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智识与人生
3个月前 作者： 培根
一、对知识的误解
二、学问与政治
三、学问与学者
四、学问的三种病症
五、求知与学问
六、学问与品性
七、习惯与教育
八、读书与学问
九、社会知识与智慧
一、对知识的误解
我常听神学家说，知识这一类东西需要大加限制与注意才可接受。希望得到过多的知识，是人类坠落的原始的诱惑与罪恶。知识本身也有点和蛇相像，它“咬着”人的痛处，能使人的痛处肿胀。“知识足以长傲。”所罗门有过这样的意见：“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在另一处，他说：“因为有智慧，就有烦愁；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圣保罗也给过我们警告：“我们不要因虚空的学问而被掠夺了。”经验指示有学问的人怎样才是大异端者，学问发达的时代往往都是倾向于无神论的，人们研究怎样刺激“自然”的原因的探讨，减损对于上帝，即初级的原因的依赖。
要明了上面这种意见的愚昧与错误以及在论据上的误解，好像这些人并没有观察或考虑到那使人堕落的，不是关于自然与普遍性的纯粹知识。倚仗知识的光明，人在世界上见到各种生物时，就能依其性质，各个予以名称。诱惑人类的却是辨别善与恶的那种骄傲的知识，有了它，人类就想自己制定生活的规律，不再依赖上帝。知识无论怎样多，也不能使人的心灵膨胀，因为除了上帝与思想中的上帝以外，没有事物能够充满，更不用说膨胀人的灵魂了。所以所罗门说到在知识获取上最为重要的两种器官——耳与目的时候，他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如果是没有满盈的话，那么容者是大于他所容的了。关于知识本身与人的心灵——对于后者，各种器官不过是报告者——所罗门在为各种行为与目的定了它们适当的时期以后，他也用这样的字句来说明，而且是这样的结论：“上帝使万物各于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世界安置在人的心里，但是上帝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人都不能知道。”这很显然是说上帝把人的心灵做成镜子一样，能够接受宇宙全体的影像，并且这种接受，如同眼睛喜欢接受光明。它不但喜欢看种种的物类与时令的转变，并且还要进一步看出从这种种变动中可以绝无错误地看到的规律。人之所以不能明白自然的最高规律，是因为有种种的障碍，如同生命的短促、合作的不完美、知识传授的不得法，人的生活所常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不便利。因为这个世界的表面没有哪一部分是不允许人去研究与发现的，并且对于有些地方，所罗门还能如他所说那样判断：“人的心灵如同上帝的灯一样，用它可以去搜检各种秘密的内情。”如果人的心灵的容量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论知识的比例与分量如何大，显然是没有一点可以使它肿胀或超过了它正当的限度。但是知识的性质是这样的，不论它的分量是多少，如果服用的时候不加以适当的消解剂，它的表面总是有一点毒素或有害的性质，那么吃了这种毒素的结果就是气胀或肿大。这种可以使知识有这样特效的解毒剂就是博爱精神，所罗门这样说：“知识叫人自大，但是爱心是能够造成人的德行的……我若能说各种人和天使说的话，却没有爱，那也不过就如同响着的铙钹。”这句话不是说谁能说各种人和天使的话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说如果离开了爱而无涉于人类的福利，那他只有虚空与无价值的光荣而没有切实的好处。至于论到所罗门关于著书与读书过多和精神因知识的满溢而不安的那些意见，与圣保罗所给我们的警告：“我们不要为虚空的学问所诱惑了。”我们只要明白在什么地方可以划清人类知识真正的界限，而不至于这样的缩小了它的范围致使它不能包括一切事物的普遍性。这类界线，共有三种：第一，我们不要这样高估了有知识的幸福，致使我们忘记了道德；第二，我们应用知识时，一定要使我们获得安息与满足，而不是厌恶与懊恨；第三，我们并不想借研究自然而达到上帝的神秘。关于第一点，所罗门在同一本书中发表了他很好的意见，他说：“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是常留心里看着的，而愚昧人只在黑暗中摸索。但我知道这两种人都逃不过同样的命运。”关于第二点，除完全出于偶然外，决无因知识而产生的心理的烦恼与不幸，因为各种知识与知识引发的好奇心都能使我们得到一种愉快的心情。可是人用他们的知识来制成的结论，应用于他们自身的处境，当他们有了脆弱的恐惧或广大的愿望的时候，这就有了上面所说的心理上的顾虑与烦扰了。在那时知识已经不是“纯粹的”光明了——赫拉克利图关于这点曾说过“干的（纯粹的）光明就是最好的灵魂，”而不是已变为湿的“掺杂的”，或是被浸渍了的、被浸渍于各种病症的湿气中的光明。至于第三点应该稍加论列，不可略过，如有人以为对凡可以感知与有实质的物加以观察与思考，便可得到这种光明，而且因此就能够明了上帝的性质与意志，那么他真是被虚夸的学问掠夺了。思量上帝所造的生物与所成的工作，如果在生物与工作方面都是可以产生知识的，如属于上帝方面，那就不能产生完全的知识，只能产生惊异了。因此，柏拉图学派中某人其意在调和希腊的哲学与摩西的著作时说得最好：“人的官能，很像太阳，它可以烛照天地，同时它却隐蔽住了星光；同样，人的官能能够发现自然之物，但是把那神圣遮蔽了。”所以其结果是有很多大学</a>问家，当他们要想以官能这样的蜡制的羽翼探索上帝的神秘时，他们已都属于异端了。至于说到知识太多了就会叫人倾向无神论，与不了解次级的原因将使人更专一的信任，那为初级原因的上帝那些话，我们先要同约伯一样地发问：“你们是因要见上帝而为他撒谎，和一个人为要见他人而为他撒谎一样吗？”上帝在自然中工作，除用次级的原因外，显然更别无他法。如果要想叫人信为不然，那无非是欺骗，仿佛这样就可以对上帝表示一种好感似的。也就是对于创造真实的上帝，来贡献谎言这种不清洁的牺牲。但是，少量或肤浅的一点学问可使人心偏于无神论而再向前进，又能将他的心引回到宗教这是经过证明的事实与根据经验的结论。当人开始研究学问的时候，他的心看到了与他的官能最接近的次级原因，可以使最高的原因隐晦，可是当他继续前进，去寻求各种原因的互相依赖时，按照诗人的比喻，他是很容易相信自然链的最高层，是一定附着在朱匹忒大神的椅子脚上的。最后一句话，凡人不要因他对节制的意义了解不充分，或是误用了中和，认为是在上帝的训示《圣经》或对“自然”的神学或科学中研究得太深，他们却应该在这两者中试求无止境的进步，只需留意把二者都应用于慈爱而不是夸大，应用于实用而不是铺张，最后更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这几种研究混杂或淆乱了。
二、学问与政治
学问在政治家那里受到了不公正地评价，他们认为学问足以软化人的心理，使他们过于谨慎与寡断或是太严格地遵守规则与真理，使他们过于固执与自信，使他们的志向过于远大或怀有更多奢望。
至于说学问可以使人喜欢闲逸与隐退并使他们懒惰，这种看法是缺乏依据的。反过来说，除了有学问的人，再没有别人喜欢为工作而工作，这种断言是不错的，因为他人或为利益而爱工作，如佣工者爱工作是为了工资；或是因为光荣，有事做使他们被人看重，并可以重振将要低落的名誉；或是因为做事使他们想到了他们的利得与给他们酬恩报怨的机会；或是因为做事可以运用他们所自矜的一种能力，因此叫他们高兴并对自己重视；或是因为做事可以对他们别的目的有所补益。如同人说不真实的勇敢一样，有些人的勇敢是表现在人的眼前的，至少他们的意愿是这样的。只有有学问的人喜欢工作，是因为工作是合于自然的动作，是因为工作宜于心理的健康同运动宜于身体的健康一样，是以这种动作的本身为愉悦而不是因为他可以获得利益。所以在所有人里面，他们是最不倦怠的。
如果有人勤于诵习而怠于事务，那是源于身体衰弱或精神软弱而不是源于学问。如森立卡所说的“有些人在暗处生活得太久了，他们一到了光亮里面就感觉到困难”。有这样脾气的人往往专心于学问，但绝不是学问使人有了这种脾气。
如果说学问占用了太多的余暇，我的回答是：忙碌的人，在他等着事情到来的时候，无疑也有好些空闲的时间。问题是怎样利用这种余暇：用于娱乐，还是用于研究。德摩斯尼的敌对者厄斯启尼是一个喜爱娱乐的人，他嘲笑狄氏，说：“他的演说带着灯油气。”狄氏回答他说：“的确，你和我在灯光底下所做的事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人不必恐怕学问驱除了事务，因为它可以保障人的心不至于为怠惰与娱乐所乘，使事务学问二者都受到损失。
再说学问可以从根本上伤害法律与政府的尊重的这些意见显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谤言。若说一种盲目的服从习惯要比彻底了解的责任靠得住，那就是说一个被人领着的瞎子行走比一个健康的人拿着灯走还要稳当。学问使人的心理平和、宽大，容易驾驭与管理，而愚昧使他们粗暴、拗戾与易生反抗，这是无可辩论的，历史上的证据都足以证明。因为最野蛮、粗鄙、与没有学术的时代也就是骚动叛乱与变动最多的时代。
至于论到检学者凯图的见解，他对学问的诬蔑，后来是受到了与他的过错同类的惩处。他过了六十年反为一种极度的愿望所驱使重入学校，学习希腊文字，目的是要看希腊人的著作，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从前对于希腊学术的非议是故示郑重，而不是由衷的意见。至于论到希腊人的诗句，虽然他乐于把统治帝国的技术归于罗马人，而把臣伏的技术传与其他的民族来与世界挑战，就是说罗马人并没有能够在他那种技术达到高度以前，先达到了这样的帝国的高度。因为在最初的两个执政时代，那时统治的技术达到了最大的完备，同时就生活着人所熟知的最好的诗人马罗、最好的历史作家李维、最好的考古家法罗、最好的或是第二位的演说家西塞罗。至于论到苏格拉底，我们却应该记着他被迫害的时候，是在那统治者中的最下劣、嗜杀与毒虐的三十僭主的统治下。在这种政治革命刚完成的时候，被他们认作罪人的苏格拉底也就被他们造成了英雄，使他追忆上神圣与人类的荣誉（按：此为培根误记，苏氏虽为三十僭主所传召而受了斥责，但其受审判与被处死刑在恢复民治以后），他那在当时被称为使人行为堕落的见解，到后来却被认为是心灵与行为的良药，直到如今。让这件事情就作为对那些在一种任意的严格或假饰的郑重中，擅自将咎责加于学问的政治家的答复吧。但是这种反驳在现时没有需要，因为两位有学问的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与殿下，如双子座里的凯斯忒与坡拉克那两颗很光亮与有最良好势力的星星，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在国内有地位与权力者引起对学问的爱好与尊重。
学问所受到贬抑的第三种：那是学问家自身使学问受到贬抑，也就是平常黏附得最紧的那种不信誉。这种不信誉是因为他们处境的艰苦，或因为他们的性情与行为，或因为他们研究的性质。上面列举的第一种非他们的力量所能左右，第二种也出于偶然，只有第三种是应当加以讨论的。但是因我们并不是真实地衡量，却只是说一般人的评判与意见，我们稍说一点前两者，也不是不当因学问家的处境而使学问受到的贬抑，或是因为他们的贫乏，或因为他们生活的隐退与职业的卑下。
论到物质上的缺乏与学问家大都出身贫穷，并且因他们没有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货利与孳息，以致不能与他人同样地易于富饶。我们大可把揄扬贫穷这个题目委给乞食僧去讨论，对于他们，马基弗利极为推崇说：“如果没有乞食僧贫苦的高名与对于他的敬意来抵消僧侣与高等教士们富羡与侈汰的恶名，那么宗教团体早已经消灭了。”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学问的贫穷来维持着生活的洁净与高尚，那么君王们的幸福与安逸，也早已变成粗鄙与野蛮了。可是，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来自见解平正的罗马，在几个时期内，境遇的贫乏是何等为人所敬重的一件事。我们看到李维在他的绪论里说：“如果我没有为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爱恋所迷误的话，那就没有比罗马更伟大、更崇信宗教、更富于良好的榜样的国家，也没有贪婪与奢侈这样不容易侵入，或是贫寒与节俭这样郑重与历久的为人所尊敬的国家。”在罗马颓衰以后，我们也还看到那自任为恺撒战胜后的顾问者，在他们重新整理国家的时候，以削除对于财富的重视为所有方策中的最有效力者：“在财富不为人所重视和行政长官的职责与其他为一般企图之目的物不能以金钱买得时，这种弊端自然都全部消灭。”现在结束这个论题，有人很正确地说过“惭色是德行的颜色”，即使有时它是出于罪恶，同样，我们也可以很适当地说：“贫困是德行的命运”，即使有时他是因为政治的不良或意外的事由。所罗门觉得金钱可以用在学问上，而学问不可以用去博得金钱，确凿地在他的意见与教训中说</a>过：“那赶着求富的人是不会无罪的”；“买真实，但是不可将它卖去，对于智慧与知识，也是一样”。至于论到学者生活的隐退与卑下，一种不受嗜欲与懒惰所累的私人生活，比政治生活来得安全、自由、快乐与有尊严，至少比后者远于耻辱（因为凡是与他接触的都是好好的对待他的），是常为人所称扬的。他是这样的易于博得人们的同情与赞许。我只需再重申这样一句：为国家所遗忘了而不炫耀于人眼前的学者，却似朱尼阿出殡时的凯修斯与布鲁忒斯的遗像，塔西托对于他们没有同许多人的像同在行列中，这样说“就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比所有看得见的像更显得光亮”。
三、学问与学者
论到职业卑微，那最为人所轻视的是儿童管理，往往属于学者。因为这种年龄最没有权力，凡与此有关的事都受到了轻视。我们看到人将何物置于新器，与将何物架置于幼小植物的四周，要比置于旧器与长成植物的四周更为慎重，就可以明白这种谤言不当了。所以各物在最幼弱时期，都常会得到最好的用具与辅助。你愿意听那些希伯来教师的话吗？“你们的少年人会见到异象，你们的老年人会得到异梦”，他们的意思是说少年是很有价值的年龄，因为要比梦接近于上帝的真相。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不论学者“教师”的生活状况在戏场上遭到了怎样的轻侮，如同把他们演成虐政的模仿者，与近代的松懈或怠慢对于学校教师选择的不注意。但是以往最好的时代的智慧，却总是在恰当地控诉着国家过于留情于法令而没有太注意到教育。古代教训里这种好的部分，近来被耶稣会的学校稍微恢复了一点。虽然关于他们的迷信，我可以说“他们越好，就是越坏”，但是关于这点和涉及人的学问与道德事项的其他几点，可以说，同阿偈西劳对他的敌人法纳倍叟说的一样：“你这样的好，我想你在我们这一边了。”这是论到因学者的处境而生出的不荣誉的几点。
至于说到学者们的行为，那是一件属于个人的事。他们和在其他的职业里一样，具有各种的性格。但是说学术的研究对于他们研究者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这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话。
在注意与无偏倚地考察下，我却不能找出可以从学者行为上发生的不荣誉的事，没有因他们有了学问也必然就有那种不荣誉，除非是下面所说的这种过失。鉴于他们在书籍上读到的时代常比他们身处的时代好，所教的责任比实行的责任好，他们有时太想把一切臻于完善，把腐败的行为变做纯正的教训与过于崇高的榜样，但是在这些地方，他们自己中间也有着足够的警示。梭隆在有人问他是否已为他的人民制定了最好的法律时，是这样有智慧地回答的：“是的，我已经给了他们可以接受得了。”柏拉图觉得他的本心不能赞同国人的腐败行为，谢绝担任公职的时候说：“人是应把他的国人当作父母一样看待，就是说只能用卑和的劝告，而不能用强力的争持。”恺撒的顾问在他的警告中说：“不要想把各事恢复到因行为堕落得久了而为人所轻视的原始制度。”西塞罗致书于他的友人爱第克的时候，在凯图二世身上立即看出了这种错误，“凯图的意见甚好，但有时使国家受到不利，因为他说话像他是生在柏拉图的民治国中而不是在罗马平民的渣滓中。”在他说上面那句话的时候，西塞罗是同时在辩解与申说哲学家的持论太过，他们在教训上太严格：“这种德行的教导者似乎把责任的标准定得比自然所能支持的还要高，因为要使我们力求达到理想的标准时，可以达到适当的标准。”但是他也可以说，“我没有能够做到我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所说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过失，虽然没有到这样极端的程度。
还有一种类似的过失，也为学者所常有的：就是他们把国家或主人翁的生存、利益与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安全还要重要。德摩斯尼对雅典的民众这样说：“如果你们去注意一下，你们就可以晓得我对你们的劝告，并不是我因此在你们中间显得伟大而你们却在希腊人中变得渺小，是我提出了有时不利而你们遵依了总是有利的。”同样，辛尼加把“尼禄当国的最初五年”做成了有学问的统治者，永久光荣的纪念，他在政迹上变为极端的腐败以后，还是至诚与忠实地贡献着良好与无所顾忌的劝告。这是因为学问使人确实明白了他们身体的脆弱、命运的无定和灵魂与职责的崇重，所以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幸运为他们生命与职务的真正或正当的目的，而愿以这种词句报告上帝，与在上帝之下的他们的主人翁：“你看，我为你获得了利益。”而不是“你看，我为自己获得了利益”。反之，较为腐败的政治家，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学问确立于责任的爱好及了解中，也从没有向外注意到一般的利益，就把所有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关系上看，把他们置于世界的中心，仿佛各方面的线路都集中于他们的命运中。在各种风浪中，从不管国家那只船是怎样，只要他们能够在自己命运的那只小船里救出了自己就已足够了，但是感到责任的分量与知道自私之界限的人，他们即使受着危险也能不失他们的地位与责任。如果他们能够经历变乱而依然无恙，那是因为在许多时候，争斗的双方对于正直都能尊重，并不因为他们行为善于趋避。这种学问赋予人对责任之敏捷的感知与切实的进行，不论怎样受着命运的压迫与有多少人在他们腐败心理的深处怎样嫌恶他，总还可以受到一种表面的赞许，因此用不到许多的反证或辩护。还有一种学者所常有的短处，就是他们有时对于某种人不能适应。这种缺乏，由于两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他们广大的心胸不能专用在一个人的秉性与习惯之细密的观察或研究上。伊壁鸠鲁说的“我们彼此都是足够大的一个剧场来容纳对方”是恋爱者的话而不是有智慧人的话。但是我承认凡是不能把心的视力缩小，同把他放射与扩大一样的人，都是缺少一种重大的官能。那第二种原因，却不是因为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因为一个人对于他人的观察是有他的界限的。只要对于他有了充分地了解，可使我们不至于得罪了他，或是能够给他忠实的劝告，或是对他有合理的提防与注意，那就不应该再前进了。如果因想要知道可以怎样左右他、指挥他或是支配他而去窥探他人，这用心就是双重与分歧的，而不是诚意与坦白的了。在友谊上既失了正道，对于君上或长官又失了本分。东方的习俗，对于君上不许注视，虽在外表的礼节上甚为野蛮，但这种教训是好的，因为人不应该用狡诈的窥伺来透入那《圣经》称为不可窥测的君主的内心。
此外，还有一种常在学者身上发现的过失，就是他们在行为上常不能合礼与审慎而在小节上常多过失，因此使小人用他们小处的缺陷来评判他们的大处。不过这种推断常能误人。我可以指示他们去看忒密斯托克里所说的那句话。他这样的自夸固然是骄矜与无礼，但是用来说一般的情形，是适当与合理的。在他被邀请弹奏一种弦乐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不能拨弄弦线，但是能够把一个小城造成大国。无疑，有许多人在统治与政策这类的事务上颇有见的，而于微细的事情上存有缺陷。我还可以再叫他们去看柏拉图说他的授业恩师苏格拉底的话。他把苏格拉底比作药铺里装药的瓦罐，外面描绘着猢狲、枭鸟与怪异的形象，里面却装着特效与名贵的药液与药剂。他承认若依着外表来判断，他并不是没有表面的放浪与缺陷，但是在内里却充满了极好的品行与能力。这上面是说学者的行为这一点。
但是，同时我并不赞许有些学者受到了污辱的那种卑贱行径，例如罗马季年那些依附于巨室而实际已变为食客的哲学家。琉欣这样可笑地描写着那个贵妇人带了同车而一定要他抱着小狗的哲学家。贵妇的侍童看他这样的愿意，但是笨拙地抱着那狗，嘲笑他说，他很怀疑可以从画廊派的哲学家变为犬儒派。许多并非不学的人，污辱与误用了他们的心志与笔墨，同杜巴达说的那样，把海邱巴变做了海仑那，浮斯丁那变做了琉克理细阿这种卑下的谄谀。在所有其他事上，极度地贬低了学问的价值与尊重，至于近代将著作献于他们的支持者的这种习惯，也不足称许。因为著作，如果想不辜负这个名称，是除了真实与理智外不应该再有支持者的。古代的习惯，是只把著作献给与个人平等的朋友，或是把他们的名字作为书名。如果献于君上与贵人，那么一定要那人与书的主题确实相称。可是这种办法，与其说是可以辩护，不如说是可以非议。
我并不是说我不以学者的适应贵显为然。旦奥泽尼在人家嘲弄着问他“何以总是哲学家跟着富人而不是富人跟着哲学家”的时候，他有着很好的回答，他庄重而锋利地回答说：“因为哲学家知道他们缺少何物而富人们却不知道。”亚列斯德保对于旦奥尼修斯有所陈请而不见听受，就匍匐于他的脚下，旦奥尼修斯这才停住了听他的陈诉并且允许了他的请求。后来有人为哲学感到屈辱，责备亚列斯德保说他以私人的事求跪于王者的脚边，使哲学这种高尚的职业受到了污辱。他回答说，这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旦奥尼修斯的，因为他把耳朵生在脚上。他的不肯与亚得里安皇帝以口舌争胜，也只能算谨慎而不能算是弱点，他这样辩解着说：“对指挥着三十个军团的人让步就是理智。”这种适应与俯屈到必要的地步，是不可咎责的，因为他们表面虽有点卑屈，可是在正当的判断上，他们只能算是对事势，而不是对人的屈服。
现在我要来说夹在学者研究中的那些错误与虚诞，这是与本论有最重要与最正当的关系的。我的目的不是要笼统地为这种错误辩护，而是要加以批评并把它们分别开来，对好而正常的予以辩论，使它不至于为不正当的所误，因为我们知道，人是喜欢用腐败与堕落来诽谤那维持着本来的状态与性质而不失坠的。但是我无意于此时去正确地考虑那些较为隐秘，而为世俗评判所不及的学问上的错误与障碍。
有三种研究上的虚诞是使学问最受毁谤的。因为凡是虚伪或琐屑，既非其实，又无用处的东西，我们是确认为虚诞的。而轻信与过细的人，我们也以为是虚诞的，过细或是在材料上，或在文字上。所以在思考和经验上，我们发现了学问的三种病症：第一，怪诞的学问；第二，争辩的学问；第三，细琐的学问。即虚诞的意想，虚诞的论难与虚诞的矫饰。现在我先说最后的一项。马丁路德受到一种较高的指责，但是运用着他的理智，发觉他所担任的反对罗马教皇与教会的堕落习惯的工作是何等重大，并且发觉他自己的孤立，不能在同时代人的意见中得到一点辅助是被迫着去唤起古人，叫过去的时代来为他声援，合成了一党与现代对抗。因此在图书馆中久已无人过问的宗教与人文方面的古代作家，都重新很普遍地为人所诵习与讨论。为求更完全地了解这种作家，与更有利地主张与实行他们的教训，结果是不能不对他们所用的原文详加研究。因这种研究，再生出了对他们文体与诗句的欣赏和那一类文章的崇尚。提倡这种古旧而看来似乎新颖见解的人，对经院学派的敌视与反对，更推广与促进了这种古文诗的爱好，因为经院学派大都是立于与他们相反的地位，他们的著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作风与形式，他们随意创造学术上的新名词来表现他们的意思与避免语言的纠缠，绝不顾及文句是否纯正、是否合乎规律。还有，那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于平民方面，为劝诱他们起见，辩才与说话的变化是当然最为人重视与需要的，因为这是达到一般民众智力的最相宜与最有效的途径。所以这四种原因，对于古代大作家的爱好，对于经院学派的厌恶，语言文字的认真研究，与宣讲的效力，联合起来就引起了一种对语言的便捷与热心的研究。这种研究，也就在此时开始。但是不久就流于过度，因为人们渐渐对文字的搜求比材料更加注意，他们驰骛于词语的简练、句读的琢磨、节奏的谐美与辞藻的繁饰，更甚于材料的重要、题目的价值、议论的健全、想象的生动与见解的深刻。在那时候，葡萄牙的奥莎利斯的流畅而空疏的文笔就渐渐为世所重。在那时候，年迈的司忒缪斯对于雄辩家西塞罗与修辞学家海莫泽尼和他自己的论句法与模拟和这一类的著作，是这样无限制与用功。在那时候，图桥的卡雨与亚香，以几乎要与西塞罗与德摩斯尼抗衡的演讲与著作的声名，诱使了所有勤学的青年来钻研这种矫饰与优美的学问。在那时候，伊拉士莫乘机对他们发出了嘲笑的回声：“我在西塞罗的诵读上浪费掉了十年的光阴。”而得到了一个用希腊文的回答：“你这驴子。”在那时候，经院学派的学问是极端地被人轻视而认为鄙野的。总结地说，那时候全部的倾向是对文字的流利而不是对于材料的重要。
四、学问的三种病症
只研究文字而不研究材料，这是学问的第一个病症。虽然我仅举出了几个近代的例子，但这是从古至今多少总有的一种通病。这种病症怎样会不影响到学问失去信仰呢？对于俗人的智力来说都是如此，他们看到了这种学者的著作，如同看到了一张君主的授权证，或是饰以绘画的书上的第一个字母一样，那上边虽然加着许多的花饰，细看来还不就只是一个字母？据我看来那种疯狂是这种虚诞的一个象征或写真，因为文字不过是材料的影像。
可是，哲学本身很隐晦，加了那使人容易感觉与欣赏的一种修辞的衣装，是不可轻率斥为不当的。这里我们有着色诺芬、西塞罗、辛尼加、布虚塔克这些卓越的榜样，就连柏拉图也是这样。这种衣装有着很大的用处。固然于钻研真理与深入哲学是一种障碍，因为他使人心过早地得到了满足。在我们得出适当的结论以前，已把更进一步去探讨的志愿削减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想在公共的事业上应用这种知识，如同在会商、建议、劝诱、讲论的时候，他就可以觉得这一派的作家已经把他所需要的知识预备得足够了。不过这种学问的装饰要是太过了，就应该被轻视，如同赫邱里在神庙里看见维纳斯女神的爱人爱多匿的雕像的时候以轻蔑的口吻说“你不是神”一样，学问上的赫邱里的追从者，也就是说，那些较为认真与努力的真理研究者都轻视那种确实没有神的资格的矫饰的。这上面说的是学问的第一种病症。
学问的第二种病症，其性质却比第一种还要坏。因为材料的实质要比文字的优美来得重要，所以反过来说，虚诞的材料比虚诞的文字还要坏。在这里我们觉得圣保罗的指责，不但在他的时代是对的，就是对于他以后的时代，也具有预言的性质，不但关于神学是如此，就是一切学问也无不如此。他说：“避掉那些不神圣的新名词和谬称为学问的言论。”他在这句话里指出了这种意想的与虚伪的学问两种标识：一种是名词新奇，一种是议论武断。后面这一种必然要生出反对，因此就有了问题与争论。如同自然中有许多坚实的物体会腐烂而生虫，良好与确实的学问当然也会腐化而分解为许多精微、无用、不健全与同虫一样蠕动的问题。固然它们确有一种精神上的活力，但是毫无实体上的可靠与性质上的优点。这种退化的学问，在经院学派中确是最有势力的。这派的学者有着锐利与强健的智慧，他们的智慧被关锁于几家的著作中同他们的身体关锁于寺院与学校中一样，没有多少历史的知识，他们仅就在无多的材料的分量与无限的智慧的激动中，给出了我们可以在他们书里看到的那种大费经营的学问。因为人的心智，如用在实物上是依着了材料工作，当然得受着材料的限制，但是如果用在他们自己身上，如同蜘蛛结网一样，那就没有穷尽，只会得生出一张张学问的蛛网，它们的丝与工作的细固是可爱，但是没有一点实质和用处。
这种无益的精细有两种：或是在他们论题的本身上，如果那仅是一个不能产生结果的揣度或辩论或是在他们治学的方法上</a>，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每个论题都要提出辩驳，再对每个辩驳都提出解答。这种解答大半都不是将错误驳倒而是另建一个论题。一切科学的力量都同《伊索寓言》里说的老人的一捆柴一样，是都在那捆上的。因为一种科学里面各部分的调和，每一部分都支持着其他部分，并且应该为一切次要的非难的真正与简括地驳斥与镇服。反过来说，如果你把每个命题逐一提出，如同捆中的柴枝一样，你就可以随意同它们争辩，使它们弯曲、断折。如同人说辛尼加那样，“他以口舌的微妙来把事实的重量破散了”，人也可以很正确地说经院学派，“他们以所提问题的琐细来破碎了科学的坚实与连贯”。因为人在宽大的室内点起一个大灯，或在一个分枝的烛架上点满了蜡烛，不是要比拿着一支小烛到每个角上去照探来得更好吗？他们的方法不是以辩论、权威、比较来证明的真实证据，却是每个小节诡辩，与异议的辩驳与解答。大都是一个问题刚解决又生出另一个问题来，同刚才所说的比喻那样，你把蜡烛点在一角的时候，其他的角上都黑暗了。希腊寓言仿佛就是这种哲学或学问的一个活脱脱</a>的影像，他的上截是个美女，而他的下体却四面环生着怒吼的怪物。经院派的概论有一会儿工夫是好而包含甚广的，但是当你研究他们的区别与判断，那不是一个可以孕育人生的实用与利益的，而仅是怪异的争论与喧闹的发问。之所以这种学问是不能免于嫌恶的，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争论是容易把真理轻视的，迷失了道路而不会再相会合的。在他们看到关于细节与无用或无关紧要的事的争论时，他们很容易引用锡拉古王旦奥尼修斯的判断，“那种都是没有事做的老人们的话”。
如果这种经院派学者在他们对真理热心的寻求与智慧的不倦的运用上加以诵习与思考，他们一定可使各种学问与知识得到巨大的进步。但是照他们的样子，他们确是工作辛苦。在研究思索神圣的真理上，他们的自矜偏向着离去上帝的语言而消失于他们自己创见的混乱中；在研究思索自然上，他们也总是离开了上帝的工作而尊奉着他们自己的心理，几个崇信的作家或原理不平的镜面向他们映照出误人与失真的影像。这是学问的第二种病症。
学问的第三种病症是欺诈或不真实。这是所有各种病症中最坏的病症，它毁灭了知识的要素，那就是真实的表现：因为存在的真实与知觉的真实是合一的，它们的差别就像直接的光线与反射的光线一样细小。这种病症的坏处分为两类：就是喜欢欺人与容易受欺——欺诈与轻信。虽然这两种坏处的性质似乎不同，一个由于狡诈，一个由于简单，但是它们的大部分仍是会合在一起的，如同“贺雷斯的”诗句上说的：“避掉多问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多说的人。”凡是喜欢多问的也是喜欢多说的，同样的理由，一个轻信的人也就是欺人的人。我们在谣言的传播上可以看出，凡是容易听信谣言的人，也是容易在谣言上添加他自己的材料的人。这种情形，塔西托在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是很聪明地看到了，他说：“凡是容易造谣的人，也是容易相信的人。”像欺人与容易受欺就是这样密切的联系着的。
这种轻信，照着历史学者或律师们的说法，可以分为两类：实事的信受与技术或意见上的事件的信受。关于第一类，我们在宗教史上就看到了这种错误的经历与不利。宗教史太容易接受与记录殉教者，隐居的修士或沙漠中的僧侣与其他圣徒的奇迹的传说与故事和他们的遗物种类中的神品、祠与神像。这种传说，虽然因为一般人的愚昧迷信的真诚与部分人的策略上的利用，把他们当作无非是神圣的诗咏而流行一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当迷雾渐渐地消散后，他们也就将它当作无非是老妇的诡谈、教士的伪诈、鬼神的幻象与反基督者谓为“恶魔”的标记，使宗教遭受了很多的谤言与不利。
同样，在自然历史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出没有用那该用的选择与判断，如在普林尼、卡台奴、爱尔培都，与许多阿拉伯人著作里，我们看见都是充满了不可信的事，有一大部分不但未经证实，并且都是靠不住的，因此使自然科学对人们大失所望。在这些地方，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与忠实是值得注意的。他尽力与审慎地编成了一部生物史，很少有虚幻或想象的材料混入，而把他所认为应该记录的各种异常的故事另外编成了书，很明白地让人看出了事实，在那上面可以观察和研究不可信的，不可与不甚可信的事相混而使他减少了力量，而同时也不可把稀有的事与看上去似乎不可信的传说抹杀了使它们无闻于后世。
至于对技术与意见的轻于接受也有两种：就是对于各种技术的本身崇信太过与对于某种技术中几个作家崇信太过。技术本身与人的意见相比与他的理智更接近的有三种：占星术、自然的魔术与炼金术。这几种技术的目的或假托，都是高尚的。因为占星术自称能找出天体与地球的相应与关联。自然的魔术自称能把自然科学从理想的变化中引回到工作的伟大上。炼金术自称能把在自然状态中合为一体的物体里面的不同部分分离开来。但是达到这种目的的路径与方法在理论与实行上，都是充满了错误与虚幻的，这种技术中有名的专家常用隐晦的词句来掩护着这类虚幻，并用口授与那一类的秘密方法来拯救这种作伪的信用。但是炼金术应该有同《伊索寓言》中的农夫所种类似的权利，农夫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有金子埋在葡萄藤底下。他的儿子们把整个葡萄园掘遍了也找不到一点金子。但是葡萄根边的泥土掘松了，第二年葡萄的收成极好。同样，因为要想炼成金子，所以也得到了许多好处，很有效果的发明与实验，同时找到了自然的秘密以提供给人们使用。
至于对科学著作者的过分信任，使他们成为绝对的权威而不是贡献意见的参与者，科学受到的损害是无限的，因为这是使他们不能发展或进步的主要原因。在技术上，最初的发明者知之甚少，时间久了，才渐渐增进与完成，而在科学上，最初的作者所见特远，时间久了，反而失坠与歧误。如驾驶术、印刷术等这一类的技术，起初都是很粗略的，等时间久了，才能够得到适应与改进，但是相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德谟克利图、希波革拉第、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的哲学与科学最初却是最为炳盛，时间久了，反而退转与变坏。这里面的缘故不过如此，起初是有许多人的智慧与工作用在一个题目上，到了后来，却是许多人的智慧与工作都去用在另一个人的智慧上，而且把这个人的工作弄坏的时候，比他发明的时候更多。如同水不能上升到比它源头更高的地位，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的知识，排斥了对他审查的自由，因此不能再上到比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更高的地位。虽然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还得要下面的这一句来加以补充，“在我们学习了后我们应该判断”，因为学徒对于师长只应暂时信任和把他们的判断悬系着到他们受完了教导以后，而不是绝对放弃自己的观点或是永远受其束缚。结束这一点，除下面这层意思外，不必再说别的了，就是说让著名的作者得到他们所应得的，但是不可让时间夺去了他所应得的，应该一步一步地前进去发现真理。
五、求知与学问
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当你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当你处世行事时，正确地运用知识意味着力量。懂得事物因果的人是幸福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办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掌握知识方能办到。
求知太慢会弛惰，为装潢而求知是自欺欺人，完全照书本条条框框办事会变成偏执的书呆子。
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而实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实习尝试则可检验、修正知识本身的真伪。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唯聪明者善于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这是一门技艺。不经实验就不可能学到。不可专为挑剔辩驳去读书，但也不可轻易相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有的知识只需浅尝，有的知识只要粗知。只有少数专业的知识需要深入钻研，仔细揣摩。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需知其中梗概即可，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精读、细读、反复地读。
有的书可以请人代读，然后看他的笔记摘要即可了。但这只限于质量粗劣的书。否则一本好书将像已被蒸馏过的水，变得淡而无味。
读书使人的头脑充实，讨论使人明辨是非，做笔记则能使知识精确。
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愿做笔记，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只愿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清醒。如果有人不愿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识，他就必定很狡黠才能掩饰他的无知。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肾，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同样，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力的人，可以研习经院哲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烦琐辩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学；等等。这种种头脑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治疗。
六、学问与品性
现在从政治与军事技术的谙练讲讲学问在个人的品性与行为上的影响。包含在下面所引的诗里的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真实：“无疑的，文艺忠实的研习可化人性为柔和与仁慈。”他可以祛除人心的凶暴与粗野，但是我们应该注重忠实这个词，因为少量的肤浅知识颇有相反的结果。它暗示各种疑点与困难与使心灵熟悉于权衡双方的理由，摈弃心中最早发生的意念与不接受未经考虑的事情，祛除了各种浮躁、鲁莽与傲慢。他祛除了对任何事物的虚矫爱慕，那个一切弱点的根苗。所有为人爱慕，都是为了他们的新奇或伟大。对于新奇，凡曾深究学问或经过深刻的思考之人，他们心里都刻着这一句话，“世上没有新的东西”。看木偶戏的人，凡曾探首帷幕之后，明白了那里面的动作，也就不会再觉得稀罕。对于伟大的亚历山大，在他习惯了大兵与在亚洲广大地域内的大征服之后，得到希腊送来的战报，那里面说的大多是争夺一条河、一个堡垒，最了不得的也不过是一个城池。他说他看起来好像人在告诉他蛙与鼠的战争，像那故事里说的那样。同样的，如果人常想了解自然的全部构造，这个世界在上帝看来也不过像一个蚂蚁巢，那里面有的蚂蚁背着谷粒，有的背着小的蚂蚁，有的空着走，大家来来往往于一堆尘土之中。学问可以祛除或减轻对死亡或坎坷命运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品德的最大障碍之一，也是行为最大的缺陷之一。如果一个人曾经忧虑万物的终归毁灭，他很容易与挨辟克替都有一样的意见！挨辟克替都有一天出去，看到一个女人为打碎的瓦罐在那里哭；第二天他又出去看到一个女人为死去的儿子在那里哭。他说：“昨天我看见一个脆东西被打碎，今天我看到一个人的死。”所以维吉尔很恰当与有深意地把关于原因的知识与一切恐惧的征服连在一起，作为联结物，他的诗说：“晓得一切事物的原因的人是快乐的，他静穆地伫立在一切恐惧、不可变易的定命与那在下面怒吼着的永无厌足的大壑上。”
如要逐一指出学问对心理上各种病症的治疗太烦琐了，有时开通障凝，有时辅助消化，有时增进胃纳，有时去腐生新；诸如此类。因此，我就用那含有全部的要素来结束这一点，使人的心理不至于凝固在他自身的缺陷里，却是总能够生长与改善的。因为没有受过学问训练的人是不懂得自我审察的，或对自己责备，或感到那一种自己觉得一天天变好的愉快生活的乐趣的。他所有的好处，他自然会晓得把它们充分地表露着与精巧地运用着，但是不会很懂得怎样增进它们；他所有的坏处，他也晓得怎样遮饰它们，但是不会懂得怎样去改正他们。同一个不善于割草的人一样，他总是割着，却不懂得磨他的镰刀。但是有学问的人就不同了，他总是把他心理的改正与运用混合着。不但如此，他还会有真与善的区别，不过同印章与印文一样，因为真的就可以印出善来，而情欲与激动的暴风雨，是在错误的灵魂里降下来的。
讲完学问在品性上的影响以后，让我们再讲一讲它在能力与权威上的影响。权威的身份是与受这权威支配的东西的身份相称的。对于牲畜有着权威，同牧人那样，是可轻贱的；对于儿童有着权威，像教师那样，也没有了不得的荣誉；对于罪囚有着权威，不但不算荣耀，并且还是一种耻辱。暴君对于已经弃掉了他们高尚情绪的人民的权威，也不比这些好多少。所以说，在自由的王国或民主国里任职，要比在专制国里更为有意义，在那里权威多半是超过人的意志，而不仅限于他们的行为与劳役。因此在米琪尔竭力把人世最伟大的光荣归于恺撒的时候，他是用这种字句来说的：“他一路去征无不服，照他的意思对于愿意接受的人民颁布法律，在人世最可称述的事迹里划定了他到天上的路线。”但是学问的权威比意志的权威还要再高，因为那是对人的理智、信念与理解的权威。这几种都是心灵中最高的部分，可以指挥意志，世上除知识与学问外，没有哪种能力能在人的灵魂里思考、想象，意见与信念上立起一个庄严的宝座。因此我们看到了那些大异端者、假先知与欺骗者在他们觉得能够左右人的信仰与良心的时候，为极端与可憎的快乐所激荡的情形。他们所感到的快乐如此之大，只要尝过一次滋味，任何酷刑与虐待都不能够让他们放弃它。
至于说到幸运与地位的提高，学问的惠泽并不是这样狭隘，以至于它只予国家以幸运而不及于个人。人很早就注意到荷马给予人的财富，比西拉、恺撒或奥古斯都曾经给人的更多，虽然他们有巨额的赏赐与赠予和把土地分给这许多的军团。当然，很难讲究竟是军队还是学问提高了更多人的地位。至于论到权力，如果兵力与世袭的权力可获得国君的地位，学问也可获得祭司的地位。
知识与学问的愉快也远驾于其他的愉快之上。情感的愉快是否应该这样超越感觉的愉快，就像一种欲望或胜利的达到超越一曲歌或一餐饭一样。同样，心智或理解的愉快，是否应该超越情感的愉快？在所有其他的愉快里都有一个满足点：在我们得到了这种愉快以后，它们就不见得新鲜了。这证明它们是愉快的幻觉而不是真正的愉快，那使我们愉快的，是因为它的新鲜而不是因为它的本质。所以我们看到了逸乐的人去做丐僧，拥有野心的君主变得抑郁。但是知识的愉快有满足充分地享受与嗜好，是永远可以互换的。照此看来，是它自身就好，并没有谬误与意外的情形。那种愉快对于人心的效果与可给他的满足也不在小处。诗人琉克理细阿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愉快：“在海边站或走着看船在风浪中颠簸，或在一个有防御的高阁里看在平原上的两军相接，是一种很愉快的景象。”但这与人的心灵的安顿，与稳占在真理的确定中，从那里察出与看到别人的错误、慌乱、努力与常常往来那种愉快，是不能相比的。
最后，姑且不论那些普通的见解，例如有了学问，人可胜过他人如人胜过畜类；有了学问，人可上升到他的躯体所不能到的天上而观察那里的运动。让我们以人的天性最所希冀的一点来结束知识与学问优越的讨论，就是永生或继续存在。因为生育与成立家族、建筑设立公益机构与纪念物、荣誉与声名的获得的企望，究其实际，所有人类的企图的力量，都是以这个为目的。在这里我们看出才智与学问的纪念物要比权力与人工所造成的纪念物经久得多。荷马的诗句流传了两千五百年以上，连半个字都没有失掉，而无限的宫殿、庙宇、城堡、都邑都颓败了或遭到了毁灭。现在要得到居鲁士、亚历山大、恺撒的逼真的画像或雕像，已不可能了。即使之后许多的君主或大人物的逼真的画像，也都不可能得到。因为原本不容易久存，所以摹本总不免失了神气与真相。但是人的心智与知识的影像常留于书册，不受时间的伤害，却能够永远更新。因为它们总是能够繁衍，在人的心里播下种子，在后继的时代里激起与生出无限的行动与见解。所以，如果船舶的创造被认为可贵，他们能把财产与物品转运各地，连接了相距最远的地方来共享他们各自的收获。那么，文字能够同船舶一样渡过时间的大海，使相距如此远的各时代共享它们的智慧、灵光，文字的可贵不是更要扩大多少倍吗？不但如此，我们看到有几个极端的无神论的、仅凭感觉与大都不承认灵魂永生的哲学家，却都仍承认这一点，就是凡是人的精神能够不恃身体上的机构来做的任何动作，他们以为在死后依然可以存在。这种都只是理解的动作而不是情感与嗜欲的，知识在他们看起来是一种永不灭亡与永不毁坏的东西。但是我们，以圣灵的显示，不但是理解，连净化过的情欲；不但是精神，连改变过的身体，都可以上升到永生的地位，是否认这种感觉所说的初步原理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也许在其他的地方有同样的必要，我们应该记着，为证明知识与学问的优越，我从一开始就把神圣的证明与人类分开，而且始终用着这种方法。
七、习惯与教育
人们多半是依意向而思想、依见识与学问来谈话、依习惯而有某种行为的。因此，意大利政治家马其亚维尔说：“人的性格和大胆的言辞都是靠不住的，只有习惯才是可靠的。”他举了个例子说，如果要谋杀一个人，应当考虑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做才合适。找一个生性残忍或者做事果决的人还是不够的，而应找一个曾经杀过人的老手去做才比较合适。可是，马其亚维尔却不知有个叫克利门特的僧侣，他和雷维拉克、约雷垓、吉拉德他们一样，都是第一次杀人的凶手，他竟也稳健地像老练的屠夫一样。在刺杀事件中，誓言甚至也如习惯一样有力。习惯的力量在别的事情上也可显现出来。你会感到奇怪，常听到人们发誓说以后要做些什么，或者说不再做些什么，而结果却是从前做些什么，现在依然做些什么，他们似乎都像是受习惯的巨轮推动的机器一样。我们也常看到人们受习惯的暴虐支配，而做出各种蠢事来。印度人静静地躺在一块木板上，而牺牲在火焰中；妻子为自己的丈夫殉葬，争着跟随丈夫的尸体一起火化；古代斯巴达的男童常被摆置在月神戴安娜的神坛上受鞭笞，一声也不喊叫。我记得在伊丽莎白即位的初年，曾有个爱尔兰叛徒被判死刑后，他上书请求以柳条行刑，而不要用刑索来绞死他，他的理由是从前的惯例是那样的。俄国有些僧侣为了忏悔，常通宵坐在冰冷的水缸里，直至被冰块冻结为止。诸如此类的例子太多了。从这些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习惯对于人们的身心有多大的影响力。
既然习惯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主宰，那么人们就应尽量设法养成好习惯。青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可以说是最好的，我们称为教育，而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早期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在年轻时无论学习语言或各种技艺，都比较灵活而容易接受；而年纪大了以后，学起东西来便比较迟钝而不灵活了。有的人并不固执，他们愿意敞开心扉随时准备接受新事物以补充自己，然而这样的人到底是极少的。个人习惯的力量是如此大，团体习惯的力量则更大。在团体中，人们互相模仿、互相激发，以至于习惯的力量会继续增强而登峰造极，发挥它最大的效用。无疑，只有优良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方能使人类道德昌盛。民主共和政体和良好的政府虽都可助长既存的道德，但要根本改良道德并非易事。不幸的是，如今最有效的方法却被利用到最不理想的事情上，这实在是可悲。
八、读书与学问
有的人读书是为了获得乐趣；有的人是为了增添文雅；有的人则是为了增加能力。人在独处或归隐时便会体会到读书的乐趣，谈话时便能表现出读书的文雅；而判断事情或做事时，便能发挥出从读书中获得的能力。没有学识而有实际经验的人，对某些事情的细节，虽然也可以做事，但是对整个事业的筹划、指导与处理，就需要真正有学问的人来担当了，这样才能愉快地胜任。读书的时间花费得多便是进步的表现，太炫耀自己的学问便是矫揉造作；而一切都要按学理来判断，那就是书呆子在钻牛角尖。
学问能使人性美化，经验又可充实学问，就像自然生长的植物，必须人工加以修剪，人类的天性也需要用学问来加以引导才行。而学问又需要经验来作为依据，否则便要流于空洞了。学问自己不会把它的用途告诉别人。因此，有技术的人看不起它，浅薄的人佩服它，而聪明的人利用它。但是，要怎样去应用它呢？这又需用另一种聪明。这种聪明超过学问，是要靠观察而获得的。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懂得对事理思考并能权衡轻重，读书不是用来辩护什么、盲目服从什么或作为谈话的资料的。有的书只适于选读；有的书则只适于略读；有的书则非精读不可；有的书只读节录本就可以了，不必去读原著，这也只限于内容不太重要的二流书籍。不然，读节录或删摘过的书，就会像饮蒸馏水一样淡而无味。读书能使人博学，辩论能使人机智，写作能使人精细。一个人如果很少读书，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狡猾地装作知道；一个人如果很少辩论，就会缺少机智；一个人如果很少写作或记录东西，那就非有很强的记忆力不可了。历史能使人变得更聪明；诗歌能使人增加想象力；数学能使人精确；自然哲学能使人思想深刻；伦理学能使人态度庄重；逻辑学与修辞学能使人擅长辞令。总之，读书能陶冶人的个性。此外，读书还可以消除心理上的种种障碍，这就像适当的运动可治疗身体上的某些疾病一样。例如，滚球可助于肾脏健康，射箭可助于胸部发达，散步可助于肠胃消化，骑马可助头部健康。
九、社会知识与智慧
社会的知识，在所有的题目中，事实上最为具体，是最难于成为原理的那一个。这种知识有三个部分，按照社会三种最重要的活动，是合群、办事与统治。因为人是在社会中寻求安慰、实用与保护的，而这些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智慧，并且常是彼此分开的，即举动上的智慧、事业上的智慧与统治上的智慧。
合群的智慧是不应该过分地把它当作一种目标的，但是也不该这样轻视，因为它不但本身很重要，并且在事业与统治上也有一种潜在的势力。诗人曾说，“不要用你的面色抵消了你的说话”，一个人可以用他的面色来消除他说话的力量。同样，他也可以用面色来消除他行事的力量。西塞罗在劝他的兄弟对人应该和气的时候说：“有着开放的门与关闭的脸是没有用处的。”这是说开了门让人进来，而以关闭着或冷淡的面色接待他，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所以在恺撒与西塞罗会见之前，其时战事的前途就取决于这次会晤，我们看到爱第克很郑重地劝告西塞罗，要使他的面色与举止镇静。这些真正的模范，李维很恰当地发表过意见，他的意思是并非为此而发，“但愿我不会叫人看了说是傲慢或卑屈，傲慢的人是不理会到别人的自由的；卑屈的人是不理会他自己的。”最适合的举动是保持一个人自己的品格，而不侵犯别人的自由，而在相反的方面，如果我们对举动与外面的仪态太注意了，首先，这就成为做作；而其次，“那里还有比把戏场搬到真实的生活上”来扮演一个人的生活“更来得不适宜的吗”？但是，即使没有到那种极端，这也是太浪费时间与脑力。所以如同我们常劝青年学子不要广结朋友时说：“朋友是时间的窃盗者。”注意举动的辨别，无疑也是思虑的一个大窃盗者。凡是长于这种礼貌的人常以此自足，很少有企望达到更高的道德；而于此不足的人，却想于名誉中去求得适度，因为有了名誉，一切几乎都是适度的了。但是如果得不到名誉，那么只有以曲谨与礼文来代替了。正如所罗门说的那样，“那只看着风向的是并没有下雨，而那个只望着云的也不能有所收获。”人造成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同他碰到机会的时候一样的多。归结起来，举动好似心理的一件衣服，是具有衣服的条件的。衣服应该合于时尚，但不应该太过讲究，它应该显出身体的所有的优点，而遮掩它所有的缺陷，尤为重要的是不可太紧窄了，以致有妨碍于运动。但是有关社会的知识的这一部分，是经有人处理过的，因此我不能再说它是缺乏的。
关于办事或事业的智慧，自来未见汇集成著作，很大地减损了学问与治学专家的价值。我们以这种意思的谚语来表示的那种责备或品评，就是说学问与智慧两者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关联，多半是从这个根株上起来的，在我们已经举出而认为属于社会生活的三种智慧里面，关于举动上的智慧，有学问的人大都对它加以蔑视，以为不及德行重要，而且是思虑的一个敌人；关于统治上的智慧，在它们要担当这类事情的时候，它们的成绩却很不错，不过这只限于少数的几个人；关于事业上的智慧，虽然它与人的生活关系最密切，但没有专门的著作，除了一些分散的条规。如果要在这个题目上，有同在其他的题目上一样的著作，我毫不怀疑经验少而有学问的人可以胜过那些富有经验而无学问的人，用前者的弓射得比后者还远。
我们也不必害怕这种知识能有这样多的变化，以致不能将它约成条规，它比讲统治的学问确定得多，那种是有人研究过，而且是有一部分制成了条规的。关于这种智慧似乎在至关重要与最多智慧的时代的古代罗马人中有过几个专家是这样的。因为西塞罗记述着，当时以有一般智慧的著名的元老院议员，如科伦凯纽、克留斯来留斯与很多别的人，都常在一定的时间到公共集会场所去走动，遇到有意见的人，就听听他们的陈述</a>。各个市民也会去找他们商量女儿的婚事、儿子的职业、购买或诉讼与人生所遭遇的各种其他事情。所以就在私人的事务上，都有一种从事务的一般的见证里面发出来的商量与劝说的智慧。虽然用于提出的各个事件上，但是是从同类事件的一般的观察上获得来的。因为我们在西塞罗为他的兄弟所著的那本书——《论运动执政官》里面看出来，虽然那是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一件事情，它的内容充满了许多智慧与精明的原理，那里面包含着关于民选之事，并非一时，但是是永久的指示。尤其在那《圣经》证明了心如海沙的所罗门王所著，列在神圣的著作之林的那些包括整个世界与一切事务的箴言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不少深远与卓绝的警戒教条、意见和关于很多类的事务。在这里，我要提出几个例子来思考一下。
“如果一个智慧的人与一个愚人在抗争，不论他是大怒或大笑，他都不会得到安宁的。”这里描绘了一个有智慧的人与一个不如他的人抗争的时候所占据的不利地位。这是这样一种争夺，无论一个人把他看作一个笑话，或是真动了气，或是不论怎样转变方向，他总是不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
“我曾看到一切行走于日光下的生人，都有代替他的第二个孩子跟着。”这里表示那种先为西拉，后为泰比留斯所注意到的情形，“崇拜初出之日的人要比崇拜将落或方中之日的人多”。
“有一个小城，里面住着不多的人，有一个拥有大兵的君主来征伐它，将它围困起来，在它的四周筑了营垒。城里有一个贫苦而有智慧的人，以他的智慧挽救了这个围城。但是没有人记得这个贫苦的人。”这里说的是国家的美德，只有用到德行或能力的时候是才看重它的。
“一个柔和的回答摧折了怒气”，这里是说不回答或粗鲁的回答可以激人发怒，但是一个不假思索与平和的回答可以平息人的愤怒。
“懒人的路是荆棘的篱”，这里很生动地写出了懒惰的结果是何等辛苦，因为把事情都延搁到了最后的期限，没有一件事情有先期的准备。那么，跬步都碰到了牵衣的荆棘或阻步的障碍了。
“一篇演说的结尾要比它的开端好”，这里是斥责正式的演说家的虚矫，他们对于发言绪论比他们演说结束与结果还要注意。
“尊重人的审判官是不好的，因为只为了一片面包他就会背叛真实”，这里是说一个审判官受了贿还比尊重人来得好一点，因为一个贪赃的审判官还没有同一个柔顺的人那样容易有过失。
“在恶人面前倒下的好人，好似搅浊了的水源与一汪不洁的泉水”，这里指出了一种公开的、明显的司法不公，是比许多暗中忍许的各种违法的事更能够搅浊了公道的源泉。
“那个偷窃了父母的东西，还说没有犯罪的人，是一个破坏者的伙伴”，这里是看到了人做坏事，他们最好的朋友总为他们的过错辩解，仿佛他们对那些做坏事的人可以断定与确信一切，实在是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过失，把他们的过失从不法改成了不孝不友。
“不要同一个发怒的人为友，也不要同一个狂暴的人同行”，这里是给予了一个警戒，教我们择友之时要避开那些不能忍耐的人。
“那个扰乱他自己家庭的人是只能承袭到清风的”，这是说人想在家庭的分隔与破裂上得到心理的安静与满足，但仍不能达到他们的希望，只化作了清风。
“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的父快乐，但是一个愚蠢之子使他的母忧愁”，这里分别指出父亲在他儿子好的行为上得到最大的安慰；但是母亲在儿子不好的行为上感到最大的苦恼，因为女人看不出德行，只能看出幸运。
“那个想遮掩他的罪过的人去求爱，但那个把一件事情做两次的人是连好友都分离了”，这里给予了一种警戒，就是忘怀往事，不提过去的事情，是一种比道歉与解释更好的和解的方法。
“在每一种做得很好的事情上，都有着丰足，但是嘴里说的话是只趋向着贫乏的”，这里指出了说话是在没有事情与没有东西的地方来得最多。
“那个先来声诉他自己事情的人似乎是合理的，但是那样会显出他的真相来”，这里是说，在一切事件上，先入之言的效力是如此之大，除非在其所说的话上发现了欺妄与不实，否则那上面已经成立的那种成见是不会消除的。
“欺诈的人的话，看似很天真的，它们可以进入到心腹最深的部分”，这里是辨出了那种看似预先想好的与虚饰的谀辞与讽刺，人人是并不深入的，但是那种有着自然、自由与直率的外表的能够深入。
“那个训诫亵慢的人自己取了耻辱；那个斥责恶人的人自己得到了玷污”，这里给予了一个警戒，就是我们向傲慢与蔑视一切的人提出了责难，这种责难是那些人所认为带有侮辱性的，而我们受到了他们的侮辱。
“把机会给予有智慧的人，他以后还可以更有智慧”，这里是区别那种已经成了习惯的智慧，与那种只是口头的与在意识中浮游着的智慧，因为前面一种智慧遇到了机会就加速与倍增，而后面一种智慧就惊惶与惑乱了。
“如水中映出的脸与在水上照着的脸相同，人的心在有智慧的人看来是很明显的”，这里把有智慧的人的心灵比作一面镜子，各种各样的性情与习惯的影像都在里面表现着。从这种表象里生出了那种适应，“有智慧的人能使他与各种性质适应”。
在所罗门的这些有智慧的话上，我停留的时间之长是超过了与一个例证相称的比例。要想以这样的先例来给我以为有缺陷的这一部分知识一点权威，并且还在它们下面加上了我以为不违背原意的那种简短的意见。我知道它们还可以作为更神圣的用处，但是，在神学上，这也是容许的。有些解释，可以比其他的更避于人事，但是把它们看作生活的教训，或可以得到详细的论述，如果我把它们分开了，就得以推论与例证来证明它们。
这也并不只在希伯来人中通行，却是在较古时代的智慧中也常常遇到的。人得到了他们认为对生活有用的观察时，他们会把它收蓄着，以比喻箴言与寓言来表示它。寓言是事例缺乏的时候拿来做它们的代用品的。现在的时代充满了史实，那么用活历史描述还可以更好一点，“以真人真事来印证一种格言，自然是更好的办法”。所以，最为适宜的文字就是讲论历史与实例的文字。新近得来的知识是最能适合于实事的。而且把讲论附列于实例，比把实例附列于讲论在实际的指导上要有用得多。在事例作为讲论的基础时，把事例无拘制地放置于一种史实中，它与各种情况都有了关系。这些有时可以修正关于它们的讲论，有时可以辅助这种讲论，同一种行为的实在典范那样；而为讲论而援引的事例往往只是简略地举出了，而且是没有一定适用的地方，对于以它们来证明的讲论的关系，是跟奴隶一样的。
但是记着这种区别是不会错的，如同各时代的史实是关于统治讲论最好的基础，传记也是关于事务讲论的最适宜的基础，因为它们是关于私人的行为的。但是，为这种目的，还有一种比上述两项更为相宜的讲论的基础，就是关于有智慧与意义深重的书札的讲论，如同西塞罗致爱第克的书札里有很多与其他书札里比记事或传记里更多与更专属于某项的事务，这样我们已经论证列举了关于办事这一部分的社会知识的实质与形式，这部分我认为缺乏。
但这一部分里面还有一部分与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一部分不同，如一般的智慧之于一个人对于自己事情的智慧，一个仿佛是向着外围走的，一个向着中心走的。因为有一种对他人贡献意见的智慧，又有一种推进自己幸运的智慧。这两种有时会汇合，但多半是分离的，因为有许多在他们自己的事务上有智慧的人，到了关于统治的事情与对他人贡献意见时就显得弱了。好比蚂蚁，就它们自身来说是一种有智慧的生物，但是对于园圃是极为有害的。罗马人是很承认这种智慧的，那个诙谐的诗人说：“有智慧的人造成他自己的幸运。”这句话渐渐地变成了一种谚语：“人人都可以造成他自己的幸运。”而李维以为凯图一世是能够如此的，“他有着这样心智与道德的力量，不论他生在何处，他都可以为他自己造成幸运”。
这种意见如果言明了，以为是一个不智与不幸的事情，如同在雅典的铁墓第斯身上观察到的那样。他在当政的时候，为国家建立了许多伟大的功业，而且按照当时的习惯，将这些事情向国民陈述，在叙述完每件事情之后，他总是这样说：“在这件事情上，和幸运是没有关系的。”结果他以后所做的事，都是无一顺利的了。因为这种口吻是高傲的，有点像有些说法那样，“你说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造成的”，与那诗人这样表示着的，“我的右手与标枪就是我的上帝”。因为这种自信是不神圣与不能得到赐福的。所以伟大的政治家总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幸福，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或德行。西拉就是这种把“有幸”这个词加在他姓名之后，而不用“伟大”这个词的。恺撒也是这样同船长说，“你载着恺撒与他的幸运”。
但是这些意见，“人人都可以造成他自己的幸运”，“有智慧的人能够指挥星宿，意谓星宿是主吉凶的”，“每一条路都可以达到德行”，把它们用来促进勤奋不是支持骄傲，来引起决心不是自矜或夸大，是向来人都以为不错与良好的。而且是无疑地铭刻在最伟大的心灵上，他们觉得有这样的意见，使他们几乎不能把它藏在心里。例如我们在奥古斯都身上看到，怎样在他将死的时候，他要在他旁边的朋友为他鼓掌，仿佛他自己是在舞台上表演。这部分的知识，我也认为缺乏。虽然它的实行已经太多，但还是没有经人以文字记录下来。所以恐怕有人以为它不是单学了原理就可使人明白，我们需要与论事</a>务上的智慧那样记下它的几个主要项目或结论来。
教人怎样造成他们的幸运，初看似乎是一个不常见的题目。这种教训在人没有看出那里面的困难以前，或者是人人都愿遵从的，因为幸运所征的税是与德行一样的重。而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同要真正的道德好一样困难与艰难的一件事。但这件事情的处理，在荣誉与实质两方面都同学问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荣誉方面，要使实行的人不至于抱着这种见解离去，就是学问是同百灵鸟一样，它能够腾上鸣啭与自娱，却没有别的作用，但是可以知道它还同鹰一样，它能够高翔，也能够疾速搏击它要捕捉的东西。在实质上，这是探索真理完善的定律，是没有东西存在于物质中而同时也不是存在于心理中的。这是说没有存在与行动的东西是不能引入与收集到教训里去的。学问也不羡慕或重视这种幸运的造成，除了把它作为一种低级的工作。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幸运是够得上为它生存的目的。许多时候，最可敬的人的确为了更高的目的愿意放弃他们的幸运。不过幸运作为一种德行与善行的工具，却是值得讨论研究的。
所以，对于幸运的增进至关重要的教条就是获得慕奴（讽刺的神）所要求的那个窗户。它在人们的心中看到了这些隅角与深隐之处，嫌弃没有一个窗户可以望进那里面去。就是说，可以获得关于人，他们的性情、愿望与目的、习惯与风俗，他们所有的辅助与便利，与他们力量主要来自的各种事项可靠的知识，并且还连他们的弱点与不利，与最缺少掩护的地方。他们的朋友是支持他们的党派与依靠他们的人，与同他们的反对者、妒忌者、竞争者，他们的秉性与最宜于他们接近的时候，“只有你知道与他接近相宜的时间”。他们所遵守的原则、规则与习惯，这种知识不但是关于人的，并且是关于行为的。什么事情是时时都在那里进行的，他们是怎样办理，得到赞成、反对对他们是怎样重要，与此相同，因为关于现在行动的知识不但自身重要，并且少了它是连我们关于人的知识都很靠不住的。因为人是跟着行为变化的，他们在追求一种目的的时候是一种样子，而回到他们的本性上又是一种样子。这些关于人与事的各种事项的知识，仿佛都是每个实行三段论上的小前提，因为没有观察的优越足以保证一种结论，如果小前提里面有了错误。
这种知识有获得的可能，所罗门可作为我们的担保者，他说：“在人心里的秘密如同很深的水，但是了解事情的人可以把它汲起来。”虽然这种学问的本身不能作为教条，因为它是关于个人的，所以教人求得这种学问的方法是可以的。
我们照着古代的见解，就以这种教条开始，智慧的关键是信任与不信任的认可。我们应该对于面色与行事比说话更加信任。而在说话上，与其信任准备好与有意的说话，不如信任临时与无意的说话。我们也不必怕有人说过的“面貌是不可靠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种一般外现的举动，不是说面色与姿态的隐微的动作与工作。西塞罗很好地说过的是“心灵之门”。没有人比泰比留斯更深沉的了，而塔西托还说盖拉斯“他在他的面色上猜度出他是怀着怒意”。塔西托还看出他在元老院称赞日耳曼尼克与特罗塞斯的时候不同的特征与态度，他关于泰氏说日耳曼尼克时的态度，这样说道：“在那种为求动听而用心做成的文字中，比可信为从他的心坎中流出的更显得用心。”但关于他说特罗赛斯时的态度，是这样的，“他的话不多，但是热心与真挚的”；在还有一个地方讲到他做了任何加惠于人与为人所喜的事情时，他说：“在别的事件上，他的说话好像是从他心里用力挣扎出来的，他在援助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很轻易与流畅地说出来的。”所以没有这样精于装假的人或是这样控制着面色，能使一篇言不由衷的话一点不流露出这些样子——或是比一般更为随便与不注意，或者是更显得有准备，或是更来得累赘与支离，或是说的时候更觉得费力与困难。
行为也不是这样可靠的保证，可以不仔细地考虑它们的重要与性质就信任它们，“奸诈的人起初在小事上有意的忠信，为的是这样他们后来更容易欺人”。意大利人遇到人待他比他向来受到的好而没有显著的理由时，以为他是被收买了。讲到小惠，它们只把人哄着睡着了，关于提防和努力两个方面，同提冒斯洗俚称他们那样“懈惰的食物”。同样，我们在缪替安奴与安东纽斯白林谟成立了那种空虚与不诚的和解以后对他的那种行为上，还看到行事之性有些是怎样虚伪。缪替安奴利用这种和解，擢用了许多安东纽斯的朋友，“他同时以护民官与地方官诸职滥授予他的朋友。”这样的假托培植他的势力，实际是使他陷于孤立，而收买了依赖他的人。
至于从声闻上间接地知道：人的弱点与错误都是最容易从他们敌对的人那里知道他们的德行与能力的，从他们的好友那里知道他们的习惯与起居，从他们的仆人那里知道他们的意思与见解。一般的声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而地位较高与平等的人所持的意见是不可靠的，对于这些人是要隐藏一些的，“较准确的新闻是从知道他们真相的人那里来的”。
但是人最可靠地表露与解释是以他们的天性为目的的，在那上面，最愚弱的人是最容易用</a>他们的秉性来解释的。而那最有智慧的，以他们的目的。因为这是教皇的一个代表，在他从充任驻使的某国回来时，很滑稽与有智慧地说过的。在征询他们关于派遣继任者的意见时，他表示这样一种希望，就是无论怎么样，都不要派一个太有智慧的人去，因为没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可以想到在那里，他们可以做出什么事情来。料事料过了头，与假想着较实际更深的目的与更多的巧妙手法，实在是常有的一种错误，这句意大利的谚语很有风味，而且大部分是正确的，“金钱、智慧与诚意往往都比人所期待的要来得少”。
但是到达探究这一程度的最简捷的方法有三种。第一，要广交有知识与深谙处世哲学的人，就要先了解或熟悉他们，尤其要知道他们是做什么样事情的人，如果你不掌握这些，至少要有一个朋友深知这种人或常与他在一起。第二，在语言的自由与秘密之间要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在大多的事情上，在有关系的时候，秘密因为语言的自由诱致与引起他人也用同样的自由，所以会使人知道很多事情。而在相反的方面，秘密招来了信任与亲密。最后是使自己养成这种在每次谈话与行动上，都注意与安静地推究理由与目的的习惯来观察与实行。因为如同挨噼克替嘟要叫一个哲学家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向自己说：“我要做这件事，并且还要确定我的计划。”一个有智慧的人在每件事情上也该向自己说：“我要做这件事并且还要想从这上面学到一点东西。”我在这个获得适当的知识的教条上讲述得较详细，因为它是单独就可与一切事物相由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我们需要注意人都能够自守范围，知道很多事情都不会生出许多之纠纷来。没有一件事比轻率与鲁莽地把许多事情放在一起更为不幸。因此，这类知识的甄别不过如此，就是更适当与自由地去选择那些可与我们有关的行动，以更少的错误与更熟练的程度来处理它们。
关于这种知识的第二个教条是人要充分吸收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我们闭目塞听，同圣詹姆斯说的那样，虽然人常照着镜子，但他们仍会经常忘记了自己的形状。如同神圣的镜子是上帝的教训《圣经》，社会的镜子就是世界的形状，蓝天是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照见自己。人应该无偏私地查看自己的能力与德行，再查看自己的短处与缺点，把哪些看得最重，哪些最轻，根据这些审查来为下述的内容做各种考虑。
第一，考虑他们的赋性与时代的一般情况适合到何种程度，如果他们觉得两者彼此适宜，那么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可许他们以较宽的范围与自由，但是如果觉得两者不相和，那么在他们全部的生活中，都要格外退避与谨慎。如同我们在泰比留斯身上看出来，他是从来不到剧场的，与在他当御使的最后12年中，没有到过元老院一次一样。但奥古斯都是总在人的眼前，这种情形塔西托看出了，“泰比留斯的性情是殊特的”。
第二，考虑他们的素性、各种职业与生活适合的程度，照这种程序来选择他们的职业或生活，如果他们还有选择的自由。但如先已定好，那么一有机会就改换，如同我们看到梵仑登公爵的所为，他是经他的父亲指定了祭司职业的，但是不久就因他的特性与偏好而将它放弃了。但是这样叫人有把握，他们还是做一个君主或一个祭司较好。
第三，考虑他们与或可与他们竞争者适合的程度，来决定做哪种竞争者最少，而他们自己最容易显得出色的事情。如同恺撒的所为，他本来是一个辩护士，但他看到西塞罗、霍登修斯与其他人的辩才之好，而在军事上，除了国家不能不依靠的朋友外，却更无有名的人，他就放弃了他那开始向着政治与民事上伟大的生活，而把他的野心转到军事上。
第四，在选择朋友与从属的时候，照他们自己性情的构成进行。如同我们可在恺撒身上看出来，他所有的朋友与徒党都是能干的，而不是徒有威仪或声名的。
第五，在他们以为能同他们看到别人做的那样去做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他们是想要照哪种榜样做，因为他们与他们所要模仿的人的性情与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朋友似乎陷于这种错误，正如西塞罗所说他：“西拉能够做这件事，我就不能做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与他榜样的性质与做法是世上最不相同的，一个是猛厉、暴戾与奔赴他的目的地；一个是郑重，充满了尊严与仪式。
但是这种关于我们社会知识的教条，还有许多别的分歧，那些我们就不详述了。
在充分地明了与辨出了自己之后，接着是要充分地开发与表现自己。在这方面，能力越大的人越少铺张，因为充分显示一个人的德行、幸运与能力，有一种极大的利益。智巧地掩护一个人的弱点、缺陷与不名誉，也是如此。人应该以可能的种种方法来维护这一个，以解释去修饰那一个，以此类推。在这类事件上，我们看到塔西托怎样说缪替奴斯，他那时候是最大的政治家，“他所为与所说的，都是用这种技巧来有力地表彰他自己”。这种事情的确需要一点技巧，不然的话，他就会变得惹人讨厌与骄傲。虽然如此，好强是性质上的，而不是行为上的一种过失。因为同有人说的那样，“大胆去毁谤，总有一天会黏着的”。除非是到了极可笑的畸形程度，也可以“大胆去自夸，总有一点会黏着的”。虽然有见识和地位的人确是笑他与轻贱他，他仍能黏着那些较没有知识与低级的人。而从多数人身上得到的权威可以抵消少数人的轻侮。但是如果适度与节制来处理这种事情，同对于合于自然是可喜的，与天真的风尚一样。或是在一种危险与不安全混在一起的时候；或在他人最受着嫉妒的时候；或是很轻淡与随便把他提起与放开，并不叙说得太久、太认真；或是以同样的自由来咎责与称赞自己；或是用来击退或制服他人的侮辱，它是大有利于声誉的。无疑，秉性强、缺少这样虚张能力、不能乘风高翔的人，都受到了损害与不利。
这些装饰德行与使它的价值增高的东西，或者是没有必要的，至少也应该使德行不至于贬价与降落到平均水平以下。使德行贬价之道有三种：不待见人的请求、自愿与强要为别人做事，在这种时候，人们接受后就要求报酬；做得太快了，不能使做得很好的事情有机会可以固定，直到满意为止；与太早就在赞美、称颂、荣誉、赞成中得到了德行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如果有人略有所得就感到满意，让他听人很正确地说过的那句话：“不要在一点小事上就这么高兴，让人以为你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
掩藏短处的重要也不亚于显扬长处，这也可以用三种方法来做到：以提防、以假托、以欺骗。提防是很智巧与谨慎地避去他们不能做的事情；而相反，鲁莽与不安静的性格会不加辨别地闯进一切事情中，因此显露了他们所有的缺点。假托是想以一种方法把他们的错误与缺点做成好似由于一个较好的原因，或是有着另一种趋势。关于这种，有人很好地说过：“一种过于失常在邻近的一种德行影里潜伏着。”所以，不论人有了哪种缺点，一定要注意到他是假托了有着隐蔽这种缺点的德行，比如他迟钝的话，他一定要故作庄重；如果他是一个懦夫就要装作和蔼，以此类推。人必须造出他何以不尽他的所长，与何以要使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能力的近乎可信的理由。为了那种目的，他必须常常假装不知他显著的各种德行，使人以为他真正的缺点也是有意假装的。论到欺骗，这是最微不足道的，但是最能见效的药方就是贬抑与看着似乎轻视他所不能做到的一切事情，遵守这种商人盘算利害的主意，他们常想抬高自己物品的价值与减让他人的价值，但是还有一种胜过这种的欺骗，那就是强颜对着自己的短处，仿佛他自以为在暴露着缺点的地方实际是最为擅长的，并且再与这种方法相辅，在他真正擅长的地方却仿佛他最不看重自己。同我们常在诗人里看到的那样，就是如见他们拿诗给你看而你对于某句持一种与他们不同意见，他们一定会说：“他们在那一句上所费的功夫比在任何其他各句都大。”而随即他们又似乎轻视与怀疑着其他的一句，这一句他们明明知道是全篇中最好的。但是，比其他一切尤为要紧，在这样矫正与协助他的举动时，他必须注意到，他没有因为性情太温和、善良，而使他失去了自卫而容易受到轻视与凌侮，却要表现一点自由、气概与锋芒的火花。身体与命运上的某种关系，使他们不能不有这种有防范的持身，同样，有一种敏捷地把自己免于轻侮的能力；但这种是总能够得到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