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活历史之死

    加斯东·鲁普内尔[325]


    1946年春天，加斯东·鲁普内尔在他热爱的家乡，勃艮第的热弗雷与世长辞，享年75岁。在当代法国历史学家队伍中，他是一位独特人物。那些不了解或不理解他的人，说他既是小说家，又是历史学家。确实，《诺诺，拉科特的葡萄种植者》（1910）和《邮递员加兰》（1913）的作者，与写出《城市与乡村》（1922）的历史学家是同一个人，有些人认为鲁普内尔只是一个有点奇思异想的历史学的业余爱好者而已，而《城市与乡村》这篇索邦大学</a>的论文立刻就让这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出现在这些人面前。这篇关于“第戎地区居民”的研究论文，正如其副标题所言，实际上是一部非凡的富有价值的社会史著作，这种社会史是在我们国家17世纪的农民和（失去继承权的）自由民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社会史。鲁普内尔写信感谢我在发表于《批判杂志》上的书评中，把他的勃艮第小说和历史学论著结合起来一起颂扬。当他的《法国乡村史》发表时，我被吸引住了。啊！当然，这些篇章的风格十分大胆，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利用得有点多，抒发感情时感叹号或许也过多了些，为喜欢吹毛求疵的人提供了找碴的对象。可是那又怎样？整本书都散发出芳香，让人觉得是在刚翻耕了土地的森林和牧场中，在鲜花盛开的葡萄园里；每一页都描绘了那么美丽和谐的自然景色；表达了那种对耕作者劳动的热爱，“那么完美，那么悦目，似乎让整个世界处在祥和之中”。要我去附和那些有点啰唆的批评家，我不干，像他们那种作家是感受不到这本杰作的迷人魅力和深刻教益的。


    这是一本促使人们如饥似渴地去求知的书。


    对鲁普内尔的哲学著作［两篇《西罗亚》（Silo?）］，我持有较多保留意见。可是那又怎样？只要他的思想把人们带回到田野和葡萄园，人们马上就会忘记一切，他的表达那么准确，感情那么深切。


    邮差给我送来一篇出色的鲁普内尔传略，是从1946年的《勃艮第年鉴》第18卷抽出的单行本，是我们的撰稿人圣雅各布署名发表的。他的描述细致入微。而且向写了《诺诺》的历史学家和展现了“城市与乡村”的人表示了敬意。我完全相信《城市与乡村》已经绝版。难道它不值得第戎人花些气力去弄一个再版吗？这种高质量的社会史著作多么难得啊！读了这种著作，人们就会喜爱这种丰富而艰深的历史学。


    加斯东·鲁普内尔的一封信


    加斯东·鲁普内尔的最后一本著作《历史与命运》发表时，我首先有了为它写篇书评的念头。可是刚刚在被俘期间读了这本书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要求我让他来享受写这篇书评的乐趣。不久前，人们在《文集》（1944）的第四分册中读到这篇书评。加斯东·鲁普内尔读了这篇文章后，即写了下面这封信给费尔南·布罗代尔。它说明了这本著作的产生、特点、精神。它尤其显示了加斯东·鲁普内尔的智力和道德的面貌。我们认为，把这封信发表出来，能向这位用心深刻的作者表示最后的敬意。


    先生，您在《社会史文集》第6期上发表的一篇出色而重要的文章，高度赞扬了我的《历史与命运》这本书。我谨向您表示感谢。而且我还希望，从这个谢辞中，您能觉察到除了一种寻常的感谢之外的意思。因为您谈论我的工作时所怀的宽厚的同情心，令我很感动。在您的（无论如何是合理的）保留意见中，甚至在您的（常常是很有根据的）批评中，都带着一种善意的语调，让人能感觉到一种仁慈的语气，我对它们并非无动于衷，请您完全相信这一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很高兴向您诉说我的感动和感激。甚至一个朋友，在行使他自由评价的权利的时候，也可能不像你表现得这么友好，这么宽容。


    您不仅敏锐而宽容地进行了评价，而且猜到这本历史书有“它的”历史。您说“历史与命运，1944”。我更确切地说“历史与命运，1940—1942”。我是在1940年7月初开始写的。我刚刚在家乡的热弗雷—香贝坦村看到，国道上涌过大批难民、汽车、手推车，人们徒步行走，神情哀伤，一片凄惨景象。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军队，一些没有武器的士兵，是法国军队的残兵败将。这样巨大的恐慌场面：这就是法国！……德国兵就在我们家门口扎营，装甲车、长官、兵士，他们是胜利者，趾高气扬。……那是一些多么难挨的日子啊！……人生暮年，除了我个人生活的无法补救的厄运，还要加上公众的、民族的、生活的厄运……德国人就在离我们家几步远的地方构筑他们的新边境：划出边界线，这条线可能会永远把法国一分为二！……人们陷入这种境地。这是旧历史的一种结局！……这种历史，我满怀信赖和</a>诚意教了四十多年！……


    我开始带着愤怒和恼恨写第一部分，抨击的口气和批判的态度常常令人不快和失望。我怨恨这种对我们而言本该是过去生活经验的“历史”，而且它似乎不再有任何价值，既不是警示，不是有益的回忆，不是希望，也不是慰藉！……


    我是在1940年7月初开始写的。这项工作让我忘掉自己。后来我感到很疲劳，很气馁。第一部分一次写成，从40年秋天写到41年夏天。俄国的参战让我突然有了希望。意外的奇迹出现了。写这本书的第二、第三和最后部分时，我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我感觉到有一种保护人类命运的“天意”眷顾我和其他人，您会感到惊讶吗？


    请原谅我的信写了这么长！十五天前，我一看到您的文章就开始写，曾经由于严重的支气管炎不得不中断。我从中间划了线的前一页重新开始写。这里我有许多东西要加上。但是这可能让您不耐烦。可是我一心想要对您说，您已经能够当预言者了，还看到了其他事物。当您说我不想“离开你们”时（第76页的中部），您说对了。而且，尽管我会写出这些东西，或者说好像考虑了这些东西，但我还是觉得信赖人类努力的人就在身边。如果说天命有它的奥秘，那么沙漠一样冷酷的尘世也有它的坚忍的伟大。我还想到，一些“互不相容的”东西困住了我们的智慧。


    在结束这封过长的信之前，我最后还有几句话要说！您责备我所说的关于米什莱的话，您是对的。但我曾经那样喜欢他！我曾经那么相信他！……可是我的非常要好的朋友马迪厄让我看了米什莱在1827年或1828年（？）左右写的一封信，那封信仿佛出自一个不知廉耻的平庸的新贵，我的偶像轰然倒塌了。不久后我还发现他在与出版社的账务来往中“锱铢必较”。简言之，我背弃了这个我崇拜过的神。可是现在，我又坚持吕西安·费弗尔的看法了，关于米什莱他说得那么好！我重新觉得他是充实历史学的天才。他让学者们振作精神，而且也许将来还会使历史学恢复活力！……


    我很抱歉还说了其他一些话误伤了一些正直的人！在论战中，有多少抨击是愚蠢的啊！……


    加斯东·鲁普内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