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狱友们的故事[1]

    他们给我们的农村小伙子准备了一间相当大的，有一股地下室味道的牢房。从两个小窗户里挤进来一点昏暗的光线。刚才经历的一切，等待，搜身，戴着手铐穿过大街，总算是过去了。现在是下午五点钟，虽然时候还早，但他看见两个同室的囚犯已经在他们的木头床板上躺下了。看见来了新人，两个人支起身体，眨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新来的狱友。其中一个跳起来帮助狱卒把新人的东西拖进来，一个床垫和一个非常厚的似乎是用废纸做的被子。在他们忙着铺垫子和把被子盖在上面的时候，克萨韦尔暗忖，这个东西在夜里会像铅一样压在我身上，但是一点也不暖和。


    狱卒走了。帮忙铺床垫的那个室友给了小伙子一块面包，但是他不想吃。


    “你为什么给关进来？”他问这个友好的室友。


    “因为我是个大傻瓜，我完全是自找苦吃。谁让我没学会让自己闭嘴呢？”


    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一天晚上，他和一群年轻的男女朋友一起去小酒馆喝啤酒。几杯下肚之后，他讲了好几个有关元首的粗俗笑话，其中一个是说他打赌元首每生一个孩子，他就会生六个，以此来为德国作出贡献。但是最后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用生孩子，因为元首根本就生不出孩子。朋友们哄堂大笑，都说他说得没错。没想到酒吧里有盖世太保的密探记下了他说的话。


    “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用说了。我是自找苦吃。”


    他随后说了他的名字，叫弗里茨·布鲁宁格，职业是商人。他的生意最近正如日中天，可是他恰恰在这个时候被关了起来，真是太让人难过了。他又问小伙子是为什么进来的。


    克萨韦尔讲了自己的事。但是他非常肯定地说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正相反，他们这样对待他是肮脏和卑鄙的。还有，他也不能理解弗里茨为什么觉得自己罪有应得。


    “你只是说出了事实。就算你是拿他开玩笑，他们也不能因为一个笑话把你关起来。这不公平，他们真卑鄙。”


    弗里茨赶紧把指头放在嘴唇上让他别作声。


    “看在上帝分上，伙计，隔墙有耳。”


    另一个人不耐烦地发出了长长的“嘘”声，示意他要睡觉了。但是他俩继续聊，只是压低了声音。


    克萨韦尔问他：“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不会是开店铺吧？”他不能想象这年头一个开店铺的生意能好到哪儿去。


    “真是造孽！”另一个小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专门制造那种他们在每个村口和大路口挂着的大标语牌：‘此处禁止犹太人进入’。每个标牌成本两马克。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我先到区长的办公室，请他为我开一张证明，说我制造这些标牌是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的。然后我骑上我的摩托车一个一个村子挨着跑，每到一个村子，我就找来村长，然后对他说：‘我给你带来了新的标牌。党希望每个村子的入口和出口各挂一个，这样你需要两个，每个十四马克。’怎么样？带劲吧！”


    小伙子听完，表示很惊讶：“但是——但是他们也可以不买你的标牌吧？他们非得买吗？”


    “谁都会这么想。但是我会亮出我从区长那儿开出的证明，那些乡巴佬就会害怕了。如果偶尔有一两个人不服气，说他们不需要买这些标牌，那我就很礼貌地问他，最近的冲锋队军官的办公室怎么走。这一招总是管用的。村长立马服软，而我也就把标牌卖掉了。有的时候一个村子有四五条路进出，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卖五十六马克到七十马克，而我的利润就会有四十八马克到六十马克。你说，到哪儿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生意？可是我呢？非要像一头公驴那样乱叫，结果一切都砸了。”


    我们的农村小伙子清楚地记得自己村里的入口和出口都挂着那块标牌：“犹太人禁止进入。”


    “上帝啊！难道没有人追究你干的这些事吗？我的意思是，他们在审判你的时候没提到你的这个生意吗？”


    弗里茨笑了：“审判？你是月亮上来的吗？根本就没有什么审判。那个盖世太保记下我的话然后告发我，我就进了监狱，一切就这么简单。再说了，只要我的生意有那张‘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证书，谁也没话说。我的错就是乱说话，在酒馆里开那个玩笑。我真该死。”


    克萨韦尔极力想搞清楚这个人脑子里的逻辑，同时感到一阵晕眩和恶心。这个专事讹诈的骗子，心里唯一后悔的是“像一只公驴那样乱叫”。可是他真正的恶行，那些写着如此肮脏恶毒口号的标牌，却能让他的生意“如日中天”，而且他的内心认为自己的生意如积雪一般纯洁。我们的小伙子天生就不是哲学家，这会儿他正努力搞清楚这一切。他想，怎么一切都颠倒了？在德国有什么东西完全乱套了。我因为喂鸡吃大麦而进监狱，而这个人却因为开了一个玩笑而进监狱。这不可能是对的！而他那肮脏的生意反而能够“如日中天”，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个不字。这一切都是颠倒的，以一种恐怖的、绝望的方式！


    他打了个寒战，蜷缩在自己又厚又硬的被子里，睡着了。


    早上，每个囚犯分到一小盆冷水用作洗漱。不久之后，门上开了一个小口，从小口送进来早餐。早餐包括一块面包和一杯褐色的液体。布鲁宁格说，他头一次见到这杯东西的时候还以为是咖啡，但是当他尝了一口之后，又认为是茶；另一位囚犯，格布哈特博士认为这是一杯巧克力；最后还是狱卒解决了这个争论，他告诉他们这杯东西的名字是“早晨饮料”。他们最后决定还是不要给它起名字更好。小伙子发现监狱里的面包比能够“自由”购买的面包还要难吃。但是布鲁宁格飞快地把这块又生又咸的面团吞下肚，好像已经很久没吃过饭了。


    克萨韦尔发现这位格布哈特博士是一位牧师，一位新教牧师。


    “为什么你也？……”他睁大眼睛问道。


    他确实听说过有成百上千的神职人员，属于天主教会的和新教的都有，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听说和亲眼见到还是有很大不同。他从前也相信过当局对教会的某些指控，但眼前这位格布哈特牧师，他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断定他是个好人。格布哈特牧师看上去弱不禁风，举止风度有一种不多见的严肃和愉快的混合。他的脸安静而庄重，开口说话之前已经让人感到一种亲切感。


    “为什么？”克萨韦尔又问了一遍，不解地摇着头。昨夜的思虑又涌上心头。他对充斥德国的黑白颠倒和罪恶感到的绝望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


    牧师说：“这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他们抓我有很多理由，当然我最后一次布道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你想听吗？”小伙子点点头。“我从来没有喊过‘希特勒万岁’，你看，这个理由足够了吧？”


    小伙子简直无法把目光从这位牧师安详而显得有些过度慈爱的脸上移开。“可是为什么呢？”他又问了一次，“为什么你从不说‘希特勒万岁！’？这是德国的标准问候语，不是吗？”


    这时弗里茨插进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你跟牧师就别想说清楚，他像魔鬼一样固执——原谅我，博士，我只是想说你固执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不管怎么样，你总得接受事实，除非你不想活下去了。”


    农村小伙子从头到脚打量着弗里茨，眼里充满了厌恶。他想，就是这种人造就了这一切虚假和罪恶。有一些“事实”你就是不能接受。如果牧师宁愿坐监狱也不做他认为是罪恶的事情，那他要比眼前这个人正确一千倍。这是真的，虽然我自己也说过不知道多少次“希特勒万岁”而从来没有想过这有什么不对。


    然后他说：“博士，你不用这个打招呼不会惹来麻烦吗？”


    “当然会，他们把我降级，从法兰克福派到这里来。但是我喜欢这里。这里的新教徒不到两千人，却是一个不错的小社区。如果条件允许我就尽量少出门。有一两次我在街上遭到羞辱，还有一天晚上我被人袭击了。当然这都不算什么。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内心无法平静。看着人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不经过任何抗争就对那些渎神的和邪恶的权力屈服，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而最令人痛苦的是看到那些本来应该是精神导师的人，在国家的授意下歪曲上帝的声音。他们在布道的时候把元首比作拯救者，完全忘记了‘善’和‘恶’的区别。他们做事的唯一标准就是‘有用’，就是‘上边要这样’，‘上边喜欢这样’或者‘上边不许这样’。他们说的‘上边’并不是上天的力量，也不是任何宗教信仰，更不是能照亮他们灵魂深处黑暗的那道光。他们所说的‘上边’就是地区的纳粹党领导，盖世太保，或者是帝国政府。


    “我非常忧虑而且不安。我经常觉得‘上边’——我是指上天——又要降大洪水了，这表明上帝还没有彻底忘记和拒绝我们，觉得我们仍旧值得惩罚，还有可能悔悟。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们被神彻底放弃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背叛得太彻底。”


    牧师的声音低下去了，好像已经用尽了气力。克萨韦尔心潮激荡。他从来没有对哪一次布道有过如此的感受。实际上，这是格布哈特博士为他的两个狱友所做的布道，商人弗里茨·布鲁宁格和这个农村小伙子。对他而言，参加弥撒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去教堂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教堂从来不是能够触动内心的所在。纳粹上台以后，虽然教堂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但是仍然没有让他有所触动。然而现在他惊恐地意识到，他也是牧师说的那些“不经过任何抗争就对渎神和罪恶的权力低头”的人中的一员。


    小伙子心里想，我是天主教徒，但却是从一个新教牧师这里听到了这些令人心痛的事实，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新教牧师布道，这件事相当的不寻常。但是这并不是重点，他是一个天主教牧师还是新教牧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得对不对，他是不是有勇气的人，以及他在提到“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善”。这个新教牧师是对的，他是在扬善，我愿意多听他说，直到把我从昨天晚上才意识到的自己完全不懂的道理全都弄懂为止。


    弗里茨的反应就不同了。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对牧师具体犯了什么事比对这些道德上的问题更感兴趣。他问道：


    “好了博士，您刚才说您在最后一次布道的时候说了什么危险和令人不安的话？不会是什么不体面的话吧？”他那双无理和愚蠢的蓝眼睛满怀期待地盯着牧师的脸。


    牧师说：“不，我的朋友，当然没有任何不体面，而且我想你可能不会有兴趣。”


    克萨韦尔觉得用如此友好的方式回答布鲁宁格的愚蠢问题已经超出了基督教的常规，但是看来牧师并不介意。


    “今天是星期二，”他说，“要到星期五才能刮脸。看哪，我们都已经胡子拉碴的了！”他们俩的胡子确实已经很长了。弗里茨的黄头发和砖红色的胡子都已经很长，而牧师也差不多。只有小伙子的脸还相对比较光滑。也只有他还穿着自己的衣服，一件说不出颜色的衬衣，外面套了一件毛衣。另外两个都穿着囚服，就像克萨韦尔从小就在噩梦</a>里看到的小偷和杀人犯穿成的那样。


    “放风”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别的囚犯。他们走出牢房，所有人都是胡子拉碴，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他们的眼睛贪婪地追逐着一天只能见到一次的阳光。有一两个警察会在旁边看守着。大家知道，不是冲锋队在这里管事真的是很幸运。当然，警察们也都接受了纳粹的“再培训”，但他们毕竟不是纳粹。他们对牧师多少有些同情和尊敬，他们甚至叫他“博士”，而不是像对待别的囚犯那样直呼其名。


    博士不在院子里转圈，而是和那些腿脚不便的囚犯一起倚在墙根上。当他摘下眼镜的时候看上去像一个死去的人。他的双颊沟壑纵横，面无人色，两只眼睛像得了热病似的发着光。也许是因为近视，他的眼睛看上去像被一股无以名状的火光所照亮。他的目光好像是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似乎正在出神而对外界浑然不觉，而这反而使他的样子更为生动。


    囚犯们在放风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虽然有这个禁令，但是小伙子还是从走在他后面的那个人那里得到了有用的消息。他得知这里每个月都会有人被送到集中营去。刑事犯比较幸运，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被送走，可以在这里服完他们的刑期。但是政治犯就不同了，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罪名是什么，也不知道要被关多久，所以只能提心吊胆地想着什么时候会被送进集中营。“转送”的命令可能随时下达，“表现好”或者完全无辜并不能改变什么。


    牢房中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在我们的小伙子被关的第五天又来了两个新人。其中一个人是个冲锋队员，身上还穿着制服。和其他人一样，他在进来之前被没收了裤子上的背带，还拿走了他的一把小折刀和手表。另一个是一位长相不错的瑞士人，来自提契诺（瑞士南部的一个州，和意大利接壤），所以他讲德语带有很重的意大利口音。这个人极度焦虑和紧张，不停地哭泣、祷告和诅咒。那个没心没肺的弗里茨问他为什么被关进来，他回答的时候带着一连串咒骂，但又充满了哀求。


    “我必须离开这儿，我现在就得走，”他一遍一遍地哭叫着，“我是个瑞士军官。我必须回到军营报到。我来德国只是为了治病和学习。我的父母给了我几封写给这里几个修道院的信，都是我经常借宿的地方。我和博尼菲斯神父一起出来散步，他们就把我和神父一起抓进来了。现在我不知道神父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我是间谍，要给瑞士传送情报。他们简直是疯了！我得马上离开这儿，我得回军营报到，我是一个瑞士军官！”


    牧师用特别友好和同情的态度试图安慰这个年轻人。


    “你是个外国人，所以你比我们这儿其他人的情况都要好。你们国家的领事会介入进来，再说你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他们必须放你走。”


    听说这个年轻的瑞士人有特权，弗里茨不高兴了。他要唱唱反调。


    “得了吧，博士，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位外国先生说了，他是一个军官，和一个教士扯上了关系，所以抓他可不是一件小事。你呀，就准备好在这儿和我们一起休假六个月吧，你知道吗，不会比这个更短。”他这样说给那个瑞士人听，而后者听了牧师说的话刚要获得一点勇气和信心。


    那个年轻的冲锋队员一进来就表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进监狱了。他长着一个方脑袋，剪短的头发像毛刷一样直立着。他一进来就说这个监狱简直是一个“烂洞”，根本没法和他上次住过的纽伦堡监狱媲美。


    “你们真该看看那儿的窗户！”他低声说，“有这么大！我们甚至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把栏杆拿掉，但是没有。监狱外面曾经有一个古老的大门，上面有旧式的铁艺，花啊鸟啊什么的，后来被拆走去炼铁了，为了那个什么四年计划。原来的地方装上了栅栏，当然是带铁丝网的。同样，那儿还比这里有更多的机会逃走。”他赶紧补充说，不止他一个人想逃走。他只是很感兴趣，仅此而已。


    虽然刚才是博士安慰了他，但是年轻的瑞士人显然对这个冲锋队员更有兴趣。


    “你是个士兵，怎么会进到这儿来呢？”他问道。


    冲锋队员鼻子里哼了一声。“我们的头儿有个别墅。就是一个那种常见的古堡，有湖，有天鹅，还有一个很大的酒窖。两年前他还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而六年前他是个被开除了的银行职员，因盗用银行的钱而被判刑。他在希特勒上台后得到赦免，因为他曾经是国社党的资深党员。现在他有了这个古堡。我们常被告知我们的头儿只领着微薄的薪水，把自己贡献给祖国。好吧！恰恰就是这个让我受不了，因为我的薪水才真的是微薄，连买一杯烈性酒都不够，但是我们的头儿每天上班都喝得醉醺醺的。他的私人别墅里的酒窖里有喝不完的酒！


    “好了，我告诉你们我干了什么。我找到一块大木板，用漂亮的橘黄色大字写上‘我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为自己买了这个小古堡和小酒庄’，下面写上他的头衔，然后我把它挂在了别墅外边。那天头儿不在家，他去上班了，到他一个朋友的酒庄上班，所以这块木牌在那儿挂了一整天，每个人都看见了。没人把它摘下来，连警察都没管。第二天他回来了，这个玩笑才算结束。肯定是有人告发了我，可能是我的手下，他看见了我在别墅附近转悠。总之，肥肉放在火上烤，我就在这儿了。嗨，你们谁有刀子吗？”


    囚徒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他进来的时候大家身上带的小折刀都被搜走了，哪儿还有刀啊？冲锋队员把右脚的鞋和袜子脱下来，小心地从脚心上剥下一片粘在那里的小薄片。他解释说，这是一个罐头盒上附带的小刀片。


    “什么事都得事先想好，”他说，“我从来不会不带一把小刀进监狱。你看，这个很好用，切什么都行。”


    囚犯们都傻了。弗里茨从牙缝里轻轻吹了一声口哨。


    “我得跟你学两招。”然后，他开始跟冲锋队员讲他的“生意”，还问他自己因为“像个驴一样叫不知道闭嘴”而丢了这个小金矿是不是很惨。


    每天一早囚犯们都要把自己的床板、床垫和毯子上缴，但是这几天格布哈特博士被允许不上缴这些东西。他已经太虚</a>弱了，整个人像是半透明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一直用双脚站立着。可是，除了可爱的弗里茨·布鲁宁格，囚徒中最富有生气的就是他。他不断地谈话、争论、安慰、敦促、勉励和规劝，还经常引用诗歌，不仅从赞美诗集引用，也引用世俗作者，例如艾兴多尔夫和克劳狄乌斯的诗句。他的狱友们想知道，他怎么能记得住这么多东西呢？


    “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把我关起来。到了那时候我就不会有书读了，所以我就提前准备。我背诵这些就是为了支撑自己活下去。”


    晚上，就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和往常一样阴暗和枯燥的一天——除了年轻的瑞士人歇斯底里发作，被狱卒捆上了手脚——农村小伙子在黑暗中凑向牧师的身边，低声问道：“博士，你那次布道是怎么回事？你讲了什么让他们把你抓起来了？”


    牧师回答道：“那天是一个公众忏悔日。我走上讲坛，先做了和往常一样的布道。然后我向我的信众们发出了呼吁‘：由于在过去的几年，特别是在今年的11月发生的一切，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忏悔。就在11月，我们的犹太兄弟的房屋被付之一炬，他们的哭叫声直达天庭，而上帝听到了他们的哭叫声，并且降下旨意，愤怒地谴责了我们。教会无疑对这些让我们充满恐惧和悲伤的一切负有自己的责任。为了祈求上帝饶恕我们犯下的重罪，饶恕我们的教会如此背离了福音，我们必须在这一神圣的时刻向上帝忏悔。为表示我们国家正在滑入深渊，我在这里熄灭神坛上的所有蜡烛。在我们没有洗净自己对上帝之名的玷污之前，我们不配享有这撒向我们的光。’


    “说完之后，我熄灭了所有的蜡烛，然后继续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受到谴责，我们不仅要用耳朵，还要用心灵听取对我们的指控。让我以上帝的名义重申这些指控。我指控我们的教会背叛了主，背叛了主命令我们奉行的兄弟之爱，把主的训诫抛在脑后。我谴责我们宗教法庭一贯的对凡人的怯懦，以及对教会和信众神圣责任的逃避。我谴责帝国主教穆勒的背叛，因为他引领我们崇拜偶像。我谴责我们所有人对信仰的麻木和轻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如此大规模和严重的自有基督教以来前所未闻的罪行无动于衷，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和正在参与其中！’”


    村里来的小伙子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用手托着自己的头。他在黑暗中看到牧师的眼睛闪着光。听着牧师用缥缈的穿透人心的低语一个接着一个历数着那一长串“我谴责”。


    “讲道结束后半个小时我就被捕了。”牧师最后说。


    克萨韦尔在震惊和激动之下已经发不出声音，而此时他清了一下喉咙。他并不想说什么，只是用他那双庄稼汉的大手轻轻地碰触了一下牧师盖的那条又厚又硬的被子。接着，他开始祷告。他嘴里念的还是他平时在教堂里早已熟悉的祷告词，不同的是，往常他在祷告时心里其实都是在想着帝国食品部和农场里无数要操心的事，而今天这些同样的祷告词第一次充满了重要的内涵。他嘴里默念着所有他已经记住的祷告词，包括他在儿时睡前念的那些。


    “亲爱的上帝，请你怜悯我。”后来响起了他均匀的呼吸声。他睡着了。


    可是牧师睡不着，他心里充满自责和其他混乱的想法。他们把我赶出我的社区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离开这个国家？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我难道没有看出先兆吗？是我对这片土地有盲目的爱？是我太懒惰，或者太软弱吗？难道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而我又无能为力去阻止的事情还没有折磨够我吗？但是上帝并没有回答他。上帝的沉默似乎融入了辽远的寂静之中。痛苦的牧师一直不敢抬起眼睛，但此刻他眼望苍穹发问：“我应该怎么办？”


    “逃走。”上帝回答了。


    “但我能逃走吗？”牧师无声地呐喊</a>着，内心充满恐惧，“我在生病，连站起来都困难。还有，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也没人能帮助我……”


    “我帮助你，”那个神圣的声音又说，“逃走！”


    “我办不到！我孤身一人，来日无多；在这儿至少还有认识我的人和朋友。”


    “这些你都要放弃。”那个声音又说，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样我就会迷失了！”他还在和那个万能的至上争辩。


    “在这儿你才会迷失。在这儿你只会死掉。”那个声音接着说。


    “但是死在自己的土地上难道不比死在陌生之地的路旁好吗？”


    “你不会死——现在还不会。你还有使命。”


    “我无法完成这些使命了。我已经衰老虚弱，正走向死亡。”牧师在他的床板上像被鞭笞一般扭动着身体。


    他的上帝说：“你的力量将会恢复。你会相信的。你的内心深处已经相信了。”


    在这个冲破黑暗、无视一切、不容置疑的声音震慑下，牧师只想在墙角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我怎么逃走呢？这是不可能的，没人能从这里逃走。”


    那个声音轻轻地笑了一下。“你现在已经在做着正确的事！”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就算我逃走了，接下来怎么办？这里我谁都不认识，谁都不能相信……”


    那个至上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你缺少的我都会给你！”


    第二天早晨，同囚室的人都被牧师的脸色吓坏了。


    “老兄，你得去看医生，”弗里茨大声叫道，“让他给你点什么。我们可不愿意明早醒过来发现你已经变成鬼魂了！”


    他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起一个强盗和杀人犯海因里希的鬼魂故事。这个人六个星期前在外面的院子里被处决了，而他，弗里茨，分到了他的拖鞋。看，就是这双，舒适的灰色毛毡拖鞋。每天晚上海因里希的鬼魂都向他保证这双拖鞋会给他带来好运。


    但是那个冲锋队员告诉他不许开死人的玩笑。


    他威胁说：“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农村小伙子听了这话打了个寒战，他不明白一个“我们光荣的冲锋队员”，虽然是一个犯了事儿的，怎么会自吹自擂和一个罪犯是朋友？


    “他真的是强盗和杀人犯吗？”他问道。


    “当然是。”冲锋队员回答道，“而且要不是他在干活儿的时候弄伤了腿，他们永远别想抓到他。”


    格布哈特博士被送到医生那里去了。因为他身体太弱，所以被允许带上大衣和帽子。他后来没有回到监狱，同监室的人和狱卒都以为他一定是住院了。那几天监狱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又到了往集中营送人的日子。弗里茨·布鲁宁格被命令收拾他的东西。


    “是要放我出去了吧？”他说。但是他的声音发抖。他愚蠢的蓝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希望之光，但还是难掩声音透露出来的恐惧。狱卒没有回答。


    年轻的瑞士人问道：“我呢？”然后，第一千次重复他是一个瑞士军官，必须立即回去报到。立即！


    “集中营。”狱卒终于开口了，并且投给弗里茨同情的一瞥。弗里茨正在穿衣服，听了这话立即瘫倒在床板上，眼前发黑，天旋地转。


    我们将要陪伴着“商人”弗里茨·布鲁宁格离开这个空旷、黑暗、带地下室气味的城市监狱，但我们并不会跟随这个不幸的人前往那个等待着他的，充满恐怖和痛苦的地方。我们要最后再看一眼那些留在这里的人：首先是那个冲锋队员，他胆大、粗俗而冷酷，肯定会被放出去。他这样的人太多了，不可能都关着。他们急需“自豪的冲锋队员”镇压国内的反抗。而当战争开始以后，他们就更需要他们了。希姆莱说过：“我们将被迫在三条战线同时作战：在战壕，在天空，在国内！”德国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每一个冲锋队员，包括在监狱里的这位，都知道“对内”镇压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那位年轻的瑞士人呢。他的领事馆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了无数次谈判和抗议，他最终也会被释放。他们最终会不得不放了他。虽然在此之前他还要在这儿待上几个星期，每天绞着双手自言自语，始终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何到了这里。


    克萨韦尔会待得更长一些。他会变成这里的“老手”，迎接新的囚犯，告诉他们监狱生活的种种诀窍，让他们在看到开罐头的小刀片时目瞪口呆，而且还会给他们讲那些以前在这里关着，后来被释放或者被带到别处去的其他老犯人的故事。但是只要一想到牧师，他的心里就会发热。小伙子相信牧师是他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改变”了他，所以决心在自己恢复自由以后要继续往前走，他要证明这种内心变化的意义有多么不寻常。现在他知道了，一个人可以为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斗，对那个操纵并玩弄国家的虚假的上帝奋起反抗，捍卫将对世界进行最后审判的真正的上帝。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努力，要让神坛上的蜡烛再次点亮。


    一直过了两天都没有人注意到格布哈特牧师已经逃走了。狱卒们以为他在住院，而医生以为他已经回到监狱了。医院里的人甚至都不知道牧师来过。我们并不准备详述他逃跑的过程，那听起来就像一个神话故事。我们准备使用“奇迹”这个词，这个词可以恰当地用来形容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来听听逃脱者自己讲述他的故事吧。他此刻正在瑞士群山中一间教堂的圣器室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写着他的新著《引领者的声音》。


    “医生给我看完病以后，我躲在一个柱子后面，看着和我一起来看病的犯人被送回牢房里去。我当时清楚地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否则永远也没机会！院子里的看守马上要去吃午饭，只留下一个人看守大门。如果我快速穿过院子，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但是大楼的主楼层里可能会有几百双眼睛透过有栏杆的大窗子看到院子里。我微微低下头，快步走下厨房的台阶，向猪圈的方向走。每一秒钟都准备着听到呵斥或者枪声。我的四肢颤抖，喘不过气来。现在！就是现在！不要让他们看到我！我痛苦地呼喊着。我想我可能真的叫出声音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能自已。我走到猪圈了，厨房就在五步以外，门大开着，能听到里面女人们在说话。


    “我是什么感觉？我的脑子充血，转不动了。我得费很大的劲让自己保持清醒，但是除了身体的极度虚弱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我的膝盖发抖，心跳得像擂鼓，所以必须等它稍微安静下来。猪圈的门半敞着，我溜进去，但是那些猪感到有人进来就开始大声地哼叫，所以我又吓得赶紧后退。我四下里看了看，猪圈里没有可供藏身之地，四面墙也都结结实实垛着干草，完全没有缝隙。无可奈何之下，我强迫自己的牙齿停止上下磕打，小心地挪向空地。我的第一个目标是窗户旁的围栏。我走过去，右脚踩着窗台，右手抓住编织网，把自己往上拉。但我的手指不听使唤，身体重重地仰面摔下去。我在半昏迷中发现自己再一次跌回到一堆垃圾里。


    “我大声地啜泣。现在证明了逃跑是不可能的。身体拒绝执行我的意志。但是那个声音坚持着：机会就在眼前。只是我——我失败了。但我能接受这失败吗？我要继续，我要证明自己不会辜负那个声音。我要再试一次。这一次我拼命紧贴着窗户，使尽最后一丝气力，嘴里默念着：‘保佑我！’突然我又在围栏边上了。我再次一只脚踏上窗台，同时抓住编织网。但是再一次我失去了力量。我的身体紧靠着窗格，手指马上就要抓不住了。这时我猛地把门拉向我这边，试着把左腿跨上去，但是我的大衣缠住了我的腿。我抬了一下膝盖抽出大衣的下摆，抓住了屋顶上山墙的金属边，把自己拉起来。现在我已经站在前后晃动的门扇上了。我的右膝搭上了山墙。我继续挂在那儿，看见自己的手在流血。最后我努力爬上了屋顶，爬到了外面的屋檐边上。我的下面有一根消防水管。我抓住墙边，松手跳了下去。房子很高，但我别无选择，重重地摔了下去。


    “我站起身四下里看了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令我意志瘫痪的绝望和前功尽弃的感受。我发现自己在监狱的一处院子里。我和外面的世界还隔着一堵墙，而且比我刚刚翻过来的那堵墙更高。我的所有努力看来都白费了。院子的四周都是光滑、陡峭和结实的墙，也没有什么猪圈了。我像一头困兽那样围着墙根转了三圈，最后被疲劳和绝望击倒，只想躺在地上再也不站起来。但是我又一次重整旗鼓：我难道要让这次奇迹半途而废吗？我闭上眼睛，深呼吸了几次，然后再次观察周遭。我注意到只有一个窗户能俯瞰这个院子，所以我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既然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那么到晚饭前应该是安全的。在晚饭前我必须想出办法。


    “我注意到墙的阴影里有一棵果树。由于没有修剪，有两根枝条差不多伸到围墙那么高。但是枝条很细，看上去经不住一个成年人的体重。我走到树和墙之间，每只手抓住一个树枝把自己往上悠，树枝垂下来让我撞到墙上，但是墙托住了我，让我能一点一点地往上爬。现在离墙头还有一米，我拼命地换着手抓住更高的枝条。正当最上面的枝条就要断裂的一刹那，我的右手抓住了墙头。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此时我的左手还抓着树枝，我居然能把右腿勾到墙头，那一刻我立即跨上了墙头。奇迹仍在继续。


    “我从墙头上往下看。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奇怪：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双手流着血。但是我不觉得疼。墙外的地面是一个长长的斜坡，我不敢往下跳，只能骑着墙头向前挪动，直到下面有一堵窄窄的小墙和监狱的墙恰好形成一个角度。那堵小墙离我大概两米远。我纵身一跳，稳稳地站到了小墙头上。有一个盖着油毡的小屋顶倚在这堵小墙上，我爬过屋顶，靠着一蓬长在墙边的浆果灌木丛落到了地面上。我终于可以掏出手绢擦一下流血的双手，把帽子戴正。然后尽量迈着平稳的步子走向一辆装着木桶的大车，车边上有几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人。


    “‘上帝和你们同在。’我抬抬帽子，和他们打招呼。即使在巨大的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的彼时，我还是不能让那句罪恶的‘嗨尔，希特勒’通过我的嘴唇发出来。我绕过那栋房子，前面又出现了一堵墙和两个巨大的门。我的心往下一沉，但是经过前面的胜利，我已经有了一些信心。我本能地用眼睛丈量着墙的高度，但突然发现左边的那扇门并没有上锁。我抽出门闩，推开门走了出去，双脚已经站在这座城市的一条街道上。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女人挎着菜篮子，老先生们在遛狗，孩子们从学校的大门里跑出来。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做梦吗？还是我现在在做梦？我觉得额头上好像套着一个铁圈，两只眼睛火辣辣地疼。一个女人走近我，我问她现在几点钟了。我的声音嘶哑又刺耳，我和那个女人都被这声音吓了一跳。我已经连自己的病痛和虚弱都没有感觉了，从头到脚流着汗。我不停地往前走，看到一眼水井，就用井水洗了洗手上的血，然后继续往前走。我走过了很多小巷和街道，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路两边的房子透过一层薄雾阴森森地向我扑过来。但是当我终于停下脚步，仰面看到了没有阴云覆盖的天空，那天夜里我正是从那里听到了那个声音，我现在已经毫无怀疑，我的努力将会被戴上成功的桂冠。我的逃亡会成功，奇迹正在全力地运行。我不会在那个杀人犯海因里希被处决的地方死去。那个善良的农村小伙子还在那里，他那天晚上一直陪着我，展现了他的善良和风度。上帝啊，我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我的伙伴。但是我自己得救了，从地狱逃了出来。这是真的，是真的……”


    我们就此打住，不再继续往下读这本《引领者的声音》。格布哈特牧师此时正寄居在阿尔卑斯山地的一个小村庄里，这篇故事就是在那里写就的。从圣器室的窗子望出去，牧师能看到满开着小紫花的绿色牧场和更远处蓝天下连绵起伏的雪山。经过这么多天极度危险和疯狂的毫无计划的逃亡，伴随着只能用奇迹来解释的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幸运，他被引领到这平静安宁之地。某一天傍晚，他被引领到我们位于苏黎世湖畔的房子门前，看上去像一个鬼魂。我们听说了他的被捕经历，所以当我们看到他站在我们面前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从他主持我们的小妹妹受洗仪式的那天起，我们就把他当成家里的朋友。小妹妹的名字伊丽莎白也是他起的。我们曾经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直到奇迹把他带到我们的门前。他脸色苍白，虚弱，精疲力竭，只能勉强不跌倒，但同时他的周身散发着一股力量。最后审判之光持久地映照着他毫无血色的脸，形成了一个圣徒所独有的光环。


    我们的城市在圣诞节期间最为迷人。很多广场都改成了临时的露天市场，到处装点着节日的气氛。你可能买不起太多东西，但至少能赏心悦目。毕竟，这是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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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整个故事，包括监狱里其他人的故事，都来源于格布哈特牧师的故事，所有权为原作者拥有。其中和上帝的对话和出逃的过程是逐字抄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