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解剖学教授

    [附录一中内容节选自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作者自传《人生的回顾》（Recollections of My Life，the MIT Press，1989）。——编者注]


    1876—1877年，我在萨拉戈萨学习解剖学和胚胎学，空闲时间辅助父亲在医院履行服务职责，值班期间顶替他的职位，负责治疗一些他的外科病人。


    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强烈愿望（当然也受到父亲不断的激励）促使我去获取博士学位。本来有一个很明智的选择是，在马德里大学</a>正式注册学习三门课程（医学史、化学分析、正常与病理组织学）——这是当时获得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所必修的课程。如果我在首都停留一年，毫无疑问那将给我带来诸多益处。我应该会跟一些未来的评审员们建立起私人关系；会参加评审会议，以便能够掌握有关学术争论的技术细节和辩论技巧；会学会那种经过矫饰，并且非常有助于兜售自己优点的令人轻松愉悦又温文尔雅</a>的礼节，这对当时内向却又直率的我而言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的父亲决定让我在校外注册学习这些课程，于是选择把我留在了萨拉戈萨。因为他担心，如果他稍不留神，我的艺术热情会再次被点燃。


    对于化学分析课程的学习，父亲想让我师从著名的药剂师唐·拉蒙·里奥斯（Don Ramón Ríos）。他是当时一家享有盛誉的化学制剂工厂的负责人。至于医学史课程和正常与病理组织学课程，我完全通过自学教科书去理解消化，因为在阿拉贡首府，没有人能教我这些课程。


    6月来临，在我准备参加马德里的考试时，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错愕。我在里奥斯博士实验室里费力学到的所有化学分析方面的知识被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就像那时学习的同学记住的那样，药学部里该学科有名的里奥斯（Rioz）[请注意此处的“里奥斯”及下一页的“里奥斯”是同一个人，但与上文两处的“里奥斯”是不同的两个人，只是译名相同。——编者注]教授，只要求医学候选人简要回答四五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仅仅包括分析矿泉水、尿液、牛奶以及血液的成分这样的范例——每个人为了通过考试而用心学习的典型范例。据我了解，刻苦学习作为医学史官方教材的某本法国著作所付出的努力也徒劳无功。我在马德里的同学，私下狠狠地向我泼了一盆冷水，告诉我学习指定教材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桑特罗（Santero）博士几乎只要求学生学习一本叫作《临床指南》（Prolegomenos clinicos）的小册子，而我对这本小册子一无所知。在这本小册子里，圣卡洛斯（San Carlos）的那位著名教授以雄辩之才发展出了一套医学哲学体系，自由地挥洒他对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以及希波克拉底派的炽热激情。只有组织学教授马埃斯特雷·德·圣·胡安（Maestre de San Juan）博士，严格遵守了他在课堂上的宣言，依据教材和官方课程进行考试。


    结果是，我别无选择，只得疯狂学习三四天，死记硬背里奥斯博士那文雅的分析描述以及桑特罗博士那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论断。纯粹是凭着好运，我才能挺过那种煎熬和折磨，但也导致了很糟糕的后果：我产生了剧烈的头痛，对错误的教学自由感到极度厌恶。正是由于那种教学自由——现在跟当时仍然一样，独立自主的学生因为依赖官方课程的承诺而忽略了教授讲解的主题，而教授则有时极度自信地省略了那些根据规定有义务阐释的主题。


    唐·奥雷利亚诺·马埃斯特雷（Don Aureliano Maestre）博士及其助手特别友好，告诉了我一些关于显微技术方面的备考事宜，我因此备受鼓舞。同时，我又渴望尽可能认真仔细地学习普通解剖学，因为它是对系统解剖学必不可少的补充。因此，一回到萨拉戈萨，我就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显微实验室。多亏了马埃斯特雷无私奉献的友谊，我轻松地通过了组织学的考试，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准备工作，也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显微镜检查。而且，那时候萨拉戈萨没有一个人能在显微领域里为我指点迷津。此外，我曾担任助理的医学部特别缺乏设备，只有在生理学实验室有一台相当不错的显微镜。多亏了博劳（Borao）博士的深厚情谊，他当时是生理学实验室的助手，通过这台精密的仪器，我第一次对血液循环那无与伦比的壮观景象惊叹不已。这次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演示，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了。在这里，我只想说，这一点明显提升了我对显微学的热爱程度。


    我选择一处阁楼作为实验室，打算研究显微技术，还收集了一些试剂，这时我只缺少一台优质显微镜。我在古巴的报酬所剩无几，还不够买一台显微镜。幸运的是，我上一次去首都期间，我就得知在狮子街（Calle del León）25号一层住着一位医疗器械经销商唐·弗朗西斯科·切内尔（Don Francisco Chenel）。一旦计划分期付款，他就会供应由“纳切特和威里克”（Nachet and Verick）制造的优质显微镜。“纳切特和威里克”是一个法国品牌，当时特别时髦。因此，我就开启了跟这位商人的通信联系，并且拟定了条款，包括分4期付款、每期140美元。这个价格可以购买一款优质的“威里克”器械及其附件。镜头的放大率可以达800多倍。不久之后，我从同一个经销商那里购买了一台朗维埃牌切片机、一个旋转台以及很多其他用于显微镜操作的便利设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我作为助理赚取的微薄薪水以及作为解剖学家教得到的微薄回报作为财务支撑的。我的实验室和图书馆的财务基础是我在古巴节衣缩食换来的。这样看来，我在大安的列（Great Antille）得过的那些病，从长远来看对我就好像是一种优势了。我很确定，如果不是那些病，我在海外居留期间应该不会省下一分钱，因而也就不会为我的科学研究提供必需的资源。


    采购研究显微镜的著作和期刊也很有必要。因为我不读德语，而最好的解剖学和组织学著作都是用德语出版的，所以我很少有相关的著作。只有使用法文版本，我才能读亨勒（Henle）的《普通解剖学》（General Anatomy）以及弗雷（Frey）的《组织学和组织化学》（Histology and Histochemistry）的经典论</a>述。范·肯彭（Van Kempen）和罗班写了很多优秀的法文著作，同样给了我引导。对于实际的研究工作，我可以参考贝亚勒（Beale）的《医学显微镜》（Microscopio en Medicina）和《原生质与生命》（Protosma y vida），还有拉特克思（Latteux）的知名著作《技术手册》（Manual t&eacuteico）。至于科学期刊，由于资金匮乏，我只能局限于订阅一些英文杂志——《显微科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Microscopical Science）和一本由E.佩尔唐（E.Pelletan）主编的法语月刊评论《显微摄影杂志》（Journal de micrographie）。提到西班牙语著作，我有马埃斯特雷博士的作品，案例特别丰富，但也特别难懂。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开始单枪匹马地进行研究，没有老师，也没有充足的设备。但对每一件事情，我都投入了率真的热情和顽强的意志力。对我来说，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训练我的大脑，以专业化的视域重新组织，最终能让它完全适应实验室的工作。


    在跟显微镜一起“欢度蜜月”期间，我毫无章法地对各种事物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奇妙领域，让人欣喜若狂。我用一种狂热观众式的态度观察血细胞、上皮细胞、肌肉纤维、神经纤维等组织。时不时地停下来，将无限微小生命里的迷人景象绘制或拍摄下来。


    这些演示都特别容易，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我们的教授却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本该有的好奇心。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向我们长篇大论地讲述健康细胞和病变细胞上面，而不去花一丝精力用眼睛了解那些生命和痛苦里的玄奥主角。当时的很多教授，可能大部分教授，都对显微镜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它不利于生物学的发展。在我们的学术保守派看来，对细胞及看不见的寄生虫的神奇描述是纯粹的幻想。我记得，那时马德里的一个教授，从来不愿通过一种放大工具——目镜去观察，因为他担心会扰乱自己的头脑，他将显微解剖学描述为“天体解剖学”（celestial anatomy）。这个词后来很流行，很好地刻画了那一代教授的心理态度。


    当然，也有一些难能可贵的例外情况。不过，无论如何，意识到这一点都很重要。即使极少数大师使用了扬森（Jansen）的仪器并且相信了该仪器的发现结果，但也会缺乏那种坚定的信念，亲自去认真地核查科学家的描述。对研究仪器的这种漠视，对曾经掀起科学革命浪潮并为生理学和病理学开拓广阔视野的科学研究缺乏热情，这在瑞士著名的组织学家A.克利克讲述的奇特故事里都得到了证明，他于1849年访问了马德里大学。


    如我所说，正当我开始兴高采烈地探秘那本有关人体内部微观组织的名著时，《公报》（Gazette）上宣告格拉纳达大学（Universidad de Granada）和萨拉戈萨大学有空缺的系统与普通解剖学（descriptive and general anatomy）的教授职位。这则通知让我坐立不安，因为我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参加这场艰难的比赛。本来在进入比赛名单之前，我应该热衷于参加此类比赛，摸清公众和评审员的兴趣，最终评估值得引入大学市场的那些价值观念的标准。但是，我的父亲就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对自己儿子的优点和能力有巨大的幻想并且坚定不移。那时，我别无选择，只得从命。虽然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我还是努力地鼓足勇气，去参加了那场考试。通过考试，有9个或10个候选人竭尽全力地去竞争3个位置，其中一些人真的是才华横溢。


    在做练习的时候，我的疑虑和担心都得到了充分地证实。如我所料，我在经典系统解剖学和剖割方法这些方面表现最佳。不过，我也诚实地承认，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了令人遗憾的不足，比如忽视了从比较解剖学parative anatomy）、个体发生学（ontogeny）或者系统发生学（phylogeny）里得出解释的基础；对组织学技术的某些细枝末节和附带情况一无所知。组织学技术通过马埃斯特雷博士以及朗维埃的最新著作风靡一时，而我对那本著作一点儿都不熟悉，甚至还遗漏了那些对装饰性特征的推测，这些推测是备受推崇的思想之花，可以使枯燥乏味的解剖学问题变得高雅有趣，提升讨论的层次，让讨论变得惬意无比。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在那场考试中，我还暴露了知识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对学术竞争中使用的礼节形式一无所知，这导致我处于不利地位。我给人留下了有点儿夸张、容易激动的印象。容易激动是因为我天生胆怯，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不习惯在一流的、挑剔的观众面前发言。最终，导致我失败的原因是，在解释说明时，我所展现出来的朴素平实、未经培训的风格。这是我自认为的所有优秀品质中最突出的一点，完全没有故弄玄虚和华而不实。那些受到专业训练的青年，受教于我们雅典娜的经典修辞风格。对他们来说，直抒胸臆和简洁表达听上去粗俗不堪。相比于我这种率真的表达方式，一些能言善辩的选手所展示出来的优雅精致让我震撼不已。他们运用这种优雅精致把穿梭在进化论或生机论那广袤天地里的游览变成了乐趣，或者改变语体风格，运用这种优雅精致对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存在，连同对根骨形式或回盲部阑尾形式的描述一起进行赞颂。既空洞无物，又充满福音式的甜言蜜语。


    不过，重新回到我的故事中，我要补充一句，我只有两点吸引了观众和评审员的广泛关注。论述当天我在黑板上绘制的彩色图画以及我在第一场会议（大部分主题都跟组织学技术和综合问题有关）里回答的有关系统解剖学的几个问题时讲解的丰富细节。至于我父亲寄予厚望的实践考试，跟往常一样，纯粹是场闹剧。事实上，考试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剖技术，即一些腕关节韧带手术的准备部分。所以在这场考试中，我们都考出了同样的成绩。


    对于这次失利，我感受最为强烈，因为它会让我的父亲和老师对我感到失望和幻灭。稍微让我得到些许安慰的是我了解到了一个消息，即我得到了一票，赞同我成为其中的一个教授。我要把这一票归功于一位老师，如此博学、正直、严厉又一丝不苟的马丁内斯-莫利纳（Martínez y Molina）博士。后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圣卡洛斯的珍珠”的格拉纳达大学宣布了为空缺的教授职位而举办竞争考试的消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弥补了。


    我完善了自己在组织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使用由法国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杰出的教授朗维埃撰写的知名著作《组织学技术手册》（Manuel technique d’histologie）作为指导用书。我学会了翻译德语的科学论著。我认认真真地学习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系统解剖学、普通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的德语著作。我扎根于现代进化论里，当时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达尔文、黑克尔（Hackel）、赫胥黎。我大大扩展了胚胎学方面的知识。最后，我用一些获得面试官青睐的细节来介绍自己，正如我能看到的那样，那些投其所好的细节赢得了观众和审查委员会的青睐，可能比它们应该赢得的青睐程度还要更深。就这样，平生第一次，我下定决心变得稍稍世故一些，为优雅做出牺牲。


    我心情平静，满怀希望，忙于给紧张的解剖工作做最后的收尾。有一天，一个朋友拦住我，脱口而出：“我想给你一点建议，不要去参加即将到来的考试，不要去应聘格拉纳达大学的教授职位。”


    “为什么不呢？”


    “因为你的时机还不成熟。留着机会以后再用，一切都会如你所愿的。”


    “但是——”


    “注意，孩子，刚刚任命的审查委员会已经被选举出来，明确目的就是让阿拉门迪亚（Aramendia）成为教授，因为一直以来医学评审团组织者的卡列哈（Calleja）博士对他的才华特别欣赏。”


    “但是阿拉门迪亚一直都在准备内科病理学方面的考试，从来没有关心过解剖学！”


    “十分正确！可是病理学方向的空位几年之内都没有希望。他的那些强力赞助人希望他立刻成为教授，所以目前看来既然唯一的通道就是系统解剖学，那么他们就会占据那个通道。这样吧！这次至少要知道如何妥协，如何明智地避免因轻率鲁莽而树立更多的敌人。如果你放弃了，你就会赢得那些权势人物的好感，你的未来就是要依靠他们的青睐。”


    “谢谢您的建议，但是我不能采纳。如果我放弃了这次考试，我父亲就会暴怒，而我也没有选择，只能埋没在某个小城里。另外，在解剖学方面，我经过几年辛辛苦苦的准备，却没有好好利用这送上门可以证明我不甘平凡的第一次机会，难道不是很丢脸吗？尽管得到想要的职位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向评审员和公众展示，我已经增加了知识！我已经能够战胜自己了！之前的考试已经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就算我没有彻底改正这些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


    “那你永远也成不了教授，或者要到很晚的时候才能成为教授，那时候你已经头发斑白了！”


    “如果懦弱和放弃是成为教授的代价，那我永远都不做教授！”


    我很快就能检验那个警告是否正确无误。实际上，有些例外的是，审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那个人的朋友和拥护者，他们在当时完全牢牢掌控着医学教授资格分配的权力。


    尽管如此，为了给所指的那个人辩解，我必须要说明的是，阿拉门迪亚曾经是卡列哈博士的高才生，他在性格和能力方面极具天赋且备受推崇。此外，费尔南德斯·德·拉·维加（Fernández de Vega）博士也施加了他所有的影响力。费尔南德斯博士任萨拉戈萨大学解剖学教授，是审查委员会杰出主席的一个亲戚，还是阿拉门迪亚的同学和密友。


    到了1880年，8场考试如期而至。在这些考试中，我有幸证明了自己因为申请这个职位而努力取得的进步。我在组织学方面的知识给我带来了精彩展示的机会，对德语书本杂志的学习也助我一臂之力，彰显了我在研究方面的博学和前沿，这极其讨人欢喜。而我的竞争对手都不了解那些德语书籍、没有一个人懂那种语言。


    只有一个对手抵抗住了我的猛烈攻击，并轻而易举地避开了这些攻击，不是借助在解剖准备上的优势（绝不是普通的优势），而是借助他在理解方面的清晰、准确以及在措辞方面无与伦比的优雅。我指的就是那位杰出的很快就离开的大师——唐·费德里科·奥洛里斯（Don Federico Olóriz）。他在第一次竞赛时就已经展示了他的未来潜力，显露出了大家从这位未来的马德里大学医学部教授身上所能期待的东西。


    在当时那个场合里，唐参与了跟我的辩论，猛烈地攻击我，他大概以为我是唯一一个需要应对的强劲对手。而在圣卡洛斯大学的走廊里友好地聊天时，我指出他“幸运的官方候选人”的错误，他嘲笑我那令人不悦的阿拉贡式的玩笑。


    我申辩说：“但他只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自己在解剖研究和剖割艺术方面的不成熟！”


    唐回击道：“好吧！这个即兴的解剖学家将会是格拉纳达大学的教授，而你，尽管拥有职位所要求的知识和能力，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扮演他的助理这个卑微的角色，或者完全改变自己的方向。”


    我生气道：“荒唐！”


    然而，荒唐还是发生了。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朋友们再次证明了他的铁律不容打破，可怜的奥洛里斯，虽然在听众和评审员看来是一个奇迹，但也不得不屈居于三人小组里的第三个位置（我得到了第二个位置）。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表明受青睐的候选人是一个糟糕的教授。圣卡洛斯大学的独裁者并没有喜欢无能之人的习惯。我已经说过，阿拉门迪亚是一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并且如果他确实有志于此，他将会成为解剖学的优秀教师。在这次竞争中，他缺乏充足的理论准备，没有使用手术刀的职业实践经历。所以，当有一个机会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立刻调任到了萨拉戈萨大学临床病理学的教授职位。就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在那里他果然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医学教师。后来，在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由衷的赞许和掌声中，他在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圣卡洛斯大学的一名临床病理学教授。


    在1879年，考试的结果是，我被任命为萨拉戈萨大学医学部解剖学博物馆主任。参加那些竞争的，除了其他年轻人，还有来自巴伦西亚大学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学生——达尔文和黑克尔的狂热追随者。关于那些竞争，我只希望回忆一个诠释深切同情的事实，我的老乡和我的老师因为这种深切同情而站到了我这一边。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时，那两位萨拉戈萨教授坚决投票支持巴伦西亚大学的选手。来自其他地方的三个教授，刚刚通过竞争获得教授职位，因而对那些微妙的嫉妒心知肚明，把他们的赞同票全部投给了我。对这些正直的人，我永远心存感激，其中一位是唐·弗朗西斯科·克里亚多-阿吉拉尔（Don Francisco Criado y Agur），后来是马德里大学医学部的教授。我一直完全没有向权威谄媚的能力，这是一个事实。


    1883年，先后有两个新的空缺需要通过选拔考试填补。一个是马德里大学的教授职位，因品行高洁又富于教养的马丁内斯-莫利纳医生的逝世而空出；另一个是巴伦西亚大学的教授职位，由于纳瓦罗（Navarro）博士的去世而腾出。我的理想还是一如既往的普通和卑微，只加入了巴伦西亚大学的竞争。奥洛里斯则在认真权衡之后申请了两个职位。


    这种情况再次表明了谚语中的真理——否极泰来。在前面为申请格拉纳达大学教授职位而进行的考试中，因对我或奥洛里斯不公而产生的丑闻在那所大学和当地政府之间都产生了反响。因此，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加马索（Gamazo）先生，下定决心要避免再次出现滥用职权的状况，并且组成或者促成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其学术能力和自主权利不受任何怀疑。这个新的考官委员会的主席职位被分配给了恩西纳斯（Encinas）博士，他以惯常的直率告诉部长：“在我负责的地盘，任何伎俩都不会得逞。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在此时此地承诺，要么匿名选举，要么没有选举。而且这一点既适用于马德里大学的教授资格，又适用于巴伦西亚大学的教授资格审查。”后来果真如此。


    多亏了这个审查委员会的不偏不倚，之前的评审员没有一个位列其中，我和奥洛里斯这些没有特殊关系的乡下人，终于荣获了大学教授资格。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格拉纳达大学的得意门生以评审员匿名投票的方式战胜了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审查委员会，除了主席因生病被伟大的莱塔门迪（Letamendi）替代之外，对我也心怀友善，毫无分歧地选举我作为巴伦西亚大学医学部解剖学教授。我之前一直对这位非常杰出的加泰罗尼亚（Catalu?a）大师十分尊敬，但自那次之后，我在单纯的才智钦佩上面又增添了因爱戴和感激而产生的热烈且忠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