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讲(上) 思想上的变迁
3个月前 作者: 内藤湖南
前两次演讲我们分别从兵力和财力方面,讲述了清朝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今天,我想先讲讲中国思想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迀,最后再稍微讲讲将来之事。近些年来,对清朝来说,中国的思想倾向是很不利的。
我将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是种族观念的兴起,二是尊孔思想的演变。因为本次演讲今天就要结束了,所以可能会讲得比较粗略,难免有词不达意的地方,但要点应该是不会遗漏的。
种族观念的兴起
清朝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这对种族观念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自大的国家,一直以中华或中国自居,视其余国家为蛮夷戎狄。在中国人眼中,只有中国人才是真正的人,外国人几与禽兽无异。而且中国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国家。中国人所谓的国家,只指春秋</a>战国时代的列国,或者汉代以后与郡国并立的各诸侯国。因此,中国向来自夸境内为天下,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位于世界中央,其他国家则环绕四周,称为四裔。这种“只有天下没有国家”的观念自古有之,一直未能消除,最终有所转变还是近七八十年来的事情。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伯爵
乾隆</a></a>末年,也就是距今约一百一十年前,英国曾派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要求与中国通商。在来华的外国人中,马戛尔尼伯爵是最有见识、最不肯轻易向中国人低头的一个。在觐见乾隆帝时,他曾因礼仪问题而与朝廷发生过争执。在中国人看来,不管来自哪里的外国人都是来向中国朝贡的夷狄。因此,英国使臣也理应遵守中国的君臣之礼,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也就是对着皇帝三次跪拜九次叩首,以示最大敬意。然而,这个要求却被马戛尔尼伯爵断然拒绝。他表示,自己是英国使臣,并非中国臣民,无需遵守中国的君臣之礼。他还提出,如果中国能派与自己同等级别的官员,在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那么自己也愿向中国皇帝行此大礼。最终,马戛尔尼伯爵前往热河,在一个大帐篷里,与蒙古王公等一起觐见了乾隆皇帝。至于礼仪之争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却不甚清楚,有人说马戛尔尼行了三跪九叩之礼,也有人说没有。总之,来华的外国使臣中,如此捍卫自己国家尊严的,马戛尔尼还是头一个。即便如此,乾隆皇帝回复英国的国书也仍以“谕英吉利国王”开头,之后通篇以“尔”称呼。趾高气扬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伯爵得到的回复,也和夷狄君长得到的回复没有两样。这是距今一百一十年以前的情形。后来,嘉庆皇帝时也有使者来华,使者待遇仍未见变好。也就是说,中国最后肯承认外国与自己地位平等,其实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
马戛尔尼伯爵
对外战争的失败
在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失败后,中国才承认外国与自己地位平等,而这不过是距今七八十年前的事。清朝打了败仗,与英国签订条约,被迫开放五处通商口岸。这时,虽然中国方面的记载仍以“抚绥外夷”行文,但条约文本中却不得不承认中国与外国平起平坐,第一次将中外的同等地位写在了纸上。后来,英法联军北上,京城惨遭洗劫,中国真正意识到了夷狄的强大和可怕。之后,清朝才开始设立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而在此之前,清朝的外交事务都交由理藩院和四译馆处理。理藩院和四译馆主要负责处理蒙古等藩属以及缅甸、暹罗等朝贡国的事务。除此之外,如果洋船抵达广东,那么当地官员会酌情处理相关事务。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以后,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谓是中国认同中外同等地位的开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后来演变成外交部。然而,即使在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朝只是视西洋人为拥有大量军舰、在沿海虎视眈眈的大麻烦。不过,它总归见识到了西洋人的可怕。但同时,清政府仍认为日本不足为惧。虽然日本派兵攻打台湾,在琉球实行废藩,甚至还觊觎朝鲜,但中国并不了解日本的真正实力,只把日本看成是个事事模仿西洋的东夷小丑,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直到1894年、1895年惨败于日本之后,清政府才认识到,无论国家大小,外国的实力都不容小觑,中国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其中最弱小的一个。从此,中国才真正意识到了外国的可怕,渐渐产生了变法图强的主张,形成了同文同</a>种的观念,也就是种族观念。中国终于认识到,夷狄并非自己的附庸,而是不同种族建立的独立国家,实力比自己更强大。
英王乔治三世
马戛尔尼伯爵与蒙古王公准备觐见乾隆帝
签订《南京条约》
总理衙门官员
因此,中国与外国接触越早的地方,种族观念产生得也越早。也就是说,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时期,最先与外国人接触的广东人是最早产生种族观念的。当然,在历史上,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前败给外邦时,中国也兴起过种族观念。譬如,在南宋被蒙古灭亡时,人民就有了很强的种族观念,直到最后还顽强抗争。纵观历史,虽然中国发生过无数次革命,但之前的政权被推翻时,人民大都投降,很少坚持抵抗。然而,宋朝灭亡时,人民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殊死抵抗。这表明,不愿被蒙古灭国的种族观念兴起了。后来,南明被清朝灭亡时,人民同样拼死抵抗。如此看来,外国入侵、中国战败时,种族观念很快就会兴起。然而,等到强盛后,中国却好了伤疤忘了疼,立即以天下自居。清朝也不例外。入主中原后,它很快便轻视四夷,而如今遭遇失败后,种族观念才再度兴起。由于满人是以夷狄的身份入主中原,中国又是在其统治下被迫打开国门,所以,现在中国的种族观念其实有着双重含义。
双重种族观念
所谓双重种族观念,一方面是整个中国对外国产生的种族观念,另一方面是回顾明亡于清的这段历史时汉人对满人产生的种族观念。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许多新书</a>面世,不少旧作被重新刊刻,其中就充斥着反清排满的思想。在清朝两百多年间,反满运动虽然不绝如缕,但经康熙</a>、雍正</a>、乾隆的残酷镇压,曾一度式微,归于沉寂。日清战争以后,随着清朝国力不断衰弱,积压已久的反满情绪才再度爆发。乾隆时期,含有诋毁满洲言辞的书籍或者明朝遗民、忠义之士表达对清朝不满、痛斥满洲的书籍不仅一律遭到销毁、禁止出版,而且私藏这些书籍的人还会被处以刑罚,但现在这些书籍却重见天日,公然买卖印行。这就表明,清朝不仅使人民对外国产生了对立的种族观念,还使人民对自己也产生了对立的种族观念。
革命军</a>这次高举兴汉灭满的大旗,就是近年来种族观念兴起的集中体现。义和团运动时期排斥外国人的思想,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如今的革命党人大多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进步思想熏陶,所以不再仇视外国,而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内部的种族观念上。而且外国国力强盛,即使中国人坚持排外灭洋,也会以失败告终。当今清朝已是强弩之末,国力孱弱,所以,随着种族观念兴起,现在这般土崩瓦解的形势便出现了。以上就是清朝在思想上受到的打击。
八国联军逼迫中国人屠杀同胞
尊孔思想的演变
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可能与清朝的衰亡没有直接联系。近年来,中国思想界隐约发生了一些非同小可的改变。是否所有中国人都经历了这种改变不得而知,但接受新式教育的阶层普遍经历了这种改变却是可以确定的。
它就是尊孔思想的演变。尊孔思想说来话长。我们抛开历史,只说说最近的情形。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一种奇怪的思想在中国学者之间非常流行。该思想就是尊孔思想。尊孔思想来自公羊学派的主张,兴起于距今八九十年前。《春秋》有三传,分别是《左氏传》《公羊传</a>》《毂梁传》。所谓公羊学派就是专门研究《公羊传》的学派。公羊学派认为,六经皆由孔子</a>所作,并非孔子修改之前的经书而成。《春秋》是孔子为改革旧制、创立理想的新制度向弟子口授而作,处处包含微言大义。《公羊传》便是对这种微言大义的阐释记述,最得孔子真传。公羊学派奉《公羊传》为圭臬,批判其他一切经书。这种论调后经扩大,进一步认为,凡与《公羊传》同一时代的、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学才是孔学正宗,东汉以后的古文经学是不可取的旁门左道。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稍微有些复杂。简单地说,今文就是汉代通行的文字,也就是隶书,而古文则</a>是指当时已经不再通行的籀文以前的文字。秦始皇</a>焚书</a>以后,汉初学术复兴。伏生口授的《尚书</a>》就是以当时通行的文字所写,其他同时期的经书同样以隶书写成。孔子时代通行的文字自然属于古文,但到了西汉已经不再通行,因此,便将用汉代通行文字写的经书称为“今文经书”。西汉时期,今文经学被立为官学,今文经书大行其道。但到了后来,人们从孔子老宅墙壁及其他地方发现了用古文书写的经书。西汉末年,有人开始研究古文经书。因此,到了东汉时期,学者除研究以往的今文经书之外,也经常会参考古文经书。随着《周礼</a>》这种只有古文版、没有今文版的经书流行,古文经学也日渐兴盛。在《春秋》三传中,《左传</a>》是古文经,《公羊传》是今文经,所以研究《公羊传》的公羊学派被称为“今文家”,研究《左传》一派被称为“古文家”。这里的今文与古文之分,是为了区别西汉和东汉的经学研究,与《尚书》的今文、伪古文并无关系,这点需要记住。今文家主张今文经学是孔学嫡传,注重微言大义,排斥流于章句训诂的东汉古文经学。而古文家则主张六经自古就有,欲将孔子拉下神坛。古文家认为,古文《逸礼》等都是周公以来就有的经籍,并非孔子删定后才有。公羊学派则力排此论,极力尊崇孔子,并援引当时十分流行的《纬书》[16],称孔子出生时天降祥瑞,与帝王出世一般无二。这种思想近年来再度兴起,盛行于世。如今住在须磨[17]的维新派主要人物康有为</a>就属于公羊学派。康有为甚至主张,应该参照基督教,尊奉孔子为教主。总之,极端的尊孔思想对近来的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宁波市镇海区的孔庙
孔子
不过,有趣的是,康有为主张尊崇孔子的同时,也主张要尊崇诸子。他认为,继孔子之后,诸子创立了各种新学说,理应享有与孔子一样崇高的地位。也就是说,康有为提倡尊孔子为教主的同时,也主张继承孔学的并非只有儒家,诸子百家之学也都源自孔子,不应独尊儒家。这种说法虽然颇有穿凿附会之嫌,但近年来却十分流行。诸子学说的研究也因此发展了起来。
老墨的研究
在诸子学说的研究中,老子</a>、墨子</a>的研究最盛行。因为墨子思</a>想与西方理念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墨学研究盛极一时,墨子几乎受到与孔子同等的尊崇。革命党中的大学</a>问家章炳麟</a>则极端地认为老子高于孔子。他主张,孔子的学问不乏可取之处,孔子本人亦有经世之才,但在道术上却远不及孟子</a>、荀子</a>。可见,尊孔思想渐趋衰颓。当然,章炳麟不属于公羊学派,而是属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批判公羊学的学派。这个学派主要研究《周礼》《左传》等古文经学,章炳麟就极力鼓吹《左传》。虽然章炳麟的性格很古怪,但在东京的留学生中,他却很有声望。由他主笔的《民报》颇受中国学生欢迎。这些都对近来的思潮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味尊崇孔子的思想日渐衰微。
老子
如上所述,中国近来的思潮从极度尊孔渐渐走向不甚尊孔。更不可思议的是,极力主张尊孔的公羊学派,在信仰上也与孔子渐行渐远。
孟子
佛学研究
佛学研究在公羊学者之间十分盛行。这种风气发轫于公羊学派著名学者龚定庵。龚定庵潜心诵念大藏经[18],尤其推崇天台宗,兼通禅宗、华严宗。他对佛教十分虔诚,将之喻为无上法宝,奉佛典为圣人之言。
龚定庵有个朋友魏源</a>,字默深,是《圣武记》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魏源与龚定庵交往甚密,也是影响力很大的公羊学者,晚年皈依佛门。杨文会</a>[19]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刊刻的《净土四经》,也就是净土宗三经以及华严宗《普贤行愿品》的合集,就是由魏源辑录的。魏源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为之作序——该序未被录入《魏源集》。魏源很推崇老子,著有《老子本义</a>》。总之,他与龚定庵一样皈依佛门,尤其倾心净土宗。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与杨文会有关的往事。杨文会,字仁山,住在南京,一生从事刻经事业,与我国的南条文雄[20]博士有交往。1899年,我去南京拜访过杨仁山,问他心灵的归宿。他回答道:“信仰归于净土,义理学于法华”。魏源所辑《净土四经》颇受杨仁山称赞。通过这本书或许可以一窥杨仁山佛教信仰的由来。《净土四经》的助印捐资者名单中有精通西方数学的学者李善</a>兰等,还有浙江德清</a>人戴望[21],这很有意思。著名学者戴望英年早逝,曾经抄写过龚定庵的文集。他的公羊学思想深受同乡好友俞曲园[22]的影响。俞曲园不仅是近代以来的经学大家,而且对道教抱有浓厚兴趣,著有《太上感应篇</a>缵义》。他的研究甚至旁及佛教,为《金刚经</a>》等做了注释。如此看来,戴望和俞曲园无论在公羊学还是佛学方面,都堪称上承龚魏之学,下启后世公羊学者。不难发现,公羊学者兼治佛学并非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很有渊源,代代相传[23]。
进入康有为时代,研究佛学的风气更加流行了。譬如,康有为就自称研究华严宗多年。实际上,公羊学派之外的学者大都热衷于佛教研究。我认识的学者——前些年去世的文廷式、仍然健在的沈曾植</a>、夏曾佑等都对唯识宗有深入的研究。唯识宗以外,禅宗也很盛行。章炳麟就兼研唯识宗和禅宗。章炳麟认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更应潜心研习禅宗,发愤图强。很多日本人也在研究禅宗,深信禅宗可以培养人的胆识和魄力。总之,近来佛学研究的兴起深深影响了中国学者。虽然人们仍视孔子为一代圣人,但尊奉孔教的思想却已经式微。
章炳麟
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大量接触外国新思想后,渐渐开始置中国历史和传统思想于不顾,极力主张共和政治。儒家历来注重“五伦”,“五伦”又以父子、君臣二伦地位最重要。在共和政体之下,君臣关系不复存在,伦理势必遭到很大破坏。所以,这种敢于无视社会秩序、超越政治层面、触及伦理的改革,绝非朝夕之功,而是近代思想变迁的结果。当然,在动乱之际,异端邪说、畸形思想横行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譬如长毛之乱就是以基督教的变种为号召而爆发的,但这种事物注定不会长久。
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各种新奇的妇女运动。在中国的传统礼教中,妇女运动虽然是不被允许的,但历史上却时有发生。譬如,明末时期,有个叫秦良玉[24]的女将曾经征战沙场,而长毛之乱时,长毛贼中也有女兵。其实,在中国,不符合礼教的事情是常有的。譬如,中国男人很怕老婆,“惧内”这种专门的词汇就用来形容这种现象,可见中国女性是十分强势的。传统礼教不允许女子抛头露面,而女子抛头露面往往发生在社会秩序紊乱、思想发生剧变之时。近七八十年来,诸多矛盾不断积累,致使接受新教育的人们思想无不产生剧变。他们这才充当起革命的主力军,主张建立共和政治,试图破坏传统五伦,摧毁原有社会秩序。
总之,外部刺激下产生的种族观念,加上内部的思想变迁,使人们对朝廷的恭敬基本消失殆尽,危机一触即发。因此,像现在这样革命一爆发就造成不可挽回的局势也属意料之中。不过,这种情况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在孔子倡导下形成的社会秩序是否会永久被打破却还是未知的。我认为,经过一段时期后,未来一定会出现对当今革命思想的反思。而且我的这种判断也是有据可循的。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略去不说了。虽然未来如何不得而知,但革命在当今中国愈演愈烈。幼年皇帝真的是生不逢时。清政府在人民心中的权威尽失。在长毛之乱时,地方官员大都誓死抵抗,如今却纷纷弃城而逃。清政府甚至不能像长毛之乱时那样严惩弃城而逃的官员。随着革命爆发,清政府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也是在所难免的。
秦良玉