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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伦普利埃太太发现了简·哈沃斯的存在。是啊，理应如此。有人说伦普利埃太太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全伦敦最招人忌恨的女人，但我认为这有点儿夸大其词了。不过她的确是个天才，能将你最不希望让人知道的秘密公之于众——一切都是在她不经意之间。


    那一次我们是在艾伦·埃弗拉德的画室里共饮下午茶。他时常会请人来饮茶，自己总是站在角落里，穿着破旧的衣裳，裤袋里铜币叮当作响，一副很凄惨的样子。


    我想如今没有任何人会质疑埃弗拉德的天赋。他的两幅最著名的作品，《华彩》和《鉴赏家》，都是他在早期创作的。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多么热门的肖像画家。去年，这两幅画都被国家收购了，而且这次收购并未引起任何争议。然而，在我所说的年代里，埃弗拉德的事业还只是初露端倪，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看作慧眼识才的伯乐</a>。


    这些聚会都是他的太太组织的。埃弗拉德对她的态度很奇怪。如预想中的那样，他显然很爱她，这种爱是她所应得的。然而，他似乎一直都对她有某种亏欠感，不仅毫不犹豫地对她唯命是从，甚至深信她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做任何事情。仔细想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伊莎贝尔·洛林曾经是个风云人物。在她初入社交界的那一年，就已经艳冠全场。除了钱，她什么都有：美貌、身份、教养、头脑。谁都认为她不可能为了爱情而结婚，她根本不像是那种人。第二年，拜倒在她裙下的有三个人：一位公爵爵位的继承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一位来自南非的大富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嫁给了艾伦·埃弗拉德——一个还在苦苦奋斗着的、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


    人人都继续称她为伊莎贝尔·洛林，我想这是人们对她的个性的一种褒扬。根本没有人提过伊莎贝尔·埃弗拉德的叫法。他们总是说：“今天早上我看到伊莎贝尔·洛林了，是的——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就是那个年轻的埃弗拉德，画画的家伙。”


    人们总说伊莎贝尔“前途已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为“伊莎贝尔·洛林的丈夫”也是前途的终点。然而，埃弗拉德并不是等闲之辈。伊莎贝尔深谙成功之道，她没有看走眼。艾伦·埃弗拉德创作了《华彩》。


    我想这幅画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了：在一条公路上，挖开了一道堑壕，翻开的泥土泛着暗红色，簇新的棕色排水管隐现其中，一个身强体壮的挖路工人，正倚在他的铲子上小憩——在那灯芯绒长裤和血红色围巾的包裹之下，俨然是赫拉克勒斯巨人般的身影。他的双眼穿越了画布凝视着你，目光中没有智慧的光彩，没有希冀的光芒，有的只是无言的诉求，让你不禁联想到神兽们悲悯的眼神。这幅画炽烈如火——是一幕由红色与橘红色所汇成的交响乐。关于它的象征意义，关于画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很多人都撰文评论过。艾伦·埃弗拉德本人的说法是，他并没有想过要表达什么，他只是厌倦了那些描绘威尼斯日落的作品。一种对纯正英格兰色彩的渴望，突然间让他有了创作的冲动。


    此后，埃弗拉德又向这个世界展示了一幅关于酒吧的意义非凡的作品——《浪漫史》：昏暗的街道上大雨倾盆——酒吧的门半开着，里面灯光摇曳，玻璃酒杯晶莹剔透，一个小个子男人走进门。他一脸狡猾，样子很猥琐、卑微。他的嘴微张着，眼睛里充满了渴望。他要走进此地，用买醉来忘记一切烦恼。


    凭借这两幅颇有分量的作品，埃弗拉德得到了“劳动人民画家”的美誉。他有了合适的位置，可是他并没有让自己局限在这样的定位上。他的第三幅力作，是鲁弗斯·赫斯曼爵士的全身肖像画：在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背后，摆满了坩埚等各种实验器皿和实验室橱柜。这幅画表现出了所谓立体派的画面效果，那些透视线条却又非常与众不同。


    而现在他刚刚完成了他的第四幅重要作品——一幅他妻子的肖像画。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请来观摩并发表意见的。埃弗拉德本人只是皱着眉头望着窗外，伊莎贝尔·洛林则周旋于各位客人之间，正确无误地谈论着绘画的技巧。


    不可避免的，我们都发表了看法。对于作品中粉红色绸缎的画法，我们都表示了赞赏，那种处理手法令人叫绝，从来没有人这样画过。


    伦普利埃太太是我所见过的眼光最为敏锐的艺术评论家之一，她马上把我拉到了一边。


    “乔治，”她说，“你说他是怎么回事？这幅画根本没有活起来，画得很流畅，可是这——哦，这反而成了败笔！”


    “你是说那只是一个穿着粉红色绸缎的女人？”我问道。


    “正是。当然在技巧上是无可挑剔，还有那种小心翼翼！看得出来，他在这幅画上面花的力气，都足够画十六张画了。”


    “画过头了？”我试着问道。


    “也许吧，这幅画里本应该还有别的东西，可是都被他抹杀了。这只不过是一个穿着粉红色绸缎的美女而已。为什么不干脆去拍一张彩色照片呢？”


    “是啊，为什么呢？”我附和道，“你觉得他自己知道吗？”


    “他自己当然知道。难道你看不出来这个家伙正走在绝路上吗？我觉得他是把感情和事业混为一谈了。他倾尽了全力来画伊莎贝尔，只因为她是伊莎贝尔。在过于仁慈地描绘她的同时，失去了她的精髓。他下笔太温和了，有时候，你不得不——伤到筋骨，否则是无法触及灵魂的。”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鲁弗斯·赫斯曼爵士的肖像里并没有什么美化的手法，可埃弗拉德却成功地把人物的个性融入画中，令人过目不忘。


    “伊莎贝尔有一种非常强势的个性。”伦普利埃太太继续说道。


    “也许埃弗拉德并不善于画女人。”我说。


    “也许吧。”伦普利埃太太若有所思地说，“嗯，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就在这时，天才的她又精准地从墙边随手拉出了一幅画。随意堆叠在那面墙上的，一共有八幅画，伦普利埃太太纯粹是碰运气选出来的——可是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对伦普利埃太太来说，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啊！”伦普利埃太太说道，把它拿到了亮处细看。


    这幅画并没有完成，还只是一张粗略的素描。画中的女子，或者女孩——我想她看上去至少有二十五六岁了——身体前倾，单手撑着下巴。有两件事让我感受到了冲击：画面中某种超乎想象的生命力和那种极其冷酷无情的画法。在埃弗拉德的笔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他的怨怒，他的残忍——每一笔都故意画得那么笨拙、那么突兀、那么生硬。一切都是棕色的——棕色的衣裙、棕色的背景、棕色的眼睛——那是一对充满热切、充满渴望的眼睛，这种渴望在画面里占了绝对的上风。


    伦普利埃太太沉默地看了几分钟，然后叫来了埃弗拉德。


    “艾伦，”她问道，“过来看，这是谁？”


    埃弗拉德顺从地走了过来。我看到他的脸上突然流露出一丝无法掩饰的懊恼。


    “只是随手的涂鸦罢了。”他说，“我想我不会把它画完的。”


    “她是谁？”伦普利埃太太问道。


    埃弗拉德显然很不情愿回答这个问题，然而他的不情愿更激发了伦普利埃太太如饥似渴的好奇心，她这个人从来不把事情往好处想。


    “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叫简·哈沃斯的小姐。”


    “我从来没在这里见过她。”伦普利埃太太说道。


    “她从不参加这种观摩会。”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她是维妮的教母。”


    维妮是他的小女儿，才五岁。


    “是吗？”伦普利埃太太说，“她住在哪儿？”


    “巴特西，一所公寓里。”


    “是吗？”伦普利埃太太又继续问道，“那她究竟对你做了什么？”


    “对我？”


    “就是对你，所以才会让你如此——无情。”


    “哦，你说这个。”他笑了，“嗯，你知道的，她本来就不是什么美女，我不能因为是她朋友就美化她吧，你说呢？”


    “恰恰相反。”伦普利埃太太说，“你没有放过她的每一个缺点，而且故意夸大、扭曲了。你想把她画得很可笑——可是你失败了，年轻人。这张肖像画，如果你将它画完的话，将是一幅有生命力的作品。”


    埃弗拉德看上去有点儿懊恼。


    “还算好吧。”他轻松地说道，“作为一幅素描不错了。可是比起伊莎贝尔的肖像，就完全是相形见绌了，那才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幅差远了。”


    他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有些气势汹汹，我们都没再说话。


    “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佳作。”他重复说道。


    其他一些人都被吸引过来了。他们也看到了这幅素描，都感叹、评论起来，气氛变得愉快多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说简·哈沃斯。后来，我见过她——两次。我从她的一位密友那里了解了关于她的不少事情，也听艾伦·埃弗拉德自己讲过一些。如今，他们都已离开人世。我想应该是时候驳斥伦普利埃太太四处宣扬的一些故事了。你可以说我讲的故事是经过了加工的——但是它离事实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