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一部虚构作品。我试图创作一个故事，讲述人类未来可能——或者至少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命运。我希望，这个故事与当今人类视野与观念的转变有所关联。


    畅想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可能会陷入对惊人事物的恣意想象中。面对令人困惑的当下种种以及未来的发展，如果能驾驭想象力，就可能从中获益。如今，我们应该鼓励甚至认真研究揭示人类种族命运的各种尝试。这不仅能帮助我们面对纷繁而往往充满悲剧的诸多可能，还能使人们更加确信，当今心智所推崇的想法和观点，在未来更加成熟的心智看来无一不是幼稚的。应该说，畅想遥远的未来，实际就是尝试找到人类种族在宇宙中的位置，并让心灵做好迎接新的价值的准备。


    但是，如果想象力未受到严格的规范，那么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建构必将坍塌。每个文化环境生发出来的可能性自有其边界，我们必须尽力保持在这个限度之内。纯粹幻想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我们并非真的要预知未来，因为目前看来，除了极其简单的情况，这种预言只能是空谈。我们并非要像历史学家考察过去一样考察未来。在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中，只能抓住几条线索，带有目的性地进行选择。这项工作不是科学研究，而是艺术创作。这部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应该和艺术作品留下的东西如出一辙。


    但我们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在美学意义上创造出值得称赞的虚构作品。这虽不是历史，但也不纯粹是虚构，而是神话。真正的神话是在特定文化（可能已经灭亡，可能仍在存续）的世界观内，以一种丰富的方式（经常是悲剧性的）表达这种文化所能容纳的最高崇敬。相反，虚假的神话或者僭越了其所属文化的可能性的边界，或者没能描摹出其所能企及的最高远的视界。当然，这本书与真正的神话相距甚远，正如它与预言相距甚远一样，但它确确实实是对神话创作的尝试。


    对于熟悉各种当代思潮的现代西方读者来说，我在这里设想的未来不会显得完全怪诞，或者说，无论如何，这种怪诞都不会毫无意义。如果我所写所述毫不令人惊异，反倒会因为过于合理而显得不合理。因为对于未来，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我们多半会觉得它难以置信。只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我想我可能陷入了无意义的夸张：我让一个居住在遥远未来的人与今天的我们联络，设想他有能力操控某个存活于当下的心智，从而完成了本书。不过，就算是这种设定，我们可能也不会完全排斥。当然，即便把它忽略掉，本书的主题也不会有实质的变动。然而，这样引入正文不仅仅是出于便捷的考虑，还是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极致的、炫目的设定，我才能具体地刻画出在时间的真谛中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识过的事物。实际上，只有这样设计，我才能恰当地说明我们今天的全部心智不过是充满困惑和迟疑的初级探索。


    如果未来某个生物碰巧发现了这本书，譬如说下一代人类在清理祖先留下来的垃圾时发现了它，他肯定会发笑。这是因为，对于将来真正要发生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丝毫线索可循。事实上，即使在当今，我们这一代的境况也会经历不可预料的极端变迁，以至于本书很快就会显得滑稽可笑。但这都无所谓。我们今天必须尽可能地思考我们与宇宙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纵使在未来的人类看来，这些幻想毫无根据，可它们依然具有当下的意义。


    如果将我的作品视作预言，一些读者可能觉得有些杞人忧天。但这不是预言，而是神话，或是在尝试创作神话。我们所有人都期望未来比我所展现的更加幸福。具体而言，我们希望人类文明朝向一种乌托邦稳步发展，而不愿设想有一天它会衰落、坍塌，以致精神遗产也不可挽回地消逝。但我们必须直面这种可能的结果。所有合乎情理的神话都应该接纳这样的悲剧，一个种族的悲剧。


    因此，虽然我不无欣慰地认识到，在我们的时代，希望与绝望都有其扎实的根基，但是出于一种美学考虑，我还是设想人类种族将会毁灭自身。今天的世界急切地朝向和平与团结发展，如果兼具机运与开明的筹划，也确实会成功，我们必须迫切地坚信它会成功。但我在这本书中进行了一些另外的设想：我设想这场伟大的运动最终宣告失败；我设想我们无法阻止国家之间的争战不休，只有在人类心智毁灭之后才能迎来团结与和平。但愿这些都不会发生！但愿国际联盟[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后被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取代。]或其他更严格的世界政府能在一切都太晚之前阻止它们发生！不过，让我们在心中容纳一些其他想法：或许，我们种族的伟业不过是更宏大的戏剧中一个不成功的篇章。当然，整场戏剧本身也可能是悲剧。


    要构思这样一场悲剧，就必须了解当代科学对人类本质及其物理环境的研究现状。我试着去“纠缠”一些我在科学界的朋友，好补充自己浅薄的自然科学知识。我与利物浦的珀西·博斯韦尔（P. G. H. Boswell，地质学家）、詹姆斯·约翰斯通（James Johnstone，生物学家）和詹姆斯·赖斯（James Rice，物理学家）有过深入交谈。这几位教授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但绝不应该对书中一些刻意夸大的想法负责。尽管这些夸张的想法在整个情节设计中都发挥了作用，但难免偏离科学主流。


    非常感谢路易斯·里德（Louis Arnaud Reid，哲学家）博士对这部作品的评论，以及埃米尔·里乌先生（Emile Victor Rieu，古典学家）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教授马丁女士（L. C. Martin）阅读了全书的手稿，不断提出批评意见，又给予诸多鼓励，对此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最后，我对通情达理的妻子亏欠甚多，无以为报。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我想提醒读者：在接下来的正文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并不是实际上的作者，而是一个生活在极其遥远的未来的人。


    ---W. 奥拉夫·斯塔普雷顿


    ---于西柯尔比


    ---193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