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编 井原西鹤与好色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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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原西鹤的文学对性爱文化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他对性爱文化的诸多方面的贡献中，最为基本的是什么呢？总体看来，那就是他所表现出的对女性美的敏锐细腻的官能的开发，还有陶醉于其中的那种热心。作为例证，我想引用《好色一代女》卷一《诸侯的宠妾》中的一段描写。写的是为诸侯主人四处选美的一位老人，对人说：“要大体上按这幅画上的标准来选。”说着便“从直木纹的字画箱里拿出一卷美女图”——


    打开一看，首先年龄都在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间，脸庞要具有现代风采，稍有些圆。脸色像是淡樱花，五官端正，毫无缺陷。不喜欢小眼睛，而要浓黑的眉毛，宽阔的眉心，挺直的鼻梁，樱桃小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稍长的耳朵。耳翼不能过于肥厚，要透明发亮。额部自然而不拘谨造作，颈项光洁舒展，脑后没有拢不上去的头发。手指细长、指甲要薄，脚长八文[2]三分，大脚趾要跷起，脚板不得扁平。要比一般人长得高，腰部不得呆板，不得肥圆，臀部宽阔，身材体段和穿着打扮漂亮得体，姿态气质俱佳。性格和善，精通琴棋书画，身上一个黑痣也不能有……


    这种罕见的理想化的美人，在偌大的城市中也是难以寻觅的。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标准中，对于心灵方面的要求不多，这在特殊场合下也许是很自然的。不管怎样，上述一段文字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在于对女性姿态美的鉴赏是极为精到的。当然，这种精到的鉴赏是有其传统的，其背景就是长庆年间以后发展起来的妓院文化，是由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镜》及其他“通人”所奠定的审美趣味的结晶，并不是西鹤个人的独创。其中写到的那种“美女图”肯定在西鹤写作之前就有了，那么它究竟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呢？团氏旧藏的《汤女图》具有遒劲的线条和对形体的直截了当的把握，肯定是西鹤之前的作品。菱川师宣的版画美人也继承了这一系统，但过于质朴了些，缺乏西鹤所描写的优美柔婉的风韵。稍后的京都画家祐信笔下的女人偏胖，与西鹤的《美人图》趣味不一致。一方面，它与被推定创作于宽文年间的帝室博物馆收藏的《舞妓图》和大关氏所藏的《若众图》在趣味上较为相通；另一方面，与后来出现的石川丰信绘画中的脸部、鸟居清长绘画中的颈项和腰部都较为接近。可见，西鹤式的审美理想在女性美的鉴赏史上是承前启后的，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可以说，西鹤文学中那种不失优美的生气、不失健康的柔婉的女性美的鉴赏趣味，是绘画作品所表现的女性美的间接的结晶。


    另一方面，这种间接的结晶，可以帮助我们鉴赏浮世绘美人图中所包含的女性美的特质。因为它通过语言的描述，提醒我们注意哪些部位在视觉之外，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感动。换言之，它用语言暗示出了理想的女性美是如何产生的。正如浮世绘画家的代表作，如歌麿初期作品所深刻表现的那样，西鹤笔下的女性美主要并不体现于单纯的视觉形象上的几何学对称性。在人体美的鉴赏中，色彩的要求已经在西鹤的女性美观念中产生了。脸色的“淡樱花色”不用说，牙齿要求整齐“洁白”，对耳朵的要求是“耳翼不能过于肥厚，要透明发亮”，这与几何学上的要求完全无关，含有一种在阳光下可以透视的那种红润色。然后是脸微圆，脖子要“舒展”，手指细长，指甲要薄，脚要小，大脚趾要跷起。这些对形体上的理想的要求都不单单是几何学的美，特别是“腰部不得呆板，不得肥圆，臀部宽阔”这样的要求，暴露了西鹤对女性美的最后的归结。他不是单纯靠视觉，而且还凭借触觉感受对女性美加以想象，从性刺激及性陶醉这一根本之处来鉴赏女性之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西鹤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例证。例如，“那个太夫……的脚脖子简直夺人魂魄，而且大脚趾翘起，色泽光艳。头发稍打卷儿，真是无可挑剔呀！”（《好色二代男》卷四）对“大脚趾跷起”这句话我们不能忽视，而且，他从这“跷起”的大脚趾中发现了“色泽光艳”。关于“大脚趾跷起”和“头发稍打卷儿”这两点，西鹤在其他作品中也反复强调并加以赞美，由此可见他对此种身体特征是多么着迷！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断定西鹤是从狭义上的性欲来看待女性美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的女性美的观念，是以女性身体——灵与肉相统一的女性之生命——对男人的强烈吸引为基础的。


    西鹤的这种女性美观念，是直接地陶醉其中而罔顾其他的那种痴迷，理解这一点很是关键。无论是淫妇、荡妇还是悍妇，只要是“美妇”，就立刻摄入眼中且心向往之。他的所谓“心魂”便摇摇荡荡地扑向美人。同样地，女人对男人也无不同。这种情况下的男女相爱在《好色五人女》特别是第一卷中的小夏和清十郎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清十郎“生就一副英姿俊貌，比古画上的美男还漂亮。他耽好女色，从十四岁那年的秋天就涉足花街柳巷”，迷倒了许多游女，甚至有的游女还想与他一起情死。虽说“清十郎相貌潇洒，脾气温和，精明能干，很讨别人的喜欢”，但在西鹤的笔下，小夏并不是因为清十郎性格上的优点才爱上他的。“时年十六，喜爱美男，如今还未嫁人”的小夏，对清十郎这位美男一见钟情，对于普通女子所担心的清十郎过去的所作所为，还有他身上放射出的好色的光焰，却更加吸引了她。“无论是哪个女子，一旦相思起来都是很痴情的。不知不觉间，小夏爱上了清十郎，从此以后她昼夜苦苦思念，灵魂离开了，身体投入了清十郎的怀抱，说话时也颠三倒四，叫人莫名其妙。春花秋月，视若无睹；冬日雪落，不见其白；夏日杜鹃，不闻其声。何时是盂兰盆节，何时是春节，她早已前后颠倒。爱情在她的目光中，在言谈的细微之处都显露出来。”


    对小夏，清十郎最初是被动的，但是但马屋那个店家的女人们，甚至包括看孩子的乳母都来勾引他。于是，“清十郎在这些深情厚意的包围之下，或喜或悲，自然而然地对商店事务疏怠起来，穷于应付香艳之事，后来觉得很厌烦，变得像半夜醒来的人似的惘然呆滞。可是小夏却托人不断地送信来。清十郎也头脑发热，倾心于小夏。但在这个人多眼杂之家，不能偷偷行事，所以两人都很难耐。恋能伤身，清十郎逐渐消瘦下去，漂亮的容貌也日见憔悴，无可奈何。渐渐地，以互通声气为乐，心想：生命乃万事之本，只要活着，终究会成眷属，如此相互鼓励。”在小夏的嫂子的严密看管之下，两人开始了宿命的恋爱。


    于是，这种恋爱终于有了发展。他们从姬路私奔，原本是打算“到了大阪，在高津附近租借个房间，雇个女佣来伺候着，和小夏睡上五十几天，身也不翻，谈个痛快”。被捕的清十郎在牢房中，“无数次地把舌头紧紧贴在牙上，闭着眼睛”，但恋情还是难以克制，他的愿望是：“多想再最后看一次她那漂亮的身姿啊！”然而，这对美男女燃烧的肉欲官能之恋，到了最后，清十郎为了小夏像“失魂落魄一般”，接近了超我的境界，“被投入狱中的清十郎，开始过悲苦的日子，却全然不想自己，而是不由自主地喊：‘小夏，小夏！’”清十郎死后，小夏出家为尼，“成了一个罕见的比丘尼”，人们认为这很难得，都说“大概是传说中的中将君[3]再生了吧”。然而这样的结局是当初始料未及的，没有到达应有的终点。“两人开辟了一条恋爱的新河，在这河里做舟漂流，最终却像河上的泡沫一样消失了。”这就是西鹤的总体看法。


    不过，我绝不是坚持说西鹤的恋爱观中没有心性的要求。实际上，在西鹤那里，所谓“心性”在恋爱中还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小夏因清十郎以前的风流韵事而感到很有吸引力，就是出于对她的恋爱对象心性的理解，因为擅长搞恋爱与心性活动的能力原本没有什么不同。她不要求对方过去有多纯洁，而是希望在与这样的对象的相处中，得到更多恋爱的磨炼与能力。男人对于游女所感到的那种特别的诱惑，其实女人在男人身上也同样会不断地感受到。至此，西鹤对女人心性的特别要求，我们就有了切实的了解。对于他在《好色一代女》卷一中的《诸侯的宠妾》一节所写的那些关于女人心性方面的条件，也就能够有更好的理解，“姿态气质俱佳。性格和善，精通琴棋书画”。这里所要求的，是技艺方面的水平和造诣。这显然不是对尊贵的大家闺秀的要求，而是《好色一代男》中描写的许多名妓所具备的。作为理想的恋爱对象的女人，必须具有高雅（Vornehmheit）的气质，必须叫人觉得可爱，同时必须心灵手巧。有了这些心性的条件才能在美之中增添韵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了西鹤在对这种心性的理解上是如何深刻，描写是如何细致，又如何赞赏有加的。西鹤恋爱观的基础是对异性肉体之美的迷恋与倾倒，然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又表现出男女之间灵魂与灵魂的交融，描写了爱及爱中的静观和幽默。西鹤对恋爱文化的贡献，也主要表现在这一方面。江户时代的恋爱意识由他而得到了深化，由他而到达了自觉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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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们谈了西鹤的恋爱观对心性的要求，同时这也证明了他的恋爱观中缺少狭义上的伦理要素。什么是狭义上的伦理要素呢？就是把恋爱置于整体的人生与社会文化中，强调通过义务与使命意识来寻求它与整体人生和社会的联系，必须具有服从人生义务的坚定意志。而在西鹤的作品中，在其笔下的人物及作者的观照中，这种意义上的伦理意识是极为缺乏的。诚然，他对人的品位的高或低、心地纯洁或龌龊、聪明或愚蠢，都不断地加以品味、鉴别和批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不能轻视西鹤创作的伦理价值。但尽管如此，上述的缺乏狭义上的伦理要素的结论仍然是成立的。在他的作品中，天生俊美的男女只按照美的冲动而行动，而作者对这种美也抱有充分的理解态度。但这些人物对于广阔的人生——甚至对自己的恋人——都没有严</a>格的伦理意义上的责任感，不仅如此，作者也极其宽容地忽略了这种无责任感。然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整体人生与伦理责任的观念是极其深刻、广阔的，西鹤的文学迫不得已地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后世的小说或戏剧常用甚至滥用的“腻烦”[4]的动机，在西鹤的作品中是完全找不到的。这种主题的缺乏表明西鹤对那样的恋爱是不抱同情的。西鹤作品中恋爱的矛盾和危机往往来自对方的变心和外在的因素（特别是经济上的因素），还有当事人的愚蠢行为，而几乎没有那种基于内在绝望的恋爱的亢进和悲剧的主题。激情的恋爱是对外来压迫的反抗，是对自我的伸张，这一点使西鹤的作品绝不缺乏悲剧性，但这种外来压迫很少是基于人物自身道德意识的内在的矛盾纠葛，这又使西鹤的作品缺乏戏剧性。由于这样的局限性，使得西鹤对人生的看法中缺乏狭义上的伦理要素。在《好色五人女》中，箍桶匠与阿选的故事，还有装裱店的阿山的故事[5]，都能说明这一点。


    如此说来，在西鹤的恋爱观中，难道没有意识到恋爱和恋爱之外的那些更广阔、更强大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性吗？如果说竟然还有这样的恋爱观，那岂不是奇谈怪论吗？无论他描写的恋爱是如何的激情和陶醉，他对恋爱的本质是如何加以冷静地洞察，假如他没有那种联系性的意识，那么就可以说他的作品差不多就是诲淫的作品吧。我当然认为西鹤作品中有联系性的意识，我只是想说西鹤的创作超出了伦理意识。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看出这种联系性呢？我可以举出三点，来说明西鹤的恋爱描写与整体人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联系。第一是对于心性之美的敏感与欣赏，第二是写命运的不可思议，第三是涉及了经济的领域。


    关于第一点，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了，现在谈第二点。所谓“命运”，就是个人及社会集团，与自然及超自然的力量相互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因果。一般说来，与生俱来的人的性格，包围着个人而又与个人若即若离的社会力量，都是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但在这里我要预先声明，我将这些因素暂且排除在外。我想说的，是在自然的和社会的因果律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由人的善业恶业而造成的因果报应，由精神力决定的善灵恶灵之类，从物理学上说就是大自然，这些因素在对人产生作用的时候，造成了各种各样出乎意料的结果，这些偶然的结果是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会发生、任何人都难以摆脱的生死无常之相，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命运的主要部分。面对这样的命运，西鹤有时怀着恐怖，有时带着惊异，有时又怀着虔敬的感情。当然，也有像他在《本朝二十不孝》中所描写的那些肤浅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还有像那位死去的太夫显灵，在因为玩够了而厌弃今生的看破红尘者面前说的那些玩笑话（《好色二代男》卷四《参拜七墓逢故人》）。这类描写出现在西鹤的作品中，对于人物情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个视为小说写作的技巧。


    西鹤以真挚的感情所观察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人生的偶然性和无常。这两种不能为人所左右的东西，也出现在人类最热烈的恋爱中。不顾一切倾心相爱、相互依赖的恋人，却出乎意料地为不可思议的力量所干扰，令人束手无策。像“但马屋的七百两金子放错了地方”这样的偶然事件，使得清十郎身陷囹圄并最终被斩杀于刑场。[6]而去邻居家帮工的阿选，因为邻居家的主人偶然失手使罐子从搁物架子上落下，弄乱了阿选的头发，而使女主人醋意大发、破口大骂，而阿选心想：“既然那女人让我背上恶名，不如先下手为强，来真的算了！”这位原本相夫教子的模范主妇终于与那男人私通，被发现后当场自杀，尸体被游街示众。[7]都是跌落可怕的命运的陷阱而断送了人生。


    再举一个“若道”的例子。因恋爱而身无长物只剩一把短腰刀的岛村太右卫门，在河里来回游泳的时候，被远处的人误认为是河上的鸟儿而遭射杀（《男色大鉴》卷一）。“人命无常”——西鹤除了这句话之外，对这些偶然的东西不发表一句评论，而只管描写。他似乎听到了在这无常的人生的深处，那不可思议的黑暗的力量在咆哮。软弱无力的人，强大无比的命运，纵然爱的力量不弱，但把这恋爱放在这个背景下描写的时候，热烈的爱恋、执拗的好色，结果都被吸入那无常的背景中了。“人如同落日，谁也不能不沉入地底。”《好色一代男》越接近结尾越浓厚的无常观，在世之介狂热的好色的一生中，似乎吹进了一丝晚秋的清冽凉风。


    《好色五人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其中，有一件黑鸟羽的双层长袖和服，上有梧桐树与银杏树的比翼纹，红绸里子，山道形的镶边，薰过的香味犹存。阿七被此打动了心。她想，‘是怎样一个贵小姐夭折了呢？大概是把这作为遗物，送到这座寺庙里的吧？’她不由联想到自己的年龄，深深地可怜那小姐。由这位不曾相识的人，她悟到了人世无常，‘想来，人生似梦，活着与世无争，只有祈求来世了’。她这样心情忧郁地沉思着。打开母亲的念珠袋，把念珠捧在手上，专心地念佛。正在这时，一个相貌端正的后生，一只手拿着镊子，全神贯注地拔取扎在食指上的刺儿。时近黄昏，他把拉门打开，还是拔不出来，颇感苦恼。”这位小伙子就是这样偶然地出现在阿七面前。[8]这种把恋爱与无常联系在一起加以描写的主要动机，在开篇第一章就已经显示出来了，这里体现了西鹤文章中最美的部分所呈现出的独特的谐调——在华丽的叙事背后，贯穿着“寂”[9]的柔婉风格[10]，还有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思考和观察，都自然而然地表现了出来。恋爱就仿佛“梧桐银杏树上的叶子”，是为了被秋风吹落而准备的。


    当然，这种无常观是不能与“若不死就永远相伴”（《好色一代男》卷七）的积极态度混为一谈的。在西鹤那里，无常驱动着人们去享乐，无常像朝霭夕雾一样自始至终笼罩在恋爱之上。“一寸之前是黑暗，性命就在露水间，浮世难测明天事，只管一路往前赶。”（《东海道名胜记》），这种想法并不只是江户时代才有，早在妓院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这一点上，西鹤只不过是追随时流而已。然而，“所有的爱恋，都是悲哀，都是无常，都是梦魇，都是虚幻”（《好色五人女》卷四），从这一立场来描写人生，显然是西鹤这位“粹法师”[11]的一项崭新的事业。西鹤远远地超过了江户时代的那些虽然采用同一主题但发掘并不深的前辈作家，他让“物哀”的传统在新时代重新复活，并且在这方面，他与乍看上去似乎截然不同的松尾芭蕉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两人都把恋爱和人生置于“无常”中加以观察，芭蕉在连歌俳句中观察和表现世相，西鹤的文章则着眼于自然描写的风韵，这一点是读者所不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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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接着说第三点，就是西鹤如何在恋情描写中涉及经济方面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西鹤与松尾芭蕉截然不同。诚然，芭蕉也写了一些与经济有关的俳谐，如“房子卖出去了，怀念那里的纸拉门和席子”“大米的价钱，扶摇直上”“到了霜降季节，劈柴便宜了”“在京城过日子，要精打细算”“下了轿子，要付钱”等，这些情景的描写在芭蕉作品中很多，颇带有西鹤的味道，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说，芭蕉对经济生活的观察是粗略的，而西鹤对人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却是有着深刻理解的，并将这些题材写进作品中，从而与“御伽草子”[12]式的不着边际地加以虚构的“假名草子”分道扬镳，独创了那个时代任何作家都未染指的崭新的文学样式。在这方面，虽说近松门左卫门也独辟蹊径，但他也算是西鹤的一个追随者，而且是一个在深度把握上无人企及的追随者。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开拓当然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本身所决定的，但文学绝不是社会状况的简单反映。西鹤的《世间胸算用》[13]之所以代表了一种文学样式，是因为作者在经济生活这一人生重要方面的描写中，向读者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种种或明或暗的表现。


    可以说，西鹤最显著的贡献，是将町人的世界赋予了一种精神。“人是一种长出手脚满足欲望的生物”（《好色二代男》卷三）；“人生第一要事，莫过于谋生之道。且不说士农工商，还有僧侣神职，无论哪行哪业，必得听从大明神的神谕，努力积累金银。除父母以外，金银是最亲近的”（《好色一代男》卷一）；“居家过日子，最希望拥有的，比起梅、樱、松、枫来，金银米钱更为重要；比起院子的假山，更重要的是家中仓库殷实，四季家用充足，这才是人间天堂之乐”（《好色一代男》卷一）。这种欲求和金银米钱，与人生至关紧要，那些最没有功利计较的恋爱也受这些条件的深刻影响。西鹤把恋爱置于经济生活中，并且表现了恋爱与经济生活之间的种种关涉。在他看来，除了上述的特殊意义上的命运的因素之外，经济状况是人生中最有可能支配恋爱的重要因素。


    当然，恋爱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也有深有浅。《男色大鉴》的前半部分所描写的武士与武士之间的同性恋的“若道”，《好色五人女》中的普通良家妇女的恋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小。但是，在《好色二代男》后半部分所描写的客人与男性俳优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金钱买卖关系了。更不用说西鹤常写的美妓与风流嫖客之间的处在中心地带的恋情，都有着一套复杂的风俗习惯，讲究体面，因而是最需要金钱来支撑的。


    ……[14]


    注释


    [1] 本章属于《后编》，总第32—36节，以下选译第34—36节。《后编》各章均没有章名，只有各节名称，本章名称由译者所加。


    [2] 文：日本鞋袜的长度单位，一文合2.4公分。


    [3] 中将君：平安王朝时代右大臣藤原丰成之女，十六岁时出家为尼。


    [4] 腻烦：原文“愛想づくし”，这里指女方不爱男方，而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中断关系。


    [5] 见《好色五人女》卷二、卷三。


    [6] 见《好色五人女》卷一。


    [7] 见《好色五人女》卷二。


    [8] 见《好色五人女》卷四。


    [9] 寂：日语假名作“さび”，日本传统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一种洒脱、超越、寂静、枯涩、黯淡、陈旧、空灵、恬淡之美。


    [10] 例如《好色五人女》卷五之二《捕鸟一少年，生命何脆弱》开头的文字。


    [11] 粹法师：原文“粋法师”，“风流法师”之意。


    [12] 御伽草子：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期流行的带有启蒙性、娱乐性的故事，多为短篇。


    [13] 《世间胸算用》：可译为《处世费心思》。


    [14] 以下第37—45节，论述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以及近松之后的戏剧家们的创作，与“意气”及色气论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