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别了，丑陋的老房子。”六点差一刻时，她身穿波点薄纱裙，手提着箱子，从前厅走过时这样说道。礼服放在手提箱里，到达冬山就可以拿出来换上。此时，万籁俱静，天空灰蒙蒙的，像镜子背面的镀银。昏暗的小镇显得有些不真实，倒像镜子里的影像，她向这虚幻不真的小镇也道了别。六点过十分，巴士离开了车站。她装出一副经常旅行的样子，傲慢地坐着，不跟父亲、约翰·亨利和贝蕾妮丝坐在一块儿。但不久之后，她突然觉得大惑不解，就连巴士司机的回答也无法令她心安。他们本应该往北走，但汽车似乎在往南去。天空像着了火，炎炎刺目。他们经过玉米地，那儿一丝风也没有，在烈日下泛着蓝光。一片片红色的棉花田和黑色的松树林尽收眼底，一派南方的乡野风光。汽车驶过一些小镇——新城、里维尔、奇霍，一个比一个小。到了九点，他们来到一个名叫“花枝”的丑到极点的地方，在那换乘车。虽然叫这个名字，但那里别提鲜花，连根树枝都没有，只有一家孤零零的乡间小店，墙板上还残留着褪了色的马戏团海报，一棵楝树底下停着一辆空货车，还有一头打着盹的骡子。他们要在这等去甜井的巴士。弗·贾思敏心里仍然充满了疑问，对午餐盒提不起半点兴趣，一开始那玩意让她觉得丢人，因为它让他们看起来像一群很少出远门的土包子。巴士十点开的车，十一点到达了甜井。接下来的那几个小时难以形容。整个婚礼像梦一场，一切都令她无能为力。她先是彬彬有礼地和大人们握手，最后，理想中的婚礼破灭，结束时她眼睁睁地看着汽车载着哥哥和新娘绝尘而去，她扑倒在滚烫的泥巴地里，最后一次哭喊着：“带上我！带上我！”——从开始到最后结束，整场婚礼就像一场噩梦</a>，完全失去了控制。中午过后一切就完事了，他们赶乘下午四点的巴士回去。


    “好戏散场，人走茶凉。”约翰·亨利挨着她父亲坐在倒数第二排，搬出谚语道，“现在回家上床睡觉。”


    弗朗西丝恨不得叫整个世界去死。她在最后一排挨着车窗坐下，贝蕾妮丝坐在她旁边。虽然不再啜泣，但她仍然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脸上汇出两道小溪。她耷拉着肩膀，压抑住膨胀的内心，身上的礼服也已经换掉。贝蕾妮丝在她一旁，身后还坐着一个黑人，想到这些，她心里冒出一个从来没用过的恶毒字眼：黑鬼。她现在对所有人都充满恨意，只想骂出来，羞辱他们。对约翰·亨利·韦斯特来说，这场婚礼只是一出好戏，看到婚礼结束时她的落魄模样，他特别幸灾乐祸，就跟吃天使蛋糕一样开心。她恨透了他，那小子居然穿上最像样的白西装，现在上面沾上了草莓冰激凌。贝蕾妮丝她也讨厌，因为冬山之旅对她来说不过是一次观光旅行。至于父亲，她简直想杀了他，因为他放出话说回家要好好修理她。她恨所有人，就连挤在车里的陌生人她也恨，虽然泪眼迷蒙，看不清他们。她巴不得车掉进河里，或者撞上火车。她最恨的还是自己，想叫整个世界去死。


    “高兴点，”贝蕾妮丝道，“把脸和鼻子擦干净，事情会越来越好的。”


    贝蕾妮丝有条蓝色的宴会手帕，配她那件最漂亮的蓝裙子和蓝皮鞋。她把它递给弗朗西丝，尽管手帕是精致的乔其纱面料，用来擦鼻子显然不合适。她才没注意到这些。她们之间的空处放着三条父亲的手帕，湿答答的，贝蕾妮丝拿出一条帮她擦眼泪，她一动不动，也不闪躲。


    “婚礼上他们把老弗兰基晾在一边儿啦。”约翰·亨利的大脑袋瓜从椅子背冒出来，露着参差不齐的牙齿笑嘻嘻地说。她父亲清清嗓子道：“行啦，约翰·亨利，别去惹弗兰基。”贝蕾妮丝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坐好，老实点。”


    汽车开了很长时间，现在往哪个方向都一样，她无所谓。从一开始婚礼就不对头。这种感觉就像在六月里，头一个星期他们三个在厨房玩扑克，玩了很多天桥牌，都没抓到过好牌，个个手气都很烂，叫的点数也低得很。直到有一天，贝蕾妮丝起了疑心，说：“来来来，咱们数数这些旧扑克牌。”于是说干就干，结果发现J和Q不见了。约翰·亨利最后坦白说，他先把J上的人像给剪下来，后又剪了Q给J做伴。他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塞进炉子里，悄悄地把人像带回家。桥牌的把戏被这样发现，但婚礼的问题又怎么去解释呢？


    婚礼完全不对劲，虽然她也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对。那是一幢整洁的砖瓦房，位于阳光暴晒的小镇边缘。她刚进屋时，眼睛跳了一下；房间里摆着粉色的玫瑰，空气中飘着地板蜡的气味，银托盘里盛着薄荷糖和坚果仁，给人一种混杂的印象。每个人都亲切地对待她。威廉姆斯太太身穿花边连衣裙，两次问她上几年级，还问她婚礼前想不想出去玩荡秋千，用那种大人对孩子讲话的口吻。威廉姆斯先生也对她不错。他面色蜡黄，满脸皱纹，眼袋的纹理和颜色像放了很久的苹果核。威廉姆斯先生也问她在学校上几年级。事实上，婚礼中人们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她想跟哥哥和新娘说话，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三个人单独待一块儿。然而，一直没有这种机会。贾维斯在外头检查从别人那借来度蜜月的车，贾妮思则待在前边的卧室梳妆打扮，周围簇拥着一群花枝招展的大女孩。她在两人之间徘徊来徘徊去，却一直开不了口。有一次贾妮思用胳膊揽着她，说很高兴多了个小妹妹。贾妮思吻她时，她觉得嗓子眼里一阵发疼，说不出话来。她在院子里找到贾维斯时，他一把将她举起来，嬉闹着说：弗兰基，一身皮，阿拉加芳基；踢着腿，拖着腿，弯弯腿的弗兰基。然后，他给了她一块钱。


    她站在新娘的房间角落，想对他们说：我特别爱你们俩，你们是我的我们，请从婚礼上把我一块带走，因为我们就应该在一起。她只用说：请问能否移步隔壁房间？我有话要对你和贾维斯说。然后三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她就有机会向他们解释。要是她提前把想说的话打印下来该有多好，这样就能拿给他们，让他们看到！但她没想到这一点，现在她感到舌头发沉，想说却说不出来，只能微微颤抖地问——面纱在哪里？


    “我觉得暴风雨正在酝酿，”贝蕾妮丝说，“我两根坏掉的指关节总能预先感觉到。”


    婚礼上没见到面纱，只有婚礼帽上垂下的一小块纱巾，没有人盛装打扮。新娘身上穿着日装。唯一令人宽慰的是，她开始本打算直接穿着晚礼服上车，后来及时发现问题就改变了主意。她站在新娘房间的角落里，直到婚礼进行曲在钢琴上奏响。在冬山，人们对她很亲切，管她叫弗兰基，都把她当小孩子。这和预想的不太一样，就像六月里的桥牌游戏，从头到尾总觉得什么地方很不对劲。


    “打起精神来，”贝蕾妮丝安慰道，“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天大的惊喜。我坐车上可一直琢磨着这事儿。你不想知道是什么惊喜吗？”


    弗朗西丝毫无反应，瞥都不瞥她一眼。婚礼像一场梦，超出了她的能力之外，又像一场别人导演的戏，她在里面没有角色。客厅里挤满了冬山的宾客，新娘和哥哥站在房间另一端的壁炉前边。再次见到他们站在一起，她晕头转向，仿佛映入眼帘的不是他们的画面，而是醉人的感觉。她在心里默默注视着他们，暗自告诉自己：我还没对他们说，他们还不知道。想到这里，她心里仿佛压着一块巨石。后来，新郎亲吻了新娘，餐厅里一一摆上了饮料点心，屋内洋溢着喜庆欢闹的气氛。她一直流连徘徊在他们旁边，但就是开不了口。他们不会把我带上，她心想。这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当威廉姆斯先生拎上他们的行李，她连忙带着自己的手提箱跟了上去。接下来的场面就像某场演出突然出了严重的状况，观众席上某个狂热的女孩冲上舞台要自作主张地参演进来，而戏里本来没有也不该有她的角色。你们是我的我们，她心里在呐喊</a>，嘴上却大声叫着：“带上我！”他们再三恳求，但她已坐进车里。最后，她死死地抱住方向盘，直到父亲和另一个人一起费力地掰开她的手，才把她拖下车。即便这样，即便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她扑倒在尘土中时，嘴上仍不停地哭喊着：“带上我！带上我！”然而，哥哥和新娘已经远去，再也听不见了，只有婚礼的来宾在听她呼喊。


    贝蕾妮丝说：“学校再有三个礼拜就开学了，你将要读七年级A班，会认识很多乖孩子，还会交上你喜欢的新朋友，像伊芙林·欧文这样的知己。”


    贝蕾妮丝的亲切语气令弗朗西丝受不了。“我才没打算跟他们走！”她说，“开个玩笑而已。他们说等安顿下来再邀请我，我才不去，给我一百万都不去。”


    “这些我们都知道，”贝蕾妮丝说，“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惊喜。等到开学后，你会有机会认识新朋友，到时咱们开个派对肯定不错。在客厅办一个令人愉快的桥牌派对，有土豆沙拉，还有小橄榄三明治，你派特姑妈有一次为俱乐部的派对做过这种三明治，你当时吃得不亦乐乎。那种圆圆的面包，中间的小洞露出橄榄来。一场有美味点心的欢乐桥牌派对。你看怎么样？”


    这种哄三岁小孩的承诺触痛了她的神经。她那颗廉价的心感到很受伤，她抱着胳膊放在心口轻轻摇晃：“桥牌游戏都是些骗人的把戏，被动了手脚，全都是骗人的。”


    “我们在客厅把桥牌派对开起来，同时后院也弄个别的派对。我们办一个化装舞会，准备些热狗。一个优雅，一个闹腾。谁要是桥牌打赢了，或者准备的衣装最有创意，还能拿到奖品。这下你应该心动了吧？”


    弗朗西丝没有看贝蕾妮丝，也不理睬她。


    “你可以叫来晚报社交版的编辑，把派对的事写成文章登上报纸。这样你的名字将第四次印到报纸上。”


    是可以这么做，但对她来说这类事情已经无关紧要。有一次，她的自行车撞到一辆汽车，报纸上称她为芳基·亚当斯。芳基！不过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别垂头丧气了，”贝蕾妮丝说，“又不是世界末日。”


    “弗兰基，不要哭，”约翰·亨利说，“我们回去把印第安帐篷搭起来，好好玩个够。”


    她哭得喘不过气来，根本就停不下来。“啊，不要再说了！”


    “听我说。你想怎么样，告诉我，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尽力而为。”


    “我只希望，”一会过后，弗朗西丝道，“我只希望都别理我，谁都不要跟我说话。”


    最后贝蕾妮丝只好说：“那行，你想哭就哭吧，自己难受去吧。”


    之后，一路上他们再也没有说话。她父亲将手帕搭在眼睛和鼻子上，轻声打着呼噜，已经睡着了。约翰·亨利躺在她父亲的膝盖上，也昏昏入睡。其他乘客都沉默不语，打着瞌睡。巴士像摇篮般轻轻地晃着，一路低声轰鸣。窗外的午后阳光微明，秃鹫时不时懒洋洋地飞过高空，身后是耀眼的苍天。汽车驶过空荡荡的红色十字路，路两旁全是红红的沟壑，荒凉的棉花田里搭着灰暗破败的棚屋。只有黑色的松树林透着点凉意。还有那些低矮的蓝色山丘，远远望去稍显清凉。弗朗西丝板着个脸，疲倦地看着窗外，整整四小时一句话也没说。汽车快要开进镇里时，天气突然变了。天空压得很低，成了灰紫色。树木绿得发黑，空气凝滞不动，接着，一声闷雷划破苍穹。风刮过树梢，流水般哗哗作响，看样子暴风雨要来了。


    “我就说了，”贝蕾妮丝这次指的不是婚礼，“我的指关节疼得难受。干脆来场大暴雨，这样大家都舒服很多。”


    天空没有下雨，只是空气有些湿意。风是热风。弗朗西丝对贝蕾妮丝的话只是不无嘲讽地微微一笑。


    “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她说，“这只能说明你有多么无知。”


    他们以为这件事已经翻篇，但她要让他们走着瞧。尽管婚礼的事已泡汤，但她已决计要去闯荡一番。至于去哪儿，她还没打定主意，但晚上一定要离开小镇。既然没按照计划与哥哥和新娘一起离开，那就自己一个人走。哪怕要犯滔天大罪她也得走。夜里，她第一次想起那名士兵。只不过念头一闪而过，因为她正草草地制订计划。两点钟有趟火车要经过镇里，她搭这趟车。火车大体往北行驶，可能开往芝加哥或纽约。如果到芝加哥，她就继续往前，到好莱坞去写剧本或者演些小角色——混得再差点的话，演演喜剧也可以。如果火车驶往纽约，她就女扮男装，谎报姓名和年龄参加海军。此时，要等到父亲睡着才行，她听见他还在厨房里忙活。她坐下来，用打字机打了封信：


    亲爱的爸爸：


    这是一封道别信，下次写信时我已到了别的什么地方。我告诉过您，我将离开小镇，因为我必须这么做。我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生活，因为生活于我而言已成为一种负担。我拿走了您的手枪，因为谁也说不准它何时会派上用场。日后若有机会，我会立刻把钱寄给您。请转告贝蕾妮丝不要为我担心。造物弄人，天意难违。我会再写信来。请爸爸不要派人找我。


    谨致问候


    弗朗西丝·亚当斯


    绿白相间的飞蛾焦躁不安地贴在纱窗上，窗外的夜诡谲怪诞。热烘烘的晚风已停了下来，空气凝滞成一团化不开的固体，连走路都觉得很困难。天空偶尔闷雷滚滚。弗朗西丝静静地坐在打字机旁，身穿波点薄纱裙，手提箱已锁好锁扣，放在门边上。不一会儿，厨房的灯关上了，父亲在楼梯口喊道：“晚安，娇气鬼。晚安，约翰·亨利。”


    弗朗西丝等了好一阵子。约翰·亨利横卧在床尾，和衣而睡，鞋袜都没有脱掉。他张着嘴，一条眼镜腿滑落下来。她等了很久，等得不耐烦了，拎起手提箱，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楼下黑咕隆咚，父亲的房间没点灯，整栋屋子都黑乎乎的。她站在父亲的房门口，轻轻的鼾声从屋里传来。在这偷听的几分钟是最难熬的。


    接下来就容易多了。父亲是个鳏夫，生活习惯一成不变。他每天晚上把裤子叠好放在靠背椅子上，钱包、手表和眼镜则摆在写字台的右边。她摸着黑悄悄地伸出手，一把就摸到了钱包。她小心翼翼打开写字台的抽屉，稍稍有点动静就马上停下来侧耳细听。枪在她热乎乎的手里显得冰凉而沉重。除了心“砰砰”跳得太快，一切进展顺利。出房间时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她不小心让废纸篓绊了一下，呼噜声停了下来。父亲动了动，嘴里咕哝了一下。她屏息静听。终于，没过多久，父亲的鼾声又响了起来。


    她把信放在桌子上，蹑手蹑脚地走到后廊。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约翰·亨利突然大声嚷了起来。


    “弗兰基！”尖细的童音在黑夜里仿佛响彻了所有房间，“你在哪儿？”


    “嘘！”她低声道，“回屋睡觉去。”


    她出来时自己房间的灯没关，他站在门口往楼梯底下张望，厨房里黑乎乎的。“你在那黑咕隆咚地干什么？”


    “嘘！”她稍稍提高了声音，但仍很小声，“你回去睡觉，我一会就上来。”


    约翰·亨利回屋后，她又等了几分钟，然后摸黑走到后门，打开门走了出去。虽然她走得够小心，但还是让他听见了动静。“等等，弗兰基！”他尖声喊道，“我来了！”


    孩子的尖叫声吵醒了父亲，还没走到房子的拐角处她就知道了。夜深了，她边跑边听见父亲在叫唤她。她从屋角回望过去，只见厨房的灯亮了。灯泡在摇晃着，投射到葡萄架上和漆黑的院子里的橘色光影也跟着晃来晃去。他正在看那封信，她心想，然后就会追出来抓我回去。她拼命跑过几个街区，箱子不时撞着腿，还差点绊倒她。突然，她猛地想起来，父亲还得换上裤子和衬衫——他不会穿着睡裤满大街追她。她停了下来，回头看看。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走到第一盏路灯下，她放下手提箱，从连衣裙前面的口袋里摸出钱包，哆哆嗦嗦地打开它。里面有三十一块五。她得跳上厢式货车或之类的。


    夜里，就在此刻，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才发现不知该如何是好。跳上货运车说起来容易，但那些流浪汉究竟是怎么跳的？车站离这还有三个街区，她朝着那个方向慢慢地走去。火车站已经关门了，她到处走来走去，凝望着月台，昏暗的灯光下，月台显得又长又空。车站的围墙边上放着芝兰牌口香糖自动贩卖机，月台上到处散落着口香糖和糖果的包装纸。铁轨井然有序，寒光闪闪。远处，几节货运车厢停在侧轨上，还没与火车头接轨。火车两点钟才进站，她真的能像书里写的那样，跳上其中一节车厢，然后远走高飞吗？沿着铁轨往前去，不远处有盏红色的信号灯，借着灯光，她看见一名铁道工人正慢慢走过来。她不能一直这么耗到两点。可是，离开车站时，肩上的行囊压得她身子直往下沉，她心里茫茫然不知该往何处去。


    星期天，夜里街上很冷清，没什么人。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与街灯交相辉映，在小镇上方形成一团热腾腾的淡雾，而天空没有一点星光，漆黑一团。一个戴歪帽子的男人摸出一根烟，她走过去时男人回头直盯着她看。她不能再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因为此时父亲一定在四处找她。她走进菲尼小店后边的巷子里，在箱子上坐下来，这才发现手里居然一直拿着那把枪。她竟然拎着手枪一路乱跑，简直失去了理智。她曾经发誓说，要是新娘和哥哥不带上她，她就开枪崩了自己。现在，她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停了一两分钟。扳机只要一扣动，她就必死无疑。而死亡意味着黑暗，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可怕至极的黑暗将无止无尽，永远持续下去，直到世界末日。她放下手枪，对自己说，她在最后一刻已改变主意。她把手枪放进手提箱。


    巷子里漆黑一片，充斥着垃圾箱的气味。那年春天的下午，朗·贝克就是在这里遭人割喉，他的脖子像一张血淋淋的大嘴，在阳光下喃喃低语。朗·贝克就是在这里被人杀死的。她拿水罐砸那士兵的脑袋时，是不是也把他砸死了？巷子里黑森森的，她感到惊恐不已，心乱如麻。这时要有个伴该多好！要是能找到霍尼·布朗，跟他一起走该多好！但霍尼去了福克斯福尔斯，明天才会回来。或者，要是能找到猴子和耍猴人也行，和他们结伙出走该多好！突然，一阵急促的响声吓得她浑身一哆嗦。一只猫跳上垃圾箱，借着巷尾的灯光，黑暗中猫的轮廓模糊可见。她低声叫唤着：“查尔斯！”然后又叫：“查林那！”不过，那不是她的波斯猫。她跌跌撞撞地朝垃圾箱走去时，它哧溜一下逃走了。


    她再也无法忍受又黑又臭的小巷子，拎起手提箱朝巷尾的亮光走去。她站在人行道旁，仍然躲在墙边的阴影里。要是谁能告诉她该怎么做、该往哪去、怎么去就好了！老嬷嬷的预言全部灵验——短暂的旅行，出发和归来，甚至连棉花包都算准了，因为从冬山回来的途中，一辆满载棉花的大卡车从他们的巴士旁经过。而预言中的那笔钱正装在父亲的钱包里，所以老嬷嬷所预见的命运她一一实现。现在她是不是应该再去一趟舒格维尔的那座房子，说她的运程已经走完，接下来该做什么？


    阴暗的小巷外，僻静的街道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可口可乐霓虹灯广告牌在第二个路口闪烁发亮，一个女人在路灯下来回踱步，看样子在等什么人。一辆小轿车，车身很长，车窗紧闭，或许是辆帕卡德，从街上慢慢驶过，紧贴着路边滑行的样子让她想起黑社会的汽车，不由得往墙后靠去。接着，对面的人行道走过来两个路人。她心里有种感觉，仿佛突然擦亮了火花，那一瞬间她以为哥哥和新娘来找她了，他们现在就在那里。但这感觉只是一闪而过，她见到的那只是一对陌生夫妇从路旁经过。她感到胸口很空，而这空洞的深处，什么东西在沉甸甸地往下坠，压得她胃里难受，一阵恶心。她告诉自己要行动起来，抬脚走人。可是，她仍站在原地，闭上眼睛，将头抵在温热的砖墙上。


    她最终走出了小巷，这时夜已很深。她思绪纷乱，想到什么都觉得是好主意，脑子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搭顺风车去福克斯福尔斯找到霍尼，或者给伊芙琳·欧文拍电报，约她去亚特兰大碰面，要不回去带上约翰·亨利也行，这样至少还有个伴跟她一起，不用只身一人闯荡世界。但是，这些想法全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行不通。


    种种可能性被否决，一切交织缠绕成一团乱麻，接着，她突然想起那名士兵。这次的想法不是一闪而过——它定在那里，挥之不去。她在想，永远离开小镇前，是否应该去一趟蓝色月亮，看看那士兵到底死没死。这想法一冒出来，她立刻觉得似乎不错，于是就朝前街走去。如果士兵没被她杀死，那么见了面该跟他说些什么呢？接下来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她也说不清楚，但她突然觉得，不妨让士兵娶了她，然后两个人就能一起离开这里。他发疯前还是不赖的。这个新鲜主意来得突然，似乎说得过去。她想起被遗忘的一些预言，说她会嫁给一个浅发碧眼的男孩。那士兵就有一双蓝眼睛，头发是浅红色的。按照预言，她这么做不会错。


    她加快了步伐。昨晚到现在仿佛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的事还是有些没想明白。但她回想起旅馆客房里的静默，接着是前屋的抽风场面和当时的寂静气氛，还有车库后边的肮脏对话——这些七零八落的回忆在朦朦胧胧的意识中拼凑汇集，就像探照灯的光束汇聚到夜空的一架飞机上，于是灵光一闪，她突然有了自己的理解，诧异中有了些许冷静。她站了片刻，然后迈步继续走向蓝色月亮。街上的店铺都已经打烊，为了提防夜贼，典当行的窗户用十字铁条锁上了。街上只有楼房外露天的木楼梯还亮着灯，此外就是蓝色月亮散射出来的绿光了。某个楼上传来吵闹声，街那头响起两个男人渐渐走远的脚步声。她不再去想那名士兵，刚才的发现让他淡出了她的脑海。她现在只知道，一定得找个人，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与她结伴同行。因为她承认，自己实在害怕，不敢一个人独闯天涯了。


    那天晚上她没能离开小镇，因为在蓝色月亮让警察给逮住了。她走进蓝色月亮时，怀利警官也在那里，她起先没看见，径直走到窗边，在桌旁坐下来，箱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自动点唱机正播着一首低俗的蓝调，葡萄牙老板闭着眼睛站在那里，和着点唱机忧伤的音乐，手指在木柜台上敲敲点点。卡座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咖啡厅的蓝光让这地方看起来就像在海底一样。她没看见警察，直到他站在桌子旁边。她抬头望见他，那颗受到惊吓的心微微颤了一下，然后就平静下来。


    “你就是罗伊·亚当斯的女儿，”警察道，她轻轻地点头承认，“我会打电话给总部说你已经找到，在这待着别动。”


    警察走进后边的电话间。他正在叫囚车来抓她，要把她关进牢房，不过她并不在乎。士兵很有可能被她杀死了，他们循着蛛丝马迹全镇搜捕她。要不就是她从西尔斯罗巴克商店偷走三折刀的事被警察发现了。他们为什么抓她，她心里还不清楚，漫长的春天和夏天她干了太多的坏事，数罪交叠成一种她无力去理解的罪孽。她的所作所为，她所犯下的罪，仿佛是别人所为——是很久以前的某个陌生人干的。她静静坐着，两腿紧紧地并拢，双手交叉握在膝头上。警察电话打了很久。她两眼迷茫地望着前方，只见两个人离开卡座，相互依偎着，开始跳起舞来。一名士兵“砰”地推开纱门，从咖啡厅走过去。她，不对，是她心底住着的那个陌生人，已将他认出来。他上楼时她在缓慢地思考，然后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地想，一个人长着那样一头红色的卷发，就像抹了水泥。接着，思绪又回到了监狱，她想起冷冰冰的豌豆和玉米面包，还有安了铁栅栏的牢房。警察打完了电话回来，走到她对面坐下来，问道：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那警察穿着蓝制服，是个大块头，所以一旦被抓，想撒谎或糊弄是办不到的。他脸色阴沉，额头又宽又矮，两只耳朵长得不对称——一只大一只小，一副烦躁不安的表情。他问她话时，眼睛并没看她的脸，而是漫无目的地看着她头顶的什么地方。


    “我怎么到这里来了？”她重复了一遍他的话。她突然把什么都忘了，最后只能实话实说：“我不知道。”


    警察的声音仿佛从远处传来，就好像他站在长长的走廊那头对她说话。“你要到哪里去？”


    此刻，世界变得如此遥远，远到弗朗西丝无法对它进行思考。在过去的日子里，世界在她眼里分裂、散漫，一小时旋转一千英里。而如今，世界如此浩瀚无边，平静而无趣。她与周围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演电影或参加海军不过是南柯一梦，永远也无法实现。她考虑了一番，说出一个她所知丑到极点的弹丸之地，在别人看来，逃到那个地方还不算大错特错。


    “花枝。”


    “你父亲给警察局打电话，说你留了封信离家出走。我们查到他现在在汽车站，一会就过来接你回去。”


    警察是父亲叫来的，她进不了监狱了。弗朗西丝竟然感到有些遗憾。其实进监狱不算太坏，至少可以对着墙乱砸一通，比囚禁在看不见的牢笼要强。世界遥不可及，她再也无法参与进去。夏日的惶惑再度来袭，她再次感到与世隔离——婚礼计划的泡汤让这种惶惑演变成恐惧。她曾感到身边的每个人都与她有着某种关联，她与他们能产生短暂的共鸣，就在昨天都是如此。弗朗西丝看见葡萄牙人在柜台后面跟着点唱机的音乐，手指仍做着弹钢琴的动作。他摇摆着身子，手指在柜台上不停地跳动，柜台那头的人连忙用手拦着玻璃杯。乐曲播放完毕，葡萄牙人两手抱在胸前。弗朗西丝眯缝着眼睛瞪了瞪他，想让他瞧过来。昨天，他是第一个听她讲述婚礼的人。然而，他摆出店主的姿态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圈店里，只是偶尔瞥了她一眼，仿佛他们毫无瓜葛。她向房间里的其他人看过去，他们也是如此，全都是陌生人。在幽幽的蓝光下，她感到有些眩晕，仿佛溺水一般。最后，她凝视着警察，他终于看她了。他那双眼睛毫无神采，像玩偶娃娃的陶瓷眼睛，里面映照出她那张怅然若失的面孔。


    纱门突然被拉开，警察说：“你爸爸来了，带你回家。”


    对那次婚礼，弗朗西丝从此不再提起。季节更替，天气也变了。弗朗西丝已满十三岁，生活也发生了不少变故。他们快要搬家了，头一天，她和贝蕾妮丝一起在厨房里度过，这是贝蕾妮丝在她家过的最后一个下午。她跟父亲要和派特姑妈及尤斯塔斯姑父搬到一起住，新家位于镇子的新郊区。事情定下来以后，贝蕾妮丝就提出要辞职，说她或许还是要嫁给T．T．了。这是十一月底的某天下午，落日将东边的天空染成一片殷红。


    弗朗西丝回到厨房，因为其他屋子全都搬空了。家里的家具让货车全部搬走，只有楼下卧室的两张床和厨房里的一些厨具还留在那，等到明天再搬。很多天以来，弗朗西丝第一次重新回到厨房，单独和贝蕾妮丝一起打发午后的时光。厨房已不是夏天的那间厨房，那年夏天仿佛已过去很久很久。墙上的涂鸦不见了踪影，墙被重新粉刷过了。破败的地板被铺上一层新油毡。因为没人和贝蕾妮丝一起吃饭，所以连桌子的位置也变了，被移到后边靠墙放着。


    厨房完全变了样儿，透着点现代感，房间里没留下任何与约翰·亨利·韦斯特有关的东西。尽管如此，有几次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存在，阴郁而灰暗，徘徊不去。每到这时，房间就突然陷入沉寂——沉寂中仿佛有人在无声地叙说着什么。同样，每次提起或想起霍尼时，房间也会陷入沉寂。因为霍尼被判八年徒刑，正在外地服刑。十一月底的这天下午，厨房再度陷入沉寂。这时候，弗朗西丝正在做三明治，费尽了心思想把它们切得漂亮一点。因为玛丽·利特尔约翰五点要过来。弗朗西丝望着贝蕾妮丝，她穿着一件绽线的旧毛衣，慵懒地靠在椅子上，两只胳膊耷拉下来，膝盖上搭着多年前鲁迪送给她的那条皱皱巴巴的狐狸皮，它看上去十分单薄，上面的毛黏在一起，狐狸的小尖脸显得狡诈而阴郁。炉子里红红的火焰在跳动，将变幻不定的光影洒满整个屋子。


    “我最近对米开朗基罗着了迷。”她说。


    玛丽五点会过来吃晚饭，晚上在家过夜，然后明天搭面包车到他们的新家去。玛丽喜欢收集名家的画作，把它们粘贴在美术本里。她们一起读诗人丁尼生的诗作。玛丽想当大画家，而弗朗西丝想当大诗人，或者成为雷达方面的顶级高手。利特尔约翰先生曾经在拖拉机厂上过班，战前他们一家在国外生活。等到弗朗西丝十六岁，玛丽十八岁，她们就结伴一起去环游世界。弗朗西丝把三明治摆在盘子里，再配上八块巧克力和一些盐焗果仁。这些是她为两个人准备的夜宵，等十二点到床上去吃。


    “我跟你说过，我们俩准备一起去环游世界。”


    “玛丽·利特尔约翰，”贝蕾妮丝怪声怪气地说，“玛丽·利特尔约翰。”


    贝蕾妮丝欣赏不了米开朗基罗，也听不懂诗歌，更没法理解玛丽·利特尔约翰。起初对这个问题她们还争吵过。贝蕾妮丝说玛丽粗鲁笨拙，又白又肥像块棉花糖，为此弗朗西丝和她吵得不可开交。玛丽黄棕相间的头发梳成长长的辫子，用橡皮圈束起来，有时是丝带，辫子放下来几乎能当垫子坐。她有着棕眼睛，黄睫毛，啃指甲时手背露出肉涡儿，胖乎乎的，手指突然收细，指甲尖儿粉粉的。利特尔约翰一家是天主教徒，贝蕾妮丝甚至对这点也愣是看不惯，说什么罗马天主教徒都喜欢搞偶像崇拜，想让教皇来统治世界。但对弗朗西丝来说，正是这种差距，让她的孤独感和无声的恐惧感画上句号，爱的奇迹得以实现。


    “我们这样讨论某个人是没有用的，你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她。你没有这个能力啊。”她以前也曾经这样和贝蕾妮丝说过，从她黯然失色的沉默眼神她看出，这话伤到她了。现在她又重复了这番话，因为贝蕾妮丝说玛丽的名字时那语气令她冒火，不过话一出口她又有些于心不忍。“不管怎么样，玛丽偏偏把我当作她最好的朋友，这是我人生中最荣幸的事情。我！在所有人中！”


    “可我说她什么坏话了吗？”贝蕾妮丝反问，“我只不过是说，一看见她坐那里啃那些猪尾巴，我就紧张得很。”


    “辫子！”


    一群大雁伸展着矫健的双翅，排成一行从院子上空飞过。弗朗西丝走到窗户边。早晨，外面结了霜冻，枯萎的黄叶和邻居家的屋顶都镀上一层银，连朽败的葡萄架上仅剩的几片叶子也染成银色。她转身对着厨房时，那沉寂悄然而至。贝蕾妮丝用胳膊撑着膝盖，头埋进手里，那只血丝斑驳的眼睛愣愣地望着煤桶。


    十月中旬，两次变故差不多同时发生。当时，弗朗西丝在那之前两周的一次有奖销售活动上认识了玛丽。那正是蝴蝶飞舞在秋花间的季节，白蝴蝶、黄蝴蝶，数也数不清。庙会也是在那段时间举行。先是霍尼出事。有天晚上，他瘾犯了，就是吸食了那种被人称作大麻或雪花的东西。他闯进那家卖货给他的白人杂货店，歇斯底里地想多搞点来。他被关进监狱，等着审判。贝蕾妮丝东奔西走，筹钱找律师，想获准去探监。她第三天才回来，累得精疲力竭，眼睛里出现了红血丝。她说她头痛。约翰·亨利·韦斯特埋头伏在桌子上，说他也头痛。但谁也没有在意，以为他在鹦鹉学舌。“一边去，”她说，“我没心情和你开玩笑。”这是他在厨房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回想起来，贝蕾妮丝觉得这是上帝在惩罚她。约翰·亨利得了脑膜炎，过了十天就死了。直到这一切都结束，弗朗西丝还丝毫不愿相信他会死。那正是最好的季节，大雏菊开放，蝴蝶飞舞。每天空气清新明净，碧空如洗，犹如波光水色。


    他们一直不许弗朗西丝去探望约翰·亨利，但贝蕾妮丝每天都去给护士帮忙。她傍晚会回来一趟，透过她沙哑嗓音的讲述，约翰·亨利·韦斯特的事显得不像真的。“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受苦。”贝蕾妮丝说。弗朗西丝无法将受苦这个词和约翰·亨利联想到一起。这个词令她胆怯退缩，犹如面对内心那深不见底的黑洞。


    当时正值庙会时节，街上挂着长长的横幅，庙会在广场上举办了六天六夜。弗朗西丝去过两次，两次都跟玛丽一起。她们差不多把所有东西都玩了一遍。能骑的骑了，能坐的坐了，唯独没进怪人屋，因为利特尔约翰太太说畸形人太可怕，盯着看怪吓人。弗朗西丝给约翰·亨利买了一根拐杖，还把抽奖得到的小地毯也捎给他。但贝蕾妮丝说他再也用不上了，这些话听起来令人害怕，有些不真实。晴朗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贝蕾妮丝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吓人。弗朗西丝听她说话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惊骇，但总有些难以置信。约翰·亨利惨叫了三天，他的眼珠深深地陷了进去，已经完全失明了。最后，他躺在那里，头朝后仰着，再也没有力气叫出来。庙会结束后的那个星期二，他死了，那是一个金色的早晨，蝴蝶最多、天气最晴朗的一天。


    在此期间，贝蕾妮丝请到一位律师，去监狱里探视了霍尼。“不知道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她老是说，“霍尼摊上了事儿，现在又是约翰·亨利。”直到此时，弗朗西丝还是有些难以相信。但到了那天，约翰·亨利被送往奥佩莱卡的家族墓地，查尔斯大叔也葬在那个地方，她直到看见棺材才真正明白过来。有一两次，他在噩梦中造访了她，像个从百货公司橱窗里逃出来的假孩子，两条蜡腿僵硬地走着，只有关节在动，蜡脸干瘪皱缩，惨淡地涂着颜色。他朝她走来，直到恐惧将她惊醒。不过，这样的梦只做过一两次。现在，她白天的时间被雷达、学校和玛丽·利特尔约翰挤满。回忆中的约翰·亨利更多是以前的模样，如今她已经很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只有在薄暮时分，或房间里特别寂静时，他才偶尔出现在那里——阴郁灰暗，徘徊不去。


    “我去学校经过珠宝店，爸爸收到一封贾维斯的来信。他在卢森堡，”弗朗西丝说，“卢森堡，你不认为这个名字很好听吗？”


    贝蕾妮丝振作起精神：“嗯，宝贝儿。它让我想起肥皂水。不过这名字是挺好听的。”


    “新房子有间地下室，还有个洗衣间，”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等我们一起环游世界时，很可能会经过卢森堡。”


    弗朗西丝回到窗边。快到五点了，天边红霞褪去。地平线最后那抹清冷的光亮也渐渐消逝。冬天就是这样，入夜很快。“我简直迷上了——”话还没说完，房间里的沉寂被打破，幸福如电流般传遍全身，她听见了门铃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