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回程
3个月前 作者： 塔奇曼
1943年12月—1944年7月
一个指挥部的将军以及战区司令无须到前线师一级担任指挥，更不用说在团一级或者旅一级上了。然而重返缅甸的史迪威又采用了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这并不只是因为他对上层感到厌倦或者纯粹是想打仗，而是有很实际的目的，那就是由他亲自指挥可以敦促中国人投入战斗，才可能使战役取得胜利。
尽管有人批评他老是不在总部，并有诸如他是“美国陆军的最佳三星连级指挥官”或者“缅甸排级战”的怪话，但他在从1943年12月底到1944年7月的七个月里仍然主要待在丛林中，只是有一两次很快地飞往德里和重庆。他跟潘兴的原则是一样的。潘兴将军是1913年菲律宾一个省的总督，可是战斗中他代行一个战死的上尉的职务并亲自带领全连进攻莫罗要塞，有人因此提议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潘兴在给陆军部的一封信中拒绝了这种荣誉，理由非常简单：“我去前线那个地方是因为我有必要在那里。”
史迪威在一开始所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以便最终跟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国军队会师，并在此过程中证明他一向坚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的士兵一旦得到适当的武器、训练和统率，是可以成为世界一流部队的。蒋介石</a>向他保证过，属于北部战区的中国军队就是“他的”部队，他可以不受任何牵制地指挥这支部队。尽管他现在对中国人所做的任何承诺都深表怀疑，但是他认为蒋介石至少并没有想挫败远征军的意图。他没有权力让他前面的Y军或者他后面的英军按计划参战，这些只能由更高层施加压力。无论怎样，面对重庆和德里的无穷无尽的推诿，他觉得再继续纠缠已经没有太多意义；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通过直接展开军事行动来推进事态发展。他的目的是在雨季前攻取密支那。
滇黔线上著名的“二十四拐”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批准的代号为“首都”（CAPITAL）的计划，为了避免日军妨碍史迪威的行进，Y军将穿过萨尔温江从东面跟敌人交火，而英军第四集团军则穿过钦敦江同西部的日军各师作战，从而最终钳掉缅北。与此同时，他的部队就像苹果去心器一样，将作为公路的先头部队从缅甸北部插入。
他为战役制订的计划简单明了：“我们必须通过老鼠洞钻过去，并且一边走一边打洞。”所谓的老鼠洞就是连绵不绝的三道山谷：第一道是最后终结于坚布关（Jambu Pass）的胡康山谷；之后是通往主要的南北铁路干线的孟拱山谷；第三道是铁路另一边的宽阔的伊洛瓦底山谷，这是缅甸的中央走廊。密支那是最北部的日军驻扎地和空军基地，有铁路和河流经过，位于孟拱山谷以南40英里（约64千米），这里往南有条路跟通往中国的老滇缅公路连接。分配给北部战区的通道是浓密的丛林，只能通过长满植物的小道穿行，有时一个小时只能走1英里（约1.6千米），而旁边就是由于大雨冲刷而切割出的走向各不相同的山脊。在这样的地方作战，其困难恐怕是世罕其匹的。
北部战区部队所面对的敌人是有名的日军第十八师团，他们是曾经参加过第一次缅甸战役的老兵，并曾经攻占过新加坡，是日军中最英勇善战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之一。该师团的师团长为田中新一中将，是个戴着印度遮阳帽，看上去很和蔼的胖子。此人才具卓著，擅长调动其资源并知道怎样充分利用现有兵力。日军此时在缅甸共有5个师，在后来的两个月里增加到了8个师，此外还有4个泰国师、勤务部队以及一些对他们用处不大的跟日本人勾结的印度和缅甸部队。
联军在部队总数上超过了日军（不过也许在作战部队上未必如此）：史迪威指挥了3个师，每个师有1.2万人，包括在蓝姆伽整编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此外，还有从何应钦那里争取过来并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点一点运过来的第三十师。第三十师有一个团在利多作为后备部队，还有一个团在蓝姆伽受训（“我们不可能得到第三个团了”）。北部战区部队一开始的人数约在3万到3.5万之间。
英军有6个师（5个印度师和1个西非师），编成第四军和第十五军两个军，外加温格特被称为钦迪突击队的三个旅，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团和辅助性部队。他们主要的基地在靠近缅甸边界的印度曼尼普尔邦的英帕尔，在利多以南200英里（约321千米）。英印军的各师通常由三分之二的印度人和尼泊尔人以及三分之一的英国人组成，一般各团或者旅是由种族上一致的人构成的。所有的高级军官以及部分初级军官都由英国人担任，而士兵则都是印度人。1944年1月，在史迪威进入缅甸后不久，第十五军曾在若开山区对一个日本师发起进攻，试图沿海岸线往南向实兑的港口和机场挺进。由于已经取消了“海盗”和进攻缅甸南部的计划，因此发动这次战役本来并非急需的，目的只是让东南亚战区的部队肯定得到胜利——然而后来证明要取得这场胜利很难。
驻扎在缅甸另一端的云南的是Y军的11个师，他们仍然按兵不动。
联军不团结，目标不一致，但是除此以外在人数和设备上占有优势，而且现在有制空权，这不仅是在战斗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对地面部队补给、增援、撤出和加强机动性方面。这是发动战役的前提因素。现在北部战区各部队都分散在不同的小道上，已经越过了新修道路，正如一位军官说的，他们“只能靠天吃饭”——飞机空投食品。此外，还可以在敌人战线的后方实施空降部队或者在紧急时候通过空投调遣部队。在缅甸北部对空军的使用方式以及调遣部队的方式后来用在了法国和凸地战役[1]中。
史迪威使用了日本人在1942年所使用的夹击的方式，此外还结合了底端包抄的方式；在1940年到1941年的谋划中史迪威已经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计划是先在正面进行佯攻，同时从侧翼穿过丛林发起真正的进攻，再派遣一支包抄的部队翻山进攻敌后的某个据点，旨在切断道路以断敌后路。因此，随着北部战区部队的挺进，敌人第十八师将被分割包围并歼灭。但是，由于各种严重的、未能预料的障碍，实际上往往难以达到规划的目标，特别是中国人都是孙子</a>的门徒，主张“穷寇勿追”。他们主张实施U形的包围，并有意留出一个出口，避免日军被包围后进行殊死搏斗。结果往往是史迪威原计划一举结束战役，但是敌人一再逃脱，虽然他们丢掉了一些土地，但是又会接着继续战斗。这样一来，时间越来越紧迫，因为必须想方设法在雨季到来之前结束战役。
尽管有蓝姆伽的训练和新的装备，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让中国部队消除对日军时的自卑感；他们觉得不可能打败日本人——这种因素使得指挥官不能够充分发挥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了证明他们能够战胜敌人，史迪威竭力保证他们在每一场战斗中都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如果要消灭日军一个连，他就派一个中国团去执行任务。为了让他们打仗他什么办法都用：吓唬他们，夸奖他们，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哄骗，贿赂，鼓励并催促，给他们奖章，给连队嘉奖，让报纸登照片以及其他公关手段，并通过自己的出现不断施加压力，使得战役能够继续下去。按照斯利姆将军的看法，在很多时候这是“唯一能够给他的部队以推动力的东西”。
他在情报方面依靠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第一〇一特遣队组织的克钦游击队。这些人友好，总是面带笑容，勇敢，对日本人极为仇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怎样使用电台，找到敌人的位置，引导北部战区部队，炸毁火车和桥梁，并清除孤立的日本哨兵。此外，了解有关史迪威自己部队的情况也至关重要，这方面他依靠美国联络官；这些人以“顾问”的名义被派到中国各团中，有时也派到一些营里。他们有自己的电台，每天通过密码向他报告战斗和前进的情况，往往这些报告跟他从中国指挥官那里收到的报告大相径庭。尽管这些美国人没有指挥权，并被告知在意见不同的情况下要尊重中方的决定，他们还是可以通过转交或者否决物资请求而施加影响。至少在这个方面史迪威可以要求中国对得到的物资做出一些让步。这种顾问制度促成了持久的友谊，但是也制造了中美之间的不和；不过，总体上说，就维持战斗秩序或者灌输战斗精神等方面来说，这种方式并不像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有效。
12月21日，当史迪威到达胡康山谷的时候，原计划从塔隆河一线展开进攻的北方战区部队的攻势已经比计划晚了一个月。同样，计划发起进攻的日军部队也在试探着寻找进攻的位置。日军占领了尤邦加，这是通往渡口的要地，也是利多公路计划穿过塔隆河的地方。孙立人将军第三十八师的三个营突然遭到这里敌人的袭击，之后他们开始修筑工事防守并被敌人分别包围；空运补给不足，而这支部队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试图解救他们，但未能成功。孙立人和波特纳将军就供给和炮火支援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正在从开罗回国的蒋介石本来就喜欢把东西囤积起来，他警告说在塔隆河畔部署的部队不要超过一个团，“因为我们总共只有六个团；如果使用两个团，一旦被敌人歼灭，那么我们就只剩下四个团了”。
史迪威把第一阶段战役的指挥部设在了新平洋，这个地方在他到达一个星期之后就通了公路，这样就可以通过卡车和吉普车运送物资了。他跟孙立人和团级指挥官一道制订了对尤邦加的大规模进攻计划，配备了炮火掩护和侧翼进攻，还对部队训话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进攻，必须胜利。随先遣部队一道去的西格拉夫说：“不管史迪威去哪里，总会产生一些变化。”进攻从12月24日开始。史迪威在6点30分就上去了，他沿着小道步行两个小时到达指挥所，并整天都待在那里观察。炮火在进攻部队前30码（约27米）的地方展开，然后整整有五分钟可怕的犹豫不决的时间，接着是中国步兵部队的号声和步兵前进的声音。要清除丛林中的小股敌人，穿过布满地雷和隐蔽有机枪狙击手的火力并占领河流，非常困难。史迪威戴着头盔，对那些正寻找指挥部的隐蔽机枪狙击手的火力毫不在意，但是这让孙立人和他的军官很不自在，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史迪威被打中的话，他们是要对此负责的。
尽管史迪威觉得中国的进攻太谨慎，但是这种进攻没有停止。孙立人“发誓说他们要为老先生（史迪威）大干一场，而有我在士兵们也都很振奋”。日本人从散兵坑和掩体里顽强抵抗；一名单独作战的日军机枪手被打死了，另一个人就会从丛林中冲出来继续使用这挺机枪打。夺取尤邦加并清除所有的小股敌人花了一个星期。到了12月底，第三十八师有315人阵亡，429人受伤，但是第一次在缅甸战胜了敌人。作为对美国训练的一种检验，这个结果至关重要：这向中国人表明，他们的确是可以打败日本人的。第二十二师的一个连在获得第一次胜利后，把日本人的头挂在竹竿上游行，结果把美国联络官吓坏了，要求辞职。日军从战斗的质量、设备和空降物资等情况来看，也认识到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敌手。
美国服装和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国士兵和军官
史迪威出现在前线并住在离普通士兵不远的地方，这给中国的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避开指挥部里的种种琐事以及下属军官给他的文件、信件和到处追逐他的殿后部队的信使，他经常不在新平洋和此后的随军前进的总指挥部，而是经常待在丛林空地中他自己设的指挥部里。他跟自己的助手迪克·扬住在竹楼里，有时住在帐篷里，下面有供睡觉用的掩体，一个行李箱就是办公桌，两把柳条椅子是唯一显示他官阶的奢侈物。他在这里睡在小床上或者拴在两棵树之间的吊床上，在一个钢盔里盛水剃须、洗脸，站着排队打饭并与士兵一同吃饭盒里的C级补给。在基地营地里时，史迪威的饭是由原来斯多克俱乐部（Stork Club）的厨师于勒·雷诺德（Jules Raynaud，人们都叫他古斯）做的；古斯总是抱怨说他的上司的饭量就“像鸟”一样少：他晚饭往往只吃一两片古斯烤的葡萄干面包，再加上黄油、果酱和一杯咖啡。古斯到处搜寻蔬菜，以免总是吃那该死的罐头猪肉，做好之后他一直站在那里，直到上司把这些东西都吃下后才走开。史迪威的家人一直是史迪威生活的主要支柱，现在他家人的代表是在北方战区部队担任情报人员的儿子小乔，在中国部队中担任联络官的两个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和埃利斯·考科斯少校。
行军时，每当史迪威看到有些中国士兵抽树叶卷成起的烟卷，他便会把自己的香烟递给他们，并设法空运些香烟过来。正如一位中国军官说的，他“特别注意那些处在底层的人”，而且当士兵看见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聚拢在“我们的长官”周围想跟他交谈。最能影响士气的就是他坚持要把伤员送回野战医院救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送到利多的第二十总医院。他千方百计地施加压力，最后终于为医院建设了一个机场，并对医院的负责人埃西多·拉夫丁（Isidor Ravdin）上校总是有求必应；他原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由于史迪威推荐，他成了第一个晋升为准将的医疗后备役军官。有一次，拉夫丁抱怨说医院里没有电扇，但是伤寒病房急需，史迪威便发电报给他驻在德里的副手丹·萨尔坦（Dan Sultan）将军，通知他“搞150台吊扇，160台台扇以及11台空调……你我都知道哪里可以弄到这么多东西”。为了供利多的医院之用，美国参谋们住的帝国饭店的电扇也被拆去了。史迪威往往会在星期天上午飞到医院探望上周受伤的战士。他命令不许对任何出院的中国士兵进行搜身，结果不断发生丢失药品、毯子、睡衣和各种设备的事情，不过下这道命令时已经预计到了这种情况，因为史迪威还特地下命令说，如果丢了东西的话，拉夫丁可以不必为此负责。
在担架队、野战医院到第二十总医院等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军队中伤员的死亡率从原来的极高比率下降到了3.5%。中国士兵常说，他们并不害怕在战场上被打死，而是害怕受伤后被留在战场上等死；而对那些无法亲自走出战场的人来说，这往往就是他们的命运。士兵们现在觉得他们在北部战区是受到照顾的，这让他们感到了一种新的自豪感和信心。此外，也由于他们意识到了会有飞机不断补充弹药，因此他们也不像在第一次缅甸战役那样因担心弹药不足而不敢射击了。
史迪威看望伤兵
这些士兵都很年轻，有的只有15岁。他们的体格或许并不强健，但是作为跋涉6000英里（约9656千米）走完长征的那些共产党的同胞，他们是世界上任何军队中最擅长步行的人。他们并不缺乏良好士兵的素质，如勇气、耐力、主动性以及为国家着想；根据温格特的观察，他们最突出的特性便是性情快活。“在欧洲人陷入悲观绝望的情况下，这些中国人的脸上却总是能够绽出天真的笑容。”他们对规定的时间毫无概念，因此任何基于精确时间的计划都是没有成功希望的。而未能顾及脸面的任何计划也同样不可能成功。由于他们在国内的部队中习惯了缺少补给、交通工具或者可以称之为医疗组织的东西，他们习惯于到处拣拾东西为生，经常会将任何散置的东西顺手牵羊。
史迪威在黎明的时候经常会花两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走上3—5英里（约4.8—8千米）去团级指挥哨所；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助手、卫兵以及两三个比较能吃苦的记者。路上他会察看并记住这些小道以及村庄的地形特征，然后晚上就在烛光下草绘出军情图，还会在空白处记下对部队每一步调动和交战情况的评论。在指挥哨所他会观察并提出建议，而不是直接指挥。日本人知道了他在前线出没的情况，因此在仰光广播说他们打算活捉他，结果这使得史迪威去视察的指挥哨的中国指挥官都备感紧张。如果这位总司令在他们附近被击毙，或者中了日本巡逻兵的埋伏被抓住的话，他们担心自己会被处决。史迪威利用这种担心，一旦有指挥官拖延或者推迟军事行动，他就会在这些指挥官的哨所附近晃荡，并拒绝离开，直到他们下达了行动命令为止。
给中国高级军官灌输积极进取的精神依然困难重重。经过斯莱尼将军的训练并在有才干和精力充沛的中国军官的带领下，炮兵都很有活力而且很可靠。但是，尽管有蓝姆伽的种种努力，仍然避免不了像第三十八师一位姓陈的少校营长那样的人；在史迪威进入胡康峡谷前的那个月里他未能进入预定阵地，在四个星期里没有进行任何进攻性巡逻，没有为一支特别巡逻队发放补给，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这段时期为他空投的3.1万份配给和28吨弹药到哪里去了。
由于补给问题而不断产生摩擦。一方面，中国人提出的补给要求往往是一个部队所需要的或者可以使用的量的两倍；另一方面，有时空投补给的飞行员在遇到恶劣天气时会过于谨慎，部队有时会濒临挨饿的境地。史迪威采取的解决办法是让飞行人员接替地面人员，在泥泞中仅凭罐头猪肉和热水过上几天。据保罗·琼斯回忆说：“当这些空投人员知道了下边是什么滋味的时候，他们就每天都往这飞了，甚至有时乌云就挂在树梢上，在你以为没有人能飞来的时候。”
与此同时，重庆或者德里不断有代表紧急的“Z-Z-Z-Z”电报纷纷送交史迪威的指挥部，“大声叫嚷着让我赶往这两个地方就这事或者那事做出决定”。他在德里的副官是陆军少将萨尔坦。马歇尔1943年派去帮助史迪威的这位将军是个才华出众而且靠得住的人；按照他上司的评价，“丹·萨尔坦是这个战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人”。然而军事渠道的特点就是事无巨细均要达至最高层；因此，假如处于最高层的人在性情上没有出色的行政长官的气质，事情便会有些龃龉。这类问题在民政体系中屡见不鲜。陆军部长史汀生曾抱怨说，罗斯福是“我曾经与之共事过的行政官员中最差劲的”。史迪威无法回避的问题涉及在军队中最为关切的事情，即自己在指挥链中的位置问题。他12月31日连夜赶往德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作为北部战区的执行长官，他在东南亚战区中担任临时性的军级指挥官，而根据另外一种安排，他又是盟军最高副司令。这种局面跟《美女与贵族》[2]中的大法官的情况颇为相像；他陷入了向自己的监护人求婚的困境中，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准许自己结婚，还是不经自己的许可就可以结婚，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否可以因为自己蔑视自己的法庭而传唤自己？但是对内在的荒谬之处的些许认识，对缓解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的问题并无帮助。所谓的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想让史迪威跟斯利姆一道任职；斯利姆指挥的是东南亚战区陆军司令乔治·吉法德将军属下的第十四集团军，其中包括两个英国军。史迪威瞧不起吉法德，称他是缅甸的何应钦，而且在美国人中的传闻是，之所以让他担当此职位，是因为“他是保证不会发起战斗的那种人”。史迪威相信吉法德会想方设法阻止自己积极进取，因此坚决拒绝受他辖制。史迪威指出，自己作为盟军最高副司令，级别在吉法德之上，另外，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他没有接到总统授权许可他听吉法德的命令。他在自己担当的各种职务（在战区组织图中，他占据了级别各异的不少于五个方框）中灵活转换，据斯利姆说，其做法可以成为“灵活进攻防御战的范本”。蒙巴顿越是跟他理论，他抵制得越厉害；斯利姆认为他展示了“最彻底暴露其弱点的冥顽不化”。
事情出现了僵局，最后，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宣称：“我准备接受斯利姆将军的实际控制，直到我到达加迈为止。”这就是说到达孟拱山谷的中段，大约是到达密支那距离一半的地方。史迪威对斯利姆的作战意图有信心，认为这种安排不会使他受到牵制。斯利姆职位较低则无关紧要，史迪威说：“我愿意在一名下士带领下作战，只要他让我打仗。”
斯利姆认为史迪威其实是“两个人”。单独跟他聊天时他是一个人，而面对一群听众时，他又会采取那种“酸醋乔”的态度，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勇气是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而他的决心由于通常是集中在非常局限的事情上，因此其力量惊人……他无疑是东南亚战区中最富于个性的人——我喜欢他。”的确，史迪威在面对某类听众时会拿腔作势。他跟朋友们在一起时轻松自如，毫不做作；在家里他喜欢开玩笑，但是对于那些出于某种原因他不太信任的人——不管是由于差异感、自卑感、不耐烦还是蔑视——他无疑会变得粗鲁、尖刻，有时表现粗俗，甚至会有意采取粗野的态度，旨在表现他的不满。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时，他这种态度明显表现在对后方部队上；他和衣而睡，遭受炮火攻击，毯子有蛆虫，掩体里还有蝎子，之后他去德里参加那些人满为患的会议。对那些埋头案牍的将军和上校，他的感觉很像他喜欢的莎士比亚剧作中霍茨波所说的一段话；在战斗后“满怀怒火、疲倦不堪”，对总部来的花花公子大发雷霆。
马歇尔认为史迪威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由于史迪威对那些“无所事事”的英国人和中国人不加掩饰的蔑视态度，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尽管史迪威有充足的理由感到不耐烦，但马歇尔认为，史迪威的个性问题妨碍了蒙巴顿试图改善与他关系的努力。史迪威显然不像马歇尔那样对自己的情感具有铁一般的控制，但是他不满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英国人和中国人在第一次缅甸战争时都表现怯懦，而且他们之后都想方设法在缅甸不采取行动。他跟那些在他看来是实干者以及敢于作战的英国人和中国人相处从来都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想统率似乎既有实干精神又善于作战的共产党，也是为什么他崇拜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展开顽强抵抗的苏联人。他在苏联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纪念日时发去了贺电，还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
马歇尔听说史迪威愿意服从斯利姆调遣的事之后，给蒙巴顿写信说：“如果你能透过表面现象，你就会发现他只是想不受耽搁地做成一些事情……他对任何富于进取性的提议和行动都充满了干劲、勇气、无限的天真和想象力。他的头脑几乎比我们任何一位将军都要机敏，他所经受的训练和理解力也异常高超。他的缺点是无法忍受保守主义和动作迟缓——但是在现在这种危急时刻，这也是很好的一点。”
史迪威跟自己的下属参谋长们匆匆进行了会晤，其中包括他指定指挥格拉哈德部队的梅里尔上校，然后在24小时之内又返回新平洋。此行的收获之一是，由于取消了缅甸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在经过顽强争取后史迪威又使得格拉哈德重新归他指挥。温格特听说此事后愤愤不平地议论说：“你可以告诉史迪威将军，他尽可以带走他手下的美国人。”但是，军事行动需要那些哪怕最不能相容的盟友坐在一起协商作战计划，因此温格特1月3日赶往新平洋去进行商谈。温格特的一名军官伯纳德·弗格森（Bernard Fergusson）准将对会谈做了记录；费格森与会时战战兢兢，因为知道两个主角“都可能变得凶巴巴的，谁都不想让步”。
温格特时年40岁，长相英俊，留着胡须，体格强健，锐利的蓝眼睛上是两道浓眉，无论长相、举止还是爱好都像一名先知，跟60岁的史迪威形成鲜明对照：史迪威瘦削，钢架眼镜后的眼神充满探究，具有一个美国东部的农场主那种精明、怀疑和猜测的神情。弗格森认为两人都有先知的一些特征，“有远见，不宽容，精力充沛，极具勇气”，但这是把史迪威浪漫化了。虽然他身上显然不缺少后面三种素质，但他并非先知，而是个实际的人，其主导原则便是“干下去”。他为了完成某种使命的无与伦比的进取精神和发自内心的专注是非常罕见的。温格特既是个实干家也是个勇猛的斗士；他讨厌英印军队中的普通英国军官们，而这些军官也非常讨厌他——这在史迪威看来却完全是对他的正面评价。会面进行得很愉快。温格特同意不久后会派来美军，并打算在英都周围部署他的远途穿插部队，以把敌人的注意力从北部战区转移开。
史迪威盼望美军的到来能振奋中国人的士气，中国人又开始在胡康山谷拖延了。他在1月2日记道：“孙立人不肯动。在空中支援、弹药和炮火方面提出荒谬的要求。”中国士兵还是很不错，“软弱的是那些上层军官……如果我有一两个美国师就好了！”他对补充兵力深感忧虑，而经常步行去前线指挥所和观察哨也让他精疲力竭。有一次他来回步行了18英里（约28千米），还有一次走完3英里（约4千米）用了三个半小时，“每一步都磕磕碰碰，不断诅咒”；另一次他们那一队人突然遭受日军的密集炮击，其中一枚炸弹就在距离他不到10码（约9米）的地方爆炸了；日本人经常对小路进行炮击，希望能碰上一支骡子运输队或者一支部队。他很为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渡河行动的一个团感到自豪，说这支部队“毫不含糊，纪律严明，没有用手榴弹炸鱼……干得漂亮”。他们的指挥官傅中校“认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像这样一次真正的对敌包围——那可少见”。可是孙立人莫名其妙的犹豫“现在将让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
整个1月份都消耗在清除达鲁平原的敌人；这是位于胡康谷地以南并与之平行的谷地，清除这里的敌人是为了保证在发起主攻后不会在后方还遗留有敌人。一种令人生疑的不情愿的模式越来越明显。被派去执行达鲁平原任务的陈少校那支磨磨蹭蹭的部队甚至没有走出平原边缘，而他的师长孙立人则“动作迟缓而郁闷”。史迪威跟他争辩，向他申明此次行动的重要性和失败的后果，并警告他不要给日本人时间。几天后他发现第三十八师的另一个营没有占领预定阵地，于是跟团长“大发雷霆”，“告诉他一定要回去调查是谁在违抗命令”。当这种事情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史迪威怀疑孙立人一定从蒋介石那里收到了电报，要他降低速度以避免损失，这又重复了第一次缅甸战役那种致命的情形。他直截了当地警告孙立人说，如果他作为总指挥的命令未能得到执行，那么他将辞职并把这种情况向华盛顿汇报，并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这是指终止美国援助。
第二十二师情况好些。一个姓李的营长很高兴，“说我（史迪威）给他带来了好运……而第六十五师的傅中校说如果有供给愿意去任何地方”。可是五天后第六十五师却“可悲地萎靡了”，而傅也被解除职务。每次战斗命令都经过一番内部斗争。最终第六十五师又行动起来了。罗斯维尔·布朗（Rothwell Brown）上校指挥的由60辆轻型坦克组成的坦克营，“在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干得很不错”；这是唯一一支由美国人直接指挥的部队。1月28日，第六十五师扫清了一小处日军据点，日军共有250人死亡；两天后，“六十五师到达达鲁！”——这为主攻扫清了道路。
蒙巴顿非但没有加入战斗，反而是在退出。1月8日，东南亚战区制订了一个叫作“公理”（AXIOM）的修正过的作战计划，建议停止修路，并停止史迪威重新拿下缅甸北部的行动；由于蒋介石拒绝投入Y军，因此蒙巴顿认为在雨季前不可能重新打开缅甸北部。相应地，蒙巴顿提出一个经由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海路反攻战略；这个战略还不同寻常地将香港包含在东南亚战区的边界内。史迪威对此的评价是：“路易斯想对整个计划耍赖。”他给马歇尔发了一封电报，要他敦促蒋介石进入缅甸作战，这样英国人就没有什么借口了，同时他还派了自己的参谋约翰·克利夫兰（John Clevnd）上校去重庆完成同样的使命。克利夫兰带回来的是不好的消息：委员长仍然坚持，他出师前英军必须进行登陆并在缅甸南部发动大的攻势。史迪威写道：“我们身处绝境。”
蒋介石撤回了Y军，加之在金钱方面提出了过分要求，使得华盛顿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他实际上希望靠在缅甸打仗挣钱。因为这次战役原本是为了解除对中国的包围，而且美国装备Y军原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既然蒋介石不愿意帮助解救自己，那么最明显的办法便是放弃这种努力了。然而美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美国的战略中需要中国，而且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会崩溃。罗斯福语含愠怒，几乎像史迪威期盼的那样，要求要么钓鱼（全力以赴）要么就停止饵料（放弃不干）了。罗斯福在1月14日发报给蒋介石说：“如果不能调动Y军，那么看来我们目前要停止向其提供急需物资……并减少在印度储备物资的库存。”蒋介石相信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并没有被吓住，仍然按兵不动。
魏德迈（左二）与蒙巴顿（左三）等在一起
史迪威不想身处绝境。蒙巴顿派魏德迈率领一个由英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人数不少于17人，其中有3名将军）去伦敦和华盛顿，以说服总参谋部接受“公理”作战计划，史迪威听说此事后也准备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华盛顿“挫败这些英国佬”。他选派了波特纳和戴维斯二人前往。在这个战区中蒙巴顿召集了一个高级战略会议，以讨论他的新计划，但是这必须等到史迪威攻克达鲁平原之后。史迪威1月31日前往德里参加会议；不管他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有多么不好，至少这让他在二十九天来第一次有了洗澡的机会。他儿子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a>：“他几乎在澡盆中睡着了。”
现在东南亚战区参谋人员中魏德迈带头鼓吹的“公理”计划的海路战略，是那些反对史迪威陆地战略的人的共同努力，试图取消在缅甸那危险、艰苦和完全令人不快的环境中作战的计划。他们共同的论点是，史迪威正在为一个在当前的战斗季节中没有可能成功的行动浪费盟军的精力和资源；而且，即便这个行动获得成功，通过这里向中国输送的物资也不会很多，不足以抵消为此付出的代价。总是具有前瞻性的丘吉尔很好地表达了英国的利益所在。他强烈反对在缅北作战，认为找不出比这里更糟的打日本人的地方了。在那里“误入歧路或者卷入其中”，即便是在缅甸南部，“也会使我们无法在远东的胜利中得到应得的份额”——这意味着帝国之路存在于通过新加坡到香港的地方，他希望在去和平谈判桌之前先稳稳掌握这些地方。虽然缅甸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从那里无法到达别的地方，除非是到中国，而从英国的观点看中国不是个理想的地方。英国人试图在中国人通过陆路到达香港前就从海路先到达香港。“我喜欢蒙巴顿的新计划。”丘吉尔最后高兴地说。
陈纳德那些总是十分活跃的亲信们也都反对北部战区计划，因为他们想得到发动这次行动的物资，不过他们同时也想得到输油管道——但是不发动这次战役又怎能得到管道，这可真是个军事之谜。永远不知疲倦的艾尔索普在写给霍普金斯的一封封信中郑重宣布：“我向你提出严正警告”，史迪威强迫部队在一条“没有路线、没有食物的山野之地”行军是在“傲慢地走向灾难”。艾尔索普既然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于是他弹起了蒋介石的调子，认为史迪威将被打败，这样的话，日本“会把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彻底切断，中国的抵抗将会自然崩溃，而我们也就将永远失去中国这个基地”。他在1月又写道：“史迪威是想过过打仗的瘾。”他希望“让已经死去的缅甸战役起死回生……我认为他成功的机会并不比飞向月球要高”。
他还认为，可能在物资上取代陈纳德优先地位的极远途B-29轰炸机计划“是纸上谈兵，非常危险”，而将成都选作基地则是对史迪威的错误让步；“史迪威将军不断重复的说法是，日本人只要想，他们随时都可以夺取华东的空军基地”。他敦促说改进现状的最简便的办法便是“让知道怎么跟所有人打交道的魏德迈将军担任最高指挥官”，而且魏德迈还年富力强。
跟陈纳德不同的是，魏德迈受到陆军部的赏识，结果46岁的魏德迈成了史迪威的新对手。他是总参谋部的门面，1930—1932年曾经在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服役。在利文沃思以优异成绩毕业后，1936—1938年他又在纳粹政府的德国陆军学院学习总参谋课程。据观察者说，他进修回来后“便有了最优秀的德国总参谋人员所特有的那种戴单片眼镜时所有的风度”。他身材高大魁梧，圆滑，有才干，而且雄心勃勃。他在陆军部计划部任职表现出色，现在在东南亚战区的任职也毫不逊色。在升迁过程中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优点，后来他在一本书中描写了自己的辉煌生涯，这书以他自己的名字为书名，而且还有个感叹号。“那个年轻人自我感觉挺好。”史迪威曾经淡淡地说过一两回。他感到还没有必要给他起上一个尖刻的绰号，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史迪威可是不会缺乏灵感的。
根据1月31日在会议上的阐述，“公理”计划打算不让英国进入缅甸，并将保存其力量直到下一个旱季来到，也就是1944年的冬天到1945年，以备在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发起进攻。据估计，到那时登陆船只就可以从欧洲战场上腾出来了，因此下一阶段将是向中国沿海挺进。东南亚战区宣称无法及时攻下密支那，因此无法赶在雨季到来之前修好道路，也无法在1946年前让道路重新跟昆明连通，而这对支持向中国海岸线发动太平洋攻势来说已经太晚了。他们争辩说应当放弃攻取密支那的目标，而史迪威也只要到孟拱谷地即可；他在那里可以加强空中运输线的安全，同时，为了发动战役和修路而积累的物资可以用来扩大驼峰航线的运力。
尽管阐释计划时有各类地图和计划文件，但是史迪威觉得这些只是“花哨的图表、虚假的数字和险恶的用心”。他在会议上也这么直言不讳。他说，如果英军和Y军像最初计划那样提供帮助的话，那么通过陆路要比海路可以更快抵达中国。本可以立即达成的事为什么还要等6个月？缅甸战役的困难是我们已经了解的，但是对于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困难我们还要从头了解。他不相信可以指望盟军在1944年打败德国，并认为确定长期作战目标应当依据现有资源，而不是那些还没有到手的资源。在中缅印战区击败日军的办法是建立强大的陆军并把日军赶向大海。魏德迈站起来解释说，这有赖于建立并维持与中国内地的交通线，而“我们的技术专家告诉我们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至少需要两年”。[3]据报道说，史迪威对魏德迈的回答是酸醋性大发。对所有那些所谓的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的回答是尖刻地提请他们注意，克莱武[4]是带了123个士兵就征服了印度的。因为光是东南亚战区的参谋人员就有这个数目的10倍之多，所以并不奇怪他们听说史迪威这话之后是一片沉寂。
决定最终由华盛顿和伦敦做出。波特纳和戴维斯立即启程去美国，比魏德迈代表团提前了五天，结果蒙巴顿大为不满，认为史迪威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美国是对自己这个总司令的不忠。到达后这两个代表团才发现，他们去游说纯属多此一举：“公理”计划在华盛顿毫无机会。罗斯福对这个计划毫无兴趣，认为该计划是迂回的，而且有新殖民主义色彩，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没有兴趣。现在的太平洋战略的目标是夺取吕宋（菲律宾）——台湾——广州这个三角区，而就在德里会议召开的当天（1月31日），由于在马绍耳群岛的夸贾林（Kwajalein）登陆（由史迪威训练的第七师担任这个任务），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现在美国的意图是，攻击日本应当是由美国人做的事。特别是海军想把英国排除在外，这部分是因为在利益上有分歧，但主要还是因为有了新式航空母舰的海军不想受到又旧又慢的英国战舰的拖累。史迪威的进攻很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青睐，因为消除密支那的威胁被认为是对超远程（VLR）轰炸至关重要的，而在吕宋——台湾——广州三角区的战役中又需要这个轰炸计划的帮助。波特纳发现自己可以直接上达总统了。
“年轻人，给我讲讲缅甸的情况。”富于魅力的罗斯福热情地说。波特纳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精致的彩色地形图，颜色从喜马拉雅的深红色到伊洛瓦底平原的淡绿；他把这张地图摊在总统座椅旁边的地板上，不久就跪在地板上，一边讲解一边开始用手指指点点了。有两三次罗斯福的军事助手帕·沃森（Pa Watson）都走进来想把他赶走，以便让总统能够遵守日程安排，但是罗斯福挥挥手让他走开，还说：“这对我可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看到他有这般热情，波特纳壮着胆子催促他“对丘吉尔施加压力，这样他就可以对英印军施压，让他们帮助而不是妨碍史迪威将军”。
罗斯福表示同意：“好的，你替我给他发封电报。”波特纳很是惊讶，但还是心甘情愿照办了；他口述电文，而总统则用一支铅笔在一本笔记本上将他的提议记下来。正当波特纳准备离开的时候，总统说：“给我说说你对法属印度支那未来的看法。”然后罗斯福没有停顿就开始讲起了他自己的看法。跟过去常有的情况一样，罗斯福的说法因听众不同而有所不同。他这次说：“我已经告诉蒋介石，让他准备战争结束后接收这个地方。法国人由于失职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权力。”
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润色之后，这封电报发给了丘吉尔。电报陈述</a>了在现在这个季节夺取密支那的紧迫之处，提到了如果英国人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史迪威有信心夺取这个地方，此外，还“急切”希望“你们会尽最大努力立即在缅甸北部恢复进攻计划”。丘吉尔不为所动。因此在魏德迈陈述“公理”计划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正式拒绝了这个计划。
要不是敌人帮忙，本来即将出现的一个障碍会使得史迪威又处于危险之中。跟珍珠港事件一样，日本人“帮助”他们的对手解决了困难。3月7日，他们对英帕尔平原发起了他们早就计划好的进攻，这迫使英军进行战斗，并在后来越过了边界。这样一来英军又回到了缅甸。由于激起日军的进攻，史迪威成功地使其盟军加入到了战斗的行列，尽管跟计划是有所不同的。尽管英国是迫不得已的，但是这成了决定性的战斗，而最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蒙巴顿在战后成了缅甸蒙巴顿伯爵。
在这些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候，史迪威正在竭力想诱捕日军驻扎在孟关（Mainkwan）的第十八师团的大部分；孟关是日军在胡康山谷中部的主要基地。史迪威计划让第六十五团在达鲁平原对敌人右侧发起突击，而美国突击队则在左侧的荒野小道中出现在孟关以南的瓦劳本（Wwbum）；他们在这里将阻断日军撤退的主要道路。5个中国团和一个坦克部队将平行通过胡康山谷中部向孟关挺进。道路和输油管铺设紧跟其后稳步推进。曾设计过密苏里大坝的路易斯·皮可（Lewis Pick）将军是个富于活力的指挥官和道路的总设计师，那里的人们都管他叫“能人”；他2月5日去见史迪威，许诺在20日前将石子路面铺至新指挥部所在的泰帕（Taihpa），并在3天内建成一个供运输之用的机场。3天后机场建成，“崭新，4600英尺（约1402米），平整，冒着炮火在14个小时中建成的”。
史迪威在2月1日写道：“现在只是天气的问题了。如果上帝给我们几天不下雨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前进了。”在其后的四天里有两天都大雨如注，在接着的一周里雨又下起来了。到目前为止1月下了十二天的雨，2月将会有十八天，3月有十天，4月也有十天，而这还是“干”季。这一年北部缅甸的雨量竟然达到罕见的175毫米。
第六十六团按计划的一次调动未能成功；这个团被发现“大大偏离路线”，其位置无法确定了。联络官都给搞迷糊了，巡逻兵四处寻找了两天却一无所获（“我坐着简直要发疯了”）。第三天，史迪威拽着师长廖耀湘，跟助手、卫兵以及一两个美国和中国军官亲自去找这支丢失的部队。他们可能是在距离敌人很近的情况下凭借罗盘前进，走过山脊和高达10英尺（约3米）的草丛——在这里能见度为零，很可能遭到伏击——结果他们在天黑时找到了第六十六团。史迪威听了指挥官的解释，但是认为不可接受，命令解除他的职务，并向接替他的人交代该怎样抵达目的地，然后去一个掩体里去睡觉了。第二天回去的路“艰苦异常”，让他筋疲力尽。在一个陡坡上他对麦克凯布上校说：“如果背着行李我就会从小道上滚下去的。”据麦克凯布说，这是他第一次听上司承认自己遇到了麻烦了。当这些人步履蹒跚地走进第二十二师师部时，他们只有在别人帮助下才得以取下行李。如果第六十六团能够抵达预定位置的话，本可以阻断日军的退路，但是结果日军跑掉了。
2月19日的时候，在现在已是准将的梅里尔的率领下，美国突击队已经进入胡康山谷。这支队伍的正式称呼是暂编第五三〇七团，一个士兵厌恶地说，这“听上去像是洛杉矶的街道牌名”。北部战区的记者则把到达胡康山谷的部队形象地称作“梅里尔劫掠者”。作为美国在这个战区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地面战斗部队（这是美国对英军钦迪突击队的回应；在丘吉尔的坚持下，对这支部队的战绩进行了大肆渲染），这些“劫掠者”受到报刊的极大关注，其程度恐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支类似规模的部队。结果，他们最终的结局也就显得特别惨烈，以至于最后国会对此进行了听证。
为了让从利多运送的士兵适应环境，他们在那加山脊上走了130英里（约209千米），这违背了一个多年在缅甸的人的建议；他提议最好保存体力。一个同事称梅里尔是“天生的领袖”，他从不会让自己的部队置身于他自己不愿意经受的危险中；梅里尔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格拉哈德并非像期望的那样，属于那种体力强健而大胆冒险的志愿者部队。为了得到具有丛林经验的士兵，这三个旅共计1000人的部队均选自南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部队。一群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的士兵中很多人都得了疟疾。另一支部队抽自特立尼达的第三十三步兵师，这被视为一只垃圾箱，专门安置那些无法适应或者智商不够的士兵；正如他们的一位军官说的，这些人志愿加入格拉哈德的目的只在于“这些士兵是要想方设法离开特立尼达”。征收志愿人员参加一次长达三月并可能跟敌人直接接触的危险行动，吸引了很多勇敢和富于进取精神的人，其中包括在太平洋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但也召来了一些性格粗暴和长期心怀不满的人。根据一份医疗报告说：“我们希望的是精锐部队。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多长期患病的人……还有很多人有心理问题。”在印度的三个月的训练时期里，他们表现得行为粗野，不守纪律，而且对英国提供的住宿和给养嗤之以鼻，不过他们逐渐培养了自豪感、勇猛精神和对他们的第一任指挥官查尔斯·亨特（Charles Hunter）上校的忠诚；亨特现在仍在在梅里尔手下工作。他们乘火车去利多的时候，有个军官惊恐地发现其中有些士兵从窗户里朝地里的“印度佬”和他们的牛射击。
在两年的战争中这是史迪威第一次看到美国作战部队。根据一个士兵的回忆，史迪威对他们的讲话“简单而平静”，说现在有两种非常能够激励人的进展：中国人出现了进取精神，再就是人人期盼的他们的到来——也就是“能顶事”的顽强的美国部队。
在史迪威所住的竹楼里，参谋们聚在梅里尔周围讨论怎样起草一份书面命令。“哦，让这些见鬼去吧，”史迪威插话说，“到外面来，弗兰克，我们可以把这事定下。”他们蹲在一棵树下查看一张地图。史迪威指着孟关以南大约10英里（约16千米）的瓦劳本说：“我想让你在3月3日到达那里。”当年潘兴接受法国指令攻打圣米耶尔时，曾经把两厚本的作战指令缩减成了14页；与此类似的是，史迪威也喜欢阐述目标和主要的方式，但并不想刻板规定每一英里的进程。有一次孙立人要求他给出指令，他回答说：“很简单。继续走。”作为军队的著名战术家之一，他显然研究过并清楚记住了地貌和地理特征，因此完全知道该怎么前进。阿姆斯将军说：“当他告诉你在缅甸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可以相信这是正确的。这正是一名战士想知道的。”
史迪威在战斗区
雨水和各种挫折继续使得向孟关的挺进非常艰难。战斗机飞到前面去轰炸道路和桥梁，以阻断日军的调动，但是在丛林地区空中支援起不到多大效力，因为飞行员无法看清目标。若开山区传来消息说，一个英国师遭到日军有力突袭，结果司令部被攻占，阵地也被围困。这次袭击是日本试图转移视线，使得盟军无法注意到他们准备进攻英帕尔前线的情况。尽管英军在若开山区部队的数量跟日军相比是3∶1，他们还是慌忙从英帕尔空运了一个师过去支援。空军运输队的飞机被征用作为运兵工具，这让史迪威很是愤怒，尽管当初曾经达成默契，在紧急情况下蒙巴顿有权要求空军运输队帮助运送部队。
更加糟糕的是雨水。雨水使得丛林生活变得比其他时候更加难以忍受，而飞机也无法向道路前面的部队提供补给。除非道路路面用石子铺设，否则雨水将使得这条小道泥泞不堪，甚至吉普车也会陷进去，而卡车带来的物资仅仅够维持筑路者生存的。战斗部队不但依赖空中提供吃的，也需要飞机运出伤员。夜间下雨的时候，没有睡着的史迪威一边听着雨声一边诅咒；“每一滴雨都像打在我身上。”一天早晨，史迪威在住处外边望着铅一样的天空，对保罗·琼斯说：“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接着是马达的声音，飞机飞来了。
格拉哈德花了八天时间在丛林中步行了60英里（约96千米），终于到达了给他们空投物资的地方。他们按期夺取了瓦劳本的道路，但是次日遇到猛烈反攻。在第三十八师一个团的配合下，他们进行了五天的激烈战斗；这是中国和美国军队首次并肩作战。由于各种耽搁和混乱，加之中国一个团行进时过于谨慎，结果日军主力得以逃跑，不过还是有1500人被打死，这个地区也落入盟军之手。在瓦劳本缴获的战利品中还包括一些本属租借物资的吉普车和卡车，这是日本人在仰光夺取的。史迪威在郁闷中不无得意地提到，敌人的广播称胡康之战尽管规模不大，但是“可能是亚洲战斗中最为激烈的”。他对日本人的厌恶是刻骨铭心的。当一名四周都是盘问者的惊恐的俘虏想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猛地把手抽开并咆哮道：“不跟你握，肮脏的杂种。”
在若开山区，由于空运英军师的支援，结果盟军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并扭转了局势。斯利姆将军对这个结果“欢欣鼓舞”，专门飞来跟史迪威会晤，商量在北部战区部队进军的南部地区空投温格特突击队。他们的目标是阻断日本交通线，从而组织对北部战区侧翼的进攻，同时也阻止对密支那驻守部队的增援。一个旅从利多步行了250英里（约402千米）到达英都；另外两个旅通过250架运兵飞机和滑翔机，在3月5日到11日运送到了预先准备好的降落地区；这些飞机和滑翔机属于菲利普·科克伦（Philip Cochrane）上校统辖下的美国空军突击队。尽管遇到了坠毁以及其他事故，但是在六天中通过650架次的运输共运送了9000人和1300头骡子。温格特在谈及任务完成情况时说：“我们所有的纵队都已经插入敌人的心脏之中。”这种说法未免让有些讲求体面的英国军官感到不快。“我们将奋力对抗，重新夺回我们缅北的领土。让我们……冲上前去，把剑刺向敌人的肋间……这将是历史铭记的时刻。”
在这之前，不管蒋委员长对孙立人的私下命令是怎样的，蒋倒没有向史迪威提什么建议；现在他突然清醒了。蒋显然对若开所发生的事情心存疑虑，或者对调派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驼峰航线的飞机解救英军感到不满，因此他3月6日发报给史迪威说，除非英军在若开山区继续前进，“否则我们的部队将停在现在的位置上，这样可以避免被敌人各个歼灭”。跟原先的情报处一样，他要求史迪威事先报告他的作战计划。“噢，耶稣啊，现在又开始了。”史迪威不满地说。不过他无意遵从蒋介石的命令。
哪怕是深陷丛林之中，史迪威仍然无法摆脱政治。马歇尔的一封电报说他感到遗憾，因为由于派波特纳去华盛顿以及征用驼峰航线的运输机，史迪威和蒙巴顿之间又出现了“不和与猜忌”，并命令史迪威重新缓和关系。史迪威觉得自己是受到冤枉的一方，不过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免去了他的麻烦，因为马歇尔亲自来到了胡康山谷。史迪威降格成了一名战地指挥官，不管在司令部看来这多么可悲，但是这对记者颇具吸引力，而相比之下蒙巴顿则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之间出现不和的原因之一就是，史迪威向报界的说明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唯一在东南亚战区作战的人。这场公关战其实在亚洲最为激烈。蒙巴顿的访问除了为了引起注意，还为了调整在公告和记者报道中他与史迪威两人相对的声望，并“调和”他战区中英军和美军的宣传工作——这对大英帝国来说是件极端重要和敏感的事情。
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史像英国这样充满了各种高尚的辞藻。不管是退却还是前进，不管是输还是赢，无论是铸成大错还是勇猛善战，不管是致命的愚蠢还是坚韧不拔，最后这些都会笼罩在尊严中并染上荣耀的色调。每一次交战都是勇猛的，每一次战斗都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在使用各种修饰语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每一场战役的将军或者一群将军都被吹捧为战争中最为杰出的。每个人都很了不起：战士们英勇顽强，指挥官沉着冷静，战斗场面辉煌。不管出现怎样的溃败，始终保持了冷静。错误、失败、愚蠢或者别的导致灾难的原因都神秘地消失了。他们仔细地、带着自豪感地描写各种灾难，并将这些灾难升华成为美的东西。官方历史中详尽记载了每一步，但是细节适足以让事情模糊而已。新加坡为什么陷落以及锡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然一片迷雾。其他国家也想这样做，但是从来没有像英国人那样能够保持自尊。英国几个世纪以来能够统领世界，靠的并不是它的力量而是它自我想象的力量。在1944年的时候英国还不知道它已经不可能重新得到这个世界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国家能够继承它的地位）。
丘吉尔对东南亚战区的宣传情况极为关注，负责宣传工作的竟然是空军上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菲利普·朱伯特（Philip Joubert de Ferte）爵士。至于蒙巴顿，“从来没有什么人胡说什么他会韬光养晦的”，据他的一位公关人员说。他对所有事关宣传的事务都有极大兴趣，尤其是那些事关他自己宣传的事情。过多的不当宣传会让他感到难堪，但是宣传太少又让他不高兴。对进出司令部的所有公关电文他都要审阅，对其中的很多电文还要重新拟定。视察部队时，他喜欢让人觉得他有“自然流露的活力”。他到达前就会有书面命令详细规定各种程序，比如，他训话时士兵坐在地上时要背对阳光，这样他们就可以不迎着太阳看到他。他会开着吉普车赶到，敏捷地下车，然后麻利地跳上一个事先摆放好的包装箱上，再发表一番“绝对第一流而且显然是即兴的讲话——简洁、直接而且真正催人奋进，士兵们都很爱听”。
3月6日他在16架战斗机护送下到泰帕来检阅北部战区部队。据史迪威说，他用掉的航空汽油“足够打上一个礼拜的仗了……我们用来打仗的只有4架战斗机”。这位盟军最高总司令穿着笔挺的、一尘不染的棕褐色热带军服，上面有三道参战绶带，6英寸（约15厘米）的金质肩章上布满了星星、皇冠、交叉的剑、官杖以及皇室姓名缩写，这位在胡康山谷的总司令跟在美菲[5]一样精神。“老火鸡脖子”——这是史迪威对自己的称呼——穿着大兵的短裤和没有勋章或者军阶的作战衬衣跟他打招呼。史迪威在战斗地区时都去掉勋章和军衔，因为他喜欢跟士兵谈话时不被他们认出，而且这种情况的确经常出现。有次他开着吉普车，戴着中国士兵戴的那种像猎人一样的宽帽沿的帽子，膝盖上横放着一支冲锋枪；经过一群“劫掠者”时，一个对所有坐车子的人都没好气的士兵叫道：“上帝啊，一个该死的打野鸭的人。”一个属于筑路队工程兵的美国大兵更富同情心一些。他说：“看看那可怜的老头。有些征兵委员会的人是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的。”后来多恩告诉史迪威他不该去掉军衔，因为在那个该死的地方士兵们看到总指挥可以提高士气，而且他们也会因此激动一番，给家人写信也有了内容；史迪威想了想，后来就又开始戴上勋章和军衔了。
他跟最高盟军司令在个人方面而非战略上，达成了和睦并相处“融洽”——他给温妮的信中这样说。他“忍辱”承认了错误，并对未通知蒙巴顿就向华盛顿派遣使团一事表示歉意。因为他的想法得以采纳，所以他这样做起来并无困难，而最高盟军司令也很是满意。
按照蒙巴顿的看法，史迪威具有“满腔热忱”想与敌人战斗，但是对全球战略却没有了解——而这是谋划者不得不经受的痛苦，并且无法让史迪威对管理方面的事情产生丝毫兴趣。他向迪尔汇报说，“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战士”，但是“只有三位一体的人”可以同时位于德里、重庆和缅甸。因为蒙巴顿想维持一种能够顺利运转的团队，他觉得史迪威的尖刻言论和不加掩饰的批评对盟国的事业是破坏性的和有害的。他希望史迪威能退出东南亚战区，让他的指挥仅限于中国，而让魏德迈或者萨尔坦接替他在德里的职务。
蒙巴顿在别人陪同下参观了战场，在那里他对尸体的腐臭味甚感不快，并说海战要干净得多。尽管他们表面上保持了亲密的盟友关系，但是这个战区的所有人都能感到，这两位指挥官在风格、手段、意图以及国家利益方面有根本的分歧。一天后，蒙巴顿视察时不小心将一个竹片刺入眼中，结果不得不在第二十总医院接受手术，这时在美国大兵中流传的说法是乔大叔“打了这个英国佬的眼睛”。
这时，正当最高司令毫无斗志的时候，日军开始了一种其致命后果堪比珍珠港事件的冒险行动，即对英帕尔和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发起进攻。
由于日本在1942年的征服狂潮中比预计更早地攻下缅甸，日本战地将军、缅甸区指挥以及东京的帝国司令部就是否进攻印度产生了分歧——哪怕是打到曼尼普尔和阿萨姆邦，以清除盟军可能的反攻基地。史迪威步行逃出的那条路让人生畏，没有道路可循，到处是崇山峻岭，疾病丛生；英国人一直将这视作印度的屏障，而对很多日本人来说来未尝不是如此——只是方向相反罢了。反对发起攻势的人争辩说，不可能率领大规模军队穿过那加山，盟军也不可能从这里发起反攻。日本打算按兵不动，并加固已经获得的地方。但是到了1943年，云南和蓝姆伽的部队集结，似乎为未来战役进行侦察的温格特部队的渗透以及阿萨姆邦空军基地的日益活跃，都显示盟军了有进攻意图，结果使得倾向于攻打英帕尔的意见占了上风。
计划在1943年夏天开始，对此给予有力推动的是日本驻缅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此人身材粗壮，长着个尖脑袋，眼神凶猛，嘴唇很厚；他激烈地挺过去了部队供给这个大难题，由于其参谋官对他的脾气感到害怕，结果他们尽管有疑虑，也只能作罢。牟田口打算让士兵们在一个月内抵达指定目标，这期间他们要带上足够的大米，此外还有能够搜寻到的食物以及在前面路线上预先存放的食物。一个月后他们应该能够夺取英国在英帕尔的储存物资。按计划他们会继续向科希马（Kohima）前进，并及时占领跨越铁路线的迪马普尔（Dimapur），争取在雨季到来前建立坚固的阵地。为了支持这次战役，日军将道路延伸到了钦敦江边的霍马林，而此时在指挥部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直到1月19日的时候，盟军北部战区部队似乎马上就可能夺取达鲁平原，这预示着日本将失去缅甸北部，此时才下令执行英帕尔进攻计划。
尽管英国已经知道日军正在准备进攻，空中侦察不断发现敌人有调动迹象，看到了通向霍马林的公路，同时还发现在乌尤江上集中了一些木筏，然而他们对此并无防备。不到一个星期，牟田口的纵队就穿过了钦敦江，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已经翻过山到达了乌克鲁尔（Ukhrul）的郊区，这里距离英帕尔只有35英里（约56千米）；在第三个星期的3月29日，他们切断了英帕尔通往科希马的铁路，这使得英帕尔除了空中联系以外，其他的交通均被切断。东京电台对这次入侵大吹大擂，声称即将征服印度，而“万岁！”之声则在日本帝国响彻四方。实际上，这次战役按计划没有打算越过曼尼普尔，不过指挥官们希望能够乘胜追击。
史迪威与中国两位师长：孙立人（左一）、廖耀湘（右一）
东南亚战区面临真正的大灾难。如果在经过两年的准备，并已经取得制空权后，英国第十四集团军现在从英帕尔撤出，从而将这个边疆省留给敌人的话，这对印度士气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阿萨姆邦将与加尔各答分离，这样是否还能让人们重新恢复意志——即便是没有军事手段——收复这个阵地，就很成问题了。为了奋起防御，斯利姆将军要求立即撤回调去增援若开山区的部队，这意味着要再次求助于空军运输队。一直对中国感到紧张的罗斯福曾经告诉蒙巴顿，今后不要要求调遣那里的飞机了，但是事情紧急，于是3月14日出院的蒙巴顿再次下令调用飞机。
萨尔坦向他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日军三个师能够穿越山脉，而且有足够的力量威胁英帕尔，而英军参谋们两年来一直宣称，通过同样的地带派遣部队攻打缅甸是不可能的？蒙巴顿的说法是东南亚战区经常说到的资源、后勤等问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意志。在军事上也跟其他人事一样，意志是成就事情的关键。有些情况对意志会产生限制或者使之无效，但是在进攻或者防御中有意志至关重要，没有意志是致命的。在印度防御的意志非常坚决，撤退是不允许的，因此英军也以这种精神作战。在完成了若开部队的调遣之后，空军运输队飞机又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服务于英帕尔前线，通过空运保证英帕尔以及被围困的科希马驻军能够生存下去。他们跟皇家空军一道为15.3万人运送了补给，并将伤员和非战斗人员运出。
对于史迪威来说，第一个月进攻的前景非常可怕。如果英军撤退，而日军切断了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那么北部战区将会孤立地陷入缅甸，他的所有努力和希望都将化为乌有，毫无希望，剩下的只有屈辱；他们别无退路，只能再次逃出，经由驼峰退回中国。“这将会毁掉一切。”他第一次听说日军进攻的消息后这样写道。加之那天晚上又下了雨，他悲哀地简短总结说：“上帝对我发怒了。”他发电报给马歇尔说现在他需要帮助了，必须要蒋委员长投入Y军参战。
现在急需在萨尔温江开辟第二战场，而这时蒙巴顿也像1942年时危急之中突然醒悟的韦维尔一样，突然请求他一向鄙视的中国军队的支持。他请求罗斯福和丘吉尔以个人名义“紧急”向蒋介石求助。罗斯福随即发出电报，蒋介石答复时坚持认为，中国已经太虚</a>弱，加之经济凋敝，已经无力发起大的攻势；共产党有在北部崛起的趋势，而日军正准备在黄河以北发动攻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在云南发起进攻。因为蒋介石已经有45万人正用于围困共产党，再加上中国的运输困难，云南的部队实际上跟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基本上不相干。罗斯福在地图室中已经看到了用别针标出的阵地情况，因此蒋介石的答复让他很生气。他看到萨尔温江面对着中国部队的日军只有一个师团，因此准备给出尖锐的答复。
史迪威继续前进，准备再次试图往南包围日军第十八师团。他现在的目标是越过坚布本地区并在沙杜祖（Shaduzup）打击日军，同时派出另外一支部队绕到他们后面，切断他们去卡迈的退路；卡迈是孟拱山谷日军的主要阵地。格拉哈德和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被派去执行这个任务，这需要85英里（约136千米）的行军；而史迪威则给中国部队施加压力，让他们向敌人正面阵地的路线前进。“同上：上去督战是值得的。至少出现了一种巧合，那就是每次我督战的时候他们就会奋发一下。”
第六十六师在3月19日攻下了坚布本，这天正好是史迪威61岁生日。在丛林中堪称奇迹的是，下属们竟然准备了一个大巧克力蛋糕，上面用奶油写着“乔大叔生日快乐”，蛋糕放在大树下面临时拼成的桌子上。史迪威穿着一件旧毛衣，用一把大砍刀切开蛋糕，并分给从他面前鱼贯而过的军官和士兵。这两年里他的面容已经改变很大。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看上去结实健康，而现在则衰老憔悴，嘴巴和眼睛旁边布满皱纹，头发中间也有了一块白发。他患有肝病，但是因为想按时实现目标，他拒绝住院治疗。马歇尔的一封生日贺电向他肯定说：“你所做的工作很可能对这场战争和中国的未来都有历史性作用。”而他在重庆的同事也发电报说：“你指挥下的每个人都钦佩你、爱戴你并忠诚于你。”《中缅印战区简报》发表了一篇对这个中缅印战区很有争议的指挥官的分析文章，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某一天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肮脏的记忆的时候，人们仍然会讲起史迪威在亚洲的故事；这是个史诗般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提着剑深入魔窟，杀死了灾难之龙。”
这些灾难之龙现在已经聚集在他的周围了。他在3月23日写道：“日本鬼子到了乌克鲁尔。上帝啊。”斯利姆请求他“把Y军调派过来”，就好像他一旦请求他们就会顺从地派来Y军似的。情报部门还报告，在格拉哈德前进的道路上有1000名日军（“我的神经又经受了一次震动”）。这很像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那些日子里的“那种一直就有的沉重感觉”。他竭力想保持耐心，“巨大的代价便是压抑的怒火和高血压……有时候我仿佛要裂成一千块碎片……我总免不了担心，根本没法止住自己”。但是当其他人也开始为英帕尔战役担心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日本人到了我们的背后，那我们也是在他们的背后。”
戴维斯从华盛顿返回了。他报告说“公理”计划被废掉了，但是他认为就对付蒋委员长而言，“罗斯福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史迪威决心要自己试一试。“如果我也无法说服花生米，那么这个季节的战斗就完蛋了。”他3月27日飞到重庆跟委员长会晤；即便他没有得到Y军，他至少也得到了允诺，可以得到两个师支援北部战区部队，并最后挺进密支那。这个承诺一个月后兑现：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在破纪录的八天时间里被空运到阿萨姆邦。他们在那里配备了新的武器和装备，并被空运到胡康山谷的部队集结待运地区。3月30日，史迪威回到前线时心脏一直有毛病的梅里尔已经非常虚弱，结果史迪威不顾他的反对，强行命令他到利多医院接受治疗。现在的天气每六天就有五天下雨，更糟糕的是，日本人似乎就要突破英帕尔和科希马之间的地带，并推进到公路和铁路线。
史迪威现在处境艰难。他在后方未能保障的情况下不能前进。他必须确定英国人是否能够守住，并决定通过一种具有冒险性的计谋来试探一下当时的情况。他请蒙巴顿和斯利姆4月3日在阿萨姆邦的空军基地之一的乔哈特（Jorhat）跟他会晤，会晤中他试探性地提出把当时有两个团为预备团的第三十八师撤出，以帮助斯利姆阻止日军的进攻。也正是在4月3日这一天，开始从中国空运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了。即便如此，放弃富于战斗力的第三十八师即使不会中止他的整个战役的话，也会减慢战役的进程，而且夺取密支那的希望将会破灭；不过他是不是真指望英军会接受中国人的帮助，这还是个疑问。他对派印度师驻守印度西北部啧有烦言，因此他这样做也许是想迫使这些部队有所动作。假如斯利姆接受了史迪威的提议，根据当时的情况看，史迪威只能兑现承诺，因为如果日本人在他后面突破的话，他的战役反正也会就此终结的。
据斯利姆说，尽管史迪威“显然感到恼火和失望，但是他没有进行任何批评和指责”，而据斯利姆自己颇为堂皇的说法，由于他意识到前进对史迪威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因此他大义凛然，拒绝了中方的帮助。实际上，叫中国人帮助防守印度的英军阵地，这跟把这些阵地丢给日本人的危害是同样大的。尽管在史迪威看来斯利姆显得“紧张而担忧”，但是斯利姆自信他能够阻止日军，并保证北部战区的交通线不会中断十天以上。他说英帕尔之战将是决定性的，并保证英国不会输。
史迪威感到如释重负，他回到沙杜祖的指挥部，召集主要中美军官参加会议并命令“全速向卡迈前进”。卡迈过去30英里（约48千米）便是沿着开阔的伊洛瓦底河谷边缘并通过孟拱和密支那的铁路。为了避免北部战区部队占据铁路，日军受命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孟拱。3月23日，经过艰苦行军并与日军发生了几次遭遇战后，格拉哈德的两个营的部队终于出现在卡迈以北20英里（约32千米）的英坎加唐（Inkangahtawng），在企图断敌后路时，他们遭遇反击并撤回到山里。他们占领了一个叫恩庞加（Nphum Ga）的山峰并经历了十一天的顽强包围。进攻的日军后方受到了前进的中国部队和格拉哈德第三营的威胁，这样日军才于4月8自动撤退。这一次又未能完成对日军的包围。
在南边，钦迪突击队的战斗有效阻止了对史迪威侧翼的进攻。3月24日，温格特的飞机撞到山上，温格特阵亡。此前不久他跟斯利姆有一次会晤，临走时他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你是东南亚高级军官中唯一不希望我死掉的人！”他的死使得远程穿插（LRP）的效力大为降低。斯利姆曾写道：“他建立了这支部队，给它灵感，捍卫它，给它信心。这是他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无尽能量的结晶。它别无依靠了。”这个旅的指挥官之一威廉·朗泰涅（William Lentaigne）准将受命接替温格特，并在后来与史迪威发生严重争执；考虑到北部战区部队正在分散进攻英帕尔日军的兵力，钦迪游击队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支持史迪威并接受他的指挥。斯利姆和史迪威的联络官乔治·德莫特里亚迪（George Demetriadi）上校认为：“如果没有北部战区部队的话，日本人就会在英帕尔得手了。”
在继续进攻卡迈的过程中，孙立人和廖耀湘毫无疑问都在消极对付，史迪威现在已经肯定这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要求进攻的命令屡次未能执行，而坦克部队的中国军官告诉布朗上校说，除非蒋介石认为有安全保障并同意，否则廖耀湘不会发起进攻。史迪威就此对质时，廖耀湘承认蒋介石直接跟他保持联系，但是蒋介石命令他服从史迪威，“即便是在我（史迪威）错了的时候”。然而廖耀湘仍然在拖延，史迪威因此相信蒋介石在关注英帕尔的局势，命令廖和孙谨慎行事。
由于史迪威总是待在下面，在各个总部中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混乱和不满。重庆、昆明和德里之间的往来函电极为频繁。萨尔坦告诉史迪威说，他的副官都不能采取明智的步骤，因此请求在阿萨姆邦召开一次会议，要史迪威在会上谈谈他的意图，以使“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然而史迪威却在孟关召集了会议。他听着不停的雨声，计算着日期，无法离开，担心他一走，部队就会放松一天的压力。不管对盟军对敌人还是对任何其他战区来说，史迪威的处境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作战指挥官能够执行他的命令。服从命令最终靠的是对惩处的恐惧，而孙立人和廖耀湘都很清楚，最终能够惩处他们的是蒋介石，而不是史迪威。
由于对缅甸战役的报道，Y军的消极做法在重庆引起了负面评论，很多中国人也感到不自在，他们对蒋介石的解释感到不满，但是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罗斯福再次催促他；罗斯福曾经不满于史迪威未能对蒋介石使用那种对摩洛哥苏丹说话的语气，但是他现在的语调越来越接近史迪威了，这或许也是由于陆军部的影响。他在4月3日的电报中说：“我无法想象你经过美国装备的Y军无法进攻实力已经消耗的日本第五十六师。在我看来现在已经该……毫不迟疑地前进了……你们在萨尔温对面的是日本一个实力已经大为损耗的师团……我们在过去一年中为Y军提供装备和训练正是为了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如果不能将这支部队用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中，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花大力气为你们空运物资并提供教官……我真希望你们能够采取行动。”这封电报措辞严厉，但是没有多少威慑力；电文中没有说“否则”就会怎样。据蒋介石夫人说，蒋介石对这种语气很是生气，打算对电报不作回复；这是他对待这种让他没面子的电报的方法。
此时，美国的忍耐终于到了提出对援助对等交换的时候了；不过正像很多历史性时刻一样，是谁决定使用这种权威，这并不明了。罗斯福当时正在佐治亚温泉（Warm Springs）。史迪威与马歇尔联系，得到允诺说除非Y军行动起来，否则《租借法案》将终结。史迪威在给他驻重庆的总参谋长赫恩将军的电报中指示说：“我完全同意乔治的意见。蒋介石曾经有过各种许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如果他还不打的话，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浪费哪怕一吨的物资。我建议，向中国任何组织运送的物资均转向支持空军作战。”为了避免再次引起关乎蒋介石面子的问题，之后的谈判是在下面的工作层面上，即在赫恩和何应钦之间展开的。何应钦被告知，除非Y军采取行动，否则本月的驼峰物资将全部转给第十四航空队。蒋介石很受震动，只能采取行动，不过他避免了他个人做出让步的举动。赫恩提出上述条件不到两天后，何应钦在4月14日命令Y军穿过萨尔温江的命令上加盖了官印。他特意通知马歇尔说，这个决定“完全是中国主动做出的，未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
“要是他三个月前这样，就该感激不尽了。”美国Y军总参谋长多恩写道。他向史迪威汇报说Y军各师仍然没有满编，但是军官们已经渴望能够完成这次使命。卫立煌的总参谋长萧毅肃非常能干，完全支持作战，而负责供给的卢泽将军则是“满腔热忱。如果他说会提供卡车的话，那么卡车总是提前一天就到了”。甚至何应钦也关注战备了。然而进攻很快就患上了无所不在的拖延毛病。史迪威给多恩的电报说：“上帝啊上帝，看来又开始了。如果你要自杀，一定要提前三天告诉我。”
史迪威现在开始向密支那进行最后冲刺。由于已经有各种耽搁和拖延，而且好几次试图消灭日军第十八师团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加之孙立人和廖耀湘有意拖延，现在剩下的机会只是孤注一掷而已。到了4月21日，他已经决定依靠一支由格拉哈德和中国人组成的突击队，通过秘密快速穿透夺取密支那简易机场，这样就可以通过空运运进增援部队和重武器，从而夺取这个城市。克钦人警告说除非是在旱季，否则驮畜无法穿越陡峭的古蒙（Kumon）山脉，但是史迪威决心要进行一次冒险。除了第二十二师的炮兵连之外，选拔进行这次行军的中国人都不是孙立人和廖耀湘的士兵，而是第三十师的一个团和刚来的第五十师的一个团。即便如此史迪威还是认为，如果没有美国人打前阵的话，他并不能保证这些人能发挥主动性，因此他觉得必须把已经饱受打击的格拉哈德残部再次派上去。
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决定，因为这些美国人由于行军和战斗已经筋疲力尽，有的生病，有的头昏眼花；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榨干，理所当然地应该撤出去休息。这支部队有超过一半的人已被撤出，主要是由于疾病；原先的3000人中现在还剩下了1400人。尽管他们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恼怒，但这是史迪威唯一能够支配并听从他调遣的部队。亨特上校虽然开始对史迪威感到憎恨，但是他接受过西点军校服从命令的熏陶，而梅里尔也准备重新担任总指挥。格拉哈德的90天使命到5月7日就到期了，但不管是不是90天，史迪威认为战役需要他们，而且他们的军官也认为他们是可以打仗的。
这些士兵则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在三次长途跋涉中已经走了将近300英里（约482千米），这期间他们踉踉跄跄，不断滑倒，在密林中艰难前进，骡子不断摔倒，要等空运物资，吃冷冷的应急口粮，睡在湿地上，忍受饥渴和发热。更为严重的是，每一步都使他们更加深入敌对区，这也增加了他们恐惧的程度。根据查尔斯·奥格本（Charles Ogburn）中尉的说法，最糟糕的“不是别的，正是危险感”。更加有损士气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赏识，而且他们认为史迪威对中国人的奖赏和认可太过分了，对此也心怀不满。即便是有这种种困难，只要担任指挥的将官能够亲自给予鼓励，或者给他们嘉奖、晋升、奖章，或者就像史迪威给中国人那样的认可的话，很多郁闷本来是不难消除的。史迪威在瓦劳本之战后对连队表示了祝贺，但是他跟潘兴一样，对给自己同胞授勋看得比较淡。无论他还是梅里尔都是以身作则的人，史迪威认为美国人无须“拍拍背或者握握手”（这是他后来非常恼怒地说的）才能去作战。
这些格拉哈德幸存者在经过恩庞加的流血和伤亡之后，接到的命令不是回印度，而是继续翻越一座6000英尺（约1828米）的山隘并穿过比之前更加艰难的地区，他们听到这个命令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我们的营长、我们自己的连队长，还有我们团和营里的外科医生都异想天开地认为，我们大多数人还可以继续干下去……”。他们觉得自己像轻骑兵一样，是被人派上去送死的，原因只是有人犯了错误，或者只是由于史迪威已经下决心要让中国人载入史册，“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牺牲这个战区的一个美国步兵连队也在所不惜”。
史迪威告诉梅里尔说，他知道他是在勉为其难，但是别无选择。他授权梅里尔一旦夺取密支那简易机场，就可以撤回“劫掠者”，“只要按计划达成目标，无须等候进一步下达命令”。这个由1400名美国人、4000名中国人和600名卡钦族突击队员组成的特遣队在4月28日出发。与此同时，仿佛无形的枷锁放松了，孙立人和廖耀湘也开始再次向卡迈进发。也许他们在英军4月20日解了科希马之围后受到鼓舞，蒋介石看来准许他们前进了。
现在浓云密布，大雨如注，小道变成急流。史迪威心急似焚。他组织派遣特遣队去袭击密支那是保密的，没有告诉蒙巴顿，因为担心如果失败，东南亚战区会幸灾乐祸。之前无论何时，他在跟斯利姆谈论此事的时候，他都要斯利姆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史迪威战役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意图是夺取密支那，这在这个战区并非秘密——实际上罗斯福在2月25日给丘吉尔的信中已经明确说了——但是蒙巴顿的参谋官们都让他确信，不可能夺取密支那，即使夺取了也守不住，或者即使守住了也不值得，因此蒙巴顿相信，史迪威最多能够在雨季的孟拱山谷中寻求一个落脚点罢了。4月时东南亚战区仍然没有想过，如果收复英帕尔的话就继续攻克缅北，而是打算向海岸方向进攻，如果不能攻取苏门答腊，就向仰光发动攻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催促完成有关原定的缅北作战计划，对此蒙巴顿在4月14日的答复是，在原定日期攻克这个地区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个更晚的日期也是“不周全的，不应当尝试此事”。
史迪威与美国指挥官在一起
4月14日，根据海上战略，开始把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转移到德里以南1500英里（约2414千米）的锡兰的康提（Kandy）。锡兰是印度洋的一个舰队基地，更加靠近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但是比德里距离缅甸的陆上战役更加遥远了。
Y军军长卫立煌与美军顾问一起
随后，美国也在战略中迈出了关键一步。5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准备在菲律宾、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海岸登陆；正如金上将毫不迟疑地写道的，这最后一个目标是为了提供补给并“利用中国人力，使之成为打败亚洲大陆日军的最终陆地力量”。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诱导中国人完成美国的作战计划并非易事，老观念依然影响很大。海军也很热心。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认为，如果敌人实力下降到一定程度的话，可以绕过菲律宾从而缩短战线；但是正如他在写给金的信中所说的，他只是提及这种可能性就招致麦克阿瑟大发雷霆，并大谈特谈其“神圣使命——救赎1700万人民——灵魂上的血等等”。尼米兹和金认为应当由史迪威指定一个中国海岸最好的登陆点作为跟中国部队的会合点，因此应该及早跟他商量有关最终利用中国部队作战的事宜。
陆军更多考虑的是把中国作为重型轰炸机的基地，而非利用中国人打仗。史迪威得到通知说，现在优先考虑的是对他战区的空中力量提供补给，目的是为了配合11月对菲律宾的攻击和2月对台湾的进攻。出于这种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3日就他的使命给出了新的指令：密支那是他的首要目标，这跟东南亚战区无关，而他整个使命的新目标便是打通去中国的陆上交通，并在中国展开战斗，旨在有效地支持太平洋战争。
实际上，尽管没有明说，但是这已经表明英美在亚洲的努力已经悄悄分开了。谁都没有明说。美军在东南亚战区的参谋人员跟他们的英国同事一起迁到康提，并跟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但是，直接通过太平洋的穿插，以及史迪威为了对穿插提供穿过缅甸向中国进攻的先头部队的支持现在已经是既定方针；这将无视大英帝国试图在边缘作战的企图。
按照计划，当密支那特遣队估计在48小时内即将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们要发出信号告知运兵飞机。当这支部队以每天爬行4—5英里（约6—8千米）的速度在山上艰难行进的时候，史迪威正在继续沿孟拱前进并焦急地等待信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出现了好几天的晴天，但是他现在又受到拖延术的阻碍了。尽管日益疲惫（“赶到指挥所里，筋疲力尽……喘不过气来，腿没有劲……当我踉踉跄跄走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个老人了”），他还是强迫自己去指挥所通过让他们丢脸的办法敦促他们战斗。“告诉他们战斗，否则我就直愣愣站在小道前面。这样他们开始移动，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战斗伤亡让人担忧。“第二十二师已经有57名连级军官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催促他们……耶稣啊，我感到毫无办法。”
密支那特遣队在缓慢前进。他们翻山越岭，有时候要手脚并用，或者在泥泞的山坡上凿出脚印才行，与此同时，驮东西的驴子一半已经累死或者掉进山崖了。在途中，他们包围了一个日本人占领的村庄，并在激烈战斗后夺取了村庄。三个战斗队指挥官之一的金尼森（Kinnison）上校以及其他几名战士死于螨伤寒。两个已经用完补给的战斗队停在预先准备好的空地上，等待空投物资。亨特上校的队伍继续前进，并在5月14日发出了48小时内抵达的信号。在孟拱山谷中焦急等待的史迪威迎来了奥尔德（Old）将军，他是第十航空队负责运兵的指挥官。5月15日，24小时信号收到了。5月16日，亨特上校的队伍在一个距离密支那机场2英里之内的地方宿营，这是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一个跳板。当时，他们担心途中与日本巡逻队的遭遇战可能已经惊动了日本驻军，但是卡钦侦察兵发现并没有出现戒备情况，而且机场的防守并不严。其实，当时守卫密支那的日军作战士兵不超过700人。
5月17日上午10点的时候，第五十师的一五〇团对机场发起进攻，而格拉哈德第一营则受命攻击伊洛瓦底河一个渡口。由于袭击达成了突然性，因而很快攻击并包围了简易机场。10点50分，史迪威从位于特遣队指挥部的梅里尔那里接到预先的信号“进入圈内”，意思是“进入机场”。亨特上校想在最后发出信号前，先保证自己稳固占领了这个地方。收到“进入圈内”的信号后，奥尔德将军便驾驶一架侦察机在机场上空侦察，但是他回来说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史迪威写道。这一天他在自己的便携式笔记本上不断记下了自己焦虑不安的心情。等待持续了四个小时。3点30分收到了电报说“威尼斯商人！”，意思是“运输机可以降落”。史迪威在日记中只是写下“太棒了！”然后下令开始运送炮和增援部队；“第一批在4点结束……告诉他们整夜都继续运……英国佬会气死了！”
的确如此。东南亚第一个重要的日军阵地是由史迪威的特遣队攻克的，而英军甚至未能攻下实兑。对盟军最高司令来说，这是极为难堪的事。蒙巴顿一觉醒来，得知他下辖的一支部队已经到了密支那，而他甚至不知道派遣过这样的部队；不过，考虑到5月4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他的未知未觉只能归因于他的视线投向了其他的方向。蒙巴顿对未被告知此事很是愤慨，更让他不舒服的是丘吉尔严词质询；丘吉尔问为什么“美国人施展武艺就把我们的部队降落在密支那”。公关部门对这个意外不知所措，但是经过了一天半内部的紧张工作后终于拟就了一封贺信，是以蒙巴顿的名义写给史迪威的。这份材料说：“由于你的果敢指挥，加之美中军队的勇气和耐性，你对敌人实施了完全的突袭并攻占了密支那机场，从而取得了一次辉煌的成功。”跨越古蒙山脉被认为是“将载入军事史册的战例”，此外，还特意让钦迪突击队“去切断密支那与南部地区的日军交通线”，从而使得他们也能够分享这种荣誉。像魏德迈之类的世界级战略家也专程飞往泥泞不堪的林中空地，来分享这个他们宣称是不可能的时刻。
这是史迪威经历了两年无数挫折后的第一次胜利，仿佛是甘霖之于一个干渴的人，然而胜利并不彻底。立即出现了各种失误，并面临情况逆转的危险。北部战区的每个人都期望占领机场会方便援军到来，并会很快占领密支那城区。史迪威决定要把这个荣誉归于中国人；一五〇团的两个营在5月17日下午开始向城区进发，然而他们黄昏时遭到日本狙击手的袭击，结果他们陷入混乱并由于失误开始相互开火，而且他们顽固地继续互相残杀，直到被撤出。此外，美军也出现了重大失误；第十航空队指挥部运送的第一批物资是高射炮连，而不是梅里尔和亨特之前要求运送的步兵和食物。
史迪威（还带了多达12名的记者）次日早晨到达机场，此时尚未意识到这些错误的严重后果，而期望仍然很高。专门飞来接受指挥的梅里尔迎接了史迪威。在记者的簇拥下，史迪威欢笑地跟他拥抱。可是这一天过得很糟糕。一五〇团的第二次袭击跟前一次一样陷入混乱。原来支撑梅里尔“劫掠者”行军的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一旦占领机场就会将他们空运到利多，然而现在要求他们继续进行一场战斗。亨特匆忙召集了两个落后的战斗队，他们的空运物资有的找不到了，有的偏离了空投地点。很多人已经几天没有吃饭，很多人由于那加疮而步履蹒跚，还有些得了痢疾的人把裤子衬底去掉，这样他们战斗时就可以不受到妨碍；用梅里尔的话说他们“看上去可怜兮兮的，但是仍然很了不起”。梅里尔自己5月19日再次犯了心脏病，结果只能被运出去。
日本人从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其他驻军和哨所紧急输送援军。尽管钦迪游击队在南部阻断了他们，但是不到一周他们在密支那的援军就达3000人，而不到两周就达到了5000人。他们跟在太平洋岛屿上一样进行了自杀性防御。由于未能立即攻占密支那，结果雨季到来，各种麻烦、争吵和失误使得局势十分危急。“上帝啊，密支那怎么了？”史迪威心急如焚地这样问自己。为了向孙立人和廖耀湘继续施加压力以清除山谷从而保持道路畅通，他仍然跟北部战区部队待在一起。“下雨——如果我们无法降落飞机我们就无法运送部队……这是那种让人担心的日子，你简直都不想活了。”6月几乎不间断的都是这样的日子。即使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时候，运输机仍然设法往密支那运来士兵和供给，用在前线工作的西格拉夫的话说，他们似乎“凭着嗅觉找到了战场的路”。但是情报处严重低估了驻守日军的数目，结果，尽管有新的团增援，中国部队仍然无法战胜已经巩固防守的敌人。史迪威在一次访问后不得不承认：“格拉哈德完了！”
这些“劫掠者”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上层没有信守诺言，因此满怀怨恨，毫无斗志，对战区指挥官充满不信任和仇恨；他们已经是个被毁掉的队伍，所想的东西没有别的，只是想离开密支那，离开缅甸。病人在以每天75—100人的速度被撤出，标准是连续三天发热达102华氏度（约38.8摄氏度），但是这个连队的框架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盟军指挥官，史迪威觉得他不能撤出美国人，而把中国人和英国人留下继续战斗。这个时期史迪威与朗泰涅也一直争执不断，因为跟格拉哈德一样筋疲力尽只剩下残部的钦迪游击队也坚持要退出，有一次甚至放弃了一个史迪威认为至关重要的阵地。由于他拒绝让他们撤退，因此他也就不能对美国人区别对待。格拉哈德最后一批人受命阻止敌人的一次反攻，结果他们在战火中睡着了，而他们的指挥官麦克季（McGee）在指挥战斗中曾经三次昏倒。当史迪威前来调查的时候，一个士兵后来后悔地说：“他就在我步枪的瞄准器中。我本可以按一下，那谁也不会知道结果了这个狗娘养的并不是日本人。”
史迪威三次尝试过使用三名美国指挥官接替梅里尔。大部分时候是由波特纳将军负责。6月食物和供应到了最低点，因为日本迫击炮对机场的轰炸中断了运输机的飞行。有时候手上只有一天的补给。在6月初的危急时刻，日本人似乎要重新夺回机场了。史迪威叫来了指挥第三十师和五十师的胡素将军和潘裕昆将军，告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后退一步”。现在再失去密支将是不可忍受的。他不想再让中国人出现更多的伤亡，因此命令两个筑路工兵营上，因为根据利文沃思的原则，在紧急情况下战斗工兵可以作为步兵预备队使用。尽管这些人名义上是战斗工兵，但是这些筑路者在接受基本训练后连枪都没有摸过，因此开始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有两个接替格拉哈德的队伍刚从美国到达印度，这些士兵未经训练便被送往密支那，结果也不顶事。波特纳报告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怕极了日本人。”他们不按军官的命令行事，拒绝进攻，并且一交火就跑。
在中缅印战区独立支撑的史迪威看来，美国兵似乎是可靠的战斗力量。“波特纳的可怕来信。”他在日记中写道。接下来的话是他日记中最充满痛楚的：“美国兵害怕。真不敢相信。”为了保持让美国人出现在战场，同时也由于他意识到中国士兵的直接战斗伤亡要远远高于美国人，他现在命令所有痊愈并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格拉哈德队员全部重返前线。这是致命一击。据奥格本说，对五三〇七部队的所有人来说，他的名字“仿佛是针对公牛的红旗”，而在奥格本自己看来史迪威似乎“冷酷无情，没有丝毫人性”。这在格拉哈德看来并不过分，考虑到史迪威的真正品性，这只能看成是中缅印战区的另一个悲剧。第二十总医院的拉夫丁虽然对史迪威命令把那些撤出来的格拉哈德队员重新送上战场的做法不赞同，但是认为史迪威作为一名指挥官，“对自己士兵的考虑要超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名指挥将官”。在格拉哈德令人痛苦的事情过后不到四个月，史迪威又成了士兵报纸《美国佬》（Yank）中“士兵最爱戴的人”，因为他在他的战区中取消了不许士兵养宠物的禁令（“不让士兵养宠物有违本性”），还禁止餐馆和咖啡馆挂“只许军官入内”的牌子，此外，还禁止军官跟应征女兵谈恋爱，这样就可以让士兵也得到机会。可惜他的经历平平常常，因此没能成为一名巴顿式的人物。
由于日军发动了新一轮很有威胁的进攻，中国的局势又在恶化。蒋介石仍然坚信陈纳德的所谓空军可以替他赢得胜利并能够保卫空军基地的说法，因此他在6月3日“立即”把史迪威召到重庆，要求给第十四航空队更多的飞机、供给和燃料。史迪威不得不面对日渐加深的危险，他匆匆赶往陪都并在6月4日和5日待了两天，然后尽快回到缅甸那些无尽的“麻烦，麻烦，麻烦”中去了。阿姆斯将军被从昆明召来，在前线后面为工兵和格拉哈德的补充兵力组织基本训练。他们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时，分别是训练、战斗和睡觉，这样他们有了气色，变得坚强了。他们仍然继续占据着密支那，但是“对神经的折磨仍然在继续。我们是不是太贪心了？他们能战胜我们吗？会有突袭吗？反攻？我们的人能顶住吗？伤亡是否太重？说实话我几乎已经对此感到烦了……”
正是在这种烦恼不断的时候，蒙巴顿提到了诺尔·考沃德（Noel Coward）事件；尽管此事无关全球战略，但显然具有严</a>重后果。考沃德当时正在在缅甸前线巡演，而蒙巴顿出于善意，想让美军一道欣赏演出。当时请求将这位音乐家以及他的表演队运到利多前线，但是史迪威拒绝了；这可能只是史迪威对此抱有偏见，或者因为史迪威认为，考沃德的才能不会受到中国和美国大兵的欣赏——不管怎样，这让蒙巴顿很没有面子。他向威勒将军抱怨说“我感觉仿佛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并在给史迪威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威勒建议史迪威写封信表示歉意，因此康提和沙杜祖之间为此事有了频繁的函电往来。最后考沃德终于去了利多。据说他的第一次演出反应“非常平淡”，在第二十总医院的第二场演出“本来就是为了显示对他表示欣赏的意思”。史迪威发报给萨尔坦说：“如果又有弹钢琴的上路了，你知道该怎么对付钢琴的。”
最后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Y军在5月11日开战，他们一步一步翻越1万英尺（3048米）的萨尔温江的高山峡谷，并向老滇缅公路上被日军占领的龙陵进攻。这条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山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战场。这次战役既展现了中国人非凡的毅力，同时也夹杂了中国部队的各种弊端以及过于谨慎。士兵的干劲和无限的顺从及忍耐，很多军官的勇敢——这些都被上层所传递的惰性和不情愿所损耗。所有的不情愿、拖延和被动都体现在无穷尽的补充问题上。原先承诺在1944年春天前增派9.5万人；到了5月增派了2.3万人，后来补充兵员的工作就停止了。当中国远征军（这是Y军后来的称呼）参战的时候，这个部队比满编部队少了11.5万人，而在战役期间的损耗是每月5000人以上。
多恩写信给史迪威说：“他们终于干起来了。”中国远征军在经过长期拖延之后，在美国联络官和医疗队的陪同下，终于乘竹筏和橡皮艇穿越了奔腾的萨尔温江。这条江可以渡江的两个地方水深60英尺（约18米），到处都是旋涡。萧毅肃说，中国在占领这个地方的一千年间从来未能让军队从这两个地方过江。由于出其不意，部队越过了峡谷并爬上了很冷的乌云缭绕的山峰，而日本人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到来。“部队甚至出现了热情。”多恩写信说。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捶了桌子，而萧毅肃则对指挥官大喊大叫……他在尽最大努力”。但是即使卫立煌和萧毅肃也“无法激励这些人中的某些差劲的人”。他报告第一天有3.2万人过了江，此外还有几千头驮东西的马、牛、骡子以及苦力也在倾盆大雨中走上令人恐惧的陡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大群乐呵呵的人。”不管他经过哪里，“这群人就开始喊‘顶好’‘哈啰’‘Okay’以及其他在中国远征军中流行的美国化的叫法”。他们在这种条件下仍然保持快活，并且在如此艰难的山路上依然坚持不停地行军，这样的部队“只要有好的将领和装备，必然无往而不胜”。
然而结果令人气馁。中国人6月10日攻克了龙陵，但是一周后又被日军赶走；敌人所发动的顽强反攻比密支那的更加成功。中国集结部队准备再次进攻。占领龙陵对开辟从缅甸到中国的通道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在密支那攻克之后史迪威的部队就可以进来了。尽管中国远征军跟日军的数量是10∶1，但是过了两个月后才重新夺取了龙陵。
蒋介石对密支那的攻势印象深刻，因此放松了对驻缅军的辖治。孙立人突然奋发前进，率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战斗，在6月16日夺取了卡迈。史迪威第一次这样写道：“睡了午觉……我需要睡觉……我们正在成功，持续而缓慢地。”十天后，在史迪威的拼命敦促下，钦迪突击队第七十七旅残部在南部同时发起进攻，结果孟拱被攻占，这再次爆发了相互争功的公关战。
最终，北部战区部队占据了位于伊洛瓦谷地门户处的铁路。日军第十八师团伤亡达50%，最后只剩下受到重创的3000人，加上其他师团补充的2000人，他们成功地退到了曼德勒。除了孟拱和密支那之间的一小段之外，缅北直到伊洛瓦底江的地方都被收复，而利多公路则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往前延伸。还需要消除北部战区和中国远征军之间的最后的一段空隙，这取决于进攻的态势是否能够保持下去。
密支那的消耗战逐渐削弱了日军的防御，最终盟军控制的地方增加了。到4月底时，科希马已经解了围，而英帕尔和迪马普尔路之间的交通也已经恢复，这意味着日军在印度边境上的冒险失败了——尽管战斗仍然在继续。牟田口中将的部队落在了丛林小道末端上，没有补给，而大雨仍然倾盆而下。他们在因饥饿和疾病死去时仍然继续战斗。到了6月底，在雨水浸泡和散乱中，敌人的疯狂进攻瓦解了。当7月中旬下令退却的时候，日军包括伤病人员的伤亡率达到85%—90%，原先15.5万人中死亡的达6.5万人。1942年难民正是沿着这些道路撤退时倒毙的，现在这些人的尸体上又覆盖了他们征服者的腐败尸体。在阴影笼罩下的缅甸高地上，战争之潮忽涨忽落，仿佛对人事毫无知觉。
在中国，日军的进攻很强劲：过去曾经三次顶住了进攻的长沙在6月18日未经战斗就被放弃；美国第一批空军基地所在的衡阳处于围困之中。华盛顿感到了恐慌。7月2日，史迪威接到“乔治（英王）的电报”，电报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建议。史迪威的新任务就要开始了。
[1] 凸地战役，1944年12月德军向比利时一个突出地带发起的进攻，后被击退。——译者注
[2] 《美女与贵族》（Inthe，1882），英国歌剧，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S. Gilbert）和作曲家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创作。——译者注
[3] 第一批通过滇缅公路全程的车队在1945年1月28日进入中国，这距离魏德迈做出这番预测的时间正好一年还差三天。
[4]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政治家，曾带领英军征服印度，创建了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于要追究其贪污和抢劫罪行，他于1774年自杀身亡。——译者注
[5] 莫菲(Mayfair），伦敦富人住宅区，在海德公园以东。——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