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当然


    泰勒太太早上正忙着，这时候跑去前门廊盯着人家看未免太不礼貌，但是总没道理避开窗户吧；所以当她在吸尘，在清洗碗盘，或者甚至上楼整理床铺，靠近屋子南边那扇窗户的时候，总会稍微撩起窗帘，或者躲在一边稍微动动帘子。其实，她也只能看到屋子前面那辆搬家公司的货车，还有搬运工人之间来回忙碌干活的模样；那些家具，她看得出来，挺不错的。


    泰勒太太整理完床铺，下楼来准备午餐，就在她从卧室的窗户转到厨房窗口这么短的一个空档，一辆出租车在隔壁的大门前停下了，一个小男孩在人行道上跳来跳去。泰勒太太打量着他：四岁左右，要不然就是他的个子比实际年龄来得小；应该是跟她最小的女儿同年。她把注意力转向下车的女人，她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很好看的一套浅咖啡色套装，有点旧，在搬家的日子，这身颜色好像太淡了些，不过剪裁是真的好，泰勒太太对着手里正在去皮的红萝卜赞许地点点头。好人家，显然是的。


    泰勒太太最小的孩子凯洛，靠在自家门前的围篱上，看着隔壁的小男孩。


    小男停下来不跳了。凯洛说：“嗨。”小男孩抬起头，退后一步，说：“嗨。”他的母亲看看凯洛，看看泰勒家的屋子，再低下头看着她的儿子。然后，她向着凯洛说：“哈啰。”泰勒太太在厨房里微微笑着。忽然，一个冲动，她拿纸巾擦干了手，摘下围裙，走到前门。“凯洛，”她轻快地唤着，“凯洛，宝贝。”凯洛转过身，仍旧靠着围篱。“干吗？”她很不合作地说。


    “啊，哈啰，”泰勒太太对着仍旧站在人行道上陪着小男孩的女士说，“我听见凯洛好像在跟谁说话……”


    “孩子们在互相认识呢。”女士腼腆地说。


    泰勒太太走下台阶站到凯洛身边，“你们是我们的新邻居？”


    “等我们搬进来就是了，”女士说。她出声笑了笑。“乔迁的日子。”她表情丰富地说。


    “我明白。我们姓泰勒，”泰勒太太说，“这是凯洛。”


    “我们姓哈瑞斯，”女士说，“这是小詹姆士。”


    “跟詹姆士打个招呼啊。”泰勒太太说。


    “你也跟凯洛打个招呼啊。”哈瑞斯太太说。


    凯洛固执地闭紧嘴巴，小男孩缩到他母亲身后。两个大人哈哈大笑。“这两个孩子！”一个说。另外一个又说：“就是这样！”


    泰勒太太指着搬家公司的卡车和那两名忙进忙出搬运桌椅床铺灯具的工人，说：“天哪，太累人了吧？”


    哈瑞斯太太叹了口气：“我都快抓狂了。”


    “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泰勒太太问。她笑笑地看着詹姆士，“詹姆士愿不愿意下午来我们家玩啊？”


    “那真是太好了。”哈瑞斯太太完全赞同。她扭过头看着躲在她后面的詹姆士。“你愿不愿意今天下午去跟凯洛一起玩啊，宝贝？”詹姆士不出声地摇了摇头，泰勒太太兴致勃勃地对他说：“凯洛的两个姐姐，今天下午很可能，我是说很可能喔，会带她去看电影，詹姆士。你一定也想去吧，对不对？”


    “我看这不好，”哈瑞斯太太一口回绝，“詹姆士不看电影的。”


    “啊，那，当然，”泰勒太太说，“很多妈妈们都不准的，当然，不过有两个大姐姐陪着……”


    “不是这样的，”哈瑞斯太太说，“我们不看电影，全家都不看。”


    泰勒太太立刻把“全家”两个字解读为其中想必还有一位哈瑞斯先生，一时间她回不过神来，愣愣地说：“不看电影？”


    “哈瑞斯先生，”哈瑞斯太太认真地说，“觉得电影是妨碍智商的东西。我们不看电影。”


    “当然，”泰勒太太说，“啊，我相信今天下午凯洛不出去也没关系。她会很高兴跟詹姆士一起玩的。哈瑞斯先生，”她谨慎地补上一句，“不会反对玩沙盘吧？”


    “我要去看电影。”凯洛说。


    泰勒太太连忙制止。“不如你跟詹姆士来我们家歇会儿吧？你忙了一上午够累的。”


    哈瑞斯太太犹豫着，不放心地看着两名搬运工。“谢谢你，”她终于说。她进了泰勒家的大门，詹姆士在后面跟着。泰勒太太说：“我们坐在后面花园里，顺便可以顾到那几个搬运的工人。”她推了推凯洛，“带詹姆士去玩沙盘吧，宝贝。”她说。


    凯洛不甘愿地牵起詹姆士的手，带他到沙盘的位置。“看见了吗？”她说着又走回围篱，故意踢着上面的木桩。泰勒太太让哈瑞斯太太坐在凉椅上，再替詹姆士找了把挖沙的铲子。


    “坐下来真舒服，”哈瑞斯太太说。她吁了口气，“有时候我觉得搬家真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了。”


    “你们能住进那栋屋子真的很幸运。”泰勒太太说，哈瑞斯太太点点头。“我们很高兴有个好邻居，”泰勒太太继续说，“能气味相投又住那么近真是太好了。跑过去借两杯糖也方便。”她最后这句话结束得很无厘头。


    “你尽管过来啊，”哈瑞斯太太说，“我们以前旧家隔壁住的那些人就很讨人嫌。都是小事情，你知道的，他们就是会把你惹恼。”泰勒太太深表同情地叹息。“比方说，收音机，”哈瑞斯太太继续，“开一整天，声音超大。”


    泰勒太太不禁抽了一口气。“要是我们家的收音机开得太大声了，你可要告诉我啊。”


    “哈瑞斯先生最受不了收音机了，”哈瑞斯太太说，“我们家没有收音机的，当然。”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没有收音机。”


    哈瑞斯太太看着她，不自在地哈哈一笑。“你大概以为我先生是个疯子。”


    “当然不会，”泰勒太太说，“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收音机。我的大外甥，他恰恰相反——”


    “啊，”哈瑞斯太太说，“还有报纸，也是。”


    泰勒太太终于发觉有一些模糊的、紧张的感觉逐渐上身了，这是每当她碰到某种危险的、无法掌控的事情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譬如，她的车子行驶在结冰的街道上，或是在穿上溜冰鞋的时候……哈瑞斯太太一面心不在焉地盯着那几个进进出出的搬运工人，一面说：“我们并不是没有看过报纸，不像电影，完全不像，哈瑞斯先生只是觉得报纸是一大堆低级趣味的东西。你真的不需要看什么报纸，你知道吧。”她殷切地望着泰勒太太说。


    “我也不大看其他的东西，但是这报——”


    “我们过去订了好几年的《新共和杂志》[1]，”哈瑞斯太太说，“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当然，在詹姆士出生之前。”


    “你先生是哪个行业的？”泰勒太太胆怯地问。


    哈瑞斯太太骄傲的扬起头。“他是一位学者，”她说，“他写专题论文。”


    泰勒太太正要开口，哈瑞斯太太及时凑过来伸出一只手说：“想要一般人了解一个真正安详宁静的生活真的很难。”


    “你先生，”泰勒太太说，“你先生平常做什么消遣？”


    “他读剧本，”哈瑞斯太太说。她有些疑虑地望着詹姆士。“都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前的，当然。”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她紧张地朝詹姆士看了一眼，他正在把沙子铲进一只桶里。


    “那些人真的非常不厚道，”哈瑞斯太太说，“我跟你说的那些人，那些邻居。不单单是收音机，你知道吧。有三次他们故意把《纽约时报》留在我们台阶上。有一次詹姆士差一点就拿到了。”


    “天哪，”泰勒太太说，她站了起来。“凯洛，”她口气强硬地喊着，“别走开。快要吃午饭了。”


    “好了，”哈瑞斯太太说，“我也得过去看看那些工人搬得怎么样了。”


    泰勒太太感觉自己有些失礼，说：“哈瑞斯先生去哪里了？”


    “在他母亲家，”哈瑞斯太太说，“我们每次搬家他总是待在那边。”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感觉上她这一个上午好像都没说过别的话。


    “他待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是不开收音机的。”哈瑞斯太太解释。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


    哈瑞斯太太伸出手，泰勒太太握着她的手。“我真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哈瑞斯太太说，“就像你说的，有个真正的好邻居比什么都好。一直以来我们都没这个好运。”


    “当然当然，”泰勒太太说，这时她忽然找回了自己。“或许哪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打桥牌？”看见了哈瑞斯太太的表情，她说：“不要了。反正，哪天晚上大家聚一聚就是了。”她们两个一起大笑。


    “真好笑，是吧，”哈瑞斯太太说，“非常感谢你，这一上午打扰了。”


    “需要帮忙只管说，”泰勒太太说，“下午要不要让詹姆士过来都随你。”


    “说不定我会，”哈瑞斯太太说，“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当然不。”泰勒太太说，“凯洛，亲爱的。”


    她一手揽着凯洛，走到前门，站在屋前看着哈瑞斯太太和詹姆士走进他们的房子。他们在门口停下来挥手，泰勒太太和凯洛也向他们挥手。


    “我不能去看电影吗？”凯洛说，“拜托啦，妈妈？”


    “我陪你一起去，亲爱的。”泰勒太太说。


    盐柱[2]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个曲调不停地在她脑袋里打转。就在她和丈夫在新罕布什尔上了火车以后，他们要去纽约旅行。他们将近一年没去纽约了，但这个曲子却是更久以前的。是早在她十五六岁那时候的，当时她从没见识过纽约，除了在电影里，而对于当时的她来说，这座城市是由一堆阁楼所组成，阁楼里住的全是诺埃尔·考沃德[3]型的人物。这样一座用高度、速度、奢华度和欢乐度合成的城市，跟单调无趣的十五岁完全搭不上边，那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美丽，一种只存在于电影里的遥不可及。


    “这是哪首曲子？”她对丈夫说着哼唱起来，“应该是哪部老电影里的。”


    “我听过，”他说着也哼唱起来，“就是想不起歌名。”


    他舒服的往后靠。他把他们的大衣挂好了，行李箱也摆在行李架上了，他的杂志也已经拿出来了。“迟早会想起来的。”


    她望着车窗外，几乎是在偷偷地品尝着这一切，享受着这份极致的舒畅，整整六个小时就这样坐在火车上，除了看书、小睡、去餐车，无所事事，一分一秒的，跟孩子们、厨房，离得越来越远，甚至连那些山丘也被远远地抛在后头，变成了不同于每天在家乡所看见的田野和树林。“我好爱火车。”她说，她的丈夫颇有同感地对着杂志点了点头。


    未来的两个星期，难以置信的两个星期，该准备的都安排好了，不必再做任何规划，顶多是去剧院或上餐馆之类的小事。一个住公寓的朋友去外地度假，把屋子空了出来，银行里的存款足够他们玩一趟纽约再加上为孩子们买新的雪衣；一旦克服了最初的一些障碍，接下来的一切都顺手得不得了，就好像只要他们拿定了主意，再没有任何东西敢来阻挠似的。小贝比的喉咙不痛了。水电工两天就把工程全部做完了。衣服也都及时修改好了。五金行更没问题。他们找的借口是去观摩一下大都市里的新货色。纽约没有大火，没有隔离管制，朋友的行程也没改变，公寓钥匙就在布莱德的口袋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可以跟哪个人联系。一张明细清楚地列着一些必看的剧名，一张明细列着需要采买的东西——尿片、布料、各色罐头、银器保鲜盒等等。最后终于火车来了，开始展现它的功能，在这个下午，一步步地载着他们正当而坚定地迈向纽约。


    午后，这样闲散的待在火车里，玛格丽特好奇地看着她丈夫，看着其他的乘客，看着窗外阳光灿烂的乡间，她一看再看，直到确认这一切确实是真的，她才翻开书。脑子里依然萦绕着那首曲子，她轻轻哼着，听见丈夫一面翻着杂志一面轻声地和着。


    在餐车里她吃了烤牛肉，她习惯在家乡的餐馆用餐，一时之间还难以适应这些属于度假型的新颖美食。饭后甜点她点的是冰淇淋，但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她开始不安，因为再过一个小时他们就到纽约了，她还得动作优雅地穿戴大衣和帽子，布莱德还得把行李箱取下，把杂志收好。火车没完没了地还在地下奔驰，他们站在车厢尽头，手里的行李箱提起又放下，一点一点地，焦躁不安地移动着。


    车站只是一个暂时的庇护所，让游客们慢慢踏入外面那个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在坐上出租车驶入这个世界之前，她先在人行道上看了一会儿，接着他们糊里糊涂地就被载到上城区，下了车又站在另外一条人行道上，布莱德付了车资，仰起头，望着公寓大楼。“是这里没错。”他说，他的口气似乎在怀疑出租车司机的能力，怀疑他怎么这么轻易就找对了门牌号码。搭电梯上楼，钥匙果然开得了门。之前他们从没看过这位朋友住的公寓，但感觉却很熟悉——一个从新罕布夏搬来纽约的朋友，带着一些经年累月没法磨灭的，属于老家的记忆，这份家的感觉让布莱德马上能够舒坦地坐上椅子，让他马上对那些床单和毛毯产生了本能的信赖。


    “这才是适合住上两个星期的家。”布莱德伸着懒腰说。过了新来乍到的几分钟之后，他们俩自然而然地走到窗前。千真万确，纽约就在下方，对街的屋子也都是公寓，那些屋子里住满了不知名的陌生人。


    “太好了，”她说。窗子底下有车有人有嘈杂的声音。“我真的好开心。”她亲吻她的丈夫。


    第一天他们到处去观光，在自助餐馆吃了早餐，再登上帝国大厦的顶楼。“现在全部都修复了，”布莱德说，“不知道当时飞机撞到哪个位置。[4]”


    他们很想从顶楼四边往下俯瞰，可是又不敢开口。“毕竟，”她缩在角落，自圆其说地笑着，“要是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摔断了，我可不想人家围在旁边对着那些碎片指指点点。”


    “如果帝国大厦是你的，哪还会在乎这些。”布莱德说。


    最初几天他们都是搭出租车观光旅游。有辆出租车的一扇车门居然用绳子绑着，两人指着那条绳子，不敢出声的大笑。第三天，他们搭的出租车在百老汇的路上爆胎，他们不得不下来换车。


    “我们只剩下十一天了。”有一天她说。过了好几分钟之后，她又说：“我们来这里已经六天了。”


    他们想联络的一些朋友都联络上了。朋友们打算去长岛一间避暑别墅度周末。“现在家里一团乱，”别墅的女主人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说，“这个星期我们就要出发，不过你们既然来了，要是不过来看一下我可是会生气的。”天气很好，但已明显有了秋的凉意，橱窗里的服饰换成了深色，甚至添了毛皮和天鹅绒的味道。她的大衣天天都穿着，套装也不离身。带来的那些轻薄洋装都挂在公寓的衣橱里，她打算到大一点的店里去买件毛衣，要买那种在新罕布什尔不大实用，但却很适合长岛的款式。


    “我真的要去买买东西了，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她对布莱德说，他唉声叹气起来。


    “千万别叫我提大包小包的。”他说。


    “你吃不消的，”她说，“更何况走那么多路。你不如去看场电影吧？”


    “我想自己一个人去逛逛买买东西。”他神秘兮兮地说。也许他是在说圣诞礼物吧。她也隐约想到过应该在纽约顺便把这些事办好。孩子们对于大城市里的那些小玩意，一些在家乡没见过的玩具，一定会很喜欢。她说：“你总算也要去大采购了。”


    这会儿他们正在前往拜访另一位友人的途中，这位朋友奇迹式地找到了一个住处，他不断地警告他们千万不要为了那栋建筑物的外表，或是那里的楼层，或是那里的街坊起争执。这三样“东西”都很糟，那里是三层楼，楼梯又窄又暗，但是顶楼可以住人。这位朋友来纽约不久，他一个人住两间房，对窄窄的桌子和矮矮的书柜情有独钟，所以让他的房间在某些位置看起来过大，有些位置又显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挤。


    “多可爱的一个地方，”她进门就说。但主人的一番话令她很难过，“总有一天我会终结这个惨况，住到一个真正像样的地方去。”


    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大家坐着，开怀地聊着一些共同的，跟新罕布什尔现况相关的话题，酒也比平常在家里喝得多。酒精让人大大的放松，嗓门变大了，措辞更夸张；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手势却变小了，原来在新罕布什尔可能要挥出一整条手臂的动作，现在变成了只动一根手指。玛格丽特一再地重复说：“我们只待几个礼拜，我们只是来度假的。”她说：“好棒啊，太兴奋了。”她说：“我们实在太幸运了，这个朋友刚好出远门玩去了，刚好就在……”


    最后房间里闹成一片，她躲到靠窗的一个角落透气。这扇窗子一整个晚上开开又关上，全看站在窗口的那个人两手是否空着。现在窗子关着，连带把清朗的天空也关在外面了。有人过来站在她旁边，她说：“你听听外面的声音。就跟屋子里一样吵。”


    他说：“住在这附近真的会要人命。”


    她皱起眉头，“这里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酗酒，”他说，“街头醉汉。对面有人在打架。”他拿着酒杯晃开了。


    她打开窗户探出身子，对面有人探出窗口大声嚷嚷，隔着街她听得很清楚。“小姐，小姐。”肯定是指我，她想，他们都在向这边看。她再探出去一些，喊叫的声音断断续续，但还能拼凑出完整的句子，“小姐，你的房子着火啦，小姐，小姐。”


    她用力关上窗，转身向着屋子里的人，稍微提高音量。“你们听着，”她说，“人家说这房子着火了。”她好怕大家会取笑她，好怕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布莱德就站在房间那头看着她满脸通红。她再说一次，“房子着火了，”因为怕这话听起来太惊悚，她连忙又补了一句，“他们说的。”最靠近她的几个人转过身来，有人说：“她说这屋子着火了。”


    她想找布莱德，可是不见了，男主人也不见了，四周全部都是陌生人。他们都不听我的，她想，我不该来的，她走到大门口，把门打开。没有烟，没有火焰，她还是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该来的，就这样，她慌张地撇下布莱德，帽子也没戴大衣也没穿地跑下楼，一只手拿着酒杯，一只手拿着一盒火柴。楼梯变得要命地长，还好很清楚很安全，她打开大门奔出去。一个男的一把抓住她的手臂说：“大家都出来了？”她说：“没有，布莱德还在里面。”消防车堵在街角，人们探出窗口看着他们，抓住她手臂的那个男的说：“好了。”就离开了她。起火点距离这里有两栋屋子远。看得见顶楼窗户后面冒着火焰，烟气冲上了夜空，可是不到十分钟就扑灭了，消防车带着一副舍身成仁的架势开走，为了这一场十分钟的火灾，它出动了它所有的装备。


    她慢慢地、很尴尬地回到楼上，找到布莱德，带他一起回家。


    “我吓坏了，”平安无事地躺上床之后，她对他说：“我完全昏头了。”


    “你应该先去找人。”他说。


    “他们都不听我的，”她强调，“我不断跟他们说，他们就是不听，后来我以为大概是我弄错了。我当时只想下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还好没出大事。”布莱德睡眼惺忪地说。


    “我觉得好像被困住了。”她说，“待在那栋老房子的顶楼，还有火灾，那就像一场噩梦</a>。在一个陌生又奇怪的城市里。”


    “好了，现在都过去了。”布莱德说。


    这股莫名的不安全感延续到了第二天。她一个人去逛街买东西，布莱德去看五金器材。她搭公交车去市区，到了该下车的时候，车子挤得动弹不得。她挤在通道上不断地说着“下车，拜托”“请让一让”。等到她好不容易靠近车门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动了，她只得过一站才下车。“没一个人肯听我的，”她跟自己说，“也许是因为我太客气了。”大商店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太高，而那些毛衣看起来竟然跟新罕布什尔的样式一模一样。孩子们的玩具更令她失望：太纽约了，都是些拙劣的、模仿大人生活里的小玩意。小收款机，载着假水果的小推车，可以拨打的小电话（就好像纽约市的真电话还不够多似的），装在手提盒里的迷你奶瓶。


    “我们喝的是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玛格丽特对女店员</a>说，“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言过其实了，她有一些罪恶感，好在周围没有人在注意她。


    她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一群穿得跟他们父母一样的都市小孩，追随着一个缩小型的机械化文明，玩具收款机的尺寸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方便他们日后使用真正的实体，这些无以计数的小小仿制品，目的是在让孩子们预做准备，日后好接收他们父母日常生活中那些大而无当的“玩具”。她给儿子买了雪橇，她明知道在新罕布什尔的雪地里并不适用。她也给女儿买了一辆小马车，其实还不如布莱德在家里花一个钟头做出来的成品。她不再理会那些玩具信箱、小唱片、小唱机和玩具化妆品，就离开商店回家去了。


    她说什么也不敢再搭公交车，就站在街角等出租车。一低头，瞥见脚边有一毛钱，她想把它捡起来，可是来往的行人太多，她不方便弯腰，也不敢再推挤，怕人家瞪她。她把脚踩在那一毛钱上，竟发现旁边还有一枚二十五分钱的硬币和一枚五分钱。一定有人掉过钱包，她想，于是她把另一只脚踩在二十五分的硬币上，她的动作很快，很自然。接着她又看到一毛钱，又一个五分钱，第三个一毛钱落在水沟里。路人不断地经过她身边，来来往往，从不间断，有的冲，有的推，谁也没在看她，她不敢弯腰收集那些钱。也有人看见这些钱，都直接走了过去，她意识到根本没人会捡这些钱。大家都不好意思，要不就是太赶时间，要不就是人太拥挤。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有人下车了，她赶紧作势拦车。她的脚离开了一毛钱和二十五分钱的硬币，钻进出租车，让那些钱继续待在那里。出租车走得又慢又颠，她开始注意到这种缓慢的衰败不单是出租车。公交车也是，车身上到处都裂着一些小小的缝隙，皮座椅又脏又破。建筑物也是（有一家很高级的商店，大厅休息室的地砖迸开一个大洞，经过那里得绕道才行）。建筑物的各个角落似乎都有碎裂的现象，不断有粉尘飘落。花岗石也腐蚀了，只是没人注意而已。回上城区的路上，她发现每一扇窗似乎都是破损的，或许每个街角多少都在变吧。人们的动作也比以前快得太多太多，戴着红帽的那个女孩刚刚才在出租车窗口出现，还来不及看清楚那顶帽子就已经不见了。橱窗亮得惊人，因为顶多只有瞄一眼的时间。人人都在赶时间，好像每个小时只有四十五分钟，每天只有九小时，每年只有十四天似的。食物也是超乎想象的快，吃得好快，以致她一直都觉得好饿，一直都在跟一些不同的人快速地吃着不同的餐。每件事都在不着痕迹地加快速度，每分每秒。她从出租车这一边上车，到家时再从另外一边下车。她进电梯才按了五楼的钮，一会儿又下来，洗过澡换过衣服，又准备跟布莱德出去吃晚饭。两个人吃过饭又再赶回家，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为了睡醒再吃早餐再吃下一顿的午餐。他们来纽约九天了。明天是星期六，他们要去长岛，星期天回来，然后星期三他们就要回家了，回真正的家。她在想着这些的时候，他们正在前往长岛的火车上。火车也很糟，座位是破的，地板很脏，有一扇门不能打开，窗户都关不上。穿过城市的外围，她想，大概是因为所有的事物都跑得太快了，快到令那些所谓的硬件承受不了，在紧张压力之下全都四分五裂了，屋檐飞了、窗户散了。她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她不敢面对这份认知，这样拼死亡命的速度，这样处心积虑的快上加快，最后的结局就是毁灭。


    到了长岛，那位女主人带他们进入了一个小纽约，一栋充满了纽约式家具的屋子，就像是绑在橡皮筋上，拉得这么远，绷得这么紧，随时可以弹回去，弹回到原来的城市，原来的公寓，只要把门打开，那一纸全数付清的租约就此无效了。“我们一年一租已经好多年了，”女主人说，“否则今年根本租不到的。”


    “这地方真是太好了，”布莱德说，“我很惊讶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整年都住在这里。”


    “总得回城市里住一段时间吧。”女主人哈哈笑着说。


    “不太像新罕布什尔。”布莱德说。他开始有些想家了，玛格丽特想着，他终于忍不住了。自从那次被火灾吓到之后，她对一大堆人的聚会变得很敏感。晚餐后朋友们陆续到来，她待了一会儿，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是在一楼，她可以立刻跑到门外，所有的窗户都是开着的。不久她先行告退，回房睡觉。布莱德很晚才上床，她醒了，他火大地说：“我们居然一直在玩字词重组。这些疯子。”她带着睡意说：“你赢了吗？”他还来不及回答，她已经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趁男女主人在看报纸的时候，她和布莱德出去散步。“出了门朝右转，”女主人热诚地建议说：“走过三条街左右，就会到我们的海滩了。”


    “我们去海滩干吗？”男主人说，“现在太冷了，什么都不能做。”


    “你们可以看海啊。”女主人说。


    他们去了海滩。这个时候海滩空荡荡的，风很大，但还是看得出一些夏日的风情，仿佛它仍以为自己魅力十足。比如说，一些海滩小屋还是有人住着，孤单的餐饮小站也开着，勇敢地打着热狗和汽水的广告。小站里的男人一脸冷漠地看着他们走过。他们走得离他很远，离那些屋子很远，走上一条灰色的沙石滩，一边是灰色的海水，另一边是灰色的沙丘。


    “想想在这里游泳的感觉。”她打着哆嗦。海滩令她开心，有一种奇妙的、熟悉的、令人安心的感觉，沙丘的出现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双重的回忆。沙滩是她幻想中的一个地方，她曾经以它为背景，为自己写过许多心碎的爱情小说，小说中的女主角缓缓地走在沙丘上，旁边是汹涌的海浪。小沙丘是金色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可以让她逃避每天的寂寥，让她撰写出属于沙滩的悲情故事。她大声笑起来，布莱德说：“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有什么好笑的？”


    “我在想现在离城市好远。”她虚伪地说。


    天空、海水和沙滩全部灰扑扑的，感觉上实在不像近中午，倒像是近黄昏。她累了，很想回去，布莱德忽然说：“你看。”她转身看见一个女孩在沙丘上奔跑，手里拿着帽子，长发在身后飞扬。


    “这种天气只有靠这样才暖和得起来。”布莱德下着断语，玛格丽特却说：“她好像受了惊吓。”


    女孩看见了他们，朝着他们跑过来，快接近的时候她放慢了脚步。她很想伸出手，但是当近到可以说话的距离时，那种熟悉的尴尬，那种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傻瓜的心理，使得她犹豫了，她很不自在地轮流看着他们俩。


    “你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警察吗？”她终于发问。


    布莱德仔细看了看空旷的沙滩，很严肃地说：“附近好像没有。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不用了，”女孩说，“我真的需要找警察。”


    凡事都找警察，玛格丽特想着，这些人，这些纽约人，就好像他们选出了一批专门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于是不管大事小事，他们只知道找警察。


    “如果可以，我们真的很乐意帮忙。”布莱德说。


    女孩又在犹豫。“那，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她有些不耐烦地说，“那边有一条腿。”


    他们很有礼貌地等着下文，但女孩只说：“那就快来吧。”她招手要他们跟着她走。她带他们翻过几个沙丘，来到一个小水湾，沙丘到了这里突然被一道侵入的海水冲散了。一条腿躺在近水的沙岸上，女孩指着它说：“哪，就这个。”仿佛这是她的私有财产，而他们坚持要来分一杯羹。


    他们走过去，布莱德很认真地弯下腰。“确实是条腿没错。”他说。它看起来很像是从一个蜡偶身上来的，一条惨白的蜡腿，整齐地从大腿上切割下来，没有脚，只切到脚踝的上方，膝盖自然地弯着，就这样躺在沙岸上。“是真的腿，”布莱德说，他的声音稍微有些改变。“你找警察是对的。”


    三个人一起走到餐饮站，布莱德打电话找警察的时候，店员在一旁冷淡地听着。警察来了，大伙一起再回到躺着断腿的地方，布莱德给了警察他们的姓名地址，说：“现在可以回家吗？”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警察耍幽默地说，“等他身上其他部分出来吗？”


    他们回到男女主人的家，提起那条断腿的事，男主人一个劲儿地道歉，好像很自责，不该让他的客人碰上一条人腿，坏了胃口。女主人却很感兴趣，“本森赫斯特[5]也出现过一条冲洗过的手臂，我读过。”


    “这些杀戮事件。”男主人说。


    上了楼，玛格丽特突然说：“我想这在郊区是头一遭。”布莱德说：“什么头一遭？”她歇斯底里地说：“人开始肢解了。”


    为了让男女主人安心，表示他们并不在意那条人腿，他们一直待到傍晚才搭火车返回纽约。再次回到那栋公寓，玛格丽特觉得门厅的大理石似乎又“老”了一些；才经过两天，大理石上又出现了新的裂痕。电梯也好像有点生锈了，公寓里每一样东西上面都蒙着一层灰。他们很不舒服地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玛格丽特说：“我今天不出去。”


    “你不会是为了昨天的事不开心吧？”


    “一点都不，”玛格丽特说，“我只想待在家里休息。”


    经过一番讨论，布莱德决定自己一个人出去。他还有一些人非看不可，有一些地方也非去不可，因为再过几天他们就要离开了。在自助餐馆用过早餐后，玛格丽特拿着路上买的推理小说，独自回到了公寓。她把大衣和帽子挂好，靠窗坐下，窗子底下人声嘈杂，她望着对街层层屋宇外的天空。


    那首小曲又开始在她脑子里打转了，带着它特有的温柔和馨香。对街那些屋子很安静，或许这个时间屋子里都没人吧。她让视线随着曲调游走，顺着一个楼层，滑过一扇一扇的窗户，快速地滑过了两扇窗户，她可以把一小节的曲调跟一层窗户的数目搭配在一起，然后快速地换一口气，转到下一层楼</a>。这层楼的窗户数目相同，这首曲子的节拍数目也刚好相同，接着再换一层，接着又换一层。忽然她停顿下来，她觉得刚刚看过的那个窗台无声无息地崩裂了，碎成了细沙。她回头再看，窗台完好如初，但却好像换成了上面靠右边的那个窗台，最后换成了屋顶的一角。


    瞎操心，她告诉自己，一面强迫她的眼睛看着底下的街道，不许自己成天想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对着街道看久了头很晕，她站起来走进小小的卧室。就像一般的家庭主妇，在出去吃早餐前她已经把床铺整理好了，现在，她又故意把它弄乱，毛毯、被单，一样一样的把它们掀开来，再一样一样的把它们叠整齐，每个边角、每道皱纹都一一抹平。“好了。”忙完这些，她再回到窗前。她望着对街，那首曲子又开始了，从一个窗口望到另一个窗口，窗台一个接一个的塌陷，一个接一个的掉下去。她往前趴，看着自家的窗子，这是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她看窗子，看窗台。有一部分腐蚀了，她用手触碰石头，有些碎屑脱落下来。


    时间是十一点。布莱德现在大概在找瓦斯喷灯，一点钟以前不会回来。她想给家里写封信，纸笔还没找到，写信的冲动已经离她而去。她突然想睡一个回笼觉，这是她这辈子从来没做过的事，她走进卧室躺上床。就在躺下的时候，她觉得整栋建筑在摇晃。


    瞎操心，她再次告诉自己，仿佛这是一句对抗女巫的魔咒，她起身穿戴起大衣和帽子。我只是去买烟和信纸，她想着，只是走到转角而已。乘电梯下楼时，她又是一阵恐慌；电梯太快了，出了电梯进入大厅，她不能跑起来，因为四周站了很多人。即使如此，她还是三步并两步地走出大楼。到了街上，她又犹豫着想要回去。疾驶而过的车辆，照常匆忙的行人，电梯里的恐慌感终于驱使她继续向前走。她走向街角，跟随着健步如飞的人潮，冲到大街上，忽然听见“叭”的一声，几乎就在她的头顶，紧跟着，在她后面出现了吼声和刹车声。她不顾一切地向前奔，奔到了街道的另一边，她停下来四处张望。那辆卡车照着原定的路线拐过街角，她站在那里，经过她身旁的人们，自然的分开了又再会合。


    没有谁在注意她，她安心地想着，看过我的那些人早已不知道去了哪里。她走进前面的药妆店，跟店员说要买烟。现在那栋公寓对她来说要比街上安全多了——她可以走着上楼。出了药妆店走向转角的时候，她尽量靠近那些建筑物，就算大楼门口有人和车出入她也不肯让开。到了转角，她仔细谨慎地看了看信号灯——是绿灯，但好像就要变红了。多等一会儿总是比较安全，她想，我可不想再撞上一辆卡车。


    人群挤过她身边，有些人马路过到一半，信号灯变了，只得停在路中心。有个女的，显然比其他人胆子小，转过身奔回街沿，其他的人就站在路中心，随着穿梭的车流探头探脑地挪动着身子。有一个人抓住车流里的一个空档冲上了对面的街沿，其他的人稍微迟了一秒钟只好继续等待。信号灯又变了，车流慢了下来，玛格丽特一只脚刚踏上马路，一辆出租车横冲直撞地开过来，吓得她又赶紧退了回去，重新站上街沿。等到出租车开走，信号灯又快要变了，她想，我可以再等等，没必要让自己卡在路当中。她旁边一个男的不耐烦地点着脚等着信号灯变回绿灯。她身边两个女孩走下马路，走了几步停下等着，看见车潮太接近时又稍微地退后一些，进进退退的这段时间里两个人的话一直说个不停。我应该跟着她们两个才对，玛格丽特想着，这时她们却又退回到她前面，信号灯变了，她旁边那个男的立刻冲了出去，站她前面的那两个女孩等了一会儿才慢慢地开步走，两个人的话仍旧说个不停，玛格丽特准备跟上去，最后决定再等等。这时她周围突然多出了一群人，他们从公交车上下来要过马路，她突然有一种被困在中间的感觉，信号灯一变她就往前挤，所有的人行动一致，她用手肘开路，拼命地挤出人群，退到一栋大楼前面等着。现在她觉得经过的人开始在看她了。他们会怎么想我，她狐疑着，于是她抬头挺胸，摆出一副在等人的模样。她看看手表皱起眉头，想着，我看起来一定很蠢，反正这里的人从来也没见过我，而且又都走得那么快。她再回到街沿，不巧绿灯又刚好转成红灯，她想，我去药妆店喝杯可乐吧，没必要回到那栋公寓。


    药妆店的店员无所谓地看着她，她坐下来点了杯可乐，就在她喝可乐的时候那种恐慌的感觉又上来了，她想起第一次想要过马路时跟她站在一起的那些人，现在大概走过好几条街了，在她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信号灯了；现在那些人至少走了一里多的路了，因为在她努力给自己壮胆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稳稳地走着。她迅速付了账，她努力压制想要说话的冲动，她想要对店员说可乐没有问题，只是她必须得赶回去，如此而已，她又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转角。


    信号灯一变马上穿过去，她坚定地告诉自己，没什么好怕的。信号灯变了，她还没做好准备，她惊魂未定，转弯的车阵已经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她又缩回到了街边。她渴切地望着对面街角的烟店，再远一点就是她那栋公寓大楼。她疑惑着，这里的人到底是怎么过马路的，她不是不知道，她就是疑惑，她整个迷失了。信号灯变了，她怀恨地看着它，蠢东西，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既没目标也没意义。她畏缩地看了看身边两旁，看有没有谁在注意她，她悄悄地往后退，一步，两步，直到退离路边。又回到了药妆店，她等着店员露出一些认得她的表情，没有，一点也看不出来。他看她的眼光就跟第一次招呼时同样冷漠。他毫无兴趣地指了指电话，他才不会管呢，她想，我打给谁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没有时间再胡思乱想，因为他立刻亲切地接起了电话，立刻找到了他。他来接听的时候，口气好像很惊讶，又好像是理所当然，她只能无奈地说：“我在街角的药妆店。过来接我。”


    “怎么了？”他不太想过来。


    “拜托来接我，”她对着这一个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话传过去的黑色话筒说，“拜托来接我，布莱德，拜托。”


    穿大鞋的男人们


    这是年轻的哈特太太住到乡下的第一个夏天，也是她结婚后当家庭主妇的第一年。不久她即将生下她的第一个宝宝，也是第一次，她用了一个人，或者说真正想到要用一个人，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女佣的人。遵照医生的指示，年轻的哈特太太几乎每天都要花上好几个钟头的时间，心平气和地向自己贺喜。坐在前门廊的摇椅上，她可以看见宁静的街道，有树林有花园，有从门前经过向她微笑打招呼的人们。或者她也可以转过头从宽敞的窗户望见自家的漂亮客厅，丝光棉的窗帘，十分搭配的沙发椅套和枫木家具，稍微抬起眼睛还可以看见卧室窗子上白色的百褶帘。这是一座真正的房子：送牛奶的人每天早上会把牛奶留在门口，门廊的栏杆上一整排色彩明亮的花盆种着真正的、只需浇水就会生长的植物。厨房里有真正的，可以在上面烹调的炉灶，还有安德森太太老是爱抱怨地板上的脏脚印，就像一个真正的女佣。


    “弄脏地板的都是那些男人。”安德森太太会一面观察鞋跟印子一面说。“女人，不相信你去看好了，脚后跟总是轻轻地放下。那些个爱穿大鞋的男人。”接着她就会拿块抹布马马虎虎地把鞋印抹掉。


    哈特太太没来由地很怕安德森太太，她听过也读过太多关于现代家庭主妇经常受帮佣欺负的报道，所以对于自己的怯懦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再说，安德森太太的权威，似乎是建立在制作罐头、焦糖酱和酵母卷的本事上，也算是天经地义。当初一身瘦骨头、红脸、头发绑得死紧的安德森太太出现在后门口，主动要求来做帮佣的时候，哈特太太正陷在窗户没洗，脏乱没整理的状况当中，莫名其妙地就答应她了。安德森太太当机立断，先从厨房开始下手，第一件事就是替哈特太太泡了杯热茶。“你不可以太劳累，”她眼睛瞄着哈特太太的腰围说，“往后你得特别小心才是。”


    等到哈特太太发现安德森太太打扫得不够干净，东西也不大归原位的时候，已经束手无策了。安德森太太的拇指印已经上了所有的窗户，而哈特太太的早茶成了正规的制度。一吃完早餐，哈特太太先把水煮滚，安德森太太九点上门，立刻就给她们俩各沏一杯茶。“一天的开始就在于这杯热茶，喝了才有精神，”她每天早上都会亲切地说，“你的胃才会舒服。”


    哈特太太从来不让自己想太多，她只管眼前的自在，为安德森太太肯帮她做所有的家事而得意（“挖到了一个宝，”她写信给纽约的一些朋友，“她对我管头又管脚的，就好像我真的是她的小宝宝一样！”）。直到安德森太太每天早上按时来了一个月之后，哈特太太才忍无可忍地认定，那种隐隐约约的，不舒服的感觉确实有它的道理。


    那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早晨，接连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之后的第一个晴天，哈特太太特别穿上一件漂亮的家居服——这件衣服安德森太太洗过也烫过——为丈夫做了一个很嫩的水煮蛋当早餐，再陪他走到前门外的步道挥手道别，看着他转到街角搭上了载他去邻镇银行上班的公交车。哈特太太沿着步道慢慢地散步回家，她赞叹着绿色百叶窗上的阳光，开心地跟出来打扫门廊的邻居闲话家常。很快我就可以带着小宝宝和他的小围栏来花园里了，哈特太太想着，她把前门开着，让阳光可以晒到地板上。她走进厨房，安德森太太坐在餐桌边上，茶已经倒好了。


    “早啊，”哈特太太说，“天气真好，对不对？”


    “早。”安德森太太说。她朝着茶杯手一挥。“我知道你在外面，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不喝一杯茶就没法开始这一天。”


    “我还当是太阳永远都不会再出来了呢，”哈特太太说。她坐下来把茶杯挪到自己面前，“干燥温暖的感觉真好。”


    “可以暖胃，喝茶的好处，”安德森太太说，“我已经放了糖。这会儿你的胃一定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你知道吧，”哈特太太快活地说，“去年夏天这个时候我还在纽约上班，根本没想到我会跟比尔结婚。现在你看看我。”她说着，哈哈地笑起来。


    “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安德森太太说，“一切不顺的时候，你不是死掉就是转好。这是过去我一个邻居常讲的一句话。”她叹口气站起来，把杯子拿去水槽。“当然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不如意。”她说。


    “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在两个星期里面发生了，”哈特太太说。“比尔在这里有了份工作，公司里的女同事送了我们一个做松饼的模子。”


    “就在架子上，”安德森太太说。她伸手去拿哈特太太的杯子。“你坐着别动，”她说，“以后你再没这种享福的机会了。”


    “我简直坐不住，”哈特太太说，“一切都太令人兴奋了。”


    “这是为你好，”安德森太太说，“我都是为你着想。”


    “你真的太好了，”哈特太太真诚地说，“每天都这样过来帮忙。这样照顾我。”


    “我不需要感谢，”安德森太太说，“你没事就好，我想到的只有这个。”


    “可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哈特太太说。今天说得够了，她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自己每天早上都对安德森太太说一份感恩的话，还真像是在给她发放工资以外的奖金呢，想到这里她放声大笑。不过，也是实话，她想。迟早，我每天都要说的。


    “你笑什么？”安德森太太两只红通通又强有力的手腕撑着水槽，半侧着身子说，“我说了什么笑话吗？”


    “我只是在想，”哈特太太赶紧说，“在想我以前办公室里的那些女同事。她们要是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一定羡慕死了。”


    “是福是祸谁会知道。”安德森太太说。


    哈特太太伸出手，摸着她身旁的黄色窗帘布，心想着纽约那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和那个阴暗的办公室。“我真希望自己可以过得快活一点。”安德森太太继续说。


    哈特太太立刻垂下手，转身看着安德森太太，同情地笑着。“我知道。”她低声地说。


    “你不会知道那糟到什么程度。”安德森太太说。她一扭头，对着后门。“他又来了，一整夜。”现在哈特太太终于会分辨这个“他”指的是安德森先生还是哈特先生。安德森太太的头如果是向着后门那条她每天回家必走的小路比画，这个“他”指的就是安德森先生；同样的动作，如果是冲着每天晚上哈特太太迎接她丈夫的前门口，那指的就是哈特先生。“连一分钟都不肯让我睡。”安德森太太说。


    “真是不像话，”哈特太太说。她迅速地站起来走向后门。“洗碗巾在晒衣绳上。”她提醒说。


    “待会儿我去收。”安德森太太说。“又是吼又是骂，”她继续，“我真的快要疯了。‘你怎么不滚出去？’他说我。就这么走过去把门整个敞开，让街坊邻居全听到他在吼。‘你为什么不滚出去？’他说。”


    “太可怕了。”哈特太太说，她的手扣在后门的门把上。


    “三十七年，”安德森太太说。她摇头，“他现在居然要我滚。”见哈特太太点起了一支烟，她说：“你不应该抽烟。要是继续再这样抽下去你会后悔的。这就是我没有小孩的原因。”她再继续，“我能怎么办，他那副德行难道还要叫孩子们在旁边听着吗？”


    哈特太太走到炉子边，往茶壶里看了看。“我还想再喝杯茶，”她说，“你要不要再来一杯，安德森太太？”


    “喝多了我会烧心。”安德森太太说。她把冲洗过的茶杯放回到桌上。“这是我刚才洗的，”她说，“这是你的杯子。你的房子。你爱干什么都可以。”


    哈特太太大笑，把茶壶提到饭桌上。安德森太太看着她倒完茶，立刻把茶壶收走。“我去把它洗了，”她说，“省得你又想再喝。”她口气一沉，“喝太多茶水伤肾。”


    “我一直都喝很多的茶和咖啡。”哈特太太说。


    安德森太太看一眼排水口上那几只沥干的碟子，伸出大手，一手各拎起三只玻璃杯。“今天早上你的脏杯子真够多的。”


    “昨晚太累了没洗。”哈特太太说。再说，她心想，我付她工资不就是为了清洁打扫吗？她语气一转，轻快地说：“所以我全部都交给你啦。”


    “替人收拾善后是我的职责，”安德森太太说，“有的人就得永远替别人做那些肮脏的工作。你们有很多朋友吗？”


    “我先生在城里认识的一些人，”哈特太太说，“一共六个。”


    “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不应该带他那些朋友来家里。”安德森太太说。


    哈特太太想起了昨天的聚会，大伙愉快地闲聊着，纽约的剧院，当地可以跳舞的小客栈，他们称赞她的房子，她向那两位年轻太太展示那些婴儿的用品，想着这些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她已经完全没注意安德森太太在说些什么了。


    “——就当着他自己太太的面啊。”安德森太太的话题结束了，她意味深长地把头转向前门。“他酒喝得很多？”


    “没有，不多，”哈特太太说。


    安德森太太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你看着他们一杯接一杯，你想不出任何办法制止。然后不知道什么事情突然让他们抓狂了，你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开口叫你滚蛋了。”她又点头，“在这种时候无论哪个女人都没有办法，除了一件事，到了非滚不可的时候，她必须得有个地方可去。”


    哈特太太小心谨慎地说：“安德森太太，我觉得不见得所有的丈夫都——”


    “你才结婚一年，”安德森太太阴沉地说，“这个时候谁会跟你说这些。”


    哈特太太就着烟屁股点上第二支烟。“我对于我先生喝酒的事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她正经地说。


    安德森太太停下工作，手里捧着一叠干净的盘子。“有别的女人？”她问，“是不是为这个？”


    “你怎么会说这种话呢？”哈特太太质问她。“比尔根本没——”


    “在这个时候，你最需要有人来照顾你，”安德森太太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只是还没找对人说。所有的男人对待自己的老婆都是一个样，只不过有些男人是酒鬼，有些男人把钱全花在赌博上，还有些看见年轻的小妞就追。”她突兀地哈哈一笑。“其实有些并不年轻，你去问那些人的老婆就知道。”她说，“如果这些女人知道自己的老公会变成这副德行，大概都不会结婚了。”


    “我觉得成功的婚姻是女人的责任。”哈特太太说。


    “在杂货店，就前两天，马丁太太把她老公还没死的时候常做的一些事情说给我听，”安德森太太说，“有些男人的行为你真是连想都想不到的。”她意有所指地看着后门，“有些男人比其他那些男人更坏。她觉得你亲切又和气，马丁太太真的这么认为。”


    “她真好。”哈特太太说。


    “我可没说他什么，”安德森太太说，她把头转向前门。“我可没提谁的名字，人家还以为是我不认识的人呢。”


    哈特太太想到了马丁太太，两只眼睛又尖又利，滴溜溜地老是盯着别人买的杂货（今天买了两条全麦面包啊，哈特太太？今晚有朋友要来，是吧？）“我觉得她人真好。”哈特太太说，但她没说出口的是：要记得告诉她这话是我说的。


    “我没说她不好，”安德森太太冷冷地说，“你最好别让她看出什么差错。”


    “我相信——”哈特太太才起了个头。


    “我跟她说过了，”安德森太太说，“我说就据我所知，我相信哈特先生绝对没有乱来，也没有酗酒。我说有时候我简直把你当成了我自己的女儿，只要有我在，就没有哪个男人敢随便欺负你。”


    “我希望，”哈特太太又开始要说，忽然一阵恐惧感袭上心头。那些看似和善的邻居竟然在和善的面貌下监视她，甚至悄悄地从窗帘后面窥伺比尔，有这可能吗？“我认为人不应该在背后谈论别人，”她不顾一切地说：“我的意思是，我认为随便说一些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情实在很不公平。”


    安德森太太又突然大笑起来，她走过去打开清洁柜。“你别让这些事吓到了，”她说，“目前可不行。今天上午我打扫客厅好吗？我把小地毯拿出去晒晒太阳。都是他——”她脑袋冲着后门，“——把我气坏了。你知道的。”


    “是啊，”哈特太太说，“真是太不像话了。”


    “马丁太太说我为什么不干脆过来跟你们住，”安德森太太边说边在清洁柜里拼命地翻找，连她的声音也像是蒙了尘，含含糊糊地。“马丁太太说你这么年轻，一切都刚刚起步，身边终究需要有个好朋友才行。”


    哈特太太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纠缠着茶杯的把手。这茶她只喝了半杯。现在要走去另外一间房间已经来不及了，她想，我只要说比尔绝对不会答应就好了。“前几天我在镇上碰见马丁太太，”她说，“她穿了一件好看得不得了的蓝大衣。”她用手顺了顺身上的家居服，气恼地说：“真希望我能穿上一件像样的衣服。”


    “‘你为什么不滚出去？’他居然对我说。”安德森太太退出了清洁柜，一手拿着畚箕，一手拿着抹布。“一面喝酒一面乱骂人，声音大到所有的邻居都听见了。‘你为什么不滚出去？’我敢说连你们这边都听见了。”


    “我相信他不是认真的。”哈特太太用一种笃定的语气说。


    “换了你绝对受不了的，”安德森太太说。她放下畚箕和抹布，走过来坐到哈特太太的对面。“马丁太太认为如果你要我过来住，我可以马上过来，就住你那间客房。三餐全部交给我来做。”


    “是可以的，”哈特太太亲切地说，“只是我打算让宝宝睡那间房。”


    “我们可以让小宝宝睡你们的房间。”安德森太太说。她笑呵呵地推一把哈特太太的手。“别担心，”她说，“我不会碍事的。哪，如果你想让宝宝跟我睡，那夜里我就可以起来帮你喂他。我想照顾一个小宝宝我还行的。”


    哈特太太笑容可掬地看着安德森太太。“我当然乐意，”她说，“等将来吧。眼前比尔一定不肯让我这么做的。”


    “当然，”安德森太太说，“男人绝对不肯的，可不是吗？我在杂货店跟马丁太太说过，她呀真是世上最最好的一个小可爱，我说，可是她先生肯定不会让个打杂的老女人过来跟他们一起住。”


    “哎呀，安德森太太，”哈特太太一脸惊恐，“你怎么这么说自己呢！”


    “就只多了个女人，一个老一点、懂得稍微多一点的女人，”安德森太太说，“可能见识也稍微多一点，说不定喔。”


    哈特太太，她的手指紧紧地扣着茶杯，脑子里快速闪过一幅画面，马丁太太舒舒服服地靠在柜台上（“我看见你们家来了一位明星级的新房客啦，哈特太太。安德森太太一定会把你照顾得服服帖帖的！”）还有她那些街坊邻居，她去公交车站接比尔的时候，那一张张盯着她的冰冷面孔。还有，纽约那些女同事，一面读她的信一面羡慕得要死（“真是挖到了宝啊！——她就要来跟我们一起住了，以后所有的杂事都由她一手包办了！”）。她抬起头，看着坐在她对面的安德森太太那副会心的微笑，哈特太太忽然有了一份坚定不移的认知，她迷失了。


    牙齿


    巴士在候着，气喘如牛地停在小巴士站前面的街沿，庞大的银蓝色车身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对巴士感兴趣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晚上到了这个时候人行道上根本没人走动了：镇上唯一的电影院在一个小时前就打烊了，看完电影的人在药妆店吃完冰淇淋也都回家了。这会儿连药妆店也关门熄灯了，午夜的街头又多了一个安静无声的门口。小镇上的光源只剩下街灯和对街一间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再就是公交车售票口的那盏灯，坐在售票亭里的女孩已经穿戴好了大衣和帽子，只等这辆纽约大巴开走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克莱拉·史班瑟站在车门口的人行道上，紧张兮兮地挽着丈夫的手臂。“我觉得好怪哦。”她说。


    “你还好吧？”他问，“你看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要，当然不要，”她说，“我还好。”她连说话都有些困难，因为牙床肿胀。她拿手帕按着脸，紧紧地挽着她的先生。“你没关系吗？”她问。“我最迟明天晚上就会回来了。不然我会打电话的。”


    “放心好了，没事的，”他由衷地说，“到明天中午就不痛了。记得要跟牙医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好立刻赶过去。”


    “我觉得好怪哦，”她说，“头昏昏的，很晕。”


    “那是因为药的作用，”他说，“那些可待因[6]，还有威士忌，加上一整天什么也没吃。”


    她神经质地笑着。“我没办法梳头，手抖得厉害。好在光线很暗。”


    “在车上试着睡一下，”他说，“你吃了安眠药吗？”


    “吃了。”她说。他们等着巴士司机在小吃店里喝完咖啡，透过玻璃窗他们可以看见他，他坐在柜台上，不慌不忙的。“我觉得好怪哦。”她说。


    “你知道吗，克莱拉，”他特意加重语气，仿佛如此一来才更有说服力，更能给予安慰。“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高兴你肯去纽约看席莫曼。要是病情严重起来，我让你在这里随便找个人看，我不会原谅自己的。”


    “只不过是牙疼，”克莱拉不安地说，“牙疼没那么严重啦。”


    “这很难说，”他说，“可能会化脓引起溃疡什么的。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它拔了。”


    “千万别说那个字。”她全身发抖。


    “嗯，看样子真的很严重，”他严肃地说，跟方才的语气一样。“你的脸好肿，也还好啦。别担心。”


    “我没在担心，”她说，“我只是觉得自己全身上下好像就这颗牙齿。没别的了。”


    巴士司机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过去买单。克莱拉慢慢挪向公交车，她丈夫说：“慢慢来，不急，你有的是时间。”


    “我只是觉得怪怪的。”克莱拉说。


    “听着，”她丈夫说，“这颗牙好好坏坏已经烦了你好几年了；从认识你到现在，那颗牙至少闹了六七次了吧。是该好好一次性把它解决了。连我们蜜月的时候你都在牙疼。”他以责备的口吻作为总结。


    “有吗？”克莱拉说。“你知道，”她说着笑了起来，“实在太匆忙了，衣服没穿对。还穿了双旧袜子，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包包里扔。”


    “钱带够了吗？”他说。


    “大概有二十五块吧，”克莱拉说，“明天我就回来了。”


    “如果不够就拍个电报，”他说。公交车司机出现在小吃店门口。“别担心。”他说。


    “你听我说，”克莱拉忽然说，“你确定你没关系吧？蓝太太早上会准时过来做早餐，如果事情太多就先别让强尼去上学了。”


    “我知道。”他说。


    “蓝太太，”她检查着自己的手指，“我给蓝太太打过电话，我把购物单放在饭桌上了，午餐你可以吃冷牛舌，万一我晚上赶不回来，蓝太太会来帮你做晚餐。打扫的人下午四点来，我不在，你就把你那套褐色的西装交给他，忘了也没关系，不过口袋里的东西一定要拿出来。”


    “钱要是不够就拍电报，”他说，“或者打电话。我明天会待在家里，你就打回家好了。”


    “蓝太太会照顾小宝宝的。”她说。


    “或者就拍电报好了。”他说。


    巴士司机穿过了马路，站在车门口。


    “好了吗？”公交车司机说。


    “再见。”克莱拉对丈夫说。


    “明天就没事了，”她丈夫说，“只是牙疼而已。”


    “我没事的，”克莱拉说，“你不用担心。”她上车上了一半，又停住，司机在后面等着。“送牛奶的，”她对丈夫说，“留字条给他说我们要鸡蛋。”


    “我会，”她丈夫说，“再见。”


    “再见。”克莱拉说。她上车了，等在她身后的司机也就了位。公交车几乎是空的，她走到最后面坐到靠窗的位子，她丈夫就守候在那个车窗外。“再见，”她隔着玻璃说，“保重哦。”


    “再见，”他用力地挥手。


    公交车动了，哼啊喘的向前推进了。克莱拉转过头再挥了一次手，才往后靠上柔软的厚椅背。天哪，她想，怎么会这样啊！外面，熟悉的街道溜走了，陌生又黑暗，谁会料到，在这个孤零零的车站上会看见一个搭公交车出远门的人。她担心的不是一个人去纽约，她又不是第一次去，克莱拉气恼地想着，是那些威士忌、镇痛剂、安眠药还有牙疼。她连忙查看止痛药有没有放进包包。止痛药片、阿司匹林和水杯一直都放在餐厅的餐具柜上，大概在她冲出家门的时候，随手一把抓来了，因为现在它们全都待在她的包包里，伴随着那二十五块钱和她的粉盒、梳子和口红一起。靠感觉她就知道她带的是快要擦完的旧口红，不是那支颜色比较深，价值两块五毛的新货。一只袜子抽丝了，脚趾上有个洞，在家穿着舒服的旧鞋她从来没注意过，可是在这双最好的休闲鞋里，立刻凸显出来了。没关系，她想，明天我可以在纽约买一双新的袜子，等到看完牙，等到一切没事之后。她小心地拿舌头顶着那颗牙，回报她的是瞬间的剧痛。


    红灯，巴士停下来，司机离开座位朝着她走过来。“刚才忘了跟你收票。”他说。


    “刚才上车太急了，”她在大衣口袋里找着了车票交给他。“我们什么时候到达纽约？”她问。


    “五点十五，”他说，“有足够的时间吃早餐。单程票？”


    “我搭火车回去。”她想不通为什么要告诉他，只能说在这样的深夜，待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陌生小空间里，人总是会比平常来得更友善，更爱说话。


    “我嘛，我搭公交车回去。”他说，两个人哈哈一笑，她笑得很痛苦，因为脸肿。他回到最前面的司机座，她安详地靠回椅背。她感觉那颗安眠药在拉扯她。牙齿的抽痛变远了，混合着车子的移动，那节拍稳定得就像她的心跳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深夜里持续着。她的头往后靠，脚往上钩，再用裙子仔细遮住，没有对小镇说一声再见就睡着了。


    她的眼睛睁开过一次，车子几近无声地在黑暗中疾驰。她的牙齿稳定地抽痛着，她疲倦又无奈地把脸颊贴向凉凉的椅背。公交车顶盖上有细细的一道灯光，再没有别的光线。在她前方，她看得见还有一些别的乘客。司机，坐得好远，感觉上就像望远镜最远端的一个小点，专注地对着方向盘，看上去是清醒的。她再度沉入美妙的睡梦中。


    稍后她真的醒了，因为车子停住了，黑暗中安静无声的律动突然间终止是个震撼，她错愕地醒过来，前后不到一分钟，牙齿又开始剧烈地疼起来。乘客沿着过道向前移动，司机转过身子说：“十五分钟。”她起身跟着大家一起下车，只是她依然很想睡觉，她的脚也不听使唤。他们停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旁边，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此一家亮着灯。餐馆内，温暖忙碌，挤满了人。她看见柜台尽头有个位子就坐了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直到坐她身边的一个人碰了碰她的手臂。她迷迷糊糊地看着周遭，他说：“出远门？”


    “对。”她说。


    他穿着蓝西装，看上去很高。她的眼睛没办法聚焦，只能看到这些。


    “你要咖啡？”他问。


    她点点头，他指着她面前的柜台，一杯咖啡在那儿冒着热气。


    “快喝吧。”他说。


    她细细地啜；若是平常她一定把脸整个埋下去，连杯子都不拿起来。陌生男人在说话。


    “即使远过了撒马尔罕[7]，”他说，“拍岸的海浪有如钟响。”


    “好了，各位。”巴士司机说，她快速地吞着咖啡，喝够了才有力气上车。


    重新坐回到座位上，陌生男人在她身旁坐下来。车子里太暗，那餐馆的灯光显得特别刺眼，她闭上了眼睛。在她眼睛闭上，还没入睡之前，牙痛彻底地把她包围。


    “笛子整夜地吹着，”陌生男子说，“星与明月一致，明月与湖一般。”


    当公交车再度启动时，他们回归黑暗，只靠着车顶盖上那一线细细的灯光维系着彼此，把最后排的座位与最前面的司机和别的乘客连在了一起。灯光把他们捆绑在一起，邻座的陌生男人还在说话，“就这样什么也不是的躺在树下。”


    坐在车子里的她什么也不是。她驶过了树林，驶过了偶然出现的一些沉睡中的房舍，她是在车子里，却又联结着这里和那里，靠那一线的灯光与司机脆弱地联系着，自己丝毫不出力地被带着走。


    “我叫杰姆。”陌生男子说。


    她睡意太重，只是下意识地挪动一下身子，她的前额抵着车窗，黑暗在她身边移动。


    忽然又出现了那种极致的震撼，她惊醒过来，害怕地说：“怎么了？”


    “没事，”陌生男人——杰姆立刻回应，“跟我来。”


    她跟着他走下公交车，走进相同的餐馆，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她正准备在柜台尽头那个相同的座位坐下，他牵起她的手，带她到一个桌位。“去洗把脸，”他说，“洗完了再回到这里。”


    她走进洗手间，有个女孩站在那里扑粉。女孩头也不回地说：“要五分钱。门别关上，下个人就不必付钱了。”


    厕所门卡住了关不上，门锁里有半只纸火柴盒。她让它继续留在那儿，她回到杰姆坐着的桌位。


    “你想怎样？”她说。他指指三明治和另一杯咖啡。“吃吧。”他说。


    她吃着三明治，听着他的声音，悦耳温柔，“当我们航行过岛屿，我们听见了召唤的声音……”


    回到车上，杰姆说：“把头枕在我肩膀上，睡吧。”


    “我这样很好。”她说。


    “不，”杰姆说，“之前，你的头一直敲着车窗。”


    她又睡着了，车子又停下来，她又吓醒，杰姆又带她到一间餐馆喝了咖啡。


    她的牙齿也活过来了，她一只手按着脸颊，一只手摸索大衣口袋，再翻翻包包，终于找到了那一小瓶止痛剂，她吞了两片，杰姆全程看着她。


    她喝完咖啡，听见车子马达的声音，她立刻起身，杰姆握着她的手臂，她仓皇地钻进她黑暗中的庇护座。巴士开动了，她发觉她把那瓶止痛剂留在了餐馆的桌位上。她透过车窗回头对着餐馆的灯光看了一会儿，她把头枕着杰姆的肩膀，在她睡着的时候他说着，“沙子那样白，像雪，但是火热，即使在夜里，火热也在你的足底。”


    然后，最后一次的停顿来临了，杰姆带她下了公交车，他们在纽约车站站了一会儿。一个女的走过他们，对着跟在后面帮她拿手提箱的男人说：“我们刚好赶上，五点十五分。”


    “我要去看牙医。”她对杰姆说。


    “我知道，”他说，“后会有期。”


    他走开了，虽然她没有看见他走。她想要寻觅走出车站的蓝色身影，却什么也看不见。


    我应该谢谢他，她呆呆地想着，慢慢走进车站餐厅，她又点了咖啡。柜台服务生用疲惫、同情的眼光看着她，他在这里已经看了一整夜上车下车的乘客。“很困？”他问。


    “是的。”她说。


    不久之后她发现公交车站跟宾夕法尼亚地铁站是相连的，她可以直接进入候车室，在长椅上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她又睡着了。


    有人粗鲁地摇着她的肩膀说：“你搭哪一班车？小姐，快七点了。”她坐直身子，看见自己的皮包搁在腿上，她的脚齐整地交叉着，面前一座钟直直逼视着她。说了声“谢谢”，她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过候车室里的长椅，走上电扶梯。有个人立刻跟上来，碰碰她的手臂。她回头，是杰姆。“草那样的绿那样的柔，”他带着笑意说，“河里的水那样的凉。”


    她疲累地盯着他。电扶梯到顶了，她跨出扶梯本能的向着前方的街道走。杰姆陪在她身旁，他的声音持续着，“天空是你不曾见过的蓝，歌声……”


    她快走几步离开他，她以为来往的行人都在看她。她站在街角等候信号灯，杰姆轻快地赶上来又走开。“你看。”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说，他手里握着一把珍珠。


    对街有一间餐馆，刚开始营业。她走进去找了一个桌位，女服务生皱着眉头站在她旁边。“你还在睡。”女服务生一副斥责的口气。


    “真对不起，”她说。现在是早上了。“荷包蛋和咖啡，谢谢。”


    八点差一刻，她离开餐馆，她想，现在搭公交车，直接进市区，我可以在牙医对面的药妆店里喝咖啡到八点半，等诊所开门就进去，让医生最先看我。


    公交车开始挤了，她搭上第一辆开过来的公交车，找不到空位。她要到二十三街，车子经过二十六街时有了一个座位。她醒来时离市区已经很远，她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搭上一辆公交车折回二十三街。


    在二十六街街口，她正等着红绿灯，突然一大群人挤过来，就在过了马路人群各自分散的当口，有个人跟上来走在她旁边。她忿忿地盯着人行道，头也不抬地走了一会，她的牙痛得像火烧，抬起头，两旁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并没有蓝西装的踪影。


    走到了牙医诊所的大楼，时间还很早。大楼门房明显刮过了胡子，梳过了头发，他动作敏捷地为她撑着门，相信到了五点的时候他就没这么精神了，头发也没这么整齐了。她怀着达成使命的好心情走进大门；她终于成功地从一个地方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里是旅程的终点，是她的目的地。


    白衣护士坐在诊所的办公桌前，眼睛盯着那张肿胀的脸、累垮的肩膀，她说：“好可怜，你看起来累坏了。”


    “我牙痛。”护士半笑不笑的表情，仿佛她还在盼着哪天会有人进来说：“我脚痛。”她站起来展现专业，“快进来吧，”她说，“不用等了。”


    阳光在牙医座椅的头靠上，在白色的圆桌上，在钻孔器的铬合金头上。牙医露出跟护士同样包容的笑容，或许人类的病痛全部包容在牙齿里，凡是愿意实时过来看他的人，他就能够治好他们。护士流畅地说：“我去拿她的病历，医生。我们觉得应该先让她进来看诊。”


    照X光的时候，她感觉她脑袋里竟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止那个邪恶的摄影镜头，好像那镜头不但能够看透她，还能拍到旁边墙上的钉子，牙医的袖扣，仪器上的细节。牙医对护士说：“拔除，”口气带着遗憾。护士说：“是，医生，我立刻打电话。”


    这颗牙，确实无误地把她带来这里，现在，它似乎成了她辨识身份的唯一角色了。照片拍的是它，不是她。它成了重要的大人物，必须记录，检查，令它满意。而她只是它不得已的交通工具，唯有靠着这个，牙医和护士才会对她感兴趣，唯有让她成为牙齿的持有人，她才会受到立即的医疗照顾。牙医递给她一张纸片，上头画着牙齿的全图，在那颗痛牙的位置有一个黑色的记号，纸片的最上方写着：下臼齿，拔除。


    “拿着这张纸，”牙医说，“直接去找名片上的地址，是一位牙医外科医生。他们会帮你处理。”


    “他们会怎么做？”她说。她要问的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那我怎么办？或者，那牙根有多深？”


    “他们会拔掉那颗牙，”医生不耐烦地别开脸。“几年前就该拔了。”


    我待得太久了，她想，他对我的牙齿厌烦了。她起身离开看诊的座位说：“谢谢你，再见。”


    “再见。”牙医说。最后一分钟他对她笑了，对她露出整排洁白的牙齿，颗颗晶莹，管控完美。


    “你还好吗？有没有很难受？”护士问。


    “我还好。”


    “我可以给你几颗止痛药，”护士说，“当然，你现在最好什么也别吃，不过我还是给你几颗以防万一。”


    “不要，”她想起留在中途餐馆桌上的那瓶止痛剂。“不用了，它还好，不会很痛。”


    “那好，”护士说，“祝你一切顺利。”


    她走下楼，又再走过那个门房。在她上楼的这十五分钟里，他已经失去了一些早晨的活力，他的鞠躬似乎比先前小了一号。


    “叫车吗？”他问，她想起了往二十三街的公交车，她说：“是的。”


    就在门房回上街沿，用发明人的态度对着这辆出租车鞠躬的时候，她好像看见对街人群中有一只手在向她挥着。


    她读着牙医给的名片上的地址，再仔细地向出租车司机重复一遍。拿着卡片和写着“下臼齿”的纸片，这颗牙齿的身份已经非常明确，她动也不动地坐着，两只手仍旧护着那两张纸片，她的眼睛几乎就要阖上了。她想她肯定又睡着了，出租车突然停住，司机转过来替她开了车门，说：“到了，小姐。”他好奇地看着她。


    “我要去拔牙。”她说。


    “天哪！”出租车司机说。她付完车资，他说：“祝你好运。”大力地关上了车门。


    这是一栋很奇怪的大楼，入口处都是石刻的医疗标志。这里的门房不太专业，仿佛要等她走不动了他才愿意开口似的。她走过他，一路走向电梯，电梯门为她打开。进了电梯她把名片拿给服务员看，他说：“七楼。”


    一个护士推着坐轮椅的老太太进来，她只得往后站。老太太从容平静地坐着，膝盖上遮了一条毯子。她对服务员说：“好天气。”他说，“看到太阳真舒服。”老太太往后靠在椅背上，护士帮她整理一下毯子，说：“现在我们不用担心了。”老太太不悦地说：“谁担心了？”


    她们在四楼出电梯。电梯继续向上，一会儿服务员说：“七楼。”电梯停下，门打开。


    “走廊直走到底左转。”服务员说。


    走廊两边都是关着的门。有的写着“DDS（口腔外科）”，有的写着“诊疗室”，有的写着“X光检验”。其中有一个，看起来最卫生最友善，也最容易懂，写着“女厕”。她向左转，看见一扇门上写着名片上的名字，她打开门走进去。有个护士坐在玻璃窗口后面，几乎像是在银行里，候诊室四个角落摆着盆栽的棕榈、新的杂志和舒适的座椅。玻璃窗口后面的护士说：“是？”那口气就像你是透支户，有两颗牙的钱还没付清似的。


    她把那张纸片从窗口递过去，护士看着它说：“下臼齿，好。他们来过电话了。请你现在就进去好吗？从你左手边那个门。”


    进入墓穴吗？她几乎冲口而出，默默地打开门走了进去。另一个护士在那里等着，护士微笑转身，等候着跟随她的人，很明显是由她负责带路。


    又照了一次X光，这个护士告诉另一个护士：“下臼齿。”另一个护士说：“走这边，请。”


    无数的迷宫和通道，似乎已经走入了这栋办公大楼的心脏，终于，她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一只枕头、一个洗脸槽和一把椅子。


    “在这里等着，”护士说，“先休息一下。”


    “我可能会睡着。”她说。


    “可以，”护士说，“不会等太久的。”


    她等了大概超过一小时，大半时间都在半睡眠状态，只有在有人经过门口的时候才会惊醒。护士不时笑嘻嘻地过来探看，有一回她说：“不会再等很久了。”隔不久，很突然的，护士回来了，这次不再有笑容，不再是亲切的女主人，这次很急促很有效率。“快来。”她果决地离开小房间走回走廊。


    接着，很快，快到她还来不及看清楚，她已经坐上椅子，一条毛巾裹着她的头，一条毛巾围在她的下巴底下，护士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会受伤吗？”她问。


    “不会，”护士带着微笑说，“你知道不会受伤的，对不对？”


    “对。”她说。


    牙医进来了，居高临下地对她笑。“开始吧。”他说。


    “会不会受伤？”她说。


    “啊，”他轻快地说，“如果会受伤，那我们就不能吃这行饭了。”他一直在说话，他的手也一直不停，忙着处理那些盖在毛巾底下的金属器材，大只的仪器安静无声地推到了她的身后。“我们就不能吃这行饭了，”他说。“现在你唯一要担心的是睡着以后会不会把所有的秘密全部说出来。这一点倒是要注意的，明白吧。下臼齿？”他对护士说。


    “下臼齿，医生。”她说。


    他们把有金属味的橡胶面罩罩在她脸上，牙医一句“你明白吧，”心不在焉地连说了两三次，这期间她隔着面罩还可以看见他。护士说：“两手放松，亲爱的。”不知过了多久她觉得她的手指放松了。


    接着而来的是不断回旋的音乐，大到令人困惑的乐声持续不断，绕着转着，她拼了命地奔跑，跑过一条很可怕的长廊，长廊两边都是门，长廊的尽头是杰姆，他伸出手又笑又喊，他在喊什么她完全听不见，音乐太大声了，她继续奔跑，她说：“我不怕。”她边上那扇门里有个人抓住她的手臂拉她，世界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止都止不住了，然后它停住了，牙医的头在俯瞰她，窗户落在她面前，护士抓着她的手臂。


    “你干吗拉着我？”她说，她嘴里全是血。“我还想继续。”


    “我没有拉着你，”护士说。可是牙医说：“她还没走出来。”


    她动也不动地开始哭，她感觉泪流满面，护士拿毛巾把泪水擦掉。没有血，除了她嘴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血，所有的一切都跟原先一样干净。牙医突然不见了，护士伸出手臂帮她离开座椅。“我有没有说话？”她急切地问，“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你说，‘我不怕’，”护士柔声安抚她，“就在你要醒过来的时候。”


    “不是，”她拽着揽住她的那只手臂。“我有没有说什么？我有没有说他在哪里？”


    “你什么也没说，”护士说，“医生只是在逗你玩。”


    “我的牙齿呢？”她突然问，护士哈哈笑着说：“没啦。再不会烦你啦。”


    她回到小房间，躺在沙发上哭，护士拿纸杯倒了些威士忌，把杯子搁在洗脸槽的边沿。


    “上帝赐血给我喝，”她告诉护士。护士说：“不要漱口，否则不会凝固。”


    过了好久护士回来了，在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你又醒了。”


    “怎么说？”她问。


    “你一直在睡，”护士说，“我不想吵醒你。”


    她坐起来，头很晕，感觉她似乎在这个小房间里住了一辈子。


    “你现在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去？”护士说，那份亲切感回笼了。她又伸出那只强壮有力的手臂，再不稳的脚步它也撑得住。这次她们穿过长廊来到了坐着护士的银行窗口。


    “都好了？”护士爽朗地说。“先坐一会儿。”她朝玻璃窗口边上的一张椅子指了指，掉过头忙着去写什么东西。“两个小时不要漱口。”她头也不回地说，“今天晚上吃一粒泻药，如果觉得痛就服两片阿司匹林。如果很痛或是大量出血，立刻通知诊所。好吗？”她又露出了开朗的笑容。


    “再见。”护士愉快地说。


    “再见。”她说。


    她手里握着那一张小纸片，走出玻璃门，睡意仍旧很浓，她转个弯沿着走廊走下去。她稍微睁开眼睛看，那是一条两边都有门的长廊，她停下来，看见标着“女厕”的那扇门，走了进去。里面有一个好大的房间，有窗户、藤椅、光洁的白瓷砖和银亮的水龙头。洗手台那里站着四五个女人，在那里梳头，抹口红。她笔直朝着三个洗手槽里最近的一个走过去，抽了一张纸巾，把皮包和纸片放在脚边的地板上，她笨手笨脚地开了水龙头，把纸巾淋湿到滴水，再拿它用力地往脸上拍。她的眼睛清楚了，她觉得精神多了，她再把纸巾淋湿，擦了把脸。她胡乱地摸索着想要再抽一张纸巾，旁边的女人递了一张给她，她听见笑声，但是看不见，因为眼睛里有水。她听见有个女人说：“我们去哪吃午餐？”另一个说：“就楼下吧。老傻瓜说要我半个钟头就回家。”


    她这才意识到她是夹在一群赶时间的女人堆里，她赶紧擦干了脸。就在她稍微移开一步，让另外一个人上来使用洗手槽的时候，她朝镜子里瞥了一眼，就这一眼令她心惊胆战起来，她竟然分不清究竟哪一张才是她的脸！


    她看着镜子里，仿佛在看一群陌生人，全部的人都在看着她，围着她。人群里没有一个是熟悉的，没有一个对她笑脸相向，或是对她露出看见熟人的惊喜；我自己的脸总该认识我吧，她想，她喉咙里有一股诡异的麻木感。有一张脸是奶油色的，没下巴，有一头亮丽的金发，缩在红色面纱帽子底下的那张脸很犀利。把一头棕发拢在背后的是一张苍白焦虑的脸，剪着一个四方发型的是一张玫瑰色的四方脸。至少有两三张脸贴近镜子，移来移去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或许这不是一面镜子吧，她想，也许是一扇窗，我看到的是那些女人在窗子的另一边梳洗。但是这些女人明明在梳头，在照镜子，这群女人就在她旁边，她想，我不希望我是那个金发的女人，她抬起手按着自己的面颊。


    她是那一张把头发拢在后面，苍白焦虑的脸。一旦认出了自己，她很生气，她匆忙退到那群女人后面，不公平，为什么我的脸上毫无血色？镜子里有好几张漂亮的脸，为什么我不是其中之一？我没有时间，她气恼地告诉自己，他们没给我思考的时间，我应该可以拥有其中一张好看的脸，即使那个一头金发的也比我好得多。


    她退出来，坐在一张藤椅上。太难看了，她想着。她抬起手摸摸头发，睡过觉之后头发有些松散，不过样子仍旧没变，整个往后拢，用一支宽发夹固定在背后。像个女学生，她想，只是——她想起镜子里那张苍白的脸——只是年纪大多了。她费力地解开了发夹，把它拿到眼前。她的头发轻柔地贴着她的脸，暖暖的，垂在肩膀上。发夹是银的，上面刻着名字：克莱拉。


    “克莱拉，”她大声说。“克莱拉？”两个女人走出去的时候侧过脸来对她一笑。现在所有的女人都要离开了，梳好了头发，擦好了口红，边聊边走了出去。转瞬间，好像小鸟离开树枝，走得一个不剩，她单独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她把发夹扔进椅子旁的烟灰桶。烟灰桶很深，金属的，发夹落下去发出清脆的铿啷声。她的头发垂在肩膀上。她打开皮包，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一样一样地放在腿上。手帕，素面的，纯白，没有任何姓氏的字头。粉盒，正方形，褐色玳瑁花纹的塑胶品，有两个小间隔，一格是粉饼一格是腮红。腮红那格明显的从来没用过，粉饼这边已经少了一大半。所以我才会那么苍白，她想着，放下了粉盒。口红，玫瑰色，几乎用完了。一把梳子，一包开过的香烟，一盒火柴，一只零钱包，一个皮夹。零钱包是红色假皮的，口子上有拉链。她打开零钱包，把零钱倒在手心。五分、一毛、一分的硬币有好几个，二十五分的只有一个，一共九毛七分。这点钱不够用，她想，她再打开褐色的皮夹，皮夹里有钱，她要先找名片和一些资料，结果找不到。皮夹里只有钱。她数了数，一共十九块。这些钱应该差不多了，她想。


    包包里再没别的了。没钥匙——我应该要有钥匙才对吗？她疑惑着——没资料，没电话簿，没身份证明。包包是假皮，浅灰色，她低头发现她穿着深灰色的法兰绒套装，搭配橙红色、颈围有花褶的上衣。她的鞋是黑色的，半高的粗跟鞋，绑着鞋带，一只鞋的鞋带松开了。她穿着米黄色的长袜，右膝盖有一道不规则的裂缝，从腿一路裂到脚趾头上的破洞为止，这个破洞在鞋子里就可以感觉到。套装领子上别着一个别针，她把别针翻过来，上面有个蓝色的塑胶英文字母C。她把别针摘下来扔进烟灰桶，到达桶底的时候发出一点点碰撞的声音，最后铿地落在那支发夹上。她的手很小，手指粗短，没擦指甲油；左手戴了一枚黄澄澄的结婚线戒，再没有其他的珠宝首饰。


    一个人坐在女厕休息室的藤椅上，她想着，起码我现在可以把袜子脱了。四下无人，她脱了鞋，褪下丝袜，她觉得一身轻松，她的脚趾从破洞里解放了。袜子得藏起来，她想——扔纸巾的废纸篓。她站起来再仔细地照了照镜子——比她想象中更糟：在椅子上坐久了灰色套装又皱又垮，两条腿细瘦如柴，肩膀下垂。我看起来像五十岁，她想。再仔细看那张脸，我明明还不到三十啊。她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苍白的脸上，一股无名火升了上来，她在包包里一阵乱翻，找到了那支口红；她在苍白的脸上画了一个夸张的玫瑰红唇，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不擅长，不过有了红唇的脸似乎好看多了，她再打开粉盒，在脸颊抹上粉红色的腮红。脸颊上的腮红既不匀称又很突兀，红唇鲜艳夺目，不过最起码这张脸不再苍白焦虑了。


    她把袜子塞进废纸篓里，光着两条腿走回楼梯间，然后果决地走向电梯。服务员说：“下？”他看看她，她走进去，电梯沉默无声地把她带到楼下。她又经过那个严肃专业的门房，走上人来人往的大街，她站在大楼前面等候。过了一会，杰姆从经过的一群人中走出来，走向她，牵起她的手。


    在这里和那里中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她的那瓶止痛药，在楼上女厕休息室的地板上留着她那一小张注着“拔除”的纸片。七层楼底下，健忘的人们行色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没有人理会他们偶尔相遇的好奇眼光，她的手在杰姆的手里，她的发披在肩膀，她光着脚奔跑在火热的沙子上。


    收到杰米的一封信


    有时候我真怀疑，她在厨房边收拾碗盘边想着，有时候我真怀疑男人到底讲不讲道理，任何一个。也许他们本来就是疯子，别的女人都知道，除了我，我的母亲从来不告诉我，我的室友根本不提，别的太太们又都以为我知道……


    “今天我收到杰米的一封信。”他说，在抖开餐巾的时候。


    你总算收到信了，她想，他终于熬不住写信来了，也许就此雨过天晴，又恢复原来的友好了……“他都说了些什么？”她随口问。


    “不知道，”他说，“没拆开。”


    天哪，她想，怎么会有这种事。她等着。


    “准备明天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我简直没法想象，她想。换成是我，我连五分钟都熬不住，非拆不可。我大可以想出一些别的贱招，像是把信撕碎，把碎片给他寄回去，或者找人帮忙，写一封尖酸刻薄的回信，但是我绝不会让它原封不动地在我身边待过五分钟。


    “今天跟汤姆一起吃午饭。”他说，似乎刚才的话题已经结束，她想，好像刚才的话题就此不想再提了。也许他真是这样，她想，天哪。


    “我觉得你应该把杰米的信拆开。”她说。也许就这么简单，她想，也许他就会说好吧，就把信拆开了，也许他就会回去跟他母亲住一阵子了。


    “为什么？”他说。


    问得真顺，她想。你要是不拆信你就去死吧。“啊，大概是因为我好奇吧，不让我看看信上写了些什么我会死。”她说。


    “你拆啊。”他说。


    原来你在等我动手，她想。“说真的，”她说，“跟一封信过不去也未免太蠢了吧。要跟杰米过不去，可以。可是为了跟他作对连信都不看，那就太蠢了。”天哪，她想，我居然说出“蠢”字，而且说了两次。完了。他只要听到我说他蠢我就死定了，我一夜都甭想睡了。


    “我干吗非看不可？”他说，“不管他写什么我都没有兴趣。”


    “我有。”


    “你拆啊。”他说。


    天哪，她想，天哪天哪，看我从他的公文包里把那封信偷出来，看我明天把那封信和着蛋一起炒给他吃，只是我当然没这个胆，他会打断我的手臂。


    “好吧，”她说，“我也没兴趣。”就让他觉得你没辙了吧，就让他安稳地窝在椅子里吧，就让他好好地吃他的柠檬派吧，让他换个话题吧。


    “今天跟汤姆一起吃午饭。”他说。


    她在厨房里边收拾碗盘边想，也许他说的是真心话，也许他宁可去死，也许他真的没有兴趣，就算他有，就算他好奇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也要锁在浴室里，试着透过信封看个究竟。或者，也许他收到信一看，说，啊，杰米写来的，就随手往公文包里一扔，忘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杀了他，她想，我会把他埋在地窖里。


    稍后，在他喝咖啡的时候，她说：“要给约翰看吗？”约翰一定也会受不了的，她想，约翰的想法和做法就跟我一样。


    “给约翰看什么？”他说。


    “杰米的信。”


    “喔，”他说，“当然。”


    超强的胜利感掳获了她。他是真的想要把信拿给约翰看，她想，所以他还是知道自己还在生气，他是要约翰出面说，真的吗？你真的还在生杰米的气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大声地说是。她胜利地想着，他到底还是一直在想着这封信。她说了，完全没经过大脑：“你刚才想要原封不动地把它退回去？”


    他抬起头。“我忘了，”他说，“应该会吧。”


    我真是多嘴，她想。他忘了。这句话完全泄了他的底，他连考虑都没考虑，如果那是条蛇，肯定会对他一口咬下去。就在地窖的楼梯下，她想着，他的脑袋撞开了花，他那封该死的信就在他交叉握着的双手底下，很值得，她想着，啊，很值得。


    乐透


    六月二十七日的早上，晴空朗朗，有着夏天的温暖气息，花朵绽放，绿草滋长。村民们开始聚集在邮局和银行中间的广场上，时间大约上午十点。有些城镇因为人太多，进行一次乐透活动得花上两天的时间，必须在六月二十六日就开始，可是这个村子，总共只有三百人左右，乐透活动时间要不了两小时，就算上午十点开始，村民们也还来得及回家吃午饭。


    最先到场的当然是孩子们。学校刚放暑假，自由的感觉让大多数的孩子感到有些不安。孩子们总是先安静一阵子再开始躁动，现在他们静静地聚在一起，话题仍旧离不开课堂和老师，书本和挨训。鲍比·马丁的口袋里已经塞满了石头，别的孩子很快地有样学样，也在精挑细选地捡一些又圆又光滑的石头。鲍比和哈利·琼斯还有迪克·戴拉克罗瓦——村民们都把这个姓念成“狄拉克罗伊”——已经在广场一个角落堆起了一堆石头，他们小心提防着其他孩子过来偷袭。站在一旁说话的女孩子们，不时地侧过脸来瞧着那些男孩，更小的小孩子们在地上打滚，要不就紧紧抓着哥哥姐姐们的手不放。


    不久男人聚过来了，一面看看自己的孩子一面聊着耕作和雨水，拖拉机和税收。他们站在一起，离开堆石头的角落，轻声地开着玩笑，只是听不见笑声，脸上仅挂着微微的笑容。女人，一个个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和毛线衫，在男人后面跟着出现了。她们互相打过招呼，闲聊几句就走到她们丈夫身边。不一会儿，这些站在先生身边的女人开始叫唤各自的孩子，至少要叫上四五次，孩子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过来。鲍比·马丁躲开了母亲的手，笑哈哈地又跑回石头堆那里。他的父亲一声厉吼，鲍比赶紧乖乖站到父亲和大哥的中间。


    这项活动——就跟广场舞会、青少年俱乐部或万圣节的活动一样——是由撒玛斯先生主持，他对于镇民活动不但肯花时间且更有热诚。他是个圆脸、非常乐天的人，经营煤炭生意，大家很替他难过，因为他没有小孩，太太又是个泼妇。他带了黑色的木箱来到广场，村民们一阵骚动，他挥挥手喊着：“今天稍微晚了一些，乡亲们。”邮政局局长格雷弗先生跟着他，手里拿着一只三脚凳，凳子摆在广场中间，撒玛斯先生把黑箱子放在凳子上面。村民们自动保持距离，让凳子和他们之间留出一个空间。撒玛斯先生说：“有哪位愿意上来帮忙？”大家正犹豫着，有两个男人，马丁先生和他的大儿子巴克斯特走了上来，帮忙扶着搁在凳子上的黑箱，撒玛斯先生动手搅拌箱子里的签纸。


    原始的乐透道具老早就遗失了，现在这个搁在凳子上的黑箱子是在华纳老爹——全镇最老的老人出生前就使用了。撒玛斯先生经</a>常对村民们提起要做一个新的箱子，可是谁也不想换掉这个几乎等于代表传统的黑箱子。有此一说，现在的箱子是用它前面那只箱子的碎片制作成的，而那只箱子是第一批来这里建村的人做出来的。每年，在乐透活动之后，撒玛斯先生就会再提起换新箱子的事，但是每年这个话题总是不了了之。黑色的箱子一年比一年破旧寒酸，现在甚至不复原来的纯黑色了，有一边开裂得太厉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原色，另外也有好几个地方斑驳褪色了。


    马丁先生和他的大儿子巴克斯特牢牢地扶着凳子上的黑箱，撒玛斯先生的手在箱子里用力搅和着纸签。因为很多仪式早已被遗忘或弃置，撒玛斯先生顺理成章地就用纸签替代了沿用许多代的木签。木签，撒玛斯先生说，在村子规模很小的时候非常适用，可是现在人口超过了三百，而且还可能继续增加，就有必要使用一种更容易、更适合放入这个黑箱子的东西。乐透活动的前一晚，撒玛斯先生和格雷弗先生把纸签做好，投入箱子，再把箱子带去撒玛斯先生的煤炭公司，锁进公司的保险箱，等第二天早上由撒玛斯先生直接带到广场。一年里其余的时间，这箱子就被收藏起来，有时藏这里，有时藏那里。有一整年是待在格雷弗先生的仓库里，还有一年局促地挤在邮局里，有的时候甚至就在马丁杂货店的货架上搁着。


    在撒玛斯先生宣布活动开始之前，还有一大堆琐碎的事要做。整理名单——每个家族的族长，每一户的户长，每个家族每一户的人数。邮局局长要以乐透主持人的身份为撒玛斯先生宣誓致辞。曾经一度，有些人记得，典礼上乐透主持人还要负责朗诵，不成调的赞美诗每年都要敷衍地唱一遍；有些人认为过去乐透主持人在致辞或唱歌的时候是站着的，又有些人认为他应该走入人群，只是好多好多年以前这部分仪式已经流于失效了。另外，还有一个致敬的仪式：乐透主持人对每个走上来抽签的人都要说几句话，不过这部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更改了，到现在变成，只有在乐透主持人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对抽签的人说话。撒玛斯先生对这一切非常熟练。他穿着白衬衫和蓝牛仔裤，一手随意地搭在黑箱子上，滔滔不绝地向格雷弗先生和马丁父子讲解着，一副专业又权威的样子。


    就在撒玛斯先生终于讲解完毕转身面对聚集的村民时，贺金森太太披着毛衣急匆匆地沿着小径赶到广场，钻进了后排的人群中。“忙着打扫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她对站在旁边的戴拉克罗瓦太太说，两个人轻轻地笑着。“还以为我老公出去堆木头了呢，”贺金森太太继续说着，“后来我看窗外，孩子们都不见了，我才想起今天是二十七，赶紧跑了来。”她两手往围裙上擦着。戴拉克罗瓦太太说：“你来得正是时候，他们还在说话呢。”


    贺金森太太伸长脖子在人群中张望，发现她丈夫和孩子们站在前排。她拍拍戴拉克罗瓦太太的手臂表示告别，开始往前挤。大家好心的让她穿过去。有两三个人，用刚好可以让大家听见的音量说：“贺金森太太你可来啦。”又一句，“比尔，她终于赶到啦。”贺金森太太挤到了丈夫身边，一直在等候着她的撒玛斯先生开心地说：“我还以为今天的乐透活动要撇开你了呢，黛西。”贺金森太太咧开嘴笑着说：“我不能让那些碗盘留在水槽里不管啊，你说是不是，乔？”人群里轻轻地掀起一阵笑声，贺金森太太到了之后，大家又都站回了原来的位置。


    “好了，”撒玛斯先生正经地说：“我们可以开始了，把这件大事办完，大家好回去干活。还有谁没来？”


    “登巴，”有几个人说，“登巴，登巴。”


    撒玛斯先生察看名单。“克莱德·登巴，”他说，“对。他摔断了腿不是吗？谁来替他抽签？”


    “我来吧。”一个女人说，撒玛斯先生转身看着她。“太太替丈夫抽签，”撒玛斯先生说，“你没有一个成年的儿子来代劳吗，珍妮？”撒玛斯先生和村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但这是乐透活动的规定，这类的问题例行要经过正式的提问。撒玛斯先生礼貌性地关注听候登巴太太的回答。


    “赫拉斯还不到十六岁，”登巴太太懊恼地说，“看样子今年只好由我代替老头子了。”


    “好。”撒玛斯先生说。他在名单上做了记号，再问，“华生家的小伙子今年要抽签了吗？”


    人群里一个高个子男孩举起手。“有，”他说，“我替我妈妈还有我自己抽。”他紧张地眨着眼，低着头，人群中出现了好些声音，有的说：“好样的，杰克。”有的说：“你妈妈有了你这么个大男人出来帮忙真叫人高兴。”


    “好，”撒玛斯先生说，“应该都到齐了。华纳老爹来了吗？”


    “有。”一个声音说，撒玛斯先生点点头。


    全场突然鸦雀无声。撒玛斯先生清了清喉咙，看着名单。“都准备好了吗？”他喊。“现在，我要报名字了——从家族族长开始——凡是叫到名字的人就上来在箱子里抽一张纸签。把折好的纸签握在手里不许看，等大家轮完之后才能打开。听明白了吗？”


    抽签的事已经做过太多次了，大家并不是很专心在听这些说明。大多数人很安静，只是舔着嘴唇，也不东张西望。忽然撒玛斯先生高高地举起一只手说：“亚当斯。”一个男人脱离人群走了上来。“嗨，史提。”撒玛斯先生说，史提·亚当斯先生也回应他说：“嗨，乔。”两人咧开嘴相对笑了笑，笑容牵强而紧绷。亚当斯先生把手探入黑箱子抽出一张折起的纸签。他捏住纸签的一角，转身急促地回到原先站的位置，他跟他的家人稍微站开一些，并没有低下头去看他的手。


    “艾伦，”撒玛斯先生说，“安德生……宾瑟姆。”


    “两次乐透活动的时间好像没有半点间隔，”站在后排的戴拉克罗瓦太太对格雷弗太太说，“好像上个星期我们才来过。”


    “时间确实过得太快了。”格雷弗太太说。


    “克拉克……戴拉克罗瓦。”


    “该我老公了。”戴拉克罗瓦太太说。她丈夫走了上去，她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


    “登巴，”撒玛斯先生说，登巴太太镇定地朝乐透箱走去。有个女人说：“去吧，珍妮。”另一个女的说：“她不是去了吗。”


    “下一个轮到我们了。”格雷弗太太说。她看着格雷弗先生绕过箱子，慎重地跟撒玛斯先生打招呼，再从箱子里挑出一张纸签。现在，只要是大手里捏着折纸的男人，都紧张兮兮地把纸签不停地翻过来转过去。登巴太太和她两个儿子站在一起，登巴太太捏着那张纸签。


    “哈伯……贺金森。”


    “还不快上去，比尔。”贺金森太太说，她邻近的人都笑开了。


    “琼斯。”


    “听说，”亚当斯先生对着身边的华纳老爹说，“北村那边正在讨论要放弃乐透活动了。”


    华纳老爹不屑地嗤一声。“一票发疯的白痴，”他说，“专门听那些年轻人的，能搞出什么好事。接下来，他们就要回去过住山洞的日子了，没有人再想要工作，就那样混日子吧。古话说得好，‘六月摸个彩，谷子熟得快。’别忘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吃炖繁缕和橡实子了。乐透活动永远都要的，”他气呼呼地补上一句，“看着年轻的乔·撒玛斯站在上头跟大伙说笑实在糟糕。”


    “有些地方已经停办乐透了。”亚当斯太太说。


    “那样只会制造麻烦，”华纳老爹武断地说，“一票不懂事的小白痴。”


    “马丁。”鲍比·马丁看着他父亲走上去。“欧佛代克……波西。”


    “我希望他们快一点，”登巴太太对大儿子说，“我希望他们快一点。”


    “就快结束了。”她儿子说。


    “你该准备跑去告诉你爸爸了。”登巴太太说。


    撒玛斯先生喊出了自己的名字，他一丝不苟地上前一步，从箱子里抽出一张签。接着他喊，“华纳。”


    “我参加这个乐透活动已经是第七十七年了，”华纳老爹在穿过人群时说，“第七十七次了。”


    “华生。”高个子男孩别别扭扭地穿过人群。有人说：“别紧张啊，杰克。”撒玛斯先生说：“慢慢来，孩子。”


    “查尼尼。”


    抽完签之后，是一段很长的暂停时间，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暂停，直到撒玛斯先生把自己的纸签举到半空中，说：“好了，乡亲们。”这一刻，谁也不动，忽然，所有的纸签全部打开了。立刻，所有的女人抢着说：“是谁？”“是谁抽到了？”“是不是登巴他们？”“是不是华生家？”然后这些声音说出了，“是贺金森。是比尔。”“比尔·贺金森抽到了。”


    “快去告诉你爸爸。”登巴太太对大儿子说。


    人们开始东张西望地找贺金森家的人。比尔·贺金森静静地站着，低头看着手里的纸签。突然间，黛西·贺金森对着撒玛斯先生大声嚷嚷：“你没给他挑选纸签的时间，我看见了。不公平！”


    “愿赌服输啊，黛西！”戴拉克罗瓦太太喊着。格雷弗太太说：“我们大家机会都均等的呀。”


    “闭嘴，黛西。”比尔·贺金森说。


    “好，各位，”撒玛斯先生说，“刚才进行得很快，现在我们必须再加把劲，让这件事按时完成。”他翻看下一张名单。“比尔，”他说，“你是替贺金森家族抽的签。贺金森家族还有其他的户口吗？”


    “还有同恩和伊娃，”贺金森太太大吼，“让她们也来试试运气吧！”


    “女儿是跟着夫家抽的签，黛西，”撒玛斯先生温和地说，“这点你和大家都很清楚的。”


    “不公平。”黛西·贺金森说。


    “我不这么认为，乔，”比尔·贺金森有些过意不去，“我女儿跟着她夫家抽的签，很公平。我除了几个孩子没有其他亲属了。”


    “所以，为家族抽签的，是你，”撒玛斯先生做说明，“为家人抽签的，也是你。对不对？”


    “对。”比尔·贺金森说。


    “几个孩子，比尔？”撒玛斯先生郑重其事地问。


    “三个，”比尔·贺金森说，“小比尔、南西和最小的戴维。再就是我和黛西。”


    “好，”撒玛斯先生说，“哈里，你把他们的纸签都收回来了吗？”


    哈里·格雷弗先生点点头，举起那些纸签。“把它们放进箱子里，”撒玛斯先生下指示，“把比尔的那张也放进去。”


    “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来过，”贺金森太太尽量以最平静的语气说，“我就告诉你这不公平。你没给他足够的时间挑选，大家都看见的。”


    格雷弗先生挑出那五张纸签放进箱子里，其余的全都扔在了地上，阵阵吹拂的微风，带走了这些小纸片。


    “听我说，你们——”贺金森太太对着周围的人说。


    “准备好了吗，比尔？”撒玛斯先生问，比尔·贺金森朝他太太和孩子们飞快地瞄了一眼，点点头。


    “记住，”撒玛斯先生说，“拿着纸签，先别打开，等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之后才能打开看。哈里，你帮小戴维。”哈里·格雷弗先生牵起小男孩的手，男孩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向箱子。“从箱子里抽一张纸签出来，戴维，”撒玛斯先生说。“哈里，你帮他拿着。”哈里·格雷弗先生拉起孩子的手，从紧握的小拳头里把那张折拢的纸签取走，代他拿着，小戴维站在他旁边，疑惑地看着他。


    “下一个该南西。”撒玛斯先生说。南西十二岁，她整理一下裙子，走上去，优雅地从箱子里抽出纸签的时候，她几个要好同学的呼吸声都变得沉重起来。“小比尔。”撒玛斯先生说。小比尔，一张红脸，脚特别大，他上来抽签的时候差一点把箱子踢翻。“黛西。”撒玛斯先生说。她迟疑片刻，不服气地朝四周扫了一圈，抿着嘴唇走到箱子跟前。她抓起一张纸签，把它握在背后。


    “比尔。”撒玛斯先生说，比尔·贺金森把手伸进箱子里，四面摸了一下，最后，那张纸签跟着他的手一起出来了。


    人群静悄悄的。一个女孩很小声地说：“希望不要是南西。”这小小的声音竟然连最外围的人都听见了。


    “以前没有这样的，”华纳老爹摆明说，“以前的人没有这个搞法的。”


    “好了，”撒玛斯先生说，“现在打开纸签。哈里，小戴维的由你打开。”


    哈里·格雷弗先生打开纸签，他把签纸举高，一看到那张纸是空白的，人群里响起一片叹息声。南西和小比尔，两个人同时打开纸签，两个人都笑了，他们转身面对群众，把纸签举到头顶上。


    “黛西。”撒玛斯先生说。停顿了一会儿，撒玛斯先生看看比尔·贺金森，比尔打开他的纸签，出示给大家看。它是空白的。


    “是黛西，”撒玛斯先生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把她的签亮给我们看一下吧，比尔。”


    比尔·贺金森走到他太太面前，硬夺过她手里的纸签。纸签上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点，是撒玛斯先生前一晚在煤炭公司的办公室里用粗铅笔画上去的。比尔·贺金森举起纸签，人群开始骚动。


    “好了，乡亲们，”撒玛斯先生说，“我们赶快结束了吧。”


    村民们早已忘记了原来的仪式，也遗失了原来的黑箱子，但是大家仍旧记得要用石头。先前那些男孩子堆起的石堆已经准备好了；地上有石头，还有那些从箱子里抽出来，随风四散的碎纸片。戴拉克罗瓦太太捡起一块大到必须两只手才拿得动的石头，转向登巴太太。“来吧，”她说，“快点。”


    登巴太太两只手上捧的全是小石头，她喘着大气说：“我跑不动。你先过去，我会跟上来的。”


    孩子们都已经备好了石头，有人给了戴维·贺金森几颗小石子。


    黛西·贺金森现在站在一块空地的中央，村民们一步步地向她逼近，她绝望地伸出手。“不公平啊。”她说。一块石头击中了她半边脑袋。


    华纳老爹说：“上啊，上啊，大家。”史提·亚当斯在一群村民的最前面，格雷弗太太在他旁边。


    “这样不公平啊，这样不对啊！”贺金森太太尖叫着，于是他们扑了上来。


    注解：


    [1]　The New Republic，简称TNR，1914年开始发行的一本美国杂志。


    [2]　盐柱位于阿兹多玛，出自《圣经·创世记》第19章第26节：上帝开始摧毁罪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时，他派了两位天使力劝善人罗德和他的家人赶快离开，并警告他们逃跑时千万不可回头看。但罗德的妻子太好奇，她想知道这座是她故乡的城市到底会发生什么。在她回头看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一支盐柱。


    [3]　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与流行音乐作曲人。


    [4]　1945年7月，一架B—25轰炸机因浓雾撞击大厦北侧的第七十和八十层。


    [5]　Bensonhurst，属于布鲁克林自治区。


    [6]　Codeine，麻醉品，用作镇咳止痛之类的镇静剂。


    [7]　Samarkand，乌兹别克第二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