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是谁？我是什么？我要去哪里？这些问题一直缠绕着杰斯特年少的心，现在终于有答案了。还有那些困扰他的梦魇：他时常梦见死去的“大男孩”，让他感到内疚和忧烦，现在也不会了。他还梦到过把舍尔曼从一群暴徒手中救出来牺牲的自己。舍尔曼看着他的尸体，伤心欲绝。还有梦见他把玛丽莲·梦露从瑞士的一场雪崩中救出来，然后成了英雄，骑着马，神气活现在纽约街头游行庆祝，人们向他撒来五彩缤纷的纸条纸屑……这些都是很有趣的白日梦，以后都不会再做了。再说毕竟救玛丽莲·梦露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梦中他还救过很多人，也梦见自己很多次像英雄一样死去。他的梦几乎都是发生在异国他乡。从来没在米兰，没有在佐治亚州，要不在瑞士，要不在巴厘岛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但现在他的梦悄然改变了。不管是晚上睡觉的梦境还是白日梦都变了。很多夜晚他会梦到父亲，梦见父亲他似乎就找到了自己。他是父亲的儿子，他也要成为一名律师。以前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很多可能性，现在清楚了。而一旦清楚，杰斯特就感到真正的快乐和自由了。


    新学期开始了，杰斯特非常高兴。穿上崭新的衣服，那是圣诞节时他得到的礼物：一双新鞋，新的白衬衣，新的法兰绒裤子。他感受着自由的心情，心里对“我是谁？我是什么？我要去哪里”都有了最终明确的答案。这学期他会努力学习，特别是英语和历史——要读宪法和背诵那些伟大的演讲，不管是不是课程要求的都要去读去背诵。


    那层以前有意在父亲身上蒙着的神秘面纱现在除去了，爷爷也会偶尔提到他，虽然不是很经常，提到的时候也不会再掉眼泪了，就好像杰斯特被吸收为共济会会员或者“麋鹿俱乐部”成员或者什么似的。杰斯特可以告诉爷爷自己的计划，告诉他自己要去学法律。


    “上帝知道我从来没鼓励你去学这个。但是如果那是你想去做的，孩子，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支持你。”其实法官心里在暗自高兴。他迫不及待地追问一句：“那么你是想成为爷爷那样的律师吗？”


    杰斯特说：“我就想成为爸爸那样的律师。”


    “你爸爸，你爷爷……我们都是同脉的兄弟。你将成为另外一个克莱恩家族的骄傲。”


    “啊，我现在真是大大地松了口气啦，”杰斯特说，“我曾想过很多种可能——我这辈子到底要干什么。弹琴，开飞机，等等。但是没一样是真正我想做的。我就像一只总是爬错树的猫。”


    新年伊始，法官平稳安静的生活突然被打乱了。有一天早上维利丽来上班，她把帽子挂在门后，没有像每天一样去前院打扫卫生，而是就站在厨房里，黑着脸，倔倔地一动不动。


    “法官，”她说，“我要文件。”


    “什么文件？”


    “就是政府的文件。”


    法官既生气又惊讶，连早上起来正抽着的第一支香烟的情趣都被破坏了。维利丽开始说起社会保险：“我拿出工资的一部分要付给政府，你也应该付你那份。”


    “是谁跟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老法官想这些也许又是一次“重组”，但他觉得太可怕了没有说出来。


    “人家都在说。”


    “好了，维利丽，想想这个道理。为什么要去给政府缴钱？”


    “因为法律规定的。大家都知道。就是所得税。”


    “仁慈的上帝啊，你不会愿意缴什么所得税的！”


    “我愿意。”


    法官一直为自己对黑人的理性有深深理解非常自豪，他用坚定的语气安慰她：“你把事情搞混了，别去理它。”他又不由自主地加上一句：“怎么啦，维利丽，你在我们家都待了快十五年了吧？”


    “我想按照法律办事。”


    “这是扰乱法律。”


    维利丽终于说出她想要什么：“我想到我不能工作时可以有退休金供养我。”


    “你要退休金做什么用啊？你老了不能工作了我会照顾你的。”


    “法官，你自己都已经很老了。”


    这句话可把法官彻底激怒了。的确这件事非常令他恼火。同时他也非常不明白，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非常了解黑人想法的，每个星期日午餐，当他说：“啊，维利丽呀维利丽，我告诉你，你会永远住在天国……”的时候，他从没意识到，他一次又一次说这样的话令维利丽非常气恼。他也没意识到自从他的外甥“大男孩”死了之后，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懂黑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太留意他们的情绪变化。


    维利丽不想改变话题，她继续说道：“有一位女士说会帮我缴政府税，还说一个星期给我四十美元工资，还有周六和周日两天休息。”


    法官心跳加速，脸色也变了：“好啊，那你去找她吧！”


    “我可以找个人来给你做事。法官，爱丽·卡朋特可以接替我的工作。”


    “爱丽·卡朋特！你非常清楚她是个呆头呆脑的家伙！”


    “那么，那个不中用的舍尔曼如何？”


    “舍尔曼不是仆人。”


    “哼，那你说他是什么人？”


    “不是专门做仆人工作的。”


    “现在有个女士可以替我缴政府税，还会给我每周四十块钱，外加周末两天休息。”


    法官火气更大了。早年一个仆人只要付给每周三块钱就是很高的工资了。但是现在年年仆人的工资在上涨，现在法官每周付给维利丽三十美元，他听说训练有素的仆人可以一周拿到三十五美元甚至四十美元。即便如此，现在找仆人也是难上加难。他一直对仆人都很随和，而且他也一直都相信人道主义——但是那他就该同意给这么高的工资吗？但是他只想求个太平和舒服，于是他试着做些让步：“你的政府的税我来付吧。”


    “我不相信你。”维利丽说。法官第一次发现维利丽其实是一个很凶悍的女人。她的声音不再是唯唯诺诺，而是非常彪悍。“那位女士会帮我付政府的税，还给我一周四十块钱……”


    “好啦！你去找她吧！”


    “现在吗？”


    法官很少会对仆人们提高嗓门说话，但是今天他吼起来：“没错，现在！你走了我才高兴呢！”


    维利丽心中很气，但是她没有说话。她气得布满皱纹的紫色嘴唇直哆嗦。她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戴上插着粉色玫瑰花的帽子。她一眼也没看工作了十五年的厨房，也没跟法官说句再见，踩着沉重的步子，从后门走了。


    房间里静极了，法官很害怕。他害怕把他一个人丢在屋子里他会中风。杰斯特到下午放学才会回家，他不能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他记得杰斯特小时候总是在黑夜里大叫“来人啊，来人啊！”现在法官自己也想这么大叫。现在屋子里完全一片寂静，他才意识到有点儿声音对自己是多么重要。他去了法院的广场去寻找一个新仆人，但是时过境迁，没有黑人再在这里等着被雇用。他问了碰到的三个黑人，但她们都已经有主人，她们看他的表情就像他神经出了差错。于是他去了理发店，剪了头发，洗了头，刮了脸，为了打发时间，他还修了指甲。然后在理发店实在没什么事可干了，他就去泰勒旅馆的“绿厅”消磨时光。他在“板球茶坊”花了两个小时吃午饭，然后起身去马龙的药店看看他。


    没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心情抑郁，法官就这么混了三天。因为他害怕一个人在家，他就经常去米兰街的泰勒旅馆的“绿厅”，或者去理发店，或者坐在法院广场一张白椅子上。到了晚饭时间，他给自己和杰斯特烤牛排，杰斯特洗碗。


    由于生活中一直有仆人服侍，他从来没有想过去介绍所找人。房子越来越脏，这种糟糕的状况还得持续多久？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一天他来到药店请求马龙，问他是否可以请马龙太太帮忙找一个仆人。马龙一口答应去跟他太太说。


    在一月的日子里，天空下的一切都呈现出亮丽的湛蓝和金黄的颜色，显出温暖的景象。其实这只是春天的假象。马龙因为天气的变化恢复了些生气，他想自己身体好些了，于是计划一场旅行。他决定独自一个人偷偷地去趟约翰·霍普金医院。当海登医生第一次告诉他得了绝症时，说他可以最多再活一年或十五个月。现在已经差不多十个月了。他感觉好了很多，怀疑是不是所有米兰的医生都给他诊断错了。他跟妻子说自己要去亚特兰大出席一个药物学大会。就这样他骗过妻子，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他心里很是得意，甚是愉悦。怀着点儿内疚和不顾一切的心态，他坐上豪华列车。为了在休息室里打发时光，他点了两杯饭前威士忌，虽然看到菜单里有特色菜牛肝，他还是点了一盘海鲜。


    第二天到了巴尔的摩，下着雨，马龙站在接待室里感到又冷又潮湿。他跟接待护士说明自己的要求：“我想要你们医院最好的大夫给我诊断，在我家乡所有那些医生都很落伍，我不相信他们。”


    然后他就开始已经熟悉的各种检查，等着片子和化验结果，而诊断结果依然如故。马龙气得难受，坐了普通的汽车回到米兰。


    第二天他去了赫尔曼的店铺，砰的一声马龙把他的手表扔到柜台上。“这只表每个星期都差不多慢两分钟，”他气哼哼地对珠宝商说，“我要我的表和火车时刻表那样精准。”在他等死的这段日子里，马龙对时间有种着魔般的关注。他总是找赫尔曼的碴，抱怨他的表不是慢两分钟就是快三分钟。


    “两个星期前我刚对你这只表彻底检查过啊，你要去哪里啊，非要和火车时刻表一样精准？”


    马龙气得攥紧拳头，指头节都发白了，他就像个小孩子骂个不停：“我去哪儿关你屁事！什么鬼地方！”


    珠宝商看着他，被他莫名其妙的火气弄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要是你修不好我就找别人去修！”马龙一把拿起手表转身走了。赫尔曼看着他的背影一脸诧异。他们两个人一直是互相忠实的客户，差不多有二十年的交情。


    马龙现在动不动就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一通脾气。他无法直接想到自己快死了，因为那对他实在难以置信。但这些愤怒，他自己都觉得无缘无故也很吃惊，常常像暴风雨一样说来就来，在他原本平静的内心掀起一阵波澜。有一次他正和妻子玛莎选购山核桃，用来做蛋糕或别的食品上的装饰，突然他就使劲把核桃钳子摔到地上，还拿夹胡桃的夹子狠命戳自己。还有一次他被儿子放在楼梯上的一个球绊倒，他就用尽全身力气把那球扔出去，结果砸坏了前门上一块板子。这些发泄并没有减轻他的愤怒。每次脾气过后，马龙就感到一些可怕和不可理喻的事情还要发生，而他自己却无能为力，无法阻止。


    马龙太太给法官找来一个新女仆。法官不必再天天到大街上去闲逛了。这个女仆完全是个印第安人，非常安静。但至少法官现在不必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他也不会想去大喊：“来人啊，来人啊！”家里还有一个人，让他感到安慰。于是这所有着彩色玻璃的老房子，还有嵌着镜子的桌子，熟悉的书房和饭厅，还有客厅都不再寂寞了。女仆叫作李，饭做得很马虎，烧得不好吃也服侍得不周到。正餐开始时她端汤上来，两个大拇指一半都浸在摇晃的汤碗里。但是她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社会保险，也不会读书写字，这让法官隐隐有种满足感。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也不想深究。


    舍尔曼虽然一直威胁法官说要离开他，但也就说说而已，只是他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大不如前。每天他还是来给法官打针，然后沉着个脸，他懒散地来到书房，削削铅笔，给法官读读那些不朽的诗篇，中午就给两人做点儿棕榈酒什么的。他就是不写那些所谓的联邦货币的信函，法官知道他是故意给自己脸色看，其实除了打针是日常工作，他也没真叫舍尔曼做什么，但他还是留下舍尔曼，希望以后两人关系可以有所改善。舍尔曼很刁钻，他甚至不让法官夸夸自己的孙子</a>，不让他吹嘘一下杰斯特准备去读法律的事情。法官一提到这个话题，舍尔曼要不就故意不礼貌地哼唱小曲儿打岔，要不就张大嘴巴打哈欠。法官经常说“懒惰生歪心”。当法官这么说的时候，他就直视着舍尔曼，而舍尔曼呢，也就这么直视着法官作为回敬。


    有一天法官说：“我想让你去我的法院办公室一趟，去查查我的那只写着‘剪报’的铁文件柜。我想读读那些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你根本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呢。”


    “就是写着字母‘C’的铁文件柜吧？”舍尔曼重复着。他愿意去干这件差事。他从没去过法官的办公室，这可是他一直都渴望去看看的地方。


    “别乱翻我其他的重要文件。就把剪报拿回来。”


    “我不会乱翻的。”舍尔曼保证道。


    “先给我去调杯棕榈酒再走。现在十二点了。”


    舍尔曼自己没喝，给法官调好酒后，他马上就去了法院大楼。在大门口有毛玻璃，贴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克莱恩父子律师事务所。怀着一点儿激动，舍尔曼打开门走进去，屋内充满阳光。


    在他把写着“剪报”的夹子拿出来后，他就很坦然地在铁柜子里开始翻阅其他文件。其实他也没什么特别想看的，只是他天生好奇心强，当时法官说“别乱翻其他的”时他还很生气呢。但那天下午一点钟，法官正在家里吃午饭的时候，舍尔曼在法官办公室发现了强尼办理的那份案情记录文档。他看到上面写着“舍尔曼”的名字。舍尔曼？舍尔曼？除了这个舍尔曼，我只知道我自己叫这个名字。在这城市里有几个叫舍尔曼的？他开始读起来，读着读着头开始大了。那天下午一点，他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黑人，被法官给处决了，而他的名字也叫舍尔曼。还有一名白人女子被指控和这名黑人通奸。这让他难以置信。他太荒唐了。但是一个白人女人，还是蓝眼睛的，这和他梦想的太不同了。好像是一种怪异的、折磨人的字谜。而他，叫舍尔曼……那我是谁？我是谁生出来的？舍尔曼什么也想不清楚，他感到天旋地转，心里恶心，仿佛生病了一样。耳朵里面有水声嗡嗡作响，极大的羞耻吞没了他。不，马里安·安德森不是他的母亲，丽娜·霍尔也不是，贝丝·史密斯也不是，所有他童年时代喜欢的甜美女人都不是。他上当了，他受骗了。他想和那个黑人一样去死，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和一个白人鬼混，肯定不会。就像奥赛罗，那个愚蠢的摩尔人！他慢慢地把文件放回去，当他再回到法官的家时，看上去就像已经病入膏肓。


    法官午睡刚醒，舍尔曼回来的时候是下午了。法官从来不会察言观色，他没有注意到舍尔曼的手在抖，脸色也很难看。他请舍尔曼给他念那些剪报，舍尔曼心都碎了，麻木地念起来。


    法官一边听，一边重复着舍尔曼刚读过的话，比如：“南方政治家银河里一颗恒星。一个有远见、有责任心和有荣誉感的人。是美丽可爱的佐治亚州和南方的光荣。”


    “看见了吧？”老法官得意地问舍尔曼。


    舍尔曼还在颤抖，他用哆嗦的声音说：“您真捡了块大肥肉。”


    法官还沉浸在自己曾经的荣耀里，以为舍尔曼在恭维他，问：“你说什么，孩子？”法官虽然买了一个助听器，一副新的放大镜，他的听力和视力还是在迅速衰退，他没有获得更好的视力，其他感官也没有什么改进。


    舍尔曼没有回答，因为虽然他这么说是想泄愤诋毁法官，可是比起自己的生活，这双倒霉的蓝眼睛，还有比起自己的出身来根本不算什么。他必须做点什么才解恨。对，做点儿什么！他想把手里这些报纸都摔在地上，可是他太虚</a>弱了，双手发软，最后只是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舍尔曼走了以后，法官又孤独一人了。他把放大镜贴近报纸，大声给自己读着，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伟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