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
3个月前 作者： 塔奇曼
1944年6月—9月
史迪威在缅甸的几个月中，中国国内由于经济上的瘫痪、日本的再次进攻以及日益增加的不团结和不满情绪，局势极度恶化。由于对当局不满，去年12月在蒋介石</a>于开罗参加会议的时候，一群青年军官阴谋政变，不是要除掉蒋介石，而是要除去何应钦、戴笠、孔祥熙、陈氏兄弟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腐败无能的军政要员。政变在发动前就被戴笠的特务所发现，这次少壮派政变据说涉及了200—600名军官，并有16名将军被处决。蒋介石的视野被局限在自己所信任的几个人的狭小圈子里，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孔祥熙和何应钦，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这些政变者所表达的不满。
从1月到6月，在昆明、桂林、西安和兰州，这里的美国驻华官员报告说到处都显示出衰败和不和的迹象。他们感到担心的是，中国的士气日渐低落。官员史无前例地腐化，部队无能，政府只是在慢性自杀，中国当局认为只有积极准备对共产党发动进攻才使他们苟延残喘。由于受到长期战争和占领的压力，统一的纽带断裂了，而军阀分裂的局面又出现了。两广的分裂再次出现，两位早期的国民党元老余汉谋和张发奎本来就摇摆不定。据说四川和云南的地方派系准备一旦重庆的政府崩溃，就跟两广的政府结盟。在鱼米之乡的湖南，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的司令部开始公开表达不满情绪。成都各派公开叫嚣要根据民主原则改组中央政府。据领事的一份报告说，云南谴责政府是“一个完全失去民众支持的集团”。报告说，在北方，那些过去曾经骚动的军阀又开始蠢蠢欲动，其中包括“模范督军”阎锡山</a>——史迪威曾经在1921年为他修了第一条公路。
《地平线：中国》，摘自《时代》杂志，1944年9月
驻华人员的报告一致表示悲观。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以不到生产成本三分之一的价格强行购买商品，结果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广西每8个矿就有7个关闭，而重庆每18个铸铁厂就有14个倒闭。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组建一个可行的运输体系以保证供给，或者去调节税收：由于腐败无能，现在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只占到征收款的不到三分之一。强制兵役仍然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果树和牲畜被没收，而强制缴纳粮食使得无穷无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税收又增添了一种。一些走散的士兵由于饥饿或病重无法跟上自己的部队，但是又离家太远得不到接济，他们只能在路边弯着腰，在无言的痛苦中拿着碗乞讨。那些被强制征募来修建机场的劳工在武装卫兵的监督下劳动。他们很少得到报酬，而且只有家在附近的人才有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很多人都是来自裁军以前各省的部队；他们吃的东西很少，很多人因此饿死。由于经济上病入膏肓，官员们通过各种无法想象的手段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一个美国上尉在重庆待了半年以后这样说：“我真想休假一年，离开部队，在这个国家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
外国记者也有同感，他们不断地跟审查机构发生争执。4月份的时候他们共同向蒋介石表示抗议，声称中国新闻检查机构只许他们发表对中国理想化的报道，而不许他们发出任何对政府暗含批评，披露“中国经济形势严重性”，或者通过任何方式对“中国部队的指挥、状况或者使用”提出质疑的报道；因此除非放松这种政策，否则他们无法像一个有责任感的记者那样工作。蒋介石的答复是，只要这些报道不是对中国抗日进行诋毁的，那就可以给予充分考虑。
在重庆，尽管有官方的镇压，但是不满情绪还是日益表面化。前四川省主席、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一本大胆抗议政府独裁的小册子。宋庆龄一直是自己家人的政治对手，现在更是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连那些官方许可的报纸也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在昆明，这种呼声也很高；墙壁上出现了反对口号，而学生则举着标语、拿着请愿书进行游行和示威。在此过程中，蒋介石的无动于衷让人困惑。他在中央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未能采取任何改革措施；根据高思大使6月8日的报告，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大使警告说，自此以后政治动乱浪潮只能波涛汹涌了。
在此情况下，日本人发动的代号为“越后”的攻势继续给中国的局势造成危害。此时的战争已经对日本不利了。它的西方敌人正在通过太平洋毫不留情地挺进。这个攻击珍珠港并占领了从奉天到新加坡之间大量土地的傲慢帝国，正在遭遇他们这种人无法避免的命运。日本已经贪多勿得，不过，尽管其边缘正在崩溃，但是它并不打算放弃中国。“越后”行动的目标就是借助连通从天津到广州的交通线，通过清除美国的空军基地来加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间接地说，这也是日军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最后努力。
在4月开始的第一阶段攻势是从黄河向迄今日本尚未占领的京汉铁路的一段间隙发起进攻。根据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情报说，尽管在河南的34个师包括了中国军队中一些所谓的精锐部队，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计划或者有能力阻止日军的前进”。他们面对敌人便四处逃散，结果河南陷入混乱，这些散兵游勇四处到人家里抢劫，甚至连做饭的锅子都不放过；夺取了武器的农民也变成了强盗，就像1927年时的红枪会一样。在这种崩溃的状况下，邻近的山西省的共产党部队开始渗透。美国大使馆派驻西安的一位观察员说，当地老百姓认为，一旦赶走日本人，那么共产党就会控制此地，还说：“如果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越后”进攻的第二阶段是从汉口向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东的一系列空军基地发起进攻；这次6月开始的进攻似乎完全可能重复他们之前取得的成功。中国的总参谋部并没有就机场和联系这些机场的中心城市防御拟就任何计划。当生产稻谷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在6月18日陷落的时候，之前由于河南的浩劫而对政府的失职表示不满的言论传到了南方。除了军事方面外，国内的前景也令人不安：粮食储备减少，贸易中断，大量难民涌入非占领区，自由中国的面积缩小导致征募和税收增加。美国的一份报告总结说这意味着人心涣散，中央政府被削弱，相应增强了各省派系势力，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将继续下去。简单地说，中央政府还能够支撑多久？报告的作者谢伟思认为，政府还能够支撑一段时间，但是它会越来越虚弱，长远看来，它迟早会崩溃。
谢伟思属于那一群在中国出生的使馆人员，埃里克·塞沃瑞德曾说：“这是我在驻外美国使团的年轻外交官中所看到的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他们在中国是消息最为灵通的。”跟其他两位二等秘书雷蒙·拉顿（Raymond Ludden）和约翰·爱默森（John Emmerson）一道，谢伟思最近被任命为史迪威驻重庆总部的政治顾问，这让美国大使很不高兴。
日本进攻华南所造成的危机导致了陈纳德——史迪威纠纷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阶段，这也引起陈纳德及其追随者在战后仍然对史迪威耿耿于怀，大肆攻击。当时在人们心目中，陈纳德空军的有效性要比其历史地位高得多，而且当时是各种态度和决定的关键因素。
由于第十四航空队对日军供应线进行了持续的和破坏性的进攻，航空队妨碍了日军进攻，但是没有能够阻止他们。由于显然无法仅凭飞行员就阻止敌人向空军基地发动进攻，因此陈纳德反复缠着史迪威，要求提供更多的飞机、供应和燃料，甚至要求得到供地面部队防御用的武器。他宣称自己的物资“根本不够用”，并坚持要求得到1万吨物资。史迪威认为这种鼓噪是为了“逃避无法兑现承诺的后果”。陈纳德曾经向蒋介石承诺，如果第十四航空队能够得到有效支持，那么它就能够阻止日本人的前进；然而它现在发现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陈纳德“是在寻找退路，办法是再多给一些支持，他就能够阻止日军，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再给他支持了”。向他提供额外的物资只能挪用原来拨给B-29轰炸机的物资，而史迪威认为由于地面过于虚弱，提供额外的物资也只能白白浪费掉。正如他在“三叉戟”会议上说的，为虚弱不堪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保护是没有价值的。
正是由于此次争执，史迪威在6月4日被委员长从缅甸叫过去。由于蒋介石施加了极大压力，最后史迪威同意在陆军部批准的情况下，可以从B-29那里挪用1500吨物资，这样就可以使陈纳德的物资达到1万吨。马歇尔拒绝了。他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为陈纳德发动空中战斗所提供的巨大支持是不值得的；由于驼峰航线占用了大量的运输机，欧洲的胜利因此被延迟，这让马歇尔很恼火。史汀生曾经抱怨说：“它把我们的运输机掏空了。”6月6日，也就是在马歇尔回复史迪威的前一天，盟军攻下了罗马，同时在诺曼底登陆。马歇尔认为，如果中国战区当时那些运输机被用于欧洲战场的话，那么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进展就会更加迅速。
另外，当时的军事思想非常倾向于对敌人的工业设施进行远距离战略轰炸。马歇尔在拒绝把远距离轰炸机的物资挪给陈纳德的电报中说</a>，绝不能妨碍通过B-29对日本发动袭击。他宣称，长远看来，这比把物资转给陈纳德对中国的帮助更大。他还专门针对蒋介石说，欧洲的经验证明了“纯粹的空中抵抗”对于地面进攻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正如在罗马斗兽场中皇帝把拇指朝下指一样，马歇尔的回答表明，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拒绝了陈纳德的要求。这种拒绝方式的缺陷是，陈纳德及其支持者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结果他们一致迁怒于史迪威。史迪威自然对此明白无误。他给马歇尔回复说：“指令明白。正是我所期望的。”史迪威似乎对华东的命运无动于衷，这主要是因为，他相信日本人最终会由于供给问题而自行停下；此外，这时再拯救敌人进攻路线上的第一批机场已经为时太晚。他的计划是，在他成功地重新开通滇缅公路之后，把Y师和北部战区部队调入中国西南部，然后跟Z师和他仍然期望得到的一支美国陆军一道，通过集结一支25万人的军队，他将开辟一条通到沿海的道路，并夺取一个港口。
要通过美国媒体的善意编造继续掩饰中国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文章开始出现，甚至亨利·卢斯的出版物也试图解释这种糟糕局势，承认中国的弊端和低效，同时把这些归咎于美国未能尽到责任打破对中国的封锁。《生活》杂志在5月1日发表了白修德的一篇文笔犀利的文章，文章把国民党描述为“融合了塔莫尼厅[1]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最坏的特征的腐败政治集团”，并宣称，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持续恶化”，这使得未来跟共产党内战的结局变得难以预料。略显怪异的结论（很可能是出自美国编辑之手）则是，美国有“义务”支持这个反民主并且正在节节失利的政府，而且“现在支持的规模和力度要远远超过过去两年”。
一些人对这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比如美国军事情报部的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认为，美国的无条件援助只会激励国民党更加具有依赖性而不是自强，因此这种援助可能只是“延长死亡之吻”而已。
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努力摆脱其统治的弊端，但是每一次改革或者革命的努力总是蜕变为压迫和腐败，就仿佛在魔力的影响下王子又被变回一只蟾蜍一样。中国的乱政与其说是由于专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无效的统治。如果说权力会造成腐败，那么权力式微就会造成更多的腐败，因为这需要不断的政治交易、贿赂以及不妥协。1944年6月，三十年来一直在观察这种过程的高思大使疲惫地意识到了美国试图促成这些变化的局限性。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我只能承认，我想不出我们还能再做些什么。”
无所作为的建议不是美国精神所欢迎的。据信美国可能发挥作用的是推动、说服或者强迫中国将其全部现有军事力量都用于对日，并且为了达成此目的，应当弥合与共产党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使国民党无从发挥其战斗力。高思大使受命于6月15日向蒋介石表明了这种看法。他奉命敦促蒋介石跟共产党达成协议，这样就可以结束对共产党的防范，并使双方都可以将军事力量投入对日作战。至于中国最近请求增加援助或者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实施《租借法案》，高思告诉蒋介石说，由于美国在欧洲的义务，目前无法增加援助。高思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蒋介石有依赖性，但是并不顺从。他和他的同伙们不相信美国会冒险撤销对他的支持。然而，美国国务院在5月向美国军官散发的一份政策建议的文件中表明，美国“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支持国民党政府”。如果授权高思向蒋介石转达这种意思的话，这种令人吃惊的突然萌生的独立态度本来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高思得到过这种授权。宋家的游说和关系，教会团体以及救援中国组织的影响，此外还有中国国防物资公司（这是后来为中国游说的核心）的分支机构以及政府内部的惰性，都倾向于维系这种联系。就像美国国务院5月的政策建议那样，美国偶尔在中国的网中挣扎了一番，但是并没有挣脱掉。
1944年，美国对重庆的被动日益不耐烦，因此在军事上开始关注共产党的战斗潜力。据报告，在山东、河北、山西和苏北，共产党正在积极对敌进行游击战，但是由于派驻重庆的外国人不许访问隔离线以北的地区，因此对此并无直接证据。他们稳固驻扎于华北一个对最后打败日军至关重要的地方。除了东北之外，这是日军和日本工业在中国大陆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一旦苏联在远东参战，这也是跟苏联作战区域相邻的地方。
自1937年以来，经过“长征”后余下的共产党部队到达延安，并在相当于日本国土大小的地方建立统治。在过去的七年中，据估计，共产党控制下的领土从3.5万平方英里（约9万平方千米）增加到了15.5万平方英里（约40万平方千米），人口从150万增加到了5400万，而武装力量则从10万人增加到了47.5万人。在苏北、湖北、广州周围以及海南岛的日军占领区均有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他们往往渗透进日军推进后未能进行适当驻防的敌后区。他们带来有效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结构，提出减轻赋税并废除参与傀儡政权的地主的地租，结果这使共产党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农民由于不再受到盘剥和拉壮丁之苦，他们第一次觉得他们缴纳税赋是有所得的。随着共产党根据地的扩大，跟中央政府相比而言他们的地位加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国民党在河南遭到溃败后其虚弱已经完全暴露，这更使共产党信心倍增。
美国既想避免由于内战而使中国分裂，也想让共产党配合对日作战。内战不但会摧毁任何保持稳定中国（这是未来和平的基础）的希望，而且可能导致美苏冲突。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看来必须让敌对双方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产党和国民党表面上都支持建立联合政府的想法，并在1943年开始就政治解决进行谈判；这很可能不是真的相信联合政府，而是谁都不想看上去把打内战作为自己的政策。美国对联合政府的希望是基于一种普遍的想法，那就是认为共产党的目标并不是想统治整个中国，而是希望跟重庆达成政治解决办法，从而可以一致对日。
毛泽东与外国记者合影，前排右二爱泼斯坦，左二白修德
美国持有这种看法的另外一个动机是，共产党更加富于活力，因此可能赢得内战。美国的战争目标并不想让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来统治中国，因此，看来有必要在苏联上场之前先建立联合政府。对此更加担心的是蒋介石。据报道，他正在撤出河南的部队以加强对共产党的封锁，并想赶在盟军仍然忙于欧战、苏联还未能向远东进发或者美军在中国登陆前对共产党发起进攻。
外国媒体以及美国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要求重庆政府允许他们访问共产党地区。1943年11月，在向媒体承诺后紧接着的是半年的推诿，直到由三名记者组成的代表团[2]（代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出版物）最终得以在5月成行。华盛顿试图派遣军事观察团，这个请求得到有礼貌的批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照办。
1943年6月，戴维斯在给史迪威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议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戴维斯指出了这个地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以及此地与未来苏联进入的关系，并指出，唯一曾经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美国观察员是1938年访问过的卡尔森上尉。戴维斯和总参谋部的廷伯曼将军（原为第十五步兵团的，现隶属中缅印战区驻重庆总部）向马歇尔说明了派遣观察员的重要性，而戴维斯1944年1月的第二份报告送交了白宫的霍普金斯。2月，罗斯福正式请求蒋介石允许军事观察员“立即”前往山西和陕西，同时他委婉地没有把这些地方称作共产党的。蒋介石很有风度地同意“促成”使团成行，同时他强调，他们自然只能访问那些处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地方。
由于有了他的许可，中缅印战区开始组织这个参观活动，与此同时，也并不在乎所施加的限制，因为限制使得参观毫无意义。为了保证观察员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摆布，史迪威特意寻找那些懂中文并了解中国的人参加。他任命包瑞德上校为团长，谢伟思担任他的政治助手。据说包瑞德是美国驻华人员中唯一可以用中文给中国人讲笑话的人。
史迪威自己对此事也很感兴趣，这自然是因为他期望跟他所认为的一支富于活力和主动性的部队结合。共产党让他想起了虽然规模有限但还是让人吃惊的平型关大捷；跟其他人一样，从此以后他就对富有成效并勇于进取的游击战印象深刻。共产党军队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及其同僚在1938年曾经给史迪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外，史迪威一直没有忘记缅甸失败后周恩来</a>捎给他的话：“我愿意跟史迪威将军干，我愿意服从他。”当他跟国民党军事体系斗争并面临种种挫折的时候，这句话在他头脑中的意义被夸大了。他甚至一度试图用共产党部队补充亟待补充的Y军，准备采取每100人的一个连补充20名共产党士兵的方法。多恩在就此时与Y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商量后放弃了这种想法；萧说有了20%，不出两周整个连队就都会变成共产党。此时史迪威知道只要蒋介石在，就永远不可能对部队进行改革并使之具有战斗力，而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更迫切地想与远方那些未曾谋面的共产党地区的战士进行接触。至于眼下所需要的则是第一手资料。
军事观察团的代号为迪克西（代表反叛方，取自歌曲《他们说的有关迪克西的事是真的吗》），他们准备3月出发，但是蒋介石继续拖延。罗斯福总统在4月再次请求，但仍然没有成功，这样这件事就转到了另一名特使亨利·华莱士（Henry Wace）副总统的手中了。
如果说华莱士的使团有目的的话，那就是为了说服蒋介石跟共产党谈判。其政府的一个特点是，越重要的问题它越倾向于不交由那些熟谙此类问题的人解决。对中国甚为担忧的罗斯福总统四处寻找解决办法，很想有所作为却又无从下手，因此再次采用了派私人特使的办法。在罗斯福这样的人看来，只要他能亲自出马，那么他就能解决问题；退而求其次，有人替他去也很不错，而副总统自然是最佳人选了。
实际上，选择华莱士去更多的是有关国内政治而不是中国。正在寻求第四届连任的罗斯福知道，7月份的民主党大会代表们会对四处树敌的华莱士心存顾虑。总统很想避免导致民主党内部分裂的争斗。他牢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教训，想加强国会对他的支持，这就可以最终创建联合国；他认为建立联合国是未来的重任。他正想踢开华莱士，这样他就可以找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竞选伙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本能反应是让华莱士不要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因此就有了派华莱士去中国的使命。中缅印战区得知华莱士要来的时候，他们请求授权让华莱士“坚持”要求蒋介石批准让军事观察团视察共产党地区。事后证明，这是华莱士在中国的八天访问的唯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结果便是再次建议撤换史迪威。
华莱士抵达重庆
蒋介石在6月21日到24日与华莱士所做的四次长谈中，驳斥了共产党是“农民民主派”这种流行的看法，并认为他们肯定想夺取中国的政权，而且实际上“比苏联共产党更加像共产党”。当谈到允许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先是拒绝了，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第二天他又同意了，也许希望从罗斯福那里也能得到相应的好处。蒋介石早就想摆脱史迪威和高思这两位他不抱有幻想同时又掌控他与美国的联系通道的人；但是由于他在摆脱史迪威一事上一直未能成功，所以他这次没有直接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而是要总统派遣一位私人特使来，这样他就可以无须经过国务院或者陆军部而直接跟白宫联系了。重新得宠的宋子文担当翻译；他生动讲述了史迪威未能满足第十四航空队的需要，并说他“不相信史迪威将军的判断”。尽管华莱士并不同意蒋委员长的看法，但是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正如他后来说的：“我被陷入危急的这个人的呐喊</a>深深打动了。”
陈纳德极力加强了华莱士的这种印象。陈纳德在重庆欢迎他，还把艾尔索普中士派去做他的“空军助手”。之后，他们又在昆明接待了华莱士。陈纳德和艾尔索普还不知道自己得意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还坚信只要他们能摆脱史迪威，在中国发动空战就会占上风。宋子文成了他们的富有说服力的盟友；自从他上次的企图失败之后，他想挤掉史迪威的兴致更高了。有了他们的活动，华莱士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认为史迪威必须走。尽管他想让陈纳德接替他，但是有人向他建议说，魏德迈是个更加现实的候选人。高思在被问及时也表示，委员长已经无法跟史迪威有效合作了。
高思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其实，即便没有陈纳德和宋子文所提出的那些令人生疑的理由，史迪威也应该被撤回，因为他的使命是调动中国抗战，但是蒋介石不情愿让这种力量调动起来。这种“我们不行”跟第十五步兵团的“能干”口号是背道而驰的——这无论是史迪威还是马歇尔或者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都是不愿承认的。
在后来艾尔索普宣称是由他起草的电文中，华莱士强烈建议美国总统接受蒋介石的请求，“派遣私人代表作为你跟他之间的联络人员”。此外，或者说作为上面的替换方案，他建议由一位可以赢得蒋介石信任、级别更高的诸如魏德迈那样的将军担任史迪威的职位；蒋介石曾经“直率”地说史迪威将军不能得到他的信任。电报接着转达了中国对所有来访美国人都要说的话，那就是“只要有合适的人做这件事，那么是可以引导委员长进行政府改革的”。电报说蒋介石渴望得到援助，“甚至是指导”，而且“如果用明智的方式向他提及的话，他甚至会同意进行相对激进的变革”。
华莱士没有费神去征求这个他建议撤换掉的战区司令的看法，而史迪威也没有费神去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他正在忙于守住密支那并攻取孟拱的激战中，因此拒绝离开缅甸。他派戴维斯和琼斯代表他，并邀请华莱士到孟拱山谷跟他会面，但是华莱士没有接受这个邀请。
就华莱士有关史迪威的提议而言，马歇尔自然会对之加以阻截；马歇尔很清楚这些提议源自何处，并对史汀生说这都是艾尔索普“经常放的毒”。而且那些游说华莱士的人并不了解的是，正当他们想把史迪威挤出中国的时候，英国正在施加更大的压力，想把史迪威从东南亚战区赶回到中国去。
在回去后写的另一份报告中，华莱士敦促美国对委员长尽可能施加各种影响，迫使他采取进步政策，以获得民众支持，并为中国的抗战注入新的活力。
这样的呼吁是发自中国的报告中不断出现的。在美国势力比较强大的昆明，中国的自由派要求总领事威廉·朗顿（William Langdon）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以扩大其政治基础；他们说，如果不这样的话，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适足以加强一个反动的政府而已。透过朗顿不偏不倚的官方报告可以听到他们那绝望的声音：蒋介石及其小集团“无法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也没有进行战后重建的“合理计划”。蒋介石本人的能力和视野都很有限，中国的未来“在他的领导下一片黑暗”。朗顿的结论跟史迪威的一样激进，认为不改变上层的话什么也帮不了中国。他写道：“只有蒋介石的死亡或者成功的革命才可能扭转当前的局势。”
只要美国的政策仍然无法摆脱当政者，那么朗顿对形势的表述就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正如一名外交官后来作证时说的，当“我们跟一个正在失去权力的政府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是个关键。高思无望地耸耸肩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对此难道还有什么办法吗？谢伟思在提交华莱士的一份文件中认为，解决办法就在于扩大美国的选择余地，不但要支持中国的自由分子，而且不要无条件地支持中国这个在任何自由选举中都会被80%的选民抛弃的政府。他认为，如果美国的政策没有替代方案，那么这种政策就是“被动的、短视的权宜之计”。
物资与公路
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关心的不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赢得战争。他们解决中国危机的提议跟华莱士提出的恰恰相反：不是中止而是加强史迪威在中国的权威——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指挥中国军队。
“越后”行动的成功是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这不是因为美军即将失去华东的空军基地。6月15日，美军进攻可以直接对日本进行轰炸的马里亚纳的塞班岛，此时的战略重心明确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在经过三周的激战后美军占领了这个岛屿，并开始为B-29轰炸机修建机场。这降低了利用中国作为空军基地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由于日军“越后”行动的成功以及中国军队面临进攻的被动表现，这引起了一种担忧，那就是，即使日本本土被征服，那么日本军队仍然可能立足中国大陆继续战斗，这可能使战争延迟数年才能最后将日军击败。这样苏联参战将更显重要，并将使苏联在东北有更多的机会，而这并不是一种让人高兴的前景。更让华盛顿不高兴的是，可能在欧洲胜利后还要把美国士兵运到亚洲，这会引起美国公众的不满。史迪威要求派遣美国师的一个依据便是日本可能延长战争；他争辩说，如果绕过中国，那么中国大陆的日军将不会投降，而中国人自身将无力对付他们。
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中国软弱无力的办法便是让史迪威代替美军出面。因此出台了这样一种计划，那就是让他负责指挥中国军队，授权他激励中国军队并指挥其作战。此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满足英国人要把他从东南亚战区撤到中国的请求。英国的请求现在已经上升为正式要求了。马歇尔在6月访问伦敦的时候，英国的艾伦·布鲁克爵士告诉他说，必须撤销史迪威作为蒙巴顿副手的职务，因为他跟英军的三军将领都无法相处。其他原因还包括他对待钦迪突击队的态度和自由发表憎恶英国佬的言论[3]。马歇尔勃然大怒地说：“布鲁克，你们在印度有三位总司令，他们谁都不肯打仗。我们有个肯打仗的人，可是你却想把他调走。这算什么鬼事？”虽然布鲁克对这种消极态度也很恼火，但是他指出，在蒙巴顿要求下这三名总司令都在被撤出，这使得马歇尔无话可说。
由于中国的局势需要人，而英国不想要人，这就有了共同解决办法，而马歇尔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想法最初是史迪威在开罗时曾经跟马歇尔谈过的，是个具有协调权力的“战区总参谋长”。为了跟增加的指挥权相称，马歇尔提议把史迪威提升为四星上将。6月30日，陆军部起草了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声明，阐述了晋升和设立这个新的指挥职务的原因，指出史迪威“在缅甸造就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部队”，为此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其中包括其盟友的冷淡，而密支那进攻“是在历史上堪称辉煌的战役”。
到这时为止，中国已经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在对日作战方面缺乏兴趣。为什么陆军部认为可以改变蒋介石的既有意图并能设法让他有出色表现呢？答案之一便是美国军方的自信。在中缅印战区尽管有各种困苦，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利多公路，驼峰航线，输油管，以及重返缅甸北部这种“不可能”的任务。难道委员长还会变得更加顽固吗？似乎只要向蒋介石施加足够的压力，美国人想叫他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此外，由于驼峰航线运力大增，即将开通的输油管和滇缅公路将会更多地将现在运力大增的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的物资运到中国，目前在后勤方面的手段大为加强了。而且他们认为就蒋介石目前的状况而言，他抵制美国压力的能力已经大大减少了。不管怎么样，相对史迪威晋升的另外一种做法便是把他撤出并向他的对立者妥协，而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坚决拒绝这样做。他在7月1日向史迪威提出此事时并未提及晋升的事，以避免让这影响他的决定。
马歇尔问史迪威，一旦攻取了密支那，史迪威是否认为值得将其主要努力转向对中国本土部队的“整顿和实质性的指导”？他委婉地告诉史迪威，英国正在要求“调整指挥关系”。他承认史迪威已经经历了够多的麻烦事，这些事“对你所造成的烦扰我认为是现代任何一位指挥官都未曾经历过的”。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在提供什么奖励，因此他最后说：“不要让今天的潮湿和困难最后促成一次爆发。”
史迪威的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派我去哪我就去哪”。假如他对个人挑战委员长跃跃欲试的话，那么这种想法也被他奉命去挽救的这种艰难局势的现实压倒了。他用最悲观、最明白无误的语言向马歇尔表达了这种意思：
……如果总统向他（蒋介石）发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强调我们在中国的投入以及对中国的兴趣，同时指出由于忽视军队从而使中国陷入的严重困境，并坚持重病需要猛药医，那么委员长可能被迫给我一份指挥工作。我认为中国军队会接受我的。何应钦必须让出总参谋长的位子，或者让他保留头衔，但要交出实权。如果没有对军队的绝对权威，我是不敢尝试这个工作的。即使拥有绝对权威，由于目前军队已经元气大伤，我认为要补救也只有一线希望，这就是从山西发动反攻……共产党也应当参与山西反攻，但是，除非委员长跟他们达成协议，否则他们是不会参加反攻的。两年前他们提出跟我一道战斗。他们也许现在会听我的……除了这种尝试外，我看不出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局势……总而言之，尚有一线希望可以在中国抢救出一些东西，但是必须雷厉风行，而且委员长也必须赋予一位指挥官以全部权力……胜算肯定不大，但是眼下我看不出有其他办法。
这肯定算不上是欣然接受，但是马歇尔没有给他什么回旋余地。在24小时之内他就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向总统提交了他的提议，建议晋升史迪威，任命他指挥中国军队，同时还有准备向蒋介石通告此事的电文；电文采纳了史迪威的很多建议，甚至原文引用了他的一些说法。为了使罗斯福没有拒绝的余地，他在提议的最前面措辞严厉地总结了“三叉戟”会议以来的结果，很不客气地提请这位总司令（蒋介石）注意，为了向陈纳德提供补给而在运输方面所花费的巨大努力，被证明“是个滥指挥而且很可能完全无用的举动”，与此同时，史迪威的预言一直是正确的——他预言第十四航空队的有效攻击只能激起日军对空军基地的反扑，而且对这些基地来说，必要的防御只能通过加强地面部队的战斗力才行。
对罗斯福来说，这个提议意味着他要在如何对待委员长的观点上来个大转变，但是在开罗会议之后他做出这种转变来得容易了。他被中国的问题弄迷糊了，而且被马歇尔逼得没有了退路，因此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提议。他是个实用主义者，现在他愿意试一试史迪威，正像他当初试陈纳德一样。无从知道他是否认为蒋介石会同意这种做法。委员长老是叫嚷自己太虚</a>弱，也许这意味着蒋现在无法再拒绝了；不管怎样，罗斯福已经意识到，在军事上不能对蒋介石抱有什么希望了。他几天前曾经对孔祥熙说：“我现在想搞清楚的是，中国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进行战斗，因为日本人似乎想把他们往哪里赶，就能把他们往哪里赶。”因为他和总参谋部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史迪威了。作为美国在战时在中国所做出的努力的一个高潮，让一个美国指挥官统率中国军队的提议表明了美国对自己的影响力深信不疑，同时也部分说明了这是孤注一掷。
史迪威想要的那封“措辞严厉的电文”是陆军部起草的原稿，并未经任何改动便由总统签了名。这封电报于7月6日送交了委员长：
……我认为目前的局势需要授权一个人协调盟国在中国的军事资源，包括共产党部队。
我认为我完全能够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感受，然而……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其他人有能力、力量和决心来消除现在正危及中国和我们抗日总体计划的灾难。我正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将史迪威调出缅甸并直接由你指挥，让他统辖全部中美部队，并赋予他全部的责任和权威去协调和指挥为阻止日军前进而必须展开的战役。我感到中国情况极其危急，若不立即采用猛烈和适当的疗法，那么我们的共同事业将面临严重挫折。
……我向你保证，我无意在有关中国事务方面对你发号施令；然而，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同时美国在那个地区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因此，我有理由对此事深表关注。
请记住，意大利、法国和太平洋的战斗已经明确表明，仅靠空军无法阻止一个顽固的敌人。
总统的电文没有试图照顾委员长的感情，也没有避免使用让中国人反感的直来直去的字眼。这悍然违背了蒋介石那些尽人皆知的政策：要求对一个他曾经多次设法撵走的美国人赋予在中国政体中行事的权力；这抛弃了蒋介石以及陈纳德所迷信的空军制胜论，而罗斯福去年还曾竭力对此予以支持；此外，还明确建议将蒋介石所惧怕的内部敌人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内。这份电报语气粗暴，内容上侵犯了主权；这否定了罗斯福将中国视为大国的想法，相反却接受了史迪威的看法，即认为蒋介石无力处理他的国家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这等于暗中同意了管他叫“花生米”。
有了宋子文的先例，由于担心在传送电文过程中口气会被软化，罗斯福的电报由重庆的高级军官菲利斯将军亲自交给蒋介石，并由谢伟思充当他的翻译。这个在最后的冲突中颇为重要的程序是总统在5月份要求施行的，当时注意到蒋介石对罗斯福敦促Y军采取行动的电报的回复跟原文不符。
马歇尔现在已经告诉史迪威有关他的晋升以及总统电报的内容，此外还严肃告诫他不要再触怒委员长。
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电报的感受如何，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史迪威未曾有过失误，也未曾冒犯过他，即使史迪威有天使那样的说服力、圣人那样的脾气、日本艺伎那样的魅力，蒋介石仍然不会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正如他不会把部队交给毛泽东一样。宋子文给霍普金斯发报说：“今天华盛顿又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陆军部想把史迪威将军强加给他（蒋介石）……我个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此事而言，委员长不会也不可能妥协。”[4]
然而，考虑到还要依靠美国援助，蒋介石只能谨慎行事。他的答复很温和，甚至是恭恭敬敬的，除了对此事紧迫性的看法不同外就仿佛是同意了。他建议“应有一个预备阶段，以使史迪威将军可以毫无妨碍地完全指挥中国军队”。他再次要求派遣一名中间人，赋予他“全权”并“可以调整我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正如宋子文向高思所坦率地解释的，这意味着授权某人指挥史迪威。蒋介石仅有一处暗示了他的不快，即这有关传递电报的方式。他建议说将来总统如果有电报给他，可以交由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赞同派私人特使的想法，但是马歇尔却坚决不同意。正在讨论此事的时候，蒋介石开始提出限制条件了。7月23日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共产党除非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否则不能由史迪威指挥；史迪威相对蒋介石在地位方面的限制必须明确；租借物资必须“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控”。后来与孔祥熙在华盛顿会谈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限制，即蒋介石似乎认为，史迪威的指挥权只限于那些实际对日作战的部队，而不包括后备队。
考虑到史迪威所经历的那些困难，现在必须问问他自己，他是否相信这种地位有可能让他行使真正的指挥权。答案部分存在于军官的操典中，因为他对此很熟悉，除非竭尽全力完成一项使命，否则不能认为不可能完成使命。跟其他人一样，他认为中国的局势之糟令人震惊，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史迪威对加强各师并改革军队已经不抱希望，但仍然希望能够达成某种默契让他担任总指挥，并拥有协调所有部队的权力，而这在中国是未曾出现的事。他认为这种指挥还是有价值的，因为这至少要比现状好。他知道如果处于这种地位，他的命令会被阻截、打折扣或者受到消极抵制，但是他相信，只要能够截断重庆到战场的指挥渠道，那么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白崇禧曾经对他说：“只有切断了连到重庆的电话线，我们才可能在战场上有真正的指挥权。”
在衡阳，薛岳的部队在第十四航空队的顽强支持下，在整个7月间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但是中央政府没有派兵救援，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进攻以吸引敌人。仍然在缅甸的史迪威授权向薛岳的部队运去了一批武器，结果这招致中央政府驻桂林代表的抗议，说这些武器可能落入“匪徒”之手。自此以后，尽管陈纳德以及史迪威在重庆的副官赫恩将军不断请求，史迪威还是拒绝再运送物资。史迪威在给赫恩将军的答复中说，决定权在委员长手里，他两年来一直坚持要把所有东西都给陈纳德。如果在6月份接受了1.2万吨的陈纳德现在意识到他不能阻止日军的话，他就应当如实告诉委员长，“由他做出适当提议”。
由于蒋介石对薛岳是否忠诚很不放心，因此他没有做出什么提议，而薛岳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据驻桂林的美国参谋说，“他说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据说薛岳现在正在与张发奎、李济深（原名李济琛）等人联系，准备一旦与重庆割断联系，他们就自己成立一个自治政府。衡阳在8月8日陷落。难民又开始往西逃难了，他们拿着铺盖卷，独轮车拉着婴儿、锅子和老人，还有成群的人爬在最后一班列车上。由于第十四航空队的进攻使日军的交通线受到重创，因此日军休整了一个月以运送足够的物资，接着又开始向一系列机场中的下一个目标进发；这里距离桂林仅有100英里（约160千米）。
极度恐慌的陈纳德同意将1000吨拨给自己的武器弹药转给薛岳，但并不经由中央政府之手。他跟其他人一样明白，委员长并不支持这个保卫华东空军基地的人。他非常实在地向赫恩承认说：“我不想把这些东西交给军政部，因为那样这些东西极有可能永远到不了薛岳那里。”陈纳德这次不同寻常的承认使他的一种论点站不住脚了：他一直认为，由于未能提供足够的军火，史迪威要为华东的灾难负责。但是一个大胆的政论</a>家才不管能不能站得住脚呢。在亢奋的艾尔索普的配合下，只要有机会，陈纳德还是会老调重弹，把他那公开的借口说给蒋介石听。
史迪威竭力想帮助他们。一年来他努力装备Y军并准备装备一支有30个师的地面部队，现在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并经由罗斯福的催促，为了优先保卫陈纳德的空军，这支部队已经实亡了。当陈纳德的许诺落空时，现在史迪威不想为了掩饰陈纳德和蒋介石的错误而继续提供武器；他希望能让这个错误昭然若揭。尽管薛岳是个真正的战士，但是史迪威并不认为现在帮助他还有什么效果。既然薛岳未能守住长沙，那就没有理由认为他能够守住衡阳，特别是在蒋介石的总体指挥下。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指挥是以政治为推动力的，在军事上看是拙劣的，他对之毫无信心；他决心美国的军火必须用于打日本人，而且要在美国足以施加某种控制的时候。他拒绝了陈纳德提出的将1000吨物资转拨给薛岳的要求。直到委员长亲自提出上述提议，史迪威才粗声粗气地对赫恩说，“让他们自作自受吧”。
7月30日，史迪威离开缅甸前往康提，后来看这是他永远离开缅甸了。在有关他在中国的指挥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时候，在东南亚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去伦敦期间，他要代行其职责。谁都想不到史迪威会接受让他担任盟军最高副司令（他自然地称之为“可怜的盟军最高副司令”）的正式邀请；他宣布真的打算接受这个位子的时候，在康提引起的情绪就仿佛正在等待亚拉里克[5]的罗马一样。史迪威知道蒙巴顿去伦敦的目的之一就是撤换他的副手职务，但是这并没有让他过分担心。“在某个时间里所有的好人都想把盖子盖上，但是结果都没有成功——至少现在如此。”他去“康提孩子们”中走动的用意无非是休息一下，因为他在重庆是无法休息的。从日本俘虏那里他知道密支那防御已经接近尾声，残余的守军每天只能吃半碗米饭，因此他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了。
在机场迎接他的是蒙巴顿那辆插着盟军旗帜的黑色凯迪拉克。他看到后说：“给我一辆吉普车。”他翘着一条腿，在很多人看来，这样表示蔑视未免显得没有器量。他自己开车经过山路去康提，前面是拉着他行李的凯迪拉克。他在蒙巴顿的住地跟他会合并一同吃告别午餐。他后来说：“我不能再跟路易一起吃饭了。我真的喜欢上了那些朗姆鸡尾酒。”两天后的8月3日下午3点45分，经过78天的围攻，终于拿下了密支那。史迪威第二天早晨写道：“终于结束了。感谢上帝。今天上午真可谓是无忧无虑了。至少有五分钟是这样。”
在所有有关此事的评论中最有趣的是布鲁克在伦敦说的话：“很明显，既然现在史迪威把我们领到了密支那，我们只能继续在缅甸进行战斗了。”
在经历了缅甸北部的生活后，史迪威觉得锡兰就仿佛天堂一样。康提海拔2000英尺（约609米），再过去海拔7000英尺（约2133米）的地方就是避暑胜地纽拉艾里亚（Newara Eliya）；这里空气清爽，让他想起了黄石国家公园。这里到处是瀑布，视野开阔，有柏树，有一个湖，还有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史迪威不想住在那里——那仿佛是个白色的宫殿，掩映在百合的池塘中，有芙蓉树和白孔雀踱步的兰花园子和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史迪威选择住在了美国军官小楼中。除了身体方面的舒适之外，他并不觉得自己新的指挥职位让他感到愉快。东南亚战区总部人员有3000人，其中包括30人的乐队和为凯迪拉克开道的摩托车队。军官俱乐部有舒适的皮面椅子，一个不错的图书馆里有英文报纸，还有无处不在的赤脚的仆人随时伺候。在从前担任文职的一个英国人看来，这里的军官“文雅，时髦，很气派”，不过就是他也觉得“康提总部有点不对头……我老是想打瞌睡”。
每天下午，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参加一个正式着装的会议，报告各战区的形势。在由于攻取英帕尔和密支那而把英国拖入缅甸之前，会议主题主要是有关全球战略，这意味着是考虑明年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开战的问题。现在会议主要是有关扩大缅甸战役并向南面的曼德勒挺进的事情。由于担心供给线会越来越长，蒙巴顿认为无法打到曼德勒以南地区，因此建议对仰光发起两栖登陆（恢复“海盗”计划）；这样可以向北延伸，跟中部的其他部队连接起来。蒙巴顿此次去伦敦就是为了获得必要的登陆船只和其他设备。丘吉尔现在愿意忘却苏门答腊，并将他总是高涨的热情投回到仰光，把这当作“英国的最高目标”——攻取新加坡——的序曲。
史迪威对参谋计划没有兴趣。后勤应该是别人考虑的事情。每当谈及一场战役或者战斗的时候，他就会很快抛出一份没有图表或者附录的战术计划；他的理论是“毕竟我们都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在康提他应当没完没了地主持各种会议，他对此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他在日记中提及这些会议时说“可怕”，“沉闷”，“难过”，“比平常的废话更多”或者“一无所有”。“我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一向感到不舒服。”然而想到他自己成了英国殖民地（缅甸）的军事总督，他不免有恶作剧的冲动，喜欢思量着发布些命令——比如“让卡钦人自由，等等”。
8月7日正式宣布他晋升为四星上将，由梅里尔把第四星别到他的衣服上。史汀生写道：“我从来没有颁布一项比这更让我感到满意的命令。”北部战区一个团在贺信中说，除了《伊里亚特》之外，还没有什么“能够跟你们在这个战区所取得的、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辉煌成绩”相提并论的东西。
7月份，当中国的局势看上去“极其严峻”的时候，史迪威写道，如果这种危机“适足以除掉花生米而又不危及大局的话，那么还是值得的”。在衡阳陷落后的短暂时间里似乎曾经有一个机会。8月9日，李济深派了一名特使去见桂林的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说，他打算在广东和福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同时公开要求蒋介石辞职。他宣称掌握有6—8个师的部队，并希望跟美国谈判，配合美军在中国海岸登陆。林沃尔特认为应当认真考虑这个信息，因为如果李济深的力量能够得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支持的话，如果中央政府最后崩溃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和盟国的事业来说，这未必是件坏事”。
史迪威在被通告了此事后评论道：“犯罪万岁！”不过，由于他熟知南部的分裂势力一向运气不佳，因此他告诫自己不要对此抱有大的希望或者对此贸然加以鼓励。他派廷伯曼去桂林进行调查，并指示他不得进行任何冒险：“我们的政策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听取任何提议，但是不要做出任何承诺，也不要表达任何意见。只要说你会把任何建议都转告的。”同样对此十分谨慎的高思认为，李济深的问询只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会支持这种举动。他建议要置身其外。
所有人都在考虑的问题是，对李济深的支持有多么广泛，以及当地的共产党是否会跟他联合。据驻昆明的领事朗登说，虽然这代表了“真正的激烈反抗”，但是其反抗缺乏凝聚力、领导力和足够的军事力量，因此他认为这不会“对委员长改变其政府的意愿产生明显的影响”。他认为，由不属于共产党的地方各省军阀和民主团体所进行的反抗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便成功了这些人将很快处于“克伦斯基”[6]境地，并会很快被共产党推翻。廷伯曼的结论也大致相同。他发现共产党并没有参与其中，白崇禧也没有参与；白依然效忠于中央政府，已经把家人从桂林转移到西部，“光是家财就装了好几车皮”。他认为李济深的举动“甚小，我们现在除了静观其变之外别无他法”。高思在报告中也同意这种估计。南方燃起的火焰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机会。
正在此时公布了第一批自抗战以来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外国人的报道。这些报道充满热情。这些记者倾向于持友好态度，因为他们对在重庆工作时所遭受的挫折甚为不满：独断的审查制度，无穷无尽的允诺和推诿，还有那中国人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恶习——说话者和听者都知道是一派胡言，但是仍然要一本正经。他们从中国国民党那边的烟雾中被解救出来后很想寻找一个新世界，也确实找到了。他们先是被人们的体质吸引了：他们“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要吃得好，更加结实也更加精神”。他们改造了过去陕北的荒地，进行精耕细作或者饲养牲畜。通过垦荒，这些共产党士兵丰衣足食，无须再依靠农民。这在当地人看来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因素，而所有的记者都强调了这一点。
通过组织手工劳动和开办作坊，共产党在工业方面的成绩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延安通过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成了其人民“耐力和决心的重要象征”。这些记者都带来了用当地粗布定制的大衣和外套，后来发现他们的裁缝是最高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这些7月23日抵达延安的军事观察团成员穿着肥大的八路军制服照了相，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战士“是本记者在中国所有地方所看见的士兵中吃穿最好的”。游击战的铁证便是几百名日军俘虏。谁都没有见过国民党宣称抓住的俘虏，除非是像缴获的钢盔那样总是同样的一些东西。这些参观者很明显地感到，共产党部队就像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一样，会在战争中成为“有价值的盟友”，对其适当利用将会加快胜利的到来。斯泰因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说，任何盟军指挥官“都会以指挥这些能吃苦耐劳，并吃得很好的士兵为荣”。
尽管这些报道在重庆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有些被整篇毙掉了，但是语调中所透出的热情是无法抹去的。这些记者为他们的读者把这些共产党领导人人性化了，讲述毛泽东怎样一边做工一边读书；讲了共产党西北局负责人高岗的父亲是个贫穷的农民，就因为交不起驴头税被陕西的军阀打死了；讲了一个“卓越的”叫王震的旅长曾经是京汉铁路上的一个锅炉工。他们还谈到了医生、学生、大学</a>教师以及从前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他们都在“斗志昂扬地为国”工作，并“坚信这种做法是对的”。当第二批记者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到处看到了丰收景象，水果遍地，有梨子、葡萄、南瓜、西红柿、荞麦、小米、棉花和烟草。布鲁克斯·埃金森饶有兴味地描述了当地的戏剧表演，并为延安的10辆卡车全量供应汽油，结果《纽约时报》起了个友好的标题：“延安，中国的幻境之城”。记者只是报道他们的见闻，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都是真的。
朱德、包瑞德、毛泽东
“迪克西”代表们身穿延安制造的棉服合影
谢伟思汇报迪克西使命时也是印象深刻。他发现那里的人民都士气高昂，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在称职的领袖率领下从事富有意义的工程。苦力也能读报纸，征募者无人押送地自觉入伍，没有宪兵，没有官僚，没有“重庆那些华而不实的做法”，也没有了那种失败主义情绪。他们有些得意和对事业的自以为是，但是没有压抑的感觉。有自信、自尊，并强调与普通百姓的联系，而由于事业的冲动与人民息息相关，因此“这种冲动是难以扼杀的”。
迪克西行动共有9个成员，分别代表空军、医疗队、通信兵和步兵等，并在一个月后派遣了第二支观察团；派观察团视察是有意图的：衡量共产党的潜力，看是否可以在军事上跟共产党合作以共同对日。观察团还受命衡量“援助共产党最有效的方式，旨在使他们在对日作战中更具价值”。这意味着美国要对他们提供援助和建立关系，而这恰恰是蒋介石所担心的，这也正是他为什么竭力阻止这种访问的原因。
毛泽东也在考虑美国的援助。他清楚表明，他希望美国在中国登陆。他说，假如美国人无法登陆，那是中国的不幸。“国民党将继续统治——尽管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统治。”
包瑞德和谢伟思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叶剑英以及朱德的谈话表明，共产党的论点是，国民党已经是在“垂死挣扎”，而共产党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政府，并打算与美国进行有效合作；他们接受“盟军”的指挥，而不是接受“腐败的”国民党的指挥。他们没有提到在史迪威的指挥下打仗，也没有提出向他转达这种提议；实际上包瑞德上校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并不对史迪威将军有什么兴趣”。
他们谈到了联合而不是革命。他们此时的既定目标是，重回统一战线并在国民会议有代表权，解除封锁，在他们的地盘上自由管理自己的政府，而且即便不是共同对日，也是一致对日。这种想法并不像蒋介石所要求的那样包含了效忠中央政府或接受其权威的意思。
纳尔逊（左二）和赫尔利（右二）来到重庆，左一为何应钦
1944年的共产党并不显得可怕，相反，他们跟那些尚未成功的挑战者一样，显得颇有吸引力。他们穿着皱巴巴的粗布衣服，谈吐朴实，吃苦耐劳，生活简单，真诚而富有活力，因此跟国民党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魅力所在。由于中央政府不能积极作战，尤其是在“越后”行动之后，因此美国人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必须与共产党合作。作为战士他们还是有用的。正如多恩将军后来作证时说的，他们“在体格上是更好的士兵。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士气要比国民党的士兵高”。他们的领袖总体上更加能干，不那么腐化，基本上比国民党的领袖更加强大。
蒋介石非常明白，如果史迪威或者任何其他美国人被授予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的话，那么作为委员长，他将无从控制给共产党的援助的多少或者美国与之合作的程度。对此，他无须其他理由去决定自己的态度。8月9日，华盛顿提出让赫尔利将军担任调停人，并急切催促就史迪威任命一事“采取立即行动”，“否则可能就会为时太晚”。蒋介石还是在推脱。尽管他乐意接受赫尔利，他回答说指挥问题需要做出全面准备和“深思熟虑”。
选择赫尔利最终是不幸的；尽管选择他是偶尔决定的，但是当时对此决定还是很有信心的。马歇尔对此要负责任。他一直反对在美国总统和蒋委员长之间派特使的想法，但是当他听说霍普金斯正在准备采取行动时，他迅速行动，想先发制人。霍普金斯将会受到宋子文和陈纳德体系的影响。当史汀生提到他正想“为帕特·赫尔利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的时候，马歇尔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被史迪威接受，并能够化解由于史迪威“极端冒失”而造成的紧张关系。他在同一天试探了赫尔利，几个小时之内这个急切的被任命者已经到了国务院，在那里他告诉副国务卿斯特汀纽斯（Edward Stettinius, Jr.）说马歇尔准备派他去中国，而他也愿意成为一名外交官。虽然斯特汀纽斯向他泼了冷水，但是赫尔利坚持他应该将请求转给赫尔国务卿。与此同时，选赫尔利担任调停人，在史汀生看来这是“非常幸运的”。“赫尔利忠诚、聪明、精力极其充沛……待人和善又有外交手腕”，而且“不管是马歇尔或是我看来，他都是我们能想到的可以扭转可怜的史迪威所遭遇的人身攻击、诋毁和僵局这种形势的唯一人选”。史迪威在被马歇尔问及此事时同意了这个人选，其理论是“要拌好菜既要醋也要油”。
罗斯福也对此表示满意。有一次摩根索对私人特使的效用表示怀疑，他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用情报部门，原因仅仅在于我了解我的人。”罗斯福相信赫尔利能够准确地完成这个使命，但是让马歇尔吃惊的是，罗斯福打电话问是否能让唐纳德·奈尔逊（Donald Nelson）也一道去；他是上届军备生产局局长，以前是澳大利亚罗布克人。当时奈尔逊和其继任者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之间爆发的激烈争执正把政府弄得乌烟瘴气。马歇尔问为什么要奈尔逊也去中国，罗斯福平静地回答说，他想把他弄到国外去；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他对这个提议甚是同情。他同意了，条件是奈尔逊不能干预政策或者战略方面的事务，其任务只限于卖刮脸刀片。出于公告的需要，这句话被翻译为“考察中国经济”。
奈尔逊的任命代表了一种政治任命原则的起源。摩根索此时跟助手哈里·戴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谈及此人时说：“你要在华盛顿待上三年才能知道你是否是个老出岔子的人。”怀特回答说：“如果你是的话，你就会得到升迁。”
8月23日，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中就蒋介石的三个条件进行了答复，其语气较第一封电报更加专横。跟往常一样，由陆军部起草的这封电报将蒋介石视为要素的三个条件说成是“细节问题”。这是罗斯福和马歇尔在跟孔祥熙讨论后得出的印象。无疑，孔祥熙也遵循中国交往的亲善原则把这些条件弱化了。
就有关共产党的第一个条件，总统表示：“我认为不应对史迪威将军统辖部队的范围进行限制……当敌人可能正在使我们陷入灾难的时候，拒绝任何愿意杀日本人的援助都显得有乖常理。”视日本人为大敌的罗斯福和他的政府以为中国也是这么看的。他们从来没有切实感觉到，委员长是（而且的确一直如此）把共产党视为更大的危险，并据此做出决定的。霍普金斯也显示了对中国的这种不了解；在与戴维斯谈话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戴维斯认为史迪威会对提议授予他的指挥权“表示怀疑”，或者表示这种指挥权的行使“会处处受到牵掣”。霍普金斯以为史迪威将会享有“很大权力”，因为白宫在后面支持他。
有关指挥关系的第二个条件，罗斯福认为这应当是“国家元首跟战地指挥官之间的关系”，给史迪威的头衔应当意味着“他地位仅次于你并统辖中国的武装力量”。
就租借物资问题，罗斯福通知蒋介石说，华盛顿正在进行新的安排，以“解除史迪威的责任”，此事会在稍晚告诉委员长。与此同时，罗斯福还严厉地提醒蒋介石：“优柔寡断并试图做出完美的安排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他敦促蒋介石“尽快采取必要措施让史迪威将军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辖中国军队……再有拖延则难以避免军事上的灾难，这无论对中国还是盟军尽早击溃日军的计划都是悲剧性的”。
如果说蒋介石对这种急迫感到不以为然的话，那是因为他不像华盛顿那样怀疑他自己是否能够支撑下去，或者担心自己会崩溃。他一门心思想挺过这场战争，不管华东失去了多少地方，如果有必要即便是在西部的最后几个省份也能够生存下去，直到盟军可以打败日军，那时他也将成为胜利方。尽管日军“越后”行动造成的局势十分危急，他也许不无高兴地看到，战役是指向不顺从他的南方部队的，中央政府的部队并未参与交火。
正如高思的报告中所说的，还有一个事实是，蒋介石越来越与外界和外部舆论隔离，“除了自己谁都不信”，因此对其国家及人民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鉴于他并不显得惊惶失措，因此有报告说他正在寄希望于跟日本人做出某种安排，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军队的情况并没有让他过分担心，这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士兵忍饥挨饿，部分是因为他所期望的只是继续由美国武装自己的部队，并使之比共产党的部队更加强大。他把实力等同于武器，却忽视了组织、动力、领导和基本的营养。此外，他还相信了陈纳德的说法，认为仅靠空军就能赢得战争。他并不热衷于美军登陆以及联合军事行动。他讨厌让外国人过分介入的想法，正如他之前的北京朝廷也不喜欢外国人一样。蒋介石相信无须自己再做努力就可以赢得战争，因此如果他还有政策可言的话，那么他的政策就是他能够保住自己的权力，而日本则可以由盟军在中国以外予以击败。就外敌而言，他的揣测十分精明，而且后来证明是正确的。
美国人的到来未必受欢迎，这在华盛顿看来难以理解，不过在中国的一些美国人是能够理解的。谢伟思在6月为华莱士准备的情况说明中表明，一旦认识到这个政权只是在勉强对日作战，“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意识到，这个政权可能会试图避免让中国成为对日本陆军展开大规模战役的战场”。没有迹象表明陆军部或者白宫接受了这种想法。史迪威自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很可能在他的头脑中，亲自掌控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自信占了上风。
华盛顿正在考虑的有关《租借法案》的安排显示，可能会在重庆成立一个中美委员会或相关机构来衡量各种要求，而这些要求一旦得到华盛顿的批准，那么这些物资将径直送至前线部队；等到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之后才会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当时希望是将史迪威职责中最有争议的那部分剔除，特别是考虑到公路开通后运输量将会增加。这种新的安排也会使中国的地位跟其他大国相当。马歇尔在一封给史迪威的电报中谈及此事时认为，未来的援助将会提供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部队——如果共产党愿意跟国民党一道打日本的话。解决缅甸跟中国的指挥关系问题的最终方案决定分拆中缅印战区，对此史迪威不情愿地同意了。
9月4日，史迪威迎接了抵达新德里的赫尔利和奈尔逊。他们表现出的要“敲桌子”的意图让史迪威印象深刻。赫尔利和奈尔逊都是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不过他们在谈吐方面更加出色。他们是美国方式的化身。赫尔利说：“首先我们会告诉委员长该干什么，然后我们会向他解释美国打算怎么做。”奈尔逊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说，他们打算向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中国必须是个统一的国家（可能意味着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第二，中国必须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以显示他自己愿意帮助盟军打败日本。奈尔逊说，如果蒋介石拒绝合作，他们就会“建议总统抛弃中国并将我们的基地移到苏联去”。如果蒋介石不同意合作，那么他就别指望美国会在战后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并将日本的经济基础转到中国。史迪威不可能不感觉到，他之前要求接受援助就要有相应表现的想法终于获得支持了。
史迪威9月6日到达重庆，受命次日早晨9点30分与蒋介石会晤，而赫尔利和奈尔逊的会谈则定在11点。“为什么把我安排在他们前面？表示好意吧。”听蒋介石谈话，仿佛指挥权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似的，就像1942年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一样。史迪威说，“蒋介石告诉我说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100%是军事方面的；而现在作为中国军队的司令，我的工作60%是军事方面的，还有40%是政治方面的。如果我们要用共产党，那么他们就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他会时不时地给我出出主意……他对我完全信任。开玩笑说我曾经说中国的指挥官都不行……现在终于有一个行的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1] 塔莫尼厅T。ammany Hall），1789年在纽约市塔莫尼厅组建的民主党一个党派。——译者注
[2] 这三个人是代表《纽约先驱报》、合众社和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代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常简称The Minitor）、美联社和伦敦《新闻纪事报》的古恩特·斯泰因（Guenther Stein），以及代表《纽约时报》《时代》《生活》《联合劳动新闻》以及悉尼《先驱早报》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其他成员还有代表美国天主教出版物的沙那汉（Shanahan）神父，以及中国新闻部的雇员莫里斯·福陶（Maurice Votaw）“——其他记者指责他是国民党傀儡”，他名义上是代表《巴尔的摩太阳报》参团的。由于记者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9月第二个代表团得以成行，成员包括布鲁克斯·埃金森，白修德以及《新闻周刊》的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Isaacs）。
[3] 1944年11月，由于有报道说史迪威曾经说印度军队很消极，其军官昏昏欲睡，一位保守党议员雷吉纳德·帕布里克（Reginald Purbrick）请求下院宣布，史迪威在任何有英军驻扎的地方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二战”结束好几年后，亚历山大将军在与波特纳将军交谈时曾说：“可爱的老乔——有时候他可太会捣蛋了。”
[4] 这封电报现存副本没有标明日期，可能是危机出现后的某时发出的，不过基本原则应该是一致的。
[5] 亚拉里克（ric，约370—410），西哥特国王，公元401年攻入意大利，公元410年8月攻陷罗马城。回军北上的途中病死。——译者注
[6] 克伦斯基（Kerensky，1881—1970），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任总理。十月革命时化装逃出冬宫。——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