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英国，上午9点30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活动工作室里整整踱了一夜的步子，等待着各种报告的到来。他曾经试着用往常的方式读一读西部小说，放松一下，但没有什么效果。随后第一批情报就开始送达，这些情报虽然零散，但都是好消息。他的空军和海军指挥官们对进攻的形势极为满意，部队在5个海滩都已全部登陆，“霸王”行动进展顺利。尽管登陆部队尚未站稳脚跟，可是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发表那份公报的必要了，那是他在24小时之前悄悄地随手写下的。考虑到万一部队的登陆企图被挫败，他写道：“我们在瑟堡至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撤出所有军队。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以所有的最佳情报为基础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以英勇献身的精神，尽其所能执行了任务。如果有任何责任和过失归咎于这次行动，它们也只属于我一个人。”


    当他确定所属部队已在各登陆滩头上岸之后，艾森豪威尔下令发布了一份内容完全不同的公报。上午9点33分，他的新闻副官欧内斯特·杜普伊（Ernest Dupuy）上校向全世界发出了这条新闻。他说：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盟军海军在强大的空中力量支援下，今晨运送盟军陆军部队在法国北部沿海开始了登陆行动。”


    这是自由世界一直期待的时刻。当这一刻降临时，人们的反应是宽慰、振奋和焦虑的奇怪混合。伦敦的《泰晤士报》在D日的一篇社论中说</a>：“紧张的形势终于被打破了。”


    大多数英国人是在工作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在一些生产军用品的工厂里，新闻简报是在扩音器里播出的，男女工人们站在车床旁边唱起了《天佑吾王》。乡村教堂敞开大门。所有的陌生人都在上下班乘车时互相交谈。城市街道上，市民们走到美国士兵面前和他们握手。街角处聚集着小小的人群，他们仰望着空中，那是英国人从未见过的最为密集的空中交通景象。


    内奥米·科尔斯·昂纳海军上尉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明白了她的丈夫——X23号小型潜艇的艇长——在什么地方。后来，她接到海军总部一位作战军官打来的电话：“乔治很好，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去干什么了。”


    内奥米后来听说了一切，但此刻最关键的是丈夫安然无恙。


    18岁的罗纳德·诺思伍德二等水兵在担任舰队旗舰的“斯奇拉”号轻型巡洋舰上服役。他的母亲激动得跑到街对面，对她的邻居斯珀吉翁（Spurgeon）太太说“我的罗恩肯定在那里”。斯珀吉翁太太也不示弱，她有“一个亲戚在‘厌战’号上”，她敢肯定他也在那里（这类谈话在整个英国进行着，只有细微的差别）。


    南兰开夏郡团第1营约翰·盖尔二等兵随第一轮攻击波在剑滩登陆。当他的妻子格雷丝·盖尔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正在给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洗澡。她竭力忍住泪水，可是做不到——她肯定她的丈夫在法国。“上帝啊，带他回来吧。”她悄声说道，然后告诉女儿伊夫琳（Evelyn）去关上收音机，“我们可不能让你爸爸担心失望。”


    在多赛特郡布里德波特（Bridport）城的西敏斯特银行，却给人一种身处教堂的感觉，奥黛丽·达克沃思（Audrey Duckworth）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直到当天晚些时候才听说反攻的消息。晚点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她的丈夫——美军第1步兵师16团的埃德蒙·W.达克沃思（Edmund W.Duckworth）中尉，已经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时阵亡。他们结婚仅仅五天。


    在前往朴次茅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途中，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提醒听众，等候一项重要公告。摩根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一会儿，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随后这位反攻计划的最初设计者听到了反攻的消息。


    对于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个消息是半夜时传到的。在东海岸地区，时间是凌晨3点33分，而西海岸则是午夜0点33分。那一刻多数人还在梦乡中。最先听到D日消息的是成千上万名上夜班的工人，这些男男女女辛勤劳动，用于反攻的大部分大炮、坦克、船只和飞机都是他们生产出来的。在这些生机勃勃富有生气的军工厂里，为了严肃庄重地冥想，各处的工作都已暂时停止。在布鲁克林的造船厂里，数百名男女在弧光灯的刺目光线下，跪在已经建造了一半的自由轮甲板上，开始背诵主祷文。


    在全国各地沉睡的城镇与乡村，灯光骤然亮起，收音机被拧开，寂静的街道突然充满了声音。人们唤醒邻人，告诉他们这条新闻。给亲友打电话的人太多，结果电话交换台总是占线。在堪萨斯州的科菲维尔（Coffeyville），男男女女穿着睡衣在门廊处跪下祈祷；一辆行驶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火车上，人们要求一名牧师举行一次即席礼拜式；在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Marietta），人们在凌晨4点蜂拥进教堂；在费城，“自由大钟”被敲响；在第29步兵师的故乡，也就是历史悠久的弗吉尼亚州，同独立战争时期一样，各地教堂的钟声响了一整夜；在弗吉尼亚州的小城贝德福德（Bedford，人口仅3800人），D日的消息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儿子、兄弟、爱人或夫婿在第29步兵师中服役。贝德福德人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亲人都已经登上了奥马哈海滩。第116步兵团的46名贝德福德人当中，只有23人后来返回了故乡。


    韦弗·恩赛因·洛伊丝·霍夫曼（Wave Ensign Lois Hoffman）是“科里”号驱逐舰舰长的妻子，她听到D日消息时，正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海军基地值班。她不时地通过作战室的朋友了解丈夫所在的驱逐舰的情况，这些消息对她来说并无个人的意义。她一直以为，她的丈夫正在为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弹药运输船队护航。


    在旧金山的福特·米利退伍军人医院里，护士露西尔·M.舒尔茨太太正在值夜班。她听到了第一次广播，她想待在收音机旁，希望听到第82空降师的消息，她觉得这个师会</a>参加反攻。可是她又害怕收音机会使她一位曾参</a>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病人过于兴奋，这名病人很想听实况报道，他说：“我真希望我在前线。”


    “你已经参加过战斗了。”舒尔茨太太边说边关掉了收音机。她坐在黑暗中悄悄哭泣着，为她那正在空降兵部队服役的21岁的儿子阿瑟念着《玫瑰经》[1]。阿瑟在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1营C连，人们叫他“荷兰佬”舒尔茨。


    在位于长岛的家中，西奥多·罗斯福夫人躺在床上时醒时睡。凌晨3点左右，她醒过来后再也无法入睡。她下意识地拧开收音机，正好听到D日官方消息正式宣布。她知道自己丈夫的个性，他一定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她可能是全美国唯一的女性：不仅丈夫在犹他海滩上，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在奥马哈海滩上——25岁的昆廷·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上尉在第1步兵师服役。她从床上坐起来，闭着眼睛念起家中熟悉而古老的祷词：“噢，上帝，请在今日支持我们……直到夕阳西斜，夜幕降临。”


    在奥地利克雷姆斯（Krems）附近的17B战俘营里，听到消息的人高兴得几乎不能自制。在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服役的军人们，是从自制的小型矿石收音机中收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的。为了不被德国人搜到，这些晶体管有的被装在牙刷柄里，有的被伪装成铅笔的形状。詹姆斯·兰（James Lang）上士一年前在德国上空被击落，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紧张得简直都不敢相信。战俘营的“新闻监听委员会”尽力警告在押的4000名战俘不要过于乐观，他们警告说“不要产生希望，我们需要时间加以证实或否定”。可是每个营房里面，都已经有人在悄悄勾勒诺曼底沿岸的地图，他们试图估计出盟军胜利进军的情况。


    此时，战俘们对反攻的了解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人。到现在为止，街上的人们尚未听到一点官方的消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林广播电台早已先于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公告三个小时，宣布了盟军登陆的消息。从6点30分起，德国人就一直向心怀疑云的外部世界不停地播放各种新闻，这些短波广播是无法被德国大众收听到的。不过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其他渠道听说了登陆的消息，尽管收听外国广播是被禁止的，并且会受到严厉的监禁惩罚，仍有一些德国人收听瑞士、瑞典或西班牙的广播。消息迅速传播开去，许多听到这一消息的人抱怀疑态度；但是有些人，尤其是丈夫在诺曼底的妇女，听到消息后十分关注，其中就有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太太。


    她本打算下午和另一位军官妻子绍尔太太出去看电影，当她听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的谣传后，几乎歇斯底里了。她立即给绍尔太太打电话，后者也已经听说进攻的消息，她们取消了看电影的约会。“我非知道维尔纳的情况不可，”她说，“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绍尔太太的言行相当无礼，颇具普鲁士人的严酷性格。她怒气冲冲地说：“你不应当这样做！你要相信元首，要像一个优秀军官的妻子那样行事。”


    普卢斯卡特太太反唇相讥：“我决不会再和你说话了！”随后重重地搁下了电话。


    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周围的人仿佛是在等待盟军的正式新闻公告，然后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直到上午10点左右（德国时间上午9点），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海军少将才给约德尔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最新情况。他被告知，有“确切迹象表明，一次重大的登陆已经开始”。普特卡默根据他所收到的全部情报，带领参谋人员迅速绘出一幅地图。然后元首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中将叫醒了元首。希特勒从卧室中走出来时，身上还穿着睡袍。他冷静地听取了副官们的报告，然后派人去叫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当两人到达时，希特勒已经换好衣服在等待他们，而且十分激动。


    根据普特卡默的回忆，随后召开的会议“极为焦虑不安”。情报不够充足，但是在已知情报的基础上，希特勒坚信这不是主攻行动，并且再三重复这一观点。会议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便突然结束了，约德尔后来回忆说，当时希特勒突然冲着他和凯特尔大发雷霆：“那么，这究竟是不是反攻呢？”他一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冯·伦德施泰特急需动用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装甲师一事，甚至连提都未能提起。


    10点15分，赫林根的埃尔温·隆美尔家中响起了电话铃声。电话是他的参谋长汉斯·施派德尔中将打来的，目的是首次就盟军登陆做完整的情况汇报[2]。隆美尔倾听着，深感震惊，心绪不宁。


    这不是一次“迪耶普式的突然袭击”。凭着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谨慎的本能，隆美尔明白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一天——那个被他称做“最长的一天”。他耐心地等着施派德尔做完汇报，然后嗓音中不带一丝感情，平静地说道：“我太蠢了，我太蠢了。”


    他转身离开电话，隆美尔夫人发现“这通电话交谈使他变了样儿……气氛十分紧张”。随后的45分钟里，隆美尔两次打电话给他的副官赫尔穆特·朗上尉，上尉此时正在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家中。这两个电话里他告诉朗关于返回拉罗什吉永的时间居然不一样，这让朗非常担心，这种犹豫不定绝非陆军元帅的性格。朗回忆说：“他在电话里显得情绪十分压抑，这也不像他。”


    出发时间终于确定，“我们将于13点整离开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隆美尔是这样吩咐副官的。朗挂上电话时想的是，隆美尔拖延离开的时间是为了面见希特勒；他不知道的是在贝希特斯加登，除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施蒙特中将外，根本无人知道隆美尔当时在德国。


    [1] 《玫瑰经》是天主教的一种祈祷文。


    [2] 施派德尔中将告诉我，他是在“6点左右通过私人线路给隆美尔”打的电话，他在他写的《1944年的反攻》一书中也作过同样的说明。但是施派德尔将军把时间搞混了，例如，他的书说元帅是于6月5日离开拉罗什吉永的，并非像赫尔穆特·朗上尉及汉斯—格奥尔格·冯·滕佩尔霍夫上校所说的6月4日，以及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所记录的那样。在D日的作战日志上只记有一次打给隆美尔的电话：10点15分，记录写着：“施派德尔打电话向隆美尔元帅汇报形势，B集团军群指挥官今天即将返回指挥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