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孀居

    我坐在贝尼迪克特的办公室里等他回来，始终无法相信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覆水难收。几个月过去了，看似漫长而又拖沓，可在我脑海闪过，宛如只过了几分钟而已。一直以来，我都孩子气地认为他们肯定遗漏了某些事情。相较于其他案子，他们对此案的处理太过仓促，他们无权这么做。而贝尼迪克特却否定了我的看法，日历也证明了这一点。难道这就是最后结局了吗？再也没什么能做的了吗？就在昨天他还坐在我对面的桌子旁，抱怨说：“哎呀，你对这杯咖啡做了什么啊？简直能在里面种天竺葵了！”噢，就像是昨晚才发生的啊！难道不是吗？他们把他从我身边带走，等我追到门口时，一切都太迟了，他那身睡衣就掉在地上，就在我的脚边啊。


    如今一切已成定局。从上周那可怕的一天开始，一切就已经结束了。今天不过是个令人失望的收尾，走完程序而已。所以贝尼迪克特才能说服我在他办公室等待，而没有去庭审现场。他本希望我能待在家里等，但我难以忍受。至少这里也算是个中转站，我能尽快得知结果——尽管我早已知道结局将会是什么。


    贝尼迪克特办公室里的女孩是个极富同情心的姑娘。她陪我坐在会客室靠墙放着的那张硬邦邦的长椅上，搂着我的肩，不时地为我倒水喝。或许她也不知道究竟还能为我做点什么吧。她一直滔滔不绝，说着一些鼓励我的话。


    “这只是在走法律程序。我知道这让人感到恐慌，但一切还没结束，还有挽回的余地。这都是些法律术语，在所有类似案件中，必然会用到这些词儿的。亲爱的，我经常看到贝尼迪克特先生会通过上诉啦、撤销指控等手段帮助当事人脱罪。是不是啊，莫特？你说呢，莫特？”


    莫特是办公室里年轻的律师助手。他也很有同情心，总是在开庭间隙时不时地出来又进去。我注意到他话不多，也没有表现得很乐观。也许他比她更懂法律吧。


    “可他甚至都没有让我出庭作证。你不觉得如果我出庭的话会有些帮助吗？”


    “亲爱的，你又能做什么呢？能说什么呢？要是你真的对案子有帮助的话，他肯定会第一个传唤你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助于案子胜诉的线索，他都不会错过的。若是对案子无益的人，他也绝不会用的。对吧，莫特？莫特，是这样的吧？那天没有人见过你进去或离开，这是最不幸的地方了。陪审团和抓捕他的探员一样，都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认为你编造这一切只是为了替自己的丈夫开脱罪责，你得到同情反而会适得其反，只会让他们比现在更加针对他。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让你尽可能不要参与整个诉讼过程，并且让你戴着面纱坐在法庭后面，尽量不要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你瞧，亲爱的，你这么迷人，这么引人注目。你必须承认他和那个女人鬼混在一起，而且还打算和她远走高飞，尽管时间并不长。你的身份和美貌反而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损害我们的利益，而不是帮助我们。虽然你是受害的一方，但是——原谅我这么说，亲爱的——我的老板正在帮助对你造成这些伤害的那个男人。”


    “那就让他继续伤害我吧，”我沮丧地思量，“我只是想让他回来，就让他尽情地伤害我吧。”


    “即使贝尼迪克特先生自己不是这样想的，”她继续说道，“默里先生特别交代过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给你打电话。这是他的心愿。若是可以避免，他不想你受到这桩案子的牵连。”


    确实如此。柯克曾亲口对我这么说过。


    我一直盯着办公室的门，全神贯注，期待它被人推开。“他现在应该回来了呀？每次都要这么久吗？”


    “亲爱的，他随时都会进来的。耐心一点儿。”


    终于，门被推开了，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诉讼书。


    我坐在会客室，试图从他的表情中读出点什么来。他朝我走了过来，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无声地乞求着，视线一直追随在他左右。他从我身旁走过，推开作为隔断之用的小门，朝里面走去。他假装自己正在聚精会神地思索案情，刻意回避我的目光，仿佛并没有看到我一样。直到我站起来，他实在无法继续伪装下去，这才开口道：


    “进来吧，到我办公室来。”接着他又对那个女孩说道：“露蒂，你怎么让她坐在这里啊？怎么不让她在里面等？”


    女孩答道：“贝尼迪克特先生，她说不想一个人待在里面，问我她能不能坐在我旁边。我还要接电话，所以只能坐在外面了。”


    他扶着私人办公室的门，等我走了进去。此刻，我多少感觉仿佛是自己将要接受最后的审判一样。他即将对我说的话，并没什么好质疑的。不过是言辞本身令人恐惧不已，还要给它加上一个期限。


    起初他无法与我对视，而是尽可能拖延地摆弄自己刚才带回来的那些文书。我等待着，目光灼热，目不斜视地盯着他。


    终于他叹了口气，开口道：“现在还不是最伤心的时候。那天才是真正的考验，你像个将军一样站在那里，勇气可嘉啊。”


    要是他看到我在那之后，独自一人在家，咬着枕头一角的话，估计就不会这么说了。


    难道他不准备说出来吗？整个下午就打算这么站着？“是不是——？”


    “我会准备上诉的，这是肯定的。”


    “他没再说点儿什么吗？比如——”


    “不能这么做，在法庭上博取同情是下下策。”


    “说吧，我能承受。快点说吧，让它早点过去吧。”


    但他仍旧没有说出那个词儿来，不得不由我来说：


    “电椅？是电椅吗？”


    他低头望着书桌，默认了。


    我的脑袋瞬间炸裂开来。我的丈夫被判处死刑。我们所有人都要遵守、在其框架下生存的法律，现在裁定我的丈夫要离我而去，而且是在他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将他放在——


    我双眼紧闭，而后再次睁开。和我内心所经历的相比，我的外在表现还算平静。


    他很担心我。我坐了下来，一定是他推了把椅子给我。他打算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酒，估计就是为了应对类似的紧急状况。我示意他不用这么做。“别担心。”我喃喃低语道。


    “这桩案子还没有结束，你这是典型的外行人的想法。”他试图宽慰我，尽力说些类似的话。


    我请求他不要再讲下去了。木已成舟。伤害已然无法挽回，对我们两人而言，判决已经被执行了一部分了。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就在我们心里。我们俩怎么可能还和从前一样？就算是提交了诉讼申请，又能怎么样呢？他被关在那个地方，就算有朝一日他能回来，他们也不可能还给我一个一模一样的丈夫，更无法再还给他一个一模一样的妻子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小心控制自己的声音，尽管它完全不像是我的声音，问道：“他有什么反应？”


    “昂着头，双眼直视法官。”


    “这种时候，我应该在那里的，至少应该在那个离他近一点儿的地方。他孤身一人待在那个房间，可怜的孩子。”


    “他说他很高兴你没有在场听到判决。他感谢在他们把他带出去之后，我没有让你一起跟来。”


    时间缓缓而逝，我悲戚地说：“我想我该回去了，在这里也没什么好等的了。”


    他起身送我到门口，说道：“我送你下楼搭计程车。你需要莫特或是那个女孩陪你回家吗？”


    “不用，”我答道，“我会好起来的，我想从现在开始，必须要习惯一人生活了。”


    他关上计程车车门，告诉司机我的地址，正准备转身离开时，我从车窗伸出手拽住他的衣袖，问道：“什么时候？请告诉我具体日期。”


    “你何必现在就要——”他反驳道。


    我并未松开手。“我必须知道。求你告诉我吧。”


    “五月十六日那周。”


    我跌坐在座位上。


    回家的路上，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才二十二岁，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要把我变成寡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