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她们的阅读材料都选自经过批准的书籍，如《传教士书简集》③，诺埃尔的《文学课本》等，阅读是在晚上以朗诵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必须有伯爵夫人的指导神甫在场，惟恐书中碰到一些段落，若不加以明智的讲解，就会引得她们想入非非。费讷隆的《忒勒玛科斯历险记》④在这些人看来是一本危险的书。格朗维尔伯爵夫人相当爱两个女儿，一心要把她们教养成玛丽·阿拉科克⑤那种天使般的人儿。然而两个姑娘却宁愿要一位德行没有这么高、但却更为和蔼可亲的妈妈。这种教育收到了它的效果：宗教象枷锁一样强加在姐妹俩身上，用严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它的种种仪式使这两颗年轻纯洁却受到罪人待遇的心感到厌倦，它压抑了她们的内心感情，它在她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却并不为她们所爱。玛丽姐妹要么将变成傻瓜，要么渴望独立。结果，她们一旦看到了社会，比较了几种思想，就立刻盼望出嫁。不过她们不知道自己有着动人的姿容和美好的品德。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天真老实，又怎能认识生活呢？她们既没有抵御灾难的武器，也没有评价幸福的经验，身居牢笼般的家庭，她们只能从自身得到安慰。夜晚悄声的倾诉，或是白天趁母亲走开的片刻交谈的几句话，有时包含了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思想。


    ①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通过对各种动物的大量观察提出了基本的解剖学原理。


    ②法尔奈斯的赫丘利，指藏于那不勒斯法尔奈斯宫的赫丘利雕像，巴尔扎克把它看作是男性健美的象征。


    ③记述传教士言行的书信集。


    ④《忒勒玛科斯历险记》，费讷隆写的一部教育小说，叙述忒勒玛科斯长途跋涉寻找父亲奥德修的经历。


    ⑤玛丽·阿拉科克（1647—1690），圣母往见会的信女，专门在巴黎圣心院宣传对耶稣的虔诚。


    两人常常避开众人的视线，互相瞥一眼来交流感情，这一瞥真抵得上一首辛酸伤感的诗。仰望晴朗的天空，闻闻花儿的芳香，手挽着手在花园里兜上一圈，这些小事都能给她们带来无上的乐趣。完成了一幅刺绣也能使她们的心田充满纯真的欢愉。和她们的母亲交往的那些人非但不能启迪她们的心灵，鼓舞她们的精神，反而使她们思想阴郁，心情悲伤，因为这些人都是古板、生硬、毫无风趣的老妇人，闲谈的内容不外乎传教士与指导神甫之间的区别，自己身上的小病小痛，以及连《每日新闻》和《宗教之友》①都不会留意的宗教方面的琐事。


    ①《宗教之友》即《宗教及国王之友》报，创办于一八一五年，是一种兼有文学和政治色彩的宗教报纸。


    至于那些男客，他们的面容是那么冷漠而愁苦，连最炽烈的爱情之火在他们面前也会熄灭。这些人都到了一定的岁数，这时男人一般都变得郁郁寡欢，只对饮食的好坏有感觉，专贪图生活上的舒适。由于只知道履行宗教义务，例行宗教仪式，他们的心已经枯萎了。他们常常整晚整晚默不作声地打牌。这帮人形成了一个严峻的、古犹太法庭似的圈子，维护着母亲制定的家规，两个小姑娘则被排斥在外。她们非常憎恨这些两眼深陷、整天拉长着脸的人。然而在这幅阴暗的生活画面上却明晰有力地凸现出一个男人的形象，那就是音乐教师。当时，指导神甫们认为音乐是在天主教会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艺术，因而家里允许两姐妹学点音乐。先是由在附近一所修道院里教视唱练习和钢琴的一位戴眼镜的老小姐来指导他们，枯燥的练习把两个小姑娘累得精疲力竭。后来，大女儿满十岁时，格朗维尔伯爵指出必须聘请一位音乐教师。伯爵夫人本着妇从夫命的准则同意了丈夫的决定，笃信宗教的女人总是把完成义务视为美德。音乐教师是个德国人，天主教徒，是那种年轻时就显得老气而到了八十岁却好象只有五十岁的人。他那两颊凹陷、布满皱纹、肤色黝黑的脸，还保留着某种天真的稚气。坦诚的蓝眼睛炯炯有神，春天般愉快的微笑荡漾在唇边，银灰色的头发象耶稣那样自然地拢着，给他那心醉神迷的表情增添了说不出的庄严，而且会使人对他的性格作出错误的判断：他会带着极其庄严的神情去干一件蠢事。衣服对他来说只是一副必要的外壳，他对此一向不予注意，因为他的眼睛总是望着高高的云天，当然不会去关心物质生活。这位默默无闻的伟大艺术家是那种和蔼可亲而又漫不经心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时间和心血献给别人，就象把自己的手套丢在人家的桌子上，把雨伞丢在人家大门口一样。


    他的手洗过以后看起来还是脏的。他那衰老的躯干很不平稳地安装在两条弯曲的腿上，仿佛向人们证明，人完全可以把躯体当作灵魂的附属物。总之这是一个奇怪的人，只有一位叫霍夫曼①的德国人精彩地描绘过这种人（这位诗人擅长表现那种看来并不存在但却充满生命力的东西）。这就是音乐教师施模克，他早先担任过安斯巴赫总督②的唱诗班指挥。有一次接受虔信测试时，人家问他是否守斋，他真想回答“请看看我这副样子就知道了”，但是怎么能跟虔诚的信女和严厉的指导神甫开玩笑呢？


    ①霍夫曼（1776—1822），着名的德国文学家和音乐家。


    ②安斯巴赫公国于一七〇一至一八〇六年属普鲁士，一八〇六至一八一四年属德国巴伐利亚。因此，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安斯巴赫总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