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托立的压制及辉格的改革

    国王：乔治三世，殁于1820；乔治四世，1820—1830；威廉四世，1830—1837。


    谷法


    和后物价的暴跌使许多农夫及实业家破产，而大批工人失业，工资的购买力之一时大有增加，也是于事无补。英吉利史中物价之因外国食料的输入——此时尚只由欧洲而未自美洲——而受重大的影响，此尚为首次。意在禁止外国五谷廉价输入的《谷法》（Corn Law）不特对于穷民为恶法，为侮辱，而营制造业的中等阶级对之亦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也并不希望穷人将所得尽作糊口之用。所以工业的雇主及工人首次能联合起来，以共同反抗地主阶级藉垄断政权而做出来的设施。


    所得税的取消


    但是中下阶级这首次的联合运动不幸未久即告消沉，纵然也不是永久的消沉。穷人因继续为贫困所迫之故，仍骚然思动，且在科柏特及韩德的灵感之下，仍继续的为反抗统治阶级的激动，驯至四年之后有彼得庐之变及《六种法律》之通过。但中等阶级因他们的健将布鲁安·亨利及国会的辉格领袖已获胜利，已得强迫托立政府废止所得税之故，颇能知足，暂时亦不复问及政治。他们废除所得税的运动乃用请愿为利器，全岛各处城乡“最体面”[1]的居民继续不断的上书国会，抗议和平时的所得税，尤其抗议“大批视察员及间谍之强迫请愿人民把一切所有尽情暴露”。在群情愤激之余，政府亦不得不为所屈服。此次实为民众得以左右政策的首次，不幸民众所主张者适在错误的那个方向。所得税废除而后，已经过重的间接税比前益重，然而间接税的负担于穷富本无分别，故穷人的负担亦更不堪。此种不公平的情形直到比耳于1842年恢复所得税后始获改正。


    间接税除了用以偿付国债的利息于富裕的债权人而外，兼可用来支给薪俸及年金于华族的官吏及夤缘者，因此，科柏特于批评政治时辄将国债及夤缘奔竞混为一谈，而同加斥责。他常说，而且也不无相当的理由，穷人所纳之税全作增裕富人的私囊之用。在当时的激烈派看起来，“食税人”（“tax-eater”）似乎属于另一种的，而且只是半具人性的族类，他的利益也和“纳税人”的完全相反。所以居于反对党的辉格党及激烈派都希望以减政及减税来救济穷困，而并不想到平均负担为较好的一法。但他们于《改革法》后登台时立即发现“减政”不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之最好方法。


    科柏特·威廉


    科柏特·威廉虽尝关于财政及其他问题写过一大堆不通的激烈议论，[2]但他在英吉利史中究扮演了一伟大而且有功的角色。他复兴了佩因所尝发起而庇特所尝禁止之劳工阶级的政治运动。而且他所复兴的运动不是共和或雅各宾的运动，而是国会的运动；他替劳工者要求选权，他并指导他们从这方向以解除他们的困难。当1816年他势力极盛之时，他有号令他们的权力，但他则叫他们少从事于暴动及放火，而多注意于政治的讨论及组织。他的忠告，他们本也不会听从，但他为极有天才的新闻家，在那初有报纸的时期中，他的一枝秃笔有绝大的力量，但他又为当时惟一能替穷人说话，而把他们的穷况表现出来之人。当时无论在城中或在四乡，所有教国当权之人，在工人看起来，总是和雇主一鼻孔出气，而和他们作对。他们无他们可以说话的讲坛。他们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中都无选举之权。他们也不能有合法的职工组织，故虽为数甚众，而在劳工市场中仍是毫无势力。科柏特实为能作他们有力的喉舌之第一人。


    科柏特·威廉是一老派的部尔·约翰[3]，是一笃念过去而酷好鸟语花香的乡境者，是一推崇自由农民，及其耕具及草舍者。他既瞧不起外国人，又不尚理论，所以他初当新闻记者时，他为一个反对佩因及其“《人权论》”的一个反雅各宾派。但他见到，或自以为见到，英吉利人旧有的权利被当局者所窃夺而后，他立即以恢复它们自矢，而他初年的同道者则对他既怒且惧。他的《政治记录》（Political Register）不特于篱下厂中有人宣读于不识之无的听众之前，即“体面之人”有时亦加以披阅，激赏其尖刻而笑骂其无礼，然而既读之后终不能不考虑其所言之有理与否，于是上等阶级亦得稍窥见穷人的生活之苦。穷人的眼光中，所有别的人既似乎一致的在阴谋损害他们，压迫他们，劫掠他们，诋毁他们，则他们对于科柏特的爱戴自亦可以想见。要对抗那一大群自觉或不自觉的强梁，也需要一个强梁。旧式的英吉利，方在过去之自由农民及野草地设麦酒肆的英吉利，于其最后一次的努力居然产生了这位光荣的，无可抵抗的大强梁：体虽笨重而无丝毫的懦怯气，言行虽激烈，而不存丝毫的恶意。


    反《谷物法》同盟的宣传活动


    反《谷物法》同盟以反对人物法为惟一目标，不谈其他政治问题，也不提其他要求。它是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压力集团，企图用群众斗争的手段达到单一的经济利益目的。


    激烈主义


    科柏特成为那个影响19世纪不列颠极大而毫不带哲学气味的激烈主义之师保。那个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而仅是一种精神——替穷人叫屈的一种愤慨。它虽时常和自由主义联盟，而却无结合；他和放任主义更少结合。籍了许多不同的政党及政客之力，它居然通过了《工厂诸法》，废除了《谷法》，强取了选权，教育自由，及言论刊行的自由，最终且能改变上等阶级对于下等阶级的整个态度。边沁及弥尔（Mill）固比科柏特为明达通晓，然他们苟没有他的赞助则必不能从他们的学者交椅上将英吉利丕然大变。


    劳工阶级运动的历史，一自工业革命使他们有了自觉力以来，向盘旋于政治行动及经济行动之间，互为更迭而没有停止。初经滑铁卢后的行动为政治的。在当时它尚无完备的职工会组织，且除了希望得到而尚未得到的较高的工资而外，也没有任何经济的政纲或福音为其声援。[4]1815年的《谷法》似乎在挑动工人们去采政治的行动，所以为改良经济的生活起见，国会的改革应为第一步的努力。


    辉格党的态度


    这时候的中等阶级犹站在外边为中立者，而让无组织的劳工，在科柏特及韩德的领导之下，和上等阶级及政府的全力来决改革之役的胜负。辉格党或可说是华族的自由党，也是无力的旁观者，因为它于国会的改革问题仍未有一致的意见。辉格党人一方固痛斥托立政府的高压举动，一方又极不以激烈派的论调为然，然而他们自己也不能提出他们自己补救方法来以为代替。所以改革的一役此时仍完全操于利物浦，威灵吞及卡斯尔累的托立政府之手。


    托立政府的反动


    很不幸的，滑铁卢及维也纳和会的胜利者于应付内争时却无同样的见识及灵敏。除了一味高压外，他们别无其他政治或经济的提议来可作补救。庇特反雅各宾的高压固然尝于战时克制住了极小的多数，然今则竟以之来压倒也许在国内占多数的反对派于平时。政府以大逆罪来控告暴动者，而以谋叛罪来控告印刷者及著作者，但中等阶级的陪审团也并不老会照政府所控以定罪。间谍及密探，如著名的奥力味（Oliver）之流，则由政府密布于激烈派之内部。《出庭状法》则宣告停止。所有的出版品俱须纳一便士的租税，不但激烈派的宣传品固因此大受限制，即别的书报穷人亦无法购阅。在1836年以前凡值一便士的报纸亦至少须五便士才能购到——此诚为国会智虑之所拟定者！


    彼得庐


    公众的集会普通也在禁止之列。索性所有的集会一概禁止，那倒要好些，而彼得庐的惨杀也就无从发生。不幸集会有时是容许的，故大群能守秩序的劳工男妇有集会于曼彻斯忒的圣彼得广场以要求国会改革之举。但地方官则骤然的恐慌起来，也不暇问集会的内容，而遽命自由农民兵放起枪来，结果死者12人，而重伤的男女则有数百之多。


    政府不待详查即嘉纳这个错误的惨案，但国民的多数则不以为然。不特激烈派及工人愤激异常，即安居乡宅的辉格党人及高坐华厅的商人亦为这残杀同胞的暴行所震惊。国人称此惨案为“彼得庐”，因为这样一来似乎可以表示他们对于取得滑铁卢的胜利者之感激已消灭一部似的。[5]它对于无论那一党派那一阶级方在长成的一代之头脑都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它能证明反雅各宾的托立主义所采一味消极压制的政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但可以替代这政策的政策一时仍没有找到，调和既是不可能，则秩序势必严格的维持，因之是年冬有《六种法律》之通过。


    彼得卢大屠杀场


    这幅19世纪的作品描绘了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彼得卢大屠杀”场景。当时地方行政官派遣了义勇骑兵队前往圣彼得广场，去制止政治改革支持者举行的和平公众集会。在接踵而来的恐慌骚乱中，11个平民遭杀害，数百人受伤。事件发生一个时期后，辉格党要求进行议会改革。


    托立党人的失政


    次年的二月又有伽图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的暴露。这为武力激烈派（physical-force Radicals）的阴谋，由替斯尔乌德（Thist lewood）所主持，而以乘内阁晚宴时一举杀尽为目的。政府固因此得了国人若干的同情表示，然如一思及阴谋的凶惨，则政府所能引起的同情心实亦微薄异常。那年夏天诸大臣为迎合他们新继位的主翁乔治四世，而助之离异喀罗林后（Queen Caroline）起见，又在上院中举行离婚</a>的大审。这个丑举动更使他们不齿于人民之口。臣民对于王后的人格固也有怀疑者，但他们对于国王的劣行则始终无丝毫的疑问。固然他们当时只疑心而尚不知他有同时和两个女人结婚之事，但英吉利人崇尚公平的意识究不能直国王部下，招致下流意大利人，以当全国贵族，证明其妻的不名誉之所为，而况国王自己又在公开地和别的妇人们同居？所以对付主后的“处罚案”（“Bill of Pains and Penalties”）在没有能提到下院以前即得撤销。由克鲁克善克·乔治（George Cruikshank）打头的一班新起的漫画家此时亦正在描绘乔治四世不复堂皇的面貌，及自由农民军枪杀惨呼的妇女的暴行，而他们的残酷正亦不亚于在季尔累（Gillray）时他们前任攻击福克斯及所谓“雅各宾派”时的情状。


    乔治四世像


    乔治四世（George Ⅳ，1762—1830），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兼汉诺威国王（1820起）。


    自由的托立党人


    “王后审判”的失败给政府以一大打击，一时的空气较清净，而国人的心胸亦较舒适，于是托立的内阁又有一度的振作，而又得维持十年的政权。有三种情形是袒着他们的：一是贸易的复盛；二是在国会中惟一能和他们作对的辉格党之衰萎；三是卡斯尔累的逝世；卡斯尔累的天才长于对外而绌于对内，然而他一日不离内阁，则新的而且较自由的一派托立主义之有力代表者坎宁便一日不能出头得势。


    在此后的八年内，不特近二三十年来反雅各宾的严厉制度一蹶不振，即世人所认为自1689年以来向属不列颠宪法的各部亦有破裂改变者。纵然旧有的选举制度无法使人民任何的大部分得有直接的代表，但国会也不至于完全不能代表新时代的精神。在朽腐城市没有取消而辉格党人没有得到公平的机会以前，旧日的两党制度纵然不能恢复，但多派的制度也不至于完全不能代表国中不同的各种舆论。在托立内阁本身中即有两个派别：坎宁及哈斯启孙（Huskisson）代表比较自由[6]的看法，而威灵吞及老年的厄尔登贵族为牢守过去者，而首相利物浦及善思的比耳则力谋两派的和洽。然而即在威灵吞当首相，老派尽把敌人逐出内阁之后，他们也为时势的潮流所迫，而不得不通过比坎宁本人所能提出通过的法案更要自由的法律。


    托立政治末了八年的结果一为若干重要改革的成立，再为当权已逾一世之反雅各宾的托立党之解体。在国会改革问题最烈的一二年中，有新的辉格·自由党及新的保守党继它而代兴；这两个新党在将临的时期内彼此轮执政权而无断。所以经一时期特殊的混沌之后，国会的生活又回复到两党之制，虽则在改革后的国会实代表较前更繁复的争端，及较庞杂的阶级和利益。


    皮尔像


    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1788—1850），英国首相（1834—1835，1841—1846），保守党的创始人。于1829年实施都市警察法，建立大伦敦地区警察队。


    反结合法的取消


    在托立末数年当权时所成立的自由法律中，取消庇特《禁止结合诸法》的法律实为重要的一法，然它并不是由于阁员中任何一派的特别主张，而由于舆论的转移，及国会外那个杰出的激烈裁缝普来斯·法兰西斯（Francis ce）机敏的活动，以及国会内那个激烈议员休谟·约瑟夫（Joseph Hume）的合作。普来斯在北部诸工厂区域中纠合了巨数同志以共上请愿书于国会，国会议员受了请愿书及见证人的包围后，自亦不能无动于衷。


    比耳


    又一大串的重要改革应归功于比耳为内相时所具的朝气。比耳·罗伯为一近代式的郎克邑大制造家之子，他和执政的托立领袖发生关系盖尚在哈洛及基督教社（Harrow，Christ Church）求学的时代。在少年时他即为英吉利乡绅及僧侣，及爱尔兰得势一派得宠的政治经理人及说客。他毕生相好的友谊结于半岛之战正极热闹，而旧式托立主义正极浓厚之时。如果他延后十年始作政治生涯，则他也许会自认他是像坎宁或哈斯启孙的一个自由·保守党人。实际上他之属于旧派转使旧派所坚持的阵线遇危险时不易保守；如果他公然地加入对方作战，这阵线之保守或转可较易。威灵吞有一次尝批评比耳，说他（比耳）所开始的战役他（公爵）每不能预知其结束。这个批评对于政客的（以别于军人时的）公爵自己固然更要确切，但对于比耳也无不公之处，只要我们照克伦威尔的说法再加上一句：“无人能比自己不知何往之人走得更远。”英吉利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不能逆睹4年以后之事实，则已是英吉利逢到变动极快时一种常有的特色。


    法律改良及文人警察的设置


    1822年比耳代息德马司贵族（Lord Sidmouth）长内政部后，政府高压并侦探激烈工人的恶制瞬即取消，而各党及各阶级也从此得到较公平的待遇。比耳更将边沁，罗密力（Romilly）及马琴托士·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多年提倡的刑法改革制为法律；他废除了百余种不同的死罪。末了到1829年他又设立我国史上尚为第一次有的有效能的文人警察，这种警察因深得民众之爱，故常被以亲爱的名字见呼。他们能应付普通的罪恶，他们对于社会的效用极大；然他们也能应付激烈派的暴民，故政治的效用也不在社会的效用之下。到了此时，执武器的军人可以无需，而仅执警棍的文人警察可作代替。他们不因没有武器而遂不敢和暴民抵抗，故军人的长处他们也有。然而他们又有军人所不能有的便利，因为他们在事发时即可实行制止。自是而后戈登·乔治贵族式的暴动及彼得庐式的惨案可以永不发生，因为军队可以无须在都市中为维持治安而出动。两年后改革法案怒潮中火烧布勒斯托尔的暴动，如果能有一百个“新式警察”来及早应付则必可消患于无形。不幸新式的警察此时只行于伦敦。但在一世之内此制已逐渐应全国的要求而推及于各处。他们的制服自始即采文人的蓝色；他们在早年不戴头盔而戴硬的高帽。


    哈斯启孙的善政


    在同一时期中国家的财政亦经哈斯启孙来整理一过。向有的关税税则，无论从税收方面或从保护方面看起来，只是一乱堆不合科学的层积及不相联属的试验，而处处于贸易有害。哈斯启孙并没有想成立完全的自由贸易，而且他的行动也受民众反对恢复所得税以裕税收之限制；但他已经能大大的减除了好多货物的入口税，而他所保留者则都有条理及目的。只有一类货物仍是神圣不可侵犯：在英吉利的政治中，一部分的乡绅阶级能一日的藉了朽腐城市以包办权力，则一日的“谷是国王”。


    哈斯启孙又予尝于过去百几十年中使不列颠船只得以专利不列颠口岸商业的《航海法》[7]以首次的大打击。那种人为的助力在先时容是必不可少的，即斯密司·亚当也尝称颂有加，但不列颠的航业到了现在已充分发育；故尽可不必再求助于它。《航海法》的完全去了固须有待于自由贸易成为国民政策而余存的保护税也一律废除的下一时期，但哈斯启孙已加以重大的变更。《航海法》所给予他们的垄断权利取消后，不列颠的船公司及船厂主人亦不得不振作精神以改良他们管理及制造的方法。因为维多利亚时的不列颠在工业上处最优胜的地位，故海船之用蒸汽及铁板实于它有利，尤其是它此时本已不易得到木材的供给。向外运输而于全球各埠都可购得的煤炭也为促进不列颠航业的一大鼓励。历19世纪的余年，我们的商航继续的日增月进而没有一厉害的匹敌。


    卡斯尔累像


    卡斯尔累（Lord Castlereagh，1769—1822），英国外相（1812—1822），曾协</a>助领导反拿破仑大联盟，并在1815年重绘欧洲地图的维也纳会议上起过主要作用。欧洲一致原则的主张主要是由他提出的。


    卡斯尔累及坎宁


    坎宁之代卡斯尔累而为内阁中主要的个人势力给内政上的改革势力以一种很大的鼓励。在两人都特别致力的外交方面，坎宁固没有怎样更动他前任的政策，但他毕竟和寡言骄傲的卡斯尔累不同，他不特常诉诸众院的公意，他也好求民意的评判。在他当权之时，外交不复如格稜维尔及卡斯尔累时之为高年政治家的一种神秘。坎宁所采的新的公开方法到了判麦斯吞，格拉德斯吞及的士累利之世更大有发展，驯至总选亦有以外交问题而决胜负者。到了世纪之末，萨利斯布里贵族又稍稍回复卡斯尔累比较静默的方法上</a>去。


    所以坎宁入主外政而后，外交的方法大有变更，新的方法实和新时代比前民主及比前好问的精神如出一贯。但不列颠外交政策所缘以进行的方向则一仍旧贯，所不同者步伐比前较快，而政策的自由立场及不列颠立场亦比前更是显明更是着重而已。


    卡斯尔累的政策


    卡斯尔累既显明地是一“欧洲人物”（“good European”）他自会赞成列强之按时会议以解决国际间的纠纷。但那时列强之不能代表人民犹之那时诸邦之不能代表各种族，所以那时的会议绝没有逐渐成为有似我们今日的国际联盟一类组织之可能。在反动的梅特涅及以反动终的俄皇亚历山大的势力之下，这些会议反而变为神圣同盟诸国政府的愚昧政策之清算所。神圣同盟诸国本以压制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发动而联合，卡斯尔累既不愿见英吉利之被牵入于各国内部的警视问题，自不得不渐渐地和大陆的会议政治疏远。他后因不胜工作的繁重而自杀。但他之绝不赞成希腊及意大利的独立运动似可令我们预知他之决不会采择他后继者所采择的自由政策。[8]


    坎宁的政策


    在一方面坎宁固是绍述卡斯尔累的工作者，然他究引入了一种反抗大陆各国反动各派的精神。他比卡斯尔累要感觉得深切些，即英吉利国家所拥护者为一种介乎雅各宾主义及专制主义间的制度，固不是前者，也决不是后者。少年时之他既尝受不列颠精神的灵感而成为一能干的反雅各宾派，中年时的外相遂亦受同一精神的趋使而成为大陆上专制王公的恶煞，而自由党人的北辰。此时欧洲的诸帝王自波兰西迄葡萄牙，正在利用前时尝藉不列颠的武力及津贴而恢复成的权力来践踏一切政治，种族，及文化的自由，英人对此自然不胜其愤激，而坎宁则深表同情于国人。当神圣同盟委托王党及僧侣专权的法兰西用武力来压服西班牙的立宪运动时，英吉利的全国，无分阶级与党派，俱不胜其愤慨。但坎宁虽抗议法兰西之侵入西班牙，他却能聪明地避免采恐吓的态度，因为恐吓的结果非继之以第二次的半岛之战，便势必有不荣誉的外交退缩。


    玻利瓦尔


    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1783—1830），南美洲北部地区民族独立战争中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也是整个拉丁美洲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中最为杰出的领袖。


    坎宁像


    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英国政治家，以其在外交大臣任内（1807—1809，1822—1827）和1827年担任首相的4个月内推行自由主义政策而闻名。希腊独立战争期间（1821—1832），坎宁给希腊人争取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自由的斗争以外交支持，并保证最后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


    南美的独立


    但在西班牙问题的又一方面，就中南美殖民地反抗君主母国之一事而论，则坎宁有比较自由的处置权力，因为不得不列颠舰队的默许，法兰西或神圣同盟所遣的十字军决不能渡大洋以征服波里瓦尔（Bolivar）所率领的叛徒。而且南美的独立于不列颠有物质上的利益。西班牙对于英人和它美洲殖民地贸易所设之限制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向为极麻烦的问题；如果殖民地自身能成独立国家而和不列颠处于和好的地位，且愿于和它的商人贸易，则激成掘类克之战，熏烤海贼之战，及窝尔坡尔时“贞琴兹的耳之战”的痛心事便可一劳永逸的解决，永远的除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列颠工商巨子之愿见南美独立确不仅在为新的英吉利工厂所生产出来而堆积如山的货物找到新的市场，他们对于自由的胜利也的确有诚挚的热诚，对于科克蓝（Cochrane）之赞助叛逆政府而于智利及秘鲁沿海获得惊人的巧捷也真的有充分的愉乐。凡是英人也无一不乐见法兰西人及刚愎自用，尝作伪誓的斐迪南七世之重受失了美洲的重罚。当坎宁在众议院中作他已产生了一个新世界以助复旧世界的均势之宣言时，他实是在对上述的各种民众情感而发言，故民众亦立即为他的声援。无论何时都爱旧世界甚于新世界的厄尔登及威灵吞则大不乐见他们同僚之变成一个民众的鼓动者，而托立党内部的分裂遂亦更深而更甚。


    门罗主义


    就宣告并保护南美的独立之事业而论，英吉利及合众国的政治家和人民极为一致。门罗总统尝趁这个机会来立下他极有名的，且于日后极关重要的“主义”，他否认欧洲国家于已有的土地而外尚有在美洲大陆另得新的领土之权。这个“主义”固为当时对于神圣同盟各国的一种警告，然同时也不啻是对于不列颠日后行动的一种限制。坎宁颇不喜欢这种论调，他及继他而起的他的徒弟判麦斯吞都不及卡斯尔累对美之有好感，有如后者在加拿大国界除兵问题中所表示者。[9]但在坎宁之世，英美间的争端尚无发生，故暂时英语种族的两大支能完全一致。但我们也不要发生误会，使法兰西或神圣同盟不能削平西班牙殖民地的叛乱者乃是不列颠的舰队，而不是门罗总统的“主义”。


    希腊的独立


    除了中南美极广的面积外，世界政治地图上的较小的某一点也至今留存着坎宁手触的旧迹。希腊的独立大部须归功于坎宁。在利凡特他当然不能一手抹杀欧洲列强的意志，有如他在大西洋彼岸之所为。幸而关于希腊反叛土耳其一事，神圣同盟各国的政府也彼此不能一致。奥大利固始终如一地赞助能代表“反对革命”的一面之土耳其，但俄罗斯则一因私利攸关，再因向表同情于巴尔干各民族之故，力主拥护东方耶教徒的利益。法兰西半因宗教及文化关系之故亦同情于俄之看法。因此英吉利的态度所关极大。威灵吞步卡斯尔累的后尘，故为帮土耳其者。但不列颠的公众则已深为摆伦之慷慨捐躯所感动，而当时的文化又是十分的“古典”，故他们把希腊的“爱国盗”（“Klephts”）捧作色摩比利（Thermopyl?）的英雄。坎宁则有一极幸运的思想，他以为与其让土耳其的虐政继续下去，毋宁设立一独立的希腊国家以挡住俄罗斯在利凡特的侵略。他这种鼓励民族主义以克制俄罗斯野心的政策，就希腊而论，固大是成功，然不幸不为此后不列颠政治家所继续采用。因惧俄罗斯之故，判麦斯吞，罗素及格拉德斯吞于克里米亚之战时，20年而后的士累利于柏林会议时，俱牺牲了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利益。


    坎宁的政策，就希腊而论，到了他死后的数星期后，科掘灵吞海将（Admiral Codrington）所统率的不列颠，法兰西及俄罗斯联合舰队将土耳其舰队火毁于那瓦里诺湾（Navarino Bay）外时，总算成定了大功。神圣同盟之为欧洲政治中的一种势力亦随此次的大火而熔化。威灵吞于备位首相时尝叹那瓦里诺为“失态的一件事”，但他也不能若何限制它的影响所及。


    坎宁的自由倾向


    坎宁充利物浦内阁的外相时尝大大的激发新英及新欧浪漫的自由主义，所以于辉格首领尚不能有力地领袖不列颠的进步党派之时，他成为他们目中的大英雄，更所以于利物浦因病乞休，托立内阁分裂，坎宁组织内阁，而威灵吞，比耳及厄耳登所领导的一班老派拒绝参加时，新的首相竟能在国会中得到过半数的辉格党人的帮赞助，而在国中也博得自由派人的好感。不幸数月后他自己又复逝世，故他的内阁也无何种特殊成就之可言。然它之得以组成已是一个解散老党重组新党路程上的重要步伐。大多数坎宁派的阁员，如同判麦斯吞及墨尔本（Melbourne）不久即脱离旧党而改隶气象一新声势复盛的辉格党，而《改革法》亦卒由此新党通过。


    然而坎宁直至死时仍未变其反对改革的态度。所以他之死去也许转加速了政治改变，他所尝孜孜发动的政治改变的速度。他为英吉利惟一能再使朽腐城市延长若干年之人，他死后再无别人能阻住潮流，而改革派遂亦转入好运。当坎宁及哈斯启孙当权之时托立党的政府及未改革的国会似甚有领导国家前进，以适合新时代的希望，但这个希望被威灵吞的高托立政府所斩绝净尽。


    宗教平等


    但在政党以对于改革问题的态度而完全改造以前，公权上宗教平等的原则已得到了重要的胜利，即反对这原则的威灵吞及比耳内阁也不能不为时势所迫而让步。维新的潮流其来也诚有一泻千里之势，所以窘迫失措的大臣所处时有迁动的地位亦无一可以坚守。在1827年时坎宁为应付本党起见尚有声明他的内阁决不取消《鉴证法》，也决不理会解放公教徒的法案之必要，虽则他自己本是主张解放的，然而十五月而后，执政时尝以“决不投降”为言而极端托立的威灵吞内阁已不得不将两种救济法案都予通过。


    使公教及抗议教违教徒不得充任国家或市府公职的《鉴证法》自查理二世一直被教社视做圣约之匮（Ark of the Covenant），且为它接受革命解决及汉诺威继承的条件。它之因罗素·约翰贵族的动议而废止只有符号上的重要，而没有即时发生的重大关系。在国会及城市的选举充分民主化以前，异教徒极少得任公职的希望。和1835年的《市会社法》及1867年的《二次改革法》联在一起后，《鉴证法取消法》始发生充分的重要而予违教徒以政治上全部的解放。


    公教徒解放及托立党的分裂


    次年政府有更堪注意的屈服。在过去的12年间爱尔兰的人民尝有公教会（Catholic Association）的组织，以教士为司令，而奥康尼·达尼尔为总司令。政府中人虽无一不反对这个运动，然而人民的一致也有不可当声势。一个只有一种无教育的农民阶级的民族，如果能有一伟大的领袖统率起来，则其整齐一致的精神必非别的大群之所可及，而况爱尔兰人合群的天性又深得数百年的高压所砥砺。奥康尼要求公教徒的解放，要求罗马公教徒得有充任两院议员的权利。滑铁卢的胜利者不敢和爱尔兰的公教会交绥。为实行减政及减税起见，不列颠的陆军已缩减到最低的限度，以之对付饥饿的工人及放火的农民而保护在不列颠的财产尚嫌吃力，更何能遣之对付爱尔兰人？此为一因。此外，威灵吞向来痛恶内争的流血，故最不愿对内用兵，虽则他常常不到最后，便不肯让步以避免流血的惨剧。比耳及威灵吞之降服于奥康尼使高托立派哗然大怒，因为两人本受了他们的委托以保持一切旧制者。威灵吞在初为首相时确尝把政府中所有的坎宁派人，及所有表同情于公教徒解放之人驱除出外，乃才过一年而他自己即为解放的实行者，亦无怪高托立派人的愤愤。自此而后托立党分为互相仇视的三派——坎宁派，高托立派，及窘迫不安而又不能不助政府者。威灵吞政治战役中战略及战术上的错误终究替他所最惧的事物——真实的国会《改革法》及真实的改革内阁——辟了堂堂的大道。


    罗素像


    罗素（John Russell，1st Earl Russell，1792—1878），英国首相（1846—1852，1865—1866）。在（1846—1852）这一届政府中，他规定各工厂采取10小时工作日，创立了全国公共卫生委员会。但由于党内分裂和领导不力，未能使城市工人获得选举权。第二次任首相（1865—1866），亦因扩大选举权问题倒台。


    葛累贵族


    葛累贵族查理，虽自福克斯死后向为辉格党名义上的党魁，然已多年未能充分尽反对党首领的责任——至少从我们近代的对于政治首领的见解判断起来。他诺森伯利亚傍海乡宅的幽闲舒适，再加上了它的藏书室及他的十五子女，能给他以韦斯敏斯忒所不能给他的吸力，故他在乡宅之时亦日多。但当他少年盛气之时，他尝力促福克斯于1792年宣告赞成国会改革，更因此而促成福克斯和波特兰（Pornd）及和追随柏克以加入反雅各宾一边的一群辉格脱党者之分裂。葛累本信废除朽腐城市，重行分配议席将为救护不列颠国会政府的必要方法，这个信条他亦从未抛弃。但他已多年不谈他的信条，因为他以为如果只有劳工阶级的激烈派人高谈改革，则改革的时期尚早。他信只要一旦人民自己能“认真地，热烈地”顾问这个问题——他的所谓人民当然特指“坚强而体面的”中等阶级——则这个问题便可复活。时机今已到了，所以这个老年贵族也遵守了他自己所说的话而毅然复出，他中断了他乡居的生活而替不列颠取得了他少年所尝热望的改革国会。他之东山再起大非他友人意料之所及，而大使他敌人恐惧。


    国会改革运动


    在1830年时国会改革的运动似乎为当时环境的自然趋势而不可阻遏者。工商业的又逢凋疲，市乡的劳工阶级因无望而发生的横暴，中等阶级之恐下等阶级的造反，及一般人之深信仅仅压制之不足以避免意外：凡此种种都为促成改革运动的理由。大众因公爵领导无方而对于托立政府之绝望，及巴黎七月革命除了专制的查理十世而却没有发生1789年社会骚动之好例，更使大部的英人生改革的决心。自乡绅以迄御车者，自棉纱大王以迄纱厂工人，人人都在讨论改革的必要，虽则改革的意义及着重之处出入极大。关于新选权的范围及性质，意见极不一致，但对于朽腐城市之憎恶则全体一致。它们的主人在昔本为世人崇礼，但今则被呼为“城市的恶贩”（“borough-mongers”）而不齿于众口。新的工业区域及旧的农村区域，应多多按财富及户口的比例而遗派代表，也成为共同一致的舆论。各阶级之联合一致以反对朽腐城市，可于阿特武德·托玛斯（Thomas Attwood）所主持的柏明罕政治协会（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中充分的表现出来。在40年前的柏明罕暴徒尚捣毁改革者的住宅，但它今日的市民则已一致的主张此米德兰的首城应有选派代表出席国会之权。


    辉格领袖及布鲁安


    葛累及幼一辈中倾向较为急进的副将如罗素·约翰贵族及达剌谟贵族等，皆以为由辉格国会党来领导这个运动的时机已至。国会中华族的辉格领袖以重行分配议席及各城市一律设立10镑住家选权两大要点为号召，而一跃地为全国中等阶级的舆论的领袖。因为有了工业革命，故中等阶级的势力已数倍于18世纪之时；因为卫斯立主义之发展，故异教几已占宗教世界的半数。辉格华族之能以改革的选举制度为基础而复成中等阶级的领袖将成为未来一世中不列颠政府中最安定的成分。可以代表辉格华族及中等阶级的同盟者首推那个平民布鲁安。布鲁安为“有智识的中等阶级”之领袖及激动者，他的坚决而又生动的相貌盖不啻是“机械及智能的进行”（“machinery and the march of mind”）之新时代的现身。他已和辉格领袖及《爱丁堡杂志》有密切的关系。1830年的辉格内阁当然不能没有他的参加。如果他为当权时的同僚之明达可靠能如为反对党时的战士之勇武多智，则他可为新时代的大政治家；但他在位时的成绩无在野时的有价值，他竟流为新时代最伟大的怪僻人物。


    辉格党人及中等阶级两者的同盟尚有别人参加。墨尔本和判麦斯吞等一班坎宁派人[10]及年轻的斯坦利（Stanley）和格累谟·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Graham）一班代表北英“体面”阶级的独立派人新近皆得到一种信条，即欲救英国非有一种缓和的国会改革不可。在1830年的秋季，他们仍希望威灵吞能给国家以所需要，但他的“现有的代表制度得着国人的全部信任”及改良非人智所得及之宣言，使缓和派一一离他而它适。经这个有名的宣言而后，斯坦利及格累谟立即和辉格党人成立暂时的同盟以实现国会的改革，而坎宁派的墨尔本及判麦斯吞则成为公认的辉格领袖，且终他们之世而不变。威灵吞的内阁竟无法进行，而高托立派更于重要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以报复威灵吞及比耳通过《公教徒解放法》之大仇。1830年11月公爵之政府被推倒，而新立的且得民众欢心的“海员国王”（“sailor King”）威廉四世立命葛累组织基于“和平，减政及改革”三大政策的内阁。


    首次改革法案及各阶级的态度


    葛累贵族的内阁之人选是华族的，但此华族内阁实包括国会中几个最能干最前进的议员在内。由达剌谟贵族及罗素·约翰贵族秉承葛累而拟制，而由阿尔索普贵族（Lord Althorp）领导通过于众议院的《改革法案》，虽则自来即有不彻底的批评，然在当年固尝使它的友好仇敌俱惊骇于它的革命性。它诚如托立党人所讥，它诚为一“新的宪法”，如果政权之扩充及于新的社会阶级及新的区域可算更动了“宪法”的话。


    一下便尽数废除全体朽腐城市的法案本从未为国人所逆料，故它的发表一方引起了全国自地极角迄格洛特·的·约翰惊异及热烈的欢呼，一方则趋只料有一缓和提议的托立党人于愤激的反对。最有势力的劳工领袖及组织者，如普来斯及科柏特之流，极力赞助“这法案，这法案的整个，而且除了这法案外无别的”，因为他们深知欲通过授劳工阶级以选权的法案于当时的下院是绝不可能的，而且在当时舆论状态之下也是绝不可能的。但他们也可以预知，如果辉格的法案能通过，而拥有荐选城市的已定利益之远年旧制得以推翻，则劳工阶级的选权也总有取得的一日，即辉格党人口口声声以“最后”为言也是不相干的。然而要使辉格法案通过，已非各阶级联合一致不可，因为贵族院按宪法有否决那法案的全权，而它又有不顾一切危险以运用权利的决心。


    新获选权城市中的中等阶级之上层及肆主们对于十镑的居宅选权已能完全满意，因为他们不必再需要其他。中等阶级其余仍无选权的一半只能于新获选权的工业区域中希望得有间接的代表：曼彻斯忒及瑟斐尔德（Sheffield）既能代古舍蓝及康华尔的小村而得派二名议员于国会，则《谷法》的取消终亦不能历久再不实现。但乡绅及佃农们却忽略这层的危险，他们自己已经满意，前者因各郡议员名额之增加而满意，后者因佃农选权之成立而满意，（这种选权在农村选区中增加地主的权力者转比减少了者为多，）故他们也赞成这法案。[11]


    1832年《改革法案》无病而终


    这幅当代讽刺画题为《改革者向老病树发起进攻》。1832年的《改革法案》不仅扩大了选举权，而且铲除了许多“腐败选区”，因此被广泛认为阻止了英国革命的威胁，使之无法实现。


    我们骤视起来有些奇怪，为什么由全体地主及半数中等阶级瓜分政权的一种提议会得到民众如许热烈的拥护？但是“打倒朽腐城市”的口号确能联合一切的人民，只除了许多直接间接占着旧日分配制度的便宜者，及误信《改革法》会引起废止国教废止捐建的教社僧侣。实则它连强迫教社税的废止及大学</a>准许异教徒入校的两事都没有引起，直到选权又有一次的扩充后，这两事始获实现。中等阶级在1832年法律中所取得的政权实在太不完全。


    改革法通过的进程


    经15个月大不列颠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治大激动后，《改革法案》居然打破贵族的抵抗而通过。第一次的紧张为</a>国会的大选；大选的结果，法案的多数自单薄不可靠的一人突增到136人。第二次的紧张为贵族院以41人的多数把法案否决；反对方面大都为托立党新近封立的贵族及多惧的主教。那年冬天农工[12]区域中又有极坏的经济衰疲，虎列拉也正在盛行，而民众对于贵族的愤激几有使社会横决之势。幸而布里斯托尔的暴动使有识之人顿觉危险之所伏，而暴烈的运动亦遂为各地模仿柏明罕而起的政治协会所克制。然协会之存在也含蓄着真正内战的恐吓，如果法案归结仍是不能通过。


    《改革法》的最大危险就恐怕它的劳工赞助者一旦放弃不顾，而另作他们自己的运动。则国家势必大乱，于力争秩序之恢复时反动便不难继起。幸而中等阶级已一改他们对于政治多年的冷淡，他们决意于托立及辉格两党因互斗而将社会破坏以前赶把法案通过。全国的和平亦诚系于法案的通过。所以威廉四世——在别位国家的航行者所从未经遇过的飓风中，他纵心乱而尚不失为一诚实的船员——到了最后也亲许葛累以运用他封立贵族的特权，来使法案通过，且女王安也尝有过封立大批贵族以助托立政府成立《乌得勒支和约》的先例。但到了最后一刻时，威廉忽又迟疑起来，他转请托立党人执政而提出他们所自愿的《改革法案》来。此为末次紧张有</a>名的“五月诸日”之所由起。葛累贵族辞职不干，而国人在一星期之间亦深信威灵吞之将以兵力来治国。各大城市也都预备抵抗。但比耳则看清斗争之无望，故葛累又凯旋地返执政权，国王允于不得已时封立贵族作为复职的条件。


    这使《改革法》得以终获通过的末次紧张，给了“新宪法”中的民众成分以一种戏剧性的注重。统治阶级之所以肯让步，而近代《大宪章》之所以抢得，岂不是全体人民努力的结果？自此而后国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但“国民”的政治范围尚须由好几次的选权来继续扩张，虽则次次都不及首次的暴烈。10镑的住户及佃农决不能长为“国民”的全体。他们统治国家的时效权盖尚不及旧日城市主人之大；如果后者的已定利益尚可为国民和平的谋反所推翻，则前者的垄断更何足道？


    苏格兰的改革


    旧日的代表制度在苏格兰，更比在英吉利为恶劣；在特威得河以北，即郡的选举也是有名无实。从政治上说起来，苏格兰可看做一个极大的朽腐城市。1832年盖尚为苏格兰人首次于刻克（Kirk）而外，得到可以代表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年。《改革法》的直接影响为1833年的《城市法》（Burgh Act）。根据此法，苏格兰人得有于15世纪以来第一次民选的市政府。


    市会社法


    英吉利须等到1835年才有它的《市会社法》。国会的朽腐城市的废除势必做到市政府的朽腐城市的同样废除，因为它们虽一在中央，一在地方，而都是同样的弊制。但在旧局面下决不能成立的1835法律实比《改革法》更是民主，它一举而给所有纳税的人民以参加新市的选举之权。到了此时英吉利团体及会社生活的冰河时代总算截止，而群社的生活也开始依新经济社会的实际需要而改造。边沁·泽里米（Jeremy Bentham）的精神至是也磅磚于大地，虽则老人家本身已届卧床垂死之年。他的实验问题——“究竟这有何用”——世人竟以之陆续地加诸这个及那个年远期长的荒谬制度。王家委员团以及它们报告的时期也随着辉格党的改革内阁而开始。《市会社法》即是初批果实中的一个。


    但这法只对较大的城市为有效。至于农村区域则直到萨利斯布里政府于1888年建立了民选的郡议会时为止，仍受治安法官的行政管理。地方政府之有两派适和都市英吉利及农村英吉利不同的精神相吻合，当新兴的都市区域已充满了民主精神之时，农村社会在心神上犹附属于乡绅阶级而未能自立。


    1835年的《市会社法》于地域方面固极嫌不够彻底但它在主要的都市区域建立了一种受民众的监督而能征收地方税的有力机关。这个机关渐渐地成为各种新业务的集中；历19世纪的余年，市会社的法定权力盖在永远继续不断的加增。到了最后时，它几有权可以应付所有和地方政府有关的事务，它只不能有准开酒馆之权和司法之权，因为这二者英人总以为不宜由民选团体行使的。在1835时很少的人会逆料新的都市日后会得教育人民的子女，会得供给公众以水，火，电车，甚或住宅，或会得变成大规模的企业者及雇用劳工者。


    自1835年起槐特和尔政府各部和地方民选团体间的合作也渐渐发达起来；中央一方监督地方的行政，一方又由度支部以人民所纳的赋税来补助各地地方税之不及。凡此种种虽非1835年大胆一致的辉格立法所能逆料，然究因有了那立法而后可能。工业革命所产生出来而尚无管束的社会效果因此才稍稍得些调剂，得些补救。然而所谓“减政”者试问将从何处着手？那个万灵膏药盖不得不消灭于无形。


    《工厂法》


    1833年阿尔索普贵族通过了第一次有效力的《工厂法》，将儿童及年轻人的工作时间各予以法律上的限制。这个法律的一大优点为政府视察员的设置，法律可以由视察员来监督执行。这一优点时人虽未加注意，然实为社会公益之整个新发展的起点。


    奴制的废除


    《改革法》的又一直接效果为不列颠帝国内奴制的废除。《奴制废除法》通过的1833年，威伯福士亦即逝世，但他的工作已有惊奇的完成。在他末了的数年中，反奴制的运动已改由伯克斯吞·托玛斯·福威尔爵士（Sir Thomas Fowell Buxton）作活动的领袖，而布鲁安则为吹号作大声者。当威伯福士初起反对奴制后，拥护奴隶贸易者实为布列斯托尔及利物浦两地重要的不列颠航业利益。[13]但自奴隶贸易禁止而后则拥护奴制之在英吉利本国者已极少，而在殖民地者较多。奴隶即不能再自外边运来，然仍可从存货中培养，所以西印度及其他热带殖民地的垦植者深感废除奴制的危险，奴制废除，则他们行将破产。但他们之进行拥护并不得法，他们对待黑奴或偏袒黑奴的传教士也不佳；他们的横暴激动了不列颠人民的公愤，而当时十分有力的违教及福音主义的宗教世界尤甚。照1833年的《奴制废除法》祖国自动的以2000万酬给奴主为放奴的代价。


    比利时的独立


    辉格政府的又一大成绩为比利时问题的解决。1830年时比利时随巴黎是年的革命而反叛荷兰，它不愿再依1815年诸和约而和荷兰合做一国。比利时的反叛半是自由的，而半是僧侣的，但实受法兰西势力的鼓励。东欧反动诸强国自然深恶1815年的条约之被破坏，尤其被民族的反叛所破坏，它们愿以神圣同盟式的高力来压倒叛民。但不列颠则并不这样想法，尤其在葛累任首相，判麦斯吞任外相之自由政府当国之时。不列颠显反对法兰西势力之树立于比利时，无论其所采的方式为归并或为法兰西亲王之入主新国。巴黎的极端爱国党当时正在咆哮叫喊，“公民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及其大臣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能把他们之势稍杀，而接近英吉利的可能增加。至于他之所以必须和新的自由的英国要好则因为俄奥普三强之对他不睦。当时的比利时问题诚是棘手难办而又险礁四伏的问题，幸而经若干的危机之后，各国俱能承认以萨克森·科堡·皋塔的利奥破尔得亲王（Prince Leopold of Saxe-Coburg Gotha）为比利时人的国王，而问题亦得有满意的解决。亲王和不列颠诸大臣私交甚笃，而又为日后维多利亚女王最亲昵的舅父，所以不列颠亦可没有闲言。到了1839年时判麦斯吞更完成了他前数年的努力，他和列强间成立了解决荷兰·比利时国界争执而共同尊重比利时中立的一个条约。比利时，大不列颠，法兰西，俄罗斯，奥大利及普鲁士皆为这条约的签字者。由此一举，不列颠在尼德兰又得了一个它所不必害怕的国家，而它的防止有足以加害于它的势力之存在于莱因河口的长期不变的政策又有了数十余年成功。


    * * *


    [1] 译者按，向国会请愿者每自称“最体面”（“the most respectable”）的公民或居民。


    [2] 科柏特于论及1826年时的亥德公圆隅（Hyde Park Corner）时尝写道：“那个善于阿谀的布鲁安所称做‘本时代的大将’者即住在离此不远的地方，而‘英吉利贵妇’们的裸体阿溪里（Achilles）亦植立于此，其像基上的‘威灵吞’数字粗巨而惹眼，而余字则极小极小；所以国内鄙劣的食税者及以国债为赌博之人每当走近这个铜像而屈伏为礼时，辄会想到此即大将自己的铜像！”译者按，“本时代的大将”（The Great Captain of the age）及英吉利的阿溪里皆为威灵吞的美名。英吉利上等妇人尤其视威灵吞为勇士，故她们也被牵入。总之此段目的在诋毁威灵吞而已。当时英人的大部敬畏威灵吞如神，乃科柏特仍可信口诋毁，于此亦可见英人言论的自由，即在反动时期，仍极宽大。


    [3] 译者按，John Bull即英人的别名。


    [4] 向不主张政治的行动的奥温·罗伯（Robert Owen）于此时尚是一个慈善家的雇主，而不是一个平民的领袖。和平初复的几年中，他尚在力劝其他的雇主及内阁国会改良厂工的生活状况及教育。他以为此种改良于雇主及国家两有利益，他在他自己的纽·拉那克纱厂（New Larnark Mills）的经验足以证明他主张之非诬。如果他们在当时能听他之话，则我们今日当可活在一完全不同的世界。


    [5] 译者按，滑铁卢及彼得庐同以忒罗（terloo）为结束，但滑铁卢及彼得庐都为习惯的译音，致有此处之不方便。


    [6] 在19世纪中叶以前，“自由”尚不是一党的名称。它只表示一种具有进步的看法之人，无论他是激烈派人，或是辉格党人，或是坎宁派的托立党人。


    [7] 参看上面第481页及487页之注。


    [8] 关于卡斯尔累及欧洲1815年的解决，见上第656页，657页。


    [9] 参看下面第743页，744页。


    [10] 哈斯启孙为又一坎宁派的领袖。他于1830年9月参加曼彻斯忒·利物浦铁道的开幕典礼时为一引擎所毙。是时他正在和葛累接洽合党之事。


    [11] 在1832年以前英吉利每郡只有议员2名，而城市的名额则有400名之多，其中的大半都为朽腐城市的代表。《改革法》所取消的200名朽腐城市的议席中，辉格党人在1830年时占有60。这200议席，140经完全取消，其余60则改归新的10镑选权的选民推举。在极少数的城市如普勒斯吞及韦斯敏斯忒中，选权因有了一致的10镑规定而转多限制，以致那几处地方的劳工阶级转丧失了本可享受的选权。


    [12] 上年11月辉格党人初握政权时，南部数郡中尝有“末次的农民之变”。他们的目的在要求每日二先令半的工资。饥饿的农工者固然暴动了，但他们不杀人，也不甚毁坏产业。但恐慌失措的辉格党人则治他们以酷刑，有些被绞死，而被徙至澳大利亚即家人亦不知在何处者约有450之多。


    [13] 见上第667—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