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前往米托码头的路上，几辆从堤岸驶来的救护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朝着加尼埃路的方向开去。从街上行人的面部表情里，你可以估测出谣言的传播速度，最开始他们带着期待与猜测的表情看着我，因为我是从加尼埃路那边来的。但等我到达堤岸，我则赶到了新闻前面：生活仍旧那么繁忙，正常，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我找到周先生的货仓，走到他的住处里。自从我上次离开之后，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猫和狗从地板上跳到纸板箱上，又跳到手提箱上，像国际象棋里抓不到对手的两匹马那样。婴儿在地板上爬，两个老人仍在那里打麻将牌。只有年轻人不在这里了。我刚在门口出现，一个女人就给我倒了杯茶。老太太坐在床上，盯着她的那双小脚。


    “韩先生呢？”我问道。我对着那杯茶摆了摆手：我实在没有心情开启另一段慢慢品尝苦水的旅程了。“我一定要见到韩先生。”要将我这种迫切的需求传达给他们，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许我对那杯茶的拒绝有些鲁莽，从而引发了他们的不安。或许，像派尔一样，我的鞋子也沾上了血迹。无论怎样，没过多久，一个女人就将我领出去，我跟着她下了楼梯，沿着两条繁华齐整的道路走去，最终将我带到一个我猜在派尔的国家大概称为“殡仪馆”的地方，然后那个女人撇下我走掉了。那地方到处都是石头罐子，中国人去世之后，尸骨就放在这些石头罐子里。“韩先生，”我对门口那位年长的中国人说，“韩先生。”这似乎倒是一个适合歇脚的地方，这一天，我起初是去看了那个橡胶种植园主的色情收藏品，接着又是广场上那些被炸死的尸体。有人从里屋叫了一声，这个中国人就站到一旁，让我进去。


    韩先生热情地亲自出来迎接，将我领进里面的一间小屋，屋子的两侧摆着一些不怎么舒适的黑色雕花椅子，这种椅子你几乎在每一间中国客厅里都能找到，不经常使用，也不受欢迎。不过这次我却感觉这把椅子刚被坐过，因为桌上摆着五盏小茶杯，其中两盏里面还有水。“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说。


    “生意上的事情，”韩先生含糊其词地说，“不重要的。见到你我总是很高兴，福勒先生。”


    “我是从加尼埃路过来的。”我说。


    “我想到了。”


    “你已经听说了……”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他们觉得我最好离开周先生家一段时间。警察今天会很活跃。”


    “但你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警察的任务就是找到罪魁祸首。”


    “这次又是派尔干的。”我说。


    “没错。”


    “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


    “泰将军可不是个好控制的角色。”


    “炸弹可不是那个波士顿小伙子能玩得转的。谁是派尔的头儿呢，韩先生？”


    “在我的印象里，派尔先生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


    “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是O.S.S.[42]的人吗？”


    “这些缩写字母并不重要。我认为他们现在隶属不同的地方。”


    “我能做些什么呢，韩先生？一定要阻止他。”


    “你可以将真相在报上发表出来。或者你也不能那样如实去写？”


    “我的报纸对泰将军毫无兴趣。他们只对你们的人民感兴趣，韩先生。”


    “你真的想阻止派尔，是吗，福勒先生？”


    “真希望你看见他刚才那副模样了，韩先生。他站在那里，说这一切都是悲伤的错误，本来应该是一场游行。他还说，去见公使之前，他要把鞋子上的血迹擦干净。”


    “当然，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警察。”


    “他们对泰将军也不感兴趣。你认为他们敢碰一个美国人吗？他有外交特权，而且是哈佛大学</a>的毕业生。公使很喜欢派尔。韩先生，广场上有个女人，她怀里的婴儿——她将草帽盖在婴儿的尸体上。这副景象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发艳，也有一个类似的悲剧。”


    “你一定要镇静些，福勒先生。”


    “接下来他又要做什么呢，韩先生？”


    “你是准备帮助我们的吧，福勒先生？”


    “他愚笨无知地闯进来，许多人因他的错误而死去。真希望你们的人上次在南定那条河上就将他解决了。这样就不会有很多人白白送命了。”


    “我同意你的观点，福勒先生。必须阻止他。我有个建议。”有人在门后面咳嗽，然后大声地争吵起来。他说：“你今晚能邀请他去老磨坊酒家共进晚餐吗？在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


    “这是为了……？”


    “我们会在路上跟他谈谈。”韩先生说。


    “可能他今晚已经有约了。”


    “也许你早一些让他过来找你会更好些……六点半。他那时应该有空：他一定会来的。如果他能和你一起吃晚餐，那么你就带一本书走到窗口，就像想借着光亮读书那样。”


    “为什么要在老磨坊酒家？”


    “因为它在通往达科的桥旁——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跟他谈话，不受外界干扰。”


    “你们要怎么做？”


    “这点你不需要知道的，福勒先生。但我向你保证，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尽力采取温和的行动措施。”


    韩先生的那些没有露面的朋友在墙壁的另一侧像老鼠一般来回移动。“你会为我们做这件事吗，福勒先生？”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或早或晚，”韩先生说，我想起特鲁恩上尉在烟馆里所说的话，“一个人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如果他还想保留人性的话。”


    2


    我在公使馆给派尔留下一张便签，让他过来找我，然后沿着那条街走到大陆酒店喝上一杯。爆炸的残骸已经被清理干净；消防员已经将广场冲洗过一番。我那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时间和地点会变得很重要。我甚至想整晚都坐在这里，不去跟派尔见面。然后我又想到，或许我以警告的方式吓唬派尔一下，告诉他正处于危险之中，让他从此不再活动——不管那是何种危险，所以我喝完啤酒便回到家里，到家之后，我却开始希望派尔不要来赴约。我尝试着去读书，但书架上的书都吸引不了我的注意。也许我应该抽一袋烟，但又没人替我准备那些工具。我极不情愿地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最终，脚步声传来。然后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发现原来是多明戈斯。


    我说：“有什么事情吗，多明戈斯？”


    他颇为惊讶地望着我。“有什么事？”他看看表，“我一直都是这个时候过来。有什么电报要发吗？”


    “抱歉——我忘记了。没有。”


    “不写一篇炸弹事件的后续报道吗？不想发点儿东西回去吗？”


    “噢，你替我写一篇吧，多明戈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现场，也许稍微有点儿震惊。我现在脑子里还很乱，没办法整理成一篇文章。”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飞，我伸出手去打蚊子，却看见多明戈斯本能地往后一躲。“没事儿的，多明戈斯，我没打着。”他咧开嘴愁眉苦脸地笑了笑。他也说不清自己对待小生命的态度。说到底，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从尼禄[43]学到将人类的身体变成蜡烛的人。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问道。他不喝酒，不吃肉，不杀生——我很羡慕他心里的这种和善。


    “没什么，多明戈斯。今晚就让我自己待着吧。”我从窗口看着他穿过卡提拿街，走到另一侧去。一位三轮车夫将车停在我窗户对面的人行道旁；多明戈斯想叫这辆车，但是车夫摇了摇头。大概他是在等商店里的顾客，因为这里不是停放三轮车的地方。当我看手表时，说也奇怪，我不过是等待了十几分钟。当派尔敲门时，我甚至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


    “进来吧。”但跟往常一样，那条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


    “收到你的便签后，我很高兴，托马斯。今天早上，我还以为你跟我生气了。”


    “也许我的确生气了。早上那幅景象可不怎么好看。”


    “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么再多告诉你一些也无妨。下午我见到泰将军了。”


    “看见他了？他在西贡吗？我想他是来看看他的炸弹效果如何的。”


    “是一次私下见面，托马斯。我对他的态度很严肃。”他讲话的语气，如同学校球队的队长发现训练被底下的男孩儿破坏似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地问他，“你将他抛在一边了吧？”


    “我告诉他，如果再进行一次这样随意的示威活动，我们将跟他彻底撇清关系。”


    “但你现在还没跟他断绝联系吧，派尔？”他的那条狗凑到我的脚踝处嗅来嗅去，我不耐烦地将其推开。


    “没有彻底断绝。（坐下，公爵。）从长远来看，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他在我们的帮助下取得政权，那么我们可以依靠他……”


    “到底要死掉多少人你才会明白……？”我感觉得到，这将是一场毫无希望的争论。


    “明白什么，托马斯？”


    “在政治中没有所谓的感激之情。”


    “至少他们不会恨我们，像他们恨法国人一样。”


    “你确定吗？有时我们对敌人也会产生一种爱，有时对我们的朋友也会产生憎恨。”


    “你这话说得太像欧洲人了，托马斯。这里的人可没那么复杂。”


    “这就是你几个月所学到的东西吗？我看你下次要管他们叫孩子了。”


    “好吧——在某种程度上。”


    “给我找一个单纯的孩子出来，派尔。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都很复杂。年纪越大，头脑就变得越简单。”但是和他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在我们两人的争论里都有一些不现实的地方。我还没去上任，便当起评论员来。我站起来，走到书架前。


    “你在找什么，托马斯？”


    “噢，在找我之前很喜欢的一篇文章。跟我一起吃晚饭吗，派尔？”


    “当然，托马斯。很高兴你不再生气了。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观点，虽然看法不同，但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


    “说到底，凤可比这重要多了。”


    “你真认为是这样吗，派尔？”


    “嗯，她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了。对我来说。对你也是一样，托马斯。”


    “对我不再是了。”


    “真是可怕又令人震惊的一天，托马斯，但在一周之内，你会发现，这件事已经被忘掉了。我们还要去照顾那些死者的亲属。”


    “我们？”


    “我已经给华盛顿发过电报。以便动用我们的一部分资金。”


    我打断了他的话。“去老磨坊酒家如何？九点到九点半之间。”


    “你喜欢就行，托马斯。”我走到窗边。太阳已经落在屋顶后面了。三轮车夫还在等待他的车费。我低头看着他，他抬起脸来对着我。


    “你在等什么人吗，托马斯？”


    “没有。只是想找一段文章。”为了掩盖我的行动，我开始阅读，捧着这本书迎向最后一丝光亮：


    我开车穿过街道，什么都不在乎，


    人们瞪着眼睛，问我到底是谁；


    如果我有机会撞翻一个无赖，


    我甘愿去赔，最坏也就这样。


    有钱真好，嗨哟！


    有钱真好。[44]


    “真是首有趣的小诗。”派尔以一种不以为然的语气说道。


    “作者是个十九世纪的成年诗人。像这样的诗人可不多见。”我又朝着下面的街道望去。那个三轮车夫已经离开了。


    “你的酒喝光了吗？”派尔问道。


    “没有，但我以为你不……”


    “也许我也开始不那么紧绷绷的了，”派尔说，“受你的影响。我想你对我有很多好的影响，托马斯。”


    我将酒瓶和酒杯拿过来——第一次时我少拿了一只杯子，然后又不得不取些水回来。那天晚上我做的一切事情都得花上很长时间。他说：“你知道，我有一个很棒的家庭，但我的父母也有严苛的一面。我们在栗树街上有一座老房子，沿着山坡走上去，就在右手边。我的母亲喜欢收藏玻璃器皿，我的父亲——当他不去研究那些腐蚀的岩石时——热衷整理达尔文的全部手稿和各种留念本。你瞧，他们生活在过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约克给我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多多少少帮我打开了眼界，让我看到一些现实情况。我的父亲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也许我会喜欢你的父亲，”我说，“我也是个孤立主义者。”


    派尔是个安静的人，但那天晚上谈兴颇佳。他说的话我完全没有听进去，因为我的心思在别处。我试着说服我自己，韩先生自有其处理办法，不至于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但在像这样的一场战争里，我知道，是没有时间去犹豫的：手里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法国人用凝固汽油弹，韩先生用子弹或者刀子。我告诉自己说，我不想做裁决者，但太晚了——我会让派尔谈上一会儿，然后再警告他。他可以在我家里过夜。他们应该不会冲到这里来的。我想他当时正谈到他的老保姆——“她之于我的意义，甚至比我母亲还重要，还有她过去常做的蓝莓馅饼！”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你现在会随身带枪吗——自打那天晚上之后？”


    “不会。我们使馆有规定……”


    “但你是在执行特殊任务？”


    “带枪也没什么用——如果他们想干掉我的话，他们随时可以下手。我像一只白骨顶[45]那样，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大学时，他们叫我蝙蝠——因为我在夜里也能看得见，就跟它们一样。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鬼混……”他又说开了。我回到窗前去。


    一位三轮车夫在街对面等候。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之前那个——他们看起来都很像，但我认为这是另一个。也许他是真的在等客人。在我看来，派尔待在使馆里会是最安全的。我发出信号之后，他们一定已经制订好了夜间的行动计划：跟达科桥有关的行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那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怎样去做：派尔当然不会蠢到在日落之后还去驾车驶过达科，那道桥在我们那边一直是有武装警察把守的。


    “都是我一个人在说，”派尔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今天晚上我好像……”


    “继续吧，”我说，“我今天心情很平静，就是这么回事儿。也许我们应该将晚餐取消掉。”


    “不，别取消。我一直感觉跟你有些隔阂，自从……嗯……”


    “自从你救了我的命。”我说了出来，但也无法掩饰我自己造成的痛楚。


    “不，我没说那件事。但我们那天晚上谈得很好，不是吗？就像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似的。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托马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别介意，但对你来说也许是正确的——不卷入其中。你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即便是你的腿断了，你仍然保持中立。”


    “总会在一些节点上有所改变，”我说，“情感的一时冲动……”


    “你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怀疑你是否能有那么一天。而我也不太可能去改变——除非我死去。”他愉快地加上这么一句。


    “即便发生上午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也不能改变你的观点吗？”


    “那些不过是战争伤亡而已，”他说，“很遗憾，但你并不总能击中你的目标。好在，他们都为正确的事业而死。”


    “如果死的是你那位会做蓝莓馅饼的老保姆，你也会这么说吗？”


    他没有理会我这种浅显的反驳。“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为民主而死的。”他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这句话翻译成越南语。”我忽然觉得非常疲惫。我想让他赶紧走开，然后死去。那样我就可以重启我的生活</a>了——从他进入这里之前的那个节点开始。


    “你永远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儿，是吗，托马斯？”他抱怨道，带着小学</a>生那种快乐的神情，在我跟他相处的所有夜晚之中，他在这一晚上的兴致始终这么高昂。“我跟你说——凤正在看电影——你和我一起度过整个晚上怎么样？我现在没什么事要做。”就好像外面有人在指挥他如何遣词造句一般，使我没有任何推托的借口。他继续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去乡村酒家呢？从那个夜晚起，我再也没去过那里。那里的食物跟老磨坊一样好，而且还有音乐。”


    我说：“我宁愿不记得那个夜晚。”


    “我很抱歉。我有时是个傻瓜，托马斯。去堤岸吃顿中餐如何？”


    “想吃顿好的话，必须提前预订。你是害怕去老磨坊吗，派尔？那里的铁丝网很坚固，桥上也一直有警察巡视。你也不会傻到开车穿过达科，是吧？”


    “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是想，应该找一个能玩到很晚的地方，那该多么有趣啊。”


    他动下身子，结果打翻了酒杯，杯子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不错的兆头。”他呆呆地说道。我开始收拾碎玻璃，把它们收进烟灰缸里。“怎么样，托马斯？”这些碎玻璃让我想起凉亭酒吧那些滴着饮料的瓶子。“我警告过凤，说我也许会跟你一起出去。”“警告”一词用得是多么糟糕。我拾起最后一块碎玻璃。“我在美琪大饭店还有个约会，”我说，“九点之前我没空。”


    “嗯，我想我只好回办公室去了。我就怕一回去便再也抽不开身出来。”


    给他这样一次机会，也没有害处。“晚点到也没关系，”我说，“如果你抽不开身，晚些时候直接到这里来吧。我会在十点钟回来，如果你赶不上吃晚饭，我就回来等你。”


    “我会通知你……”


    “别麻烦了。直接去老磨坊——或者来这里找我。”我将决定权交给我所不相信的那位神：你想要干预那就去干预吧。他桌上的一封电报：公使留给他的口信。除非你有能力改变未来，否则你就是不存在的。“现在走吧，派尔。我还要做点儿事。”一阵莫名其妙的疲惫感袭来，我听见他走了，狗爪踩在地上的声音也渐行渐远。


    3


    我出门后，发现附近没有三轮车夫，要走到奥尔梅街那边才有车。我前往美琪大饭店，在路旁站立片刻，看他们卸下那些美国轰炸机。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借着弧光灯的光线继续工作。我并没有想到去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但我已经告诉过派尔我要去美琪大饭店，就不愿意再去多编造几个没有必要的谎言。


    “晚上好，福勒。”威尔金斯说道。


    “晚上好。”


    “腿怎么样了？”


    “现在是没问题了。”


    “又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吧？”


    “我让多明戈斯去写了。”


    “噢，他们告诉我你当时就在现场。”


    “是，我在。但这些日子版面很紧张。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稿件。”


    “这行已经相当乏味了，是吗？”威尔金斯说，“我们应该生在罗素时代[46]和老《泰晤士报》时代。用氢气球发稿件。那时还有工夫写点儿真正的好东西。唉，这件事能写上一整栏呢。豪华酒店，轰炸机，夜幕降临。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夜幕降临了，不是吗，每个字这么几块钱的电报。”从遥远的天空里，你隐约可以听到笑声：有人打破了一只玻璃杯，像派尔之前做的那样。声音如冰柱一般传到我们这里来。“‘华灯照亮了美女与勇士[47]’。”威尔金斯不怀好意地引用了一句诗，“晚上有事吗，福勒？想去哪儿吃个晚饭吗？”


    “我正要去吃呢。在老磨坊酒家。”


    “希望用餐愉快。格兰杰也在那里。他们应当做个广告：格兰杰特色之夜。为那些喜欢以噪音作为背景的客人。”


    我跟他告别后，便走进隔壁那家电影院——埃罗尔·弗林[48]，也有可能是泰隆·鲍华[49]（他们都穿紧身衣裤，我很难区别开来），吊在绳子上，从阳台上跳下去，骑在没有鞍的马背上，奔向多彩的黎明。他救下一个女孩儿，并杀死了他的敌人，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给小伙子看的电影，其实要是为了应付现在的生活，给他们看看俄狄浦斯双眼流血从底比斯王宫跑出来，也许更有教育意义。没有谁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在发艳和从西宁回来的路上，好运始终陪伴着派尔，但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还有两个小时，便可以看见，任何符咒都不管用。一个法国士兵坐在我的身边，他的手放在一个女孩儿的大腿上，我羡慕他的单纯，不管他是幸福也好，痛苦也罢。电影结束之前，我就离开了，叫了一辆三轮车去老磨坊。


    为防止手榴弹侵入，酒店四周都被铁丝网包围着，两名武装警察在桥头站岗。被店里的勃艮第饮食喂得肥肥胖胖的店主，亲自让我从铁丝网的门进去。那天晚上很闷热，酒店里混杂着阉鸡和融化了的黄油的气息。


    “你是来参加格兰察尔[50]先生的宴会的吗？”他问我。


    “不是。”


    “要一个人的桌子吗？”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将来的情况，想到那些不可避免的盘问。“一个人的。”我说，这几乎就像我在大声地说，派尔死了。


    这里只有一个大厅，格兰杰的聚会占据了后面的一张大桌子；店主给了我一张离铁丝网最近的小桌子。窗子上没有玻璃，大概是担心玻璃被炸碎后伤到客人。格兰杰的客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我在坐下之前向他们点点头，格兰杰本人正望向别处。我有好几个月没看见他了——从派尔坠入爱河的那晚之后，只见过一次。也许那天晚上我说了一些什么话，穿过酒气，冒犯到了他，因为他皱着眉头坐在桌子的一头；只有公共关系官员的妻子德普雷兹太太和新闻联络处的迪帕克上尉跟我点头打招呼。另外有一位大个子男人，我想大概是金边来的旅馆老板，还有一位从未见过的法国女孩儿，以及两三张只在酒吧见过的面孔。这次看起来总算是一次安静的聚会。


    我点了一杯茴香酒，因为我想给派尔留一些时间到这里来——他们的计划失误了，仿佛只要我还没有开始吃晚餐，就仍有时间抱以希望似的。然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希望O.S.S.，或者无论叫什么其他名字的组织一切顺利吗？希望塑料炸弹和泰将军长命百岁？还是我——偏偏是我——希望出现某种奇迹：韩先生所安排的谈话方法并不是像死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在从西宁回来的路上都被干掉了，那现在的情况反而轻松一些。那杯茴香酒我喝了二十分钟，然后我叫了晚餐。那时已经将近九点半了：他现在不会来了。


    尽管我不想去听，但我却又在听：听什么呢？一声尖叫？一声枪响？外面警察们的动静？但无论如何，我可能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格兰杰的聚会正逐渐升温。店主拥有一副自然而动听的嗓音，他开始唱起歌来，在另一瓶香槟的瓶塞探出来之后，其余客人也加入进来，但格兰杰并没有开口。他坐在那里，瞪大眼睛望着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跟我打架：我不是格兰杰的对手。


    他们在唱一首伤感的歌曲，我坐在这边毫无食欲，面对着一份查尔斯公爵面包心生愧意。这时候，我想起了凤，这是在我得知她安全之后的头一次。我记得派尔坐在地上等越盟的人来时曾说过“她像花儿一样鲜艳”，我很没礼貌地回应道，“可怜的花儿。”如今，她再也看不到新英格兰，也无法学到凯纳斯特纸牌的秘诀了。也许她再也得不到保障了：我有什么权利认为她还不如广场上的那些尸体有价值呢？痛苦不是随着数目而增加的：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容纳全世界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痛苦。我像一位记者那样用数量进行判断：我背叛了自己的原则；我像派尔一样卷入其中，我变得跟派尔没有两样，在我看来，任何决定从此都不再单纯。我看看表，已经是九点四十五分。也许，他终究还是被事情缠住了；也许他所信仰的“神”已经帮他采取行动，他这会儿正在公使馆里烦躁地面对着一封亟待解码的电报，不久之后，他便会来到卡提拿街，跺着沉重的步伐登上楼梯，来到我的房间里。我想：“如果他真的来了，我就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他。”


    格兰杰忽然从他那张桌子旁站起身，向我走来。路上有把椅子他也没有看见，脚下被椅子绊了一下，然后一只手放在我的桌沿上。“福勒，”他说，“到外边来。”我留下足够的餐费，然后跟着他走了出来。我没有心情和他打架，但在那一刻，就算他把我打得不省人事，我也不会介意了。我们在减轻负罪感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新颖的办法。


    他靠在桥的栏杆上，两个警察远远地望着他。他说：“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


    我走到他的出拳范围之内等待着。他没有动手。他这时很像一座象征性的雕像，代表着我所痛恨的美国事物——其设计如同自由女神像一样糟糕，且一样毫无意义。他一动不动地说道：“你认为我喝醉了。你错了。”


    “怎么了，格兰杰？”


    “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今晚我不想跟那些法国人待在一起。我不喜欢你，福勒，但至少你讲英语。虽然你的英语跟我的英语不同。”他靠在那里，在昏暗的光线下，他那一摊庞大的身躯，就像是一片未知的大陆。


    “你要干什么呢，格兰杰？”


    “我不喜欢英国人，”格兰杰说，“我搞不懂派尔为什么受得了你。也许是因为他是波士顿人。我是匹兹堡人，并以此为傲。”


    “干吗不呢？”


    “瞧，你又来了。”他稍微有些试图模仿我的口音，“你们这些人说话就像放屁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该死的优越感。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再见，格兰杰。我还有个约会。”


    “别走，福勒。你没有爱心吗？我没法儿跟那些法国人说话。”


    “你喝醉了。”


    “我只喝了两杯香槟，仅此而已，要是只喝这么点儿，你会醉吗？我要去北方了。”


    “那有什么不好呢？”


    “噢，我没跟你说过，是吗？我还以为人人都知道了。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妻子发来的电报。”


    “怎么样？”


    “我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的情况很不好。”


    “很遗憾。”


    “不必。又不是你的孩子。”


    “不能飞回家看望一下吗？”


    “走不开。他们想要一篇关于河内附近什么扫荡行动的报道，而且康纳利病了。”（康纳利是他的助手。）


    “很抱歉，格兰杰。真希望我能帮上忙。”


    “今天是他的生日。到今天晚上十点半，他就八岁了。就是为了他的生日，我才组织了这个香槟聚会，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不得不找个人聊聊，福勒，而且我又没法儿告诉那些法国人。”


    “现在他们对小儿麻痹症很有办法。”


    “即使他残疾了，我也不介意，福勒。只要他活着。我，我残疾了可不行，但他很有头脑。那个浑蛋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祈祷。我心里想，如果上帝想要一条命的话，他可以拿走我的。”


    “这么说，你相信上帝？”


    “但愿我信。”格兰杰说。他的整只手掌在脸上拂过去，看起来像是头疼，但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掩饰他在擦眼泪这个事实。


    “如果我是你，我会醉一场。”我说。


    “噢，不，我必须保持清醒。我不愿意日后回想，在我儿子死去那天晚上，我还喝得烂醉如泥。我的妻子不会喝酒，她会吗？”


    “你不能告诉你的报社……？”


    “康纳利并没有真的生病。他为了一个女人跑去新加坡了。我还得替他作掩饰。如果报社知道了这件事，他会被解雇的。”他振作了一下他的那摊身体，“抱歉，我耽误了你这么久，福勒。我必须找人谈谈。现在我要进去向那些人敬酒了。真可笑，我把这些说给你听，你一向很讨厌我的粗鲁无礼。”


    “我可以替你写那篇报道，假装是康纳利写的。”


    “你学不来那种笔法。”


    “我不讨厌你，格兰杰。很多事情我一直都蒙在鼓里……”


    “噢，你跟我，我们合不来。但谢谢你的同情。”


    我心里在想，我跟派尔真的有很大不同吗？难道要等到我的脚踏入生活的困境里，才能看见痛苦吗？格兰杰走了进去，我听见很多声音一起招呼他。我找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将我送回家。家里没人，我坐下来，一直等到午夜，然后心如死灰地走下楼去，来到街上，却发现凤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