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

    ◎约翰·克拉汉姆


    一九五二年，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应运问世。小说的作者、小说所反映的社会以及这部美国小说本身都处于时代变革之风口浪尖。三十年之后，艾里森在谈及《看不见的人》这部小说时说，当初他对它没有抱太高的期望；而从朋友们往来的信札里，大家更对小说能否被认可，表露出远非一丁点的担忧。“听见的是一片叫好声，出版商也对它期望颇高，”小说出版之前的那个二月，艾里森在写给阿伯特·默里的信中说</a>，“不过我貌似冷静，实则内心纠结，对前景的期待异常难言。”和小说叙事人的经历相似，他从一名穷困而且被开除的大学</a>生，轻松脱胎成为替兄弟会慷慨陈词的演说家。在回忆此事时，艾里森对默里坦言，“我总梦到在特斯吉其上中学的日子，什么测验呀，考试呀，那些难忘的历历往事。”艾里森的担忧不无道理。一九八一年，在《看不见的人》三十周年再版的自序里，作者对小说的构思和七年的酝酿过程作了美好的回忆。他告诉我们，他跟夫人方妮在做孤注一掷的努力，要“不计后果地使自己成为一名小说家”。假如小说在评论或经济上失败了，对于这位三十八岁的作者，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也许是个致命的打击。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美国社会，真像是一幢断裂开的房子。二战之后，全美的民主舆论导向，是对抗苏共，但都因拒绝接受黑人公民身份和就业权利，以及接连不断爆发的种族冲突而遭到破坏。种族隔离竟成了法律：在南方，种族歧视大行其道，此种情况，在全美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也以官方或非官方的形式存在。最高法院就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裁定中，要求在全国公立中学废除种族隔离政策还是两年以后的事，其结果还相当难料。那时，艾米特·蒂尔还未曾遭种族歧视的私刑，女裁缝罗莎·帕克斯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而小马丁·路德·金，此时还是波士顿主修神学的一年级大学生。在全国范围内，诚如艾里森关于“看不见”的隐喻内涵所示，无论是现实中或是在小说里，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有着“很高可见度”，这就使他们易受伤害，而作为个体，却是无形的。


    这部美国小说的形式和用语，也没有完全摆脱社会变革带来的阵痛，以及重新审视和试验的冲动。在开始写《看不见的人》之后不久，艾里森写了《二十世纪的小说和人性的黑色面具》一文（一九四六年）。在文章的开篇，这位青年作家就大胆指出了美国文学与整个社会的那种不详的联系：“也许，最邪恶、最令人费解的隔离形式，是‘隔离’一词本身的形式。”七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时提到“美国小说的危机”，声称“虽然我只是隐约觉察到这种危机，但就是这种日益加重的危机，形成了我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决心要实现自己小说家的梦想之后，艾里森发现他所需要的，既不是社会风俗小说，即“情节紧凑、具有吸引力的詹姆斯式小说”，也不是“生硬古板”宣扬暴力、愤世嫉俗或遮遮掩掩的那类小说。当时这两类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传统，都没有能给他留下多少空间，使之用即兴的或流畅而即兴的片段，去表现美国社会内部的身份认同、变化和个人人格一贯的主题；艾里森急于要表达的理念，也就是“看不见的人”的理念，是“自由不仅是对需要性的认可，也是对可能性的认可”。“美国三百多年的社会生活——那是一种集民族、圣经、科技和政治于一体的生活，造就了一种鲜活、生动的语言”；艾里森的实践经验连同他对这种语言的认知和欣赏，使得他极力想突破小说娴熟委婉的叙事方式。随着小说写作的渐进，艾里森这名初次出书的小说家，在《看不见的人》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体现出他伟大的抱负以及小说大师的技巧。


    事后可以看出，一九五二年四月，《看不见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烈火燎原之态在美国热销，其轰动效应实非偶然。这部小说到处有人评论，其中不乏全美文化泰斗的关注。在《评论》杂志上，索尔·贝娄将《看不见的人》称作“个人最辉煌的成就”，这一成就“表明在我们当代人中间，的确存在不折不扣的英雄主义”。在钦佩艾里森“自觉意识”主题的时候，赖特·莫里斯在《纽约时报》撰文说</a>，《看不见的人》“应该与其他经典著作一起被共置于书架之上，指引人们从忘川河口直达其源头”；在《党派评论》上，德莫·斯瓦兹坦言，“在评价此类书的时候，文艺评论的语言显得十分浅薄和捉襟见肘”。然而，并非所有评论都持正面观点。有些评论，多数是持维护共产党和黑人民族主义的观点——这两种思想意识在小说里遭到抨击——认为这个作品是魔鬼女婿的化身，乔装打扮，以小说形式粉墨登场。在《每日工人报》上，阿伯纳·贝利把它定位成一本长达四百三十九页的污蔑人性的书，以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专注精神的创作风格，来迎合白人至上中心人物的需要。而约翰·奥利弗·基伦斯，在《自由》杂志上称它为“一本肆意歪曲黑人生活的书”。


    饶有趣味的是，一九五五年，正当小说问世后评论界的轰动渐渐消停，畅销书排行榜和国家图书奖获奖的热劲缓缓褪去，艾里森感到茫然无依，不知自己的书在二十年后还能否存在。“我深感忧虑，”他告诉《巴黎评论》的编辑们，“这不是一部重要的小说，我不善辞令。”艾里森太过幸运，他大错特错了，不过“虽错犹荣”。事实证明，他的小说具有非比寻常的生命力；正如泥炭堆着了火，即便表面的明火已经燃尽，里面深层的余火仍炽热燃烧。一九六五年，在《一周书</a>评》发起的评选中，有两百来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认为，《看不见的人》是此前二十年来出版的“最杰出的单部作品”。几乎在同时，F.W.杜比认为，这部小说是“当时读者最多、被读得最为认真的小说之一，在图书馆里几乎常被翻烂了；只要受过基本文化熏陶，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地方的读者，什么年龄的人群，朋友之间都急不可耐地传递阅读。”


    杜比说得很对。我知道，我也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当时我还是大学生，第一次是私下听说《看不见的人》这本书，经人口口相告，连连推荐，感到非常值得一读，然而在文学课里，此书并未被列入必读书目。


    ……一九六〇年一个春日薄暮，我正在南方参加一次小餐馆静坐44，我辈都显得情绪高昂，突然有人塞给我一本破旧不堪的印章出版社平装版《看不见的人》。一盏古老的鹅颈灯，把我跟外面新英格兰地区的沉沉夜色隔开。我坐在圣十字学院一个落地窗旁边，读着《看不见的人》一直到天亮，事实上是到了第二天上午过了大半，错过了一节关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课，那是我拼命想争取一个及格分的课程。


    掩卷之后心中一阵狂喜：这就是我。我也非常诧异，自己竟有如此深沉的感情。因为我在纽黑文成长，有爱尔兰天主教的背景。我把自己看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的主角和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但是我现在发现，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像是自己的亲人，跟我一样，我父亲在就读圣十字学院的黑人学院时，他也完全是个局外人，尽管他应该更自在一些。想到美国有色人种仍然存在的痛苦现状，艾里森所描写的黑人主角在南方、在哈莱姆，甚至在曼哈顿下城的高档豪华卧室里的经历遭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虽然我自诩为演说家，也可能成为未来的领袖人物，但是他的天生的演说才能和他那纯朴、不假思索的雄才辩略使我感到无地自容。


    然而，我并没有把《看不见的人》看做由于异化而产生的亲属感，而这是当时时代颇为流行、寻常而且很偏狭的反应。正相反，确如四十年后的今日，“看不见的人”那种自嘲、反讽、自制，因而更为令人信服的决心，从冬眠状态中走出来，再度与这世界抗争的决心，使我几近狂喜。我发现他采取暂时行动——可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知识终究成了“边存档、边遗忘”’——仅仅是个人的姿态。假如他“伤痛到极度”，远比我伤得深；假如他能做，我想我也一定能。“而且正是这一点将我吓得不轻，”他深思之后，终于提出了最后的一个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我知道，我回答说——同时，用的是强烈、反思、快活、沉默而急切的语气——一边俯视那个晴朗上午，圣十字学院窗外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的回答似乎太快了一点，因为我忽然感觉到，我决心跟“看不见的人”共命运，那我也就认定了人类状况极为可怕，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也是我的现实。要经过多年读书、学习才能理解这种复杂性。而我，怪得很，则要经过类似的经历才能理解。神秘得很，一纸匿名信将我开除出了圣十字学院，不给解释、不容申辩，此事正发生在我看了艾里森的小说仅两个月之后……


    一旦牢牢地被小说抓住和吸引，读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去重读，不管时隔多长，都把小说的叙事人当成老朋友；对此书虽已十分熟悉，却把它当作崭新的、亟待发现的艺术作品。查理斯·约翰逊是一位非裔美国作家，他说道，发现《看不见的人》“被那些深受黑人民族主义文化传统迷惑的人们冷落了”，而他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六十年代后期，四处寻找艾里森的书。然而，他坚持寻找，终于“碰巧找到了《看不见的人》，花了三个通宵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梦想、吸收，被艾里森非凡的想象力和各种可能运用的艺术性改变了；虽然，我深知，我当时只有二十岁，阅读中失远大于得。”（我们当中有谁读了《看不见的人》之后没有经历那深刻、奇异，而且还令人害怕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呢？）


    几乎与此同时，黑人艺术运动的一位领军人物拉里·尼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些时候，跟艾里森为他作品发生过争执；他在一家多次对艾里森表露敌意的杂志《黑色世界》上宣称，“假如有人关注‘黑色美学’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艾里森。”尼尔从《看不见的人》中选出的例子，极为精当地显示，艾里森所设的场景和用语，都深刻地烙上了非裔美国人的气质。尼尔注意到，小说主人公借助语言通俗而热情洋溢的辩护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演变成为一位谙熟礼仪的女神。搜寻吧，这就是你们最好的黑色美学的例子。”


    但是艾里森的老朋友，阿伯特·默里用这个美学例子来为《看不见的人》作说明，更是切中肯綮。他清楚记得，一九四五年艾里森将布鲁斯音乐界定为是“一种冲动，它使得残酷的经历带来的细节和场景，在痛苦的意识里留存，磨平了粗糙的表面之后超越了它，不是通过哲学，而是用既似悲剧又似喜剧的抒情方法”；默里对《看不见的人》大加赞扬，说它是“发扬光大布鲁斯的绝妙形式。”这真好像艾里森记录了在一个十二小时营业的酒吧吹奏的布鲁斯乐曲（歌唱者来自遥远的南部，坐在这北部的纽约地下水管的道口上，用歌声倾诉着他怎样来到这儿），并以此为管弦乐队谱写完整的乐章。


    几年前，我在哥伦比亚特区大学讲授艾里森的时候，我想起了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他们的杂志为《看不见的人》出版而叫好，说它是一本活的“黑人文化百科全书”。后来，在一个阳光灼热的中午，有几位黑人男青年向我走来，他们穿着左特套装，像是《看不见的人》里游离于历史成规之外的人，跟我们交谈时说，他们是属于X代的青年。他们告诉我，他们比其父辈更像是“看不见的人”；读了《看不见的人》之后，觉得艾里森是他们这一辈的代言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我有几次从曼哈顿中城乘A火车到上城去拜访艾里森夫妇；有一次发现对面坐着一位典型的美国青年男孩，皮肤有些黑、但也不完全是黑人；他沉醉于《看不见的人》的行文，连窗外的车轮轰鸣也充耳不闻。


    毫无疑问，《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用艾里森的话来说“在深层次有许多永久值得关注的东西，不像表面那样一目了然”。这小说对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吸引力，使我想起查理斯·约翰逊的观点，尽管该小说挑战了国家背后的‘原则’，我们“有责任去检讨文化的进步或是因无视警告所带来的失误”。然而，《看不见的人》毕竟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它也不过是投射了作者的想象。由于对艺术神秘性的热爱和敬仰，艾里森深信，一部小说的生命力强弱的一个因素，在于幸运。“假如你足够幸运”，一九五五年他对《巴黎评论》的编辑们说，“假如你更深地融入生活之流，那么，您作品的生命就可能更长一些。”


    艾里森关于艺术家融入“更深的生活洪流”的隐喻，向我们提供找到他作品为何如此深入人心的线索。诚然，艾里森一直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于艺术品本身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一旦进入社会，”一九四六年他写道，“这个艺术品就开始随着读者所给予的意义、情感、观念而起伏搏动，对此，艺术家本人也难以左右。”《看不见的人》是艾里森对自己原理的一次令人震惊的体现，因为通过无形性这个隐喻，为所谓的“美国主题”提供了另一个伪装。


    艾里森在这部小说的第一段里告诉我们，无形性“源自我所接触到的人们眼光里流露出来的特殊情性——是一种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眼神。”虽然是一种偶然情况，而经过艾里森惊人的反拨之后，促使那些无形或虚假有形的人们，去造就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经验。比如，非裔美国人学会了，怎样把无形性应用于伪装驯服的场合，其用意在于摆脱身上的枷锁，转而再锁回到白人身上。无形性这个提法，经过艾里森的扩展，虽然鲜明地表达了对种族或种族主义的现象视而不见，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种族的维度。在想象力极度发挥之际，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可用于处于不同又相同境遇的非裔美国人的词“美国人”，就此而言，这个词可以用于二十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个人。正同阿伯特·默里在《一切美国人》中写的一样，艾里森的小说讲了“一个典型故事，不仅写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人，也写到二十世纪所有的人；写到黑人所处的显而易见的窘境，也象征了所有人的基本境遇。”在审视我们的人们眼里，我们当中有谁是真正可见的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真正看清自己，不用说知道自己是谁了，特别是作为美国人；因为，在艾里森看来，“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所谓自力更生的个人，在艾里森的时代或是我们的时代真有可能存在吗？


    具有现代讽刺意味的是，针对爱默生所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却发现历史及意识跟“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这个任务”之间有着复杂联系。在《看不见的人》整个故事中，尽管叙事人对以往的概述若隐若现，艾里森还是把意识与具体的历史年表联系在一起。一些叙述的出处，虽然有时是具体清晰的，但也是模糊或不具体的，这当中上下文和情景的空缺有待读者自己去填补。小说开篇伊始，隐身人的祖父鼓励他的孙子</a>（包括我们所有人）去解码历史，他说，“我一辈子都是个叛徒。自从重建时期开始，我缴了枪以来，我就是潜伏在敌国的密探。”而且，还远非如此。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波克·T.华盛顿；内战（南北战争）、黑奴解放、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黑人从南方农村成群地移居北方城市、经济大萧条；哈莱姆区种族骚乱，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但应该加以理解，种种形象，会在看不见的人的历史雷达荧屏上闪烁。


    但是还应注意，艾里森运用历史的另一预见性的方面。默里记得，艾里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说过，“文学的真实性在于它的预言性”。“叙述不仅仅是一种复述，它也是一种预言”。《看不见的人》里，那些虚构的孩子们，在超现实的动荡中孵化成长，能够预知历史的未来走向。故事讲述者的经验和想象，预测到美国社会未来不断加剧的变化：一九五四年的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的裁定中，有关种族平等的决议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权运动；随之而来出现了颇具争议的所谓黑人权利；在六十年代发生的对个人与文化相一致的极力反对——这种反对有时会导致反一致性的思潮；所谓“妇女问题”也会演变成为影响深远、有时颇具争议的女权运动；一些人存有野心，企图通过似是而非的努力，创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彩虹”同盟；甚至，在毒品的作用之下，有的出现意识极度混乱的幻觉；更有甚者，一些极端的、即兴的、后现代的自我思潮，以争取身份政治的面貌，在你死我活的政坛上粉墨登场。


    《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怪诞、随意的离经叛道小说。在小说的篇章之中，舆论在美国人所钟爱的箴言“合众为一”与其对立的“由一而众”来回摇摆，最终像回旋飞镖一样使人接受更为复杂的、对一个统一国家的那种归属感。也许，正像大型爵士合唱团领唱杜克·艾林登那样，艾里森引领他的叙事者、他的人物，连同他的读者一起，走进一个迷宫般的流浪汉冒险故事。虽然植根于时间脉络，故事却摆脱历史细节的羁绊，用切合时宜的手法，来实现作品的永恒。在整部小说里，看不见的人被艾里森刻画为“一个煽动群众的人物艺术形象”。他的生活轨迹是从一名失败的演说家过度到渴望成功的作家，他始终想描绘形形色色的美国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令人捧腹大笑的混合体；包括自我驯服、净化、转变，一层层地沉降到过去。这期间，他提起一个黑人老妇告诉过他，所谓自由，“不过是告诉别人你的心里所想”；南方大论战后所产生的关于种族仪式和禁忌，远比真正的法律更有力；吉姆·丘博拉那种残暴的、心理矛盾的、但富有男子气、有关乱伦和感伤的故事；在黄金时日的那种放纵无序的混乱局面里，老兵释放出一种令人痛苦的、常被忽略的智慧；盲人教士荷马·巴比在美国革命纪念日的布道里所运用的历史加神话的妙术；布雷特索校长有关自身利益和种族和解的无情政策；“看不见的人”在北上的旅途中，亲眼目睹在拥挤不堪的地铁里，黑人男乘客跟白人女乘客肉体紧贴在一起的镜头，而感到不安；他不期而遇布鲁斯歌手彼得·韦特斯查，他将魔鬼的女婿和圣彼得的品质融为一体；老路西斯·布鲁克威这位黑人，是在自由画廊的锅炉房里替白人搬运重物的；卖番薯小贩香喷喷的番薯，使人想起“看不见的人”有趣的谐音双关，“我是小贩贩番薯”；在冰冻的街上，黑人老普利马斯·普罗弗把获得自由的证书抛向空中，像他跟妻子一起被放逐时扔掉小猪肠一样；玛丽·兰波，一个人见人爱的母亲，她的教导“我身在纽约，纽约却并不在我心里”，这一肺腑告诫久已流传，却没有被“看不见的人”所记取；兄弟会的阴谋和算计——杰克大哥灵感一闪时说过，“你不是被雇来思考的”；雷斯（Ras）从一名讲道者转而成为骑着马横冲直撞的破坏者，他的行为使人想到那孤独的骑手，而不是任何一名美国的酋长；看不见的人一厢情愿地想获得自由，从地下道口深入地底下去蛰居，而且铺设了电线试图有所见闻，最后，几经思量，把美国的“原则”当作直面世界的开端，就像那只杰克熊从洞里爬了出来，走向“熙熙攘攘、若隐若现的世界”。


    与古典神话里出现的牛头怪物的迷宫不同，艾里森用通俗语言编织了迷宫。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些难忘的龙套角色，像诺顿先生、杰克大哥、托比特（“两个小鬼”的谐音）兄弟、雷斯屈姆（“卫生间”的谐音）；塔普大哥黝黑大腿上油腻和变形的脚镣，诉说了他勇敢跟命运抗争的故事，怎样机敏地从用铁链锁在一起的人群当中逃离；红衣白种女人坚持把“阶级斗争跟床戏混为一谈”；女巫西比尔幻想一个无名、强悍的花花公子，她这想入非非促使看不见的人用口红在女巫的肚子上写下“西比尔，你被圣诞老人强奸了，真怪。”两名黑人杜普和斯科菲尔特“最擅长用自己的方式行事”，趁乱焚烧了房屋；另外还有老“臭口”、混蛋、淤青佬、老臭股自己以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


    贯穿整个故事的是小说的主要角色：“看不见的人”的祖父在临终时承认并否定了臭名昭著的祖父条款；英俊的托德·克利夫顿“满头波斯羊一样的卷发，从不找人把他的头发拉直”。最后失望地、具有讽刺意味地以吟游歌手的身份纵身一跃，“跳出了历史”；拉斯的以黑人为中心的异乎寻常、令人不安的激昂演说极具力量；（谁会忘记他呢？）；B.P.莱因哈特掌管着一个“炽热沸腾的流体世界”（其中P表示海神“普洛透斯”，而B表示“福佑”；一九五七年，艾里森巧妙地把小说里的一位主要角色也叫做“福佑”）。艾里森思如泉涌，将人物和情节虚构之“肉”贴附在信念的“骨头”之上；在美国复杂的地下社会里，有能说会道但又无形的男男女女，公开表明说“遇见下一个‘未知’以前，对人类的种种可能性，需要有某种信仰”。本着这样的精神，艾里森激励看不见的人讲述，为成就自己口才所作出的许多努力，用以针对美国不同读者的本性气质；无论他们是白人或黑人，南方人或北方人，乐观的还是愤世嫉俗的，对个人和公共机构的运转机制概念模糊的、清晰的还是全然无知的。在他自己的演说中，看不见的人对即兴的演讲中为了体现雄辩，演说者与听众之间需要有活力的互动估计不足。然而，在他把写作当成事业之后及时作出了调整（只是作为演说家是稍晚了一些），慢慢学会了怎样努力去挑战他自己的技巧和他读者的技巧。


    以上所说的情况，一直到小说的最后部分才出现。在开场白里，看不见的人并没有要求对话：他不能，也还不是时候。也有反响质疑他的动机，削弱了他那个极易受伤、不断应付、同时正在形成的自己。小说从头至尾的二十五章里，作者讲述了看不见的人的一生，他没有能够实现雄辩才能和做政治领导的理想，因为他跟外界相距太远，几乎是一个离群索居的独行客，死死地被幻想所控制（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同时，也因为弄不明白，他和他的言辞，在美国那个“权利即可能性”的等号之中，仅仅是些变数。一直到了结尾，跟他是谁和他的人性作了讽刺性、有条件的妥协之后，他才准备回答、对话，准备好冒险作出亲近的言辞行为，总而言之，准备好展现雄辩才能。在小说结尾，看不见的人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而且，他刚刚完成叙事的章节中显露的可见性，加快了他要重新回到世界的决定。与新的写作技巧和辛苦得来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知识一致，他毫不夸张他获得的愉悦和文字的魅力。相反，他迟疑了，因为要回答下面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为何写作？在写作中备受折磨又是为了什么？因为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弄懂了一些事理。如果没有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知识到头来不过是‘边存档，边遗忘，’我既不能储存资料，也不能遗忘。”在作为演说家的整个过程中，他以言语行为抑制了读者要他采取行动的催促；而现在，写作的行为促使他作出采取行动的承诺。


    他的新职业带来的第一后果是，继续决心“至少将有关情况告知一些人”——关于他的获取经验和知识的旅程，关于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小说的结尾，看不见的人表明了美国经验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联系性的主张；这是他早些时候，在拉斯等一帮民族主义者手中死里逃生的经历里领悟到，美国人身份是“美妙的荒唐”之后形成的态度。但是，首先在他把我们其余的人卷进来之前，他承认人心的状况可怕，特别是艾里森感觉到的美国经验特有的身份逃避。在告诉我们他正在做什么之后，问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尴尬的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同时强烈呼吁我们要共同参与。虽然他的媒介是书面语；他的语言却具有随意、不落俗套和通俗易懂的口语特色，这连同故事一起使后来的一代代读者有话想说，对看不见的人和艾里森就“原则”和“美国身份的美妙荒唐”反馈他们的看法，而这“原则”和“美国身份”“跟以前一样以具体、鄙俗、却又崇高无比的方式继续坚持着”，只是现在“我们更懂得我们跟‘美国身份’的关系以及‘美国身份’跟我们的关系。”


    在四十多年前，《看不见的人》出版还只有五个寒暑，艾里森写信给阿伯特·默里时说，他“偶然发现英国出版的一本文艺批评书</a>，叫做《浩劫与想象》；这本书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看不见的人》，把它选入了一份短小的小说书单；这个狂小伙子认为这些小说，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它们都会很感兴趣”。虽然，接下来，艾里森马上开了一个令人泄气的玩笑——“当然这个人一定是在抽大麻”——但这个爱打趣的批评家笑到了最后。如果把《看不见的人》比作一个人，现在他已经进入中年，但是，套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个比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性的、目光敏锐的新来者”，所有的迹象表明，《看不见的人》再过一个世纪还具有生命力。


    要对《看不见的人》在美国的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解释，不能忘记艾里森自己的生命几乎横跨了二十世纪这个事实——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九四年，作为一个小说家，艾里森得天独厚的对时间具有弹性意识。他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嬗变；他用一只眼睛通过南北战争的棱镜来回望十九世纪，同时又对当今科技对人性的急剧冲击力着迷；甚至从自身所在的世纪，前瞻到了二十一世纪。


    虽然他很谦虚，立志却十分高远。从一开始，他想从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寻找到他所处时代人们在想象中对美国人生道德规范的展现，而这种规范都隐含在“独立宣言、宪法以及人权法案里”。《白鲸》这本书，是他送给妻子方妮当作一九四四年生日礼物的，还有《哈克贝利·芬》，另一部他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之一”。艾里森发现“小说跟民族性紧密联系”这一执着主张在这两部小说里得到了肯定。就他而言，艾里森写自己的小说和叙事人的自传时，非常有意识地继承一个传统。因为他对社会的兴趣胜过依希梅尔，后者“独自逃出来向你倾诉”，也胜过哈克，他显然是忘记了杰姆，“那位真正的父亲，但是他太黑了，太黑了”，他年少气盛，一个劲想“比其他地方都要更早地去照亮准州（就是后来艾里森笔下的俄克拉荷马州），看不见的人准备露出原形，然而又举棋不定。跟那些十九世纪兄弟们不一样，他是深受鼓舞的，即便是看不见的人也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但没有被这种可能性（作者的黑体）鼓舞而产生幻想。


    一九五三年，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时候，艾里森用带有十分鼓动性的题目作了演讲：“惊人场合的豪言壮语”，把“《看不见的人》作为小说的主要意义”，看成“以试验的态度和目的，回到为实现民主而承担个人道德责任的心态；这是我们十九世纪最佳小说的特征”。几乎是四十年之后，査里斯·约翰逊把在国家图书奖大会上的致辞献给艾里森，赞扬他的榜样、他的成就、对他本人的鼓舞，以及，他预言，对今后更多另外的小说家的鼓舞。在回顾《看不见的人》的时候，约翰逊希望“出现一种美国黑人小说，那是艾里森式的、更具智慧、艺术性丰富的小说，它使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可能将狭隘的发泄转变成为宽容的颂扬”。本着小说的精神，在《航道中途》杂志上，约翰逊表扬了艾里森，说他开辟了一个从美国海岸通向遥远内地的航道，通向艾里森曾经描写的“理想之乡——那是一方久望登临、久久想念的地方，却又那么可望而不可即”。现在，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样，《看不见的人》还常常在凌晨被人们热切地翻阅着、推敲着、重述着、讨论着，继续为人们树立起雄辩和试验的标杆。我预计，在新世纪，这一标杆会越来越令人信服，随着美国在比喻意义上或是实际上，成为一个有色的国家；诚如艾里森早已断言的那样，“真正的美国人，无论他是谁，也总带一些黑色”。


    （黄遵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