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男女都要
3个月前 作者: 周洁茹
有些事情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的,就像我的第一次恋爱,我曾经有过无数次恋爱,每一次我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迫切地想做一个坏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可是每一次都会结束,很快,我从来就没有耐心重复我做过的事情,尤其是恋爱,所有的恋爱都只是在幸福中痛苦,或者在痛苦中幸福,我有什么必要让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幸福或痛苦呢?我不想做坏男人的女人,不想做好男人的女人,不想做第一个女人,也不想做最后一个女人,我什么都不想。而且要去分辨一个男人的好坏,根本就没有道理。于是我现在的恋爱,连结果也没有了。
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十五岁时候的那个电台DJ是我的初恋惰人,那些认为显然是错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了,那时候我真的还是一个孩子,我从早到晚地欺骗他,心安理得,于是那不是爱,真实的状况是,如果我爱那个男人,我会尽量克制住不去欺骗他,也许很偶尔地,我说些谎,我解释那是一种轻度的精神病,很多时候我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时候幻想中的东西会跳出来,变成真的,把我自己都骗过了。
我曾经用一天的时间来思考我写作的理由,活下去的理由,我显然是有些走火入魔了,当我思考到最后,回到什么都毫无理由的时候,我停止。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恋爱,婚姻,生活,一切都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思考过了,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久,直到我父母站出来解释,他们说,就像你出生和死去都无法选择一样,你活着,因为你必须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你这个孩子,他们说,我们会孤独,会觉得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决定要生下你。我们从不怕自己死去,可是我们怕你死去。那真是非常残酷的,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对我说,我们怕你死去。我的局限在于我有最爱我的父母,他们为了要我活着,把精神支柱拿出来做理由。
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恶毒地认为,生孩子是一种自娱自乐,是违背自己必须死去,是想让自己生命延续。可是生过孩子就会知道,什么都理解错了。于是我不去想孩子,不去想婚姻,不去想恋爱,到最后,爱情只是在我无法选择的生活中,自个儿找的一点乐趣。
原因在我,从一开始我就是绝望的,我曾经妄想爱情能改变我,我哭了,笑了,我快乐,我堕落,我思念,仇恨,焦灼,充满欲望,我想彻底死去,可我错了,我看待生命都是绝望的,我还想怎么样呢?我的苦闷不是没有人爱我,而是我什么人都不爱,即使强迫自己去爱,还是不爱。所以我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过了。
——《一直单身下去的理由》
梅花在常州做过一个主题派对,名字叫做“我们很IN,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很OUT,EQ很低,不再是很Q的新人类!!!”我们都对梅花说这个名字太长,而且攻击性太强,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果然,那个夜晚的十一点一刻,音响烧起来了,不是那种形容人亢奋程度的烧,是真的烧起来了,燃烧,火花,白烟雾,哗哗叭叭狂响。
梅花穿了一件蓝衣裳,我没有看她的脸,我只看得见她的蓝衣裳。音响烧起来了的时候,我们都傻了。
中间是一段空白,因为我已经不太清醒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坐在梅花的房间里了,梅花客气地让我不要烦她,于是我就很识大体地和乐队出去喝红酒了。
我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高兴,这样的高兴只在1994年出现过一回,那一年曹威来了,边唱边问,想什么呢?
那次的运动是雅雅做的,雅雅为了省钱,找了个三流舞厅,而且雅雅为了省更多的钱,连那个三流也没有全部包场下来,于是舞厅就合情合理地卖了很多舞票出去,于是曹威只唱了一小会儿,舞客们就自动地跑到舞池中央舞蹈起来了。
于是我就高兴,高兴极了,过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像1994年那么高兴过。当时我们有很多人,当时我们的人都在做艺术,有个艺术女人就站在我的旁边,说,我要回家去笑。我虽然高兴,可我认为笑是不必要的,于是我对她说,你回家笑什么?你要笑就在这里笑好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些往事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记得我说过的这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了。我怎么了?
1999年,朴树来了,这次的运动是雅雅的妹妹做的,雅雅的妹妹用了一种“企业搭台文艺唱戏”的策略,于是雅雅妹妹省了比雅雅还要多的钱,虽然省钱,也有缺点,那就是运动不再是运动,它成为了一台周年献礼工程,然而雅雅妹妹还是对的,对极了。
我们都长大了。
在雅雅去广州前,我们曾经计划过要做一个“红”的主题派对,因为我在21岁的时候写过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小说,可是它出现的时候却叫《告别辛庄》了,后来我就又写了一组名字叫《红》的实验散文,可它出现的时候已经叫《古典爱情》了,雅雅很同情我,;雅雅说,即使你再写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小说,你再写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实验散文,到后来,它们必然会被改为《白》或《蓝》什么的。
于是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命名为“红”的不卖门票的派对,我们只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有正当和健康的职业,我们希望他们自由发挥,或穿红戴红,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可是第二天雅雅突然跑到广州去了,她连一件衣服也没有带就走了,她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想自己一个人,孤立得很,就此心灰意冷,什么也不想干了。
后来迎春花替代了雅雅的位置,她每天都打一个电话给我,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写点什么,如果我不接电话,她就会发一个传真过来,让我接电话。
迎春花在电话里说她们电视台要做一个名字叫做“非常单身男女”的相亲活动,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相亲,或“非常关系”,或“非常三角”,或“非常情爱”,什么什么。这是一台互动式的晚会式的大型活动,迎春花说。
我说,你们搞,关我什么事。
迎春花说,是这样,我们节目部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摄像和保洁员,我们全部都出动了,我们积极地发动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可那些小家碧玉们,她们谁也不愿意出这个丑,那么,迎春花愉快地笑了一声,说,你就露个脸吧,观众们看了叫好,你又可以扬名,同时你还可以找到一个丈夫。一举几得啊。迎春花说完,又愉快地笑了一声。
我很吃惊,我不敢相信我的朋友会这么没心没肝地卖了我。我说,啊?
迎春花连忙又说,有钱有钱,有很多钱,我们开过会了,你来我们给钱。
我更吃惊,我更不敢相信我的朋友已经把我给卖了,并且卖了个好价钱。我说,啊??
迎春花在五分钟之内来到了我住的楼,她坐在我的沙发上,连续不断地说话。她看起来激动极了。我递给她一杯冰咖啡,然后我就看到那杯咖啡在她滚热的手掌里沸腾起来了。她都要哭出来了。
我安慰她,我说你的节目不可以叫“非常单身男女”,因为那是一个台湾名字,他们已经用得很出名了,别的地方台可以用但你不能用,因为你是一个新知识女性,应该有道德观念。迎春花感激地点头。
我又说,你千辛万苦做这么奇怪的节目无非是想得到提拔,可你已经是文艺部主任了,再往上还有什么,你要做台长吗,变成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女人,穿着黑色的厚丝袜,衣领上别一个硕大无比的金银花胸针,每大早晨八点半坐在市政府一号楼的大会议室里开会?迎春花勇敢地点头。
我说那么我说完了。
迎春花说,你真会思考。
我说当然,我就又想起了我在宣传部的生活,我始终都认为我长期从事的宣传思想工作对我的成长真有好处,我思考得多,所以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可是我又思考得不够多,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是领导。
雅雅说过,你每天都只要文件发发,横幅拉拉,标语画画,笔头划划,你还有什么烦恼啊?我思考了一会儿说,确实没有什么烦恼,惟一的烦恼就是我每天都吃得太饱了。雅雅你很压韵。
可是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思考方式长期以来都是苏南农村式的,我给我的每一个苏南朋友做过河的题目时,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选择了从牢固的绳索上滑过去,书上说这是严重的性压抑,他们中的百分之五选择了从木头上慢慢地爬过去,书上又说那么除性压抑外的其他都是性冷淡。而且很多苏南女人都这么认为,上海男人奶油,北京男人不洗澡,当然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北京男人也有一部分奶油,上海男人也有一部分不洗澡,所以只有做了上海女人或北京女人,才能真正理解奶油和洗澡的关系,当然那并不难,现在每一个女人都很自由,她们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地方的女人。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城市都充满了顾虑,我们有精神危机,我们阴郁,思考和行为方式总是很怪异。
那么,迎春花茫然,你到底来不来啊。
啊?我说,哦,我不来。
迎春花主任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迎春花在早晨九点打来了电话,那清脆的电话铃啊,它在我的梦中成为了巨响。
迎春花说她改变了主意,因为她昨天深夜回家翻到了一本海派时尚刊物,里面有一篇描写主题派对的文章。
看了之后,我非常有感觉。迎春花说,首先,我的节目必须从一台纯粹的相亲活动也变成一个主题派对,它的名字不再叫做“非常单身男女”,现在它叫做“男女都要”。第二,我仍然这么说,你要出场,我仍然这么说,我们会全场录摄,但我们只在暗处安排人拍摄,你放心好了,我作为我们台的文艺部主任,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绝不会拍到你的脸,你的脚,你的背影,任何有关你的图像。第三,你要做一份有标准答案的问卷,我们要在广播电视报上全文刊出,以选定高素质高智商的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我们的这个主题派对。
我抱着电话坐在床上,不知道说什么好,我问自己,有什么问题可以测定一个人的素质和智商?于是我拖延了几天,然后请追上门来的迎春花坐在客厅里喝茶,然后我坐到我的电脑前面,开始写点什么,我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我找到了一本《书城》杂志,我把他们启思录的第38号题目送给了迎春花。
有机会往未来世界旅行一年,时代任择,回来后可保留全部知识,只是不许带回任何物品,而且有五成概率死亡,您会去吗?
我的标准答案是,如果回答去,就人选,如果回答不去,就淘汰掉。
迎春花主任愉快地接受了。
我在现场给叶叶打电话,我问叶叶有没有参加过相约星期六。叶叶说,什么?什么?我的周围有很多很多人,每一个人都在说话,于是我抬高我的声音,我说叶叶你有没有参加过相约星期六?
叶叶说他只是做过亲友团,可是他在那一天比男主角还要帅,结果对方亲友团看中了他,并且决定把女主角配给他,可是主持人制止了这一切,他们说那违反了我们相约星期六的规定,以后亲友团不可以太帅,这是我们的新规定。他们说。
我笑了一笑,然后问他,那么任何一个有关单身的派对呢?你有没有参加过?
叶叶说,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问这些问题,你在什么地方,你好勿啦?
我很小心地装傻,我说,什么?什么?
我喜欢所有上海男人的声音,他们会在电话里问我,好勿啦?
我要感谢梅花,那次的音响烧起来以后,梅花让我不要烦她,我就和梅花带过来的叶叶出去喝酒了。
叶叶在酒吧里问我怎么看他的音乐,那个时候我已经喝了很多很多酒了,于是我很诚实,我说叶叶在技术上还是很熟练的。叶叶沉默,然后他悲凉地笑了一声,然后他反反复复地说,技术?熟练?他真令我紧张。
然后我们说了点别的,叶叶说他的一个朋友刚刚死了,死了以后还变成一个好看的鬼到他的梦里去和他说话。
我发现我有一点点喜欢他。
我的感情经历的确是很奇怪的,很多女人都是从喜欢艺术的无业者开始,年纪大起来,她们就去喜欢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最后她们选择下嫁的通常就是一个诚稳的公务员。我却把什么都倒过来了,我自己是个公务员,可我不再是了,年纪大起来,我就把所有的男性公务员都改名字叫小虫,无论他是不是我曾经爱过的,他们的名字都叫做小虫,然后我和富裕的男人们出去吃饭,当他们的肚子和事业一起飞黄的时候,我离开了他们,最后我爱上了无业者,他们在2000年以后还会是长头发。
过去了的一年,是新生代最热闹的一年,那些新新人类们,他们是太阳,他们说世界归根结底不是你们的。新新人类的生活就是剃最简约的发式,比如板寸;穿最简约的鞋子,比如黑布单鞋;吃最简约的饮食,比如吃素和喝白开水。
叶叶留着80年代初的长头发,除了吃素和喝白开水,他的一切都逗留在SO年代,不过他也有优点,他有些唯美,因为他给他的乐队起名字叫做——蝴蝶。
我希望他健康和平安,因为所有唯美的男子都不平安,我在很多年前有个朋友,他忠于爱情,喜欢张爱玲,有轻度的幻想症,后来他走路把脚走成骨裂了,我的朋友都去机场送我的时候,他来不了,他们说他躺在医院里,脚上打了很多石膏。
叶叶说他参加过一个“品味单身”的主题派对,叶叶说他收到传真的时候,有一种很黑暗很耻辱的感觉。叶叶说他在那个派对爱上了一个放荡极了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直坐在他的身旁优雅地吐烟圈,可是他放那个女人走了,叶叶说我不要和她做爱,像许多一夜情的开始,我并不期望故事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发展,我所表现出的挑逗只是为满足我暂时的空虚。我想爱她。
我打了个哈欠,然后关电话。
我蹲在地上,其实我为了避免被摄影机拍到,一直都蹲在地上。我的织锦缎旗袍已经非常皱巴巴了,我所有出场的衣服,它们都是旗袍,它们惟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蹲和坐,我崭新的织锦缎短旗袍啊,它是我在宣传部一个月的工资,可是它已经皱得像一朵花了。
我穿了旗袍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爸眼前出现过,因为我总是花掉了很多钱,却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天涯歌女。我爸已经很烦我了,他说他再也不想看到我,因为我骗他说,我辞宣传部的职是因为我要调到文联去做专业作家了,我爸愉快地相信了,同时他愉快地敦促我尽快办手续离开宣传部。但到最后我果真高高兴兴地辞了职以后,我才知道现实是那么严酷,组织是一个老男人,委身于他的时候,是那么厌倦他,仇恨他,但是离开他了,却总会惦记起他的好来。
于是我知道我设的局总是不高明的,我总是连男朋友都骗不过,更不要说是去骗经验丰富的我爸了。
这时候一个在电视台做“午夜唱片街”节目的男人向我走过来,我仰着脸看他,他马上也蹲下来,蹲在我的旁边,他说,嗨。于是我就白了他一眼,我的观念是,男人只要以为这个女人是有上床的可能的,就会花费时间和精力与她搭话,如果那女人是得不到的,那么她就是个贱货,但如果那女人是能够得到的,那么她就更加是个贱货,于是我为了避免做一个贱货,从来都不与男人搭话。
他一直都蹲着,看我的侧脸,因为我已经不把正脸给他了。我们的上方就是灯光师和摄影机,他们一直在低声地斥责我,要我离他们的电线远点。
开始了。
迎春花彻彻底底地欺骗了我。我蹲在她就座的沙发椅后面,我听见她与一个男人在交谈,那个男人呼噜噜地喝水,在水中他说,我弄来了十六个呢,然后是迎春花的声音,她说,我只弄来了一个,但是这一个会非常管用,然后是笑声一片。
于是我就站了起来,我的头把镜头全部都挡住了,但是我没有顾虑,我相信他们只能拍到我的后脑,那是一个漂亮
的后脑,黑头发,长及腰际。我看见前方有一个金碧辉煌的舞台,上面已经坐了四男四女,男人普遍太矮,女人普遍大丑,还有两个节目主持人,普遍太胖。
迎春花从我的旁边奔跑过去,她抓着四支枝叶有点秃的红玫瑰花儿,植绒布料,落满了灰,女嘉宾们只要用鼻子一嗅,灰尘就会蓬出来,在强烈的灯光下变成四团颜色有些脏的迷雾。
那些花迅速地从男人的手里到了女人的手里,果真是每人一朵,果真是她们一嗅,灰尘都蓬出来了。
突然,灯光全部都打过来,把我罩在了一个明亮的光圈里面。我越来越热,而且开始生病,我了解那些疾病,它们不会很严重,起初的症状还只是一天到晚地妄想,比如坚信自己是还珠格格,到后来,也只是间歇性地思维空白,比如,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最后,才会彻底地思维混乱,比如,现在我所看到的一切,所有动着的,呼吸着的生物,他们都很该死。
我想现在我很混乱,他们都很该死,我混乱极了。
混乱过后,我镇定了一下,我环顾四周,敏锐地发现整个现场安置了不下于五台的摄像机,以及不少于二十个的便衣新闻工作者。
太胖的女主持人向我走来,她的话筒线像蛇一样爬行,她说,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小姐,你没有结婚吧,小姐?
我有点目瞪口呆,我说,啊?
她又问,那么你认为你未来丈夫的身高和年龄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仍然目瞪口呆,我仍然说,啊?
迎春花在暗处,她小声地提示我,快说快说啊,我向你保证,我们安排你出场只是为了现场气氛,我保证,我以主任的名义向你保证,我们做后期的时候一定剪掉你的镜头。
迎春花说完,从暗处的下方伸手过来拉我的旗袍,镜头上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女人,她的两只手都闲着,可是她服装的下摆在蠕动。
此时,“午夜唱片街”男人从我的旁边跳了出来,他一出现,顿时掌声雷动,还有几个很酷的女孩子,、她们尖叫,试图越过重重的座位,到他的面前,亲吻他的脸。
他深情地望了我一眼,缓慢地走到了舞台中央,摆出“午夜唱片夜”的片头动作,然后遥远地望着我说,我喜欢吃饺子,你呢?
我已经来到了大厅的外面,这是一个五星级的东方酒店,地形极其复杂,没有地图我是绝对走不出去的。
果然,我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出口。
十年前我们的城市建造了一个全亚洲最大最好的影城,在那个影城里面,只要沿着灯打在地面上的颜色走,就会到达要去的地方,那些颜色不是画在或映在地面上的,它们是灯光的影子。可那是十年前了,什么东西过了十年都会败落,更何况他们投资错了方向。影城先后从事过酒店业、旅游业、时装美容业,然后是游艺厅、饺子店、西餐厅、淮扬莱馆,到最后,它就是倒贴钱,也没有人愿意与它合作了。就像一个年轻的美女,如果男人给她钱,她把钱全部用掉而不是存在银行里,那么一过了十年,她的脸不美了,就会败落下去,到最后,再也没有一个男人给她钱。
我走了很多路,可是我越走越暗,我一个人,穿着七寸高的高跟鞋,在坚硬的地面上走,多么寂静啊,我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圆弧的走廊上,尽头是一个房间,我充满了欣喜,我走过去,推开房门,却发现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而且我再也找不到我出来时的那个大厅了。
这样的情况在我的一生中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了,雅雅给我画了一幅画,她要我晚上去拿。我与雅雅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她的家我从七岁开始就经常去,一共四幢楼,她家是左边过去,第二幢,五楼。
那个夜晚,我去拿我的画,雅雅的家是旧式房子,楼道里没有灯光,我要去就只能摸着黑跟着感觉走,但我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熟悉雅雅的家。我到了五楼,砸门,这时候一个老太太出来开门,她的脸像纸那么白,她说,你找谁?我说我找雅雅。老太太说,这里没有什么雅雅。这时候对面的门也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她的脸也像纸那么白,她说,是啊,我也从没有听说过有雅雅这个人。
我客气地说,对不起,然后我下楼,她们站在楼道上看着我下楼梯,静静地,像死那么寂静。我下到三楼,然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楼道里没有灯光,她们出来的时候我却看得见她们的脸,只是像纸那么白,却没有脸的轮廓,没有鼻子,没有嘴,只是知道,那是一张脸,惨白。
但是我不死心,我站在楼下面的空地上,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四座楼,我对自己说,也许我刚才走神了,所以上错了楼,于是我再次上楼。
这是我小时候的故事,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不太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在乎活着,也不在乎死掉,我闲得太无聊就会说我要去死,因为我一直都是个问题儿童,我从小就知道怎么标新立异,当我说我要去死的时候我母亲就被吸引过来,她放下了一切手中正在做的事情,她惊恐地抱住我的头,把我紧紧地按在她的怀抱里,那时候我是最恶毒的,我一直都认为,我要挟父母惟一的方法,就是去死。
我上到五楼,砸门,我砸了半天,没有人出来开门,我砸了半天,并且大喊大叫,连白纸一样的老太太和年轻女人都没有出现。
我下楼,在黑暗中,我被一辆庞大的自行车撞了一下腰,那辆自行车是突然出现的,刚才还没它呢。然后我给雅雅打电话,我说,雅雅你搬家了?
雅雅说,没有啊?我一直在等你,你怎么还不来,我甚至开了门等你,怕你看不清楼梯。
于是我停顿了一下,说,雅雅,我就在你楼下,还是你下来吧。
沉默。
雅雅突然尖叫了一声,不,我绝不出来,我们白天再见吧。
我还是走来走去,越走越恼火,我还是没有找到出口。
最后我找了一面墙让自己靠上去,我想到了我可以打电话,我可以请求大厅里那些选择去未来世界旅行的男男女女们出来找我。可是我的电话啊,我发现它没有讯号了,我疑惑不已,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在地铁里吗?
最后我进入了一个很破旧的房间,这是一个五星级酒店,但是在它拐弯抹角的地方,有一个很破旧的房间,水泥地,没有窗,却有一架电梯。
我没有按钮,真的,我发誓,我什么钮也没有按,电梯门开了,出来了一个男人,穿牛仔裤,蓝T恤,背了一个硕大的包,我肯定我不认识他,可是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赶紧钻到电梯里去,这是一架像房间那么破旧的电梯,这个运载人的箱子,它的铁皮已经锈迹斑斑了,它的指示器上写着的最大的数字是,五十七层,可是这幢楼,这整幢的楼也不过十层。这是一个旧式的酒店,占了很多地,有园林有桥,有山有水,水里有红鱼,所以它永远只有十层,只是十层。我很愤怒,我痛恨这架写了那么多密密麻麻数字的电梯,它要干什么?
我蹲在窄小的空间里,想要大哭一场。可是我一低头,又发现电梯的地面上有可疑的血迹,我马上就坚强地站了起来,我使自己迅速地离开了那一堆深颜色的渍迹。
我到了一楼,多么奇异啊,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天色很暗,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可是我相信有很多动物的灵魂在游荡,我的观念真是很奇异,我所有信神的朋友,他们都认为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可我相信神,也相信动物是有灵魂的。所以他们气愤极了。他们要我多读书,多思考,才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天暗了,开始下雨。雅雅说她最喜欢一首名字叫做《夜半惊魂》的港台歌曲,不知道谁的歌,用广东话唱,说的是一个女人,在晦暗的夜半回家,有男人跟踪她,这个女人就唱,你不要想来搞我。可是那歌很奇怪,它毫无理由地快乐,唱歌的女人完全是不要来搞我的意思,唱出来就会变成完全的来搞我吧。我所有的女朋友,她们都会唱那一句,天晦晦灰暗暗。所有的港台歌曲都很奇怪,就像有一个很清醒的女人在她的歌里唱“我HIGH过了头”,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因为听了她的歌而HIGH过头。真奇怪。
我往外面走,就发现我走出来的房间原来是这个酒店的厨房,那么我刚刚乘坐的电梯,它一定经常用来运载水果和食物。所有的酒店,它们最好看的就是大堂,大堂里有很多装饰材料,很多灯光,很多香气,很多鲜花,很多美女,还有很多钟表,尽管展示那么多不同的时间是很不必要的。而所有的酒店,它们最不好看的就是厨房,厨房里有很多动物尸体,皮肉,污水,胖男人,所以它总是被安排在楼的背面,最偏僻的地方,秘不示人。牛排是美的,可在它还没有变成牛排摆好花式端上桌前,它就是一堆血水的烂肉。厨房是一个制造美的地方。
我从厨房中走出来了。外面在下雨,雨越来越大,落到我的头发和脸上,但我只惋惜我的衣服,我一直都认为衣服要比我贵,穿坏了它我会非常痛苦。一
这时,一辆神秘但可爱的出租车开过来了,一个男人跳下车来,往酒店的方向跑,他很快就跑进大堂里去了。
我也跑起来了,我靠近那辆车,拉开车门,把自己扔了进去。我喘了会儿气,捋头发,掏面纸出来擦衣服,然后擦脸,司机一直在用奇异的眼神看我,我擦完之后也开始看他,他太白,长得像女人,而且他的音响里在播放一个很清醒的女人的声音,那个女人说,我HIGH过了头。
我们走吧。我说。
对不起。他羞答答地小声说,刚才那个乘客还没给钱呢。
我同情地看他,我说,你应该知道的,每个酒店都有很多后门,而且它这么大,人进去了,你会找不到他。
他一下子就打开车门冲进雨幕里去了,我发了一会儿呆,他的音响还在唱,他的座位还温热着,他的钱箱里还放着现金,他的车钥匙还在晃荡,上面是一个钢圈,再普通不过了。我对自己说真奇怪,他就这么扔下我,和他的车,离开了?我想起来很多年前,我和雅雅在南京时,我们也遇到过同样的司机,他把我们都扔在车里,跳出去了,我和雅雅面面相觑,因为那个时候雅雅已经考到驾照了,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干,我们安静地坐着,轻微地呼吸,等待他归来。
男人们总是很冲动,他们的冲动通常是无意识的,却打动了女人,因为她错认为他信任她,于是女人会为了他的信任而发誓永远都要做一个好女人,即使她曾经是个非常恶毒的女人,她不断地做坏事情,她也会因为男人的信任而变得善良。女人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以后,就会端庄地坐好,并且期望自己一辈子都这么端庄下去。
我端庄地坐着,感激他对我的好,车窗上已经白茫茫的一片,刮雨器不停地动,可车窗还是白茫茫地,是我呼出去的气,凝成雾,遮住我的眼睛。
司机回来了,淋了一身雨。等很久了吧?他说,对不起。
没关系。我说,然后问他,找到了吗?
找到了。他说,在一个IC卡电话机的旁边。
钱呢?要到了吗?
那小子,他居然说他没钱!司机声音大起来,恶狠狠地说,他说他没钱,我差一点揍他。
那么后来呢?
我们对峙着。司机说,我差一点揍他。
再后来呢?
从电梯里出来了一个孕妇,他走过去,问她讨了二十块钱,算是付清车费了。司机说完,喘了口气,发动,掉头。
一个男人,身上居然会一分钱也没有。掉过头以后,他又说了一遍,我真差一点揍他。我记得那个奔跑的男人,他穿着一件白衬衫,皮鞋,腰间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中文传呼机,可是他一分钱也没有。
出租车把我带到了念儿工作过的西餐厅,他没有要我按照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给他钱,他说,你看着给吧。真是一个聪明男人,他使我为难。
我要了一瓶葡萄酒,两份牛扒,一份苹果派,一份洋葱圈。我把它们都吃下去了。然后我在疼痛和酒精中开始回忆念儿,念儿在最落魄的时候坐在商场的台阶上吃过盒饭,念儿在最得意的时候坐在阳光海滩独自享用过一套法式大莱。念儿和我不一样,我永远也不去吃盒饭,也永远不去独自吃一套大餐,我坐在我的房子里,月初我吃米饭,月末我还吃米饭,总之,这样的旧子我还要过下去,我的细水长流的日子啊,它总是过不完,还是过不完,而我却觉得,我的一辈子都过完了。
旁边有四个孩子,他们都只是孩子,可他们多么奢侈啊,我相信那两个男孩子用父母的钱招待他们的小女朋友,可我没有恶意,我喜欢他们,像他们那么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爱情。可是到后来,他们开始不停地看我,他们的声音那么张扬,他们说,就是有那样的女人,她们总是过得很舒服,她们有钱,她们有很多空,她们出来吃吃饭,跳跳舞,找找男人,她们打扮得那么妖。
我已经哭都哭不出来了,我对自己说,我没有钱,没有组织,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生病了,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去广州了,替代她们的女朋友欺骗我,而且我开始发胖。
这时候感应器开始亮,雅雅去广州前送给我的感应器,那是一只兔子,眼睛开始红,就有电话要进来。
以前我们都喜欢拈着手提电话的天线,晃它们玩,因为我们很单调,没有娱乐,雅雅晃坏了我的天线,它从手提电话上脱落下来了,断成很多碎片。我就开始哭起来。念儿和雅雅都很吃惊,她们说,你为什么哭?我们赔你一根天线好啦。我说我的电话是我爸送给我的二十周岁的生日礼物,我用了很久了,从来没有坏过一点点。她们伤感地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雅雅去广州了,她送给我一只感应器,她说还记得吗?我弄坏了你的天线,可是无论如何我都补偿不了你了,就送你一只兔子感应器吧,朋友的礼物。
那是一只兔子,眼睛开始红,就有电话要进来,我接电话,我一听到他说,好勿啦?我的眼泪就滚滚地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