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回忆一段伟大的历史

    马克·布洛赫与斯特拉斯堡[326]


    我们第一次在斯特拉斯堡相遇，我记得是在1920年10月，在一场开学典礼上，那种场合会给参加者留下的回忆想必都是慷慨的冲动和无私的热情。我们有四十人，大多是前一天到的，刚刚脱掉军服，已经克制着不提我们的十字战斗勋章，以及所获得的嘉奖了。当然，我们是满怀热情的法国人，就这样手执武器表现了四年，但是今后我们打算充当这个曾经分裂的阿尔萨斯的忠实仆人，我们清楚地知道，其健康的精神状态大部分要依赖我们以及我们的努力。这时，尽管我们彼此还不认识对方，却相互迎向对方，互报了姓名。我们的喜悦之情是自发的，后来我们想必再也没有这种自发的喜悦了。我们和别处来的一些意气相投的优秀分子一起，结成了一个友谊和忠诚的卓越团体。


    马克·布洛赫1886年7月6日出生于里昂，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人之一。在40岁的我看来，32岁的他非常年轻。在1902年的一天，我在阿莱西亚路他父亲家，看见过年纪更小的他。他的父亲居斯塔夫·布洛赫，是一位出色的教师，模样令人生畏，但殷勤好客。在乌尔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他古代史教得很好，教过我们好多年轻人……我和这位年轻人短暂见面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a>里，他身材修长，两眼炯炯有神，闪现出智慧，脸上显出腼腆，当时他的才华有点隐没在他哥哥的光芒中，哥哥后来成了一位一流的医生。我认出了这位年轻人，战争在他身上留下了四年艰苦生活的烙印，这四年里他军功卓著，受过四次嘉奖，还有一份伤残证书和荣誉军团勋章，这些是从1914年到1919年这些年法国绅士应当拥有的家当。马克·布洛赫刚刚完婚，与一位姑娘结合，而且已经尽力使这种结合成为他能够维持到最后的人世间的光辉事业。这位姑娘不愿抛头露面，又很愿意牺牲自己。马克·布洛赫就这样沉浸在生活中，作为历史学者，还在上下求索。他的父亲、他的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他在斯特拉斯堡认出了其中一位主要人物，即我们爱戴的克里斯蒂安·菲斯特，曾经为他开启中世纪之门）、他在国外的逗留求学，尤其是这一年他在莱比锡和柏林，常常去拜访布赫尔和哈纳克，通过这些长期而细致的准备，他拥有了令人赞叹的能力来完成历史学家的一项伟大事业。可是，是什么事业呢？他在方向上还犹豫不决。其间他完成了短篇论文《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章》，应该是发表于1920年。他要在索邦大学</a>就这篇论文进行答辩，自然是载誉而归。完成了学业，摆脱了那种非做不可的事情，他可以任意选择了，可以无拘无束地关心他的科学命运了。


    在这篇论文中，马克·布洛赫本能地为自己提出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史的大问题。他不是那种像老奶奶编织挂毯那样编织历史的人，那种人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和对得起身份。他已经在考虑他的“历史学家的职责”了。他关心时代，而且作为法律史学家，关心确立法律的体制。身为法学家，也身为社会学家，他被迪尔凯姆思潮强烈吸引。他对历史上的所有集体信仰的东西都有强烈兴趣。而且，当马克·布洛赫研究中世纪自由的问题时，涉及的正是集体信仰、主要是古老文献中的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区别。自由与什么相符？自由这个如此沉重并引起深沉共鸣的词，对于“中世纪的人”这种普遍流行的荒谬说法，真正意味着什么？这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可是，他那么年轻就已经以清醒的头脑来对付它了。


    此外，在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些研究吸引了布洛赫。其实是同样范畴的研究。他在和思想极其开放并且求知欲极强的医生哥哥谈论历史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即《会魔术的国王们》所涉及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同样有一些东西能够让一位研究集体信仰的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得到满足。这本著作是一本非凡的上乘之作，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图书馆的珍藏，这个图书馆几乎就是由他创立的。我常常跟布洛赫说，他的作品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篇，他感谢我喜欢他的这本著作，他的“这个大孩子”，他开心地这么对我说。可想而知，要是让一个天真的人来笨拙地处理类似的主题，对神迹进行猛烈抨击，可能会产生一种平凡的或者夸张讽刺的作品，而在马克·布洛赫这部青年时期的辞藻过于丰富但意义也丰富的作品中，你更能欣赏到一位真正历史学家的思想品质。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会把那些时代叫到跟前，自己以进步人类自居，居高临下地对它们进行训斥和责备，因为他们自己了解这些时代还相当困难呢。


    在大学里，我们的研讨会紧挨着，门对门。门是敞开的：中世纪史的研究者们认为不必无视现代，反过来，现代史研究者也认为不必跟中世纪保持距离。因此，我们学生会从一个教室窜到另一个教室，老师们也串门。我们常常一起回宿舍，罗贝尔索区林荫道的中间人行道上熙熙攘攘，许多人来来往往，流连忘返，全然不顾鼓鼓囊囊的书包有多重。由于不断交谈，交流看法和思想，布洛赫碰巧在一部历史巨著中渐渐走近1911年我曾经试图发现的新视野，其中社会史的内容比经济史多，而经济史的内容又比宗教史或政治史多。


    这是一部充满着土地、乡村、耕作和收获气息的历史。他这个城里人生于多雾的里昂，长于多石的巴黎，跟外省没有联系，好像跟原籍所在的小地方也没有联系，但是他却一点不反感这种历史。他和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或长辈中许多人一样，受到地理学的强烈影响，这门学科刚刚被维达尔·白兰士，这位具有创造才能、非凡学识和更非凡的开阔思想的大师提升了地位，成为一门富有成果的学科。地理学的内容无疑太丰富了。当时的法国学生被禁锢在死气沉沉的教室里：教室墙壁的下半截为栗色，上半截为灰暗的赭石色。同学们埋头苦读，头顶悬着昏暗的令人窒息的煤气灯（直到1900年，而且甚至在中学和小学</a>的教室里，煤气还在耀武扬威，引起人们的偏头痛），对学生来说，地理学就像是新鲜空气，就像是乡间漫步，归来时抱着一大抱金雀花或洋地黄，眼睛和大脑经过洗涤，对现实事物的兴趣也超越了对抽象事物的兴趣。


    《历史综合评论》曾经就像我们的特洛伊木马，我们通过它渗透到那么多有敌意的和有着令人不安的新事物的领域。大概在1900年，我们的朋友亨利·贝尔就在这本杂志上，发起主编了一套文集，叫《外省专志》：“已有的作品，待写的作品”，这些很有前景的小册子封面上这样写道。我在文集中负责写《弗朗什—孔泰》。布洛赫紧随其后，写了《法兰西岛》，和他的所有作品一样，这也是高水平之作。而且确切地说，人们已经从中觉察到乡村史学家激发出了一种使命感。从此，对正在寻找自己领域的年轻的布洛赫转向对乡村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我讨厌说“农业史的”研究。因为在我们这一行里曾经有“研究农业的人”，但那是一些法律范畴的爱好者。他们只满足于按照18世纪的封建法律专家的方式来划分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而我们不要忘记，在农村领域，中世纪至少延长到1789年8月4日之夜）；但是，至于从整个抽象活动的后面发现生动的现实；至于提出一些实际的、具体的、人文的、精神状态的、生活方式的、身心疲惫和不安的问题，以及投资和货币的问题；至于最终地摆脱抽象概念，他们根本不做。那是人们只钻研教堂法律文件契据的时代（可是尽管我们做出了努力，那个时代到处都未结束），研究这种历史，只要一位公证人作助手就行。


    马克·布洛赫很早就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过他反感这种历史学，谈过他的愿望，谈过想“走向土地”，把农村史的窗户向充满活力的肥沃的乡村敞开，叙说人们的痛苦、情感和隐秘的思想，而不是耐心制作一整套假法律的标签来表示他们的差异。我竭力鼓励他在这条道上走下去。并且为了让他放开手脚，我决定自己不再去做这个方向的研究。人手这么少，真正有资格的工人这么少，而工地又这么大，这么空，我干嘛要做几个方向的研究呢？


    于是布洛赫就以这种方法、这种认真态度、这种支持着他所有努力的坚强毅力开始干起来。他惯于利用文献，主要是法国的文献，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法国的房地产契据册。然而，布洛赫靠自己的思考，但是也受到亨利·皮雷纳的影响——1921年，马克·布洛赫和我在布鲁塞尔听过这位纯朴的非凡人才关于比较历史学的演讲，这篇演讲引起过轰动，而这位历史学大师的话，其精神与语言学大师安托万·梅耶关于这个主题多次表达的看法和规则结合起来——从这位大师的那么多催人奋进的富有教益的话中获得滋养，他得出结论，一部法国乡村史满足不了它自身的需要；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翻来覆去钻研了许多问题，却从来都没有找到答案，这些答案显然要在法国以外去找，这一点至关重要，再难也要去找。为此布洛赫学会了一些语言，除了德语和英语，他还学了其他语言。其中有现代语言，也有古代语言：他学了一点俄语、弗朗德尔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相当艰深的古德语，以便能在钻研特别有用的文献时，不至于两眼一抹黑；他还学了相当深奥的古撒克逊语，以便在遇到拉芒什海峡彼岸北欧社会的精深知识时，不至于难以理解。同时他还初步了解了有关农业生活的实际知识，农作物的轮作，开垦、耕耘和收获的技术。他还发现了土地测定及估价和小块土地平面图这个广阔领域，后来还成了法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者。


    田野上的庄稼像色彩斑斓的地毯，鲜艳的色斑有着明显的反差，可以让一位叫凡·高的画家高兴。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这里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极为有趣的问题。布洛赫功不可没，发现了这些问题，同时毅然进入了他所发现的新世界。他作为现实探索者，作为生活评论者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地区为什么有这些均匀铺展的田地呢？另一地区为什么有那些四四方方的大块土地呢？为什么这里的耕地很规整，而远处却是无规则的？为什么有些田地是封闭的，围着茂密的树篱，或者有大树做屏障？为什么有些田地没有栅栏，有些田地不长庄稼，没有树篱，甚至没有灌木丛，没有树？如果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橡树兀立在“白垩质平原”上，它就立即远近闻名？圣马丹或圣阿德里安的梨树、椴树或胡桃树，就是这样作为整个一个地区的标志标在参谋部地图上的。我们记住这些各种各样的外貌，不感到惊讶。因为熟视无睹了。到处都应该再创造出令人惊奇的东西来。没有丰富的令人惊奇的东西，人们就没有好奇心，而好奇心正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布洛赫注重这一点。而且这一路上他有多少发现啊！地理学可以解答他遇到的问题。封闭的、无遮蔽的田地：要解释它们为什么在这里是这样，在那里是这样，难道不要考虑土壤的性质、气候条件、水源状况，以及其他许多种“地理”因素吗？德国不是力图为它的教育充当这部文化巨著的批注者吗？教育是钥匙，是种族的最重要的钥匙，是老梅茨恩信手使用的万能钥匙。关于封闭的、无遮蔽的田地的问题，农业技术没有话要说吗？这些形状不同的田地是如何耕作的？靠什么农具、什么器具、什么机械？这些农具、器具和机械的使用本身，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吗？


    困难不是学会掌握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探索方式：地理学的、人种学的、农业的、技术的方式。困难是不去建立一个出色的体系，但也不是以思想开放为借口而沉溺于一种抽象的没有魄力的折中主义中。困难是要做一个历史学家；是首先面对现实，面对先入之见；是正视它们；是求助于文献；是查考发掘出来的文献；然后是查考写成文字的文献，同时决不忽视布洛赫所喜欢的那个定义：“历史学是研究变化的科学。”我讨厌抽象，更喜欢说：“历史学是研究诸多变化的科学。”因此，田地被圈起来，或者是开放的，或许都不是神圣权利，都不是远古神意的制度？往前推五个世纪、十个世纪、二十个世纪，人们也许会找到原始态，不起眼的静候变化的原始态：如一个田地开放、没有篱笆或壕沟的布列塔尼，像博斯或香摈那样土地一望无际暴露无遗的布列塔尼？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变成了马克·布洛赫在奥斯陆“文明的比较研究学会”讲授的一系列讲座。我敢说，这个学会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这些关于法国农业史的讲座获得了很大成功。布洛赫很快乐，不是因为他找到了他的路，而是因为他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回报。对这些成果进行复述、明确表达、加以强化，这就产生了《法国乡村史的原始特征》这本书，1931年同时在巴黎和奥斯陆出版。[327]布洛赫以这本书纪念埃米尔·贝什，他的一个因久病不愈而英年早逝的同届同学。这是老传统：我们这样公开或是在心底把我们的一些作品献给青年时期的那些同伴，他们是我们的知心朋友，曾在一起刻苦学习，有共同的梦想；他们是我们的年轻思想的助产士，而我们常常也是他们的思想的助产士……


    这本书很快就成了经典，但绝不是以教科书的方式。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朱尔·西翁表明了此书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希望三十年后它会变得完全过时，不再有用。必须是历史学家，才能理解这种愿望所包含的赞美一本历史著作的全部意思。这本书不打算以教科书方式赋予现实一种凝固的、超越时间的和静止的景象；它不像冷却后形成的一块明胶，必然会一下子化成一摊水，对任何人都没有营养。它是一本让人去思考、去探求、去发现的书。它的每个经过审查和改写的结论，都被该书所引起的进步本身修改。每个结论都被修改过，但首先是被作者本人修改。


    因为，以为布洛赫会对自己的著作感到满意，并且从此就花时间执拗地捍卫那些结论，那是错看了他。布洛赫不是一个体系缔造者，他是一个探求者。在他看来，《法国乡村史的原始特征》不是一个终点，更应该是一个起点。


    确切地说，在1928年，他曾向我披露一项计划。事情要从一战结束后说起，那时我刚从军队复员，产生了创办一份有关国际经济史的重要杂志的念头。我考虑让皮雷纳来主编这个杂志，因为他有过人的威望。我完全准备好为他安排杂志的秘书长。我很深入地推行了我的计划，皮雷纳也对计划十分感兴趣。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史学大会上，我在包括威廉·阿什利爵士在内的一些资深学者面前，陈述</a>了这些计划。我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皮雷纳认为要引起日内瓦的机构关注才好。结果计划创办的杂志就陷入了日内瓦湖边的泥潭。局面有点令人气馁，中断了我的计划，打碎了我的梦想。一天清早，布洛赫提出要和我一起重新实施这些计划，但是这次按照经验，要以一种国家杂志的形式，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我支持他的想法，向他保证，一旦杂志办起来，我会协助他把它维持下去，不过我是在幕后，作为合作者。可是命运不顺。布洛赫在出版上遇到困难，请我帮忙，让我直接去操持这些事情。于是我们齐心协力，成功地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多亏了一位出版商马克斯·勒克莱尔的远见卓识，是阿尔贝·德芒戎把我们介绍给他的（这里想到阿尔贝·德芒戎我就高兴）。我表了态，不再有退缩的理由了。从那时起，我和布洛赫便满怀热情地担任了《年鉴》的服务者和供稿者。编辑部设在斯特拉斯堡，我们一度都同意把它叫作《斯特拉斯堡年鉴》。然而，对布洛赫来说，在他的《法国乡村史的原始特征》出版后，正是我们的《年鉴》成了一种理想工具，对他这部伟大著作所提出的问题不断重新审查、重新讨论，坚持不懈地和有条不紊地加以深化。


    《年鉴》进行了许多调查，包括对地籍、小块土地平面图、农业技术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各种影响的调查，这些调查让不同的人感兴趣，其中有地理学家，如刚才提到的朱尔·西翁，如怀着挚爱跟随我们的阿尔贝·德芒戎，如阿尔博或米塞，如阿利克斯和迪翁；亨利·博利更不用提了，在斯特拉斯堡时，他是我们身边唾手可得的支援，而且始终那么努力，那么踏实，好主意又那么多。


    这就是在斯特拉斯堡的美好的三十年。是积极、无私、苦干和成果丰硕的三十年。这三十年聚集了多少做最佳工作所需的令人羡慕的条件啊！首先是深厚的友谊！不仅它们的真挚能让人振作，而且它们的品质令人感动。我们亲爱的夏尔·布隆代尔，就是在此时写出了《集体心理学引论》这部杰作。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著作之一，虽说这本小书内容和形式（一如</a>既往的高雅）只属于布隆代尔，出自布隆代尔，但其精神是属于我们的。除了他之外（我们尤其要提到一些已经仙逝的人，但这份名单已经很长了），还有我们的一大批语言学家，有令人快乐的欧内斯特·莱维，有关古老的阿尔萨斯的习俗、风俗、民俗，还有它的家具，以及古玩商的小玩意儿的资料，从他那里取之不竭。还有一大群日耳曼语族的专家，研究英国语</a>言、文学和文化的学者和斯拉夫语学者。人们在中世纪文献中遇到语文学上的困难，就让欧内斯特·霍夫内尔来克服；遇到考古学的困难，就由佩德里泽来展示他的取之不尽的藏品宝库；如果涉及礼拜仪式、神学、教义的来龙去脉，斯特拉斯堡神学院就能提供帮助；涉及教会法规问题？加布里埃尔·勒布拉就用其生动活泼的知识来解决。因为无论是布洛赫，还是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局限于我们的学院——无论历史学家群体的资源，尤其是生活和活动如何，在帕里塞去世后，布洛赫和我看到从安德烈·皮加尼奥尔和佩兰，到乔治·勒费弗尔都加入了进来，我们多么快乐啊。而且还有过客。许多年里，无争议的、最杰出的、最有能力的，是伟大的西尔万·莱维，他结束了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后，不计报酬地在斯特拉斯堡度过几个月。他当然是教印度学，而他做得更多也更好的，是讲授有关法国的内容，讲授法国始终拥有的高贵的、高雅的和人文的东西。皮雷纳如果到斯特拉斯堡来，必定会跟我和布洛赫打招呼。他甚至还为我们的学生讲授了一系列课程，他旁征博引，让学生们对他的思维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是舞台上的名角儿。布景嘛，就是令人赞叹的斯特拉斯堡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它的宝库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触手可及，是在法国开展研究必需的适用工具。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能在身后留下一部作品，一定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斯特拉斯堡图书馆，归功于这些曾经被他们利用的非常丰富的资源。


    斯特拉斯堡人广纳外来人才，斯特拉斯堡人也被外地人接纳。人们知道，布洛赫就是先在挪威教授过他的《法国乡村史的原始特征》，然后才整理出版的。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根特、马德里、伦敦、剑桥有尊严地和积极地描述了法国，尤其在伦敦，在“伦敦经济学校”的资深听众面前，他讲授了有关他最感兴趣的主题的杰出课程：《法国的领地与英国的采邑》。他声名鹊起。所到之处人们都感觉到他的身上有力的、创新的和令人振奋的智慧。他的两卷巨著《封建社会》在《人类演化史》丛书中接连出版，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各地的人们都知道，我们拥有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位伟大的欧洲历史学家。这个词名副其实，因为很明显，缔造了我们历史的中世纪社会史，只能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研究。正是在中世纪，使罗马丧失魅力的北欧民族成分与由于欧洲的衰落而解体的地中海成分的结合，导致了人文意义上的欧洲的诞生。对此布洛赫比谁都更清楚。而且，从1928年起，他就不赞成《欧洲社会比较史》了，他曾经那么鲜明地支持它：他想必开始酝酿一种《欧洲文明框架内的法国史》，他不是只满足于利用法国的文献和资料来描述封建社会的演化过程。他知道边界在这方面毫无意义；知道虽然法兰西岛领主权的主要特征存在于莱茵河地区，但并不存在于朗格多克；知道虽然能使亚眠向根特或科隆靠拢，组成集团，但是人们不能把它和马赛、佛罗伦</a>萨或热那亚扯到一块；他知道，一个香槟村庄的土地制度，基本上就是一个撒克逊村庄的土地制度，而不是一个布列塔尼或朗格多克村庄的土地制度。它们相隔远了。尽管从12世纪起，法国、德国和英国产生了三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概念，但这无疑很好地解释了它们的命运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的命运和过去的命运都一样。我们已经发现马克·布洛赫是如何耐心而顽强地为自己配备一套绝好的科学工具的。掌握了这套工具的这位巨匠得心应手，并借此创作了两部留下我们的思想印记的伟大著作。


    两卷《封建社会》发表时，马克·布洛赫就已经不是斯特拉斯堡人了。索邦大学的经济史教授亨利·奥瑟退休了，让马克·布洛赫能够在巴黎与那么多渐渐集中到那里的忠实朋友和同事相聚。他离开伊尔河畔时不是很高兴，没有那种急于离开的人的举动。我完全相信，我们中的任何人，1920年那一批斯特拉斯堡人绝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响应了一种责任的召唤，也许还考虑到了他的六个孩子，他认为移居这个伟大的巴黎有好处，代表了法国的巴黎拥有它的最光彩夺目的东西。


    索邦大学等待他接手的工作是繁重的，他预先就已得知。幸好马克·布洛赫所处的经济史教授职位，有点处在边缘状态，因为经济史在法国还没有脱离“边缘状态”。虽然和同事相比，他的专业工作并不繁重，但是这位《法国乡村史的原始特征》的作者性格顽强，因此能一直笔耕不辍。


    我不是说他不累。但是他的旺盛精力始终能克服这种劳累。他虽身在古老的索邦大学，但仍旧保持着年轻时的青春活力，还习惯于如饥似渴地向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文学院索求学术资源。


    布洛赫一到索邦大学，便忙着在一个狭小场所开办备有一套参考书籍的经济史研讨会，也就是让索邦大学利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用的珍贵的重要工具。他还密切关注法国高等研究的总体进展。他对它不满意，有意见。教师招聘会考模式走了样，竟为大学的全部研究活动定方向，这个严重问题令他担忧，也令我担忧。由我们两人思考且由他撰稿的一篇重要文章，明确表达了我们的思想，被我们笑称为“《年鉴》的意见”。


    然而，在校外，战争的乌云在积聚。布洛赫从不研究政治。我一直在想，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怎样才可以研究政治。但他骨子里还是法国公民。从1936年开始，我们开始格外关注公共事件。对他和我来说，慕尼黑预示着命运的巨大灾难。法国抛弃了她的王牌，断送了她在中欧的物质与精神地位。法国以令人反感的冷漠，抛弃了一个我们最优秀的军官曾经训练过其年轻军队的国家；一个尽管困难重重，也要轻信他人许诺让他们拥有幸福未来的国家；一个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德国的东面阻止德国无休止地侵略、绑架和征服的国家。布洛赫和我一样，不接受这种抛弃行为。这种抛弃必然导致失败，作为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不会对它的效用抱有幻想。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可是，面对那么多纠结在一起的势力，除了从精神上保全面子，又能怎么办？


    战争爆发了，布洛赫更不犹豫了。他出生于1886年7月6日，到1939年7月6日他53岁。他有六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年。在1914年至1919年战争期间，他被提拔为上尉，那时他20多岁。从那时起，他没有申请任何新的军衔，在战场上获得这些军衔之后二十多年，他一直佩戴他的步兵军官的不起眼的三道杠。他笑着对我说，他是“法国军队最老的上尉”。我回答他，如果再早一点，我不受年龄限制，可能会跟他争夺这个称号的，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按照规定他可以解除他的军人义务，继续担任他在索邦大学的教席。但是，这位闻名整个欧洲学界的学者，这位无可争议的大师，有那么话要说，有那么多东西要写，是一个具有那么丰富的智力和精神的活宝库。他却还是再次穿上戎装，再次成为布洛赫上尉。


    军队的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发挥他的长处。战争时期，法国除了化学家，不管怎么说都不需要历史学家。这位杰出的大师，在国外比在国内还有名，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有名，因此，一个叫马克·布洛赫的人就顺理成章地被某个跟英国军队进行联络的高级部门聘用。布洛赫个人也愿意，因为他觉得这样能为祖国效力。人们聘用他在斯特拉斯堡当地一个不重要的行政部门干些抄抄写写的活。1939年初，这个部门撤到莫尔塞姆，后来又撤到萨尔韦纳。我在写这些时，面前就有他写给我的信，字里行间充满着要尽可能报效祖国的想法。10月8日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工作几乎不值一提，而且肯定有许多别的工作更能让我发挥作用……我甚至不提从经济观点来看要做的所有工作，而且我能猜到，我在牛津、剑桥、伦敦的所有同行，此时都在担任这种工作。我们在这里，几乎不想做任何事情来反对商界人士的严重偏见……此外，我一点也不依恋巴黎，因为它好像对我的抱负置若罔闻，这让我感到不快。但是，当我想到一个惯于运用证据的人可以在第二局做出的所有贡献，想到一个头脑大致还明智的人就是在第一局也可以做出的所有贡献，最后想到某个熟谙英国事务的人在一些必要的和可能困难的联络事务上可以做出的所有贡献——我对我所做的事情失去了耐性……我完全可以胜任参谋部的一种重要工作嘛，而且如果我出点力还能做得更好。


    他还请我尽可能帮他，因为“应该做到人尽其用”，他提醒我他的军人地位、他的军衔（他不带明显讥讽地说，1920年以后他还获得过国土勋章呢）、“正规的”战时兵役、四次嘉奖、一次负伤、一次荣誉军团勋章。


    1939年10月15日，他换了个环境，是北方的一个重镇，在种植甜菜和放牧的平原上。一望无际的蓝天上飘浮着美丽的云彩。某地驻扎了一个司令部。布洛赫先是被第二局任用，后来突然调到第四局，这是一个关键部门，向军队供应汽油。活儿相当繁重，而且到时必定负有一些沉重的责任。布洛赫的不起眼的三道杠本来可以让他在第二局合理地“随处展示最可怜的个性”，可是“人们尽管知道要正确用人，却采取了一个特别糟糕的方法”，使他成了部队的“储备物资、酒桶和油罐车的大老板”。他也没有表示不快，尽管热情不高，但有一种意识：“至少他是有用的，能做一些事情。”但他照样表露出“空虚、荒谬、近乎沮丧（未必尽然）的感受，天啊，一个人到了斯特拉斯堡，有点像我们那么多次上前线时的感觉，可是七个多月来只是抄抄写写，而且还是一直躲在克莱蒙费朗或巴约讷的一个办公室里”。


    起床号突然响起，惊心动魄。1940年7月4日，马克·布洛赫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又从英国撤到布列塔尼，侥幸避免了被俘，开着他侥幸保存下来的汽车到盖雷，找到了在“奇怪的战争”期间住在这个安宁的、靠近他在富热尔乡下的宅子的小城的布洛赫夫人和孩子。局势急转直下。签了停战协定的卑鄙之徒摇身一变，成了德国主子的种族主义迫害政策的执行者。布洛赫是他们暂时打着一种伪善的幌子同意留下来的几位大学教授之一，但是不让待在巴黎。他先被遣送到克莱蒙费朗（他在那里加入了撤到奥弗涅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一年后又被遣送到蒙彼利埃，他觉得那里的气候可能适合他的妻子，她很疲乏，而且刚刚患过一场严重的胸膜炎病。但是在蒙彼利埃，家庭没有完全重新聚在一起。在西班牙被关了几个月后，布洛赫的几个大孩子立即越过比利牛斯边境，加入了解放武装力量。他本人不必在蒙彼利埃滞留。此时德国人已经在巴黎掠夺了他的藏书丰富的书斋，一本书都没有留下。不久前，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盗窃了亨利·奥瑟的书斋，把它搬到莱茵河彼岸。当这些德国人跨过边界，占领了法国全境时，马克·布洛赫听从地方当局的建议，立即离开了蒙彼利埃。一段时间之后，维希政权解除了他的职务，因为他“临阵脱逃，擅离职守”。如果人们想到，这种话竟是从同一个“敌人”的口中说</a>出来，就觉得既可笑又无耻。


    此时，布洛赫本来只需躲藏起来，挨过几个月，和妻子及最年幼的孩子一起，等候预料中的最后灾难来临。但他一如既往，选择了行动。他投身于抵抗运动。他的活动中心就是他的出生地里昂。而且他的名字不再是马克·布洛赫，他同时有两个假身份，一是“莫里斯·布朗夏尔”，一是“自由射手运动”委派到里昂抵抗统一运动地区指导委员会的代表“纳博讷”。尽管他年纪已大，健康状况也并非一直很好，他还是放弃了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义无反顾地去冒着一切危险从事地下活动。


    在那些极端动荡的岁月里，我见过他几次，每次都是从里昂赶往巴黎，参加他的组织召开的会议。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是的，是我！……明天到您那儿吃晚饭，行吗？”他悄悄地在离拉雪兹神父公墓旁边的拉丁区很远的地方下车。他对索邦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周围的情况很不放心，我家是这些地点中他通知并造访的唯一去处。有时他要求我邀上一两个朋友，如保罗·埃塔尔和乔治·勒费弗尔。我总是发现，他还是那样敏锐、乐观、积极；还是对解放以后的未来十分操心，尤其是对必要的改革十分操心，不对，是对必要的教育革命十分操心。在最后几次造访时，有一次他递给我一份出色的教育的全面改革计划，以下面这段话开头：


    我们的失败基本上是智力和性格的失败。指出这一点，也就意味着，解放以后，重建我们的教育制度，是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一个新生的法国需要一代按照新方法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没有这样的年轻一代，就难免在以后重犯昨天的错误。


    他由此得出“关于进行一场教育革命的说明”，在《政治杂志》第三分册上刊载，《政治杂志》是地下出版物，有人曾建议布洛赫担任主编（他没有答应）。我从中看到下面这段话：


    我们的垮台首先是领导者的垮台，而且，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中大部分人没有勇气承认，它既是智力的失败，又是性格的失败。就是说，在其深层原因中，我们的社会向青年提供的教育有欠缺是第一位的原因。


    我把布洛赫的这些计划提交给了主宰教育改革委员会命运的保罗·朗之万。我希望在我们大家都期待的“革命”中，他能将这些计划中的许多主意付诸实施。[328]


    布洛赫对他可能遭遇的危险并不心存幻想，有天晚上我更理解到这一点。那天晚上，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他正要离开，而我傻傻地（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谁不会这样犯傻呢！）对他说：“您要当心才是，以后我们会非常需要您的。”我听到他回答说：“是啊，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如果是……死亡？不仅仅是死亡，而且是一种可怕的死亡，是的。可是那又怎么样？”……然后他便消失在楼道的黑暗中。


    1944年一个阴沉的春日，灾难降临里昂。经过长达数月的搜查，盖世太保最终还是抓住了统一运动里昂指导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布洛赫被捕了，被关进蒙吕克城堡阴森恐怖的牢房，受到野蛮人的拷打和折磨。有人曾在盖世太保的巢穴见到他血流满面。人们知道他受过冰水浴酷刑。因为在受过这种可恶的酷刑后，布洛赫感染上支气管炎和肺炎，他想必被送到诊所，况且得到很好的治疗，并且痊愈了。但他之后又被送回牢房。他等待，他知道，他可能而且不得不面临最坏的结局，但是他的精神仍然极好。他跟被俘的同志谈到法国，谈到她的历史，谈到她的未来，除了这些他什么也不会对这些朴实的人说。同志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是他们最终还是猜到他们的这位久经考验、满怀希望的狱友是索邦大学的一位教授。当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了，里昂的德国人急着撤退。他们按照他们的方法来清空监狱。于是有一天晚上，有人看到，在离这个大城市二三十公里远的乡野，停下一辆汽车，车上下来一些囚犯，他们有的被德国人亲手枪杀，有的被德国人的走狗枪杀。之后这些人又仔细焚烧了有关这些囚犯的文件，以及他们的身份标志。市长接到通知，叫人来掩埋这些尸体。然后这些人又赶往另一些杀戮场所。


    1944年6月16日，二十七位法国人，二十七位爱国者，从蒙吕克监狱被带出来，押到一块田野上，这地点叫作勒鲁西尔，在从特雷武到圣迪迪耶德福尔芒的路上，在里昂以北约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其中有一位长者，头发已经灰白，眼光犀利。乔治·阿尔特芒在《政治杂志》中一篇动人的文章中写道：在他身旁，一个16岁的孩子浑身颤抖：“会很疼……”但是布洛赫深情地抓住他的手臂，对他说：“不，孩子，一点都不疼”，然后他第一个倒下，牺牲前高喊着：“法国万岁！”


    欧洲最伟大的智者之一，就这样被德国人的子弹消灭了。对他来说，这个欧洲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一位非常伟大的法国人就这样死去了。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不应该让他的鲜血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