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纳粹革命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该政府由3名纳粹党人和8名民族主义者所组成；国民议会被解散以准备新一届大选。在去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了230个席位，在国会中成为唯一最大的政党。它现在希望确保一个绝对的多数。2月27日，大选正在进行，国会大厦在一种可疑的情况下被烧毁；而这个行动就被用来作为大肆逮捕被指控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一个借口，搜捕行动部分由警察执行，但主要是由身着褐色纳粹制服的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指导的。这次大选使纳粹党的议员增加了92席；从这一点来看，所有尊重法律和宪法形式的虚伪假象都消失殆尽了。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实际上都成为非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被关进集中营或在肉体上遭受长期的非人虐待。发生了大量暗杀活动，但却没有任何人打算将这些凶手绳之以法。其他党派中的那些抵制和批评这个新的独裁统治的成员也遭到类似的对待；于是到1933年年中，除了纳粹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和党派组织都被迫解散了。从此，国会除了偶尔开会为总理宣布的政策热烈鼓掌之外，没有任何作用。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以压倒性的多数票被选为德国总统，并兼任总理职务。


    在外交政策领域，新政权的第一个声明就是对和平的再次保证。希特勒强调放弃任何要求以武力修改凡尔赛条约安排的企图。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他的心灵自传——《我的奋斗》，该书写于1924年，现在已经发行了几百万册，其中指责法国是德国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宣称要把生活在德国境外的所有散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都并入德国，并将东欧作为适于德国殖民的地区。另外，德国已经秘密进行了几年的重整军备，现在以更快的步伐加速进行，而且毫无顾忌，一点也不加以隐蔽，还不顾条约的禁令而公开组建了一支空军力量。只有在一个方面希特勒一直表现了自我克制。由于意识到德国政策中的使英国成为德国敌人的根本性错误，希特勒坚决反对再发生任何企图与英国海军力量竞争的想法。


    纳粹革命给整个文明世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它的影响分为两种性质。在一些国家中，主流的情感是对独裁统治的残忍和暴行的道义愤怒；在另一些国家里，则是对这种公然挑战1919年和平安排的更深切的担忧。看起来第二种反应比第一种反应是更具实质性的。在英国和美国，主要的情感是义愤，而不是担忧，因此在他们对德国的政策中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在意大利和苏联，他们的政府本身就是依靠暴力而上台执政的，没有道义指责德国的余地。但是这些国家受到希特勒掌权的国际后果的强烈刺激，并因此对政策实行了突然的逆转。本章将涉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并阐述它们因纳粹革命所引起的在政治取向方面的明显变化。


    波兰和苏联


    在这些变化中，第一个变化就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和解。自1919年以来，欧洲没有一个地方比德国和波兰之间的互相仇恨更深的了。通向大海的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领土分割开来，造成了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最引人注目的不满。没有一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比在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把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更持续地诉诸国联。没有什么问题比波兰和但泽之间的争端更频繁地被列入国联行政院的议事日程。在纳粹革命的初期，发生了这些争端中最严重的一个争端，当时200名波兰士兵未经授权就在但泽港口的一个地点登陆。然而在这个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双方就迈出了通向和解的第一步；1934年1月，就在希特勒任德国总理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签订了德国—波兰条约，该条约完全改变了波兰的外交政策和东欧的外交布局。该条约最为明显的结果是停止了由德国和波兰新闻界所导演的过去长达15年的相互辱骂的运动，在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抱怨和关于但泽的争端也从国联行政院的议事日程中消失了。


    需要对导致双方签订这个条约的动机给以一些说明。希特勒使西欧震惊并招致了反抗；而且由于他迫害共产党人，他也不可能像他的在拉巴洛的前任那样结交苏联以恢复平衡。他陷入完全孤立的危险之中。而且他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能受到了他自己的奥地利血统的影响——即德国首先应当向南方发展。每一件事情都表明应当与他的东方邻国和解。他获得了波兰的友谊，代价是承诺十年之内抑制任何反对波兰的行动，无论是通过宣传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波兰的动机同样是无法反驳的。15年以来它一直不安地生活在两个敌对的大国之间。它的一个盟国——法国，离它太远。在洛迦诺公约中法国已经表明了一种让波兰的利益服从于它自己安全的倾向；而它近来又因为签订四国公约而伤透了波兰的心。德国重新作为一个大国，使麻烦发生时法国的援助比以往更不可靠。波兰再也不能承受招致它的两大邻国的敌意的后果了。它必须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它选择的那一个是它认为更强大的和更可靠的。的确，德—波条约唯一承诺给波兰的是十年的缓和期。但是能使形势稳定地发展十年则要走过一条相当长的路。这是值得尝试的事情。


    必须对苏联的反应给以更详细的评论。到1927年，苏联政府已经与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主要大国建立了正式关系，而且在那一年苏联的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日内瓦。同年还看到了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政策的胜利。1928年10月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意味着开始启动巨大的工业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国家的现实利益必须超越革命的理论原则而居于优先地位。1929年，苏联与英国重建正式关系是迈向正常国家关系的又一步骤。苏联当局还要做的就只是要与美国和国联达成协议了。


    在以后的三年中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1932年秋天，苏联与意大利和法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在第二年的第一季度里发生的两个事件，使苏联的政策完全转到了新的方向。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及受到国联大会谴责的日本退出了国联。这两大事件在莫斯科都引起了它们特有的反应。1933年夏天世人目睹了一种迅速的和解，基于共同的对德国的担忧，苏联和法国重建友好关系；而且在苏联的新闻宣传中出现了一系列反对修改条约的声音。与此同时，最担心日本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相互走得更近了。1933年11月李维诺夫访问了华盛顿，并代表苏联政府作出适当的保证，禁止在美国进行革命宣传，并给以在苏联的美国侨民宗教信仰的自由；而美国政府则正式承认了苏联政府。于是苏联的外交就获得了两个潜在的盟友——一方面防御德国，另一方面防御日本。


    苏联政府需要进一步消除以往国际社会对苏联的偏见；这就是苏联加入国际联盟。法国坚决要求实行这一步骤。法—苏同</a>盟会带有太强的战前外交的味道，而且很可能使英国不愉快。在防御德国侵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必须通过拥有共同的国联成员国的资格而表现出来。1934年7月，法国劝说英国和意大利与它自己一道去游说国联的其他成员国允许苏联的加入；在9月的国联大会上，苏联的如期加入获得批准，只有三个国家——瑞士、荷兰和葡萄牙投票反对。波兰采取了两个预防性措施。其一，它从苏联政府获得了一个私下的保证，即后者将不鼓励或不支持在波兰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对国联的任何请愿活动；其二，波兰还在国联大会公开宣布，它不再承认国联有权干涉波兰的少数民族问题——这实际上是宣布废除少数民族条约的通告。


    由国联成员国的身份提供的安全保证并不足以消解苏联对希特勒的担忧；苏联政府继续敦促法国签订一个直接的双边协定。法国不愿意拒绝这个要求。法国确信，只要邀请德国加入，英国政府将不会反对法国和苏联的一个保证条约，而且根据洛迦诺公约的先例，这个保证条约在两个方向上都可以适用。于是法国和苏联准备了一份东方公约草案，其中法国和苏联不仅相互保证反对德国的侵略，而且每一国都保证德国免遭另一个国家的侵略。这个计划看上去有些虚伪；因为很难设想德国将获得法国的帮助去反对苏联，或者将获得苏联的帮助去反对法国的任何情况。然而，该草案于1935年2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并连同其他一些建议（后面将会提到）一起交给了德国政府。德国提出了异议，这就等于是一种拒绝。这个结果是法国和苏联政府预料到的而且或许是希望见到的结果。它们利用这一点，于1935年5月签署了法—苏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一旦一国遭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进攻，另一个国家将对其提供援助。纳粹革命的结果是重建了战前的法俄协约。


    奥地利和意大利


    希特勒决定把奥地利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第一个目标，这在许多方面都证明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从1919年到1933年，绝大多数奥地利人希望与德国合并；而且在和平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比禁止这种合并的条款更多地受到法律层面的批评。但是纳粹革命疏远了奥地利的主体民意。无论是奥地利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生活在维也纳的人口众多、影响颇大的犹太人，都不希望与他们在纳粹德国的同志们有同样的命运；在奥地利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天主教会，由于其信徒在德国纳粹党人手中所遭受的待遇而产生了敌意。除了这些产生不信任的特殊原因之外，有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传统的奥地利人斜眼看着德国的新政权的粗暴而残忍的效率。也许自希特勒上台以来的任何时候，在奥地利的一场自由投票仍然会有多数人支持与德国的合并。但是这个多数决不意味着像1933年1月以前的那种压倒性的和毋庸置疑的多数。


    然而，奥地利对纳粹革命的第一个反应是进行仿效。1933年3月，奥地利的总理陶尔斐斯在议会通过搁置宪法而驳回了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意见。从此以后，奥地利政府主要依靠一个民间军事组织“保国军”的支持，“保国军”于几年前组成，是作为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武装力量的一个补充。不久德国政府就上阵了。攻击奥地利政府的宣传变成了慕尼黑广播节目的一个持续的特征。德国的飞机在奥地利的领土上散发纳粹的传单。金钱和武器通过走私越过边界到了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手中。对打算前往奥地利的德国游客强行征收相当高昂的签证费用。1933年6月，奥地利政府以镇压奥地利的纳粹党给以回击。


    虽然有“保国军”和一部分人民的反抗，但是，如果不是大国的介入，奥地利可能很快就会向德国的压力投降。对纳粹政权的暴行的普遍忿恨现在已经达到了顶点，并且由于德国的反奥地利运动而更为强化。在保持奥地利的独立这一重要问题上英国的舆论变得几乎与法国的舆论一样坚决。在柏林的外交抗议没有多少效果。8月，奥地利得到了另一笔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几个小国担保的国际贷款。


    从这时开始，意大利成了奥地利的主要庇护者。在过去的一些年代里，意大利一直是一个不满的和“修正主义”的国家；而且最近它几乎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都使自己站在德国一边。现在，在纳粹革命的刺激下，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像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样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意大利可能希望修改条约的非洲或东欧部分。但是，如果允许德国得到奥地利，那么，对一个已经合并了奥地利的德意志省份南蒂罗尔的国家来说，德国就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邻国。于是在1933-1934年冬季，意大利政府开始向“保国军”支付秘密津贴，该组织被认为是维持奥地利独立的保障。作为对这些秘密津贴的报酬，墨索里尼要求颠覆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他们仍然控制着维也纳的市政当局，并要求在奥地利建立一个法西斯路线的政权。这个要求在1934年2月得到了满足，不存在严重的抵抗。几百名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被捕入狱，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机构都被取缔。奥地利的内政外交政策都置于意大利的控制之下。


    这些行动的后果是使奥地利失去了迄今为止它所享受的英国的大量的同情之感，尽管英国政府继续宣布它关心奥地利的独立。纳粹分子受到鼓励而做出进一步的尝试。1934年7月25日，一帮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占领了联邦总理府，并使陶尔斐斯在试图逃跑时受了致命伤。但是，这种反叛行动并没有赢得军队和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当天晚些时候，政府重新控制了维也纳。其他地方只有一些零星的骚乱。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希特勒的支持，叛乱就不可能组织起来；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对陶尔斐斯的死负有道义责任。意大利的增援部队紧急开往边界。如果这场叛乱取得了成功，意大利的军队是否会进入维也纳，对此人们有许多推测。


    1934年7月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是奥地利事务中的另一个转折点。希特勒对其奥地利的政策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而且如果这一政策继续推行，他或许担心意大利会进行军事报复。于是德国改变了它的策略。没有进一步鼓励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去从事暴力行动；德国对奥地利政府的攻击实际也停止了。希特勒不止一次地否认他有威胁奥地利独立或干涉奥地利国内事务的任何打算。这个政策坚持了两年。1936年7月，当时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冒险行动已经削弱了它在中欧的势力，奥地利与德国签订了一个和解条约；不久以后，“保国军”由于意大利不再能够支付津贴而解散。这些事件的结果是确立了一种德国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国际共管。但是由于这种国际共管是随着德意关系的改善而建立的，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机会去检验谁是占有支配地位的伙伴。


    法国、意大利和小协约国


    1933-1934年冬天意大利与德国的疏远，以及意大利对奥地利准保护国地位的确立，在中欧和南欧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法国与意大利关系的迅速改善。战后由于法国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而使法—意之间的对抗突然爆发。自此以后，这种对抗扩展到许多其他的领域。在非洲，法国未能满足1915年伦敦条约中的意大利的要求，在对待法属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的地位问题上存在着不断的摩擦。在海军问题上，意大利由于法国拒绝承认它的对等要求而感到受了耻辱。在整个欧洲的问题上，意大利一贯支持前敌国的不满情绪并保持它对法国的盟国南斯拉夫的敌意。直到1933年，两国的关系一直持续恶化。但是希特勒对奥地利的野心是法国和意大利同样能够察觉得到的威胁。在奥地利独立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使两国很快走到了一起；1934年9月，双方详细讨论了法国外长巴尔都正式访问罗马以解决一些棘手问题的可能性。


    但是问题的解决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双方在中欧都有自己的保护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是法国的盟国。意大利长期支持匈牙利；而且在1934年3月，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在罗马签署了一系列半政治性、半经济性的协定。因此，除非法国和意大利都准备放弃它们的保护国，否则，在法—意达成圆满的和解之前，必须在中欧的对立的集团之间先达成和解。意大利能够对奥地利和匈牙利施加压力。法国能够对小协约国做些什么尚待观察。


    尽管不像波兰那样激烈，小协约国对法国加入四国公约也是相当不满的；而且当前法国对意大利的接近行动也受到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并非在三个小协约国家中同样存在。事实上，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威胁在这种伙伴关系之间造成了第一道裂痕。如果德国兼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将受到危险的包围；因此它欢迎意大利和法国采取任何能采取的步骤去阻止这种事件的发生。南斯拉夫并不担心奥地利被德国合并。但是如果意大利成了奥地利的主人，南斯拉夫将会认为它自己被意大利所包围；因此它不喜欢法国和意大利的和解，这种和解明显地旨在加强后者对奥地利的控制。罗马尼亚距离太远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它只关心维持小协约国的团结一致来对付匈牙利。简言之，所有这三个小协约国的成员对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来说所能做的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但是一旦这种独立失去了实际意义，而且奥地利转而处于某个其他大国的直接影响之下，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宁愿这个大国是意大利，而南斯拉夫则希望这个大国是德国。


    1934年10月，在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南斯拉夫的国王亚历山大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把他的观点摆在了法国政府面前。巴尔都在马赛会见了他；但是当他们一同下船驱车离去时，两人都被一个克罗地亚的恐怖分子的左轮手枪打死了。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匈牙利都窝藏、甚至资助心存不满的南斯拉夫人，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一天对煽动叛乱是有用的。很难确定意大利人或匈牙利人与马赛的犯罪行为有直接的牵连。但是南斯拉夫决定向国联提出抗议；而且如果不是两个有关的大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坚定的决心——不容许这个悲剧妨碍两国之间刚刚出现的和解，形势可能会变得相当危险。一个心照不宣的交易达成了。南斯拉夫被劝说把它的指控完全针对匈牙利，它在日内瓦的抗议中也没有提到意大利。作为回报，意大利将敦促匈牙利接受诸如谴责这样的能够足以平息南斯拉夫愤怒情绪的办法，而如果没有意大利的支持，匈牙利将是孤立无助的。在日内瓦，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依照这个计划而行；而且在经过艰苦的磋商之后，国联行政院能够意见一致地宣布，“无论如何，由于失职，某个匈牙利当局已经承担了与准备马赛的犯罪行动有关的某些责任”，并且责成匈牙利政府惩罚它的任何能被确认是有罪的官员。


    在法国的领土上暗杀亚历山大国王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后果。它增加了南斯拉夫对意大利的怀疑；它导致了南斯拉夫与法国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冷淡；它加快了法国与意大利的和解。1935年1月的头几天，巴尔都的继任者赖伐尔访问了罗马，并与墨索里尼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这些协定标志着法—意长期不和的结束。关于德国，两国同意，一旦德国推行重整军备的政策，两国将“协调他们将要采取的态度”。关于中欧，他们同意，建议奥地利和它的所有邻国（除了瑞士）缔结一个条约，保证不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并且不支持破坏他们各自国家的独立、或颠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企图。（事实上，甚至从未做出努力去谈判这个建议的条约。）与此同时，他们承诺，一旦威胁到奥地利的独立，他们将与奥地利以及与那些愿意参加协商的奥地利的邻国一起协商。关于非洲，在伦敦条约意大利要求的殖民地中，法国将法属赤道非洲的毗邻意属利比亚省份的一条带状地区，以及邻近厄立特里亚的法属索马里的一小块三角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的状况得到改善；另外赖伐尔告诉墨索里尼，法国对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获得的任何让步都不感兴趣。然后法国方面声明说，这个谅解只涉及经济让步，谅解的具体条款是保密的。


    法国与意大利之间达成的和解是受到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刺激的最后重要的外交政策转向；现在可以简要地概述整个过程的结果。波兰已经与法国离异（尽管并没有正式取消法—波同盟），并开始与德国建立密切的关系。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传统的修正主义立场，全心全意地接受法国的坚决维持凡尔赛安排的政策。意大利也加入了反对德国的阵线，尽管它继续把奥地利和匈牙利作为它在中欧的前哨阵地。在小协约国当中，捷克斯洛伐克支持法—意的立场，并且更加接近奥地利（虽然没有更加接近匈牙利，它并没有放弃其修正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南斯拉夫走向反对意大利的方向，远离法国并迅速与德国接近。1935年5月，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签订的条约——该条约的条款与两周前法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的条款相同，这种国家集团的重组得以完成。该条约突显了小协约国中的日益增大的裂痕；因为罗马尼亚拒绝了签署一个同样协定的邀请，而南斯拉夫甚至仍然是拒绝承认苏联政府的为数不多的欧洲国家之一。


    巴尔干协约


    1934年也见证了巴尔干地区的新的国家组合，尽管在这里纳粹革命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正像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由于共同担忧匈牙利而走到一起一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希腊也由于对保加利亚的一致敌视而联合在一起。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后，土耳其是在瓜分保加利亚的领土中的第四个获利者，1918年它成了战败国；多年以来它一直远离其巴尔干的前伙伴国，只同苏联发展密切的关系。但是1930年，它与希腊——这个它最难宽恕的仇敌——实现了和解。1932年它加入了国际联盟。1934年，土耳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希腊签订了一个相互保证彼此的巴尔干边界的条约。保加利亚拒绝参加一个确定边界的条约，因为它从未停止抗议对这些边界的不公正的修改。阿尔巴尼亚没有被邀请参加，在它的事务中意大利继续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通过这个条约所确立的“巴尔干协约”证明在结构上是脆弱的。对南斯拉夫来说，该条约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它反对意大利干预巴尔干的事务。另一方面，希腊没有能力去冒一场与意大利海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于是希腊在批准这个条约的同时发表宣言，声称它认为它没有义务介入与一个非巴尔干国家的冲突；因此这导致了希腊与南斯拉夫之间关系的冷淡。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关系好转了。一个获得南斯拉夫同情的新的保加利亚政府，摆脱了迄今为止在索菲亚至高无上的意大利的影响，并且自战争结束以来，第一次坚决处理了出没于南斯拉夫边境的马其顿恐怖分子。此后巴尔干的形势仍然是变动而不确定的。巴尔干协约幸存下来。但是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而不是与希腊的关系更近，前者仍然处于该协约之外，而后者却是该协约的成员。1935年3月希腊爆发了内战，随后恢复了君主制，但是并没有打破总体的稳定。


    1936年6月，在蒙特勒会议上，应土耳其的要求，洛桑条约的主要签字国同意修改该条约的有关海峡非军事化的条款。土耳其获得了在海峡修筑防御工事的自由，并且做出了在战争与和平时期战舰通过海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