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最后的旅程

    11月初的时候马科斯·莫克斯从汉堡寄过一张明信片。这个年轻的水手是寄给他的妈妈莫克斯太太的。莫克斯太太住在老城中间一个有两间卧室的房子里，和她一起住的还有她的小儿子弗里德尔。她的“大男孩”很少写信。莫克斯太太拿着那张五颜六色的明信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把它递给小儿子。


    “尽说傻话！‘下个星期我们这只大铁桶就要远航去纽约了，我也会去。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开心。我出门已经好几个月了，一直在这个大兔笼子里关着。但是我有一个可笑的感觉，这次是我最后一次出行！’”


    弗里德尔耸耸肩。


    “他说得对，”他说，“如果你想知道，我也听说过类似的说法。每一次国际航程之后他们都要把海员换掉，因为他们不想让海员们和国外有太多的联系，因为在国外他们会听到很多他们不应该听到的事。他们只会让一个水手去一次美国，下次再去美国就要换人。新换的人对外界一无所知，所以也就不会做出什么有害的事情。你能明白吗？”


    他说着，轻蔑地笑笑。“如果一个船员老是到另一边去，我是说，如果不换人，谁知道他们会在那边和他们的同志们一起干些什么！”


    母亲叹了一口气。“唉，是啊。就是这个意思。这年头要想看懂一张简单的明信片都得像只狐狸一样狡猾才行。”


    弗里德尔从衣帽钩上取下他的大衣。“我得走了，得去参加‘垃圾战线’的战斗了。”


    虽然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惯常的冷笑，但这并非一句玩笑话。德国人正在无休止地参加各式各样的为了完成戈林元帅提出的“四年计划”而奋斗的战线，而“垃圾战线”正是其中一项的官方名称。弗里德尔参加的是“废纸收集和处理”，而且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除此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原来在商店里帮忙，给顾客送货，但是他工作过的卖茶叶、咖啡、可可和其他舶来品的小店都被迫关门了，因为它们对“国家经济”没有贡献。就算这些小店不关门，弗里德尔还是要去收废纸。因为国家认为所有的顾客都应该自己把买来的东西带回家，而不能容忍一个完整的劳动力用来从事送货上门这种毫无男子气的萎靡不振的工作。某一天早上，弗里德尔在当地报纸《导报》上看到一首诗，语气诙谐但明显传达了官方的精神。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在所有商店前挂一块牌子


    在牌子上写上大大的字：


    “我们的国家需要人手，


    从此以后不再有STC。”


    STC就是“顾客服务”的缩写。就是这首语句轻快的小诗立刻让弗里德尔丢了饭碗。


    就这样他来到了“垃圾战线”。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挨门挨户地收集废纸。他的这个职位和这份工作都不受欢迎。虽然他现在好歹算是一个服务于四年计划的官方人员，但是如果他不能收集到足够的废纸，或者他有理由怀疑有人浪费了废纸，比如随便丢弃、撕坏，甚至烧掉废纸，他就要威胁举报他们。如果他们不买账，他就得不断地发出警告。如果他不这样做，他自己就会受到惩罚。因为没有收集到足够的废纸和不举报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都是要被惩罚的。


    弗里德尔的一个上司说过：“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行动。”弗里德尔点头称是。他现在已经习惯于接受上级像发布军事命令那样给他的各种指示，而并不在乎这些指示是否空洞和没有任何意义。他对自己说：积极的行动？好啊，为什么不呢？


    莫克斯太太。对，就是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身形粗大，在夜间的防空演习中吃了不少苦头的那位莫克斯太太。她曾经为此发过牢骚，也差点因此给自己惹上麻烦。在两个儿子中她更喜欢大儿子。大儿子长得帅气，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船长。他高大威猛，金发碧眼，闪亮的额头线条分明。母亲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拿出了那张快看了一百次的印有汉堡阿尔斯特水榭的明信片端详着。


    她坐下来给他的大儿子写几句话。


    “亲爱的马科斯，”她写道，“你最后一次航程结束后带些咖啡回来吧。弗里德尔刚才告诉我为什么是最后一次航程——除此以外我一无所知。所以，带一些回来吧，这里一点咖啡都没有了。你知道我就是喜欢喝一杯咖啡——你总得有那么一杯什么放松一下。但是有件事我得特别告诉你：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买没有磨好的。我知道没有磨好的比较便宜，但是你不知道上次因为咖啡发生了什么。我们当然得自己在家里磨，因为这么宝贵的东西，你无法信任地交给外面的商店代磨。你知道磨咖啡的时候，它的香气会飘到三条大街以外。我不用说你也知道，邻居们闻到咖啡的香味都聚拢过来。虽然我像个小气鬼一样拼命护着，最后还是没留下多少。光是街道主任就拿走了一半，也没办法不让他拿。所以这次，亲爱的，一定要买磨好的。哪怕相同的钱只能买到上次的一半。希望你高高兴兴的，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美国太远了。我宁愿你现在就在我身边，也参加个什么‘战线’，那也比你在那么远的海上颠簸要好。在外边谁知道会出什么事。爱你，吻你，你的妈妈。”


    一口气写了这么多，莫克斯太太放下笔的时候已经累坏了。她一边封上信封，一边在心里算了一下：儿子下个星期出发，就是说是在11月中旬出发，那么他应该12月初或12月中旬回来。也许，哦，不，简直不能相信，也许他能回来过圣诞节，我的大儿子。如果他工作得好，也许可以在圣诞节请到假呢。她又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在“又及”后面加上了她这个热切的愿望。她自言自语道，我有一年没见到他啦，现在他该回家了。


    天黑了，屋外寒风呼啸。弗里德尔精疲力尽地从“前线”回到家。母子俩在一起，妈妈忙着毛线活，儿子在摆弄那台收音机。


    “别听外国台啊，孩子。”母亲恳求道。


    弗里德尔正在用一小截电线和一个指甲锉捅鼓那个小机器里面的什么地方。“外国台？谁要听外国台？我只是想找找斯特拉斯堡和伦敦的电台，他们现在都在德国国内广播。”


    妈妈无助地摇摇头。“别去听那些东西，孩子。”


    “啊！找到了！卢森堡电台。太棒了！”


    母亲觉得这孩子脸色苍白，而且很疲倦。她不怎么喜欢他额头的线条，还有那张孩子气的嘴。他十八岁。等他三十岁的时候会长成什么样？那时候他应该已经服完兵役了，可能都打完仗了？母亲叹了一口气。


    “外面风很大，”她说，“海上是不是也一样？”


    弗里德尔没有回答。他的耳朵还贴在收音机上。他那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的面孔半对着他的母亲，而母亲此刻正忙着拆她的毛衣。


    “这件旧毛衣已经没法穿了，”她说，“如果我把拆下来的毛线都用上，应该足够织三双毛线袜子，你一双，你哥哥两双。”


    弗里德尔做了个鬼脸。“知道，两双给老大，给那个了不起的海员，一双给我。我还能不知道？”


    莫克斯太太站起来，走过去摸摸他的头发。


    “行了行了，小醋坛子，”她说，“要是运气好，过圣诞节的时候咱们就有咖啡喝啦。我已经写信了。”


    又过了几星期。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几个星期。天气还是很冷。煤很难搞到，而莫克斯太太一家住的地方是一栋老房子的三楼，根本没有暖气。


    “你敢不敢在炉子里烧一点纸？”“官员”弗里德尔带着威胁的口气说道。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露出笑意。他现在穿上了新袜子，又舒服又暖和。莫克斯太太说得对，在德国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袜子。


    “看到了吧，我织这件毛衣用的是和平时期出的毛线。”她说，也没有露出笑容。虽然现在还没有打仗，但是在德国已经买不到“和平时期”的东西了。对于这点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抽屉里藏着两双给大儿子留着的袜子，小心地用旧的软纸包着。她知道小儿子要是发现了会把纸拿走上缴，所以小心地藏在自己的内衣中间。


    12月到了。莫克斯太太开始一天早中晚三次各跑一趟底楼，想碰到邮差。


    “什么都没有？没有从汉堡或别的地方寄来的信，或者明信片？”但是大多数时候邮差都没有什么是给莫克斯太太的，除了报纸。要是真的有信，那也是从税务局或者从政府其他部门寄来的。打开这类信的时候莫克斯太太总是充满恐惧而没有丝毫喜悦。


    12月22日了。莫克斯太太和小儿子获悉马科斯的船在汉堡靠岸了。但是仍然没有他的消息。莫克斯太太想，他第二天就会回来。他要给我们一个惊喜。但是她不敢说出口，怕给自己带来厄运。第二天，23号了。弗里德尔带回一棵像扫厨房的扫帚一样破烂的圣诞树。


    “德国的森林需要保护，所以根本买不到像样的圣诞树。”其实他也知道，德国的森林早就被砍光了，就像在战争中对付敌人的军队那样。戈林的四年计划也在森林里疯狂地进行。用人造橡胶造一只轮胎就需要砍倒四十棵成年的大树。莫克斯太太弄到了一些过节吃的巧克力，但是这算什么巧克力啊。彩色的纸盒看上去还不错，让人想到“和平时期”的礼品。但是盒子里面就什么包装都没有了，别说蜡纸，什么纸也没有。薄如电影胶片的巧克力片就那么散着放在里面。更奇怪的是它们既不是黑色的也不是褐色的，而是一种老鼠灰。如果你送一片到嘴里，会觉得像在吃烤干了的灰尘，很明显里面既没有可可也没有牛奶。莫克斯太太还为两个儿子在圣诞树上挂了一些纸烟。这是用厚厚的灰色的纸卷着不知名的什么本地的草做成的纸烟，因为烟草生产国要求德国用黄金或者外币支付。


    整个下午莫克斯太太都和儿子一起在家里等待，但是门铃响了的时候她恰好出去了，到下面去取一些蜡烛。弗里德尔则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直到铃声响了第二遍才起来开门。


    “急什么啊，了不起的大船长？”他小声嘟囔着。其实他打心眼儿里高兴哥哥回来了，虽然绝不会流露出来。


    门外站着的人不是马科斯，而是一位穿着带斑点的深蓝色制服的陌生年轻人。他右手提着一个小箱子，左手紧张地揉搓着自己的帽子。


    “您有什么事？”弗里德尔问道。同时，一股莫名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喉咙。他想战胜这恐惧，于是用坚定的，几乎是严厉的语气说：“不，谢谢。我们今天不买任何东西。我是说，如果你是来卖东西的。再说了，你有许可证吗？”


    陌生人摇摇头。“可以让我进来吗？他的妈妈，我是说莫克斯太太在家吗？”


    弗里德尔说莫克斯太太一会儿就会回来。又说你当然可以进来，如果你不是来卖东西的。


    外面天已经黑了。两个年轻人坐在同时充当莫克斯太太卧室的起居室的圆桌旁，圆桌上方吊着一盏灯。过了一会儿陌生人开口了：“我是马科斯的朋友。我是说，我曾经是他的朋友。”


    弗里德尔的喉咙又被恐惧攫住了。他只能说：“马科斯在哪儿？”


    门开了。莫克斯太太走了进来。她头上戴着头巾，满是皱纹的脸冻得通红。她刚才出去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蜡烛。此刻她呆立在房子正中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莫克斯太太，”陌生人说，“我有些事要——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母亲的脸很平静，没有一丝抖动。她轻声地，不带任何怀疑地说：“马科斯死了。”


    陌生人走向她，轻轻用双手扶住她的肩头，小心地把她扶到沙发跟前。弗里德尔一下跳了起来。


    “什么？”他大叫，“你们在说什么？你们疯了吗？”


    陌生人的手还在扶着木然不动的母亲。“有时你觉得自己疯了。但其实我们没疯。是他们疯了，那些杀人犯。”


    妈妈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的嘴唇动了，说出了一些字，能够听到。但她的脸上其余的部分仍然是僵硬的，好像一尊木雕。


    “马科斯死了。但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她一遍遍地重复着。


    陌生人没有马上回答，他说：“我叫保罗·贝伦斯。他们杀害他的时候我在场……我看着他死了。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完全无能为力。”


    莫克斯太太粗壮的身体像被电击一样颤抖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木雕一样的静止。她挺直身体坐着，身旁是这个名叫保罗·贝伦斯的年轻人。就是他看到了她的大儿子死去，看到他们杀了他，因为他们，凶手们，疯了。弗里德尔此刻站在桌子的另一边，穿着衬衣和拖鞋，脚上是暖和的新袜子，面对着妈妈和那个陌生人。


    “接着说！”他威胁地喊着，“立刻全都告诉我们！”他挥舞着右手，好像要给那陌生人一拳。


    陌生人把双手从母亲的身上移开，走到窗户边上，背靠窗台，两首交叉在胸前，开始说话。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意在克服由于自己的声音嘶哑而带来的口齿不清。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既不看母亲，也不看弟弟。


    “马科斯和我是第二次去大洋彼岸。这之前我们在纽约已经有认识的朋友。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海员俱乐部，也可能不止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组织，是专门为我们设立的。我的意思是——”他压低了声音，“反对纳粹的海员。你们懂的。我们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去过那里，那次没人注意我们。但是这次不同，他们在我们自己船上的海员里派了特务。靠岸的时候我发觉了，所以警告了马科斯。我说，这次不能去那个组织了，有人跟踪我们。马科斯答应了。而且据我所知，他确实没去那边。但是他参加了一次大型的工人聚会。在那边他们有很多这类的聚会，可以批评他们的政府，说什么都可以，而且没人会因此被捕。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政府是多么幸运！当然这不是重点。马科斯去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聚会，而我根本不相信他会知道美国的工人是激烈反对纳粹的。他们攻击元首比攻击他们自己的政府还要激烈。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主要的发言者称希特勒是匪徒、杀人犯和一头疯狂的野兽。如果当时马科斯站起来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可能会救了他。但他当时太激动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可以在数以千计的人面前大声地说出事实。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在甲板上值班的时候，在确认没有人偷听的时候才敢小声说出的话。”


    年轻人顿了一下，第一次用眼睛看着他的两个听众。


    “他真的很激动。事后他告诉我，当时他坐在那儿好像着了魔，虽然他想赶快离开，可就是做不到。其实我知道，他根本不想离开，他想尽量多听一些，想看看这些对自己的政府提出那么多批评的美国工人，是多么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享有的自由。”


    他又停顿了一下。“他想看到这一切。派去盯梢的人也看到了这些。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肯定把这些都记下来了，然后立即向船长和船上的一个厨师报告。这个厨师在纳粹党内的级别比船长高，所以船长对他的决定只有服从。这个厨子没有对马科斯说过任何关于这次的事情，但是我们刚一离开港口船长就把马科斯叫去，告诉他自己非常遗憾，目前有不利于他的报告，要他小心。马科斯和我，我们非常非常地小心。但是如果他们在背后害你，小心又有什么用呢？也许对于马科斯来说，最好是某一天跳到海里游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纳粹恶棍什么都做得出来，但还是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弗里德尔年轻的脸因为恐怖和愤怒而显得憔悴。他失声大叫道：“是什么？他们干了什么？”


    保罗·贝伦斯坐在了他刚才靠着的窗台上。“当我们进港时，一个小艇载着四个冲锋队员靠了上来。四个人，我至今还能在眼前看到他们。他们找到了正在值班的马科斯，对他开了枪。那个厨子一定事先通知了他们，让他们登上了船。肯定不是船长干的。我看到他们登船，是在早上四点。我当时一阵恶心，跑去找马科斯，但是已经太迟了。我看到马科斯正爬过栏杆，似乎要跳进水里。这时我听到那些人冲着他喊‘红色叛徒’，‘布尔什维克臭猪’，然后就开枪了。马科斯是仰面倒下去的，因为他当时正对着他们。他仰面倒下，跌进海里，一切都太晚了，他一定是立刻就死了。”


    自打第一眼看到这个陌生人，莫克斯太太的身上就一直笼罩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自然的安静和凝</a>固。大家都觉得她会晕过去。但是没有，她坐得笔直，眼睛大大地睁着。弗里德尔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时撞在家具上，好像眼睛瞎了。年轻的贝伦斯双手遮住眼睛，他不忍看到好朋友的妈妈和弟弟怎样面对这个噩耗。可能他自己也正在被那幅挥之不去的景象折磨着——四个冲锋队员，马科斯，开枪前一刹那他正半对着他们的脸。


    他拿出一个褐色的纸包，递给莫克斯太太，但她并没有伸手去接。“马科斯在纽约的最后一天买了这个。这个——”他顿了一下，“这个是磨好的，他说你们想要磨好的。”


    母亲突然站起来，粗壮的身体扑向放着褐色纸包的桌子，恸哭起来。她的双臂前伸，双手抓着桌子的边缘，一下接一下地用头撞向桌面，似乎要把桌子撞碎。弗里德尔和贝伦斯怎么劝她也没有用。


    “我是不是应该离开？”陌生人悄声问道。弗里德尔似乎很怕留下他一个人和母亲在一起，赶紧用颤抖的声音说：“请别走，留下过夜吧。你可以睡我的床。反正我也不会睡的。”


    母亲还在用头撞着桌子。在她说过“马科斯死了。怎么会这样？”以后就再没说过一句话。弗里德尔全力照顾母亲，他给她拿来一些水，还撒了一点在她的头发上，但她似乎没有察觉。他从抽屉里拿出马科斯寄来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但她不看。他想把她从桌子边带走，但是挪不动她沉重的身体。最后他们俩只好坐在了她的对面，不敢出声，因为她似乎已经神志不清了。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弗里德尔对着贝伦斯耳语着什么，头像灌了铅一样。母亲倒在沙发上，大睁着眼睛，眼睛深处透出疯狂的目光。


    弗里德尔还是只穿着一件衬衣，屋子里已经变得很冷了，但他的脑门上都是汗。他插在裤兜里的手紧紧地握着，小声对贝伦斯说着什么。后者只是静静地听，偶尔表示赞成或鼓励地点点头。然后贝伦斯把双手放在激动的、一直小声说话的弗里德尔肩上。


    “别急，小伙子，别急。我们当然要替他报仇。但是我们得有耐心，也得有智谋。等那天到了，然后——然后……”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褐色小纸包，走到窗前，打开窗户，让深夜寒冷和雾气弥漫的空气灌进屋里。


    “有咖啡壶吗？”贝伦斯问道，一面拿起小纸包。


    弗里德尔点点头。“好主意，也许这能让妈妈打起点精神，她最爱咖啡了。”他说着的时候甚至露出了一丝模糊的笑容。


    他们煮着咖啡。弗里德尔拿出了最好的杯子，是那种镶金边，有蓝色勿忘我图案的。咖啡发出强烈的香气。莫克斯太太呻吟了一声，终于把头抬了一下。


    “把马科斯的袜子给他，”她说道，一边冲着年轻的贝伦斯点点头，“在我的内衣里夹着。”


    弗里德尔找到了袜子，顺手将包装纸扔到了炉子里。炉子里的余烬点燃了纸。


    “这是给马科斯准备的，但你是他的好朋友。”


    贝伦斯像个小学</a>生一样不知所措地站在屋子中间，怯生生地鞠了一躬。


    “谢谢，”他说，“现在我们让妈妈回到床上去吧。她冻僵了。”


    莫克斯太太一直在抽动和发抖，但显然自己并不觉得。她没有碰那杯香气扑鼻的咖啡。对两个孩子在做什么也没有什么知觉。弗里德尔先把妈妈扶到一张椅子上，然后从沙发底下的柜子里拿出被褥，而贝伦斯快速并熟练地铺好了床。


    “我在船上学的。”他说。


    “谢谢你，马科斯，”妈妈说，眼睛里又露出疯狂的目光，“谢谢你，我的大儿子。”


    她躺下了，一动不动。抽搐和颤抖也停止了。


    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平静下来。既没有睡着，也没有昏迷。两个年轻人拿着咖啡悄悄地挪到弗里德尔的房间，他们觉得这个无声无息的状态是个凶兆。母亲有时会突然说话，声音古怪，令人不安。还有一两次她大声地笑出来。


    “明天早晨得去找医生。她病了。”弗里德尔说。贝伦斯没搭腔。


    弗里德尔蹲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年轻的脸因为愤怒而变了形。


    “明天是圣诞夜。”


    本市那所著名的医院仍然是外国人眼中德国科学水平的象征。现代化的手术室整洁而明亮，所有的设备似乎都由玻璃和金属制成，它们设计完美，具备各自特有的功能，而且彼此和谐共处，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