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挚友的慷慨相助。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去世；这些逝者的成就是如此之辉煌卓越，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提起他们的名字，然而，人们之所以能够阅读或写作，恐怕离不开他们的惠泽，他们是：笛福（Defoe）、托马斯·布朗宁爵士（Sir Thomas Browne）、斯特恩（Sterne）、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麦考利勋爵（Lord Macay）、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德·昆西（De Quincey），还有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以上都是一些最先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名字。其他一些人还活着，而且也许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相比而言，他们却因为“尚在人间”这个原因而不那么令人敬畏。在此，我要特别感谢C.P.·桑格尔（C.P. Sanger）先生，没有他的物权法知识的相助，这本书恐怕永远也写不成。悉尼·特纳（Sydney Turner）先生罕见的渊博学识已经帮助我——但愿如此——避免了一些令人扼腕的大错。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先生在中文方面给我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其作用之大只有我一人知晓。拉波科娃（Lopokova）女士（J.M.·凯恩斯太太 - Mrs J.M. Keynes）一直在近旁纠正我的俄语。我把我所可能拥有的对绘画艺术的全部理解，归功于罗杰·佛莱（Roger Fry）先生无与伦比的共鸣和想象力。我也希望，通过我侄子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尖锐而极具穿透力的批评，我已经从另一个方面有所获益。M.K.·斯诺登（M.K. Snowdon’s）小姐在研究哈罗盖特（Harrogate）和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档案上的孜孜努力丝毫也没有白费。其他一些朋友在各方面对我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帮助实在太多了，请原谅我在此无法一一详加致谢。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到以下各位的名字：安格斯·戴维森（Angus Davidson）先生；卡特莱特（Cartwright）太太；珍妮特·凯斯（J Case）小姐；伯纳斯（Berners）勋爵（他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音乐方面的学识不可限量）；弗朗西斯·比勒尔（Francis Birrell）先生；我的哥哥艾德里安·斯蒂芬博士（Dr Adrian Stephen）；F.L.·卢卡斯先生（Mr. Lucas）；德斯蒙德·麦卡锡夫妇（Mr. and Mrs. Desmond Marthy）；我的姐夫，同时也是最鼓舞人的评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先生；G.H.·瑞兰兹（G.H. Rnds）先生；科尔法克斯女士（Lady Colefax）；内莉·博克索（Nellie Boxall）小姐；J.M.·凯恩斯（J.M. Keynes）先生；休·沃波尔（Hugh Walpole）先生；维奥莱特·迪金森（Violet Dickinson）小姐；尊敬的爱德华·萨克维尔·韦斯特（Edward Sackville West）；圣·约翰·哈钦森夫妇（Mr and Mrs St. John Hutchinson）；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先生；斯蒂芬·汤姆林夫妇（Mr and Mrs Stephen Tomlin）；奥托莱恩·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先生和女士；我的婆婆悉尼·伍尔夫（Sydney Woolf）太太；奥斯伯特·斯特维尔（Osbert Sitwell）先生；雅克·拉维拉特（Jacques Raverat）夫人；克里·贝尔上校（Colonel Cory Bell）；瓦莱莉·泰勒（Valerie Taylor）小姐；J.T.·谢帕特（J.T. Sheppard）先生；T.S.艾略特夫妇（Mr and Mrs T.S. Eliot）；艾塞尔·桑德斯（Ethel Sands）小姐；南·哈德森（Nan Hudson）小姐；我的侄子昆丁·贝尔（一个在我小说方面长期且助益颇多的合作伙伴）；雷蒙德·莫迪默（Raymond Mortimer）先生；吉拉尔德·韦尔斯利（Gerald Wellesley）女士；林顿·斯特莱彻（Lytton Strachey）先生；塞西尔子爵夫人（Viscountess Cecil）；霍普·米尔利斯（Hope Mirrlees）小姐；E.M.·福斯特（E.M. Forster）先生；尊敬的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还有我的姐姐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这份名单恐怕会变得太长，而它现在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虽然这份名单唤起了我的一些最美好的记忆，并且必然将引起读者的期待，但是，这本书本身却只能给读者带来失望。为此，我想在向以下各位致谢后，结束这篇序言：感谢大英博物馆和档案局工作人员的殷切相助；我侄女安吉莉卡·贝尔（Angelica Bell）无可替代的帮助；还有我的丈夫，感谢他一直以来耐心地从旁协助我的研究，此外，无论我的书中对于历史的精确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全都要归功于他渊博的历史学知识。最后，我还想感谢——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姓名和地址的话——一位身在美国的绅士，他曾慷慨而无偿地纠正了我先前作品中的标点符号、植物知识、昆虫知识、地理名词以及大事年表方面的错误，我恳切地希望，他现在仍能慷慨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