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实效主义的基础[1]

    本书好几篇选文中，皮尔士都说对象决定符号，而且在“导论”中我们也强调指出，与当代一些符号学家不同，他绝非一切意义都具有任意性的信奉者。然而他又是一个非决定论者，犹如以下从其1906年的一份长篇手稿所节选的一段文字所表明的那样。在三元符号关系


    对象　符号　解释元


    之中，对象决定符号。但符号并不决定解释元。毋宁说，解释元也参与了对象对符号意义之规定。解释元（或符号的意义）的部分的非决定性，使符号关系成为逻辑发现的有力工具，这与笛卡儿传统中“那一群愚钝而懒散的现代逻辑学者”正好相反，他们持议只有直接呈现（而非表象）于心灵中的观念才是真理的可靠向导。


    资料来源：手稿283号。


    费迪南德·C·S·席勒先生告知我们，他和【威廉·】詹姆斯已经决定，真理无非就是满意。毫无疑问；然而说“满意”并未完成任一谓词。满意于何种目的呢？


    真理作为表象与其对象的符合，如康德所说，仅仅是对真理的名义定义。真理专属于命题。一个命题有一个主词（或一套主词）和一个谓词。主词是符号；谓词也是符号；因而命题就是，谓词是主词所是符号的那个符号的一个符号。设若如此，命题就是真的。然而这种符号对于其对象的符合或指称存在于何处？实效主义者回答此问题如下。他说，假设天使加百列将要下凡并从全知全能者心中告知我这个谜语的答案。这是可设想的事情吗，或者说，这一答案将送给人类理智这一假定含有本质的荒谬？在后一种情形下，这种意义上的“真理”乃是一个无用的词，绝对无法表达人类思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这种真理是实在的；它属于那个完全脱离人类理智的宇宙，我们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既然“真理”一词在这个意义上无用，我们最好在目前就要描述的另一种意义上用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假如秘密将为人类理智所揭示这一点是可以设想的话，那么它就是某种思想可以领会的东西。而今思想本质上属于符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找到思维的正确方法——变换符号的正确方法——并贯彻到底，那么真理可能不多不少正是贯彻这一方法最终将使我们达到的最后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表象应该符合的东西就是本身属于表象，或符号的某种东西——某种实体的、可知的、可想象的而全然不像自在之物的东西。


    真理是表象与其对象，——其对象，其对象，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的符合。作者手边的《国际词典》，日常研究用的《世纪词典》[2]，和有时乐于参考的《规范用法》，都收有是的（yes）这个词；但是这个词不仅因为他询问1906年元月8日这一天在宾夕法尼亚的派克郡是否正在下雪而为真。必须有对象作用于符号的行动以使得后者为真。没有那种作用，对象就不是表象的对象。如果一位上校交给一位传令兵一张纸并说道，“你立即去将这个交给汉诺上尉，”如果传令兵这样做了，我们并不说上校告诉了他真理；我们说传令兵服从了，因为不是传令兵的行动决定了上校所说的话，而是上校的话决定了传令兵的行动。这儿是作者房子的一幅风景画：什么东西使得这幢房子成为风景画的对象呢？肯定不是外表的相似性。在这个乡村有一万幢跟它一模一样的房子。不，是摄影师以符合光学规律的方式安置胶片，胶片被迫接受这幢房子的肖像。为了指示其对象——并使之成为它的对象——符号实际上必须做的事情，它必须做的一切事情只是攫住其解释者的眼睛并迫使那双眼睛转向这个对象所意指的东西；那是敲门所做的事情，也是一声警报或钟声，一声口哨，一声炮击等等所做的事情。那是纯粹的生理强迫，舍此无他。


    那么同样，一个符号，为了履行其职责，实现其潜能，就必然受到其对象的强迫。显而易见这便是真假二分法的原因。因为它迫使二者发生争执，而强迫包含激烈的争执，犹如没有抵抗的强迫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样，那是一个前提条件。因而存在双方，强迫者与抵抗者。好像有某些腐儒，他们从不曾领悟到认识一个实在对象的行动就在变更着其真理。他们是奇怪的人性标本，而既然我也是其中之一，看一看我是如何思维的或许颇为有趣……


    符号是什么？……我们都有我们所谓符号是什么的轮廓模糊的观念。我们希望由一个明确定义的概念取代这一观念，这一概念可能排除通常称为符号的一些东西并将几乎肯定地包括通常不称为符号的一些东西……而今通常理解的符号是一种相互交流的工具……读者或许将注意到“交流媒介”这个短语比名词“符号”意义更宽，比如包括祈使语气的句子，这种祈使句具有“信号”而非“符号”的特征。


    ……两个分离的心灵并非符号操作的先决条件。因此论证的前提便是结论的真理的符号；然而对于论证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如其本身思维着结论的同一心灵应该同样思维前提。事实上，交流中的两个心灵，迄此是“合一的”，就是说，在二者交流的那一部分严格说就是一个心灵。理解了这一点，对【是否每一符号都联系于两个心灵】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继续到认识每一符号，——或者，无论如何，几乎每一个符号，——都是对于属于一般心灵的某物，我们可以称为“准心灵”的决定。


    ……似乎最好将符号视为准心灵的一种规定；因为如果我们将它视为外在对象，并视为将它自身引向人的心灵，那个心灵必须首先将它理解为自在对象，然后才就其所示意义思维之；而如果符号将自身指引向任一准心灵，相似的情况也必然发生。必须由构成对于那个准心灵的规定开始，而视这个规定为符号将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然后，同样，正是一种规定实在地作用于作为一种规定的东西，尽管本真的行动属于一物或另一物的作用。这个问题使我们困惑不解，而一个相似现象的例子将很好地服务于此……


    令一群准心灵由许多瓶子里的液体构成，这些瓶子由注满液体的试管紧密联系。这种液体是复杂的，并有点不稳定的混合的化学合成物。它同时具有如此强的内聚力以及由此而来的表面张力以致每瓶溶液具有自我规定的形式。


    偶尔可能产生一种或另一种分解作用，开始在一个瓶子的一点产生一种特别形式的分子，而这种作用可能通过试管扩散到另一个瓶子。这种新分子将是第一个瓶子的溶液的一种规定，如此这种溶液将由于连续性作用于第二个瓶子的溶液。由分解作用产生的新分子然后可能化学作用于原始溶液或作用于由另外某种分解作用产生的某种分子，而这样我们就将有这种溶液的一种规定，这种规定能动地作用于作为一种规定的东西，包括同一主体的另一规定。


    然而确实到了通过规定我们指派给规定（determination）这个词[3]的严格意义，并确定其在心灵附近的术语学中的位置，以确保我们不落入陷阱的时候了。去年十月《一元论者》上（第15卷，第187—490页）曾就此写了几页［“实效主义结论”］；但是那些评论需要补充。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规定根本未曾定义；而尝试就其特点定义一个主词的规定也仅仅涵括（或看起来仅仅将涵括）明确表达的命题的规定。一个附带的评论（第488页）大意是说，那些意义将会确定的词“留不出解释的余地”就更为满意，既然语境使之明白可见，即不论对于解释者还是言说者，都必然没有这种余地。语词之明确性将不给言说者留下解释其意思的余地。这个定义具有可适用于一个命令、一个目的、一个中世纪的实体形式的优点；简言之，适用于能具有非决定性的任何东西。[4]即使一个将来事件也只能就其作为一个后承而言才是确定的。而后承概念是一个逻辑概念。它从一个论证的结论的概念引申而来。而一个论证是其结论之真理的符号；其结论是符号的理性解释。根据康德学说的精神，形而上学概念是逻辑概念之多少有点不同于其逻辑运用的运用。然而这一差别，实际上，并不像康德所表述的那么大，而他之所以不得不将这一差别表述得这么大，是因为他几乎在每一种情形下都错误地将逻辑与形而上学对应起来。


    这个定义的另一优点是使我们避免犯如下思维错误，即一个符号之所以是不确定的，只是因为有许多东西它没有提到；比如，说“C·S·皮尔士写了这篇论文”，这么说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它既没有说所用墨水为何种颜色，谁制的墨水，当其儿子出生时墨水制造者的父亲贵庚几何，也没有说父亲出生时星球的方位何在。通过使定义依赖于解释，所有那类事情都可略去。


    与此同时，颇为明显的是，这个定义，如其所示，并非足够明白可解，而且进一步说，在我们研究的目前阶段也不可能使其完全令人满意。为什么提到解释？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将是要么证实要么拒绝实效主义学说。然而还是可以作出一些解释的。每一符号都有一个单独的对象，尽管这个单独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单独的集合或者一个单独的对象连续统。任何一般描述都不可能确认一个对象。但是符号解释者的常识将使他确信那个对象必然是一有限的对象集合中的一个。比如，设想两个英国人在欧洲大陆的一列客车上相遇。存在任何可估计到的概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说的主词总数或许不超过一百万；而在意识的浅表之下每一个或许有那个百万的一半，以致每一单元都准备暗示自身。假如一个人一提到查理二世，另一个人无需考虑查理二世的意思可能为何。毫无疑问是英国的查理二世。在不同时代英国的查理二世是完全不同的人；可能要说没有进一步的专门化，主词就未被确认。然而这两个英国人交谈中不会故意吹毛求疵；而构成符号之非确定性的解释的自由必然被理解为可能影响达致目的的自由。因为其意义对于所有可能的目的都等值的两个符号就是绝对的等值的。诚然，这是极端的实效主义；因为目的就是对行为的影响。


    对于主词所说的东西对于谓词同样真实。设想那一对英国人的闲谈转到查理二世头发的颜色。由不同视网膜所看到的颜色十分不同，这点是已知的。比起实证的所知，颜色感觉远更多变是完全可能的。不大可能的是这两个旅游者要么对于观察颜色训练有素要么是命名科学的专家。然而如果一个说查理二世有黑赭色头发，另一个将就其所有可能的意向非常确切地理解之，那么这就是一个确定的表述。


    十月份的评论在两类非决定性，即不确定性（indefiniteness）与一般性（generality）之间做了适当的区分，前者在于符号未充分地表达自身，因而不容许不容置疑的确切解释，后者则将权力移交给解释者，随他意愿完成这种规定。当人们开始沉思它的时候，符号将让解释者赋予其部分意义，这似乎是件奇怪之事；然而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于如下事实，即整个宇宙，——不单单是现实存在的宇宙，而且所有更广阔的宇宙，包括现实存在的宇宙，即我们习惯上称为“真理”的宇宙作为一部分——所有宇宙都充满了符号，假如不是专门由符号构成的话。让我们注意随口提到的这一点与实效主义问题的关联。


    十月份的评论，为了简略起见，没有提到不确定性与一般性，二者根本上说都可能影响它们所属符号的逻辑外延与内涵。现在注意这点就变得适切了。当我们说一个符号的内涵，或意指时，我们诉诸化体抽象（hypostatic abstraction），借此过程我们将思想视为一物，使一个解释元符号成为符号的对象。[5]莫里哀去世那一周，这种化体抽象一度成为笑料，[6]哲学作家的内涵可由其取笑自愿克制的基础这一倾向很方便地听出，而自愿克制是人类的主要特征。因为谨慎的思想家将不会鲁莽地嘲笑明显基于观察——即，基于对符号的观察——的一类思维。无论如何，每当我们说到一个谓词时，我们就正在将一个思想表象为一事物，为一实体，既然实体与主体的概念是同一的，其伴随物仅仅在两种情形下不同。在目前的关系中评论此点很有必要，因为，假若不是由于化体抽象，就不可能有谓词的一般性，既然将使其解释者作为代理，随他的意决定其意指的符号将不意指任何东西，除非一无所指。然而化体抽象（可称为化体论的产物），以一群愚钝而又懒散的现代逻辑学家未能充分，更不必说彻底研究的方式，使一般谓词的类成为可能，以及那些类的类，以及如此等等。噢，它使人发疯地想到多么无知，——而且在许多方面，无疑，比无知更糟，——他们留给我们罪恶的疏忽。只能认为，数不清的无用饭桶曾经写下逻辑书籍，这些逻辑书籍没有为这门科学添加一句新的真理，以此激励他们自己回馈古希腊和中世纪博士的赠赐！


    * * *


    [1]皮尔士手稿中有多篇题为《实效主义基础》，这篇是《实效主义在规范科学中的基础》。——译者


    [2]Century Dictionary and Cyclopedia，规模最大的美国英语词典之一。第一版（1889—1891）共6卷；1894年又出版一卷续篇——《名称百科词典》，其中包括人名、地名、著名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名称。全部编纂工作由耶鲁大学</a>语言学教授W·D·惠特尼（1827—1894）主持。由后文可知，皮尔士负责其中的哲学部分的编纂。1897年出版地图集。1911年版为12卷。该书对于词源</a>学家，词典编纂家和历史学家确为最有价值的工具书之一。——译者


    [3]注意这个词的另一意义即决定。——译者


    [4]每一非决定之物都具有符号本性，这点可由想象和分析无理可循的描述的实例由归纳证明。这样，将由无原因的纯粹偶然而发生之事件的非决定性，自然发生，如罗马神话学上所说，法语中的本能的（好像出乎自己动机所作的事情肯定是非理性的），不属于事件，——比如说，爆炸，——本身论，或者像爆炸之事。二者无一是由于任何实在的关系；它是由于理性的关系。而今由于理性关系为真的东西属于表象，那就是说，属于符号。一个相似的考虑也适用于肯塔基自由之战之不可分辨的枪弹与爆炸。【译者注：肯塔基自由之战是1890年7月19日夜发生于肯塔基州诺克斯县（Knox County）的一场流血斗殴事件，见《纽约时报》1890年7月20日第2版上的报道。】


    [5]化体抽象，一种区别于“辨析”抽象（precisive abstraction，即产生于集中注意某一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在心理上分离出一项）的抽象法，简单说就是将一种性质化为实体。见Don Roberts，The Existential Graphs of Charles Peirce，1973，Mouton，pp.64-67。——译者


    [6]莫里哀死于1673年2月17日，刚主演过《无病呻吟》后数小时。剧中（第三幕）有一位即将开业的年轻医生，对“鸦片为什么能让人睡觉”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鸦片中有一种睡眠力。其本性就是让感官睡眠”。这一回答一时成为笑料。皮尔士对此有评论（见《选集》5.534）。——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