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士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

    随想录


    巴士卡尔（ise Pascal）是人类文化史上有数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在一般人的眼光里，无疑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深沉的神秘家；他有极清明极健全的机智，也有极敏锐的，近于病态的想象与感觉。


    他于一六二三年生于法国底克莱蒙菲朗（Clermont-Ferrand），自幼便对数学显出极浓厚的兴趣。他父亲，自己也是当时负盛名的数学家，因为看他身体过于羸弱，直到十二岁还极力避免他和数学接触，不独禁止他看数学书，并且在他面前绝口不谈数学。可是有一天，逼他父亲解释什么是数学之后，他竟自出心裁，立了许多定义和假设，找出欧克力德（Euclide）几何底三十二命题和它们底答案了。十六岁他写了一篇关于圆锥曲线（Sections coniques）的论文，使大哲学家笛卡尔惊赞不已。十八岁发明一种计算机。廿四岁他全家都做了那主张“原始的犯罪”和“靠天恩得救”的冉圣尼派（Jansenisme）底信徒。但是他仍继续他底科学研究。气压律、液体均衡律、算术三角形、公算法、水压机、转迹线原理等，便是这几年间发明或发现的。直到三十一岁那年，他在巴黎附近一道桥上堕车，几至丧命，竟奇迹似地得幸生还，才决定弃绝尘世，进冉圣尼派底修道院（Port Royal）刻苦修行，一方面更孜孜不倦地为卫道著述。他底健康自十八岁起便因为用脑过度而损坏，进修道院后的苦行与力作更使他底病体沉重下去。于是，经过了长期的不断的剧痛后，他终于一六六二年在巴黎逝世了。


    一个这么富于创造力的科学天才骤然皈依宗教，诚然是科学界一大损失；但文学史却因此增加两部不朽的杰作：《教长书简》（Lettres Provinciales）和《随想录》（Les Pensées）。《教长书简》是法国论辩文学中第一部杰作。当时冉圣尼派被那在政府上最得势的耶稣会（Jésuitisme）证为异端。巴士卡尔于是假托一个教长底名义，先后发表了十八封通信，一方面为自己的冉圣尼派辩护，一方面对耶稣会底理论和行事作猛烈的攻击。那热烈的辩证法，雄辩的讽刺和优美的文笔使这部书简超过了那产生它的偶然的场合，而达到一个绝对的普遍的价值，使我们现代的局外人读起来犹觉得一样兴奋，而且在好些方面得到极高度的教训。


    但是那真正的代表作，那和“巴士卡尔”这名字在读者底心里和口上像声之与响般不能分离的，却是那在他死后别人替他编订的《随想录》。巴氏晚年，曾专心要写一篇《基督教底辩护》（Apologie de Religion Chrétienne），为一般无神论者说法：从无神论者底立场说到自然宗教，从自然宗教说到基督教。但不幸——或者可以说幸而——他那短促的生命不许他完成底志愿，只留给我们许多思想底断片。我说“幸而”，因为如果这篇文章写成功，它那狭隘的结论会把它底兴趣、力量和范围缩小了，决不能如现在这般使我们百读不厌，使我们不断地沉思，默想和反省。


    这些零碎的思想何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呢？那是因为巴士卡尔以他底科学天才底精锐与准确，来发掘事物或现象底最内在的玄机，或跟踪它们那辉映于变幻无穷的自然界里的行为，直至思想底尽头。他那时而阴郁，时而兴奋，时而给信仰所燃烧或给希望所透射，又往往给它们一种抒情的、火热的、颤栗的表现。所以他底视线所及，无论是对人类景况底探究，对自然现象底观察，对思想本体底认识，甚或修辞集上的枝节问题，无不在我们眼前开辟无穷的境界，像摩西底杖般启发我们思想底源泉。


    《随想录》既然是后人所编订，它底版本和排列次序自然很分歧。最先是冉圣尼派修道院底选本，在他死后不久出版，不用说是经过删改的。以后差不多一世纪之久，虽然先后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出现，大部仍然以这本作根据。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哲学家古善（Victor Cousin）发现当时流行各版本和原稿相差太远，唤起大众底注意，大家才想到将这些断想底全部努力按照巴士卡尔写《基督教底辩护》原来的次序印出来。这努力一部分可以说是白费的，因为不独原稿纷乱万状，难以找出一贯的系统，其中还夹杂许多题外的思想和杂感。比较的善本，要推一八八〇年巴士卡尔学者赫威（Ernest Havet），尤其是最近巴黎大学</a>哲学教授彭树微克（Léon Brunschvicg）底两个编订本。现在就是根据后一本翻译的，注释则间或参证前者。


    说到注释，《随想录》实在给予我们两重的困难。这些片断的，有时简直是片言只字的思想，如果不把它们底前因后果弄清楚，对于陌生的读者会完全失掉意义；注释呢，又难免以个人主观的见解限制原文底丰富的暗示力，虽然注中许多场合完全是客观的。所以译者得先在这里声明：这里面的注释，如果有注释的地方，只是他读这书时在书页边随时写下的感想，而参照上述两个编订本底原注作成的。高明的读者，尽可以从这上面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原书很多。这里只先发表那比较容易发生兴趣的部分。


    廿四年九月三十日译者附识于北平


    几何学的头脑和精微的头脑底差异。——在于一个，原理是可捉摸的，但和日常的习惯远隔；所以我们很难把头转向这方面，因为不习惯的缘故；但是我们只要稍微转向这边，便把这些原理全看清楚；除非我们底头脑是个整个谬误的才会把这些粗到几乎不能遗漏的原理推论错了。


    但是在精微的脑里，原理是在日常习惯里和大家底眼前的；我们用不着转头来或勉强自己，而只是要有好眼，但眼色得要好，因为那些原理是这么精微和繁复，要不遗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而省了一个原理流失错误；所以，我们得有极清明的眼色去看见所有的原理，然后更有准确的头脑以免对那些已知的原理作谬误的推论。


    因此所有几何学的头脑就会成为精微的，如果他们有好眼色，因为他们不会对他们认识的原理作谬误的推论；而那些精微的头脑会成为几何学的，如果他们能够让他们底视线屈就那些几何学底不习惯的原理。


    许多精微的头脑所以不是几何学家，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不能转向几何学底原理；但是许多几何学所以不精微，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眼前的事物，而且既然习于几何学底清楚粗糙的原理，又习于把他们底原理看清和操纵熟之后才推论，他们于是迷失在精微的事物里，因为它们底原理不任他们这样操纵。我们几乎看见它们，我们感到它们其实多于看见；想要那些自己不感到的人感到它们实在非常困难；那是些那么微妙的事物，又这么繁复，我们得有一个极微妙的意识来感受它们，按照这感觉去正确地判断它们，但往往不能像在几何学般循序把它们表证出来，因为我们并不是这样地占有它们底原理，而企图这样做会是一件无穷尽的事。我们需要一眼就把全事看透，而不是由推论底逐渐演进，至少到某一程度是这样。所以几何学家具有精微的头脑，精致的头脑兼几何学家是很稀有的事，为的是几何学家们要从几何学底观点处理这些精微的事物，先从定义再从原理着手，以致闹出许多笑话，对于这种推论进行底方式不是这样的。这并非心灵不这样做；但它做时不声不响，自然而然并且没有规律，因为它底表理超过所有的人，而它底感觉只少数人能有。


    反之，那些精微的头脑，既然习惯了一望便下判断，他们觉得那么惊异——当人们对他们提出一些莫明其妙的命题，而且要进那里去他们得经过许多定义和原理，那么枯燥，他们并不惯去细细体认——他们竟灰心和厌恶起来。


    但是那些谬误的头脑永远不是精微的或几何学的。


    然则那些单是几何学家的几何学家有正确的头脑，但你得要用定义和原理把所有的事物解释清楚——否则他们就谬误而且不可忍受，因为他们只对于一些解释得很透彻的原理才正确。


    而那些单是精微的“精微的头脑”不能有耐心去跟踪那些他们从未看见过和完全离开习惯的纯理论和想象的事物直至它们最初的原理。


    （注）巴士卡尔在这断片里区别和分析人类心灵底两种基本倾向，或两种头脑：一种是逻辑的，几何学家便是其中最完全的典型，对于他们一切都应该是清明的，一切都可以依照一个严密的次序演绎出来；一种是直觉的，一任他们底机敏，他们底趣味，和他们底引导。这区别无疑地是基本的，只要我们不执着，以为这两向是各自属于两个人，两种属性，甚或——简单得可笑的见解——属于两个民族或两个地域的。我们任何人都同具这两种倾向，不过有强弱隐显之分罢了。而在精神活动底最高表理里，它们不独发展到同样的高度，并且要融成一体。宋许尹在他底《黄（山谷）陈（后山）诗集序》里曾经说过：“论画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难言；闻弦者可以数知，而至音难说。天下之理，涉于形名度数者可传也；其出于形名度数之表者，不可得而传也。”科学底适当境域，固然在那可传可循的形名度数或定义原则里，但是要有发明或创见，亦必定要有能够抓住那“它底表现超过所有的人，而它底感觉只少数人能有”的直觉。反之，文艺底极峰虽然常常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但也得要循着它底形名度数底途径——只有最善于依循途径的才能够把他底足印泯灭。姜白石说得好：“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


    那些习惯用情感来判断的人丝毫不了解推论底事物，因为他们首先要一眼看破，而不习于寻求原则。反之，那习惯用原则来推论的，丝毫不了解情感底事物，因为只在那上面寻求原则不能一眼看见。


    （注）这片断只是前一段底余波。不过有一点我们要认清楚的，就是巴士卡尔之所谓情感，并非一种非理性的官能，而是笛卡尔称为直觉的抓住物底统一与完整的直接视力。“一眼看破”这话便足以证明。


    几何学，精微。——真正的雄辩看不起雄辩，真正的道德看不起道德；就是说，判断力底道德看不起理性底道德，——前者是没有规律的。


    因为判断力是情感所属，正如科学属于理性一样。精微是判断力底事，几何学理性底事。


    看不起哲学，那才真是哲学。


    （注）蒙田：“一个古人人家责备他以哲学为职业，因为他对于哲学并不重视，答道：这样才是真正的哲学。”——直觉或“判断力”与推论或“理性”底对立在这断片里愈益明显；判断力变成了生命与真理的情感，推论却滞留在“人工的”和“抽象的”里头。在雄辩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在道德上苦行学派底僻论还有别的东西，在哲学上经院派底三段论式或笛卡尔定理以外还有别的东西；这别的东西就是一个对于现实的深沉而且复杂的直觉。


    那些没有标准去判断一件作品的人比起其他的人正如那些没有时表的对于其他的人一样。一个说：有两小时了；另一个说：只有三刻钟。我看看表，我对一个说：你觉得无聊啦；对另一个说：时间于你并不拖久呀；因为刚好有一小时半。——我也不去理会那些说我觉得时间走得太慢和根据幻想来判断的人：他们并不知道我按照我底时表判断呢。


    （注）这时表象征那应该用来判断心灵底作品的标准；不过巴士卡尔在别处承认理性并不能供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标准，我们得要回到情感那里，而情感自身又是无标准的。而且，事实上，时表只量度一个与我们无涉的理想时间罢了；“绵延”（durée）才是理实，无聊便觉得长久，快乐便觉得短呢。


    一个人越有思想，发现有个性的人越多；一般俗人是分辨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


    （注）这思想含义最富。光是应用到文艺一方面，便说中了欣赏与批评一个平凡的，但是无论如何都说不够的基本原则。我从前曾经说过（见商务版《诗与真》七〇页）：


    真正的文艺欣赏原是作者与读者心灵间的默契，而文艺的微妙全在于说不出所以然的弦外之音。所以我们对于作品的感应，有情感上受了潜化而理智上还莫名其妙或不自觉的，有理智上经过别人指点得清清楚楚而情感上还是格格不相入的。巴士加尔说得好：“一个人越有思想，发现思想新颖的人越多；普通一般人是分辨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所以在读者底内心生活未能追踪，我并不说抗衡，作品所表现的以前，任你如何苦口婆心去说法也枉然，正如苏东坡</a>《日喻》里的眇者，喻盘喻烛，徒足以增加他底迷惘而已。


    不幸一般读者，尤其是那些以批评家或鉴赏家自命的人，对着当前的作品，很少不取居高临下的态度，视自己为百无一失的尺度；甚或吹毛求疵，以表自己的高不可攀。殊不知心存挑剔，已经截断那为一般理解与欣赏的基础的物我之间的同情之流；何况作者底命意与艺术，往往超过我们自己的素养与理解力呢！


    从积极方面说：一个人底修深，愈容易从别人那里，无论他本身怎么平凡，得到丰富的启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正是深于道德与学术修养的孔老夫子底衷心自白。因为，正如巴士卡尔在他底《论说术》（L’Art de Persuader）一文里说的，“某人说了一句话，但自己不知道它底妙处，另一人却从那里听出连篇奇妙的推论来……”


    当我们要责备得有用处，对别人指出他底错误，我们得要观察他从哪一方面看这件事，因为从那方面看它通常是真的，对他承认这真理，然后把它所以错的一方面指给他看。他便觉得满意，因为他知道他并不错误，不过没有看到各方面罢了；而人见不尽不切是不会生气的，但不甘心做错；这或者由于人自然不能见尽一切，并且自然不能在他所审视的那方面做错；比方官能底体会永远是真的。


    以上初刊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我们为自己所找到的理由大抵比为别人所想出的理由更有说服力。


    当一篇文章很自然描写一种热情或一个印象的时候，我们在自己里面发现我们所听到的事物底真理，那是我们此前所不曾发觉的，于是我们便对那令我们感到它的人油然生爱慕之心；因为他显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财宝，而是我们底；因而这恩惠令我们觉得他可爱，不独我们和他同具的共通机智必然地使我们底心倾向爱他。


    别说我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材料底布置是新的，打网球的时候，两人所击的同是一个球，不过一个安放得好些。


    我宁愿你们说我用旧字。仿佛同样的思想不因不同的组织而成为另一篇文章，和同样的字因排列不同而成为别的思想似的！


    （注）这断片不仅是巴士卡尔对于他抄袭蒙田底文章的辩解（我们都知道，蒙田底《论文集》几乎等于巴氏底《世间的圣经》，他在这《随想录》里描写人性的时候，不独大部分采用蒙田底思想，还常常蹈袭他底字句），并且根本解决了文艺创作上极纠纷的剽窃问题。


    “太阳底下无新事”，想在作品中有十全的独创是不可能的。几个最伟大的作家如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等，他们底作品中许多至理名言往往采自蒙田底《论文集》——近代欧洲文学底一个大宝殿——这已不是少数专门学者秘密；就是蒙田自己也很坦白地承认，“如果要用刀把他假借别人的地方统统削去，全部书恐怕都要被抹掉。”然则他们何以能保持他们至高的地位呢？一般剽窃者和他们底分界何在呢？巴士卡尔这思想给我们一个直截了当的彻底答复：看你善于安排或运用与否。我在上面引述的《论说术》里的一段话很可以作注解：“我要问那些公正的人，究竟这原理：‘物质天然是绝对不能思想的’，和这个：‘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底心灵里和在那一千二百年前已经说过同样的话的圣何渠斯丁底心灵里是否一样……某人说了一句话，自己不知道它底妙处，另一个却听出连篇奇妙的推论来，因而令我们大胆断定已经不是同一句话，而且他无负于那说这话的人，正如一棵繁茂的树并不属于那无意中把种子撒在沃土上的人一样。同一的思想在另一个人里面生长得和在原著者里完全不同：在原来的田里是枯瘠的，移植后却茂盛起来。”


    其实巴士卡尔这想法也不是完全新颖的，和他底许多思想一样，我们已经在蒙田底论文里找出它底根苗了：“别注意我底取材，但注意我给它们的形式：看我在借来的东西里会不会选择那可以增益我底本意的方法；因为我借用别人底话并非用来领导我，而是跟随我……”


    差不多在巴士卡尔一世纪后，歌德为他底《浮士德》辩护也肯定地说：“这里面所有的，都是我底。从生活或从书本取来并无甚关系。对于我只有一件事：善用它们。”


    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伟大天才底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底借贷能力。这世界大市场底一切——无论天然的或人为的——我们都可以自由借用。不过有一个条件：我们得像《圣经》里那善而忠的仆人般获两倍或三倍的利息。至于那些愚拙或懒惰的，则无能力用自己的金钱来偿还他所负的债，自然无权向别人借贷了。


    字因排列不同而具不同的意义；意义因排列不同而具不同的效力。


    那些强迫字去做排偶的人和那些为匀称而设假窗的人相同；他们底规律并非要说得正确，而是要构造些正确的格式。


    （注）这断片骤看来似乎只涉及修辞学上的排偶问题，其实更道破了思想界一个大谬误底根源。由于精神上的懒惰或透视力底薄弱，我们心灵对于研究底对象往往不肯，或不能，深入问题底核心，作精深缜密的探讨，而以一些醒目的空洞的对照公式矜矜自喜；用简单的概念替代复杂的内容，或拈一二轻微的现象来说明空泛的概念。最显著切近的例便是那最时髦的东西文化问题。所谓“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所谓“汽车文明与人力车文明”，还有什么“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都是些显然动听不过的公式，但不幸同时都不免陷于巴士卡尔所谓“为匀称而设假窗”的谬误。因为“东西”只是两个为着地理上称谓方便而设的简单的名词，“文化”却代表无数的个人用以应付环境，不，超越环境的刻刻变化的多方面的心灵努力底总和。用两个空洞固定的名词来概括无数流动复杂的精神活动，认地域上的对照为生活其中的民族性底对照：其可笑的程度不超过那把南北两极来代表铄石流金与冰天雪地的人吗？


    这并非说我们在思想上要摒绝排偶。许多名词或观念底存在理由就完全建设在对照上面：真与假，善与恶，是与非……都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就是这些空泛渺茫、不着边际的对照名词，如东与西，精神与物质，唯物与唯心等，有时为了行文或称谓的方便，未尝不可以偶一采用，但我们得首先把它们从它们底凝结的定义解放出来，加以精密的限制或修饰，以增加它们底准确和弹力。


    当我们看见自然的风格的时候，我们不胜惊讶和喜悦，因为我们只期望看见一个作家，却找着一个人。反之那些趣味高尚的看见一本书便以为找着一个人，却很诧异地去找着一个作家：Plus poetice quam humane locutos es（你以诗人底资格多于以人底资格说话）。这些人可谓是自然底光荣，因为它可说及一切，甚至神学。


    （注）蒙田曾经说过：“如果我是行家，我会将艺术自然化，正像他们将自然艺术化一样。”巴士卡尔在这断片里发表他对于文学作品评价底标准。对于他，艺术底极致是自然和亲切——自然和亲切到似乎是人与人底密谈，而非读者与作家间的访问。在一意识上，巴士卡尔这思想是极精辟确切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种是完全脱离作者而独立的，做到极处，使读者看不见人，也忘了作家，单是作品底自身便可以自足。荷马底史诗，莎翁底剧本，嚣俄底《历代的故事》，《红楼梦</a>》等都是属于这一种。


    以上初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有某种美底典型是寓于我们底天性（无论强或弱）和那使我们悦意的事物间的某种关系上的。


    一切符合这典型的事物都使我们喜悦：如屋宇、歌曲、辞令、诗文、妇女、禽鸟、河流、树木、房子、衣服等。一切不照这典型造成的都使那些趣味高尚的人厌恶。


    而且，正如那照这典型构造的一座房子和一首歌之间有一个完整的关系，因为它们都和这唯一的典型相像，虽然各自依照它底种属：同样，在那些依照丑恶的典型造成的事物之间亦有一个完整的关系。这并非由于只有一个丑恶的典型，因为它们多到无限；不过，譬如每首坏的十四行诗，无论是否依照那种谬误的典型作成的，必定和一个依照这典型装饰的女人相仿佛。


    想知道一首谬误的十四行诗可笑到什么程度，最好的方法就是先体察它底性质和典型，然后再想象一个符合这典型的女人或一座房子。


    （注）从“主”底立场说，我们底自我或人格，无论表现于哪方面，都有一定的风范和一贯的色彩，所以我们底判断力或趣味，无论应用到哪种事物上，也是一致的。从“客”底立场说，一切事物之间，从最大到最小，从一朵花到一首诗，从一首歌到一片风景，都有一种深沉的密契，所以我们可以在极不类似的事物中找到或表现同一种的美。梵乐希底《建筑家》里有一段美妙的文章很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思想。是梭格拉底底门生斐特儿对他叙述建筑家欧巴林诺士（Eupalinos）和他自己的谈话：


    ——听罢，斐特儿，（他继续说），那座离这里不远的小庙宇，我为赫尔默士（Hermes）神建造的，如果你知道它对于我代表什么东西！——并无什么稀奇：四条圆柱，一个极纯朴的风格，——我却在那上面融化了我生命中一个明媚日子底记忆。啊，温甜的变化！这座玲珑的庙宇，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我曾经很幸福地爱过的一个哥林多少女底数学的塑像。它把那少女底体态底特殊比例很忠实地重现出来。它为我活着！它把我赐给它的还我……


    ——所以它具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妩媚，（我对他说）。我们在那上面很亲切地感到一个少女底风姿，一个妇人底初开的花朵，一颗迷人的灵魂底和谐。它依稀地唤醒一个不能达到终点的回忆；并且这影像底开端，你占有它底完美的，继续在刺激和颠倒我们底灵魂。你知道如果我完全放任我底思想的话，我要把它比拟一曲复杂箫声的婚礼的喜歌呢……


    以上初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我们用来证明其他事物的例，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例，我们就会又用其他事物为例；因为，我们常常都以为难处在我们所要证明的事物上，于是便觉得例比较清楚和可以帮助我们说明。


    譬如，当我们要说明一件普通的事物时候，我们就得举出一个实例底特殊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要说明一个特殊的实例，我们就得从普通的规律着手。因为，我们总觉得要证明事是难解的，用来作证的事物是清楚的；因为，我们要说明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先自充满了一个这样的想象：“这事是难解的”，而，反之，“那要作证的事是清楚的”，所以我们便很容易了解它。


    当一篇文章里有许多重复的字，而我们试去修改的时候，发觉它们这么恰当，如果改掉必定会把那篇文章弄坏，我们就得保留它们，因为这就是它们不可改的明证；我们也用不着理会妒忌者底挑剔（译者按，这句原文甚晦，译文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他们是盲的，他们不知道这重复在这处并不是错误；因为并没有普通的规律。


    同一的意义随着那表现它的文字而改变。意义从文字取得它们底尊严，而不是把尊严加给文字。得找些例子……


    （注）这断片是上面那“字因排列不同而具不同的意义……”一段底反面，可以互相发明。这里已经不是字改变它底意义，而是意义受字底支配。


    并非在蒙田里面，而是在我里面，我找着我从那上面看见的一切。


    （注）这可以补充我们上面所说的关于剽窃的一段话。巴士卡尔在这里其实也不过应用蒙田自己的意思而已。蒙田说：“真理与理性是大众所共具的，属于那先说出来的人并不多于那引用的人，也不是根据柏拉图多于根据我自己，既然他和我一样地看见和了解它。”


    两无限，中庸</a>。——我们读得太快或太慢，都不能领略什么。


    以上初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