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濑舟

    （高濑舟缘起）


    森鸥外


    1862—1922


    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本名林太郎。东京大学</a>医学部毕业。1884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发表译诗集《面影》，创刊《堰水栅草纸》，发表小说《舞姬》。主要作品有《雁》《山椒大夫》《涩江抽斋》等，译作有《即兴诗人》《浮士德》等。此篇发表于1916年的《中央公论》。


    高濑舟是来往于京都高濑川上的小船。德川时代，京都的罪犯被判处流放孤岛之刑，允许亲属探监，与犯人道别。之后乘坐高濑舟押送到大阪。押解罪犯的是京都町奉行属下的同心[1]。按照惯例，同心同意罪犯的一个主要亲属同船前往大阪。这种做法没有报批，即所谓的睁一眼闭一眼，算是默许。


    当时被判流放孤岛者，自然都是重案犯，但其中大多并非为劫盗而杀人放火的狰狞凶恶之徒。乘坐高濑舟的罪犯，大多数是一时糊涂而作奸犯科之人。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如当时所谓“相对死”的殉情，男的杀了女的，自己却没有死成，诸如此类。


    高濑舟搭载着这些罪犯，在寺院晚钟敲响的黄昏时分出发，两岸是京都街道上鳞次栉比的黑乎乎的民房，一路往东，横穿加茂川，向下游驶去。犯人和亲属往往彻夜长谈，诉说身世经历，而且总是没完没了地说着后悔莫及、无法挽回的话。负责押解罪犯的同心在一旁听了他们的对话，能够详细了解犯人家庭的悲惨境遇。这是那些只在町奉行所听表面上的口供、在官署看供词的官员做梦也想象不到的惨境。


    同是同心，其性格也因人而异。有的冷漠，一听他们说话就觉得厌烦，恨不得捂上耳朵；有的对他们的可怜身世感同身受，却碍于职务关系，不能形诸颜色，只能默不作声，暗地痛心；更有心软泪浅的同心，如果负责押送身世极其凄惨的罪犯及亲属，则会情不自禁地一掬同情之泪。


    于是，町奉行所的同心们都觉得高濑舟的押送是一件苦差事，没人喜欢。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了，大概是白河乐翁侯[2]在江户执政的宽政年间吧。智恩院的樱花随着暮钟落英缤纷的春暮时分，一个前所未有的罕见的罪犯被带进高濑舟。


    他名叫喜助，大约三十岁，居无定所。关押期间无人探监，所以就他一个人上船。


    奉命押送的同心羽田庄兵卫只知道这个喜助是杀害弟弟的罪犯。刚才将他从牢房带到栈桥来的时候，这个面黄肌瘦的喜助非常老实、顺从，对自己这个幕府的官员毕恭毕敬，凡事不敢违抗。而且这绝非犯人中常见的那种佯装温顺、讨好权势的态度。


    庄兵卫觉得奇怪，上船后不仅仅出于押解的职责进行监视，还一直细心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那一天傍晚，风停了。满天薄云，月色朦胧。入夜，夏天的热气终于袭来，仿佛在两岸的泥土与河床上化为雾霭升腾起来。高濑舟驶离下京，穿过加茂川以后，周围静寂无声，只有船头推开水面的哗哗声。


    夜间行船，允许犯人睡觉，但喜助没有躺下来，只是仰望随着云层薄厚而时明时暗的月亮，默不作声。他额头明亮，眼睛泛着微光。


    虽然庄兵卫没有正面盯着他看，但目光始终没离开他的脸，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人真怪……因为喜助这张脸，无论横看还是竖看，总显得十分开心。看他这样子，要不是顾虑到幕府官员在身边，准会吹口哨或者哼小曲什么的。


    庄兵卫心想，自己在高濑舟上押送犯人都不知道多少回了，但几乎所有的犯人都是一副目不忍睹的可怜样。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像乘船游山逛水的样子。听说他的罪行是杀弟。即便弟弟是个恶徒，也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杀害他，就人之常情而言，心里也不会是痛快的。这个面黄肌瘦的家伙，难道是毫无人性的世所罕见的大恶棍吗？说不定他发疯了吧？不，没有。他的言行举止都很正常，合乎情理。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庄兵卫越想越觉得喜助的态度无法理解。


    过了一会儿，庄兵卫实在忍不住，开口问道：“喜助，你在想什么呢？”


    “是。”喜助答应一声，然后环顾四周，似乎担心官员要盘问自己的什么事，便端正坐姿，看着庄兵卫的脸色。


    庄兵卫觉得自己必须向他说明突然发问的动机，让他明白这与职务无关的谈话的缘由，于是说道：“噢，我只是随便问问。其实嘛，我一直想知道你前往孤岛的心情。我用这条船把很多人送到岛上去。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所有人都对被流放到孤岛悲痛伤心，与送行的家人彻夜相对而泣。可是看你，对上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喜助微微一笑，说道：“谢谢您对我关心的好意。对别人来说，去离岛的确是痛苦难当的事，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那是因为他们都在世间享受过。京都是个好地方，但是我在这个好地方所受过的苦，让我将来无论走到哪里恐怕都不在话下。官府慈悲为怀，饶我一命，把我送到岛上去。即使岛屿多么荒凉艰苦，总不是妖魔鬼怪的巢穴吧。我从来就没有一处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这一次官府命我上岛待着，能够在官府命我待着的地方安稳定居，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虽然我的身体比较虚弱，但从未得病，所以上岛以后，无论多苦多累的活都累不垮我。而且，这次上岛，还发给我二百文钱，在这儿呢。”说着，喜助用手按了按胸前。按当时的规定，给每个流放孤岛的犯人发二百文钱。


    喜助继续说道：“说起来真的很难为情，我身上从来就没有过二百文钱。我到处奔波，找活干。无论什么活，都不怕苦不怕累，玩命干。但到手的工钱总是右手进左手出，要还债。只有手头宽裕的时候才能用现钱买东西吃，基本上都是还旧账借新债。进了班房，不干活还能吃上饭，这就让我觉得对官府过意不去。而且出狱的时候还给我二百文钱。如果以后照样吃官府的饭，那么就可以不花这二百文钱。我身上有自己的钱，这可是第一次啊。虽然不知道岛上有什么活，但我打算把这二百文钱作为在岛上经营的本钱。”


    庄兵卫只是随口“嗯，是嘛”地应和，因为听到的这些话实在出乎意外，一时无话应对，便默然思考起来。


    庄兵卫差不多步入老年了，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孩子，老母亲健在，是个七口之家。平时生活节俭，甚至到了让人感觉吝啬的地步。衣服除了工作制服外，只剩下一件睡袍。不幸的是，妻子是富商的女儿。虽然她也想依靠丈夫的俸禄过日子，但从小就在富裕的家庭里娇生惯养，无论如何也无法习惯紧衣缩食的生活。往往一到月底，就出现亏空，于是她偷偷从娘家拿钱补贴上，因为丈夫非常讨厌向人借钱。但这件事最终也瞒不过丈夫。本来平时每逢五节[3]，娘家会送东西来，还有孩子的七五三[4]，娘家也会送来礼物，这些已经让庄兵卫过意不去，结果发现还拿娘家的钱填补自己家庭开支的亏空，自然不会有好脸色。一向风平浪静的羽田家时常发生一些风波，其因皆源于此。


    庄兵卫听了喜助的诉说，把他与自己的状况进行比较。喜助干活拿了工钱，是右手进左手出。这样的境遇十分可怜，令人同情。但回头看看自己，和他之间又有多少差别呢？自己不也是右手拿进官府发给的俸禄，左手就交给别人吗？自己和喜助之间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喜助还有让他极度珍惜的二百文钱的储蓄，而自己没有。


    换位思考的话，怪不得喜助将这区区二百文钱视为一笔储蓄，满心高兴。自己可以理解他的喜悦心情，但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是喜助这个人的无欲和知足。


    喜助为找工作疲于奔命，只要有活干，他会不辞辛劳，卖力苦干，能够勉强糊口就心满意足。入狱以后，吃到以前从未吃过的东西，仿佛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感觉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满足。


    庄兵卫通过换位思考，终于发现自己和喜助的差距过于悬殊。一家人靠自己的俸禄过日子，虽然有时入不敷出，但基本上收支平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而且对这种生活几乎没有满足感，既没有幸福感，也没有不幸之感。然而心底难免忧虑：要是这官府的差事被罢免，该怎么办？万一得了大病，该怎么办？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每当知道妻子从娘家拿钱回来补贴家用的时候，这种忧虑恐惧就会从潜意识里抬起头来。


    那么，这悬殊的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表面上看，喜助独自一人，无牵无挂，而自己有家有口。当然可以把原因归咎到这上面，但其实是自欺欺人。即使自己同样是孤身一人，似乎也不会有喜助那样的心态。庄兵卫觉得，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庄兵卫只是笼统含糊地思考人生。人生了病，就想没病那该多好。饔飧不继，就想一日三餐那该多好。当没有未雨绸缪的积蓄时，就想有点积蓄该多好。有了积蓄，就想这积蓄越多越好。如此一个接一个地考虑下去，没有尽头，不知止步。庄兵卫发现，止步于人生欲求的正是眼前这个喜助。


    庄兵卫忽然睁开惊异的眼睛看着喜助，感觉正仰望天空的喜助头顶放射出毫光。


    庄兵卫盯着喜助，叫了一声：“喜助先生。”这“先生”倒不是庄兵卫有意识地改变称呼。话从嘴里说出来，再返回自己的耳朵，庄兵卫发现这样称呼他不妥，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是。”喜助似乎也对“先生”这个称呼感到疑惑，提心吊胆地看着对方的表情。


    庄兵卫掩饰有点尴尬的神色，说道：“可能你觉得我打听的事情太多，你发配到离岛，是因为杀人。能不能把事情的缘由告诉我？”


    喜助诚惶诚恐地回答道：“是的。”接着小声地开始叙述：“实在是一时糊涂，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来，后悔莫及。后来回想起来，怎么竟然那么干，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完全是昏了头。小时候，双亲死于瘟疫，剩下我和弟弟两个人。村里人看我们，就像自家屋檐下的小狗一样可怜，给予照顾关爱。我们也在村里跑跑腿，干点杂活，总算没有挨饿受冻，活了下来。逐渐长大以后，我们出去揽活，也是尽量不分开，互相关照，相依为命。


    “那是去年秋天，我和弟弟一起去西阵的一家丝织厂干活，操作空引机[5]。可是过不多久，弟弟得病，无法干活。当时我们住在北山的一间窝棚里，每天要过纸屋川桥去上班。天黑以后，我买点吃的带回去。弟弟一直等着我，对我一个人干活养他很是过意不去，老说对不起、对不起。


    “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回来，看见弟弟趴在被子上，周围都是血。我吓坏了，把手里的竹皮包[6]还有别的东西一扔，到他身边，问：‘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弟弟抬起头看着我，他脸色煞白，从脸颊到下巴鲜血淋漓，已经无法张口说话。他喘一口气，伤口就随之发出咻咻的声音。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问：‘你怎么啦？是吐血了吗？’正要挨近他身旁，弟弟右手撑着床铺，把身子稍稍支起来，左手使劲按住下巴，黑色的血块从他的指缝间渗出来。弟弟用目光示意我不要靠近他，然后勉强开口说道：‘对不起，原谅我吧。反正这病好不了，我想早点死，这样哥哥你也稍微松快些。本以为割断喉管，就会马上死去，没想到只是漏气，没死成。我想应该割得深一点，便使劲往里按，结果刀偏向一边去了。刀刃好像没坏，如果你把它拔出来，我就死成了。我这样说话特别痛苦，你就帮我拔出来吧！’弟弟松开了左手，气又从伤口漏出来。


    “我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默默地看着弟弟喉咙的伤口。看来他是右手拿着剃刀，横切喉管，但没有死成，于是又把剃刀深深地扎进去。伤口外面露出大约两寸的刀把。见此景象，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看着他。弟弟也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好不容易说道：‘你等着，我去喊大夫来。’弟弟似乎流露出抱怨的眼神，又用左手紧紧按住喉咙，说：‘大夫也没用。啊啊，疼！快点拔掉！求你了！’我不知所措，只是看着他的脸。这种时候简直不可思议，眼睛竟然会说话。弟弟的眼睛怨恨地看着我，仿佛催促我‘快动手！快动手啊！’。我感觉车轮在脑子里不停地旋转。弟弟严厉的眼神还在催促，那眼神逐渐变得凶狠起来，像是对仇敌怒目而视那样凶残冷酷。这时，我终于明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说：‘没办法，我这就给你拔了。’弟弟的眼神顿时变得明亮起来，似乎还有些高兴的样子。我想必须干得干脆利落，于是膝盖跪地，探出身体。弟弟放开撑在被子上的右手，换成按在喉咙上的左手撑着被子，躺下来。我攥紧剃刀的刀把，一下子拔出来。


    “就在这时，邻居老太婆打开我家的前门走进来。我委托这个老太婆在平时我不在家的时候照顾弟弟吃药什么的。当时屋子里相当黑暗，不知道她都看见什么了，只听她啊了一声，慌慌张张跑出去，门也没关。虽然我十分注意拔刀的时候要快要直，但拔出来的手感，觉得割断了一处原先没有割断的地方。因为刀刃朝外，所以大概割断了外面的部位。我手持剃刀，呆呆地看着老太婆走进来又跑出去。待我回过神再看弟弟，他已经断气。伤口大量出血。我把剃刀放在一边，凝视着眼睛半睁半闭的弟弟的脸。接着村官员进来，把我带去村公所。”


    喜助讲述的时候，略微抬头，看着庄兵卫的脸。讲完以后，目光落在膝盖上。


    喜助的讲述条理清晰，甚至可以说条理过于清晰。大概因为在这半年时间里，他无数次地回忆当时的情景，同时是在村公所的盘问、町奉行所的审讯中小心谨慎地梳理回答的结果。


    庄兵卫听其叙述，有身临其境之感。喜助讲到一半时，庄兵卫就产生疑问：这能说是杀害弟弟吗？这能说是杀人吗？听到最后，他还是无法解开疑惑。弟弟对喜助说“拔掉剃刀，我就会死去，你帮我拔掉剃刀吧”，所以，喜助拔掉剃刀让弟弟死去。这个行为被断定为杀人。但是如果不拔剃刀，弟弟也会死的。弟弟之所以说希望快点死，是因为无法忍受痛苦。喜助不忍心弟弟受痛苦的折磨，想把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才结束其生命。这是犯罪吗？杀人无疑是犯罪。但如果是为了把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这也是犯罪吗？他疑团纠结，百思不得其解。


    思来想去，庄兵卫认为还是交给上面去判断吧，自己只能听从权威的意见。他决定将奉行大人的判断作为自己的判断。但即便这么想，庄兵卫心里还是有无法释怀之处，那只好当面向奉行大人请教。


    月色朦胧夜渐深，高濑舟载着沉默不语的两人，在黑黝黝的水面上滑行。


    * * *


    [1]江户时代幕府的下级官员，负责警察、总务等工作。


    [2]即松平定信（1758—1829），江户时代的大名、政治家。陆奥国白河藩第三代藩主。


    [3]指正月七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女儿节、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九月九日的重阳。


    [4]每年十一月十五日，三岁、五岁的男孩和三岁、七岁的女孩前往神社或寺庙参拜。


    [5]引进提花机之前的主要花纹纺织机，须两人共同进行操作。


    [6]竹子皮包裹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