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伍尔夫的一个“玩笑”

    ——代《奥兰多》译者序


    By 坛子


    《奥兰多》（Ondo）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于1928年11月发表，（在《奥兰多》的结尾，伍尔夫写道：“午夜的第十二声钟声敲响了。现在是星期四，10月11日，1928年。”）被认为是伍尔夫作品中最易阅读的一部（在《奥兰多》的第六章，伍尔夫写道：“如果这些话零散琐碎，杂乱无章，让人提不起兴趣，那也是读者们的错，谁叫你们去听一位女士的自言自语呢。”）。


    《奥兰多》同时也是一部半自传故事，主要建构于伍尔夫密友薇塔·塞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生活背景。（在1927年10月，写给薇塔的一封信里，伍尔夫写道：“昨天早上我感到绝望之际……一个字也榨不出来，最后抱着头，把笔伸进墨水瓶，然后鬼使神差地在空无一字的白纸上写下：奥兰多——一部传记。写完这几个字，我全身霎时沉浸在狂喜之中，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念头……”）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它写的是薇塔的风流野史（薇塔本人是诗人，美丽、优雅、风流、奔放，是当时有名的“女同性恋者”），所以这本书一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据说，这部小说出版第一年——即1929年——就卖出了8，000册，让伍尔夫夫妇从此摆脱了生活的拮据，买了汽车，盖了楼房。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之后，在位于罗德麦尔她家附近的欧塞河投河自尽。）


    尽管伍尔夫本人将这部作品当作一个“玩笑”处理，（据记载，伍尔夫称这部小说为“写作者的假日”和“一个大玩笑”，但出版之后，却担心它“作为玩笑太长，作为严肃作品又太过轻浮”。）但是这部作品的风格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据说）在女性写作与性别研究的历史中极为重要。


    （因为奥兰多先是男性，后变成女性——这部小说始于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终于1928年10月11日午夜十二点，主人公奥兰多先为男性，后变为女性——且身上始终兼具男女两性的特点，因为面临问题时，他/她的视角都两性兼有——几乎可以这么说——因此，或可给男女两性读者以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与此同时，译者认为，这部小说，对于了解伍尔夫对生活的理解、对文学和诗歌的追求，亦极为重要——而这恰是译者更为看重，且觉得可以最大范围地分享开去并引起思考和讨论的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奥兰多》的译者说，伍尔夫是个“生活在思想之中的人”，窃以为，伍尔夫更是个“思想在生活之中的人”，她追问生活为何，为此分裂，为此聚合，为此生，亦为此死，思想和写作是在路上的动作，而生活则是在路上念兹在兹的“此时此刻”和“前方”。


    如果非要译者选出一些篇章来推荐《奥兰多》这部“玩笑”小说，译者会选择第六章中这连续的几段——《奥兰多》不一定好读，但读完之后，或许会有所回味、有所启示；但愿如此——）


    现在是十一月。十一月过了是十二月。然后是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四月之后是五月。接下来是六月、七月和八月。再接下来是九月和十月，然后看啊，十一月又到了，就这样，一年又过。


    这样写传记，自有其优点，但却不免干瘪、枯燥，而且长此以往，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自己也会背日历，何必按照霍佳思出版社的定价掏腰包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传主偏要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就像奥兰多现在对我们所做的一样，笔者又有什么选择呢？凡值得请教之人想必都会认同，“生活”是小说家或者传记作家唯一适当的主题；另外，这些权威人士坚信，“生活”与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毫不沾边。思想和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于是——既然奥兰多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只不过是“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那么在她结束思考之前，我们也只能背日历，数念珠，擤鼻子，拨炉火，东张西望，直到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奥兰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要是真的有根针掉在地上就好了！那多少也算是“生活”之一种。要是有只蝴蝶飞进窗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能有点东西写写。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打死了一只黄蜂，我们也马上就可以拿起笔来写，因为会有流血，哪怕流的仅仅是一只黄蜂的血，因为，有流血，就有生活。虽然杀黄蜂与杀人比起来太过琐碎无趣，但对于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比起奥兰多这样每天坐在椅子里，只与香烟、纸墨相伴，也要有料得多。我们不禁要抱怨（因为我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被消磨掉），要是传主们能体贴点就好了！你已经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笔墨，而她却突然脱离了你的控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窝火的？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目光时而炯炯有神，时而无精打采，你看着这出荒唐的感情戏码在她脸庞上演，而且知道引起这一切的原因——但这些却又只是无足轻重的思考和想象，而已！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屈辱的么？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这是帕摩尔森勋爵刚刚证实过的。而大家公认，描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叙行动，而代之以爱情。有位诗人曾说过，爱情是女人存在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一眼正在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她的确最适合承担这一使命。毋庸置疑，既然她是个漂亮女人，又正值盛年，她不久就会放弃假装热爱写作和思考，开始怀想哪怕某个猎场看守（只要一个女人想的是男人，就不会有人反对她思想）。然后，她就会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小纸条，也不会有人反对她写作），约他在星期天黄昏见面；星期天的黄昏到了，猎场看守就会来到她窗下吹口哨——这一切无疑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小说家唯一可能的素材。那么，奥兰多肯定会做这些事中的一件吧？唉，真是太可惜了，她一件也没有做。那么，我们不得不把她归为那些不懂爱情的怪胎？她喜欢猎狗，忠于朋友，接济饥肠辘辘的穷诗人，热爱诗歌。但爱情——男性诗人定义的那种爱情——说到底，谁能比他们更权威呢——与善良、忠诚、慷慨和诗歌毫不相干。爱情就是脱下衬裙，然后——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什么。那么，奥兰多做过那件事么？事实迫使我们说，没有，她没做过。而如果我们的传主既不爱人，也不杀人，只是思考和想象，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他或她不过是一具活死人，我们还是早点放弃为妙。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眺望窗外。麻雀、欧椋鸟、鸽子和一两只乌鸦，都自顾自地忙碌着，有的找虫子，有的找蜗牛，有的飞上枝头，有的在草地上走来跳去。一个腰上系着绿围裙的男仆穿过庭院，可能是去和厨房里的某个女佣幽会，不过既然在庭院里也没什么可靠的证据，我们就只好抱着最善意的希望，不继续追究了。流云掠过天空，时而丝丝缕缕，时而层层叠叠，把草地映得时明时暗，变化不定。日晷神秘莫测地记录着时间。面对这千年如一日的生活，我们的脑海里不禁慵懒、枉然地浮现出一两个关于“生活”的问题来。生活，它吟唱着，或者不如说是哼哼着，像炉子上的水壶一样。生活，生活，你究竟是什么？是光明还是黑暗，是仆人的围裙，还是草地上欧椋鸟掠过时的影子？


    那么，在这个人人都叹赏繁花和蜂群的夏日清晨，让我们出去走走，探索一番吧。欧椋鸟扑闪着翅膀停在垃圾筒沿上，在草棍间啄食仆人们梳头时掉落的头发。我们不妨问问它（它比云雀更擅交际）的意见吧。生活是什么，我们靠在农舍的大门上问。生活，生活，生活！那鸟儿叫起来，仿佛听懂并完全理解了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有一种恼人的窥探习惯，即先在屋里提出问题，然后走到屋外面四处张望，掐几朵雏菊，就像作家不知道下面该写什么时所做的那样。那鸟儿说，然后，他们来到这里，问我生活是什么！噢，生活，生活，生活！


    然后，我们沿着旷野小路继续前行，登上高高的、葡萄酒般暗紫的山脊，在那里躺下，做白日梦，看一只螳螂费力地将稻草背回家。它说（如果翅膀振动发声也配得上这个神圣而温柔的字眼的话），生活就是劳作——至少我们是这样解释它那呛了灰尘的喉管所发出的呼呼声的。蚂蚁也赞同这一点，还有蜜蜂，但如果我们在这里躺得再久一点，直到夜幕降临，再去问从灰白色的石楠花丛中悄然飞出的飞蛾这个问题，它们就会在我们耳边轻轻发出狂野的呓语，像暴风雪中电报线发出的声音一样：噫——嘻，呵——吼。生活就是笑声，笑声！飞蛾们说。


    我们已经问</a>过了人、鸟类和昆虫，至于鱼儿，据说有住在山野洞穴里，孤独经年的隐士曾经盼着它们能开口说话，但它们却从来不说，所以可能真的知道生活是什么——一路问过后，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聪明，而只是变得更老、更冷漠了（因为我们不是曾经以某种方式祈祷过，要写一本内容极其艰涩、极其罕见的书，好让看过的人迷惑，以至于发誓书里写着的就是生活的意义么？）算了，还是回去吧，对满怀期待的读者们直截了当地说——唉，生活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现在是2014年1月24日23:51，寂静像火柴，在我的脑海中滑过——睡觉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