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贝尔先生

3个月前 作者: 夏目漱石
    从树叶之间能看到高高的窗,从那窗户的一角看见了凯贝尔先生的头。他旁边升起深蓝色的烟。我对安倍君说那是老师在吸卷烟呢。


    上次路过这里是什么时候,已经忘了。今天一看,情况有了大大的变化。甲武线崖上的家家户户都重新翻盖了房子自然焕然一新、实在漂亮。不论哪一家都足以表现出和现代日本财富的威力关系密切的门楣。其中只有老师的住房好像为了纪念过去一般,古色苍然孤零零地留在原来的地方。先生一钻进这古老的书斋就很少到外面去。


    我和安倍君在先生的引导之下,登上那什么都不铺的梯子,在微暗中爬上去,然后走进楼上靠右边的书房。老先生让我坐在他一直坐的,从窗房露出脑袋的那地方的椅子上。这时,我借助从外面照进来的将近傍晚的阳光,才仔细看了看先生的面孔。先生那张脸和过去相比没什么变化。先生说他今年六十三了。我进研究生院的那年听过先生的美学课。我记得那是先生来日本之后头一次开的课。先生从那时候起就是这副面貌。如果问他:“先生到日本以来已经有二十年了吧?”他一定回答说:“不到,不到,准确地说也就十八年吧!”先生的头发和胡子如果用英语形容,那就是anburn(全褐色)的,有一点浅棕色,而且像普通西洋人那样非常细、柔软,所以,即使生出一点白发,也不显眼。即使如此,血色仍和从前一样。其次,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在日本生活了十八年之久的老人物。


    先生的容貌看起来永远是那么水水灵灵的,大相径庭的是先生的书房却是老气横秋,一派衰败之气。洋文书籍照例比汉文、日文书籍更讲究装饰,从书脊上就能看到它对那门学问或者艺术极尽张扬之能事,单凭这种装饰就能使人想起那学问、艺术的高贵,可是他这书房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又老又大的书桌,褪了色的椅子,所幸四条腿不缺。有火柴、烟(埃及烟草)和烟灰碟。我边吸着埃及烟边和先生聊天。但是在他领着我出了房间去食堂吃饭之前,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老先生书房里究竟有什么藏书,如何收藏的。


    不仅那些鲜艳的烫金书脊和红的绿的封面没有刺激我的眼睛,甚至那纯洁的白色,也始终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先生的饭桌上,即使欧洲人认为必不可少的白色桌布也没有铺,代替它的是块印花布。而且,那块花布却和直到最近还存放在我家,给他女儿做新婚被面的料子相同。坐在这餐桌前的先生,衬衫没有挂上领子,更谈不到打领带了。细条纹绉纱的衬衣上面,极其随便地穿了一件赭色的薄薄西装上衣。开头就不要拘泥形式,可是我想到,话虽如此,可无论如何也别有失体统,所以我就换上白衬衣、系上白领带,穿上一套蓝西装。老先生看了我身着正装就说,连你都穿上正装,我这套打扮可就……他头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正装两个字就刺痛着我,不错,如果凡是手腕、脖子穿的全是洗得白白的东西就算正装,那么,我穿的就远比先生正装了。


    我问先生,您一个人了,是不是感到寂寞?先生回答说一点也不寂寞。我问他您想不想回西方去,他说,他并不十分喜欢西洋。但是,日本没有演奏会、剧院、图书馆、绘画馆,所以感到十分困难,他说深感不便的就是这些。我问他,请一年假回去一趟如何?我这么一督促,他说,那当然能做到,但是,我不喜欢那么干。我如果有朝一日离开日本,那就是永久离开。决不会再次回来。


    先生就是这样对他的故乡毫无怀念思慕之情,然而也未必有厌烦日本的想法。先生的生活就像被扔在烟尘遍地的穷乡陋巷之中的希腊雕像,但是它却有血有肉。尽管在杂沓之中自己不能不为之所动,然而他是沉静的。先生鞋底踏在石板上的时候,那鞋底钉总不把石头碰响。先生像公元前半岛的人一样,穿着柔软的皮制拖鞋,规规矩矩地在电车旁边走。


    先生从前养过乌鸦。那些乌鸦来自何处可不知道,只知道他到时候喂食。听人谈过先生和乌鸦有奇妙的因缘。把这两件事放在头脑里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情绪。我很早以前曾看见过,先生在大学</a>图书馆里,从书架上把爱伦·坡(1)的全集全拉下来。先生说过,他既喜欢爱伦·坡也喜欢霍夫曼(2)。这天晚上我想起那只乌鸦,问那只乌鸦怎么了,先生说死了,是冻死的,寒冷的夜晚站在树枝上,第二天就死了。


    谈起乌鸦来顺便也就谈起了蝙蝠。因为安倍君说,蝙蝠是怀疑的鸟,反问他为什么说它是怀疑的鸟,他回答说因为天色暗下来之后它就出来飞,这简直是谜一般的回答。我说我很喜欢蝙蝠的翅膀。先生说那是恶魔的翅膀。不错,画上的恶魔总是肋下长着一副蝙蝠那样的翅膀。


    这时从傍晚的窗户传进来尖锐的声音,围桌而坐的四个人侧耳倾听了一阵。我问老先生,这叫声是不是使你联想起意大利的什么声音。因为在这之前不久他说过蜥蜴很美,我问他这会不会使你联想起清丽澄明的意大利天空?他说一点儿也不错。不过有的时候他脖子会稍微歪一歪说:“啊,那不像意大利的,我记得在意大利从来没听到过。”


    我在炎热的都城里,被错误地指定在一所古老的宅子里和大家谈话,我安安静静地谈了这些话,然后谈了菊花、山茶和铃兰,也谈了水果。把水果之中香味最大、来自遥远国度的柠檬挤出的汁兑水喝。还喝了咖啡。先生说,所有的饮料之中,最喜欢也最好喝的就是咖啡。后来,安安静静的半夜里,我和安倍君两个人就溜了出去。


    自从看不见演奏会上先生那兴高采烈的面孔以来,已经好久了。据说,先生来日本之后,绝口不提他弹过钢琴。他就是这样憎恶浮夸和显摆。所以,他谢绝了一切演奏会,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高兴的时候才坐在钢琴前,演奏一曲给自己听。其余的时间便是读书。


    到文科大学一打听谁是这里人格最高尚的教授,一百名学生就有九十个人提到为数不多的日本教授的名字,然而在提这些名字之前一定首先回答的是封·凯贝尔先生。受到许多学生尊敬的先生,对于日本学生始终不渝地关爱备至,十八年的漫长时间,一直讲授哲学。先生早就想离开索然的日本而去,但直到现在仍然没走,实际上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这群日本学生。


    京都的深田教授在先生家里暂住的时候,总是对我说,方便的时候到我家里来吃晚饭,可是四年多了我却一直没去。好不容易践约,同安倍君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就想,从现在算起,先生在日本打算再呆多久?当我想到他说的他一旦离开日本一定不再回来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爱伦·坡的“no more(再没有了)、never more(决不再来了)”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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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爱伦·坡(Edgar An,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2) 霍夫曼(Hoffmam,1766—1822),德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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