇迹》对儿童教养所的生活有大量描写。


    1929～1935


    年满18岁后，让·热内应征入伍。他志愿到法国东方部队服役，1930年1月28日到达贝鲁特，加入驻守在大马士革的布雷连，在那里当了一年兵。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和阿拉伯世界接触，为他晚年的阿拉伯情节埋下了伏笔。


    1931年7月，他被调到法国另一支殖民军——摩洛哥土著兵团——服役，在摩洛哥驻守19个月。


    1933年6月复员后，曾在巴黎拜访了大作家纪德，尔后即决定进行一次长途跋涉，声称要去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坦。他从巴黎出发，徒步南下，来到西班牙，但不久就走不动了。他写信给纪德说，他“一路流浪，从一个村镇走向另外一个村镇”。从后来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可以看出，他靠乞讨和卖淫为生。


    1934年4月，他重返军队，签署了第三次服役合同，在图尔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兵团当兵。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名着，特别对俄国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感兴趣。1935年10月，他继续签约服役，被调到驻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摩洛哥殖民步兵团当兵。


    1936～1937


    1936年6月18日，让·热内因不堪忍受长期待命而开小差逃离部队。为了躲避追捕，他不得不四处漂泊，穿越欧洲一路流浪，历时一年，行程855公里。《小偷日记》就是这段生活的回忆和写照。


    热内揣着假证件，从尼斯出发，化名热杰蒂进入意大利边境，来到布林迪西，然后乘船准备去阿尔巴尼亚，但很快被驱逐出境。他又企图在希腊的科孚上岸，没有成功。于是他偷渡到南斯拉夫，但一到贝尔格莱德即被捕，监禁一个月，然后被押送到一个边境村庄，但后来警察又在意大利的巴勒莫发现了他，他正准备偷渡到非洲。他又蹲了一阵子班房，然后被推向奥地利。但刚落脚维也纳就被捕，于是又蹲监狱，被驱逐，1936年年底流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在那里不久又被捕，于是他请求政治避难。在人权协会的保护下，他在当地住了近半年，给一个德国籍犹太医生的女儿上法语课，女学生叫安娜·布洛克，当时34岁，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异性恋，但他声称是一次未发生性关系的“白恋”。


    1937年5月，他重新开始流浪，徒步翻越波兰边界。在波兰的卡托维兹被捕，监禁14天。尔后，他穿过希特勒德国，他很惊讶，德国“既是警察国家，又是犯罪国家”，在人人皆偷的国度里，他进行偷盗心安理得，有得心应手之感，《小偷日记》对此有独特议论。


    接着，他在比利时短暂逗留后，重新回到巴黎，但不久又打算浪迹天涯。7月28日，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我只好南下，朝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刚果挺进，然后去美洲……”


    1937～1941


    1937年9月16日，他因在萨马里丹几家商店偷了12条手绢的现行罪被捕，被判处一个月监禁，缓期执行。3天后，警察发现他携带手枪和偷盗来的身份证，他又一次在巴黎被捕，判刑5个月。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说：“您不要来看我在牢房深处的惨相。这种苦修的状态当然是孤独的。基督教诸位大圣徒们难道不正是追求这样的境界吗？”


    经调查证实他是逃兵后，他可能被判重刑，但精神病检查结论对他有利（精神失常，反复无常，无道德观念）。当局允其提前退伍，仅判处他2个月监禁。但此后接连出事。1938年5月释放后，10月又因偷4瓶开胃饮料被捕监禁2个月。1939年1月释放，5月因使用假车票在火车上被捕，坐牢35天。释放仅3天，又因流浪罪被捕监禁15天。回巴黎后，10月在卢浮宫商店偷一件衬衫和一块零头绸布被捕，2个月监禁。12月17日释放，2个星期后在市政厅集市上偷一块边角毛料，10个月监禁。


    1940年12月，他在圣米歇尔大街吉贝尔书店偷书（历史和哲学图书）被当场抓获，4个月监禁。


    1941年12月，他因偷一块布料被一位裁缝追逐，却撞在一位书店老板手里，几天前他偷了书店新出版的几部普鲁斯特著作，两案并发，判处3个月零1天监禁。


    1942


    这一年，让·热内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坐了9个月牢房），但对他的一生来说则是重要的“魔术般”的年头，是他从小罪犯到大作家大转折的关键一年。


    这年年初，他在桑特监狱开始创作《鲜花圣母》。


    3月被释放后，他在巴黎塞纳河岸边摆旧书摊，出卖他偷来的书。4月，他因偷书被捕被判处8个月徒刑，被关进弗雷纳监狱。他在里面创作了长诗《死刑犯》，然后自费印刷。10月出狱后，他设法将自己的诗歌小册子流传开去。他同一位叫弗朗索瓦·桑丹的小知识分子有联系。一天，桑丹来到热内的房间，发现了热内创作的一大堆手稿，有小说、剧本和电影脚本。年底，长篇小说《鲜花圣母》已经脱稿。


    1943～1944


    1943年2月，让·热内时来运转，通过书摊两名热心顾客的介绍，他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让·科克托。大作家看了《鲜花圣母》，起初对小说的粗俗内容很反感，但马上就发现小说的重要文学价值，即设法将书出版。3月1日，热内同科克托的秘书保罗·莫里安签署了他的第一个出书合同，此时，他正创作第二部小说《玫瑰的奇迹》。


    5月，他因偷一部绝版书再次被捕。作为惯犯，他很可能被判处终身流放。科克托请了一位大律师为其辩护，审判那天，由于有“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出庭助威，热内只被判了3个月的监禁。


    9月24日，热内释放后不到3星期，又偷书当场被抓获，蹲了4个月的牢房，此时，《鲜花圣母》秘密出版，正在装订之中。12月，他在桑特监狱接待一位名叫马克·巴尔贝扎的年轻出版商的探狱，不久，巴尔贝扎成了热内著作的主要出版商。1944年1月，形势急转直下，他不但没有被释放，反而被当作流浪汉转押到图雷尔劳改营，准备送往当时法奸保安队控制的集中营。就在这危急关头，科克托再次动用他的各种关系将热内保释。但终身流放的判决并没有被解除。


    1944～1948


    1944年4月，在马克·巴尔贝扎主办的杂志《孥》上发表了《鲜花圣母》的片段，这是热内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5月，在弗洛尔咖啡厅，让·热内认识了大作家萨特。


    8月19日，他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年轻的法共抵抗战士让·德卡宁在解放巴黎战役中牺牲，他开始写长篇小说《盛大的葬礼》献给烈士。


    1945年3月《盛大的葬礼》脱稿，即投入《布雷斯特之争》。诗集《秘密的歌》在《孥》上发表，第二年，《玫瑰的奇迹》也在该社出版。


    1946年，热内开始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和诗歌《絮盖渔夫》的创作，改写了他的旧剧作《严加监视》，并投入剧本《女仆》的写作。1947年4月19日，《女仆》在阿特涅剧院上演。7月，两个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获七星诗社奖。诗集《苦役》发表。11月《盛大的葬礼》在伽利马出版社不署名出版。12月，《布雷斯特之争》（科克托插图）在保罗·莫里安处秘密出版。


    1948年5月31日，芭蕾舞剧《阿达姆之镜》上演。《弩》杂志社出版了让·热内的《诗集》。他还开始写剧本《辉煌》，但生前不让搬上舞台。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罪童》，但受到禁止。


    1948年秋，瑞士出版商阿贝尔·斯基拉秘密出版了小说《小偷日记》，伽利马出版社不甘示弱，几个月后也连忙出版。


    根据刑法规定，让·热内必须继续服刑。以萨特和科克托为首的“全巴黎文学界”呼吁总统赦免对热内的刑罚，让·热内名声鹊起。


    1949～1954


    让·热内的文学成就开始得到文学评论的重视和承认。1949年2月，剧本《严加监视》在马蒂兰剧院上演，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开始关注“让·热内现象”。伽利马出版社则加紧出版《让·热内全集》。


    1949年8月12日，法国总统发布特赦令，免除了对让·热内终身流放的刑罚。但作家却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精神危机，沉闷不语，几乎搁笔了五六年。他的创作源泉来自暗无天日的牢笼，一旦脱离了牢笼，竟然有茫然若失的感觉。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说：“自由了，我却迷路了。”


    1949年，《小偷日记》由伽利马出版社正式出版。


    1952年，文学大师萨特为热内全集的出版鸣锣开道，写了《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一卷长篇序言，顿时使让·热内闻名全世界。热内心理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压力。他对科克托说：“你和萨特给我塑了像，其实我是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人有话要说。”


    这时期，热内在其好友扎瓦的陪同下到处旅行，去了意大利、德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此时，他对电影情有独钟。1950年他编导了短片《爱情之歌》。他还写了两部电影剧本：《禁止的梦》和《苦役犯监狱》。


    1955～1961


    从1955年开始，作家恢复了创作活力。他从戏剧创作中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3部剧本先后推出，使他在现代派剧作家中名列前茅。


    1955年春，他已经完成了《阳台》剧本的部分手稿，并开始创作剧本《黑奴》。12月，他又编了一出短剧《她》，但“忘”在出版商的抽屉里了，并开始《屏风》的写作。如果说热内这三部剧本的构思灵感来得很快，修改却异常艰难。《阳台》和《屏风》四易其稿，《黑奴》重写三次，而且每次再版都要根据演出效果和各方评论进行修改，艺术上精益求精。


    1957年《阳台》在伦敦上演。


    从1957年年底起，热内不再常住巴黎，又开始四出旅行，荷兰、瑞典、科西嘉、土耳其、希腊都留下他的足迹。


    1958年，《黑奴》问世。在阿姆斯特丹，他在认真修改《屏风》的同时，酝酿一部7本系列剧《死亡》。10月，《黑奴》在吕代斯剧院成功上演。


    1960年，《阳台》最终搬上了法国舞台。


    1961～1967


    1961年2月，《屏风》在《弩》上发表。此时他已50岁，正处于荣誉的顶峰。他的书被译介到全世界，他的剧本到处上演，风靡一时。他对旧作《苦役犯监狱》进行修改。


    1966年4月16日，《屏风》在巴黎著名的奥德翁剧院上演，引起轰动和风波。


    1967～1972


    1967年12月22日，他开始一次远东的“再生”旅行，小住日本，途径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


    1968年5月，巴黎发生学生造反运动，他立刻从摩洛哥赶回法国，支持学生游行，但拒绝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同年8月，他应美国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到美国参加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


    1969年11月，他再次到日本，参加日本铁路员工的游行活动。


    他对法国外国移民的生活条件深表关切，与萨特、杜拉斯等作家站在一边，参加外国移民的游行活动。


    1970年3月1日至5月2日，他在美国声援“黑豹运动”，在各大学做报告，向新闻媒体发表文章和声明，呼吁释放美国黑人运动领袖。


    1970年10月20日，根据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建议，让·热内访问了设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原定逗留一星期，结果在那里住了半年。12月初，他秘密会见阿拉法特，获得通行证并允诺为巴勒斯坦人民作证。


    1971年经过巴黎时，他联合一批作家写一本关于黑人斗士乔治·杰克逊的书，然后再写关于巴勒斯坦的书。


    随后的两年内，他三次来到约旦。但1972年12月，他被当作“煽动者”驱逐出约旦。


    1973～1981


    由于美国拒绝给让·热内办理入境签证，约旦又禁止他入境，他只好留在法国编撰关于巴勒斯坦和美国黑人的著作，但进展很缓慢，10年后才成书。


    1974年，雅克·德里达出版了一部题为《丧钟》的书，系统地评论了让·热内著作，此书得到被批评者的认可。这一年，热内在《人道报》等报刊上发表同情和支持外国移民斗争的文章，再次到摩洛哥、土耳其和希腊等国旅行。


    1976～1978年，他又在电影创作上费了不少精力，但半途而废。


    1977年，他为德国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旅”成员写的书作序，并在《世界报》头版发表，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后来他不得不沉默了两年。


    1979年他患喉癌住院治疗，身体明显开始虚弱。


    1982


    从1982年3月起，热内移居摩洛哥。


    同年9月，他陪同一位巴勒斯坦女青年重返中东，来到贝鲁特的第二天，正好遇到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首都，他们目睹了以军血洗巴勒斯坦营地的暴行。19日，让·热内是进入尸横遍地的夏蒂拉巴勒斯坦营地的第一位欧洲见证人。他感到大为震惊，立刻赶回巴黎，发表了重要的政治性文章：《在夏蒂拉的四小时》。


    1983～1986


    1983年7月，热内根据他多年写的手记和草稿，不分日夜撰写他的最后一部书《一个恋爱中的俘虏》，因为他知道病情开始恶化。


    1983年12月，让·热内荣获法国文学大奖。


    1984年7月他再次重返约旦，去看望他熟悉的人和地方。


    1985年8月，他对最早的剧本《严加监视》进行修改。


    1985年12月，《一个恋爱中的俘虏》脱稿。


    1986年4月14日午夜，让·热内逝世，享年76岁，安葬在摩洛哥北部沿海西班牙城市拉腊歇的旧墓地上。


    1986年5月，《一个恋爱中的俘虏》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人们从书中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的看得见的一生只是精心伪装的一个个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