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阿纳姆大桥上，为数甚少的勇士们进行的顽强抵抗几告终结。黎明时分，德军再次进行了可怕的炮击。晨曦中，曾经是民居和办公楼的建筑物，现在成了满目疮痍的残垣断壁，又再次陷入战火的炙烤之中。在大桥的两侧，以及欧西比尤斯外大街沿街倒塌、毁损的废墟内，尚存的几个英军据点正在被依次炸掉。曾经掩护过大桥北入口的半圆形防线几乎不复存在。然而，顽强的英军伞兵虽然被烈焰包围，却分成数个小组用碎石瓦砾做掩护继续战斗，不让德国人夺回大桥。


    唯有天生的勇气，才让弗罗斯特的部下们坚持到现在，顶住德军的攻击长达两天三夜，其勇猛无畏和坚韧不拔可谓极致。第2伞兵营以及零零星星加入这支队伍的其他单位的英军官兵（按照弗罗斯特的最高估计，这支队伍的总兵力从来也没有超过六七百人），他们在严峻的考验中紧密团结，自豪感和共同的目标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要独自完成本应是整个空降师完成的任务——而且这支队伍坚持的时间，超出了该师本应坚持的时间。在绝望、焦虑的分分秒秒中，在等待着根本就没能赶来的援兵时，戈登·斯派塞一等兵的想法也许是官兵们共同心绪最好的总结了。他写道：“是谁没有尽职尽责？不是我们！”


    但现在，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这些“红魔鬼”躲避在废墟和狭长掩壕里，努力保护着他们自己以及满是伤员的地下室，几乎一刻不停的敌军炮火让他们产生休克、脑震荡等症状。他们扎着肮脏的满是血污的绷带，却又摆出无所畏惧的架势，仿佛佩戴着荣誉勋章似的。他们最终意识到，自己再也顶不住了。


    察觉到此事的英军伞兵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平静，完全没有了惊恐。士兵们似乎私下里已经决定，他们将战斗到结束——只是为了更多地打击一下德军。尽管他们知道，战斗已近尾声，但士兵们仍然发明了一些新的作战方式，使战斗得以继续下去。迫击炮排的伞兵们将失去了三脚架和座钣的迫击炮炮筒抬起来，然后用绳子拴住，把最后几枚迫击炮弹打了出去。其他伞兵发现用来充当弹簧驱动力的雷管已经用完了，他们手里的步兵反坦克抛射器无法正常发射破甲弹，于是他们尝试用火柴盒做成的导火索来充当发射药。他们的战友就躺在周围——死去的或者垂死的，但他们仍然恢复了抵抗的意志，而且在恢复抵抗意志的同时，还经常彼此逗乐。人们记得，有一名爱尔兰伞兵被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得失去了知觉，当他终于睁开眼睛时，说道：“我死了。”随后他想了想，又说道，“我不可能死，我还在说话呢。”


    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本应成为他们胜利进军的开端，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猎号曾把他们召唤到自己身边。在弗罗斯特心目中，他们永远不会被击败。然而现在，这个黑暗而悲剧性的星期三，他知道，“实际上救援已经无望了”。


    仍然能够进行战斗的官兵，充其量只有150到200人，主要集中在坡道西侧被重创的营部建筑物四周。超过300名英军和德军伤员塞满了地下室。“他们拥挤得几乎可以互相叠起来，”弗罗斯特着重提道，“这就使医生和医护兵难以绕过去照料他们。”很快他就不得不为这些伤员做出决定。几乎可以肯定，营部所在的建筑物必定会被再次击中。弗罗斯特告诉弗雷迪·高夫少校，“你看不到我会如何战至最后一刻的，我们一撤出去，伤员就会被活活烧死”。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要在建筑物被彻底炸毁或者攻占之前，把伤员运送出去。弗罗斯特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却仍然相信他能够再控制大桥入口一段时间，甚至能再坚持24小时。但他的环形防线现在非常脆弱，他知道，“敌人如果下定决心发起突袭的话，就能突入我们的防区”。


    在坡道另一侧的英军阵地上，麦凯上尉觉得这座被摧毁的校舍“就像一个筛子”。正如他后来回忆时说的：“我们孤零零的。东边的房屋全都烧塌了，唯有南边的一座房子还矗立着，它被德军占领了。”而在校舍里，恐惧的气氛日渐浓厚。“士兵们极其疲惫，肮脏不堪，”麦凯写道，“每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都会觉得反胃。他们面容憔悴，红红的双眼布满血丝，几乎每个人都绑着肮脏的绷带，到处都是血。”麦凯着重提道，当伤员被从楼梯上抬进地下室的时候，“在每一级楼梯台阶上，鲜血都形成了水洼，像涓涓细流一样沿着楼梯流淌下来”。他仅剩下13个人，“三三两两挤作一团，坚守着阵地，而这块阵地实际上应该由两倍以上的兵力把守。唯一干净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武器”。在校舍遭到炮轰的时候，麦凯和他的部下在两个小时内击退了敌人3次进攻，四周留下了人数是他们4倍的敌军尸体。


    中午渐渐临近，战斗仍在继续。中午时分，英军士兵的顽强抵抗挫伤了德军进攻部队的锐气。弗罗斯特记得，当他与B连连长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讨论要派出一支战斗巡逻队去清理该地区的时候，“一声巨大的爆炸”把他掀起后，朝下扔到几米外的地方。一枚迫击炮弹几乎就在两人中间爆炸，不可思议的是他俩都还活着，但弹片嵌进了弗罗斯特的左脚踝和右胫骨，而克劳利则是双腿和右臂被击中。弗罗斯特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耻辱，因为他未能“抵抗住似乎要强行从我身上发出的呻吟，尤其是道格[1]根本就一声不吭”。弗罗斯特的勤务兵威克斯把两名军官拖到掩蔽处，担架兵把他们和其他伤员一起抬进了地下室。


    在拥挤的地下室里，伊根神父试图让自己适应环境。在这个寒冷房间的昏暗隐秘处，先前曾帮忙把伊根救出来的情报军官布基·布瓦特―布坎南中尉，看似疲惫无力地倚靠墙站立着，但实际上他已经死去了，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当场震死，而且没有留下痕迹。随后，有些恍惚的伊根看见弗罗斯特被抬进来时仍然非常震惊。“我记得他的脸，”伊根说道，“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下室里的其他伤员也看见了他们的营长。第2伞兵营营部连通信排排长约翰·格雷厄姆·布伦特（John Graham Blunt）中尉是已经故去的布瓦特―布坎南中尉的朋友。在布伦特眼里，中校躺在担架上面的样子是一个毁灭性打击。“我们这些下属始终认为，他精力旺盛，有着金刚之躯，”布伦特写道，“看见他那个样子被抬进来，令人伤心。他从未屈服于任何事情。”


    在房间的另一面，同样被弹片打伤的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记得，有人焦虑地朝着弗罗斯特喊道：“长官，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在英格兰，索萨博夫斯基少将注视着他的旅排成长列，登上运送兵员的“达科他”运输机。自星期日以来，当他指挥的波兰伞兵旅等待出发的时候，他就感到紧张不安的情绪在增强。星期二，他们从兵营来到机场，不料却被告知行动取消了。星期三上午，在得知空投场变更之后，索萨博夫斯基自己又把起飞时间推迟了3个小时，以便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现在已临近下午1点，当背负着沉重装备的伞兵走向飞机的时候，焦躁的气氛消失了。部队终于出发了，索萨博夫斯基注意到，“他们的心态几乎是轻松愉快的”。


    他的心态却截然不同。在计划改变后的数小时里，他试图尽可能了解有关厄克特部队的态势以及新空投场的所有情况。他指挥的旅下辖3个营，他尽力为部队提供相关情报，并一直传达到排级单位，然而情报是贫乏的。索萨博夫斯基感到部队准备不足，几乎是“要跳进未知的区域”。


    现在，随着螺旋桨慢慢转动，各营官兵开始登机，114架“达科他”运输机将运载他们飞抵荷兰。索萨博夫斯基对登机过程感到满意，他本人登上了领航的飞机。随着引擎转速加快，这架“达科他”运输机开始滑行，在跑道上缓慢地行驶着，又转了个弯，准备起飞。然后飞机却停顿下来，让索萨博夫斯基气馁的是引擎正在减速。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焦虑也在一点点地增加，他不知道为何起飞被推迟了。


    突然，机舱门打开了，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登上了飞机。他沿着过道来到将军的身边，告诉索萨博夫斯基，塔台刚刚接到命令，停止起飞。情况是星期二的翻版：英国南部的各处机场已经开放，运送补给物资的轰炸机正准备再次起飞，但阴云密布的格兰瑟姆地区不适合飞机飞行。索萨博夫斯基不愿意相信。当消息传达下去时，他能听见手下的官兵在咒骂。飞行计划又被推迟了24小时——直到9月21日，星期四，13点。


    加文将军的滑翔机机降步兵团也再次停飞了。当天将对奈梅亨极其重要的瓦尔河大桥发动攻击，加文急需的3 400名官兵以及他们的枪炮和装备却不能动身。德里尔—海弗亚多普渡口仍然在正常运行。在这个关键的星期三，也就是D日后的第三天，波兰旅本来可能已经渡过了莱茵河，增援陷入颓势的厄克特的空降部队，但是坏天气却再次打击了“市场—花园”行动。


    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终于准备对荷兰境内的英军和美军发动反攻。在9月20日，这个关键的星期三，德军在整条“走廊”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进攻。


    莫德尔的增援部队正陆续抵达，他相信自己的兵力现在已经足够强大，足以遏制蒙哥马利的进攻。他计划要掐断索恩、费赫尔和奈梅亨之间的盟军“走廊”，他知道阿纳姆大桥几乎已在他的手中了。而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蒙哥马利早在安特卫普的时候就将这支部队遗忘了——现在正慢慢地恢复元气，人员正在重新组织，每天都有弹药和补给物资送至部队。在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附件第2342号里，莫德尔向冯·伦德施泰特汇报了48小时内冯·灿根所部的状况：“第15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的兵员达到82 000人，装备共计530门火炮、4 600辆车，4 000多匹马，以及大量有价值的物资……”[2]


    以冯·灿根的能力接掌这支部队，莫德尔对此充满信心，他计划在72小时之内完全重组自己的指挥体系。冯·灿根将指挥B集团军群在盟军走廊以西的所有兵力；现在正得到系统性增强的斯图登特的第1伞兵集团军，将被安排在“走廊”以东。莫德尔发起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此时的德军已经锋芒毕露。


    20日上午，德军装甲部队突然攻入第101空降师在索恩贝利便桥的阵地，几乎成功地夺取了这座桥。好在泰勒将军的部下反应及时，英军坦克部队又迅速采取行动，才挡住了这次进攻。当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快速突向奈梅亨的时候，泰勒的整个防区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上午11点，德军对着第82空降师的防区一通狂轰滥炸，地面部队随后从帝国森林里出击，向该师的东部侧翼发起进攻。仅仅数个小时，一场全面的大规模攻击就在莫克（Mook）地区形成了，威胁到了赫门村的桥梁。加文匆匆从奈梅亨赶到现场，他的部下在奈梅亨正准备对瓦尔河大桥发起攻击。加文看到“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一座能让装甲部队通行的桥梁”正岌岌可危。“对于涌入奈梅亨的英军和美军来说，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这座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回忆道。加文正处于紧要关头：第82空降师每支可用的部队都已经投入了战斗。加文匆忙要求英军的冷溪禁卫团所部给予帮助，随后他亲自率领部队进行反击。于是一场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激烈而又残酷无情的战斗开始了。加文把部队前后调动，就像在下国际象棋一样。他的部队最终守住了防线，击退了德军的进攻。他一直害怕德军从帝国森林发起的进攻。现在加文和军长布朗宁中将知道，一个新的且更为危险的战斗阶段开始了。在德军战俘中，有些来自欧根·迈因德尔（Eugen Meindl）伞兵上将的第2伞兵军，这个军是莫德尔的精锐部队。莫德尔的意图现在很明显：夺回关键性的桥梁，把“走廊”掐断，粉碎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


    就当前态势而言，莫德尔确信盟军永远也无法在奈梅亨渡河，然后走完到阿纳姆的这最后18公里路。他自信地告诉比特里希，他预计战斗将在这个星期之内结束。比特里希则没那么大把握，他告诉莫德尔，要是把奈梅亨的桥梁都炸毁的话，他会更放心。莫德尔看着他，愤怒地喊道：“不！”


    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对威廉·比特里希的看法感到恼火，他认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对战斗的考虑过于深远了。比特里希“似乎对部队在潘讷登渡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完全置若罔闻”，而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捆住了哈梅尔的手脚，在他看来，比特里希应当在渡口待上足够长的时间，“应该让他亲自看看，将20辆坦克渡过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其中3辆还是‘虎王’坦克”。哈梅尔的工兵用了将近3天时间才建起一个渡口，能让约40吨重的车辆渡过莱茵河。尽管哈梅尔相信现在可以加快作战行动了，但到目前为止，却只有3个排的坦克部队（12辆豹式坦克）到达了奈梅亨近郊。其余的坦克，包括他的虎式坦克仍在阿纳姆大桥作战，指挥这支部队的是经验丰富的东线指挥官汉斯―彼得·克瑙斯特（Hans-Peter Knaust）少校。


    38岁的克瑙斯特在1941年莫斯科附近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哈梅尔回忆说：“他重重地踩着一条木腿走来走去，尽管始终疼痛，却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然而，克瑙斯特也是哈梅尔不悦的对象之一。


    为了支援弗伦茨贝格师，克瑙斯特战斗群被匆匆派到荷兰，该部队配备有35辆坦克、5辆装甲运兵车和1门自行火炮。但克瑙斯特手下的老兵却水准不高。他们几乎都曾经负过重伤，在哈梅尔看来，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伤残退伍军人”，正常情况下这些士兵是不会参加战斗的。此外，克瑙斯特的补充兵员都很年轻，许多人只受过8个星期的培训。阿纳姆大桥的战斗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因而哈梅尔现在开始对奈梅亨的形势感到害怕，一旦英国人取得突破，他就会需要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来坚守阿纳姆大桥，以及位于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的防御阵地。更多的增援的装甲部队正在路上，包括15～20辆虎式坦克以及另外20辆豹式坦克，但哈梅尔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到达，也不知道阿纳姆大桥能否畅通，从而可以加快其南下的速度。哈梅尔认为，即使夺回了阿纳姆大桥，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清理那些车辆残骸，唯有如此己方部队的车辆才能顺利通过。


    为了便于督导所有的军事行动，哈梅尔已经在潘讷登西边3公里、奈梅亨东北约10公里处的多嫰堡（Doornenburg）附近建立了一个前线指挥所。他从那里驱车向西，来到奈梅亨至阿纳姆公路的中间点研究地形，以便把防御阵地确定下来。一旦盟军取得突破，这些阵地就可以派上用场。他的勘察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不论是英军还是德军的坦克部队，似乎都不可能离开公路，只有轻型车辆才能在路面单薄的砖铺支路上行驶。他的坦克部队从潘讷登渡河之后前往奈梅亨的途中，就曾在这样的道路上陷于泥沼，坦克的重量压碎了路面。奈梅亨至阿纳姆的主要公路有部分路段是堤岸路，高出地面大概两三米的样子，两边是松软的圩田。在这些高高的路段上行驶的坦克将会完全暴露，在天空的映衬下露出轮廓，占据有利位置的炮兵能够轻易地把它们轰掉。眼下，哈梅尔没有能够覆盖公路的火炮。这样一来，在英军从奈梅亨取得突破之前，克瑙斯特的坦克和大炮渡过莱茵河进入阵地就刻不容缓了。


    返回多嫰堡的前进指挥部之后，哈梅尔从佩奇上校那里得到了最新的报告。从阿纳姆传来了好消息：已经抓到了更多的俘虏。大桥上的战斗正步入尾声。克瑙斯特相信，到下午晚些时候他就可以成功过河了。奈梅亨的战斗仍在持续，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部下尽管伤亡严重，却粉碎了对方要夺取铁路桥和公路桥的所有努力，美军和英军在两座大桥入口处都被挡住了。而在奈梅亨市中心，英军部队的进攻也停滞了，然而局势却更加危险了。


    奥伊林的作战报告表现出了一种哈梅尔并不认同的乐观主义。最终仅仅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英军装甲部队无疑也会打穿德军的防线。哈梅尔点燃一支雪茄，告诉佩奇，他估计“在48小时之内，英美联军将会对这座公路大桥发动主攻”，如果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和炮兵能够迅速夺取阿纳姆大桥，他们就可能挡住英军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哈梅尔知道，倘若装甲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将这一小股英军驱离阿纳姆大桥并清除大桥上的车辆残骸，他就必须不顾一切命令，把奈梅亨公路桥炸掉。


    尽管他的考虑十分谨慎，但却并没有料到一个最为反常的计划：美军伞兵可能试图强渡过河，发动一次大规模水陆两栖攻击。


    [1] 道格（Doug）是道格拉斯的昵称。


    [2] 尽管这些数字完全是从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引用的，但它们似乎被夸大了，尤其是火炮、车辆和马匹的数字。第15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以及在安特卫普周围的撤退，是由第344步兵师师长欧根·费利克斯·施瓦尔贝（Eugen Felix Schwalbe）中将指挥的。1946年，施瓦尔伯给出了一组估计数字：65 000人、225门火炮、750辆卡车和运货马车，以及1 000匹马（见米尔顿·舒尔曼《西线的失败》，第180页）。我无法解释这个数字方面的出入，但施瓦尔贝的数据显得更真实一些。——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