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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吧老板走到我们这边来。“那个胖的可真了不起，”他一脸正经地告诉我们，“是个法国人。懂得所有的窍门。我对她评价很高。我们的娘们儿有一股子热情，可是她们太急促了。”他咂了下嘴唇。“我现在要走了。若想把血液弄弄干净，没有比一个法国姑娘更好的了。她们懂得人生。对她们啊，你们用不着像对我们的娘们儿那样要说假话。我希望你们顺顺当当地带回家去，先生们。可别带洛莉塔或是胡安娜。她们一个都不好，如果你们不把眼睛睁大些，胡安娜还会偷东西呐。”


    他离开我们走了。他开门的时候，清晨带着它的声和光冲了进来。“我们还是一起走吧。”我说。


    “我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施瓦茨说，“而且我们还剩了点酒。”他又为那三个姑娘叫了酒和咖啡，让她们不要来纠缠我们。


    “那天夜里我们没有谈多少话，”他继续讲下去，“我把我的短外套铺在地上，后来天气更凉了，我们又把海伦的裙子和短外套，还有我的毛线衫都盖在我们身上。海伦睡着了，又醒过来。有一回，我只睡着一半的时候，似乎听到她在哭泣。一会儿之后，她又显示出狂热的柔情。在她抚爱我的方式里，有着一种新鲜的、不熟悉的东西。我没有问她一句话，也没有讲起我在拘留营里听到的事。我十二分爱她，可是总觉得跟她有一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疏远。我的温柔跟一种悲痛糅合在一起，这样就只能使它变得更强烈了。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的边缘相互依恋着。既没有退路，也没有前程，只是在一块儿飞啊飞，还有就是绝望——一种沉默的、并非尘世的绝望，它喝干了我们幸福的眼泪，喝干了我们在知道只有消逝、没有回头或者到达任何目的地时的那种没有流出来的隐蔽的眼泪。


    “‘难道咱们就不能逃跑吗？’海伦还没穿过有刺铁丝网回去的时候，我又问了一遍。


    “她溜到那边去之后，才回答我的话。‘我不能，’她悄悄地说，‘我不能。别人会受到处罚的。再来吧。明天夜里再来吧。你明天夜里能来吗？’


    “‘如果在那以前我没有被捕的话。’


    “她瞪着我看。‘我们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啦？’她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弄得我们的生活变成这种样子了？’


    “我把她的短外套和裙子递给她。‘这些都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我问。


    “她点了点头。


    “‘谢谢你穿上了这些，’我说。‘明天夜里，我会赶到这里来。这我有把握。我会躲在树林里的。’


    “‘你总得吃点儿东西。你有东西吃吗？’


    “‘有的，当然有。说不定我在树林里可以找到一些浆果。或者菌类，或者坚果。’


    “‘你能不能熬到明天夜里？到那时，我会带给你一点吃的东西。’


    “‘当然能。现在已经差不多是早晨了。’


    “‘任什么菌类你都不要吃。你不了解那些东西。我会带给你很多吃的东西。’


    “她穿上了裙子。那裙子很宽大，浅蓝色的，上面有白花。她把它往身上一围，扣上扣子，仿佛准备出征似的。‘我爱你，’她绝望地说，‘我爱你的程度，远远比你能够理解的要热烈得多。这一点你可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她离开我的时候，几乎每次都要说这样的话。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人人都可以狩猎的对象。法国宪兵由于错误地热衷于维护法律和秩序而追捕我们。盖世太保企图插手拘留营，虽然也有传说他们已经跟贝当政府[58]订立了一项内容相反的协定。你不可能知道谁会把你抓起来，所以每天早晨我们总要说声再会，仿佛每次都是诀别似的。


    “海伦给我带来了面包和水果，偶尔还有一点红肠或乳酪。我不敢待在村子里。离拘留营不远，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老修道院的废墟，我把那里当作了家。白天，我睡觉或是阅读海伦给我带来的书报，或是从一个别人看不见我的灌木丛里注意观察着道路。海伦还带给我消息和谣传：德国人正在稳步前进，越逼越近了，而且还不让任何协定去妨碍他们的行动。


    “尽管如此，我们的生活几乎还是田园牧歌式的。恐惧不时地控制着我，但是过一小时算一小时的生活习惯，使我渡过了这个难关。天气很好，一到夜里，天空中便布满了星星。海伦带来了一块搭帐篷的布。我们便把它在修道院的废墟中架设起来，中间铺上干枯的树叶。‘怎么准许你出来的？’有一次我问她。‘而且还那么经常？’


    “‘我有一个特殊的职务，’停了一会儿她说，‘而且还有很多门路。他们甚至还让我到村子里去。那天你看见我的时候，我正从村子里回来。’


    “‘吃的东西，你就是从那边弄来的吗？’


    “‘不。是从拘留营的商店里弄来的。只要我们身边有钱，店里有东西卖，我们就可以把东西买来。’


    “‘你不怕人家看见你在这里就去告发吗？’


    “她微微一笑。‘仅仅是为你担心。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能发生什么事呢？我已经是一个犯人了。’


    “第二天夜里，她没有出现。那道‘哭墙’崩解了，我爬到铁丝网跟前，营房黑魆魆地横在惨淡的灯光里。我等着，可是她没有来。整整一夜，我听到女人们走去上厕所，我听到她们悲叹着，呜咽着，继而蓦然地，我看见路上那些汽车遮暗了的灯光。我在树林里待了一天。我很担忧，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霎时，我想起自己在营里听到的话，可是说也奇怪，它竟然给了我安慰。任何事都比海伦害病、被船运走或者死去来得好——这三种可能性原来在我心中混杂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是那么毫无希望，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待在一起，时机到来的时候试着逃到一个安静的港口去。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一切都给忘掉。


    “可是，那是办不到的，”施瓦茨说，“尽管世界上有这些个爱情啊，怜悯啊，仁慈啊，温柔啊，也是不行的。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我不在乎。我躺在树林里，瞪着看那些落叶，红的，黄的，褐的，从树枝上掉下来，我心里唯一的念头是：让她活着！让她活着，老天哪，我什么都不会要求她。一个人的生活，远远不止那与之发生牵连瓜葛的各种环境。让她活着，只要让她活着，如果必要，没有我也行，但是必须让她活着。


    “第二天夜里，海伦仍然没有来。可是我看到路上有两辆汽车在开往拘留营。我绕了很大一个弯爬过去，观察路上的动静。我辨认出都是些穿制服的人。是党卫队还是普通军队，我看不清楚，不过他们肯定都是德国人。这是使人极度痛苦的一夜。那些汽车在九点左右开到，一直到一点过后才离开。那一定是盖世太保，我想，要不他们不会在半夜里来。他们离开的时候，我看不仔细拘留营里的人有没有哪个被带走。我徘徊了整整一夜，沿着铁丝网，在马路上。到了早晨，我想起自己又该装成一个电工的样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看见那边的警卫已经换成双人岗，大门口还坐着一个文职人员，手里拿着张清单。


    “白天好像没个尽头似的。当我第一百次走过那有刺的铁丝网的时候，我忽然瞥见一个用报纸包起来的包裹，放在靠我这一边，离铁丝网没有几步路的地上。我把它捡了起来。那里面有一块面包，两个苹果，还有一张没有署名的纸条，上面写道：‘今夜。’海伦一定是在我两次来回之间抛出来的。我感觉到自己那么虚弱，只好跪在地上吃起面包。随后，我走到躲藏的地方，睡熟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同美酒。树叶的颜色越发深沉了。在那漏进我所在的空旷地来的下午的温暖阳光中，山毛榉和菩提树矗立在那儿，又是黄色的，又是褐色的，倒像有个看不见的画家，在我熟睡的时候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个火炬，在纹丝不动的阳光里纹丝不动地矗立着。没有一片树叶在飘拂。”


    施瓦茨停了一停。“如果我对自然景物给你进行了似乎是多余的描绘，那么请你不要厌烦。在那个时候，自然界对我们，好像对其他动物一样重要。自然界是从来不会不理我们的。它不向我们要求护照，也不向我们要求雅利安主义[59]的证书。自然界有所给予，也有所取，但是它却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那好像是一帖镇静剂。那天下午，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很久。我生怕自己会像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罐那样溢出来。随后，在万籁无声的岑寂之中，成百片树叶离开树枝，飘呀飘地往下掉，仿佛在执行一项神秘的命令。它们安详地滑过清澈的天空，有一些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自由，看到了死的无限慰藉。我没有下什么决心，可是我明白，万一海伦死了，我也有结束我生命的力量，免得我只能孤孤单单地留下来。我还明白，对于那些爱得太深而且他们的爱情又非人间所有的人们来说，这种力量乃是一种福分，一种补偿。这一切我都是不假思索地明白了的，一旦明白之后，我又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我来说，死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了。


    “海伦没有在‘哭墙’的行列中间。她在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出现。她穿着短裤和短外套。她从铁丝网眼里递给我一瓶酒和一个包。穿着这套不平常的服装，她显得非常年轻。


    “‘瓶塞已经撬开了，’她说，‘这儿，我还有一个酒杯。’


    “她从铁丝网眼里灵巧地钻了过来。‘你一定差不多快饿死了。我在商店里发现一件自从离开巴黎以来还没看见过的东西。’


    “‘科隆香水。’我说。她有这股香味儿，在清新的夜里一股清新的香味儿。


    “她摇了摇头。我看到她的头发已经剪过了，比以前短了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问道，突然暴怒起来。‘我原来以为他们已经把你带走，或者你快要死了，可你居然出来了，样子好像你才去过美容院似的。你是不是还修了下指甲啊？’


    “‘我是自己修的。’她伸出手来给我看，还嘻嘻地笑了。‘咱们喝酒吧。’


    “‘发生了什么事啦？那边来了盖世太保吗？’


    “‘不。是一个军事委员会。可是有两名盖世太保，跟他们一块儿来了。’


    “‘他们有没有带走什么人？’


    “‘没有，’她说，‘给我一点儿酒喝。’


    “我看到她非常心烦的样子。她双手灼热，皮肤那么干燥，我担心它快要干裂了。


    “‘他们来，’她说，‘把营里的纳粹党人编了一份清单。这些人都要被送回德国去。’


    “‘人数多不多？’


    “‘很多。我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有人可不承认。有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忽然她站出来，说她是一个党员，说她已经收集到重要的情报，说她要回到祖国去，说她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马上把她一起带走呢？我跟她很熟悉。太熟悉了。她知道……’


    “海伦很快就把酒喝干了，将酒杯递给我。‘她知道什么？’我问。


    “‘我记不真切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谈啊谈啊。她知道我是谁……’她扬起脑袋。‘我永远不想回去！永远！如果他们真要叫我回去，我就自杀。’


    “‘你不会自杀的，’我说，‘他们也不会带你回去的。天知道格奥尔格在哪里，他不是样样事情都知道的。再说，这个女人干吗要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呢？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处？’


    “‘你要保证，你不会让他们把我带回去。’


    “‘我保证。’我说。她激动得像发狂了似的，弄得我一点没有办法——我当然无能为力，但是我只好像全能的上帝一般讲话。


    “‘我爱你，’她说，嗓音又沙哑又颤抖，‘我爱你，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得相信我。’


    “‘我相信你。’我说，心里相信却又不相信。


    “她困顿不堪，往后面靠下去。‘我们非得离开这儿不可，’我说，‘就在今天夜里。’


    “‘往哪儿去呢？你有护照吗？’


    “‘有。有个在保管拘留人员证件的机关里工作的人，把护照还给我了。你的护照在哪一个的手里呢？’


    “她没有回答。她往空中凝视了一会儿。‘这儿有一家犹太人，’她随后说，‘丈夫、妻子和孩子。他们来到这里才只几天。那个孩子病了。他们也跟纳粹党人一起站了出来。他们要回到德国去。“你们是不是犹太人？”队长问他们。那个丈夫回说他们都是德国人，要回到家里去。队长还想讲几句别的话，可是几个盖世太保都在那儿。“你们当真要回去吗？”他又问了一遍。“把他们列到名单上去，队长，”有一个盖世太保笑着说道，“如果你们确实那样想念家乡，那我们可以帮你们个忙。”他们的名字给登录了下来。跟他们讲也没有用。他们说他们生活不下去，他们说孩子病得很厉害，又说所有在这儿的犹太人反正也会被抓起来，因此他们还不如现在就站出去。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落进了圈套，他们还不如索性自动走掉。他们的行动，活像聋了的骡子。你愿意跟他们谈谈吗？’


    “‘我？我能谈些什么啊？’


    “‘你在那儿待过。你在德国集中营里待过。你回去过。后来又逃出来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跟他们谈呢？’


    “‘就在这儿呗。我去找那个丈夫来。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把你的情况告诉过他。我们还能把他挽救出来。’


    “几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带着一个满面病容的人，这个人不肯从铁丝网眼里钻过来。他就在我对面，站在营房的一边，听着我说话。不一会儿工夫，他的妻子也出来了。她脸色十分苍白，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被捕，大约是在十天之前。他们本来关在两个拘留营里。他们逃跑了，随后奇迹般地又重逢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墙上，写在人行道上。”


    施瓦茨望着我。“你听到过‘苦路’[60]吗？”


    “谁没有听到过呢？它从比利时一直通到比利牛斯山。”


    苦路一直要追溯到战争爆发后的最初那几天。可是大规模的撤退，却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并突破马其诺防线以后开始的。最先是一辆辆汽车，高高地堆放着家具和被褥，后来是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运货马车，手推车，婴孩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是无穷无尽的步行的人流，在明媚的夏天向南涌去，一路还被俯冲轰炸机追逐着。流亡者掺进了这股撤退的洪流。失散了的家庭成员用煤块、粉笔、油漆或者其他任何可以使用的东西，把姓名和音信写在墙壁、房屋的正面和路牌上。这就成为一种近似路边公报之类的东西。此外，那些早已流亡了好几年、一直在躲避警察的流亡者，还发展了一种所谓的地下铁道，一种通信地址网，从尼斯直通到那不勒斯，从巴黎直通到苏黎世：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从他们那里能得到新闻、情报和忠告，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留你宿一两夜。多亏这种路边公报和秘密通信网，这个犹太人才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然的话，他们早已如同谚语中说的那样，针沉大海，消失不见了。


    “他们担心，”施瓦茨接着说道，“如果留在拘留营里，他们又会被分开。这里是个妇女拘留营。他们一起被抓了来，可是已经得到通知，那丈夫马上就要被移送到男子的拘留营去。‘那我们就受不了。’他说。他已经把整个事情考虑过一番，确实认为其他办法一点也没有。逃跑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试过，而且差一点就饿死。眼下，孩子病了，那母亲完全被搞得筋疲力尽——而他自己呢，力气也都已经用光了。‘你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他说，‘情况也不会比屠宰场圈栏里的牲畜更好。他们想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走来把你们抓走。为什么？’他最后问道。‘法国人没有趁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放我们走呢？’他是一个文弱的绅士，瘦瘦的脸上，蓄着一撇浅黑的小唇髭。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们不需要我们，但又不肯放我们走——可是当整个民族已经瓦解的时候，谁还能够为这样一件多少有点荒谬的事情操心呢？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这样的事本来可以做些什么的人，却就是不肯费一点精神去想一想。


    “第二天下午，有两辆运货汽车沿着大路开过来。就在这时，我看见有刺铁丝网活动起来了。十二个或者更多的女人相互支援，爬过铁丝网，奔进了树林。我仍然躲藏着，直到我看见了海伦。‘我们接到地方警署的警告，’她说，‘德国人已经来找那些愿意回去的人。法国当局不知道德国人还要干些什么，因此他们准许我们躲进树林，等德国人走了再说。’


    “除了那一回在路上的片刻工夫，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海伦，这还是第一次。她那双长长的腿，还有她的脸都给晒黑了，可是她显得精瘦精瘦的。一双眼睛太大了，而且太亮了，形容似乎很憔悴。‘你把吃的东西都给了我，可你自己却一直在挨饿。’我说。


    “‘我吃的东西才多呢，’她说，‘都考虑到的。这儿，’她把一只手伸进口袋，‘甚至还有一块巧克力呢。昨天，我们还可以买到鹅肝酱馅饼和沙丁鱼。可就是没有面包。’


    “‘我跟他说话的那个人也要走吗？’我问。


    “‘是——’


    “蓦然间，海伦的整个脸都在哆嗦。‘我怎样都不要回去，’她说，‘怎样都不！你答应过我。我不要他们来把我抓去！’


    “‘他们不会把你抓去的。’


    “一个小时之后，那两辆汽车又开走了。那些女人唱着歌，歌声被微风吹送到了我们耳朵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61]。


    “那天夜里，我把从韦内带来的毒药，分了一半给海伦。


    “第二天，她知道格奥尔格已经发现了她住的地方。


    “‘谁告诉你的？’我问。


    “‘知道这件事的人呗。’


    “‘是谁？’


    “‘营里的医生。’


    “‘他怎么知道的？


    “‘从拘留营的司令官那儿。有过调查的。’


    “‘医生告诉你该怎么办吗？’


    “‘他可以在拘留营医院里把我藏这么几天。时间可不能太久。’


    “‘那你非离开不可。警告那些处境危险的人躲到树林里去的那个人是谁？’


    “‘地方长官。’


    “‘那就好，’我说，‘把你的护照要回来，耍一个花招，把这里的释放证骗到手。说不定那位医生能够帮你的忙。如果不行，我们干脆就走。千万别泄漏一点风声。跟任何人都不能说。我试一试去找那个地方长官谈一谈。他似乎还有点人性。’


    “‘那使不得。千万要小心。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要小心啊。’


    “我尽可能把我的工装裤弄得干净些，到了早晨，我就从树林里走出来。我充分估计到会碰上德国巡逻队或是法国宪兵，但是从这时起，我能预料到的只剩这个了。


    “我总算来到了地方长官那儿。我冒充德国技术员，说是为了架设军用用途的电力线路需要了解一点情况，把一个宪兵和一个公务员哄骗了过去。我从经验中学到，索性大胆莽撞往往会产生效果。假如那个宪兵把我当作一个难民，那他当场就会将我逮捕。相反，我却向他大声吆喝。像他这一类的人，对吆喝反应最快。


    “等我走到地方长官那儿，我就把真情实况告诉了他。他凭冲动要做的第一件事原是想把我撵走。随后，我的厚颜冒失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递给我一支纸烟，叫我滚开，他说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过。十分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德国人大概有一份名单，万一少了什么人，是要叫他负责的。他不愿意在德国集中营里结束他的一生。


    “‘地方长官先生，’我说，‘我知道您曾经保护过俘虏。我也知道您必须服从命令。可是您和我又都知道，法国正处在混乱状态之中，今天的命令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耻辱，而且如果混乱蜕变为毫无意义的残暴，那么以后将难以找到辩解的借口。为什么您，违反您的意志，把一些无辜的人关在有刺铁丝网的囚笼里，把他们送到死刑毒气室和拷问营去呢？不难想象，当法国还在保卫自己的时候，把一些外国人关在拘留营里，不管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自己的敌人，多少还说得过去。可是现在，战事已经结束了。几天以前，那些胜利者已经把他们的人民带了回去，其余仍被你们留在营里的，全是一些受害者，他们在恐惧中生活，就怕被押回去送命。我应当请求您为他们所有的人说个情——但是我现在来只是为一个人请命。假如您害怕那份名单，那就不妨把我的妻子说成是逃跑——或者是死了，反正我都无所谓。如果您愿意，就说她是自杀的，这样您就一切责任都没有了！’


    “他瞅着我好长一会儿工夫。‘明天再来吧。’随后他说。


    “我一动也不动。‘明天，也许有人会把我逮捕起来，’我说，‘今天就把它解决了吧。’


    “‘过两小时再来。’


    “‘我就在您的门外等着，’我说，‘那是我能够想到的最最安全的地方。’


    “他忽然微笑起来。‘Quelle histoire d''amour！’[62]他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你却又非得过着仿佛没有结过婚似的生活。一般说来，情况往往是反过来的。’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一小时过后，他叫我进去。


    “‘我已经跟营司令官通过电话，’他说，‘一点不错，对你的妻子确实进行过调查。我们现在采纳你的建议，把她当作已经死了来处理。这样做，会使你安心，同时也使我们安心。’


    “我点点头。蓦然间，一种古怪阴冷的恐惧袭到我身上，一种迷信的残余。我正在蔑视命运。可是，我自己不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死去，现在不是在用一张死人的护照过活吗？


    “‘明天我们会把这件事情解决的。’地方长官说。


    “‘今天您就把它解决了吧，’我答道，‘我在集中营里给关了两年，就因为我迟了一天做出逃走的决定。’


    “我已经精疲力竭。他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脸色发灰，快要昏过去了。他叫人去拿干邑白兰地来。‘咖啡。’我说着，便往一张椅子里沉了下去。屋子在旋转，幻变成一个个灰蒙蒙、紫莹莹的阴影。我千万不能昏倒，我暗自思忖，这时候我耳朵里响起嗡嗡的声音。海伦释放了。我们必须离开这儿！


    “一张脸和一个嗓音，跟翩翩翻飞和嗡嗡作响混合在一起。那嗓音叫嚷着，起初很模糊，随后既响亮又清晰。我试着跟上那个嗓音和那张脸，随后我听到：‘你以为这对我来说是闹着玩儿的事情吗，merde alors [63]？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我不是什么监狱的看守，我是一个体面仁慈的人……叫他们统统滚开——让他们走，让他们所有的这批人走！’


    “后来我没法儿再追踪那个嗓音了，我不能肯定它当真是这样子大声叫嚷着呢，还是仅仅在我耳朵里回荡着这么大的声响。咖啡送来了，我一摇一晃地走了出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没多一会儿，有个公务员走出来，通知我再等几分钟——我本来就不打算离开。


    “随后那地方长官走出来，告诉我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似乎觉得，我那一阵昏晕比我所有的话都更见效。‘你感到好一些了吗？’他问道。‘你用不着怕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法国省级地方长官罢了。’


    “‘那倒比上帝更好呢，’我高高兴兴地说，‘上帝给我的，只是一张在地球上居住的普通许可，而且是完全无用的。我实际需要的是在这个地区的居留许可，而它却是除您之外谁也不能给我的，地方长官先生。’


    “他笑了起来。‘可是，假如他们在寻找你的话，这里将是最最危险的地方了。’


    “‘假如他们在寻找我的话，马赛比这里更糟。他们指望会找到我的地方，正是那里，不是这里。请你给我们一张一星期的许可。到那时，我们将会动身渡越红海了。’


    “‘红海？’


    “‘那是流亡者的用词[64]。我们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逃出埃及以后一路上过的日子一般。我们背后是德国军队和盖世太保，两边是法国和西班牙警察的海洋，我们前面是有着里斯本港口的葡萄牙天国，那是通往人们更加向往的美国天堂的大门。’


    “‘你们有没有弄到美国的签证？’


    “‘我们就会弄到的。’


    “‘你们似乎很相信奇迹。’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嘛。何况，今天不就出现了一次吗？’”


    施瓦茨向我微微笑着。“说起来也真叫人惊奇，你在绝望的时候，多么能深谋远虑。我心里完全清楚，为什么我最后说了那几句话，又为什么我恭维省长，把他比作上帝。我只能从他那里弄到一张短期的居留许可。当你完全依靠另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心理学家，即使你害怕得连喘气也不敢。也许正因为害怕才变成这样。害怕和谨慎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功能，彼此各不侵犯。你的害怕是真实的，你的苦难是真实的，因而你的深谋远虑也是真实的。所有这些都为着一个目的：得救。”


    一看就知道施瓦茨已经镇静了些。“我马上就要完结了，”他说，“我们确实弄到了两张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我就站在那个大门口等候海伦。那时候已近黄昏。天下着蒙蒙细雨。医生跟她在一起。在她看见我之前的一会儿工夫，我看见她在跟医生讲着话。她说话时很兴奋，脸上显得比平时更加激动。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忽视的过路人，从街上往一间屋子里张望着。随后，她看到我了。


    “‘你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对我说。


    “‘一点不错，’海伦笑着说道，‘我现在被释放出来，因此可以到医院里去死了。那是商定好了的嘛。’


    “‘我说的话很正经！’医生的口气里带着敌意。‘你妻子的确应当住院。’


    “‘为什么很久以前不就把她送进一家医院去呢？’我问。


    “‘这都是些什么话啊？’海伦说。‘我没有病，我也不想住到任何医院里去。’


    “‘你能把她送进一家让她安全住着的医院里去吗？’我问医生道。


    “‘不能。’停了一停，他回答。


    “海伦又笑了起来。‘当然不了。好一场荒谬的谈论！Adieu[65]，让。’


    “她抢在我前面，开始顺着马路走去。我想问一问医生，她害的到底是什么病，可是不成。他瞪着我看，随后急忙转过身，回到拘留营去了。我跟上了海伦。


    “‘你的护照拿到了没有？’我问。


    “她点点头。‘把你的手提皮包给我。’我说。


    “‘里边没有多少东西了。’


    “‘反正你给我就是。’


    “‘你在巴黎给我买的那套晚礼服，我还保留着。’


    “我们步履艰难地往前走着。‘你病了吗？’我问她。


    “‘要是我真的病了，我会躺倒下来，不是吗？我一定会发烧。我没有病。他在撒谎。他要我留在这里。你瞧我。我有病容吗？’她一动不动地站着。


    “‘是的。’我说。


    “‘不要悲伤。’她说。


    “‘我并不悲伤。’


    “现在我知道她是病了，而且我知道她对这一点是怎么也不会承认的。‘住进医院对你会有帮助吗？’我问。


    “‘不会，’她说，‘一丁点儿也不会。你一定得相信我。如果我病了，而医院对我有帮助，那我一定会试着住进医院的。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突然感到绝望得失去信心了。‘也许你应该留在拘留营里，’最后我说。


    “‘要是你不来，我会自杀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雨开始下大了。水沫在我们周围飘舞，如同一片灰茫茫的帷幕。‘咱们想办法到马赛去，’我说，‘随后再前往里斯本和美国。’


    “在美国，有好的医生，我想，还有医院，那里是谁也不会进去逮捕你的。而且，说不定他们还会让我工作。‘咱们把欧洲当作一场噩梦那样把它忘掉吧！’我说。海伦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