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多利亚朝的上半期

    君主：维多利亚，1837—1901。


    辉格大臣财政方面的失败


    在边沁派的灵感及激烈派的压力之下，辉格党人尝于威廉四世时藉了《改革法》及《市会社法》两法，注入近代效率及民众代表两种元素于政府的机关中。这虽不过是起点，然而起点恒为全局之所系。如辉格党人之中能有一通晓当日社会问题的大政治家，或即有一能干的财政大臣，则他们也许可以立即导引国家入进步的光明大道，而他们多灾多难，忍力已无的同胞也可逐一实现他们（同胞）于《改革法》成立时所抱的种种奢望。不幸辉格党在旧日虽尝得梦塔归乌·查理，哥多尔芬及窝尔坡尔善于理财的助力，而此时则转为财政的穷促所困，故所得税及自由贸易可为解除当日财政及经济困难的良法尚须有待于比耳的发现。当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时，辉格党的国库大臣，照比耳不常发的调侃语[1]所言，好像“坐在空虚的钱袋之上，无底的亏绌之旁，而在求一预算。”[2]


    比耳及保守党


    所以于《改革法》成立的6年之后，大家已能看得清清楚楚，辉格党人的箭囊早已射击，他们袖中已无别种可以解救当时仍属急迫的经济及工业困难之政纲存在。在这种情形之下，反对党和政府党间之能交执政权，互为上下，对于新局面下的国会政府制诚可算是一件幸事，不然岂不是又需一度的宪法变更？比耳所组织的“保守”党乃从被《改革法》所破坏的“托立”党中拯拔出来；许多年前为肃清朽腐城市而尝赞助辉格党者，如斯坦利及格累谟之辈，亦复——来归。英吉利19世纪所特著而和好些外国不同的一点，即上等阶级的各部分失却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时，他们并不因此而即退出政治的生涯，他们只变通一切以求适应于新的情形。1832年所成就的改革，固因范围太狭而永为后人所批评，然而正因其范围有限之故，而上等阶级和政治生活的关系得以继续不断，一种“职业式的政客”阶级亦可不致发达起来。选权断片似的零售似的扩充固然讲不出什么逻辑的道理来，然而前进无间的民主运动之能以次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对于民族的生活则尽有极大之实行上的佳处。


    比耳1834年的“坦卫司宣言”（“Tamworth Manifesto”）已把《改革法》看做已成的事实而加以接受，它所有的涵义也被接受，而且比耳至少也能懂得这些涵义之为何若。他的“布尔乔亚”的出身及和工商阶级一种天然的接近使他能比大多数的托立辉格党人要易于懂得国人在经济上及财政上的需要。他懂得中等阶级的头脑，于其经济一方面，他也同情于穷人的灾难，而且他之懂得或他之同情尚远过他之能懂得或他之能同情于他所领导之地主政党的头脑。他把这个政党看做在他手中的一种政治工具，他有什么贤明的目的，他即可用这工具去实现。


    新保守党的大多数则另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及情感。他们不喜比耳所偏爱的制造家；他们对于《谷法》的维护及教社的维护有深切的关心。他们极不以辉格党人准异教徒入牛津剑桥，及以爱尔兰国教教社一部分多余的财富用于世俗目的两建议为然，且深信教社已因此而发生危险，虽然他们也知有贵族在则这种建议决难成为事实。这类问题固然不但只党众关心，比耳也极关心，但比耳的心及意俱在改向救济贸易之财政方面的问题，及喀莱尔（Carlyle）等正在开始视为国会及内阁的主要事务之“人民状况的问题”，这些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渐成为他的主要关心。但比耳不幸缺乏感动群众的天才，他能使他的至好及他的同僚，如格累谟，亚伯丁（Aberdeen）卡德卫尔（Cardwell），格拉德斯吞一班来日的比耳派随他信他，而不能使党的大众皈依他的信条。他得到他的政治训练盖尚在《改革法》及坎宁之前，而内阁的决定即是法律之时。改革而后，他所懂得关于内阁和人民间的新关系，比所懂关于内阁和己方党众的新关系者为多。


    新的穷民救济法


    在辉格党人尚未因了1841总选举的结果将政权移交比耳以前，《穷民救济新法》即已由他们通过，且比耳及威灵吞也完全赞同。此法之通过为改良社会组织中的一大步骤。根据于栖聂·拿骚（Nassau Senior）及其委员团的建议，斯聘纳兰以地方税津贴工资的制度今被废除。[3]南英的工人之得恢复他自尊自恃的人格而不复永沉沦</a>于极贫的地位盖自此始。不幸的这个必要的更改来得太过于褊急，当事者只见及理论之应采择，而不见及苦况之更会增甚。在户外救济成为城乡万千人民的求生术时，如果一下把它取消而同时又没有强令雇主给他们以可资生活的工资，或为失业者及其依附人于贫民工厂而外，另设栖避之所，则穷人的苦况将更有难言者。而且，调查委员们因痛恨他们所欲废除的制度之有极穷化的恶果之故，不惜立下一个原则，即贫民工厂中的生活应比厂外自由工人的生活尤为艰苦不适。当时的经济理论尚不能容世人来从别一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容世人以法律来提高自由工人的情况，而使之优于工厂中的情况。[4]年老者及病人在是时因无年金或国家保险的制度故亦不能在家维持生活，但他们在贫民工厂中的生活一如</a>常人，好像他们也因自己的不好而来到工厂似者。因了这种状况，《特威斯特·奥力味》（Oliver Twist）的年轻作者[5]才细描栖居贫民工厂者眼光中的工厂生活以求维多利亚时代一辈新起人物的判断。委员团之所顾及者为边沁式的抽象，而此书中所述者则为血与肉的实际，方在长成的一世感觉既较前辈为灵敏，则当能详察此中的利害。


    藉了以上的雷厉办法，极穷社会的恶制总算一旦消灭。旧的《穷民救济法》中各地方间的参差及牧臣的独立性太大；《新救济法》中的中央集权的性质，虽在首二三十年执行过严，往往有乖人道，然究有使后代舆论所一致要求的改良及救恤易于实现之功。贫民工厂渐渐的不复为无告穷民的罪犯柄留所；而在有老年抚恤金及国家保险的今代，即遇不景气的年份它们也不复有多少寄居之人。


    反映英国宪章派活动的漫画


    宪章运动是英国工人第一次单独的政治活动，目标是彻底进行议会改革，使议会真正代表人民。斗争方式也是激进主义的。


    宪章主义


    工资阶级对于《穷民救济新法》的愤怒以及那个愤怒之不能有任何政治上的威力，使他们锐敏地感觉到，如要使他们的意志能直接在韦斯敏斯忒发生效力，则另一的《改革法》是万万必需的。他们所鼓动的《十小时法案》，即沙甫慈白利贵族及伟大的纺纱工头飞尔顿（Fielden）所领导的减少工厂工作时间的动运也因自由保守两党意见两都分裂之故，至1847年才能通过。[6]制造区域这类不断的激动，以及继续无已的凋疲竟使宪章主义（Chartism）得有发达的机会。实际上宪章主义所要求者即为1867年及1884年两次改革中之所允许者，换言之，即给1832年法律所漏了的各阶级以选权。“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俱只带着政治的性质。但宪章运动的动机及性质则是社会的。它拒绝中等阶级的翊助。它是工资阶级方面的怒号及阶级自觉。它对于国会也有它的影响，因为国会今已成较锐敏的气压计，而比前能易于记录外间的舆论。站在背景的宪章主义的厉影卒加速了《工厂法》，《谷法》《取消法》，禁止物品抵付工资（truck system）的诸法，沙甫慈白利的《矿法》，以及1848年《公共卫生法》的通过。公共卫生当然为第一公众的问题，但国会经了察迪克（Chadwick）的报告后始肯通过第一次的法律。


    阶级和政党


    由此一来，宪章主义间接地确改善了劳工阶级的生活，因而更达到它真目的的一部分。但它普及选权的政策则一时尚无成功的希望。它一日把普选当做阶级的政策，当做对于雇主阶级的一种攻击，而不要中等阶级的组织及领袖之帮助，则普选也一日没有取获的可能。然宪章派的领袖极缺乏实行政客所应有的才具，所以只知盲目地拒绝和中等阶级合作，而不知合作之可贵。他们的运动之所以能在1867年成功者，还是因为到了是时中等阶级中尚未取得选权的一半能在布来特（Bright）及格拉德斯吞的领导之下和工资阶级联合起来以要求选权的再度扩充。


    中等和劳工阶级在这时之所以能较在宪章主义的一时期中为互相接近者一部分乃因全体社会都已比前为繁荣，故由穷困所产生的疾恨已末减了许多。其他的原因为比耳内阁有利的财政政策，及《谷法》所由取消的特殊情形。科布登（Cobden）的反对谷法协会（Anti-Corn-Law League）把劳工及中等阶级对于这个本无利害不同的问题之舆论极灵巧地集合而策动起来。他们经6年不断的鼓动后竟胜过地主阶级坚决的抵抗而获得的共同胜利。这次的工作使工资阶级和社会别的部分在政治上不致截然划分。墨尔本及判麦斯吞的辉格党——华族的一部分和中等阶级之同盟——之所以能渐渐扩成为格拉德斯吞的自由党——中等阶级的一部分和工资阶级之同盟——者亦有赖于这次敌忾的同仇。


    藉了各阶级及各党这些错综复杂离合无定的动作，——但仍以国会中不变的两党制度来执行一切——维多利亚时代得以避免了在宪章主义及奥温·罗伯的全国职工大会（Grand National Trade Union）[7]之日似已无可幸免的阶级斗争。然而或种式样的阶级斗争仍是难以避免了，如果生活的状态——至少在纯粹的农村区域以外——没有继续不断的改良。社会的获救不特由于群社各部分的努力及善识，而也由于自1840—1850年中开始之贸易的进步及繁荣的增加。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叶不列颠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它固有赖于别的国家的食粮及原料，但煤炭及制造品则它们须赖它来供给。


    洛维特像


    洛维特（William Lovett，1800—1877)，英国宪章运动领袖，要求选举改革的《人民宪章》的主要起草人。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等阶级自会发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会于他们有利。关于此事他们且敢作地主阶级的独立主张，虽则他们向来是感激地接受他们的政治指导的。市民之服从绅士阶级本为英吉利的老规矩，惟一的条件即服从者于方针上也有发言之权。即1832年法中的10镑自业主[8]亦常选举乡下的绅士代表他们。直到1867年的《二次改革法》以前，众议院中中等阶级出身而仍具中等阶级的标准之议员，如科布登及布来特等，虽已有出席国会者，然非被同僚当做应予容忍的奇人，则仍被邻座的托立及辉格乡绅看作值得厌恶的莽汉。在那时候，绅士阶级及富裕的中等阶级间之分别仍然存在：它们尚没有经过公众学校的教育之标准化而混为同层的社会。不同的宗教礼拜也常常为两阶级之所由分，而且在那个异教徒尚未准入牛津剑桥而宗教可以代表社会事实的时期，这个不同更有它的重要。一阶级的文化大部以古文学为基础，而又一阶级则以《圣经》为基础。其一对于游猎，政治及地产有极大的兴趣；其二则紧伴帐本，其娱乐比今日实业界的为少，而其周末也比较为短。


    谷法的取消


    即在1832年以后中等阶级对于上焉者包办职位及排挤他们，仍多方忍受，但关于五谷的自由贸易一事他们意志坚决，且它也得未获选权的民众之一致拥护。国会中的保守党是反对取消《谷法》的，而辉格党则意见不能一致。比耳在他伟大内阁的初年内尝恢复了所得税，且藉了它的助力尝废除了好几种的人口税，而贸易亦大受其益。但他不能同样的把外国输入之谷之税也取消，所以谷仍为主要的问题。反对《谷法》协会之于工业的英吉利几乎和奥康尼的公教会之于农村的爱尔兰有同样的重要。于1829年尝屈服于后者的比耳也不能不于1846年屈服于前者，一因他觉得政府应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再因科布登在下院议场上的演说足以折服了他，更因爱尔兰1845—1846年的番薯害虫使他除了停止《谷法》或坐视爱尔兰人成千成万饿死外别无他法。但是外国五谷的关税，如果一旦停止，则再不能恢复，如要恢复则大不列颠必起革命的运动。《谷法》之“完全的，立时的”取消为庇特《合并法》所料不到的一个效果。[9]


    皮尔像


    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成百万人被饿死。当时，解救灾荒的惟一办法就是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皮尔下决心废除谷物法。1846年，议会终于废除了这个法律，一个“阶级的立法”也就寿终正寝。


    保守党的分裂


    《谷法》的取消因种种的缘故为首次及二次《改革法》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第一，它分裂了保守党，因而使辉格党人得于此后20年内的大部中执着政权，有时且尚能得着比耳派政治家如亚伯丁，卡德卫尔及格累谟等的参赞及表决力量为助，而格拉德斯吞理财的人才亦得为他们所有。


    迪斯累利像


    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首相（1868，1874—1880），为保守党制定了一种托利民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政策。


    比耳及的士累利


    保守党后方议员（private members）之反叛比耳本非一般人所逆料。后方数列凳子之所以起而哗变者乃由于的士累利痛骂卖党者的诸篇演说之卓绝有力，犹之欲炮之发火，必火药之先行燃着。的士累利对于《谷法》之为一种经济政策似乎没有很深切的信仰，因为他不久即尝不关心地说及保护政策之已成“死去，且亦该死”。但他同从前的波令布洛克一样，他也自以为和“乡下党”的绅士有职业上的关系，故对于他们觉得有“来一下”的责任。他是以外国人的眼光来观察我国的制度者，故英吉利伟人的乡阀世家对于他的意像有极大的吸引力，虽则属于敌方的辉格世家他又不能不视为例外。比耳于放弃《谷法》时实尝卖送了“英吉利的绅士”之利益，且尝对不起他们，他们既无法充分表示他们对于此事的情感，的士累利遂成了他们反抗卖党者之健将。他之逐去比耳的行为固使保守党20年不得握着大权，然他自己却得因而由后方普通议员高升为仅在斯坦利下的首领，从而更得于21年后“教育”他政党以转变过来的方法。21年后的转变，论其程度的完全与滋味的辛辣本和比耳的突变无异，但的士累利只有攻人而不为人所攻，而比耳则于民心归附最盛之时竟被的士累利所突然打倒，此诚不平之至！


    天才有天才的便利处，任何人都不必加以嫉妒，因为有了天才，国会中的进行才能和危险较多的战事及革命有同样吸引当时的观察者及日后治史的学生之力。判麦斯吞、的士累利及格拉德斯吞都好像特意降生于此时，各用各的方法，以俘获新的民主政治的想象，而更以人的兴趣来引起世人对于国会政府之注意者。因为缺乏人的兴趣，有几国的国会制度才有如植物缺水之枯死。


    农业利益


    反对《谷法》协会的胜利为中等阶级胜过绅士阶级，工业利益胜过农业利益之第一次的重要胜利。但农业的利益，从较广的意义说起来，于此问题实不一致。如果英吉利有一为数极伙的小农阶级，其所有或所用之田俱不过大，则地主及大农夫在取消《谷法》的争端中便不至孤立无援。但无地的农业工人，如果政客去征询他们不足重轻的意见的话，则几一致的倾向于廉价面包的政策。


    但即地主及大农夫不久也自知他们的“农业利益”没有因《谷法》的取消而有所损害。自由的输入使谷价，即在加利福尼亚及澳大利亚金货充斥，而货币之值大低之时，仍得不至滥涨。它们不但没有增涨，而且在随后一世内颇为安定，而面包的消费则反大有增加。维多利亚时期中年的富饶及快乐于英吉利的乡宅及农庄为空前绝后的盛事。屈洛罗普（Trollope）的小说及利赤·约翰的（John Leech）图绘皆可为证。真的，市乡间所有彼此仇视的重要原因之除去使“巨户”得更享一世极尊荣的社会地位。过后大火输及横贯大陆的铁道两者发达，而美国得运来多量的粮食，所以在1874—1876年的士累利当权时，不列颠的谷产竟受了极大的影响，不列颠商业遍及世界的组织能自各地吸收粮食来岛，而不列颠农业的地位遂亦开始变为我们今日所见者。


    1846反对《谷法》协会所获的胜利是政治教育及政治宣传的新方法所获的胜利，也是向着民主道上前进的又一步。在随后20年国泰民安社会无争的时期中，这些方法又似未甚大用，但自1867年及1884年新获选权之民以数百万计而后，它们又成为两党——不特自由党，即保守党也然——通用的技能。


    《谷法》的争论尝使地主及纱厂主人间发生剧烈的口舌，而两者遂各以拥护被对方所压迫的阶级之利益为能事。在协会的讲坛上农村工人工资的低微及居所的恶劣常有表暴，但对方则尽量描写工厂工人所受的种种虐待。由此一来，无选权人民的境遇也得着充分的广告，关于有几件事且得着相当的救济。在地主及纱厂主互攻的数年内，沙甫慈白利的《矿法》及有名的《十小时法》[10]皆获通过。农业工人所得的救济较少，因为他们不像工厂工人之能集中于工厂而有职工会的组织，他们散处于四乡，力量微薄，既不为人所畏惧，而助之者也不易。


    《海德公园的夏日》


    图为约翰·里奇（书中译作利赤·约翰）创作于1858年。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社会变革的标志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富裕达到了新的水平。


    辉格·比耳派的统治


    《谷法》的争论结束而后，中年一维多利亚（Mid-Victorian）工商业大扩张的时间即时开始，而社会问题及下层社会的不平鸣则掩没于繁荣的巨浪之下而暂不翘首。政治亦反映着这弛懈的空气。自1846至1866间我们有比较安静的辉格·比耳派的统治，此时的主要演者为民众所特眷的判麦斯吞。他所演所做之事对于这个对内对外甚么都安全，甚么都不害事，——即向俄国挑战也没有多大的责任——的时期，实是十分的相宜。


    员吏制度的改良


    同时，格拉德斯吞则正在由一个旧世界的托立党人进而为一个前进的自由党人；在这迟慢的进程之中，他先别人而见到整理财政，养成度支传习（treasury traditions）[11]不妄用一钱，不滥用一丝之重要，他见到政治家对于群社所负的主要义务就在财政政策的可靠。他于这几年内本和度支部有密切的关连，所以他的努力，于传习之养成，有极大的贡献。此时好多的行政各部在发展它们的制度及传习，所以到了职务大繁的下一时期，它们已经有了相当的预备。同时，竞争的考试也正在代旧日夤缘奔竞的风气而为登进员吏的方法。考试可充测验人才的良好方法，其意思本从牛津及剑桥得来；两大学</a>自19世纪开始以来，考试尝为极通行之事。判麦斯吞对于公众生活的观念犹一仍摄政时代[12]的标准，所以他极不屑地反对以政府用人之权完全让诸于一个考试机关。但新时代的论调一致的反对私人主义及华族的缺乏效能，故判麦斯吞死后，深以此事为意的格拉德斯吞，令槐特和尔各部几乎全体的采用公开竞争考试的制度。


    政治上的消极时期


    无疑的，一个识见较远的世代定会绸缪于未雨，定会利用中年——维多利亚繁荣的诸年来通过社会的立法，来设立全国初等及中等的教育制度，以防歹年之又至。固然，关于公共的卫生在几年中确实有些设施。但就大体而论，不平之鸣虽无前时的高大，而各党的政治家则都有姑息苟安的倾向，他们只希望为繁荣的巨浪所掩盖而不复能看出的丑状恶情将永远不会再暴露出来以促起国会的注意，他们并不肯用心于它们之根本消除。


    至于教育，则时人以为它不过是民众流行的一种嗜好，而热心教育的亚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也不过是一个德人——教育也许对于不具我们其他性格上及国际地位上种种便利的中欧勤劳人民是必要的，然我们又何需乎于它？无论如何，从政治的方便方面看起来，教育是最不应论及的问题，因为无论你怎样办法，不得罪教社便一定会激了异教之怒。新的辉格党的政策关于此点是和窝尔坡尔旧党的政策一致的，它不欲惊醒了现正被锁于贵族院之门而熟睡不闹的宗教怪狗（Cerberus）。[13]而且辉格党人因和比耳派保守党人同盟之故，连违教徒对于强制宗教税及不准入大学的两大冤苦也不能与以解除。在那个十分安适繁荣的世界本来什么人都不易把冤苦觉得太认真，计较得太厉害，又何必顾问？当时只有像布来特那种样人仍维持着他的狺狺之声，他的希望是它将来可以扩大为大众的呼声。


    判麦斯吞


    国内的情况既是如此，这时期主要的政治兴趣自然是在外而不在内。在对外方面，判麦斯吞真是天生的炫耀宇内者，而他所放射的光彩也无人能加以否认，虽则用以放光的金钱，为数究有多少在当时为——且将永为——一快意的争点。


    判麦斯吞和比耳一样，他的政治生涯也于半岛之战时开始，当时他也是一个托立大臣；中年时他尝追随坎宁，而在灿烂的晚年则可称为合乎坎宁派的托立党人和辉格华族间的一种人物。他常代表不列颠人的情感而反对外国的专制君主，于此坎宁和辉格党人本无分别。就他对于宗教教社加流奥（Gallio）[14]似的态度，及对于朝廷势力的反抗态度而论，则他是一个辉格华族。他固对内反对民主势力的增加，尤其是选权的扩张，他却不反对人民于相当范围内监督外交政策；他为外相时常以为自己对于舆论所负之责多，而对于君主所负之责少，即对于同僚，他所负之责也不及对于人民所负之大。他和前于他的坎宁一般，他常求助于中等阶级以贾彻他的外交政策而压倒朝中及内阁的反对，但我们也应加一句，他有时的行为实没有像他师父（指坎宁）那样的有理。


    判麦斯吞的人望在国中为最佳，在众议院中尚好，在内阁中已极微，而在朝中则极不佳。他之所以能得民心半因他们信“老判麦”（“Old Pam”）是一“游猎家”，半也因他政策的性质。他的政策能双料的讨人欢喜。他有自由党人对于奥大利及俄罗斯，纳普尔斯及罗马之厌恶，然他也能力持纯粹不列颠的利益，他力持的语调若在后一代则将被视为极端的爱国主义（“Jingoism”）。照判麦斯吞活泼的言词，一个不列颠臣民即是一“罗马市民”（“civis romanuis”），即使他只是一个行骗于雅典的马尔太犹太人，他也可靠不列颠的舰队为保护。对于1848年大陆上自由运动失败，在匈牙利，意大利及其他地方为奥俄虐政所凌压的无告人民，他幸而也有同样大无畏的精神。判麦斯吞当时替不列颠所采的态度，虽和女王及亚尔柏特亲王的意愿相违，然实不是卑劣，也不是完全无用，因为它昭示世界，即立宪的自由在列强中仍有一国在馨香祝祷其成功者。


    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礼


    本图描绘的是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1819—1901）加冕典礼。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即英国）女王（1837—1901）和印度女皇（1876—1901），她的长期统治已成为英国进步、确定、征服和财富的时代象征。


    维多利亚及王位


    判麦斯吞和朝廷间的斗争于他为不断的娱乐，且为冒险生活中一种快慰，但于女王则不胜其讨厌。朝廷在她的主持之下已一变在乔治四世为摄政及国王时的情形。也许判麦斯吞宁取他所可回忆之摄政时的状况——虽则他不会对于摄政有比对于女王较好的依恋。在摄政的时候，君王，贵族或大臣如不偿还他们所欠商人的债项或在其他方面不循规蹈矩地对待无特权的阶级，世人决不会以为异，但今则完全改变。在政治方面，前后的丕变也有同样的显著。乔治三世及四世都和托立党一鼻孔出气而抵抗改革。但维多利亚在她易受感动的少年时，自她的师傅，老年的墨尔本贵族处得了一种永不忘记的教诲，即不列颠君主制的势力不在和大臣刁难，或和民众的企望作战，而别有所寄。在那时候她固太偏宠辉格党人，但她知比耳较稔而后，也能领略他的真价值。在亚尔柏特亲王的提调之下，她对于外国，尤其德意志，王朝的私人感情有极大的注重；但她对于内政的见地也许转因他的参议而益比以前要无党而远大，至少她的见识要比前有知识些。


    王位在此时尚未达到它在世纪之末在民众想象及在帝国的新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但它已经脱除了最近数朝的不幸传习。历她长命的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孜孜王事，习以为常。她留心着她大臣的举动，如不赞成，则坚言抗争，因此她时常能得到满意的修正，但他们如已经熟知她的意见后仍坚决不移，则她也绝不作推翻他们政策的企图。她对于反对党有时也行使权力，尤其对于贵族院中的反对党；自自由主义在格拉德斯吞之下强项化而后，两院间尝发生多次的冲突，然而幸能免于决裂者，女王之功盖不在小。


    不列颠和俄土的关系


    中年一维多利亚20年沉寂的政治及欣欣的繁荣，于其中间为克里米亚之战所打断。滑铁卢的过去已有40年之久，所以新辈的不列颠人很易一激便入战斗的状态。近代的新闻界，尤其是判麦斯吞所得左右的一部分，又专载足以煽动人民仇俄的新闻，故人民也极富于好战的精神。俄罗斯之被择为仇敌，骤看起来似乎有些武断。但欧洲及印度之惧俄在近年来大有发展。俄国最近的两邻，奥大利及普鲁士倒并不觉得有减小俄势以重立均势之必要，但英吉利及法兰西则深觉得“德意志的独立”必须拥护，而俄则必须反抗。其所以致此之理由半是政治的。奥大利，普鲁士及俄罗斯尝共站于神圣同盟的旧原则之上而把1848年各地的变叛削平。但维多利亚女王的不列颠及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则俱主比较要自由的政治，虽两者的方法也各自不同。就英吉利而论，自由的情感尝被波兰的惨遇及反动俄皇尼古拉（Nichs）助奥削平匈牙利之举所伤害。


    但判麦斯吞及罗素因袒助土耳其之故，而和俄罗斯决裂。固然，俄罗斯已接受了我们所提议而规定于1853年7月维也纳通牒中的解决条件，而土耳其尝拒绝它们，但我们仍助土而攻俄。外交无能之这种样的暴露，天然使阁员们几乎无法答复布来特在众院中的责备，——至少其中的几种，——但在作战的热度正</a>高之时答复是无须的。巴尔干半岛沉沦着的耶教民族之状况，甚或它们之存在，在当日的不列颠尚为未流行的知识；所以建立自主的布尔加利亚及塞尔维亚（Bulgaria，Servia）以阻俄罗斯前进的提议，（坎宁帮助希腊独立的用意即在于此）尚没有人能想到。旧日土耳其的制度在国人心目中尚为惟一阻拦俄罗斯的利器。


    不列颠的同盟者


    俄皇尼古拉被视为巴尔干除外的欧洲之主要反动巨擘，人民对于克里米亚之战的热忱实是从那时期的情况中发生出来的自由主义及极端爱国主义之混合物，而判麦斯吞则为此种混合物的具体。但战事却不是当做解放之战而打的，不然奥大利不会获加入英法同盟的邀请。奥大利拒绝加入后，英法始接受加富耳（Cavour）小小的皮德梦特（Piedmont）所自献的助力。皮德梦特之能于克里米亚之役中为奥大利的替身，日后固加速了意大利的解放，然作战者的始意又那是如此？


    于法兰西又在倾向攻取，而不列颠人的性感也在预备抵拒拿破仑征服之重又开始，于此时候，不列颠之能和法兰西及拿破仑三世交好，实应视为克里米亚之战的善果之一。那个方才藉了灵敏的手腕而取得法兰西帝位的非常人物，并没有白研究了他伯父的生平。他见到，法兰西帝国如果和英吉利及东方专制各国同时交恶，则必有覆亡之虞，所以他很热烈的希望不列颠之和他亲善。判麦斯吞为首先信他之诚实者，一般的不列颠人则并不如是轻信。但在目前，则反俄同盟至少是避免和法兰西作战的好方法。


    陆军的窳败


    战事的过程表现了不列颠行伍（regimental）操练及行伍传习的健全，而最高统率的绝对不行，组织及参谋工作的缺乏，军需及军医设备的不全。我们的陆军离驻在巴拉克拉瓦（Bva）港的不列颠舰队仅有六哩之遥，然而他们竟因粮需不至而饿死。他们的牺牲本是无须的，但他们死后，补充他们的新军，竟未能将凸角堡（the Redan）攻下，而在欧洲的眼光中不列颠陆军于上年因得阿尔马及英喀曼（Alma，Inkerman）两捷而获得的敬佩已减失了若干。


    我们军事组织的缺陷和我们当日工商业的效能诚成一极可注意的反衬。它们为近卫骑军（Horse Guards）及陆军部的昏暗精神所养成。朽腐城市，市政府，大学，教社，员吏制度都尝感觉到批评的力量而有过多少的变更，但国民自滑铁卢以来向相安于和平，所以只消陆军的预算为数不巨，他们便不会来问到陆军的情形。凡有要求改革者，陆军部也可概置不理。今则打仗的热忱忽然发作起来，而部尔·约翰也想着尚有“稀薄的横队英雄”可以应用，故即遣他们以攻俄人，并坐盼他们能获在半岛之战时所获的胜利。但威灵吞的军队今所存者只有行伍的传习及好多人仍在掮着的布郎—柏斯（Brown-Bess）式的毛瑟枪，此外则已一无所存。在当时反对诸将及军部的声浪极大，但战事一告终，则旧日对于武事的不关心状态又随即恢复。陆军的改革尚须再待12年之久，直到卡德卫尔（Cardwell）任首次格拉德斯吞内阁的陆军大臣时始有改革。


    战事及国民生活


    在政治方面，克里米亚之战对于国民生活所生的影响并不雄大。因为科布登及布来特为批评作战政策者，故他们受着一时的不利。但这并不是对于全体激烈派人为然，他们中之热烈主战者也很有其人。就大体而论，华族主政之制与其说是因了战事增高了威望，还不如说是因了战事减低了威望，因为作战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无效能实足为华族令名之累。《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罗素·威廉则创造了战地通信员的新职业。他以文人而把前方将官的行动尽情的批评，此盖为前此及此后的不列颠军官所无须遭遇到者。他寄给《泰晤士报》的通信往往将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我军的可骇状态尽情宣暴，而敌方也可得知；此固于我为不利，但公开讨论的好处在能激起舆论及国会的处置，而及早有所补救。于此危急之时，判麦斯吞之继从不赞成作战的亚伯尔丁而为首相亦为应然之事。


    奈亭给尔及妇女地位


    我国在克里米亚虽丧失2.5万[15]的生命，然所保全于未来者实远过此数。战事的真正英雄实是奈亭给尔·佛罗稜斯（Florence Nightingale），而它最切实的结果则为近代的看护术，无论军中及民间，以及关于有训练有教育之妇女的地位之新观念。又因了这个改良的观念而于千八百六十几年及七十几年间有密尔·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uart Mill）的女权运动，奈亭给尔女士也赞成这女权运动，而有妇女书院的捐建及女子学校的改良，而女王半数臣民的高等教育亦居然得有相当的顾及。从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前凝冻的血溅的战壕中，从初有的斯库台里（Scutari）军医院中之惨状中，不特国民对于士兵的性格该应有了较公平的观念，即我们近代生活中许多别的事情也间接由此发生，虽然骤看起来它们似乎都和战事的景色，和终岁常冬的高原上蓄髭不剃的英雄所受的灾难相距甚远，毫不相关。


    意大利的独立


    在维多利亚时代中，不列颠外交政策要以在意大利为最有显著的成功。战争固用不着，重大的战争危险也从没有遇到。不列颠之藉以助意大利者仅为和民众所表剧烈同情一致的外交正常行动；然而即此一举，地中海中及欧洲的国际团体中已产生了一个独立国家；其他列强纵不乐观它之产生，然而其产生仍莫可阻止。这件大事替欧洲的政治团体除了一大痛创，并肇始了英意交好的传习，而且意大利对我的友谊一直到它加入大战之日长为影响世事的一个重要势力。


    1848年长外部者为判麦斯吞。当时不列颠对意大利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大抵以党而分界。判麦斯吞是主张意大利自主的。他希望能以交涉的方式而使奥大利自动的退出伦巴底，他以为奥大利为顾及自身的利益起见也应退出。但在那个革命的年头，判麦斯吞并不握有解决意大利问题的钥匙。他既为不列颠的负责大臣，他觉得他的首要义务为防止欧洲的大战的发生，尤其是法兰西可藉以攻侵奥大利，因而更开始一个征服及黩武主义之新时代的大战，然而法奥苟不交战，则事实证明意大利是无法进行它的解放运动的。


    到了1859年夏意大利问题又告急迫时，判麦斯吞成立了它6年长的二次内阁。罗素是他的外相，而格拉德斯吞则为国库大臣，即内阁中三大领袖中之第三人。他们对于其他问题意见固极不一致，然对于意大利却无出入之处；由于一种可奇的偶同，“三巨头”中个个对于意事有深切的认识，而和三人是时对于美德及近东问题的隔膜刚刚相反。因此他们在1859—1860年的紧要关头时的行动又适当而又有力，而所获的结果也极美满。


    英吉利对于意大利1848年时的情势固没有握着钥匙，但对于此时的情势则钥匙在握。前此德贝贵族的政府虽尝极力防免法奥间之发生战事，但和加富尔的皮德梦特同盟之拿破仑仍和奥大利开了战。他的目的在把奥大利的势力驱出于意大利半岛，而以法兰西的势力为替，不过所取的形式当令比奥人的和缓些，而于他所真表同情的意大利人也不致如前此之有害。他所愿望者非建立一个独立的单一的意大利国家，而是数个依他而存的意大利小邦。反之，加富尔则仅在利用拿破仑来驱除奥大利，于此而后他希望可以使全意大利解放而成一真正的独立民族。在两人中加富尔本较聪明灵敏，所以终获胜利：但他如没有不列颠的帮助则恐未必就能获胜。


    俄罗斯及普鲁士赞助奥大利而反对意大利任何样的解放，虽然自克里米亚之战以来，俄罗斯的权力既无前时之盛，而其对奥的感情也大非昔比。在这个复杂的情势之中，英吉利居然因能比拿破仑更透彻地，更同情地，拥护意大利的独立统一，而给了加富尔以加鞭前进的大助力。自加里波的（Garibaldi）将西西利解放而后，奈普尔斯王国的反动政府及大部中意的教皇政府之崩溃竟跟着而来，即拿破仑也不能不勉强同意。他既不能让奥大利之重把意大利征服，则对于意大利民族运动（于其方得不列颠政府的外交暗助及不列颠人民的热烈鼓励之时）之能澎湃全境，及意大利全国之一统于皮德梦特的君主，他也自然绝难加以阻挠。


    丹麦问题


    一个比较不幸的欧洲事变结束了罗素及判麦斯吞的时期。丹麦和它德意志诸邻间因什列斯威·好斯敦（Schleswig-Holstein）——即千四百年前大部英吉利人民所自移往不列颠之处[16]——的问题而发生争执。就问题的本身而论，两方本各有是非，如有和两方都和好的第三者出而作无偏无倚的调人，则和平解决或非难事。但判麦斯吞及罗素舍此不图而反大言地鼓励“小小的丹麦”取它自己绝不能单独维持的强硬态度，即俾斯麦所斥为虚声恐吓的态度。判麦斯吞尝宣言侵略丹麦“将不仅发现丹麦为敌人”，但战事真的发生时，它却没有一个同盟，因为我们尚未改革的陆军实不能和普奥，甚且全德的军队决胜于疆场，而中年一维多利亚时期有名的义勇军则只能充作防内之用，而尚不足以应外敌。我们也不能希望得着俄法之助，因为我们的外交新近已开罪了它们。


    判麦斯吞的外交之收束


    判麦斯吞的时代所以卒以一个蒙羞的挫折而闭幕。那事件的真正重要且比当时之人之所知者尤大，因为近代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全部意义须待1866年大捷奥大利，1870年大捷法兰西后而才显露于世。判麦斯吞好炫夸兼好取悦国人的外交表演已失了它们之用，如果再继续下去，则在正在降临的新世界中，在各民族正在藉近代科学及近代运输的大力以作战争预备的新世界中，它们势将引起无量的危险。


    罗素伯爵


    “两名捣乱老领袖”中，判麦斯吞之先逝世，于政治史有极重大的关系。遂继起为辉格·自由党的首领者为罗素，今称罗素伯爵。他虽尝一度被呼为“终局的约翰”，[17]然他实早要把选权再度扩充，而使本党自华族的辉格主义进于民主的自由主义。如果判麦斯吞比罗素后死，则他殆将反对这种的变化，而且或会和格拉德斯吞决裂，因为两人无论于性格或于政策，都是背道而驰的。罗素则年事太高，在过渡的新时期内已不复能过于活动，故他虽居于首相的地位，而党中实际上的领导则他一以委诸年富力强的格拉德斯吞。


    格莱斯顿像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度担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格拉德斯吞和布来特的同盟


    格拉德斯吞由此获到了领袖的地位后即和布来特·约翰成立盟约。布来特是时正在力为都市工人及下层中等阶级争取选权，且为此项运动的首领，在这10年中劳工阶级运动在政治方面之所以有力者，乃因他们之能和中等阶级的激烈派人一致作战，一致以要求两都未获的选权。尝一度使旧日宪章运动受着灵感的阶级自觉则已因时世较为荣盛之故而消灭不复闻见。[18]布来特在国中则为这个联合运动的领袖，在议院中则为它的喉舌。他自己及他所拥护的正义新近都因他对于美国内战所为判断的准确而威望大增。对于美洲的南北之战大部的辉格党及保守党政治家都多少偏向于南方，但布来特则极力地有知识地拥护北方的主张。当战事正在进行之时不列颠的舆论大都可视各人在本国中为拥护华族政治或民主政治者，为主张较狭的选权或较广的选权者而分。在大西洋的彼岸，“战审”的结果已属林肯·亚伯拉罕及北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它对于英吉利内部的政治也有极大的，虽然不易估量的影响。格拉德斯吞之为人本不受许多规则的拘束，所以他对内虽在猛向民主政治方面进行，而对美可仍为私淑南方之人。但美洲战事结束，而判麦斯吞死后，他和布来特间的同盟一举而将选权问题放在不列颠政治中重要的地位。[19]


    二次改革法案


    《二次改革法》通过的方式和首次的截然不同。统治及保守阶级在这35年内之能渐习于变更，之能视变更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而不复视为世界的末日，可由这个不同指示出来。我们几可以说，达尔文（Darwin）当日争论正烈的进化论在政治的自觉方面已得到了证明，已获了胜利。


    骆的反对


    但这次也发生了一个极烈的斗争。格拉德斯吞所提出之授与劳工阶级以选权的法案本极缓和。但上年选出的辉格·自由党的多数本只有赞助判麦斯吞政府的使命，而没有赋劳工以选权的使命。在骆·罗伯（Robert Lowe）的善辩而轻率的领袖之下，一群失意的辉格议员，即布来特所谥为“亚杜兰的穴中人”（“the Cave of Adum”）[20]者，竟和的士累利及保守党联合起来而共将这次的缓和的改革遽议推翻。即从他们的观点而论，他们的战术也很不高明，尤其因为骆氏公开的以工资阶级智识道德之不如“布尔乔亚”为拒绝改革的理由。他对于这个有趣问题所发的不谨慎议论激起了劳工阶级的公愤，因而要求选权的激动更比以前要激昂而可怕。工业大中心的职工会联合了中等阶级而共组盛大的户外示威，户外集会，而布来特则为最能叫座的演说家。当时政治集会本尚为稀有之事，这种组织的影响盖亦可以想见。


    的士累利及二次改革法的成立


    格拉德斯吞的《改革法案》失败后，自由党的政府即行辞职；当时国会并不解散，保守党人亦即行继起。的士累利在德贝贵族新内阁内所处的地位等于数星期前罗素伯爵政府中的格拉德斯吞，他也是以国库大臣而为内阁的主脑，为下院的领袖。的士累利之为人，只要他不在自觉地让他东方式的幻想迷梦于某一种有用的使命时，常得把事实看得清清楚楚。他懂得国中的情况，他也见到它们需要一种基于让步的解决。而且他对劳工阶级比骆氏有较大的真正同情，在理论上他对于无选权的劳动者有时颇有誉辞，而对于选举辉格党人的雇主则转叹不如。固然的士累利新近尝以格拉德斯吞扩充选权的辩论为“佩因·托姆的主义”而痛予诋斥，但佩因·托姆的也好，别人的也好，他现在只见得实行的时候已至，且无可再缓。


    而且，的士累利除此而外并无别的可以抓住国会之道，因为保守党自己不是多数，而自由党的大部已不能再忍受下去而不见改革之成为事实。在国会以外，全国也正际于酝酿纷扰之中。维多利亚女王的意见也偏向于求一“解决”。德贝贵族当其少年为斯坦利时也尝致力于《首次改革法》的成功，且尝有“辩论的鲁柏特”（“the Rupert of Debate”）[21]之称，所以他现时也很愿“欺骗一下辉格党人”（“to dish the Whigs”），而“向暗处一跃”（“to take a leap in the dark”）。的士累利很能干地解决了选权的问题并镇定了全国的民心。他所成立的法律，照最后的修正，实比年前亚杜兰派及保守党人所认为过分而加以否决的法案要彻底得多。固然农业工人及郡选举区中的矿工仍然没有得到选举权，但城市中的住户选权实是《二次改革法》的惟一原则。它既是保守党的提案，通过贵族自然不成问题。


    克篮庞（Lord Cranborne）贵族，即日后有名的萨利斯布里贵族，并非是惟一视保守党这次的所为为违背了党的主义者。也许，我们与其把它看做叛了主义，毋宁把它看做政治善议的长进。无论如何，能以的士累利攻比耳之法反攻的士累利者此时实无其人。保守党能不须乎内部的分裂而即接纳这极大的变更，故它也能于民主的新世界中有了将来。但在1868年的选举时，改革的利益仍属于格拉德斯吞及自由党。在保守主义的真正时代能开始以前，自由党尚有一包含好些已经愆期的改革政纲急待实行。


    * * *


    [1] 奥康尼尝谓“他的笑好像棺材上放一银盆”。奥康尼固不喜比耳，但比耳羞涩的容态的确易被误会为冷淡及傲慢。他同党之人因此不易和他接近，而他们1846年的叛离一半也可以此为解释。但内阁中的同僚则知比耳较稔，故始终拥护，且成为比耳派人。维多利亚女王初时也不喜他，但于既知他之为人而后，即变更她的态度。


    [2] 译者按，此段意甚简单，意译极不必；故仍从直译。


    [3] 见上第682页。


    [4] 译者按，照斯聘纳兰旧制，无出息的工人因有工资的补助金之故，每不以独立为急，于是此辈工人常沉沦于极穷的状态之中而不自振作。新的《穷民救济法》废除了一切的户外救济，凡极穷之民悉令入贫民工厂工作，此即所谓户内救济。立法者因恐工厂中人仍乐于此种生活而恬不知耻，故令厂中生活特别不够舒适。


    [5] 译者按，即Dickens.


    [6] 见下面注⑩。


    [7] 奥温·罗伯欲工资阶级不问政治的激动，而专注全力于半革命式的经济行动，及社会主义。但他对于民主的选权从不十分关心，因为他本是一个有独裁头脑的雇主，为雇工们自己的好处起见，他自愿把他们组织起来。但他和边沁一般，他到了后日也感觉到社会是不能由上而下地改良的。


    [8] 译者按，指十镑住户选民。


    [9] 威灵吞很合乎他个性地赞助比耳的大变政策，这并不因为他同意于后者的意见，而因为他对于后者之为大臣有绝端的信任。他退让地说：“糟糕的番薯实促成此事，它们把比耳弄到如此地步”。


    [10] 此法限制工厂中年轻人及妇女的工作时间不得过10小时；实则成年男子的工作时间也因此得了同样的限制，因为工厂中轮值的办法等等不能使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布来特之所以反对此法者由于此层，他却并未反对限制儿童的工作时间；关于此节世人往往有误传者。辉格及保守两党对于《十小时法》都不一致，但13岁以下的儿童之保护早已在辉格政府1833年的《工厂法》中规定。关于全部的问题可读Hutchins and Harrison的History of Factory Legition及Hammond的Shaftsbury.


    [11] 译者按，英国的度支部（Treasury）有极佳的传习，然所谓度支部者当然又以国库大臣为主要人物。译为财政传习不妥。


    [12] 译者按，即1810—1820年。


    [13] 译者按，Cerberus出希腊神话，头甚多，尾形似蛇，乃守地狱之门的一头凶狗。


    [14] 译者按，为《圣经》中人，以对于宗教漠不关心得名。


    [15] 照奈亭给尔女士所知，就中万六千人都死于管理之无状。她将斯库台里医院中的死亡率自42%减至22‰。


    [16] 见上第37页及47页。


    [17] 译者按，判麦斯吞及罗素皆为与旧社会以不安之人，而又皆年老，故反对者詈为“the two old ringleaders”.罗素·约翰贵族于提首次改革时尝有此次改革为最后定局，永可不再更改之言，故被认为“finality John”.


    [18] 见上第721—723页。


    [19] 关于不列颠和美国内战的关系，见下第744页，745页。


    [20] 译者按，亚杜兰出《旧约》，为犹太的旧城，所以亚杜兰之穴者，乃指斥脑筋陈腐之意。


    [21] 译者按，鲁柏特亲王以少年善战名，见上第528页及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